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水利立法

『壹』 古代中国在水利建设的三项重大成就

一、中国古代的农学思想

1、农业中的所谓“三才”理论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经·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可见“三才”理论是讲天、地、人的变化与关系的。它是战国时期比较流行的哲学观点之一，被人们运用于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阐明了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为首要地位。到汉代，天、地、人演变为“力”、“地”、“时”。晁错说：“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这里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视人工劳动的含义，改造自然的意味更浓厚些。中国历代农学家都继承了在农业生产中强调人力作用这一思想。农业生产中的“时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则是“三才”理论的另一衍化。其主要内涵就是农业生产必须根据天时、地利的变化和农业生物生长发育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措施。“三宜”原则也开始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明代农学家马一龙对之作了较为全面、科学的说明：“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三才”理论运用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2、具有浓厚特色的经营思想

与中国古代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思想，有的直到今天还具有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鹜，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的高度。

二、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成就

1、灌溉渠系工程

开渠道满足作物的水分需要，开水沟排除农田多余的水，是农田水利的主要任务。所以沟渠工程是最普遍的一种型式。商、周时期农田中的沟洫分别起着向农田引水、输水、配水、灌水以及排水的作用。战国时期，列国争霸，为达到富国强兵目的，水利事业倍受重视，大型渠系建设迅速兴起。魏国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一带主持兴建漳水十二渠，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自西汉以下数百年间，本地区一直是重要的政治经济区域。公元前三世纪，蜀守李冰主持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工程，至今历时二千多年而不废，效益有增无减。都江堰建于岷江冲积扇地形上，为无坝引水渠系。渠道工程主要由鱼咀、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整个工程规划布局合理，设计构思巧妙，管理运用科学，施工维修经济，为中国古代灌溉渠系中不可多得的优秀工程。建成后，四川平原遂“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关中平原上的郑国渠是规模最大的一个渠系工程，由水工郑国主持修建。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干渠全长三百余里，计划灌溉面积达四万顷。司马迁评价郑国渠在秦统一事业中所起的作用说：“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西汉时，灌溉渠系工程继续有发展，关中地区建成了白渠、六辅渠、成国渠、蒙茏渠、灵轵渠等；在今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皆引河及川谷（水）以溉田”；新疆古轮台（今轮台县）、渠犁（今库勒尔县）、伊循（今若羌县一带）、车师、楼兰（今罗布泊北岸一带）和伊吾（今哈密附近）等地也多有灌溉工程。西汉以后，灌溉渠系工程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是在少数地方略有兴建而已。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二千多年前的文献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农田的记载：“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芍陂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门，吐纳川流”。直径大约百里，周围约三百多里，灌注今安徽寿县以南淠水和肥水之间四万顷田地。今天的安丰塘就是其残存部分。汉代，陂塘兴筑已很普遍，东汉以后，陂塘水利加速发展。陂塘水利适建于丘陵地区，起始于淮河流域，汝南、汉中地区也颇发达。从云南、四川出土的东汉陶陂池模型，可看出当时已在陂池中养鱼，进行综合利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关于陂塘灌溉面积数量的计算：“十顷之陂可以灌四十顷。”中小型陂塘适于小农经济的农户修筑，南方地区雨季蓄水以备干旱时用，修筑尤多。元代王桢《农书·农器图谱·灌溉门》说：“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堨、水荡，难以数计”。明代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数万个。总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统

隋、唐、宋时期，水利建设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规模兴修尤为突出。古代太湖地区劳动人民在浅水沼泽，或河湖滩地取土筑堤围垦辟田，筑堤取土之处，必然出现沟洫。为了解决积水问题，又把这类堤岸、沟洫加以扩展，于是逐渐变成了塘浦。当发展到横塘纵浦紧密相接，设置闸门控制排灌时，就演变成为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1043年）中描述道：“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闸门，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叶以后。五代时吴越国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强管理护养制度，设立“都水营田使”官职，把治水与治田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对塘浦圩田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良好作用。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废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南宋时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围田置闸之类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汉、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为防御潮水灾害而开始修建江海堤防。海塘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海塘从局部到连成一线，从土塘演变为石塘，建筑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五代吴越国钱镠在位时，曾在杭州候潮门和通江门外筑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桩法”以木栅为格，格内填进砖石，经涨沙充淤后，就成为远比土塘坚固的土石塘。可以说这是从土塘到石塘的过渡。北宋时，石塘技术上的一次改革就是采用了“坡坨法”，即海塘为斜坡石级式，塘身稳定性优于壁立式海塘，坡阶又起消力作用。明、清时，海塘工程更受重视，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术上的进步都超过其他历史时期。

5、井灌

这是利用地下水的一种工程型式。中国井的起源很早。据考古资料，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掘出了井。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战国以来，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明、清时，在今陕西关中，山西汾水下游，河北、河南平原地区形成了井灌区。方承观《棉花图》中说：“植棉必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坎儿井，是新疆地区利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上积雪融化的雪水经过山麓渗漏入砾石层的伏流或潜水而灌溉的一种独特形式。坎儿井在西汉时就有了。人们根据当地雨量稀少，气候炎热，风沙大的特点，在地下水流相通的地带开凿成列的竖井，其下有横渠（暗渠），然后通过明渠（灌溉渠道）把水送到农田里。这样水行地下，可减少蒸发。清代，林则徐曾在吐鲁番一带大力推广，对炎热干旱的吐鲁番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三、农业生产工具

农业生产工具自春秋战国以来称之为“田器”、“农器”和“农具”。制造农具的原料，最早是石、骨、蚌、角等。商、周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有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铁的冶铸技术发明至迟始于春秋。春秋战国之际，冶铁技术先后出现了生铁冶铸、炼钢和生铁柔化三项技术，使铁器成为更富有广阔前途的锐利工具，加快了铁农具代替木、石、青铜制农具的历史进程。铁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能清除大片森林，使之变为耕地、牧场，也使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使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农具按功用可分为下列几类：

1、高效的取水设备和机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设法把低处的水引向高处。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过不少灵巧的发明。人们熟悉的水车，也叫“翻车”、“龙骨车”、“水蜈蚣”。它出现于东汉、三国之际，最初只用来浇灌园地，后来被水田区的农民广泛采用，将近二千年来，在生产上一直起着较大的作用。筒车，今天在许多地方还可见到，大约有千年以上历史。这是把一个大的转轮，周围系上许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边，转轮一部分没在水中，水流激动转轮，轮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里。元代王桢《农书》里记载的水转翻车、牛转翻车、驴转翻车、高转筒车，构造比较复杂，效率比较高，都是从翻车和筒车变化出来的。高转筒车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为了把水引向远处，则有连筒和架槽的发明。连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里面的节，一根根连接起来，下面随地势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涧谷，把水引到很远的地方。架槽的设计基本上同连筒一样，只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这类器具，正如王桢所说：“大可下润于千顷，高可飞流于百尺，架之则远达，穴之则潜通，世间无不救之四，地上有可兴之雨。”反映出中国古代这方面的创造发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实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

耒耜是犁普遍使用前的主要耕具。它类似现代还使用的铁铲、铁锹，也有叫臿的。使用耕畜牵引的耕犁，中国从春秋战国才开始逐渐在一些地区普及使用。甘肃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的木牛犁模型说明汉代耕犁已基本定型。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二牛三人耕”的耦犁，有犁辕、犁梢（犁柄）、犁底（犁床）、犁衡、犁箭等部件。犁壁（又叫犁镜或犁碗）在汉代已广泛使用。汉代的犁是直辕长辕犁，耕地时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很高。经过不断改进，到唐代创制了新的曲辕犁，又叫作“江东犁”。当时陆龟蒙《耒耜经》中详细记述了它的部件、尺寸和作用。这种犁由铁制的犁镵、犁壁和木制的犁底、压镵、策、犁箭、犁辕、犁梢、犁评、犁建、

犁盘等十一个部件组成。整个耕犁相当完备、先进，是中国耕犁发展到比较成熟阶段的典型。中国犁又被称作框形犁，是因为犁体由床、柱、柄、辕等部分构成，呈框形的原故。比起地中海勾辕犁、日耳曼方形犁、俄罗斯对犁、印度犁、马来犁等，它的优点是操作时犁身可以摆动，富有机动性，便于调整耕深、耕幅，且轻巧柔便，利于回转周旋，适于在小面积地块上耕作。另外，使用曲面犁壁，不仅可以更好地碎土，还可起垡作垄，进行条播，利于田间操作和管理。宋代发明了踏犁和犁刀，明代又发明了几种人力犁，但都应用范围不广。除犁以外的翻土工具还有钁和铁搭等。农田耕翻后，须经过碎土和平整。平整的农具最早有耰（椎），以后有挞、劳（耱）、耙、碌碡等。甘肃嘉峪关市发现的魏晋墓室壁画中有耙和耱的形象。广东连县西晋墓中出土的陶水田犁耙模型，犁和耙都用牛牵引。水田操作使用的耖，魏晋时南方也已较普遍地使用了。

3、播种农具

最重要的创造发明是耧车，为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大力推广的新农具之一。据东汉崔寔《政论》说：“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三犁”即三个耧脚。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晚期墓室壁画上有一人在挽耧下种，其耧车正是三脚耧。用耧车播种，一牛牵引耧，一人扶耧，种子盛在耧斗中，耧斗与空心的耧脚相通，且行且摇，种乃自下。它能同时完成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播种三行，行距一致，下种均匀，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和质量。

4、中耕除草农具

一类是钱、铲和铫，构造大同小异，实质是同一种农具。古代文献往往用来相互注释，《说文解字》十四：“钱，铫也，古农器。”这类农具需运用手腕力量贴地平铲以除草松土，也可用来翻土。另一类是耨、镈和锄，就构造说也大同小异，都是向后用力以间苗、除草和松土的农具，比钱、铲、铫要进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春秋战国时已有了铁锄；汉代以后的铁锄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农具。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钱镈门》中有耘图。宋、元之际的《种莳直说》中第一次记载了耧锄。这是一种用畜力牵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农具。

5、收获农具

新石器时代已有石制或蚌壳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藁秆的铚与镰。金属出现后，则有青铜和铁制的铚和镰。几千年来，铚和镰的形制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宋以前，还出现了拨镰、艾、翳镰、推镰、钩镰等收获农具。王桢《农书·农器图谱》中记载的由麦钐、麦绰等组成的芟麦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收获小麦的农具。谷物收割脱粒后，利用比重和风力把秕壳与籽粒分开的办法很早就使用了。从《诗经》中可以找到证明：“维南有箕（箕斗，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扬。”1973年河南济源县泗涧沟汉墓出土的陶风车模型，说明至迟西汉晚期已经发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风车把叶片转动生风和籽粒重则沉、糠秕轻则飏的经验巧妙地结合在同一机械中，确是一种新颖的创造。

四、选种育种成就

1、农作物的育种成就

中国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起源于中国的农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麦；豆类有大豆、毛黄豆；蔬菜有白菜、萝卜；果树有桃、杏、李、梨、柑桔、荔枝等。

当远古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需有所选择，这就是农作物出现的开始。所以选种的历史和农业发生的历史同样悠久。中国的农作物种类很多，品种更多，现今水稻品种有四万多个，粟有一万五千多个。这都是经过无数世代的农民广泛采用存优汰劣的留种和选种技术创造出来的。

2、家畜家禽的育种成就

中国各地的优良家畜家禽种类之多，品种资源之丰富，过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视。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中国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饲养了。中国是最早饲养猪、鸡、鸭、马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用杂交方法培育骡的国家。

3、蚕桑方面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养蚕、种桑、缫丝最早的国家。当二千多年前中国丝绸传入欧洲时，欧洲人对那美丽、轻盈的丝绸是如何织造的，竟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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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古代治水的工程是怎样的

在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帝王都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也拥有着很多闻名世界的水利工程，例如灵渠、四川都江堰工程、隋朝大运河等，这些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人的智慧，提高了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保护作用。

在中国古代这个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部门就是农业了 。农业受自然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在古代科技不发达的时候，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低。因此，历朝历代的帝王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建设，不惜花费一切代价新建水利工程。修建治水工程，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还可以扩大运输，发展商业，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无论是在繁荣安定的时代，还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不少帝王都纷纷不惜代价花费大量的金钱，来修建水利事业。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都听说过哪些中国古代的治水工程？不妨来说一说吧。

『叁』 在线急求！！！中国古代著名水利措施！！！

（1 ）大禹治水

（2）战国时，李冰修筑都江堰

（3）秦朝灵渠

（4）汉武帝兴修治理黄河，王景治理黄河

（5）隋炀帝开凿大运河

（6）唐代兴修四十多处大型水利工程

（7）元世祖开凿会通河和通惠河。

中国古代著名水利工程

朝代 名称 人物 成就 作用

①战国 都江堰 李冰 在成都附近的岷江流域修建的名闻世界的防洪灌溉工程，除了岷江水患，使川西平原变成千里沃野，至今仍造福人民

②秦朝 灵渠 — 沟通湘水和离水，全长30多公里，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 把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接起来，至今尚能灌溉4万多亩地

③隋朝 大运河 — 605年起，隋炀帝征发几百万人开通的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全长四五千里，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 大大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

④元朝 会通河通惠河 — 元世祖时，开凿从山东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和从通州到大都的通惠河，把原有的运河连接起来，漕运粮船可从杭州直通大都

『肆』 我国古代水利建设是防洪治水的有哪些

防洪治水:
1）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为统一治理江河，发展灌溉创造了条件。此时期的水文化为适应自然、满足人口增加及安居乐业的需求，对江河堤防实行“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水文化的代表性灌溉工程有关中的郑白渠、成国渠，以及为开拓岭南修建的灵渠，使湘漓通航。自汉代起，为巩固国防，在西北屯边垦殖，开发了青海的湟水流域、宁夏的河套地区和甘肃的河西走廊。

（2）隋唐宋时期
隋炀帝修通了南北大运河。特别是唐朝，国泰民安，长江流域大规模开垦荒地，修筑圩垸，以及荆江和汉江堤防；塘堰灌溉遍布，并已有提水灌溉，灌溉面积大为扩大，作物单产和总产大大提高。公元1069年，宋神宗时期，支持王安石变法，水文化出现了《农田利害条约》法令，设立了农田水利官，“四方争言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复兴”。北宋徽宗，提倡围湖造田。南宋时期，珠江口大规模修堤围垦，太湖、浙东建设海塘，以及著名于后世的苏北以范仲淹命名的“范公堤”等。唐诗、宋词，人文传记和小说兴盛，以及李白、杜甫、王羲之、柳宗元等诗词和书法家都给后世留下了大量有关水利方面的文笔墨迹。此时期的水利工程与水文化相互交融，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

（3）元明清时期
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全国人口已达4.1亿，耕地面积达0.73亿hm2，复种指数达110%，这些均得益于水利工程和水文化的发展。如元代屯田，不仅在西北，而且还扩展到东北和西南边疆。公元1542年，明嘉靖二十一年，更把荆江大堤连成整体，又修筑武汉市堤、黄广大堤，以及安徽同马大堤和无为大堤，康熙和雍正年间，又拨专款修筑湖广堤围，修堤围垦极盛，即“湖广熟，天下足”。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中，都有很多有关水的精彩描述。水文化充分反映了封建盛世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农田灌溉:

（1）历代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与进步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处在石器时代和金石并用时代，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处在旧石器时代；半坡氏族和河姆渡氏族处在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开始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
奴隶社会生产工具有了进步，西周晚期出现铁器；春秋时期，开始使用铁农具和牛耕，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战国时期，铁农具和牛耕得到推广，牛耕的运用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
两汉时，牛耕广泛使用，并有了改进，出现了两牛抬杠式和一牛挽犁式，铁农具和牛耕都向边疆传播；西汉时发明了翻土、碎土的犁壁，这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西汉农学家赵过发明了播种机械耧车。
三国时，魏国马均发明了灌溉工具翻车；
唐朝，发明了灌溉工具筒车和曲辕犁。
认识：工具改进是生产力发展的最显著的标志，经济发展最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变革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都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即生产工具的进步）引起的。
（2）历代政府重视农业发展的措施
春秋，齐国管仲改革，发展生产；
战国时，秦国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两汉时，推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奖励农耕；
三国时推行屯田制；
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均田制；
隋唐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重视生产工具的革新，重视兴修水利；
北宋王安石变法中的农田水利法，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明清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鼓励生产，如明朝的“一条鞭法”、康熙的“更名田”、雍正的“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都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认识：
封建经济的特点是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它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兴衰存亡，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农业，“农本” 和“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指导思想，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清朝统治者，都在推行“重农抑商”政策，这种做法，是中国古代封建自然经济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实行，在封建社会初期，对国家安定、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该政策把工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进行压制，其结果必然是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业长期停止在自然经济的低水平上，其弊端在明清时期更加严重，它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是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政府采取的鼓励、重视农业发展的措施，直接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
一般说来，每个王朝建立的初期，统治集团比较奋发向上，励精图治，都有自己的治理目标，他们的政策往往行之有效，也充分说明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3）水利事业
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楚相孙叔敖修的芍陂；连接淮水和长江流域的运河；
战国时期：郑国渠和都江堰；
秦朝：灵渠沟通湘水和漓水；
两汉时期：农田水利的地区特色明显，黄河流域以营建灌溉渠为主，著名的工程如六辅渠、白渠、龙首渠等；江淮、江汉之间以修建天然陂池为主；西北修筑坎儿井；
汉武帝和汉明帝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黄河工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隋唐时期：隋朝的大运河；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兴修的水利超过六朝的总和；
北宋时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
元朝：开凿了会通河和通惠河将几大水系贯通起来。
认识：中国历代王朝都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这与水利在古代经济中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是农业，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极大，在生产力不发达，人们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时，兴修水利不仅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可以扩大到交通运输和商业的发展，因此，修筑水利工程，是古代中国国家管理经济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内容和职能的体现。

『伍』 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及其影响

郑国渠。秦国，郑国建。影响：郑国渠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刚即位，韩桓惠王为了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无力进行东伐，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执行 疲秦之计。郑国给秦国设计兴修引泾水入洛阳的灌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要杀郑国，郑国说：当初韩王是叫我来作间谍的，但是，水渠修成，不过 为韩延数岁之命 ，为秦却 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恤志》）。秦王政认为郑国的话有道理，让他继续主持这项工程。大约花了十年时间这项工程才告竣工。由于是郑国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因而人们称为郑国渠。
郑国渠工程，西起仲山西麓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王桥乡船头村西北），郑国在谷作石堰坝，抬高水位，拦截泾水入渠。利用西北微高，东南略低的地形，渠的主干线沿北山南麓自西向东伸展，流经今泾阳、三原、富平、蒲城等县，最后在蒲城县晋城村南注入洛河。干渠总长近300华里。沿途拦腰截断沿山河流，将冶水、清水、浊水、石川水等收入渠中，以加大水量。在关中平原北部，泾、洛、渭之间构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系统，使高旱缺雨的关中平原得到灌溉。
郑国渠修成后，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 用注填淤之水，溉泽卤之地.就是用含泥沙量较大的泾水进行灌溉，增加土质肥力，改造了盐碱地4万余顷（相当于现在280万亩）。一向落后的关中农业，迅速发达起来，雨量稀少，土地贫瘠的关中，变得 富庶甲天下 （《史记·河渠书》）。
郑国渠的修成，为充实秦的经济力量，统一全国制造了雄厚的物质条件。
郑国渠的建设也体现了比较高的河流水文学知识，郑国渠渠首工程布置在泾水凹岸稍偏下游的位置，这是十分科学的。在河流的弯道处，除通常的纵向水流外，还存在着横向环流，上层水流由凸岸流向凹岸，河流中最大流速接近凹岸稍偏下游的位置，正对渠口，所以渠道进水量就大得多。同时水里的大量的细泥也进入渠里，进行淤灌。横向环流的下层水流却和上层相反，由凹岸流向凸岸，同时把比较重因而在河流底层移动的粗砂冲向凸岸，这样就避免了粗砂入渠堵塞渠道的问题。

都江堰。秦朝，李冰建。影响：1、都江堰的创建，开创了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新纪元 2、都江堰是一个科学、完整、极富发展潜力的庞大的水利工程体系

灵 渠
灵渠，建成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33年），是跨越湘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古运河，位于湘桂走廊中心兴安县境内，与陕西的郑国渠、四川的都江堰并称为“秦的三大水利工程”。 郭沫若先生称为：“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灵渠历史悠久，设计精巧，全长37公里，由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和陡门组成。将海洋河水三七分流，三分入漓江，七分入湘江，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北方六国之后，又与公元前211年对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的百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秦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惟独在两广地区苦战三年，毫无建树，原来是因为广西的地形地貌导致运输补给供应不上。所以改善和保证交通补给成了这场战争的成败关键。秦始皇运筹帷幄，命令史禄劈山凿渠。史禄通过精确计算终于在兴安开凿了灵渠，奇迹般的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了起来，使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的运往前线，推动了战事的发展，最终把岭南的广大地区正式地划入了中原王朝的版图。

钱塘江海塘
在唐代以前的修塘费用，已无可考。唐及北宋时期修筑北岸海塘，据明代严宽在《海宁水利图志·序》载：“皆以数郡财力，始克有济。”
南宋嘉定六年(1213)，修葺山阴县溃塘，是由朝廷调拨钱米。后即购买没收的园、田设庄，按年收租息作为海塘的岁修经费。临安府龙山一带海塘的岁修经费，是按户按年摊派石、草若干。嘉熙年间(1237～1240)，将临安府沿江淤复耕地的税额拨作修塘经费。咸淳年间(1265～1274)，修筑海盐海塘需费较多，除发县仓米粮外，并有知县、县民捐款。
元泰定年间(1324～1327)，抢修北岸海塘盐官州一段，除征工外，还用钞79.4万余锭，粮4.63万余石，系奏报朝廷支拨。南岸修筑百沥海塘，劝民捐输粮米。
明初，北岸海塘海盐、平湖一带兴办大工程，都动用苏、松等9府财力，及至成化年间(1465～1487)，北岸海塘的修筑经费，有用杭州竹木税、各项罚款、赎罪款等。以后专设海盐海塘岁修款，每年在嘉兴府属7县摊派银3500～7000两，当年如若支用有余，则结转至下一年。万历年间(1573～1619)，海宁、平湖亦按例分别筹集银300两与600两。但万历三年风潮毁塘，历年积储不敷工用，于是将“藩司兵饷”、“驿传嬴金”及“他郡赎谷款”等拨充海塘工费。明末由于财政支绌，北岸海塘的修筑，竟至预征钱、粮和依靠各级官吏的捐款。南岸海塘的修筑工费，多向受益田亩派征，亦有府、县拨发仓粮。萧绍海塘还有动用赎罪款、罚金和由知县、县民的捐款。嘉靖十五年(1536)，兴建三江闸时，萧山县曾帮工帮费，以后萧山辖境内西江、北海两塘的修筑，凡需费较多时，山阴、会稽两县均予协济，但承担份额，各时期不尽相同。此制直到清代承袭不改。
清初，修筑北岸海塘，除“额编塘工银”外，还有官、绅捐款，按亩捐米，并将各项罚款、追缴虚报款等作为筑塘工费。康熙五十四年(1724)，因“存留公银既废”，各府协济的规定亦复取消，经奏准凡士民愿意捐款作为海塘工程经费，则允许入国子监为监生，当时简称捐监。雍正二年(1724)，奉旨动用正项钱粮修海塘。十一年，又准许“捐官”，以其所得为修塘款。十三年十月，高宗弘历即位，认为捐资得官之法，于吏治无益，钱塘江海塘工程经费由正项钱粮拨支。但在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北岸海塘的修筑经费除由正项钱粮支拨外，还调拨盐务引费、盐课公费、各项罚款、查抄款以及盐商和官员的捐款。其中四十九年为修筑范公塘石塘，盐商一次所捐即达白银60万两。五十一年开始，还先后将海塘经费的余存款、藩库借支银等借与商人生息，以其所得作为海塘岁修经费。道光十六年(1836)，浚海盐白洋河以培土塘、附土的工款，是先向藩库借支，然后随额征“地漕等项”时带征(浚)河费，以6年为期归还借款。道光时恢复“捐官”制度，按田亩的田赋分年摊征钱塘江塘工银。同治、光绪、宣统时期(1862～1911)，在兵燹之后，国库空虚，民生凋敝，而修复坍溃各塘，又急不容缓，经多方筹划，竭力罗致经费，来源有九：一在海宁等县征收米捐，专济海塘工用。二为支拨厘金和在征收茶捐、丝捐、(盐)纲捐、茧捐时，各加征塘工附捐。三为调拨盐课引费。四为调拨江、浙两关关税。五为停解闽省军饷转拨。六为江苏省协济。七为职衔捐纳。八为殷富捐输。九为公帑发商生息。太平军在浙江时，海宁州海塘坍溃，忠王李秀成要各县筹集修塘经费，为此各有关县乡官曾筹缴白银8000余两。
南岸萧绍海塘的修筑经费，是向受益田亩摊征为主。清初，山阴、会稽两县曾有值塘田制，即将近塘的田划称江田，专护海塘，不参与县里的一切徭役；不敷时，始向县内其他田亩摊征工、银。乾隆元年(1736)，高宗弘历曾下谕绍兴府属的沿江、沿海堤岸工程，遇有应修工程时，概于公项内动支，停止按亩派钱之例，但未能贯彻始终。三十年以后，萧绍海塘的修筑经费，除上述受益田亩摊征外，还有动支盐引费、厘金、契牙杂税专款、西湖景工款等公帑生息款、邑绅和盐商的捐款等。清代修筑百沥海塘的经费，除无厘金和契牙杂税专款两项来源外，均同萧绍海塘。道光三十年(1850)以后的捐资筑塘，以松厦连氏最多。

当然还有京杭大运河。

『陆』 我国古代对水利有哪些重视

我国古代对水利十分重视，传说在大约4000年前，就有大禹治水的事。《管子》、《考工记》都有一些关于水力学知识的珍贵记载。《管子•度地》说：“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这里指出，水是由水位高处流向水位低处(“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当河渠斜度很大时，水流速度就会很大，甚至冲动石头(“至于漂石”)。《孙子•势篇》就水冲动石头提出解释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这里用“势”概念去说明。《论衡•状留篇》进一步说：“湍濑之流，沙石转而大石不移。”急流只能推动沙石而不能推动大石，隐指大小一定的水势只能推动大小一定的石块，不能推动过大的石块。这已经有了一点大小上的分析。

上引《管子•度地》一段文字接着讨论，水本身不会自水位低处流到水位高处(“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那么又怎样利用水流向下的特性控制水流，使之流向东南西北甚至高地呢？这就需要修筑堤坝以提高上流的水位(“高其上”)。《孟子•告子上》也说，“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上山。”这意思大致是筑坝拦水，阻挡水势，开渠引水，激之使水上山。水位抬高就是使水行至“东西南北及高”的先决条件。上面是关于明渠的情况，亦即两边液面无压强差的情况，属于无压水力学方面的问题。

『柒』 中国古代城市水利居民生活用水怎么取得

1. 为了保证供水，古代城市也都重视供水设施的规划建设。在1977年开始发掘的东周阳城遗址上，便发现了即使在今天也不落后的城市供水设施：供水陶制管道暗埋于地下，设有澄水池、阀门坑。澄水池又叫“澄槽”，相当于现代水厂的沉淀池，水经澄槽沉沙、澄清后，再入城供居民取用。
   

2. 建设供水设施，是从硬件上完善饮用水的供给和保护，古代还从“软件”上进行管理。历朝都设专门的“水官”，负责水资源、水安全，汉代的“水长丞”、西晋的“都水台”、隋唐后的“都水监”，保证城市供水也是他们的分内职责之一。

3. 为保护饮用水源，古代还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严惩不文明、不道德行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立法保护”。如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在赵昚（宋孝宗）当皇帝的乾道年间，城市最大供水源西湖受到人为污染的威胁，市民有向湖内倾倒粪便、垃圾的不良习惯，安抚周淙奏禀宋孝宗降旨，“禁止官民抛弃粪土，栽植荷菱等物于湖内，违者严惩”。内臣刘敏贤、刘公正霸占湖面，濯污洗马，污染湖水，遭举报弹劾被免职。罢其官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是，“以一城黎元之生，饮污腻浊水而起疾病之大灾”。
   

4. 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元英宗针对金水河污染的问题，作出专门批示（敕），据《元史·河渠志》（卷六十四）记载，当时元英宗是这样说的：“昔在世祖时，金水河濯手有禁，今则洗马者有之，比至疏涤，禁诸人毋得污秽。”《都水监纪事》说得更明白：“金水入大内，敢有浴者、浣衣者、弃土石瓴甑其中、驱牛马往饮者，皆执而笞之。”
   
   

『捌』 古代水利工程的特征并分析其产生原因

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水利工程的修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水利工程的发展也始终贯穿各个朝代。从大禹治水开始，我国人民就摸索除了一条特殊的水利发展之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水利的发展经验也不断累积。那么，中国的水利工程建设是如何兴起的？在中国的水利发展史上，各朝各代都有着怎样特殊的水利建造技巧呢？

水利工程的起源与首次发展高潮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疆域面积广大，自然气候种类丰富。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是水患灾害频发地区。据记载，在历史上，黄河曾因水患的影响而变更河道一百余次，这对于黄河附近的居民来说，也是一种十分负面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的交融碰撞导致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水利事业的进步。据史料记载，我国第一次针对水患而兴建的水利工程出自大禹之手，当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农耕文明发展阶段，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之下，自然水源也就成为了影响农耕收成的最主要内容。相传，在黄河流域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水灾，许多农田在这场灾难中都毁于一旦。

当大禹来到此地后，首先使用的就是疏导的方法。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人口数量还不是很多，因此，以疏导淤塞的方式来治理洪水自然也是非常有效的。

水利技术的发展推动水利工程进入成熟期
《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黄，其泉则温。”

记述了人们早期的水利知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也逐渐增加，此时，再使用简单的疏导作为治水之策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了。

到了战国时期有了在河流上修建堤防的记录，在《汉书·沟洫志》中记载道：

“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境，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 ”

在《史记·河渠书》中曾记载：“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秦国正是因为各方面技术的进步，才得以成为诸侯国之首。当时，秦国在修建了郑国渠后，就在当时的社会中占据了水利发展的主动地位。而基于秦朝的水利技术，各个诸侯国也纷纷开始学习，此时，中国社会的水利工程发展也逐渐走向成熟。

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河渠书》中，通过：“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也体现出了汉武帝治水的大场面，从此之后，通过司马迁的引领，后续也有许多人参与到了对水利工程的记录中。

水利治理技术进入总结期
随着我国中原地区的统治逐渐走向稳定，各地的水利技术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元明清三代统治中，虽然说水利技术在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全新的突破了，但在这个时候，各大水利专家所著的水利科学总结性著作也是十分丰富的。在《范文正公集》中：

“江南旧有田，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

从记载中也能看出，水利设施已经初具规模了。

基于对前人技术的总结，到了明清社会时，我国也曾大量引进过西方水利技术。虽然说在我国的水利实践过程中，西方的水利知识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但它的出现也意味着我国的水利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总结与融合的阶段中了。

由于在元明清社会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均坐落于北方，因此，南北方的水运贯通就成为了当时社会水利发展的重中之重。时至今日，南水北调的工程仍然使我国水利发展的重要内容。而通过该工程的实现，我国的水利发展水平也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结语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而言，水利工程的修建就是重中之重。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能够意识到水利的稳定关乎着江山社稷的安稳，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要想拥有稳定的统治，就必须要保障水利工程的发展。

时至今日，水利工程仍然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我国而言，过去几千年的经验也将帮助我们走上更加稳定的水利发展之路。

『玖』 中国古代水利发展的历史

战国

战国末期，秦国国力殷实，重视水利，及至统一中国，生产力更有较大发展。四川的都江堰、关中的郑国渠（见郑白渠）和沟通长江与珠江水系的灵渠，被誉为秦王朝三大杰出水利工程。国家的昌盛，使秦汉时期出现了兴修水利的高潮。

汉武帝瓠子堵口，东汉王景治河等都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和宁夏、内蒙古的黄河河套，也都兴建了引水灌溉工程。

隋唐

隋唐北宋五百余年间，是中国水利的鼎盛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技术水平也有提高。隋朝投入巨大人力，建成了沟通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大运河，把全国广大地区通过水运联系起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除了大力维护运河的畅通，保证粮食的北运外，还在北方和南方大兴农田水利，包括关中的三白渠、浙江的它山堰等较大的工程共250多处。唐末以后,北方屡遭战乱，人口大量南移，使南方的农田水利迅速发展。水利法规、技术规范已经出现，如唐《水部式》、宋《河防通议》等。

元明

从元明到清中期，中国水利又经历了六百年的发展。元代建都北京，开通了京杭运河。黄河自南宋时期夺淮改道以来，河患频繁。明代大力治黄，采用"束水攻沙"，固定黄河流路，修建高家堰，形成洪泽湖水库，"蓄清御黄"保证漕运。

这些措施对明清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也为淮河水系留下严重的后患。在长江中游，强化荆江大堤，并发展洞庭湖的圩垸，促进了两湖地区的农业生产。珠江流域及东南沿海的水利建设也有很大发展。但从整体而论，自16世纪下半叶起，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已趋缓慢。

清朝

清末民国时期，内忧外患频繁，国家无力兴修水利，以致河防失修、灌区萎缩、京杭运河中断，水利处于衰落时期。但是海禁渐开，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传入中国，成立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等水利院校，培养水利技术人才。

在这一期间也修建了一些工程，如1912年在云南建成了石龙坝水电站，20年代修建了珠江的芦苞闸，30年代修建了永定河屈家店闸、苏北运河船闸和陕西的关中八惠灌溉工程等。但在全国范围内，水旱灾害日益严重，整治江河、兴修水利，已成为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

(9)古代水利立法扩展阅读：

“治国必先治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水利建设放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毛泽东主席先后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华夏大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水利建设热潮。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水利摆到了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首位，标志着我国水利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堤坝设防标准大幅提高，逐步完善的防汛抗洪减灾体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屏障。

『拾』 历史上的古人治理水患都是用了什么方法

1998年的特大洪水，到2020年的鄱阳，洞庭湖的汛情，抗洪救灾，刻不容缓，我们运用现代化技术可以准确有效将洪水控制住，在古代，我们面对肆虐的洪水，就有不少治水的成功的案列。

在治理水患的人物中，最出名的就是建造都江堰的李冰了。当时他任职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要解决困扰百姓的“恶水--岷江”带来的各种水患。从公元256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开始到完工用了八年时间，期间李冰疏通了治水的关键一战--玉垒山，使得岷江水流可以顺畅无阻，后为了解决河床淤积堵塞的问题又建立金刚堤，使岷江水分流，金刚堤也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鱼嘴的造型。在没有任何先进设备的情况下，李冰硬是把“恶水”治理成了哺育川西平原的“母亲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