规源法学家

1. 法学家的论述可以作为判案依据吗

1、法学家的论述可以作为裁判依据
2、民法中，在没有条文明文规定的时候，法学家论述可以裁判规范的身份成为判案依据。刑法中，法学家论述可以裁判规范的身份成为有利于被告人判断的依据。
3、无论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法学家论述都可以作为解释法律的依据
4、当法学家论述作为裁判依据时，它们最重要的功能是解释法律，通过解释的方式决定案件事实是否适用该法律规范，且这种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5、比如，刑法从来就没有明确规定四要件、三阶层等构成要件理论，但我们必须通过这样的理论才能判断犯罪是否成立，刑法也没有定义因果关系是什么，但必须通过因果关系理论才能肯定构成要件是否该当，刑法也没有定义什么叫“人”，但必须通过将人定义为他人的理论，才能判断出自杀不该当故意杀人罪……这些时候，法学家的论述都作为了判案依据。
6、我国长期以来由于僵化地认为法学家的理论没有法上的拘束力，导致裁判文书中很少见到法学家的观点，这就导致了裁判文书说理不明，缺乏说服力的情况发生，事实上，在境外，于裁判文书中直接大段引用法学家的论述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台湾某法学教授听说大陆判决书几乎从不引用学者观点时，以十分怀疑的语气疑问道“难道裁判文书不需要阐述该案情为什么要适用该法律规定的理由吗”“难道下判决不需要理由吗”
7、近一两年来，这种现状已经开始改观

2. 台湾除了王泽鉴还有哪些法学家

刑法有林山田，黄荣坚

3. 谈谈对一位法学家宪政思想的认识,题目,字数不限!!!古今中外皆可,谢啦!!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一生学缘极广，对众多社会科学学科都有研究和涉猎，且见解独到，特别是其法治理论中的公法思想，不仅对宪法学理论的诸多问题都有涉及，在某些方面所达及的深度与覆盖的广度甚至超过了今天的宪法学。但是，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研究视野投放在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李大钊一面，而作为法学家的李大钊却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其法治思想中的某些成分甚至未得到法学界的注意。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认真研究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宪政思想，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其思想理论体系构成，对加强执政党的法治意识与增强法律理论素养也不无裨益，其宪政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和宪法学理论研究也不乏可资借鉴之处。

综观李大钊的宪法思想，其宪政思想体系基本从属于资产阶级市民宪法。他将宪法视为自由的保障书，而不仅仅是革命胜利后的宣言。他对宪法精神的理解与把握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很大不同。后者的宪法原理主要建立在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基础之上，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理论体系。本文拟在回顾李大钊宪法学学术经历以及与社会主义宪法原理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宪政思想比较的基础上，历史地认识李大钊的宪法思想，以求得对其思想的客观与公正的理解与把握。

一

李大钊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曾系统地学习法律，较为全面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法治理论，后于1913年至1916年赴日留学，主攻法律，回国后至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较多地致力于宣传西方法治理论，特别是宪法学理论。其宪法学术经历主要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发表宪法学理论与政论文章；二是组织进行西方宪法学学术著作的译介；三是创办宪法学学会；四是创办宪法学学术刊物。

李大钊对宪法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阐发宪法学原理与针对时局的政论上。其研究阶段主要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1913-1916年。这期间，发表了《“弹劾”用语之解纷》、《论民权之旁落》、《一院制与二院制》、《论宪法干部权当属宪法会议》、《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欧洲各国选举制度考》、《各国议员俸给考》、《国情》等文。第二时期为1916-1917年。该时期，李大钊在《言治》、《宪法公言》与《甲寅》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宪法学理论和政论文章，主要有《国庆纪念》、《制定宪法之注意》，《省制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学会与政党》、《议会与言论》、《政论家与政治家》、《立宪国民之修养》、《受贿案与立宪政治》等文。第三时期为1918-牺牲。这期间，李大钊发表译著《精琦氏宪法论》，文章《普通选举》、《鲍丹的历史观》与《孟德斯鸠的历史观》等。

李大钊翻译了许多公法理论方面的译著，有的是直接关于宪法学学术专论，有的则是其中涉及宪法学理论方面的。其中直接关于宪法学研究的有美国学Jenks.Jeremiah.Whipple的《精琦氏宪法论》，间接关于宪法学内容的则有日人今井嘉幸的《中国国际法论》和中岛端的《支那之分割命运》。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统筹《支那之分》全书的翻译、写作、出版、发行事宜，同时也是主要翻译与撰稿人员。 ①

李大钊直接创办和参与宪法学学术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以推动宪法学的学术研究与宣传。主要有《言论》、《宪法公言》、《甲寅》与《晨钟》等，其中《言论》是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负责学会有关编辑出版方面的工作。《宪法公言》系北洋法政学会主办，于1916年10月1日出版，1917年1月10日终刊。其宗旨是制定理想的中华民国宪法而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反对投靠段祺瑞的以维护中央集权为主旨的进步党人的主张，政治态度与国民党基本一致。李大钊时任该刊的编辑之一。 ②这些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宪法学理论与政论文章，推动了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他还创建了法学研究学会，以组织学界同仁共同进行法学与宪法学研究工作。

通过上述活动，李大钊对一些宪法学基本原理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发与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宪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客观上为公民政府的立宪实践提供了学术基础。

二

李大钊宪政思想起点基于西方资产阶级市民宪法，由于其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法治理论，故对宪法原理与精神的把握带有很强的自由主义特征。这与其同一时期的思想特征在总体上趋于一致。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相比，由于后者较多地接受了社会主义宪法学原理，因此，李大钊对宪法精神与实质的把握与之相比有较大出入。从李大钊一系列宪法理论与政论文章看，他从抽象的宪法原理到具体宪政体上的制度设计都有思考，总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1.在宪法价值上，视宪法为自由保障书。作为自由保障书的宪法认识属于典型的西方现代宪法的核心原理。李大钊在多处论述宪法与自由的关系。在《国庆纪念》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间尝论之，宪法者自由之保证书，而须以公民之钤印，始生效力者也”。 ③“盖自由为人类生存之价值。……苟欲求善良之宪法，当先求宪法之保障充分之自由”。④“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今以专制护符之孔子，入于自由证券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⑤这些都表明他将宪法视为自由价值的体现。

2.强调宪法精神，注重形式宪法与宪法精神的协调及宪法生成的社会基础。这与毛泽东等人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李大钊很早就注意到形式宪法与宪法精神之间的区别。由于第一代领导人主要将宪法视为纲领性的政治宣言，与其后的宪法实践相联系，其对宪法的理解基本停留在形式宪法上。李大钊认为宪法是多种政治力量对抗的产物，如果某一社会缺乏相互对抗的政治势力，则宪法势必仅为某一政治势力的宣言，是将这一宣言强指为宪法的结果。“宪法之形式虽备于今朝，而宪法之精神则酿于革命旗翻、诸先民断头绝脰之日也。无识莽夫，以为宪法之根蒂，仅存于一纸空文之约法，何在不可以一人之任意摧残之。”⑥“盖衡平之宪法，成于对抗之势力。自两力相抵以维于横平之外，决不生宪法为物，有之则一势力之宣言，强指为宪法者耳。”⑦因此，宪法之善，“在乎广被无偏，勿自限于一时一域，勿自专于一势一体”，⑧以此方能容纳各种社会势力。他还对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政治势力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各种势力应“自节其无极之势力，容纳于政治正轨中”；从前相互抵制的各种势力“今当以绝大之觉悟，应时势之要求，至少须不拒正当异派势力直发生，稍进更宜自振独立之精神……舍迷途而趋于正轨也”：“昔滥用其势力，致遭败覆”者，应“绝痛之忏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速内其力与正轨”，否则，则有可能“催国命而躬蹈自杀”。⑨

3.在宪法功能上，认为宪法在于调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不可使一国宪法对各种社会势力蓄意防制。他认为，制定宪法时有“调和”与“抵抗”两规律不能违反，并且这两者“其用相反，其质相同”。宪法的实质是以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其用求得平衡。这与其后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认为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产物与结果有相同之处。不同的是，李大钊更加强调调和，特别是作为动态解决社会问题的宪法的调和作用。由于李大钊的寓意在于调和，所以，他认为如果一味抵抗，则各种政治势力无法在宪法中找到生存空间，则势必影响社会稳定。“国中有一部分势力，不得其相当之分于宪法，势必别寻其径以求达，而越轨之行为，必且层见而迭出”，⑩而宪法自身是没有力量制裁的，甚至有可能发生违背宪法的全部精神而将其根本推翻的后果，宪法也就没有能力与方法保持自身。如果有些力量在宪法中已有空间，而力量的增长终有一天不能见存于宪法，也不用担心。各种法外势力相敌相克，正可以保全宪法。“法外之势力能摧残宪法，法外之势力即能保障宪法”。 （11）11所以，单纯防制各种社会势力于保全宪法是无效的，关键在于依政治原理而指定“良宪”。果真如此，他日如有违宪而裁判的，则民众也不会不畏“戈矛之惨”，以血为代价而保障宪法。

4.在宪法形式上，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应在成文宪法中吸收不成文宪法的精神。一般宪法学理论认为，按是否有宪法典为标准，可将宪法分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但实际上，在当今各国宪法制度形式上，成文宪法国家在许多方面采纳了不成文宪法制度，以增强成文宪法的弹性与解决和适应社会现实的能力。如以宪法惯例作为宪法渊源之一，补充成文宪法在制度上的空白。李大钊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即使是在成文主义时代，不成文的精神“亦为制宪者不可蔑弃之精神”， （12）12并及时提醒制宪者予以注意。“制宪者须知今日制宪虽采取成文主义，而不可尽背不成文之精神也”。 （13）13由于不成文主义的特长“乃在性柔而量宏”，而英国宪法适当的“散漫无纪，合宜之参差不齐，使英人不避宪法编纂之劳，而以成文法典齐一之，则恐法典朝成而苏爱夕离矣！” （14）14而当时的中国正值政态万变，经营草创，制宪者如果害怕遗漏而详细列举，则条文烦琐，势必影响宪法的容量，“不能虚其量以多所容受”。 （15）15因此，他认为“与其于条项求备，毋宁于涵量求宏，较可以历久，而免纷更之累”。 （16）16

5.制宪权与宪法颁布程序。制宪权是宪法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于普通立法权。其基本内容是制宪权源自国民，为一国诸项权利之首，它与普通立法权除了在理念上有区别之外，还在于通过制宪程序以体现差异，以此标举制宪权的至上性，李大钊深明此理，针对宪法颁布权的归属究竟由大总统还是由宪法会议行使的争论，他从宪法与法律、造法与立法及宪法团体与立法机关等方面进行法理上的界分，以阐明宪法不同于普通法律，制宪权不同于立法权，制宪团体不同于立法机关，明确宪法的颁布权应属宪法会议，而不属于总统。这与我们今天宪法与宪法修正案的颁布是一样的。李大钊认为，①“宪法之与法律所以异者，以其为根本法，居至高地位也。而所以葆其至高之尊严，则必有其特殊形式以隆之。其特殊形式，恒表征于其制定之机关及其程序。机关有别，形式自殊；程序不同，效力乃异；高下强弱之分所由起也。故宪法者制定于特殊隆重之程序，力能变易法律；而法律者，则制定于普通简易之程序”。 （17）17大总统之权所能公布的仅为法律，非宪法也。②制宪权源自国民，与立法权有别。制宪为造法，而普通立法机关的活动为立法。“宪法与法律，形式上故有区异，而实质上其所以制定之权源，亦自不同。宪法之指定或修正其权基于国家主权之活动，至高无限，毫不受其他机关之约束，是曰造法。普通法律之议决其权基于宪法规则之赋予，有一定之权限，罔可逾越，苟有轶乎法外者，他机关可以防制尼止之，是曰立法”， （18）18立法权各国一般由议会行使，而造法权则因国而异。③基于上述区别，宪法制定和行使的机关也须加以判别。制宪和修宪的机关为宪法团体。通常情况下，普通立法机关中的两院组成宪法会议进行制宪，是立法机关临时“离其本位”而为宪法团体，“乃本国家总意之活动，而为主权所寄之结合”。 （19）19普通立法机关“乃遵宪法所界赋之权限，而为受宪法范制之机关”。 （20）20前后两者虽为一体，同为立法机关的议员，“而地位一变，性能立殊。于彼则为机关之议员，于此则为主权之分子。” （21）21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不能混淆的。所以，宪法公布的权力不属于大总统而属于宪法会议，是因为宪法会议乃主权所寄。大总统的权限受到宪法的限制，显然不能看做是主权的寄托，不能行使体现主权的宪法颁布之权。否则，总统公布宪法，就是“临于宪法之上”，“有子产母只嫌疑”。 （22）22

6.国家结构形式理论中的地方自治与民主主义、个人自由与权利等观念紧密相连，其形式表现为离心主义。国家结构形式是宪法理念的基本内容之一，涉及一国垂直方向的权力分配。从中国的政治实践来看，省制也是当时立宪的焦点之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央集权的权威不断受到挑战，军阀割据，酿成了无数战乱与祸患。因此，在国会制定宪法之时，朝野对国家结构形式给予了很大关注。李大钊也不例外，他在《省制与宪法》与《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等文中集中从理论和各国实践两方面论证了不同国家的中央地方关系，将中央地方关系中的地方自治一面视为伸张个性、恢复自由，与民主主义理念相连，在形式上表现为离心主义，将中央地方关系中的另一面集权视为专制，是少数人压制多数人的权利，在形式上表现为向心主义。“中央集权之语即本此向心主义而言，而自治、民治云者，亦即基于离心主义以与之对立而反抗也”。 （23）23“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陵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依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 （24）24从李大钊对相关问题的认识看，他倡导自由与个人权利，而既然自制与离心主义是个人自由的表现，因此，他“愿东方之政治时局，稍顾世界离心主义之大势而自觉醒焉！” （25）25他还以美国为例，进一步论证了一国政治制度在设计上如何体现其离心主义与向心主义。“其立法部非与地方无何关系纯为中央政府之机关，乃厉害关系常冲突之各地方代表机关也”，但这样势必不能“超乎地方之利害为美国全体谋福利”， （25）25这也不是“美国宪法指定者之所期”， （27）27“而其大总统则以全国为选举区而依国民之普通投票所选出者，为足代表其国民，为能超乎各地方之厉害关系，为美国全体某利益”。 （28）28

7.立宪政体。立宪政体须有一定的制度设计，如议会、选举、议员、元首制度及彼此关系等。李大钊不仅在宪法价值与功能上进行研究论证，还具体考察各国的立宪政体，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一院制与二院制的讨论中，他从产于英国的议会制度及其后该制度的流变史中讨论两种制度的弊端，总结了二院制的各种学说，如反射国民说、议政慎重说与调和冲突说。 （29）29他指出，议会制度与选举法有关联之处，不可单凭其优劣而进行取舍，主张中国应该采取一院制。“吾虽主张一院制，而与选举法殊有关联之处，以吾国民今日普通程度，决不足以图共和之治，故一院制之初行，必与选举制度之间接选举、限制选举相辅佐”。 （30）30法国虽实行两院制，“自有其特殊之原因”。由于当时我国未实行直接普通选举，所以，不能不顾选举制度而实行两院制。

立宪政治的精神离不开选举制度。李大钊没有忽略这一点，他进一步考察各国选举制度，总结并指出选举制度的发展趋势为普通直接选举。他指出“立宪政治之精神，权舆于选举制度，故从立宪政治之进运，而选举权界赋之范围亦日益扩张以达于均谱”。 （31）31其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范围涉及英国、法国、德意志、普鲁士、奥地利、瑞士、西班牙、瑞典、挪威、丁抹和比利时。此外，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李大钊还从学术渊源上考察“弹劾”、议员的薪俸、议员在议会中的言论、元首权力与法律颁行程序等问题，为我国当时制定宪法和相关制度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8 .反对孔子入宪。李大钊参与了制定宪法的讨论，是孔子入宪的激烈反对者，认为孔子入宪将束缚自由，是帝制的先声。袁世凯提倡尊孔，并将这一行为反映在立宪活动中。在起草《天坛宪草》的过程中，进步党议员提出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写进宪法，随后引发了对该问题的争论。这一争论演变到最后，就是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32）32写进宪法草案。袁世凯死后，1916年8月，在国会继议宪法草案过程中，对该问题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国会继议《天坛宪草时》，李大钊写下了《孔子与宪法》、《宪法与思想自由》等问，认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的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的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如果将孔子入宪，则这样的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将为束缚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 （33）33这一举动有可能成为“专制复活之先声也”。“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于其性质之事实。” （34）34他建议于国会二读时，删去此项，以全宪法之效力。

三

上述研究表明，李大钊对宪法学理论的研究与思考既切中宪法原理和核心，又不一味地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宣传与介绍上，而是密切注意、结合当时中国的立宪活动与政治实践，有感而发，有感而议，所以，观其文理，其观点所及之处，不仅与法理相符，又别具一番清醒与透彻。他不仅注重宪法学的基本原理与价值，还特别注意宪法生成的社会基础与具体的立宪制度。如他对宪法价值、宪法精神、宪法形式、宪法功能、制宪中央与地方关系、立宪政体及孔子入宪等问题的看法，都直指问题的实质与要害。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上进行思考和研究依然不乏参考价值，且其研究的视域之广与学养之深，有些也是今天的学人所难及的。

当然，李大钊的宪政思想无法超越历史。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李大钊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较深，注重个人自由与权利，重调和而不是革命，故其宪政思想也基本与此相适应。这也决定了其宪法原理的某些局限性。其一，其宪政思想基本上隶属于资产阶级市民宪法体系，对于社会主义宪法理论则几乎没有涉及，没有以其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认识工具分析资产阶级宪法原理的局限性，勾勒出社会主义宪法原理的基本价值属性。因为至其牺牲之时，苏联已于1918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当然，这对于李大钊属于求全责备。）其二，其对西方宪政思想的研究与宣传表现出该时期他的主要热情与希望寄托于实行真正的立宪政体与训练立宪国民的修养上，幻想以和平方式完成“新与旧”的替换，也显示出其与当时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对人民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如《言治》第一期所载周国蘅的文章《警告国会议员》一文中指出：“同人等组织《言治》杂志以正式国会成立之日为诞生发现之日，是《言治》杂志与正式国会与正式政府必有绝大之连接关系，无限高尚之希望存于其间，不可以不视，不可以不言”。 （35）35他受梁启超与章士钊等人调和思想的影响，曾一度反对以武力推翻袁世凯。及至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人的国会议员资格后，李大钊还希望进步党与国民党联合组成“政治对抗力”，在法律范围内同袁世凯的专制相抗衡。 （36）36其三，李大钊虽对宪法学及宪法现象有较深的认识，对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宪法学理论体系。但难能可贵的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虽然其彻底放弃[①]了对国民党的幻想，致力于组建新政党，以新秩序代替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理想，但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李大钊并没有完全放弃旧有法治与宪政理论的积累，而是将这一知识体系以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进行了重新与更为深刻的阐释。这一点，可以在其1924年撰写的《鲍丹的历史观》与《孟德斯鸠的历史观》等文章中窥见端倪。其四，反对孔子入宪固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即恐袁世凯以此行专制，又符合当时绝大多数国家宪法的常例，即国家与宗教、宪法与教育分离。但由于此时的李大钊主要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宪法原理与思想，故其仅仅注意如何以宪法作为治国的良策政治的基础，而不仅注意这一外来文化如何与本国固有文化对接，即宪法的民族化与中国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问题，以及作为宪法模式的文化宪法的价值。因此，与今天我国宪法中的精神文明规定、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方针也有抵触之处。

P> 对李大钊法治与宪政思想的研究，除了可以展现共产党人李大钊全面的理论修养，使我们得以确立其更加丰富立体的个人形象之外，对于今天执政党加强依法治国也有良多启示，即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建设中，执政党自身的法治与宪政理论素养的完善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时隔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追思李大钊其人其言其行，除了缅怀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业绩之外，其宪政思想的闪光之处读来也令人掩卷唏嘘，其意难平，不仅慨叹其丰富的法律知识与理论素养未能在革命成功之后效力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所幸的是，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国家的建设目标，党中央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认真接受法制教育，表现了共产党人面对现实的非凡勇气与依法治国的诚意，而先贤与革命先驱的智慧也终将不被埋没，而为行动纲领所借镜。如此，不仅李大钊一生践履的“铁肩担道义”后继有人，而“妙手著文章”也冲破历史的尘埃，光照后世。此诚之为慰也。

4. 法学家与法律家的区别

一般来说，法学家主要是指法学教学与科研领域的杰出人士，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内国社会科容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等；法律家则是指法律实物领域的杰出人士，他们集中在政法委、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国家安全局、司法局、武警部队、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公司法务部等法律实务部门。不过一般能获得法律家称号的多是法官。

5. 中国古代的法学家有哪些

1、李悝

李悝（前455年—前395年），嬴姓，李氏，名悝，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战国时期魏国大臣、政治改革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

早年师从子夏，魏文侯以为相国，主持变法事宜。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增强产量。国家在丰年以平价购买余粮，荒年以平价售出，以平粮价；主张同时播种多种粮食作物，以防灾荒。

政治上，实行法治，废除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奖励有功国家的人，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国。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成《法经》，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现已失传。

2、士匄

士匄（gaì），祁姓，士氏（按封地又为范氏），名匄（范匄），谥号宣。范文子士燮之子。又称范宣子。中国春秋时代晋国法家先驱，军事人物，政治人物。

出生于晋国名臣大将之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熏陶，家族的门望也为他的仕途铺平了道路，使这位历史名臣在晋悼公时就较早地登上了晋卿之位，担任中军佐，为悼公建立霸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3、赵鞅

赵简子，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领袖，原名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之孙。晋昭公时，公族弱，大夫势力强，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致力于改革，为后世魏文侯李悝变法、秦孝公商鞅变法和赵武灵王改革首开先河。

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改革家。战国时代赵国基业的开创者，郡县制社会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先秦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其子赵无恤（即赵襄子）并称“简襄之烈”。

6. 法学名人

古罗马五大法学家

公元 426年颁布并在东、西罗马帝国同样生效的《引证法》正式承认盖尤斯、J.保罗（？～约222）,D.乌尔比安（约170～228）、A.帕比尼安（约150～212）和H.莫迪斯蒂努斯（？～约 244）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并规定凡法律问题未经明文规定的，悉依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加以解决；如他们的解答并不一致，取决于多数；人数相同时则以帕比尼安的解释为准。 1、盖尤斯（约公元130～180年），罗马帝国前期著名法学家，代表作为《法学阶梯》，该书是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文献，成为查士丁尼编纂同名法典的范本。 2、帕比尼安（约公元140～212年），帝国前期罗马的著名法学家，担任过申诉官、帝国高级法院院长和被认为是副皇帝高位的近卫都督之职，行使军事和司法大权。其代表作有37卷《法律问答集》、19卷《解答集》、19卷《解说书》。其学说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直至4世纪，君士坦丁皇帝仍命令属下整理他的学说。在《学说引证法》中并明确规定，在五大法学家的意见相左时，以帕比尼安的学说为准。 3、乌尔比安（约公元170～228年），担任过帝国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帝国议事会成员，近卫都督，做过皇帝的法律顾问。乌尔比安是公认的古代罗马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是罗马法学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摘录的9142段法学家的著述中，其中乌尔比安的著作就有2464段。最先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也是乌尔比安。
4、保罗（约公元222年去世），担任过帕比尼安法院的陪审法官，最著名的著作是关于告示的80卷注释书，在《学说汇纂》中摘录了他的2081段作品。
5、孟代斯梯安（又译为莫迪斯蒂努斯，约公元244年去世），是乌尔比安的学生，也是五大法学家中名气最小的一位。《学说汇纂》中有关他的著作，只有344段。

马克昌，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著名法学教授、博导马克昌
1926年8月生，河南西华县人，法学家。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后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师从前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洛娃教授专门从事刑法学研究。1952年返回武汉大学任教。曾于1977年受委托担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吴法宪的辩护人，并参加过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工作。现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与人大高铭暄教授合称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曾任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长和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名誉理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法学学科小组成员等职。独著的《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主编的《犯罪通论》和《刑罚通论》分别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主编的《经济犯罪新论》获中国图书奖；任主编之一的《刑法学》和副主编的《中国刑法学》分别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和特等奖；主持完成的“着重提高研究生素质，培养刑法学高层次人才”项目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中国著名法学家赵中孚
1929年7月出生。1947年汇文中学毕业后考入朝阳大学法律系。1949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主办的学习队、中国政法大学三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本科、研究生班学习。1950年冬开始在民法教研室任教，历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民（商）法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院务委员会暨学位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暨民商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暨深圳仲裁分会仲裁员、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河北省人大常委法律咨询委员会成员、北京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贵州大学法律系兼职教授、天津民主法制建设研究中心学术指导、中国行为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在半个世纪的教学岗位上，为校内外本科、研究生、高级法官班、台港澳律师培训班、香港树仁学院和城士大学等不同层次的学员讲授系统或专题的多门民商法课程。参加我国民法典（第2、3次）、民法通则、企业破产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等法律的起草、研讨或建议。培养了本专业的硕士40余人，联合培养博士5人，单独培养包括港台和外国在内的博士19人，指导尚未答辩的博士生20人。先后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博士点项目和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

中国著名法学家韩德培，法学界最年长的明星
“中国当代法学10人”中惟一存世者 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方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律科学。在《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然而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作古，今天惟一健在的只有韩德培老先生，至今仍在为之辛勤耕耘。
2000年1月8日，武大为韩德培先生举行了隆重的九十华诞纪念活动和法学思想研讨会。
2009年5月29日晚9时，一代法学泰斗与世长辞。
武汉大学将在2009年11月隆重举行“韩德培教授百岁华诞暨武汉大学法科恢复重建30周年庆祝活动”

1.史尚宽先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的法学家，不仅从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担任了民国时期的"立法委员"、"考选部部长"等职务，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余复从事著述"，涉猎的领域广泛，几乎包含了法学的大部分领域，其中主要有民法、刑法、宪法、行政法和劳动法等。
2.商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学家之一，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功臣之一。
3.张释之（生卒年不详），字季，汉南阳郡堵阳（今南阳市方城县）人。西汉廷尉，中国历史上著名法学家。公元前179年，被选为骑郎，后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司法事务的最高审判官。他处理案件深究事理，不枉不纵，不偏不倚，敢于用法律去限制包括皇权在内的一切特权，提出了“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4.韩 非： 河南新郑人，战国后期著名的法学家、思想家、散文家，法家的集大成者。
5.肖蔚云先生是中国著名法学家，192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留学苏联4年。先后担任香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是北京法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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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古罗马五大法学家的五大法学家

1、盖尤斯（约公元130～180年），罗马帝国前期著名法学家，代表作为《法学阶梯》，该书是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文献，成为查士丁尼编纂同名法典的范本。
2、帕比尼安（约公元140～212年），帝国前期罗马的著名法学家，担任过申诉官、帝国高级法院院长和被认为是副皇帝高位的近卫都督之职，行使军事和司法大权。其代表作有37卷《法律问答集》、19卷《解答集》、19卷《解说书》。其学说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直至4世纪，君士坦丁皇帝仍命令属下整理他的学说。在《学说引证法》中并明确规定，在五大法学家的意见相左时，以帕比尼安的学说为准。
3、乌尔比安（约公元170～228年），担任过帝国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帝国议事会成员，近卫都督，做过皇帝的法律顾问。乌尔比安是公认的古代罗马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是罗马法学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摘录的9142段法学家的著述中，其中乌尔比安的著作就有2464段。最先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也是乌尔比安。他曾给法学下过定义：法学是神事与人事的知识，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学问。
4、保罗（约公元222年去世），担任过帕比尼安法院的陪审法官，最著名的著作是关于告示的80卷注释书，在《学说汇纂》中摘录了他的2081段作品。
5、孟代斯梯安（又译为莫迪斯蒂努斯，约公元244年去世），是乌尔比安的学生，也是五大法学家中名气最小的一位。《学说汇纂》中有关他的著作，只有344段。

8. 法学家对法律规范进行的解释称为什么

法学家的解释是非正式解释，学理解释，无权解释，任意解释。
非正回式解释又称无权解答释或者无效法律解释，是未经授权的机关，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机构以及公民对法律规范所做的解释，基本特点是该解释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包括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
学理解释是指由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对法律规范所进行的解释。
任意解释是指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对法律法规按自己的理解所做的说明。
法学家既属于学术团体内，又属于公民个人，综上，可同属四个解释。

9. 列举，著名古代法学家

德国著名的法学家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亡，宗教随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帝国不仅在当时成就了并远播了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罗马法，而且，整个中世纪西欧法学智识的发端与发展就是一部罗马法的诠释与发展史。在古代罗马遗留给后世的诸多遗产中，罗马法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其影响逾千年而不衰。

以历史的长时段锻造罗马法。正如罗马城不是一天造起来的一样，罗马法也不是一夜之间骤成的。从公元前451年至前450年间的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的问世，到公元530年至533年完成的《国法大全》中的《优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为止，罗马法历经了一千余年的发展。它从最初一种狭小和简陋的农村共同体的法，发展成一种强大的城邦国家的法，进而发展成一种帝国的法。罗马法的发展与完善，有赖于多项因素，撇开政治的、经济的这些宏大的背景性的动因不论，仅就法本身来看，在一千余年的时间跨度中，罗马法从粗陋质朴走向精细缜密，有赖于法学家穷经皓首地著书立说，亲力亲为地解答、撰约、协助诉讼，条分缕析地对每一项法律规则的讨论与争鸣；有赖于裁判官通过拟制诉讼和扩用诉讼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拟制某种法定要素，或参照已有的法定诉讼形式，对社会中新衍生出的而立法又来不及规定专门的司法救济手段的情况和关系，以具体、灵活、变通的做法提供司法保护，以至于裁判官法成为市民法的活的声音；还有赖于普通社会民众的参与与推进。可以说，罗马法诸项法律规则的形成，发端于当事人对纠纷的提起，确定于裁判官的裁决与处理，抽象化、理论化于法学家的著述。由罗马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理念乃至法学传统的形成，必须假以时日，不可能百十年间一蹴而就。在一千多年的时光流转中，那些对日常生活的持之以恒的关注，那些对因社会变迁而引发的新问题、新挑战的不断的回应，那些对司法实践的一再的审慎的反思，最终沉淀为了一种规则体系、一种逻辑体系和一种意义体系。不夸张地说，罗马法系积千年人类生活经验和理性智慧锻造而成的。

以追求艺术的精细与完美之心雕琢罗马法。古代罗马法并不单纯是法条文本、皇帝敕令或法学家的解答与著述的集合物，超乎文本和法典之上的是法的精神与法的理念，从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发现，罗马人不是仅仅把法律作为经时务世的技术工具，而是将法律作为体现了一定价值观念的艺术来对待的。公元1世纪初期的法学家P?J?塞尔苏斯定义道：“法（ius）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注称：善良指合乎道德，公正即合乎正义。由此又引申出，“法”当是符合正义的。乌尔比安指出：法律是关于神和人的学问——是关于公正和不公正的科学；法的箴言不是别的，就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这些是古代社会对法和法学最精练的概括与说明。由此，有学者断言：“罗马法是欧洲文化史上最伟大的精神力量之一”（萨拜因）。

罗马法的实践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一面，体现在流传甚广的诸多法律格言中。这些法律格言涉及各个方面。在法的一般理论方面的格言有：法不是针对个别人的，而是为所有人普遍创设的；法律应当能被所有人理解；通晓法律不在于了解它的文字表述，而在于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违反法律原则的规定不应得到因循；习惯是法律的最好解释者；法则产生于事实；对法的不知是不可原谅的；任何人不得通过损害他人的方式为自己获利；行使自己的权利以不损害他人权利为限等。在刑法方面的格言有：刑罚应当成为对人的改造；法律考虑激愤者，激愤者却不考虑法律（指刑法一般对在激愤状态中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减轻处罚）；疑罪从无；任何人均无义务指控自己有罪等。在私法方面的格言有：公法不得被私人简约变通；契约起源于意愿，随后变为必须遵守的义务；和解协议相当于已决案；不得要求任何人履行不可能的给付；不得推定任何人遗弃自己的财产物；不情愿者之间缔结不了婚姻等。在程序方面的格言有：诉讼只不过是通过审判获取应得之物的权利；没有原告就没有法官；法官不得自动审判；审判员不得审理与己有关的案件；法官只知法，事实须证明；举证的义务由主张者而不是否认者承担；一目了然之事无须证明；单一证据不能证明，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可以证明；判决应当与请求相对应；一事不再理等。我们还很难发现其他哪个民族有如此丰富的法律格言。而且，这些格言不是类似于我国古代宋、明、清时期的律学读本或讼师秘本中的仅仅是方便记诵的法律歌谣，而是对法律规则高度浓缩化后的艺术锤炼的结晶。今天，透过这些格言，我们仍能够领略到规则背后的信念。今天，也仍有法学家坚持这样的见解：“在任何时代中，法的确定性都是通过如下方面得到保证：一是法律艺术，它居于统治地位；二是法学，它的任务局限于形成法的技术因素……；三是立法，它相对于法学只能居于次位，其任务是构成法的政治因素。”（

10. 罗马帝国五大法学家的法律思想以及主要贡献

公元 426年，《引证法》正式承认盖尤斯、J.保罗、D.乌尔比安、A.帕比尼安和H.莫迪斯蒂努斯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具有法律效力；并规定凡法律问题未经明文规定的，悉依五大法学家的解答加以解决；如他们的解答并不一致，取决于多数；人数相同时则以帕比尼安的解释为准。
1、盖尤斯（约公元130～180年），罗马帝国前期著名法学家，代表作为《法学阶梯》，该书是唯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古代罗马法学家的文献，成为查士丁尼编纂同名法典的范本。
2、帕比尼安（约公元140～212年），帝国前期罗马的著名法学家，担任过申诉官、帝国高级法院院长和被认为是副皇帝高位的近卫都督之职，行使军事和司法大权。其代表作有37卷《法律问答集》、19卷《解答集》、19卷《解说书》。其学说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直至4世纪，君士坦丁皇帝仍命令属下整理他的学说。在《学说引证法》中并明确规定，在五大法学家的意见相左时，以帕比尼安的学说为准。
3、乌尔比安（约公元170～228年），担任过帝国高级法院法官助理、帝国议事会成员，近卫都督，做过皇帝的法律顾问。乌尔比安是公认的古代罗马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是罗马法学的集大成者，查士丁尼的《学说汇纂》摘录的9142段法学家的著述中，其中乌尔比安的著作就有2464段。最先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也是乌尔比安。
4、保罗（约公元222年去世），担任过帕比尼安法院的陪审法官，最著名的著作是关于告示的80卷注释书，在《学说汇纂》中摘录了他的2081段作品。
5、孟代斯梯安（又译为莫迪斯蒂努斯，约公元244年去世），是乌尔比安的学生，也是五大法学家中名气最小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