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先立法

Ⅰ 先诉抗辩权的各国立法

中国《担保法》第17条第3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1）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3）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的。
先诉抗辩权固然是为保护保证人的利益而设置的，但是为了避免给债权人带来不利，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民法典均明文规定了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的情形，对其加以限制。下面详细解释中国《担保法》第17条第3款规定的在下列情形下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
1.债务人住所变更，致使债权人要求其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的。这一情形的构成要件有三：（1）须债务人的住所发生了变更，这是前提条件。此之“住所”，如果是自然人，则以其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为住所（《民法通则》第15条）。如果是法人，则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公司法》第10条）。住所发生了变更，既可以是从国内迁移到国外，也可以是从某一外国迁移到另一外国，还可以是在国内由某一辖区迁移到另一辖区。（2）须债务人住所的变更发生于保证合同成立之后，这是时间要件。如果保证合同成立前，债务人的住所早已变更，那么就应当以当时的情况为准，而绝不能成为以后排除先诉抗辩权的理由。（3）须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发生重大困难，这是实质要件。 2.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中止执行程序的。
3.保证人以书面形式放弃先诉抗辩权的。先诉抗辩权是保证人的一项民事权利，因而既可以行使，也可以抛弃。抛弃可分为预先抛弃和事后抛弃两种。预先抛弃有三种方式：（1）在一般保证合同中预先约定保证人不行使先诉抗辩权；（2）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纵未载明放弃先诉抗辩权，也可解释为有放弃先诉抗辩权的意思表示；（3）在保证合同中未载明承担何种保证责任时，按照《担保法》第19条的规定，亦可视为放弃先诉抗辩权。 现代各国立法虽都承认在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但先诉抗辩权的行使往往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限制由于各国的立法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
《德国民法典》第773条规定：“（1）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先诉抗辩权消灭：1。保证人放弃抗辩权的，特别是保证人作为自身债务人承担保证的；2。在承担保证红藕，因主债务人的住所、营业场所或居所发生变动致对主债务人追诉发生重大困难的；3。对主债务人的财产开始破产程序的；4。可以认定对主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仍不足以清偿债权人的。（2）在有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情形下，如果债权人能够从对主债务人有质权或留置权的动产取得清偿是，允许有抗辩权。”
《法国民法典》第2021条规定：“仅在债务人不履行其债务时，保证人始对债权人负清偿责任。债权人应先就债务人财产进行追索，但如果保证人放弃先行追索抗辩，或者保证人与债务人负有连带责任时，不在此限。”由此得出，保证人放弃先行追索抗辩，或者保证人等债务人负有连带责任时，保证人不得行使先诉抗辩权。
《瑞士债务法》第495条规定：债权人仅于保证契约成立后，因主债务人破产，破产缓期，债权人为必要注意之追索并做成损失证书，主债务人将其住所迁往国外致无法在瑞士为请求，或因将住所迁往国外，致权利追诉发生重大困难时，始得向保证人请求支付。

Ⅱ 杜马是什么意思

“杜马”一词，是俄文（дума）音译，意为“议会”。

1905年爆发革命运动后，沙皇尼古拉二世为缓和政治危机，于同年9－10月间宣布召集“国家杜马”，赐予一定权力。1906年和1907年，产生了第一、第二届国家杜马，但随后不久就被解散。

后来又产生了第三、第四届国家杜马，其权力都不大，但名义上是国家的议会。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立了“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1993年，俄罗斯又恢复了“国家杜马”。

现代国家杜马

俄罗斯国家杜马是俄罗斯联邦议会的下议院，而上议院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在93制定新宪法后，其中第95条规定杜马有450个席次，依据第96条每四年改选一次，在08年年底改为五年一届。

在1993年、1995年、1999年以及2003年一半的席次采比例代表制，另一半采单一选区选举，然而在07年杜马选举采用新制度，全部450个席次全部改为政党比例制，依据宪法第97条俄国公民需年满21岁才能角逐杜马议员的选举。

以上内容参考网络-俄罗斯国家杜马

Ⅲ 如何理解程序在法治中的重要作用

第一，限制程序义务人的主观随意性。由于程序的设置，当事人（程序义务人）没有选择行为手段的自由。当程序所预先确定的要件成就时，程序义务人必须按照程序的规定作出既定的行为，而无法利用手段选择的自由随意加速或者阻挠程序目标的实现。由于程序具有限制义务人主观随意性的特性，因而常被用于规范程序义务人的行为，防止程序义务人滥用或越出他所拥有的权力或权利。

第二，保证效率最高的手段。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所选择的手段在效率上有高下优劣之分，这取决于当事人的知识、能力、经验等。如经过总结、比较和筛选，事先运用程序将最具效率的手段固定下来普遍推行，则即便当事人的知识、能力和经验有欠缺，也能保证选择效率最佳的方案，多快好省地达到程序目标。

第三，维护和促进手段的正当性。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遗害无穷，为此，程序的预定者需要综合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将体现了必要正当性的手段（在效率上可能并非最优）上升为程序，使之成为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手段，从而排斥其他正当性不充分或者不正当手段的适用，以期通过程序的正当性来保证结果的正当性。如禁止使用非法取得的证据即为通过程序规则维护调查手段的正当性而不惜牺牲调查效率的一个例子。

第四，运用程序阻碍实体目标的实现。程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用来促进程序目标的实现，又可起到阻碍与特定程序相联系的实体目标实现的作用。程序的设计者如将成本高、难度大、耗时长的手段上升为规范化的程序即可为实体目标的实现设置一道“程序壁垒”，阻碍程序目标的实现。

Ⅳ 跪求法国1840~1848年历史

波旁王朝复辟（1814-1848） 包括7月王朝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1852）
1848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成立临时政府。2月25日共和国宣布成立。4月23日选举制宪议会，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的议会，温和共和派占多数。5月9日成立执行委员会代替临时政府。6月22日执行委员会下令解散国家工场，引起工人不满，23日工人起义。24日l.-e.卡芬雅克将军被授予独裁权，残酷镇压起义。卡芬雅克于28日担任共和国的行政首脑。11月，制宪议会制定共和国宪法，确立立法和行政分立原则。由750名议员组成立法议会，任期3年。总统 任期4年,掌管行政权，任免部长与颁布法律，支配武装力量，但不亲自指挥部队，也无权解散或延长议会。议会和总统皆由男性公民直接普选产生。参政院由议会任命，它预先审定政府的法案，并监督行政机构。12月10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见拿破仑三世）当选总统。1849年5月13日选举立法议会，以保王派和天主教教士为核心的秩序党获多数席位。宪法规定总统不能直接连任，波拿巴要求修改宪法，立法议会多数反对。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建立专政体制。1852年12月2日宣布成立帝国，波拿巴被封为皇帝，称拿破仑三世。第二共和国告终。

Ⅳ 法的局限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1、
法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法的一种
法不是社会调整方法的唯一方法。除法律规范外，还有政策、纪律、规章、道德及其他社会规范，还有经济、行政、思想教育等手段。就建立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而言，法是十分重要的方法。但在某些社会领域和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法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法。
2、
法作用的范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
在社会生活中产并非什么问题都适用法律。社会关系的主要、重要方面需要法律调整，其作用非常广泛，涉及的范围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不少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领域采用法律调整是不适宜的。
3、
法的作用不可能涵盖整个生活
社会生活是具体的、形形色色的、易变的。而法律一旦制定颁布后就具有稳定性。法律不能频繁变动，更不能朝令夕改。否则就会失去权威性和确定性。所以在立法时不可能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法的作用还存在一定的空隙和一定的不适应性。
4、
法的作用在实施过程中所需要的人员条件、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法的作用是不能启动的
如果没有具备良好法律素质和职业道德的专业队伍，法律再好法的作用也难以发挥。人们和社会的精神条件和文化氛围、权利义务观念、程序意识等都直接制约和影响法的作用的发挥。至于物质条件对法的作用的发挥制约和影响就更为重要了。这就是“徒法不能自行，徒善不能自省”。

Ⅵ 在新闻中总听说俄国杜马！

俄国国家杜马
国家杜马(1906—1917年)是俄国的议会式全国代表机构。二十世纪初期，由于俄 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加强，特别是1905年革命的强大压力， 迫使沙皇召开立法性国家杜马。沙皇政府企图借助国家杜马，拉拢资产阶级，扩大统 治基础，消弭革命。国家杜马的活动，引起了国内社会政治生活条件的变化，对俄国 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国家杜马的形成

杜马 (Дyma)一词在俄文中原意是思想、思维，后又引申会议之意。约十世纪出 现的波雅尔杜马，是最早以该名称命名的机构，它最初由王公、侍从和地方贵族组成， 后渐成为从属于沙皇的最高咨议机关，1711年被取消。在波雅尔杜马存在时期，沙皇 经常不召集全体会议，而仅与亲信商讨国事，这就是史籍所称的“近臣杜马”或“枢 密杜马”。另一曾以“杜马”命名的机构是1785年设立的城市杜马，它是市政管理机 关，一直存在到十月革命前。 自十九世纪开始，由于农奴制的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沙皇专制制度受到冲击。 1809年，御前大臣斯佩兰斯基受命起草了国家制度改革计划草案（即《国家法典概论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由选举代表组成的国家杜马和地方杜马的设想，但未能 实现。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改革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一股所谓政府立宪主义的潮流， 即主张根据代表制原则改革国家制度。但在八十——九十年代，俄国进入了“反改革” 时期，反动贵族、农奴主提出要彻底纠正废除农奴制的“错误”，致使建立全国性代 表机构问题仍悬而未决。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有了更大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动，资 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国家职能的复杂化，特别是1905年革命的爆发，迫使沙皇政府不 得不重新考虑并着手改革国家制度。 1905年“流血星期日”以后，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沙皇统治集团在决策上出现分 歧。2 月18日，沙皇事先未通知大臣便颁布诏书和敕令。诏书斥责“狂妄无知、心怀 不轨的叛乱活动的领导者胆大妄为”，图谋“摧毁现在国家制度……建立新式的国家 管理制度”。敕令却赋权机关和个人，可“就完善国家公共事业和改善人民福利问题 ”提出建议，并通过大臣会议“直接上达”沙皇。两个文件使参加御前会议的大臣委 员会的成员们困惑不解，因而一致通过了给内务大臣布里根的沙皇谕旨。其中宣布要 “吸收”居民代表“参与立法建议的预先制订和讨论”，即许诺建立人民代表机构， 为此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布里根主持讨论有关问题并制订相应法律。同一天颁布 的这 3个文件，尽管内容抵牾，目的却是一致的，即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延长专制 制度的寿命。 1905年春夏，革命运动的发展更加迅猛，全国 1/5以上的县份爆发了农民骚动， 罢工人数5月达36万，罗兹罢工在6月转为武装起义，同时发生的“波将金号”巡洋舰 起义表明军队也已卷入革命运动之中。在这种形势下，沙皇政府被迫加快改革步骤。 布里根委员会的草案，经大臣会议讨论后，于 7月提交御前会议最后审议。8月6日， 正式公布《国家杜马章程》和《国家杜马选举法》，并同时颁布了沙皇诏书。专制制 度不可动摇是所谓“改革”的先决条件。沙皇宣布：“在规定专制权力实质的《俄罗 斯帝国根本法》不容侵犯的条件下，朕认为有必要建立国家杜马，批准杜马选举法， 并使该法在全帝国范围内生效”。关于杜马的性质，《国家杜马章程》第1条规定： “国家杜马为预先制订和讨论立法建议而设”，诏书则明确指出：国家杜马是“国家 最高机构中的一个特殊的立法咨议机关”。《国家杜马选举法》将选民分为土地所有 者、城市和农民 3个选民单位，并规定了高额的财产资格及其他限制，如土地所有制 选民须拥有100—800俄亩土地，城市选民须拥有价值1，500卢布的不动产等，这样便 剥夺了绝大部分居民的选举权。这一拟议中的杜马史称“布里根杜马”，它只是人民 代表机构的一个粗制滥造的赝品。布尔什维克无情揭露了其欺骗实质，提出“打倒咨 议性杜马”、“召集立宪会议”的口号。全国掀起抵制浪潮，布里根杜马夭折在襁褓 之中。 10月开始全俄政治总罢工，参加者除工人外，还包括学生、教师、职员、工程师 和医生等，近 200万人。革命运动势如破竹，全国陷入瘫痪状态，沙皇制度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10月 9日以后，尼古拉二世多次召见大臣委员会主席维特，就国内局势进 行磋商。迫于形势，尼古拉二世于10月17日签署了维特起草的诏书，并和维持的奏折 一起立即公布。诏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根据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言论、集会及 结社自由的原则，赐予居民以公民自由权；第二，吸收迄今仍没有选举权的阶级参加 杜马，并按重新规定的立法程序逐步实行普选制；第三，未经国家杜马的批准任何法 律不得生效，保障人民选举的代表有可能实际监督政府机关的活动。 十月十七日诏书的颁布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结果，正像列宁所说： “沙皇的让步确实是革命极其伟大的胜利”。当然，立法杜马与无产阶级提出的“民 主共和国”、“立宪会议”的要求有天壤之别，“自由”的许诺还仅是一纸空文。更 重要的是，十月十七日诏书只是沙皇制度在全俄政治总罢工的沉重打击下被迫作出的 退却，沙皇制度远未摧垮，而是在等待时机，准备重新扑向革命。布尔什维克号召无 产阶级坚持斗争。12月，在莫斯科、哈尔科夫等地爆发武装起义，无产阶级与沙皇制 度展开殊死战斗。 在残酷镇压工人起义的同时，沙皇政府于12月11日颁布了新的《国家杜马选举法》。 新选举法允许工人参加选举，为此在原布里根选举法规定的 3个选民单位之外，又增 加了工人选团，城市选民范围也有所扩大。但这一选举法的性质仍是反人民、反民主 的。第一，没有实行普选制。所有的妇女、学生、未满25岁的青年，现役军人和游牧 民族均被剥夺选举权。第二，选举是不平等的。土地所有者选团由2千名选民中产生1 名复选人，而城市、农民和工人选团则分别由7千、3万和9万名选民中产生1名复选人， 即地主的1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的3票，农民的15票，工人的45票。第三，选举不是直 接的。大地主和城市选团是两级选举。工人和小土地所有者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 级选举。第四，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而是受到政府、警察的严密监视。国家杜 马代表总数规定为524人。 1906年 2月20日，沙皇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杜马章程》。关于国家杜马的构成， 《章程》规定：杜马代表由帝国居民选举产生，每届任期 5年，杜马每次年会的工作 与休会时期由皇帝确定，皇帝有权在每届杜马法定任期结束之前将其解散，杜马举行 会议的的法定人数不得少于该届成员总数的1/3；杜马每次年会选举主席1名、副主席 2名，可连选连任，每届杜马选举秘书长1名；为预先审核其权限范围的事务，杜马可 组成处和委员会，其人数、成份和工作对象等均由杜马自行规定，等等。关于杜马的 权限，《章程》规定：杜马拥有立法权(包括动议权)，批准国家预算权和质询权。关 于杜马的事务程序则规定：立法草案由大臣或部门主管人、杜马的各委员会、国务会 议提交杜马；杜马决议须经全体会议多数通过，杜马通过的立法草案转交国务会议； 未被国家杜马或国务会议通过的草案认作被否定，已通过的草案由国务会议主席呈交 皇帝；由国家杜马或国务会议动议并通过的草案，若未被皇帝批准，本次年会期间不 得再次提交立法审议，皇帝允许则不在此例，等等。可以看出，据十月十七日诏书原 则建立的国家杜马具备议会的基本形式和特征。 自1906年开始，革命运动转入低潮，沙皇政府趁机千方百计地限制杜马的权力， 与《国家杜马章程》同时公布的《国务会议章程》规定，国务会议成为上院，拥有与 杜马平等的权力。3月8日颁布的《关于国家预算审核程序的规则》规定，由最高行政 当局或根据现行法编入草案的预算，国家杜马不得删除或修改。4 月23日颁布的新版 《国家根本法》第87条规定：“在杜马休会期间，如因非常情况而必须有某项应经立 法程序讨论的措施，大臣会议可直接向皇帝提出。”这些规定无疑是对杜马权力的侵 犯，潜伏着使十月诏书以后国家立法领域中的变革化为乌有的危险。

第一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于1906年3—4月进行。根据1905年12月塔墨尔福斯代表会 议的决议，布尔什维克宣布抵制杜马选举。由于选举进行时情况发生了变化，革命开 始低落，抵制没有成功。后来列宁坦率指出：“1906年布尔什维克抵制杜马，虽然是 一个不算大的、易于纠正的错误，但毕竟已经是一个错误。” 参加杜马第一次会议的代表有436人，第一届杜马解散时已达499人。其党派组成： 进步派12人，和平革新党25人，民主改革党14人，波兰议团及其他民族地区代表70人， 立宪民主党161人，劳动派97人，社会民主党17人，无党派103人。黑帮党派几乎未获 席位(有些黑帮分子混迹于无党派之中)。立宪民主党约占 1/3人，由于民主改革党、 民族地区代表及多数无党派人士追随立宪民主党投票，因而立宪民主党成为第一届杜 马的领导党。由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原与劳动派联合，后于 6月12日成为独立党团) 组成的左翼占近1/4。这种组成成份直接影响了第一届杜马的活动。 1906年 4月27日，在冬宫的格奥尔基厅举行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开幕仪式，尼 古拉二世致辞，表示欢迎人民选举的“杰出人士”，并保证他“赐予”人民的法令“ 不可动摇”。仪式结束后，代表们前往杜马会址——塔夫里达宫的白厅，沿途受到群 众的欢迎。下午5 时，国务会议副主席弗里施受沙皇委托，宣布国家杜马第一次会议 开始，杜马选举了穆罗姆采夫教授为主席，多尔哥鲁科夫公爵、格列杰斯库尔教授为 副主席、沙霍夫斯基公爵为秘书长，他们均是立宪民主党人。 杜马的最初几次会议讨论了对皇帝致辞的答辞。这一讨论意义重大，它将决定杜 马的任务和工作方向，实际上即是确定行动纲领。经过激烈辩论之后，5月5日，杜马 以没有反对票的形式通过答辞。其主要内容是：根据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原则解决土 地问题；以普选制为基础改革人民代表制度；建立对杜马负责的责任内阁，革新中央 和地方行政机构，取消国务会议；停止一切非常法，政治大赦，废除死刑；公民平等， 消灭等级限制和特权；司法权独立等。 杜马的纲领与沙皇政府的设想格格不入。5 月13日，大臣会议主席戈烈梅金在杜 马会议上作了政府声明，公开宣称，杜马的要求超出了其权限范围，政府不予考虑。 政府声明激起轩然大波。戈烈梅金刚结束发言，立宪民主党代表纳博科夫便立即跑上 讲台说：“我们充满了大失所望和不信任的感觉”，他大声疾呼：“执行权必须从属 于立法权”。农民代表洛谢夫指出：“我不敢担保农民能抑制住愤怒，不去起义”。 杜马最后通过了劳动派代表热尔金的提案：“国家杜马转向例行事务时，向全国表示： 完全不信任对人民代表机关毫不负责的内阁，认为现任内阁立即辞职，代之以得到杜 马信任的内阁，是国家安宁、人民代表机关进行享有成效的工作的必要条件。” 第一届国家杜马讨论了人身不可侵犯、公民权利平等、废除死刑和信仰自由等问 题。土地问题是俄国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因而自然成为杜马的中心议题。各阶级对如 何提出并解决这一问题拭目以待。 5月8日，杜马开始讨论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提出了“四十二人草案”，要求通 过赎买，将一部分地主土地收归国有。他们希望向农民作一定让步来保存地主土地所 有制，这种“改革”实际上不过是1861年改革的翻版。劳动派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 百零四人草案”，坚持全部土地最终国有化，并按“劳动标准”平均交付农民使用。 两个草案成为讨论土地问题的主要文件。讨论持续到6月1日，在保持分歧的情况下， 杜马最后认为，“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是解决土地问题的一项必要原则，并于 6月 组成土地委员会，准备据这一原则起草土地法。 沙皇政府反对杜马提出的土地国有化原则。早在戈烈梅金所作的政府声明中便宣 称：“根据国家杜马提出的原则解决这一问题是绝对不容许的”。6 月20日，大臣会 议发布政府通报，再次重申：“在农村居民中散布这种观念，所以……必须将一切私 有地强制国有，政府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 沙皇政府这种公然蔑视人民代表机构意见的挑衅行为，使杜马的立法工作难以进 行。在6月26日的会议上，116名代表联名向大臣会议主席提出质询。民主改革党成员 库兹明一卡拉瓦耶夫提议，立即发表告人民书，说明土地法准备过程的真实状况，实 际上是吁请人民支持杜马。7月6日，杜马通过告人民书。 第一届国家杜马在土地问题及其他问题上的种种活动，使沙皇政府惴惴不安。7 月 9日，前去参加会议的杜马代表发现，塔夫里达宫大门紧闭，军警荷枪把守，戒备 森严。同时，报刊上发表了沙皇斥责杜马的诏书和敕令，宣称：“人民选出的代表没 有进行建设性的立法工作，而是涉足非其所属的领域，调查经朕决定的地方当局的行 动，向朕指出唯朕之君主意志方能修改的《国家根本法》的不完善之处，并从事诸如 杜马靠人民书这类明显的非法行为。”沙皇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马。当日晚，近200 名杜马代表在维堡召集会议，并于次日通过了由米留柯夫起草的告民众书，呼吁人民 对政府“消极抵抗”，即拒绝纳税，拒服兵役。维堡呼吁是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象征性 反抗，未能收到任何实效。在解散第一届杜马的同时，沙皇任命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继 任大臣会议主席，并宣布准备召集第二届国家杜马。

第二届国家杜马

1907年1—2月进行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考虑到革命已经低落的形势，布尔 什维克重审了对杜马的策略，决定参加选举运动。 尽管沙皇政府进行了种种干预，但选举结果表明，新杜马的成份比上届更为激进。 504 名代表的党派组成是：黑帮右派81人，十月党32人，和平革新党、民主改革党和 进步派9人，波兰议团及其他民族地区代表78人，立宪民主党92人，劳动派100人，人 民社会党14人，社会革命党34人，社会民主党64人，可以看出，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 中派势力减弱，左派和右派均有很大加强。如果说第一届杜马是对和平道路寄予厚望 的杜马，那么第二届杜马则是两极对峙、各种力量激烈斗争的杜马。这种态势使第二 届杜马尚未召集便已前途维艰。斯托雷平甚至公开扬言：“我个人对杜马抱的希望很 小，它不进行工作我们就把它解散。有了第一届杜马的经验，这已经完全不是那么可 怕的事了。” 2 月20日，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幕。会议选举了立宪民主党人戈洛文为主席，劳动 派代表别列金和自称属于左派的波兹南斯基为副主席，立宪民主党人切尔诺科夫为秘 书长。 3月6日，斯托雷平到杜马作了政府声明。他解释了据非常立法程序颁布的土地立 法、主要是1906年“十一月九日法”的必要性，并列举了准备提交杜马审核的立法草 案，如人身不可侵犯和信仰自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 实行初等义务教育等，多达30余项。政府声明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经过辩论之后，杜 马通过了转向例行事务的决议，对声明内容未置可否。这种沉默表明，立宪民主党立 场右倾，已不敢采取任何针对政府的坚决措施。 第二届国家杜马讨论了国家预算，人身自由、监狱和废除死刑等问题，斗争最激 烈的仍是土地问题。杜马决定，每周一、四的会议专门讨论土地问题，3 月19日正式 开始。与第一届杜马相比，各个党派在土地问题上的原则性观点更明确，分歧也更尖 锐。 右派和十月党支持政府的政策，认为土地问题必须按十一月九日法的原则解决， 他们仇视私有土地强制国有化原则，坚决捍卫私有权的神圣性。立宪民主党提交的新 草案比原“四十二人草案”明显倒退，其中提出，高于农民土地收成的地主土地和附 属于技术工厂的土地不应强制国有，并将据原草案应完全由国家向地主支付的赔偿， 大部转嫁给农民。劳动则坚持“一百零四人草案”的立场，社会革命党和人民社会党 表示支持，他们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布尔什维克指出，劳动派的严重错误就 在于，他们不关心赎买和实现土地改革的方法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提出了真正保护农 民利益的土地纲领：至少将7，000万俄亩的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付赎金地获得 土地；建立实现土地改革所必需的国家民主制度，特别是要按普遍、平等、直接和秘 密投票的原则选出地方土地委员会。但由于孟什维克代表的错误立场，社会民主党争 取农民的斗争受到损害。 激烈斗争的结果使任何土地纲领均不能获得多数通过。于是奉行“保全杜马”原 则的立宪民主党与右派沆瀣一气，在 5月26日的会议上，以238票对191票的微弱多数 作出决定：“在结束土地问题辩论时，杜马没有必要通过任何决议。关于土地问题的 立法草案被移交土地委员会。 两届杜马的活动，尤其是土地问题的辩论，使沙皇政府感到按“十二月十一日选 举法”组成的国家杜马不可能成为自己的统治工具，不驯服的第二届杜马必须解散。 在 5月底完成新选举法的准备工作之后，沙皇政府决定将蓄谋已久的解散第二届杜马、 改组杜马成份的计划付诸实现。 6月1日，斯托雷平在杜马会议上宣读了政府的紧急通告，指控社会民主党杜马党 团从事军事“密谋”，要求禁止56名社会民主党代表出席杜马会议，并立即剥夺其中 16人的代表不可侵犯权，予以逮捕，政府的要求被移交特别委员会审议，并指定在24 小时后作出答复。 在次日的会议上，左翼代表接连发言，建议中止关于地方法院的讨论，示威性地 否决国家预算和十一月九日土地法。但立宪民主党认为这是“绝对反宪法的”行为， 和右派一起否决了这一提议。此时真相已经大白，但立宪民主党不愿立即揭露政府的 伪证和诬陷，采取拖延策略。特别委员会主席、立宪民主党人基泽韦特尔报告说：“ 委员会在晚会前仍不能结束工作，请求将报告听取会延至6月4日(星期一)举行。 沙皇政府急不可耐，决定立即解散杜马。6月3日，沙皇颁布诏书，指责“第二届 国家杜马的很大一部分成员”“心地不纯”，成为有益工作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并且当政府对密谋提出指控和要求时，“国家杜马没有立即执行当局这一刻不容缓的 合法要求，”因此解散第二届国家杜马；考虑到因选举法的“不完善”而使立法机关 中“人民的需要和愿望的真正表达者”为数甚少，决定修改选举法。第二届杜马中的 社会民主党代表被送交法庭审判，他们被判苦役或终身流放。这一事件史称“六三政 变”。 第一、二届国家杜马的活动表明，按十二月十一日选举法组成的杜马并非专制制 度的附属物。列宁曾一再指出，“第一届杜马是一个世界上(在二十世纪初期)最革命 同时又最无力的议会”，第二届国家杜马“表明最落后的国家的人民代议机关的成份 在欧洲是最革命的”，此时存在着“世界上最革命的议会和几乎是反动的专制政府”。 第一、二届杜马死亡的客观原因，“不是它不能表达人民的需要，而是它不能完成为 政权而斗争的革命任务”，因此，为政权而斗争已成为俄国革命的直接任务。

第三届国家杜马

六三事变标志着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 国内形势的发展，已使沙皇制度离开国家杜马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为了扩大统治基 础，沙皇制度必须借助杜马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沙皇政府在解散第二届杜马的同时， 强行通过了“六三选举法”，目的便在于使杜马的构成成份有利于己。新选举法规定， 仅占选民总数 0.2%的土地所有者选团的复选代表占复选代表总数的50%。为保证大资 产阶级的利益，新增加了一个城市第一选团，其复选代表占总数的 15%。其他选团共 占35%。地主的1票分别等于资产阶级的4票，中小资产阶级的65票，农民的260票，工 人的543票。民族地区的代表名额锐减。杜马代表总数也减至442人。 1907年秋，进行了第三届杜马的选举。布尔什维克参加了选举运动。为了得到预 期的结果，政府对选民进行贿赂、恐吓以至公开镇压，无所不用其极。选举结果，第 三届国家杜马代表的党派组成是：极右派50人，温和右派和民族主义者97人，十月党 及追随者154人，进步派28人，立宪民主党54人，波兰议团及其他民族地区代表26人， 劳动派13人，社会民主党20人。右翼力量极大强化，使沙皇政府如愿以偿。第三届杜 马实际上是一个“黑帮”杜马。 按六三选举法炮制者的精心策划，杜马中的任何党派均不能单独构成多数，于是 出现了两个多数并存的畸形现象。十月党人占据了中心地位，当他们立场右转时，便 形成第一个多数即右派、十月党多数，301 票；当其左倾时，便形成了第二个多数即 十月党、立宪民主党多数，262票。以十月党为中心、两个多数为特征的“六三杜马” 的建立，意味着沙皇政府终于建立起贵族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全国性政治联盟，意 味着黑帮地主阵营和资产阶级阵营已融合成一个反革命阵线，开始共同对抗工农联盟。 第三届国家杜马于1907年11月1日开幕，并任满法定任期，一直存在到1912年6月 8日，共召开5次年会。杜马选举十月党人霍米亚柯夫为主席(1910年3月由古契柯夫替 任，1911年3月由罗将柯替任)，温和右派成员沃尔康斯基公爵、十月党人迈恩多夫男 爵为副主席，右派成员萨佐诺维奇为秘书长。 在1907年11月16日的杜马会议上，斯托雷平作了政府声明。他首先宣称，对革命 运动“只能使用暴力”，“稍许姑息都是犯罪”，接着表示希望杜马帮助政府，接受 政府提交的一系列立法草案，特别是必须批准十一月九日土地法。斯托雷平的讲话引 起右派以至中派代表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随后古契柯夫以十月党和温和右派的名义， 要求杜马以事实上是完全赞许政府声明的方式转向例行事务。在甚嚣尘上的反动气氛 中，只有社会民主党和劳动派代表指责了政府声明。 在5次年会中，杜马共审议了2，432项草案。土地问题仍是杜马的中心问题。 在1907年11月12日的会议上，农民代表提出向无地和少地农民分配土地的草案， 但被杜马拒绝。当时土地改革正在进行，因此第三届杜马中土地问题的焦点是如何对 待政府的土地政策。右派不仅完全支持十一月九日法，其中一些人甚至要求采取更坚 决的措施。立宪民主党急剧改变了以前提出的土地纲领，实则已站到政府的立场上， 只是请求政府应“谨慎行事”。绝大多数(甚至包括右派和十月党中的)农民代表采取 了相反的立场。1908年 5月10日，42名代表提交草案，要求按市场平均价格将土地强 制国有，建立普选产生的地方土地委员会以进行土地改革。列宁认为这一草案“事实 上是革命的草案”。社会民主党支持农民代表的要求，虽然两个主要发言人格格奇柯 利和别洛乌索夫都是孟什维克，但他们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是正确的。列宁评价说： “我党的发言人对我们社会民主党争取‘没收大地产交给人民’的斗争作了正确的解 释”，“这两个同志正确地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十一月九日法自1908年10月23日提交杜马审议，经过长达 6个半月之久的讨论和 补充、修改，由杜马通过，在国务会议批准和沙皇签署后，于1910年 6月14日颁布， 成为正式法律。国家杜马中的土地问题终于按沙皇政府的意愿得到“解决”，斯托雷 平的土地改革加紧进行。这一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强行解散农村村社；确认份地为农 民私产，可自由买卖；加速各边区移民等。改革丝毫没有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反而 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培植了一个新的富农阶层，扩大了沙皇制度的社会基础。 除土地问题外，在工人、民族、财政和对外政策等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均采取了 支持沙皇政府的立场。 但斯托雷平的“和平革新”并未给俄国带来安宁。自1910年下半年开始，沉寂数 年的革命运动出现复苏的迹象。11月，列夫·托尔斯泰去世，逝世前不久，他曾发表 《我不能沉默》一文，对死刑提出严重抗议。为了纪念这位伟大作家，工人和学生掀 起巨大的示威、罢工运动。统治集团开始对斯托雷平丧失信心。1911年 3月，斯托雷 平提出于西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兰) 6省建立地方自治局的立法草案，在杜马批 准之后，却遭到国务会议的否决。斯托雷平以辞职相要挟。由于沙皇制度当时既没有 足以替代斯托雷平政策的万全之计，又不愿在政府与议会的冲突中造成议会胜利的印 象，因而尼古拉二世被迫同意了斯托雷平的要求，将两院解散3天(3月12日—14日)， 按非常立法程序通过了西部问题草案。当局的无耻行径引起杜马代表的愤怒，杜马主 席古契柯夫宣布辞职。但在关键时刻，十月党开始退却，与右派一起选举罗将柯继任 主席。一场议会危机不光彩地化险为夷。 斯托雷平的胜利犹如昙花一现，同年 9月，他便在基辅遇刺身亡。1912年初的连 纳惨案则在全国掀起抗议浪潮，革命运动蓬勃高涨。1912年4月9日，杜马就连纳事件 向政府提出质询，11月，内务大臣马卡洛夫到会答复质询。当古契柯夫提议进行“全 面公正的调查”时，社会民主党代表库兹涅佐夫发言说：“我们工人不需要你们的调 查，对我们来讲，原因非常清楚：我们知道谁是在连纳矿区大规模屠杀工人的罪魁”。 他最后指出：“工人阶级在总结国家杜马的活动时，应该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清 除第三届国家杜马以及整个现存制度”。针对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发言，马卡洛夫宣称： 对付革命运动，“除了枪杀，军队无可选择。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沙皇政府 的威胁更加激怒了人民，仅彼得堡便有20万工人参加了“五一”罢工。俄国处于革命 的前夜。 1912年6月8日，沙皇颁布敕令，停止第三届国家杜马的活动。8 月29日，宣布将 其解散。

Ⅶ 充权(Empowerment)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啊

充权理论 充权,英文为Empowerment,也被译为增权。充权最初被西方政治学家理论用来解决种族问题而提出，Empowerment的观念是起源自70至80年代社区心理学、心理健康与社会工作的许多文献中。empowerment是empower的名词。在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中定义empower为「把力量或权威给某人」、「把能力给某人」、「使能」。以上定义是假设力量是可以透过某人给予某人；但Hess、Staples、Parsons等学者认为力量是不太可能给予的，而是必须由个体本身去发展或获得。所以empower应是指个体发展、增加力量；empowerment即是发展、增加力量的过程。许多学者尝试提出充权的架构。1990年Gutierrez 提出完整的增强观点应从个体本身、人际之间及政治/社区三方面发展与增强力量，使个体能采取行动，改善生活情形。而Ann、Rutherford等学者亦指出充权意谓著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挣脱生活中所受到的束缚，试著追求自己想要的。
复杂一点的，是让人突破现时所面对的限制，不论是制度上的或是被歧视等；
亦即是，让人将现时那种「无力」、「无法掌握」的感觉拿走，
换上一种「有权力」、「有力量」、「可掌握自己或身边事情」的感觉！
那么一楼所说的,就是充权在管理工作中的实际应用.
http://www.jlrtvu.jl.cn/xb/file.asp?fileid=2007335003
一个实际案例的应用,由有关农民工充权的文章

Ⅷ 如何理解金融法的基本原则

Dear sejin_bee：我推荐您参看下文：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讲稿之十八
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http://zgrdxw.peopledaily.com.cn/big5/paper8/5/class000800002/hwz149885.htm) 吴志攀

一、金融法的概念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总称。金融关系包括金融监管关系与金融交易关系。所谓“金融监管关系”，主要是指政府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产品及金融交易的监督管理的关系。所谓“金融交易关系”，主要是指在货币市场、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各种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大众之间，大众之间进行的各种金融交易的关系。

在金融法总称下面，可以将有关金融监管与金融交易关系的法律分为银行法、证券法、期货法、票据法、保险法、外汇管理法等具体类别。金融信托属於金融法的范畴，而普通的、一般性的信托，属於民法范畴。

在我国没有以“金融法”来命名的单独的某个法律。涉及金融类的具体法律，通常用它涉及的金融行业的名称来命名。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目前，我国已经颁布的金融法律与法规相当多，截止到2000年底，由全国人大颁布的金融法律有1部，即中国人民银行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金融法律8部，包括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担保法等。由国务院颁布的金融法规142部。由国务院各机构颁布的金融类规章3523部。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金融类司法解释39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8部。上述总计3721部。

上述的金融法律、法规等都是具体的规范，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直接调整金融关系。而其他法律，如民法等，可能也调整金融关系，但不是直接调整，而是间接调整。所以，在研究金融法律问题时，如果将它们综合在一起，进行系统性研究，才符合金融本身系统化的特点。金融关系的特点，决定了金融法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二、金融法的特点

（一）金融法的系统性

传统的商业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例如，消费者到一家商店买东西，他们之间是买卖关系。如果这家商店关门了，消费者就会到另一家商店去买东西。而且，当一家商店关门时，另一家商店的生意还可能更兴旺。但是，银行与存款人的关系就不同了。如果一家银行倒闭了，可能会引起整个银行业的不安。这就是金融界所称“连锁反应”。因为存款人对所有银行的支付能力开始怀疑。於是，民众对其他银行开始挤提，结果许多银行都可能倒闭。

金融法调整的关系不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由於金融业有“连锁反应”的特点，所以，金融法对金融业有“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作用。例如，我国在制定与执行商业银行法时，不仅考虑商业银行法的问题，还要考虑与证券法的关系问题。过去，不允许银行资金进入证券市场，证券市场会因资金来源不充足而萎缩。现在，允许银行接受股票抵押贷款，股市资金来源比过去更充足，股市就会膨胀。再如，银行存款利息提高时，证券市场交易量，通常会相应减少；反之，便会增加。在金融领域看来，银行与证券市场就好像两个互相连通的“水库”，资金就像水库中的“水”。当一个金融市场的压力升高时，“水”就会从一个“水库”流向另一个“水库”。除了银行与证券市场之外，其他各金融市场也像互相连在一起的“水库”，资金之“水”可从银行信贷市场流向证券市场；也可以从证券市场流向保险市场；可以从证券投资基金市场流向证券市场，也可以流向外汇市场或银行储蓄市场等。

明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将在更大程度上接轨。所以，国际金融之“水”与国内金融之“水”，将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流通。到那时，金融法的系统性不但在国内法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会在国际金融法中表现出来，就像现在的美元加息，港股就会有不同程度的下跌一样。

（二）金融法的宏观调控性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交易与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所以，比较其他商法和民法，具有更明显的宏观调控性。金融法对金融关系的四大要素进行规范，这四大要素是：市场准入、经营范围、利率及汇率和资格审查。由於上述因素对国民经济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金融法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比其他法律更加明显。

金融法的宏观调控性还表现在国际层面上。金融法本来具有国别性或地域性，不同国家的金融法存在许多不同。但是，由於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由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组织积极推行全球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市场开放政策，以及金融自由化，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法，也越来越多的受到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使得许多国家的金融法表现出更多的国际性。

金融法的宏观调控性还涉及国际金融市场的问题，例如，国际金融系统安全、国际反洗钱行动的合作、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国际金融结算、国际金融市场交易、国际融资活动、国际汇率协议与同盟、外资银行分行所在东道国与其总行所在国政府间信息交换与合作、国际金融电子化与数字化联网，都将金融法从国内的法律发展为国际合作性的法律。

（三）关注资金流通的效率性

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两句话都将时间与金钱联系在一起，也反映出金融业中资金融通及效率的重要性。所以，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也要求特别关注资金融通效率，也就是特别关注金融关系中的时间因素。假如，如果我国某公司欠日本某公司，用美元计帐的债务，由於不同时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不同，要付的钱就会相差很大。金融交易关系对时间特别敏感，所以，采用金融法调整金融关系时，也要特别关注资金流通的效率性。

三、金融法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监管法的主要内容

1、关於金融市场准入问题

政府金融主管部门规定设立金融机构的标准，也称为金融市场的准入资格。由於金融市场风险较大，而且属於系统性风险，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资格，都进行严格审查，都规定了较高的准入资格。

我国的金融市场准入资格，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又是比较高的。例如，设立商业银行的条件有5项：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有符合商业银行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董事（行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其中，注册资本要求的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外国商业银行注册资本最低要求是我国规定的40%或者更低。

在我国，设立证券公司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审查批准，设立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亿元人民币，设立经纪类证券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在我国，设立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必须经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批准，它的自有资金应该不少於2亿元人民币。在我国，设立保险公司需要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保险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额为人民币2亿元。

如果将上述条件与其他非金融公司相比，其他公司设立条件要低得多。例如，在我国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只需要2人以上50人以下的股东参加，最低注册资本，根据公司经营行业不同，分别为（咨询、服务业）10万元、（商业零售业）30万元和（生产经营业）50万元不等。还没有超过100万的要求，但是，金融机构最低限额也要5000万或者1亿元人民币，可见两类公司准入条件差别之大。

我国的市场准入对外资金融机构还有特殊规定：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合资银行需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最低注册资本额为3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资财务公司、合资财务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时，也要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该外国总行在提出申请前1年年末的总资产不得少於200亿美元，同时，它要无偿拨给不少於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作为设在中国境内分行的营运资金。

除了上述注册资本要求之外，准入审查还包括，审查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产权结构、经营计划、经营制度、内部组织结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申请设立金融机构者的财务状况与经营前景预测、审查申请人关联公司情况以及业务并表情况。在批准设立金融机构后，还要审查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股权转让情况、重大投资与收购情况等。

不但我国金融主管机构严格审查准入资格，而且，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立的国际银行监管机构“巴塞尔协会”也在其《核心原则》（1997年9月）中，提出了相似的审查要求。

2、金融机构经营范围问题

金融机构允许在什麼范围内开展业务也是法律要规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规定的经营范围越大，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就越大，同时，风险也越大。反之，金融经营的范围越窄，金融机构获利的机会也越小，风险也相应减少。

国际金融领域，一直有“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两种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金融机构，多采取混业经营模式。美国从1933年格拉斯‧迪格尔法案颁布后，采取分业经营模式。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和证券法的规定，我国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

1986年，英国开始金融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机构合并为一个机构，金融机构业务可以混业经营。

1996年日本效仿英国，提出了日本版本的金融体制改革，其中也包括混业经营的改革。日本金融改革法案，在2000年1月1日开始陆续施行。

1999年11月，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实行了66年之久的格拉斯‧迪格尔法废除。新法案放弃了分业经营限制，允许金融业的混业经营。

我国目前还是采取金融业分业经营的国家。例如，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范围还限於传统业务，而不允许经营证券投资与信托业务。我国对经营范围的限制是非常严格的：“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於非自用的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

同样，证券公司的经营范围也是按照分业经营来制定的。我国证券公司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前者的业务范围比较宽，可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证券承销业务等。经纪类证券公司只允许专门从事证券经纪业务，不能做自营业务。为了防止其他资金流入证券市场，法律还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同时，法律还规定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控股的企业，不得炒作上市交易的股票”。

目前，国务院证券监管机构在具体实践中，进行了一些证券市场资金渠道多元化探索，采取了放宽的政策。现在，政府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间接进入股市，也允许银行资金通过股票抵押方式，对证券公司提供融资。还允许包括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的方式，间接进行证券投资。

“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反映出各国政府对金融风险的不同处理哲学：分业经营的哲学是避免风险，而混业经营的哲学是管理风险。如何对待风险，除了政府之外，还要依靠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金融机构监管人员的监管经验，金融市场投资者的理性与成熟程度。分业经营对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监管人员经验、投资者理性程度的要求低一些。而后者的要求条件似乎更高。

我国金融业将来是否能够搞“混业经营”，要看条件是否具备？条件成熟时，再提出改革并不晚。

3、金融机构自律问题

金融资产大部分是以负债形式取得的，在债权意义上金融资产是属於“别人的钱”；这个行业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属於系统性的风险，一家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后，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所以，金融机构的自律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自律机制表现为三个层次：第一是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机制；第二是金融同业之间的自律机制；第三是金融市场中的客户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机制。

我国商业银行“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业务管理、现金管理和安全防范制度”。同时，“商业银行应当建立、健全本行对存款、贷款、结算、呆帐等各项情况的稽核、检查制度。商业银行对分支机构应当进行经常性的稽核和检查监督”。

我国证券业组成同业协会，它的职责包括：协助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教育和组织会员执行证券法律、行政法规；制定会员应遵守的规则；监督、检查会员行为，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协会章程的，按照规定给予纪律处分等。

我国商业银行的同业协会是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证券公司的同业协会、保险业的同业协会也已依法成立。

各种金融机构的同业协会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更为严格的行为守则，并对本行业的营业者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监管，以便维护在行业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

4、存款人和大众投资者保护问题

在金融法律调整的金融交易关系中，法律更多地关注保护存款人或投资人的利益。这是金融法与普通合同法的不同。金融机构更多的是利用“别人的钱”在经营。如果经营失败，而存款人或基金的投资人又没有参与经营，让存款人和基金的投资人再承担责任，显然是过重了。所以，金融法更多地保护存款人和基金投资人。具体表现在：

（1）商业银行法设专章对存款人进行保护。保护的内容主要是：其一，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其二，拒绝法律授权以外对个人储蓄存款查询、冻结、扣划；其三，拒绝法律和法规授权以外，对单位存款查询、冻结、扣划；其四，保证存款本金与利息的支付，不得拖延、拒绝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其五，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商业银行还要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留足备付金；其六，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上下限，确定存款利率，并且公告。

（2）证券法也对投资人的利益进行保护。主要内容分为两类，其一，是对证券发行要求信息充分披露与政府主管部门核准及发行后的持续披露。其二，是规定禁止交易行为，保护证券市场上的公平交易。例如，禁止内幕交易行为，禁止通过单独或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禁止与他人串通，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互相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互相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以自己为交易对像，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禁止国家工作人员、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等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禁止证券交易及中介结构从业人员，在证券交易中做出虚假陈述或信息误导；禁止证券公司及从业人员从事法律认定的各种欺诈客户利益的行为等。（二）金融交易法的主要内容

金融市场发展，主要体现在金融交易发展上。金融交易关系从形式上看，属於合同关系的一种。由於这种合同涉及的内容是金融交易，所以，金融法调整金融交易关系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1、对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

金融交易合同，无论是贷款合同，还是证券交易合同，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都是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从金融法的角度来看，金融交易合同不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而且，还是受到政府宏观调控的合同。

我们可以举目前正在流行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为例子（以下简称“个贷”），来说明政府宏观调控的情况。从1998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开始举办“个人住房担保贷款”。到2000年底，全国商业银行发放的城镇居民住房贷款达3991亿元人民币，占今年新增贷款的40%。

上述表面看，“个贷”是借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借贷合同关系。但是，这种借贷关系从产生、发展到最终结束，都将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这种调控在金融法及有关法规中都有规定。

对“个贷”宏观调控开始於1997年，首先是政府转变观念，城市居民住房从非商品化转变为商品化。然后，政府金融主管机关批准商业银行在个别城市，进行“个贷”业务试点。接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项贷款业务，整个房地产市场与金融贷款市场开始被调理好转。全国城市空置5000多万平米房产，以及被房产占压银行大约几千亿元贷款资金，重新流动起来。又间接带动了大约40多个相关行业发展，解决了一批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还为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从“个贷”例子中，可以看到政府宏观调控对金融业和与金融有关的其他行业的影响之大。

2、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由於我国处於资金供不应求的情况，所以，在金融法制允许的范围之外，不时会出现金融市场禁止的情况，例如，在银行领域，出现的资金“体外循环”，“乱集资”，“高息揽存”，“资金地方保护主义”和“抵押执行难”，“暴力抢劫银行现金”，“伤害银行工作人员和保安人员”，“非法制造、贩运假钞假币”，“非法设立假银行”，“伪造银行汇票和印鋻”，“制造假存单”，“伪造信用卡”，等等情况。在外汇管理领域，出现的“外汇黑市”；在证券市场出现的“非法设立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私下交易”和“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等情况；在保险市场出现的“保险诈骗”等情况。所以，必须加强金融法制建设，降低与预防上述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现像。为此：一，在金融立法时，就要考虑针对该领域犯罪的解决方案；二，在金融市场各种交易中，事先进行规范性程序设计，采用规范程序与制度建设，辅助技术措施，预防违法与犯罪；三，对金融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金融法制教育，增强金融法制观念与金融职业操守的自律。

3、建立金融信用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信用为基础，信用依靠交易记录来积累与评价。个人在金融支付与结算中的记录，早在100多年前的美国与欧洲的金融市场上，就被业内管理系统作为信用记录与评价的参考因素。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建立完善的金融信用制度十分重要。这种信用关系需要金融法来建立，并加以维护。

4、规范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一揽子框架协议中，有服务贸易的一揽子协议（GATS）。服务贸易协议框架中，包括了金融服务贸易协议（FSA）。该协议已於1997年12月13日签署，1999年1月1日生效。现有102个WTO成员国，作出了开放本国金融市场的承诺。

我国在加入WTO后，也面临是否承诺接受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以及开放本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时间问题。我国金融法律界要加紧研究有关法律文件，比较我国金融业发展情况，预先作好立法准备工作。

我们还面临金融革命的另一挑战，这就是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将对我国传统金融业形成另一冲击。在国际上，金融业电子化与信息化，正在改变著金融机构外在的形式和内在的内容。银行营业门市数量正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自动提款机（ATM），甚至是安装在笔记本电脑中的网络银行服务系统（ONLINE-BANKING）。

证券交易的网上运行，将股票交易大厅变成了新股上市的仪式场所，实际交易完全可采用“无场所化”运作。“将大户室搬到家里”和使用电话委托买卖证券，基本实现股票交易“无纸化”和“无场所化”。这种电子化与信息科技在金融市场中运用，将金融交易正在转化成为金融信息数据处理。未来的金融机构将演变成为金融数据信息处理与服务公司。

诸如这些变化，必将产生新的法律问题，对我国现有的金融法提出难题。由於我国金融法立法中积累的经验，主要是在“有纸化”和“有场化”金融交易与监管基础上形成的。对於金融电子化与信息化还有待於实践，它将给金融立法带来什麼问题，现在还看不清，但是，金融法律界的研究人员应该从现在起，迅速开展研究，准备新的立法设计方案。

四、对人大常委会修订与制定金融法的几点建议

（一）加入WTO后，修订现有金融法的建议

由於我国现有金融法律与法规的一些内容，与WTO规则不适应，急需修订。为此，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明年适当的时间开始，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上述法律，同时修订外汇管理条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银行结算管理条例等。另外，还要抓紧制定中外合资投资基金管理条例等新法规，使我国有关法律法规与WTO规则协调一致，同时，也使我国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所做的承诺，在立法上得以实现。

（二）国家金融系统安全立法问题

1、金融法在“金融市场准入”、“经营范围”、“利率及汇率”和“从业人员资格”等四个基本层面上进行规范。将金融安全行为规范依法确定在一定条件之上。

2、通过众多法律与法规，将金融交易与金融监管的具体内容，落实到程序化和操作化层面。金融机构根据法律和法规的要求，制定本行业和机构内部的操作规范与程序，将金融交易中的风险或不安全隐患，采用安全操作程序加以预防。

3、将违反金融法律规定，造成较严重后果的，构成犯罪的行为，认定为金融犯罪，依法追究行为人和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4、要加强现场的检查与监督。我国金融市场的监督有四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的自律监督；二是，同业协会的行业监督；三是，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的业务合规性检查与监督、财务稽核、审计监督、财经纪律检查、税务监督等；四是，司法部门监督。我国的检察院与公安部门对接到举报的违法行为，要开展有关司法程序的调查。我国法院对於金融市场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或侵害客户合法权益的行为，受理有关的诉讼案件。

5、金融从业人员入门的素质要高，入门后还要不断进行素质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业务与职业道德素质水平。

最后，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机制设计也要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参考国际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管理机制设计的经验，不断改进与完善我们的管理机制的设计。达到管理机制设计的合理性与业务操作的安全性及效率性，同司法的公正性的结合。

（三）金融机构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我们还存在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在金融机构管理体制与市场运作的关系中，依然带有浓重的政府“政策导向”的色彩，使金融机构对“市场导向”不够敏感。久而久之，金融机构会养成过度依赖政府，不依靠市场生存和发展的习惯。

政府对金融业的宏观调控的效果比较明显，调节手段也更为直接，这是必要的。但是，过度使用它，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政府承担过重的金融市场风险。这种负面影响，在国内金融市场还没有更多对外资金融机构开放的现阶段还表现不明显，但是，如果国内金融市场对外进一步开放时，其负面效果就会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

政府政策导向型的金融业另一种负面影响，是不利於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定位。在法律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是公司，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它们更偏重於政府部门。例如，法律要求设立商业银行要有章程，但是，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中的三家，没有公布与法律相适应的新章程，依然沿用老章程。关於是否设立董事会制度的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类似情况在其他金融法中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存在，将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法律形式与实际内容方面出现脱节，不利於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在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发展。

（四）金融机构的自主权问题

在我国金融法的立法与执法过程中，都要保障金融机构在经营中的自主权。这个问题与金融机构自律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我国已经颁布的金融法律中，几乎都规定了金融机构的自主权内容，依法享有企业法人的经营自主权。从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来看，也必须对其授予经营自主权。因为金融行业属於高风险行业，既然要求金融机构自己承担风险，就要给予金融机构经营上的自主权。使它们根据风险大小，选择经营业务。如果金融机构选择了某种业务，经营失败而造成损失时，风险就要由他们自己承担，政府不替它承担。相反，金融机构经营什麼业务不是由他们选择的，而是有其他外来的因素要求的，由此所造成的损失，就不应该由金融机构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承担金融风险的性质的区别：如果是纯商业性，或经营性风险，银行自己承担。如果是带有政策性的风险，就不能完全让银行来承担，而由政府间接承担。当金融机构承担经营性风险的时候，就要以其全部资产承担民事责任。

（五）金融资产市场化的新问题

我们还面临著金融业发展市场化的挑战。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人员数量较多，金融交易的效率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有差距。主要差距是我国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不高，金融资产的市场化，特别是证券化程度不高。

我国金融领域的银行抵押资产的证券化，股票抵押融资，保险资金部分证券化，商业票据的贴现与再贴现已经开始探索，“债转股”的法律问题，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商业机构应收款证券化等也需要抓紧研究。再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上市，以及证券交易所自身挂牌上市等。上述新的金融业务的发展，速度快，观念新，影响大。相比之下，立法研究与司法实践滞后。

目前，这方面表现出来的问题是：政府一些金融体制改革新措施已经开始实施，而法律措施还没有及时跟上。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政府金融改革措施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的情况。这些新的法律问题将来会越来越多，其中包括金融信用评价、审计师的责任、风险隔离机制、电子系统事故责任等问题。所以，建议立法机关要加强对金融法的系统研究，为已经出现和即

Ⅸ 立法的意义

立法的意义：
第一，它是国家意志形成和表达的必要途径和方式；
第二，掌握国家回政答权的阶级必须利用立法手段，来确认那些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第三，立法者利用立法手段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
第四，立法还有指导未来的预测功能；
第五，立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前提条件，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性活动。

Ⅹ 立法平等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也规定：“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虽然这两部法律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平等的范围上都作了限定《宪法》虽没有像《刑事诉讼法》那样明确地规定“公民只在适用法律上平等”，但在其司法解释中对第33条是作“适用法律平等”解释的，我们知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少应包括三项含义，即适用法律的平等、守法的平等，立法的平等。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我国立法上应否坚持平等？
在我国，长期以来以法律平等，特别是立法上应否坚持平等的观点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绝大多数人认为坚持立法平等有违法律的阶级性。因此，在通常所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并不包含立法平等的含义，只包含适用法律和守法上的平等，针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立法平等是现代法治的精神，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须首先在立法上就坚持平等，本文将着重对立法平等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思考。
（一）首先我们要弄清平等的概念。对于什么是平等？《牛津法律大辞典》是这样规定的：“人或事物的地位完全处于同一标准与水平，都被同样对待。”(1)在《法学大辞典》中更具体的解释是：“社会主体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发展机会，享有同等的权利。”(2)即人格平等：不分性别、民族、阶级、职业、经济状况等方法的差别、人人社会地位平等；机会平等：人人享有发挥自己潜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等机会；权利平等：在法律面前有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资格。
对于什么是法律上的平等？《伯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是：“平等是依法享有机上的权利、特权，豁免和承担相同的义务。”(3)它包括立法，适用法律、守法上的平等。守法平等比较容易理解：即人人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国家法律的特殊权力。适用法律的平等是指法律的规定应同等地适用于同类社会主体的同类行为。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得被区别对待和获得豁免，除非有充足的理由而在立法上享有豁免权。而立法平等原则是指所有类属相同的人或社会主体，必须视为平等地享有同类法律权利的资格和平等地承担法律义务的主体。而立法上的权利平等是指平等地享有权利人资格，权利平等是社会主体的权利资格平等。
(二)要谈立法平等的问题，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如何应对法的阶级性的问题。坚持立法平等的最大阻力是法的阶级性。确认立法上人人平等的原则，首先必须面临的非难是：“在立法上对敌人或专政对象能否讲平等。”（4）法的阶级性被视为坚持立法平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成了反对提倡立法平等的一些学者坚持已见的最有力的武器。他们认为主张立法平等有违法律的阶级性，是敌我不分。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因历史原因非常重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的国家里，阶级分析法几乎成了进行各种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而我们所倡导的立法平等问题与法的阶级性确有冲突之处。这也正是许多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未敢涉及此问题的研究以至于立法平等的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虽然在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但是直到目前立法平等并不为世人所认可，也正是因为如此，以至于在目前的各种法学教育中，但凡是遇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几乎每本教科书和每一位讲授者都会特别强调一点的是：“我们这里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指的是守法和适用法律上的平等。并不包括立法平等的含义。”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的确，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确有相冲突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并非是一对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必然矛盾，因为阶级性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并不是任何社会所具有的共性，而法律却不只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从法的起源上看，我们知道，法律并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在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斗争、没有国家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对全体氏族部落成员都有约束力的风格习惯，尽管它不是成文的，但它可以视为法的最初的雏形，即我们现在所称的习惯法，它并不失其作为法的本质：发挥着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维护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产生最初并不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是基于社会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早在原始社会后期，至少在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已经出现了带有社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这些带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便是法，由此可见法在其最初产生的是不带有任何阶级性的，而法的阶级性的产生则明显比法本身产生的时间要晚，它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出现了阶级分化，产生了阶级矛盾和对立，并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而颁布的法律才体现出严重的阶级色彩。由此可见，立法与法的阶级性的产生并非同步，最起码在时间上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并非一对天然的矛盾。
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对法律有无阶级性，也不能作“非此即彼”的简单的绝对化回答。法虽然在整体上有阶级性，但是并不排斥它的某些部分作为独立的部分的非阶级性。部分和整体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某些特定的法律或法规同作为整体的法律体系之间不只是存在量上的不等，在质上也有区别。如我们承认现阶段的法律具有阶级性，但是在现阶段我们的整个法律体系中许多部门法和法律规范是不存在阶级性的，如《婚姻法》、《物权法》、《环保法》、交通法规、消防条例等这些都是无阶级性的，在这些法律面前我们同样要求人人平等，即不仅要求人们在守法和适用法上一律平等，同时也坚持了在立法上也一律平等。由此可见，坚持立法平等与法的阶级性至少在某些部门法的订立上是不矛盾的。
（三）我们倡导立法平等，不仅要正确认识法的阶级性，同时还要认识到法律同样也具有社会性。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法律的产生早于阶级而产生，法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至少是进入父系民族时期，而阶级的产生则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形成，此时人类则进入了阶级社会，这时的法也即具有阶级的特性，体现出一定的阶级利益，即奴隶制国家的法体现着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封建社会的法体现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意志利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则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虽然体现一定的阶级性，但其所体现的阶级性是从无到有并且随着社会的性质的改变而改变的。也就是说法的性质是服从于法所处的社会的性质的，由此可以看出法是人类社会生活客观规律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一部分法的规范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阶级斗争将逐步消失，因而法的阶级性也会不断缩小和消失，但是法律本身并不会消失。因为法律除了具有阶级性外，它还具有社会性，即法还具有处理公共事物的功能，它不仅维护着统治阶级的利益，还维护着社会的公共利益，法具有一种社会的共同性，满足了人们需要一种公共权力的需求，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起着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维护整个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社会工具。因为法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性，因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法的阶级性可能消失，但法的社会性却依然存在。因而法律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它都得依然存在，法本身不会消亡，它的社会性职能反而会逐步扩大。共产主义社会也许会有比我们今天更加完备的法律来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和利益，发挥其调整生产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既然法的阶级会逐步消失，而法本身则依然继续存在的话，在这一前提下提倡坚持立法平等还会有障碍吗？
（四）我们所追求的法律平等其实质含义是法律人格的平等。也即是在立法上确认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要坚持立法平等。对一国公民，不受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职务、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因素的影响，在立法上确保一切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承担相同的义务。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享有平等的权利，并不是说任何人所实际享有的权利、义务相同、对等。这里所讲的坚持立法平等是一项“应然”的法律原则，而不是一种“实然”的法律后果。法律应当是什么？马克思早就说过：“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也就是说，法律应该是人民共同意志决定的，对立法的实际考察，我们不否定立法，包括社会主义的立法体现的是统治阶级（或统治者）的意志，这便是指的立法的历史“实然”状况。而并非是我们所追求的立法的“应然”状况。我们追求法律人格平等，首先就要弄清楚和区分法的“应然”与“实然”状况，即我们所追求的立法应该是怎样的，而实际上又是怎样的。我们知道追求法律人格平等，坚持立法平等是现代法的精神，对于一国公民只要他不去触犯法律所确立的禁止性和限制性条款，遵守法律的规律是，履行法定的义务，就会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论其人身权利还是其财产权利，而不会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职务、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其他因素而遭到法律的歧视和区别对待。
对于那种坚持法的阶级性而反对立法平等的观点，认为坚持立法平等便是敌我不分，就是坚持人民和阶级敌人讲平等的观点，我们认为坚持立法平等并不是放弃法律惩罚犯罪的功能，这里所讲的坚持立法平等是一项应然的法律原则，而具实际中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各不相同，则是因为其各自的行为导致在适用法律上的不同后果，某些公民被剥夺某些权利的行使是因其行为的违法性而导致法律上的不良结果。在法律上之所以要使用“剥夺”一词其含义也正在于此，也就是说本来其享有某种权利，只是因其某种行为而使其该项权利丧失。是属于违法而进行的事后制裁，而非立法上预先设定的权利不平等。而如果一个守法的公民和一个违法的罪犯实际享有的权利是相同的，那正是有违立法的平等原则。
（五）提倡立法平等还要正确区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我们所说的立法上的权利平等强调的只是享受权利的资格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上任何法律在立法上都包含有平等的因素，只是其平等主体的范围不同而已。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立法只限于奴隶和封建主之间的平等。而资本主义法律在平等权利上形式上普及到了所有人，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法律虽然赋予人人都享有财产权，但这只对有财产的阶级才可以实现其权利，而对无产者，则只享有权利资格，而没有实现权利的条件，因为他们没有占有生产资料。其立法上的权利平等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财产关系和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的法律平等就是穷人和富人不平等的前提下的平等，也就是只有形式上的平等。而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因为已经消灭了剥削制度和消灭了阶级对立，但是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仍然存在，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人虽然都同样享有公民权利资格，但并不是说每个公民都能同等地实现其权利的行使。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立法上坚持平等，但在坚持平等的前提下也有不平等的因素存在。坚持立法平等就要正确区分立法中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即使在阶级社会中，在立法上也有坚持平等的成分，即使摆脱了阶级性的制约，坚持立法平等的前提下制订的法律也有不平等的成分。因此，阶级性不是制约立法平等是否合理的必要因素。
坚持立法上的平等就是要否定以阶级出身和身份不同而在权利资格上差别对待，这是人类“从身份到契约”的一种历史进步，立法上的平等不仅显示出道德上的公平性，更重要的是能激发人们利用同样平等的机会去发挥潜能促进社会进步。正如边泌所言：“立法上的平等，不是条件平等，而是机会平等。”
（六）坚持立法平等还必须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体作准确的定义和理解。即弄清“人人”是指“人民”还是指“公民”。我们知道，公民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术语，它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可以享有某种权利与承担某种义务的人，而人民则是相对于敌人而言的，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一个政治术语，显然我们这里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体应该是指公民。由此可知我们谈立法平等的主体也是指公民而非人民。即使一个人在法律犯了某项罪，他也许成了法律制裁和打击的对象。不再属于人民的范畴，但他仍然是一个公民，因为他并没有失去国籍，虽然被法律剥夺了其享受一部分权利的资格，但是法律仍然保障他其它权利的顺利行使。这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立法本意。如果我们依然坚持一切以法的阶级性为中心的话，以阶级的标准来划分其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范围。那么不用说在立法上坚持不了人人平等，就连最起码的适用法律和守法上也谈不了平等了，所有的犯过罪的人都会被排斥在法律的权利保障之外，势必造成更大的阶级分化和对立，夸大了法的政治性，维护社会生产和秩序的法律就会化成为单纯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法的科学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罪犯也是公民。法律作为保障公民的权利和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基石。如果一味强调其政治功能和阶级性，势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样的先例在我国并非没有。因此，我们强调立法平等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和最大的程度上保障人民的利益，这与现阶段我国法的阶级性并不矛盾。
（七）坚持立法平等是当前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变化的要求。我国政府已向世界承诺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一些国际上重要的人权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所坚持和奉行的平等原则和非歧视原则我们必须遵守和履行。因此，我们在立法上必须承担这些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在立法上坚持平等原则。而目前我国又刚刚加入到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因此，我们也必须遵守WTO所奉行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无歧视待遇原则以及透明度原则。我国政府已经做出承诺：“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世贸成员。所有的外资个人、团体（包括那些没有在中国投资或注册的个人和团）在贸易权利方面将享受至少跟中国企业一样的待遇。取消双重定价惯例以及在内销产品和出口产品待遇上的区别。不用价格控制给国内厂商和服务行业提供保护。入世3年内，除少数例外，所有的企业将有进口商品以及在关税领土内进行贸易的权利。”针对这些承诺，我国政府已做出对我国现行法律做出重大修改的决定，在今后3年内，凡是与世贸组织的要求和原则相违背的法律都必须废除和修改。为适应入世的要求，必须尽快制定出一系列与世贸相适应的一些法律法规。针对我国必须履行的相应义务。如“在货物、服务：知识产权等方面。依世贸组织的规定：给予其他成员国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奉行非歧视原则。”为了更好地履行这些义务，我国现行的法律在短期内将面临着一个废，改，立的过程，以适应加入世贸的需要。在这些法律的废、改、立当中首要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便是从立法上保证平等，如果还坚持法的阶级性原则，显然这些法律改革的适用对象绝大部分是针对全世界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岂不是真的要和资产阶级讲平等了吗？当然我们不能这样去理解立法平等，正如前文所述，我们追求的法律平等是法律人格平等。在立法上确保其享有的权利平等。至于其在法律上享有的实际权利则是另一码事了。由此可见立法平等已成为社会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所需，实行立法平等原则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备条件。如果再坚持以法的阶级性而阻止立法平等的实现，我们的国家将势必将被时代所淘汰。
（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呼唤实现立法的平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首先要求市场经济立法必须坚持平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经济。它不同于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闭关自守，而是发达的商品经济，自由交易，对外开放，它也不同于计划经济，一切由国家计划垄断，而是要求自主经营、自由竞争、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意思自治、信息自由、机会平等，所有这些平等和自由是市场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同样是法治经济，更应从立法的高度保证各参与市场竞争的市场主体的平等性，立法平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前提和基础。市场是公平的象征，保证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平等，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项立法基本原则。立法不平等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对市场主体地位的区别对待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效率原则，使公平竞争的机制丧失，势必造成市场混乱，严重破坏社会交易的安全，同时也容易导致市场的畸形发展，使法律保护的行业和企业逐步形成垄断和操纵市场，对于受法律排斥的行业和企业逐步被淘汰，从而破坏了市场的有序运作。市场本身便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转，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工具。需要作的是从立法上保证参与市场竞争的各方主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同等的机会，而不是去直接干涉市场的运作。保障市场经济的权利和自由，主要是平等的，自主的权利和平等竞争和自主发展的机会，缺乏这种保障，市场经济就不能顺利发展，而这种法律的保障本身又来自于立法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坚持立法平等。立法平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结语：
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法律向前人人平等”的法律精义，不仅指执法而言，同样也指立法而言。”（5）立法是“源”，执法，守法，适法则是“流”。要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必须从“源头”抓起，首先在立法的阶段就应坚持人人平等，这才是现代法治精神的体现。
参考文献：
（1）、（2）、（3）郭道晖著《法的时代呼唤》法律出版社
（4）、（5）郭道晖著《法学争鸣实录》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