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精神法治文化

『壹』 什么是法治精神，它的作用是什么

在中国特色社会的法治语境中，我们所说的“法治精神”当然是指中国特色社会的法治精神。这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仅吸收和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普遍规律和基本价值，而且立足和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主特定价值文化。

第四，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

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是法治社会正义理念的具体体现。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主要系统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要求每个人都有大致平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并且否认特权的存在。

第五、依法维权和解决纠纷的习惯

中国社会正在进入“权利时代”。近年来，公众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各级法院每年受理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信访数量激增。一些重大司法案件和法律事件，特别是公民权利保护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

『贰』 什么是"法治精神

“法治精神”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吸纳并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规律和基本价值，又立足于并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国情和特定价值文化。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具体表征有：

1、理性概念源于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logos）说，它兼有客观规律和主体理性思维的双重含义，主要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

2、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说过：“理性乃是人用智识理解和应对现实的（有限）能力。有理性的人能够辨识一般性原则并能够把握事物内部、人与事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基本关系。有理性的人有可能以客观的和超然的方式看待世界和判断他人。

(2)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扩展阅读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治本之策。

其一，党执政兴国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既要靠改革的力量，也要靠法治的力量。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并驾齐驱，不可偏废。

其二，人民幸福安康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人民的权益要靠法治来保障。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当前，一些损害群众利益、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的发生，有种种原因，法治精神不彰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实践证明，加快法治国家建设，既要注重法律制度建设，又要重视更深层面即精神层面的建设，使法治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撑。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具体表征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员网-《求是》评论员：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叁』 领导干部法制精神和法治文化缺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法治信仰认同普遍缺失。
这是一个最为严重而又被熟视无睹的问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法在现实生活中不过是一个概念现象、一种实用工具，甚至没有被广泛认知，更不要说被普遍信仰。一些领导干部在施政过程中，常常考虑的是GDP、看得见的政绩或民心工程、上级领导的满意度、协调甚至是媚顺舆论媒体，依法治市（县、区）、依法行政自然而然地成了摆设。现如今很少有不强调依法行政的，他们甚至会认真讲，只是不会认真对待。
二、法治权威远未形成。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人们不信仰法，也在于实践中，法治没有形成应有的权威。法治一直在受到各种挑战，并且似乎还没有胜利过，更不用说显得强势。在影响地方和基层的事务中，法治无论如何排不上前列。本来“法治”或“依法行政”应该是理念、精神，而不是事务，但常常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报告中成为一项具体事务。从量化工作而言也不能说不科学、不应该，但就其排位来讲，肯定在较后的文字里出现。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行政状态，法治给人的力量还是输给“人治”。
三、法治氛围整体淡薄。
任何社会活动都与其环境密切关联。如前所述，不少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点其实不在法治，在我们这个强调“让领导满意、放心，让群众满意、舒心”而重在“领导满意”（因为即便群众满意了，领导不满意也白搭）的施政思维中，难免分出轻重缓急，无形中“法治”的思维就淡了，氛围当然也就淡了。而事实上，依法行政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尴尬，一方面被较高期待，另一方面则被不信任、不支持、不宽容。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公民个体切身利益的执法过程，往往进行得不顺利，大大增加行政成本，甚至付出形象代价。与此同时，人们骨子里固有的传统的“官本位”或是“权本位”思想至今还大行其是，没有真正形成崇尚法治的氛围。
再看看我们享受的法治之文化。满眼、满街的是商业广告，法治广告和栏目相形见少，有的地方几乎是全面让位。我们参与的活动如果不是统一的要求，几乎不会与法治相关。文艺是人性的、煽情的、冷峻的、嬉皮的、批判的、娱乐的，如果要找和法治关联的，就要很费心思地专门找，而且找得到的作品几乎很少关心法治精神。电视剧上常有警匪片之类，主题很正义、正气的也有，但多数更关注剧情的娱乐性。这也难怪，法治如果不找到看点或卖点，几乎很难产生经济价值。因此，整个社会实际消费和享受的文化作品和产品中，法治类作品或产品只占极小的份额。这对于广大的公民来说，受教育的频率和强度显然偏低了。
四、法治文化投入缺乏机制和保障。
文化建设无疑需要投入。但文化已经市场化，我们不能责备非财政资本的投资者和工作者没有把他的作品创作成一部完好的法治作品，毕竟投资的目的首先是利润。问题是，谁来创造影响公众的法治文化产品，谁有这个当仁不让的责任，谁应该投资。
当然是政府。遗憾的是，法治文化建设在地方被“轻”被“缓”了，几乎很少有地方政府会把法治文化建设当重要工程做的。我们常看到公路、广场、体育馆场、剧院被当作民心或民生工程列入日程，甚至是举全市（县、区）之（财）力，加班加点赶进度，但没有听到哪里的党政领导把法治文化建设列进了工程项目表。地方党政领导往往关注了“文化建设”的形，而没有关注建设的实（内容）。因为要繁荣的文化太多，一地的一届政府怎么做得了，于是大家乐得装糊涂，绝不想再为“法治文化建设”专门规划专门投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财政不列支，政府不主导，长此以往，法治文化建设的处境难免成没有封地的王子，穿着黄马褂，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五、依法行政主体缺乏组织约束机制。
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为什么主政者的执法主张、执法行为与执法理念之间会形成落差？组织约束机制失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么讲会令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不满意，因为实在地讲，组织人事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自发的、巨大的，而且确有刚性举措，但我们要探讨的是实际效果。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是否优秀，是否有作为，本来很难把握，当前我们往往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但法治意识、法治能力怎么体现在考评体系中就有难度了。特别是对于“没有执法权”的公务员，如何评价其法治能力？几乎没有依据。但在整个公务员体系中，没有具体执法权的人数巨大。这些人虽然不具体执法，但可能会决策执法、监管执法、保障执法。对这部分人，在法治考评时，往往是凭印象或虚拟为优。这刚好说明，许多行政人员游离在法治考评之外。而即便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以其行政过程、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适当作为法治水平考评依据，已然不够全面。执法的效果如何，不仅要考虑法律效果，还要考虑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不仅是一时的社会效果，还有长远的社会影响。对这个层面的关注，公务员的组织人事考评体系显然不够。
共产党是执政党，面临如何执政和长期执政的问题。依法治国是执政理念，不可能不体现在组织人事制度这个关键环节中，毕竟“干部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在抽象行政行为暂时没有法律调整之前，法治理念和能力纳入组织考评就显得尤为重要。党委政府如何行使非法律调整的权力，如何规范约束抽象行政行为，其实对于法治的权威和信心至关重要，比如行政决策、行政审批制度、经济规划、城市规划、行政收费等等，如果让这些行为游离于组织考评机制之外，即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再体现依法，也难拢住群众游离于法的心。
六、依法行政面临新形势新问题的挑战。
中央政法委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地方政府执政执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发展和维稳的任务都相当繁重。比如信访问题，“维稳是硬任务”，各级党委政府莫不重视，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为了解决信访问题，地方受到高压，总结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等经验，因而措施服从于结果。各个部门纷纷在各种“特殊敏感时期和日子”无可奈何地急于处理一些历史问题和社会矛盾，但往往不能坚持公平正义，常常求助于亲情伦理，亲戚宗族，最终都以政府出钱了事，将法与理的和了稀泥。“上访就有理”、“政府最怕上访”成为基层群众的普遍认同。这种变态的文化认知，无疑成了法治精神的最大伤害。
之所以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就在于文化具有导向性、先进性和渗透性。不认知、不重视、不投入、不弘扬，法治便没有文化可言，依法行政便不会有执法氛围，法治被信仰便是无稽之谈，依法治省、治市（县）便是纸上谈兵。如是这样，难免空谈误国！因此，必须从领导特别是地方首长做起，认真思考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真诚信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率先垂范，做法治文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如是这般，则重造法治信心，再造法治权威，建立法治秩序有望。

领导干部认识上的误区是制约其法治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虽然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但是现实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文化素质缺乏应有的重视，认为法律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认为懂业务是硬条件，学法律是软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工作，看重业务工作，认为在业务上要多下些工夫，学通弄懂，这样有利于出成绩、出政绩，对职业发展有利。法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平时用不上，不学法、不懂法照样可以把工作做好，需要法律时再学也来得及，不行可以请律师及懂法律的人来帮忙。
二是认为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领导干部的大事，是其他部门领导干部的额外负担。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干部的工作需要，对他们来说，学法、懂法、用法是一项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部门的干部职工有自己的专业及本职工作，不从事实际的法律工作，学不学法，懂不懂法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
三是认为领导干部从事的是日常的管理工作，学法、守法是群众的事。不少领导干部认为，党政部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政部门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不必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有的领导干部将法治视为管理者的特权，仅仅当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搬出来用一用，对自己不利时就搁在一边。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缺乏信任，认为老百姓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秩序，滥用法律条例，与政府“作对”，与官员“捣乱”，应该多学法，自觉守法，把普法工作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单向的法制教育。四是没有从正面认识和理解法律普及工作的重要意义，反而认为通过多年的普法，使得老百姓动辄上法院去告政府或官员，“不那么好管了”。这些认识误区如果不及时消除，不仅影响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的提高，还会影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进程，也损害了领导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肆』 法治精神是什么

“法治精神”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吸纳并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规律和基本价值，又立足于并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国情和特定价值文化。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具体表征

1、理性概念源于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logos）说，它兼有客观规律和主体理性思维的双重含义，主要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

2、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曾说过：“理性乃是人用智识理解和应对现实的（有限）能力。有理性的人能够辨识一般性原则并能够把握事物内部、人与事物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基本关系。有理性的人有可能以客观的和超然的方式看待世界和判断他人。

『伍』 什么是法治精神

一、深刻理解“法治精神”的科学内涵
“法治精神”的内函丰富精辟，它主要包括法治的善治精神、民主精神、人
权精神、公正精神和和谐精神。
善治精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善于运用法律、法治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热点、
难点问题，
依法促进民生问题的解决，
确保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
入实施。
民主精神：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的权益。公民政治参与有序
扩大。
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
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
基本民主制度更
加完善。
人权精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由人民依法行使；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
一律平等，维护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尊重和保护人权。
公正精神：从法律建设、制度建设、政策手段、工作方式等方面，依法建
立以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
规则公平、
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陆』 为什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同时强调，“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些论述深刻阐述了守法意识、法治精神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重要性。
人类早期的成文法常常铭刻在石柱或铜表上，但铸鼎未必传世，勒石未必长存，真正流传下来的是“铭刻”在全体社会成员心中的法治精神。历史发展表明，只有法律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法的意义、法的精神才能真正展现出来，法治的理想才能最终落地。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要达到“全民守法”的目标，必须以法治政府的建立促进法治社会的发育，以司法的严谨、执法的严格来培育公民守法的自觉性。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公正对于社会公正的引领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具体的司法案件中建立对法治的信心、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感受到法律的权威，他们对法律的态度才能由认识到遵守，由信任到信仰。

守法需要自觉，自觉守法要靠各行业、各领域的自我管理来培育。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同时，也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使各行业、各领域的从业者，真正在实实在在的自律和自我管理中，一点一滴培养起社会责任意识和法治精神。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建设，离不开类型多样的宣传与教育。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已经完成了以全体公民为教育对象的五个法治宣传教育五年规划，“六五”普法规划正在进行中，普法内涵不断丰富、领域不断拓宽，已经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我们要在全民教育基础上，继续推进针对不同领域、不同群体的法治教育，不断创新宣讲和教育方式，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以精准滴灌和春风化雨的形式，将法治教育送入街头巷尾、百姓人家。只有经过多管齐下的法治教育、培育，遵法守法的意识才能蔚然成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并为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夯实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4-10/31/nw.D110000gmrb_20141031_1-02.htm

『柒』 什么是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是一种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专律类型的文化。包属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
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

『捌』 法制精神和法治精神的区别

1、范畴不同。

”法制”精神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法治精神里的”法治”是法律统治的简称，是一种治国原则和方法，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是对法制这种实际存在东西的完善和改造。

2、存在性不同。

”法制精神”里”法制”的产生和发展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在任何国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产生和发展却不与所有国家直接相联系，只在民主制国家才存在法治。

3、基本要求不同。

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项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在各种社会调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权威性和强制性，不是当权者的任性。

4、主要标志不同。

贯彻法制精神，实行法制的主要标志，在于：

“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

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

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精神内在的本质要求。

『玖』 什么是法治精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语境下，我们讲的“法治精神”当然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种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吸纳并体现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规律和基本价值，又立足于并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国情和特定价值文化。

一、理性精神

理性概念源于古希腊时期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logos）说，它兼有客观规律和主体理性思维的双重含义，主要是指合客观性（区别于信仰）和合逻辑性（区别于感性、情感和欲望等非理性）。

二、诚信守法的精神

“诚信”作为一种道德准则，中国自古有之，但作为法律术语则是从西方移植而来。“诚实信用”直接语源来自德语Treu und Glauben，法语作bonnefoi，均与拉丁文bonafides有某些渊源关系。德国学者的主导观点是：“诚信原则的内涵是信赖，它在有组织的法律文化中起着一种凝聚作用，特别是相互信赖，它要求尊重他人应受保护的权益。

三、尊重法律权威的精神

法律权威体现了法律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基础性和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表明法律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得到普遍的支持和服从。关于法律权威的来源，分析法学“巨匠”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权威来源于强制力。而新自然法学家约瑟夫?拉兹则认为，之所以按照权威的指令行事，是因为受指令者更倾向于接受权威者的理由。

四、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

权利与义务对称的精神是社会公正理念在法治方面的具体体现。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正的社会制度要求每个人拥有大致相当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否定特权的存在。

五、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

中国社会正在步入“权利的时代”。近年来，公众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各级法院受理的案件年度数量急剧攀升，信访案件数量激增，一些重大司法案件、法治事件，尤其是公民维权事件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学者统计：2003—2012年，“维权类”法治案件占据了每年度十大法治案件的很大比重。

(9)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扩展阅读:

1、靠法治为改革护航，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

经过30多年的实践，中国改革的路径正在发生鲜明变化。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更多靠的是“摸石过河”的勇气、以“破”为主的血性、先行先试的闯劲，那么今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确立，明确了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们进入了有法可依的新时代；深水区的利益藩篱，攻坚期的复杂难题，则呼唤着用法治理念去破解。把改革主张转换成法治主张，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风险，才能确保改革有秩序、不走样，行稳致远。

2、以法治作为改革的压舱石，是转型期中国的内在要求。

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是其安定性。这对于社会变革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而言，尤为重要。这种安定性，不仅体现为政策制定不能朝令夕改、决策出台必须于法有据，更体现为在一个高速前行的转型社会中，对社会秩序和价值理念所起的稳定作用。

法治是指引中国改革这艘航船风雨中不变航向的灯塔，是阻拦奔腾的市场经济之川不溢出河道的堤坝，是守护三十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蚕食的坚强卫士。在法治的框架内处理各种矛盾和改革，寻求法治之下的最大共识，这是中国改革持续向前的制度保障，也是全体人民的福祉所在。

参考资料: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具体表征-人民网

『拾』 一般认为 法治精神包括哪些内容

法治文化是一个大题目，理论上一般将法治文化分为三个方面，即精神文回化、制度答文化和物质文化。文化学者将文化分为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属于显性文化，精神文化属于隐性文化。法律精神文化表现的是法律心理、意识、观念和思想等无形的文化。无形文化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浸润于人们的言行举止之中，弥漫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隐性文化既是显性文化产生的基础，也是显性文化存在的依靠。在此我仅就如何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推进法治精神文化建设谈点粗浅体会。
由于制度文化相对精神文化，具有显性和刚性的特点，我们一般比较重视法律制度文化建设，相对忽略法治精神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长足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初步完成了制度文化建设。但是，我国社会法治精神文化的变化与发展不能适应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说，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得到精神文化的回应和支持。正如粱治平教授所说的“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 制度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发生脱节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