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法的立法宗旨
『壹』 59号和116号文件什么时候执行
政策性破产是指在实施国有企业破产中，根据《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4]59号），《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1997]10号）为依据，由政府主导、法院实施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破产行为。
政策性破产，又称计划内破产，是指国务院有关部门确定的纳入国家破产兼并计划并享受相应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的破产。
从1994年开始，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企业三年脱困，开始开展“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政策性破产由此而生。
政策性破产有一个演变过程。1994年10月25日，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4]59号）规定，上海、天津等18个被国务院确定为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工作的城市的国有企业破产，企业依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首先用于安置职工，企业在破产前为维持生产经营而向职工筹措的款项视为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优先清偿。
1997年3月2日是，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1997]10号）将试点城市由18个扩大到111个，国务院成立“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全国企业兼并计划，凡纳入该计划的国有企业破产，即使其土地使用权被抵押，亦应用转让所得安置职工。不足部分还应以企业其它财产支付。
1999年4月16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1999年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经贸企改[1999]301号）规定，凡列入1999年国家兼并破产项目的国有企业破产，无论是否在试点城市，均适用上述两个文件规定的优惠政策，2000年全国领导小组又在《关于2000年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意见的通知》（[2000]15号）中规定：凡经国务院批准的兼并、破产、关闭项目，不论是否在试点城市，均执行国务院规定的有关政策。
至此，政策性破产已突破了试点城市的范围，取消了试点城市的规定，而以纳入国家破产计划为标志，凡是纳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并获国务院批准，均可适用国务院的特殊政策，进行政策性破产，享受以破产企业财产优先安置职工的优惠政策。
国有困难企业通过政策性破产平稳退出市场，使国有企业的结构得到优化。政策性破产可以说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解决国有困难企业退出市场的一项成功的制度创新。随着《企业破产法》的实施，国有企业已经停止实施政策性破产，全面实行依法破产。
所谓政策性破产，其实质更接近于行政关闭程序，只是借破产法之名义行之，并利用破产法中“破产程序终结后，未得到清偿的债权不再清偿”的规定，免除了关闭企业的债务责任。它是计划经济残余影响的产物，与市场经济下的破产制度难寻共同之处。政策性破产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与破产法立法宗旨不符
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是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政策性破产所强调的是解决政府面临的国有企业困难，解决失业职工的救济安置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两者差异甚大。取消政策性破产，绝不是说对破产企业职工的权益不予保护，相反，新破产法对职工劳动债权给予了较之现行立法更为充分的保护。但破产与社会救济毕竟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失业职工救济制度并不是破产法的组成部分，它属于社会保障法的调整范围，所以不能规定在破产法中。破产法不具备解决社会救济问题的功能，硬让它承担的结果，必然会造成在救济安置失业职工与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行政权力侵蚀司法权力，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
二、违反担保法等法律法规
第一，国务院两通知规定，破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及其他财产，即使已设置抵押等担保物权，其变卖所得也要优先用于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而不清偿抵押权人。这是违背担保法的，不仅存在行政法规越权问题，而且将使债权人实际上没有任何办法可以保障债权的安全，对市场经济秩序会产生危险的破坏作用。
第二，国务院两通知规定，职工安置费用首先从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支付，而对土地使用权是无偿划拨取得还是有偿出让取得未作区分，对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所得中属于应当上缴国家财政的出让金和属于企业所有应用于债务清偿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也未作区分。这是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根据这些法律法规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在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是可以转让的，设定抵押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处置所得在补交出让金后的部分，抵押权人可以优先受偿。
第三，政策性破产抛开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执行其出台时仍生效的《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现已废止）和现行有效的《失业保险条例》，规定职工所有安置费用都由破产财产中优先支付，这是不妥的。失业职工安置费用的绝大部分依法应由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这种做法也是不利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的。
三、违反市场经济基本原则
其一，政策性破产只适用于国务院确定范围的部分国有企业，其他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的破产，不能享受优惠政策，职工安置费用只能从当地政府补贴、民政救济和社会保障等渠道解决。这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造成了不同国企职工之间、国企与其他企业的职工之间，在享受破产救济方面因行政干预而人为造成的不平等。由于这种不平等没有任何道理与法理可言，故实践中各地普遍存在超范围滥用优惠政策的现象，且屡禁不止。
其二，政策性破产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加入WTO所作出承诺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往来需要也是相违背的。如欧盟理事会《第905/98号理事会条例》第2号规定，是否给予一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之一，就是“企业应受破产法及财产法的约束与保护”。政策性破产恰恰为反对我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者提供了理由。近日报纸纷纷报道，欧盟根据今年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最初评估报告，仍将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而其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不够健全。有些人强调，是否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法律或技术问题。笔者以为，这里的确有政治因素存在，但如果抛开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结，不仅以政治问题一叶障目，我们也必须承认，至少中国在破产法上确实存在非市场经济运作问题，而政策性破产就是最突出的表现。不管我国的新破产法在其他方面作出怎样的改变，只要允许政策性破产存在一天，中国的破产法就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模式。
综上所述，政策性破产实际是将本应由政府解决的问题、承担的费用，强制转嫁由债权人承担，其指导思想不是通过破产程序解决债务的公平清偿，而只是想通过行政干预（尽管已转化为法规形式），把破产当做政府解决国有企业亏损、安置失业职工、调整产业结构、减轻政府负担的一种“由债权人买单”的廉价方式，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
虽然是网上找到的 不过这么多应该是真的 求采纳
『贰』 结合实例，阐述企业破产法的宗旨
tian~~貌似咱们是同学～
『叁』 我国新旧《企业破产法》在破产原因的规定上有何不同
新旧企业破产法律热点问题评析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试行）》）在试行了整整20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才正式问世。这一部被人们期盼已久的《企业破产法》，与试行的破产法有什么重大创新和突破？笔者就如下几方面进行比较，希望能以此加强读者对《企业破产法》进一步理解和认识。
一、扩大适用范围。
《企业破产法》颁布前整整20年间，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或企业法人，能依法通过破产程序进行清算，除此之外的经济实体，在经营不善需要退出市场的，是不可能以破产方式达到目的。而依据《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35条规定，企业法人和企业法人之外的组织只要是破产清算，均可以依照《企业破产法》执行。
根据上述规定，结合我国现行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笔者认为：除了个人和投资者需要承担无限责任的个体工商户外，其他实体均可以适用《企业破产法》，具体包括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企业、合伙企业中有限合伙企业、社团等等组织，破产显然不再是全民所有企业的“专利”。
二、债权人申请企业破产的门槛降低。
按《企业破产法》第2条的规定，企业只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就可被申请清算；与《企业破产法（试行）》原有规定：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才能申请宣告破产，二者相比较，《企业破产法》允许企业破产的申请条件明显宽松了。
首先，《企业破产法（试行）》要求债权人必须能证明债务人严重亏损，方能申请企业破产，这一苟刻的要求实质上给债权人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令企业破产的门槛高不攀；目前《企业破产法》规定当债务人存在有到期的、较大数量的债务，债权人就能提出破产申请，债务人就有被清算的可能，而无需债权人举证说明债务人是否已严重亏损或资不抵债，如此要求明显简单多了；
其次，《企业破产法》规定对企业是否符合破产条件，债务人承担严格的举证责任，而不是债权人；债权人申请权被空前扩大。只要债权人提出破产还债申请，债务人就有义务依《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提供相应证据，说明自己的资产负债状况，由法院决定是否接受破产申请。
三、加重破产企业高管人员的法律责任。
《企业破产法》关于高管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增至五条之多，大大加强了高管人员对破产企业的法律责任，具体表现为：
第一、高管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出行等行为受到限制。《企业破产法》第15条明确要求高管人员站好最后一班岗，协助法院、破产管理人处理好与破产企业有关的事宜，并按法院、管理人的要求配合破产工作，如实回答询问，未经法院的许可，不能离开住所地，那么，出国、度假等等出行，就不可能的了；
第二、高管人员不尽义务的应承担民事责任。《企业破产法》第125条规定：“企业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人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这一规定能促使高管人员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提高自律性，决策谨慎，忠诚勤勉，尽心尽责，否则，应就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并且在法定时期内，不能成为其他企业的高管人员；
第三、高管人员违法的应承担刑事责任。《企业破产法》第13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款对高管人员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加大，在企业经营中，高管人员在其位必谋其政，如果不勤勉尽责，对企业的经营有重大的过失行为，不仅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面临刑事追究。
四、设置破产不当行为的规制措施。
过去企业破产能成为债务人逃债的有效手段，面临破产的企业将优良资产转移后，把债务甩给企业，然后将企业改头换面继续经营，对这种以破坏市场经济规律为代价的非正常逃债行为，《企业破产法》设置了更为完善的规制措施，具体如下：
第一、增加破产撤销权。《企业破产法（试行）》没有撤销权的规定，《企业破产法》不仅增加此项权利，而且还规定不同情形下，撤销权的除斥期有一年与六个月之分，对于发生在破产受理前一年或六个月内，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放弃债权等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追回相应财产，使企业在破产前的恶意逃债行为落空；
第二、破产无效行为无时效限制，扩大管理人的追回权。对于破产无效行为，《企业破产法（试行）》规定必须发生在破产前六个月，有严格的时效限制；而《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企业无效行为自始至终为无效，不受时效的限制。
第三、管理人能对破产企业高管人员行使追回权。《企业破产法》第36条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中获取非正常收入或侵占企业财产的，管理人有权追回。除管理人能行使追回权外，依据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还能移送相应司法机关，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五、引进管理人制度。
《企业破产法》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引入国际通行的破产管理人制度。《企业破产法（试行）》只有“清算组”，并且清算组主要由政府指定人员组成的，这种机制缺乏市场化、专业化。现《企业破产法》第13条“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规定，弥补了这一不足。
将破产运作交由专业人员处理，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并与国际接轨。因为破产程序是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概括性的执行程序，必须充分体现债权人利益最高的原则，那么，在破产程序中加强对破产财产管理、妥善处置是首要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设立高效、专业的破产管理人制度显然是必要的。
由于管理人法律责任重大，为确保管理人的工作绩效，法院有权依据《企业破产法》对担任管理人职务的机构和人员，进行严格筛选。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出台管理人指定办法，对管理人的选定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如果管理人有不能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有其他不胜任职务情形的，债权人会议可以申请法院更换。
为了鼓励管理人高效地工作，管理人的服务是有偿的，现管理人的报酬办法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使破产管理人制度更趋完善。
六、新设重整程序。
《企业破产法》立法旨在清算企业、防止企业恶意避债，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但这并不妨碍《企业破产法》，对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引入一项新的法律机制----重整程序，此项程序《企业破产法（试行）》是没有的。
所谓重整，是指对具有破产原因而又有新生希望的债务人，实施挽救且积极清理债务的程序。具体地说，就是管理人在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下，暂不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清算，而在法院的主持下，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共同协商，达成具有操作性的重整方案，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债务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全部或部分清偿债务，债务人在管理人的监督下，可以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重整期间，如果债务人出现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恶化、债务人恶意减少财产，或有其他法定情形的，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随时可以申请法院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七、规范和解程序。
《企业破产法》对和解程序作了详尽且明确的规定。和解是具有破产原因的债务人，为避免破产清算，而与债权人会议达成以让步的方式了结债务的协议，该协议经债权人会议表决，且由法院认可后方能生效的法律程序。
在程序上，和解的申请只能由债务人在破产案件受理后、宣告破产前提出，排除其他主体的申请权。债务人在提出和解申请时，应同时提交和解协议草案，法院审查认为和解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裁定并公告同意进入和解程序。
在实体上，债权人有对自己债权进行实际处分权，即债务人提出的和解协议草案由债权人会议讨论，债权人对是否放弃债权、放弃比例多少有决定权，如果债务人提出的和解协议草案未能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过半数通过的债权人的债权额必须是代表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上述二方面条件同时符合的，才能被视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共同达成了协议。和解协议除符合上述两方面要求外，还应由法院依法进行裁定认可。
另外，《企业破产法》对和解协议的执行，亦作了明确规定。债务人不能执行或不执行和解协议的，依据和解债权人的请求，法院应终止和解程序，宣告债务人破产。
八、担保债权优先于职工债权。
对于担保债权和职工债权的清偿顺序问题，《企业破产法（试行）》与《企业破产法》的规定截然不同，前者规定债权优于担保债权，破产企业无担保财产不足清偿职工工资的，能从担保财产中补充清偿；后者则不然，也就是说，《企业破产法》实施后，职工工资和其他福利从未担保财产中清偿，已设立担保的财产对此没有清偿的义务。这一规定取决于担保法的立法宗旨，按照我国现行的担保法规定，抵押担保财产不属破产财产。另外，职工工资、福利毫无疑问属于社会保障问题，适用市场经济法律体制来对此进行保护，抵押担保的优先权名存实亡，难以维护交易秩序的安全，因此，对于职工的工资、福利，立法机关目前更趋向于依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企业破产法》规定担保债权优于职工债权就是典型。
总之，《企业破产法》作为我国第一部市场经济的破产法，的确较《企业破产法（试行）》有了长足的进步和突破，由于篇幅关系，笔者难以在此将新旧破产法之间差异一一罗列和分析，仅取其中，与读者共同探讨和分享。
『肆』 破产法的作用
破产法是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破产法的理解、贯彻与实施问题，破产法的典型案件等，日益引起关注。由于立法背景、立法技术所限，破产法中尚存在一些不足，致使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时经常遇到一些难题。本版约请破产法专家王欣新就破产法的理解及立法与实施中的一些问题加以论述，从本期起陆续刊出。文章内容涉及破产法的社会调整作用、破产案件受理后债务人企业所涉诉讼的处理、破产债权的确认等。希望读者将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破产法律问题反馈回来，以便进行更广泛、深入的讨论。
对破产法立法宗旨和调整作用的正确理解，是正确执行破产法的首要问题。破产法对市场经济的调整作用有直接与间接两个方面。破产法的直接作用是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决定市场经济能否正常运转的信用关系的法律形式——债，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的最终公平实现，维护全体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利益，保障正常的经济秩序。
市场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模式。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均是以货币方式进行商品交换的。通过货币进行的商品交换可分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时清结的交易方式和延期付款或延期交货的信用交易方式。信用交易是市场经济商品交换最重要的方式，信用关系也就成为维系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关键。信用交易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借贷关系在法律上称之为债。债还可能因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侵权行为等形成，但因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债务关系始终占主导地位。漠视债权人、债务人的正常权益，不重视对债务关系的保障，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决不是靠行政手段所能解决的。所以，保证债务关系的正常实现，维护债权人、债务人的正常权益，便成为确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在法律上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
对债的保障是国家各个法律部门一项综合性的任务，其中又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为主。前者规定债的实体问题，确认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通过诉讼与执行程序，保障债务关系得以顺利确认，并在必要时强制加以实现。在债务人有清偿能力而不履行债务或对债务有争议时，通过这两个法律便可以保障债的履行，使被阻断的商品交换关系重新得以正常有序地进行，维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在债务人已丧失清偿能力，对到期债务无法还清的情况下，仍仅靠上述法律就不足以正确解决债务问题了。
当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由于已无足够的财产清偿所有的债权，多数债权人的债权在债务人的有限财产上发生竞合。债务人还了张三的债，就还不了李四的债，这就使原仅存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清偿矛盾，进一步扩展到了债权人之间。这时，如仍允许债务人主动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允许债权人通过个别强制执行的方式实现债权，那么债务人先偿还的债权人，或者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可能获得全额清偿，而其他债权人则可能分文不获，造成同等权利的债权却得不到同等清偿的不公平现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不公平现象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造成的。由此产生的连锁后果必然是：由于债权人的正当利益不能得到法律的公平保护，迫使那些不甘受损的债权人不得不以自力救济的方式来维护其利益。而在债权人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法手段可以采用，便难免出现任意扣押债务人财产、抢东西还债甚至非法拘禁债务人逼债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某些债务人、债权人会设法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甚至相互串通，乘机进行种种欺诈行为。于是，商品交换无法正常进行，债务关系不能顺利实现，社会信用低下，经济秩序混乱。这里虽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但国家、法律不能公正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而不正当行为又可逃避法律处罚，恐怕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仅采取对当事人越界的自力救济行为进行处罚的方法，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也是不够公平合理的。这一切表明，当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仅靠原有法律制度已不能公正解决债务清偿问题，必须有一种与之不同的特别法律制度来调整，这就是破产法。
破产法为人们提供了保障债务关系公平、最终实现的途径。从对债权人的保障看，它不在于满足个别债权人的利益，更不是要使债权人都获得全额清偿（这在客观上已不可能），而是要做到对全体债权人公平和有秩序的清偿。从对债务人的保障看，一方面为其提供了免受多重讼累，一体解决债务清偿，乃至在破产清偿后豁免余债的途径，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尚有挽救希望的企业提供了通过强制性和解或重整再振事业的机会。为此，破产法必须具有与其他法律不同的特殊调整手段，这主要是通过对债权人、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民事权利义务以及民事执行手段加以扩张和限制而形成的。如在破产程序中限制债权人、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确立公平清偿的原则与清偿顺序；设定破产撤销权，以防止并纠正债务人在明知破产已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进行损坏多数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调整破产债权人行使抵销权的条件，扩张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保证人和连带债务人的权利；设立债权人会议，协调债权人的法律行为；对于债务人的权利也加以适当的扩张或限制，如规定具有一定强制性质的和解与重整程序等。此外，在破产程序中还设置有破产管理人即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清算组，作为负责破产清算、对债权人公平清偿的专门机构，以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
破产法的上述种种特殊调整手段，证明其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具有毋庸置疑、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对债的保障看，其他任何法律都不具有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解决债权人之间矛盾，对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并维护债务人正当权益的作用，惟破产法独具此调整功能。破产法的普遍实施将使我国对债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情况下）往往只能到执行中止的状况彻底转变，终止债务拖延现象，防止“三角债”的形成，通过打破几个链环的方式解开束缚住大多数企业的债务锁链，使阻塞、混乱的商品交换等经济活动重新得以顺利、有序地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讲，破产企业是社会的经济肿瘤，必须割掉才能使其不再对市场经济造成危害。如果没有破产法，国家对商品交换关系、对债的保护，就始终存在体系上的缺陷，永远无法完备，而其他法律的调整作用也将在此泄漏，市场经济秩序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的危险状态。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违背它只能受到经济的惩罚。我国的实践已经并正在证明这一点，尽管有时由于其他社会、经济矛盾的掩盖，使人们不易看清复杂表象下的本质。
破产法在调整债务关系的同时，对市场经济还产生广泛的间接调整作用。如完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破产来优化资源的配置与使用，调整社会产品、产业结构等。破产法的这些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作用都是通过破产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而间接实现的。不能将这些间接调整作用理解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根本动因，更不能以此来说明破产法存在与实施的必要性，否则必将产生危及破产法存在价值的种种错误认识。因为在上述各种问题上，破产仅是社会对其种种调整手段中可供选择的一种，并非绝对不可缺少或不可替代的。如竞争淘汰机制可通过企业的兼并、关闭等方式实现，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途径更是多方面的。我国过去对破产法的宣传恰恰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一谈到破产法，多从社会表象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间接作用，而对其本质作用反而认识、宣传不够。所以，当破产法的实施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出现困难时，便自然冒出种种否定破产法的错误主张。这反映出在许多人的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没有认识到破产法的本质作用，没有把对债务关系的保护置于应有的重要地位。
破产法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破产法主要产生于对债保护的需要，而产生这种需要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产权关系明晰，有独立的地位与利益，债的实现与否影响到其切身利益。所以，在旧的经济体制下，可以有刑法、诉讼法、婚姻法等法律，却不可能产生破产法。企业的死亡——破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破产，是国家“父爱”是否存在、发挥的最后关键，是政府行政干预固守的最后一关。只有在此环节也割断国家的不正当行政干预，市场经济主体的独立法律地位才可能真正得以确立，才能真正产生对破产法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破产法的普遍实施是市场经济秩序最终基本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
『伍』 请问房地产开发商破产购房合同还能继续履行吗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由此可见，法院受理破产后，破产管理人有权决定待履行合同是否解除或是继续履行。应当注意的是，管理人的这项选择权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基础上。但是买受人债权有其一定的特殊性，老百姓的刚需住房应当受法律的保护，因此管理人在这类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时不可一概而论。破产法并未对普通购房者的合同解除做出特殊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看，对刚需住房法律是优先保护的。例如：1、最高人民院就发布了《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的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的工程价款享有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的优先受偿权，但该优先权不得对抗已付全部或者大部分购房款项后的房屋买受人。2、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若干规定”）第29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名下的商品房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所购商品房系用于居住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三)已支付的价款超过合同约定总价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规定对破产程序中买受人房屋买卖合同的处理有很大意义。由此，笔者认为，买受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如何履行要视以下情况而论：1. 买受人已经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或大部分价款且买受人名下无其他居住房屋，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如前所述，破产管理人对合同是否继续履行的选择权应当建立在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基础上。首先，若买受人已经支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或大部分价款，即已经履行了合同主要给付义务，应当视为履行完毕，此时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情形。因此，此时《企业破产法》并未赋予管理人对此类合同的选择权，管理人在当前情形下不享有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其次，根据《批复》及《执行异议若干规定》，未办理过户登记的买受人虽然没有得到房屋的物权，但是依旧可以对抗建筑工程优先受偿权及执行，可见法律对这部分购房刚需群体做出了优先的保护规则，因此进入破产程序中对这部分合同也应当保护，管理人不应随意解除。2. 买受人未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或大部分价款或买受人名下有多套房屋的，管理人应当决定解除如上所述，若买受人并未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部或大部分价款，则买受人未履行合同的主要给付义务，此时属于《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管理人对此类合同享有选择权。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破产法的立法精神在于使破产财产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实现破产法的立法宗旨。并且从《批复》及《执行异议若干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这部分人并不在法律优先保护的范围内。因此，笔者认为，管理人在行使《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的选择权时，应当把握住破产法的立法精神和法律体系，对此类购房合同管理人应当解除。
『陆』 什么是债权平等原则
债权平等原则的内容包括：
①同一标的物上可以并存两个以上内容相同的债权;
②数个债权人之间的效力一律平等，不因成立的先后、数量多寡以及发生的原因的不同而有效力上的优劣之分;
③对同一债务人的数个债权，只要已到清偿期，对债务人的一般责任财产都有平等的受偿权。
(6)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扩展阅读：
债权发生原因：
债发生的原因在民法债编中主要可分为契约、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债的消灭原因则有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
（1）合同。合同是债权产生最主要的原因。基于合同产生的债即为合同之债。合同之债是当事人在平等基础上自愿设定的，是民事主体主动参与民事活动，积极开展各种经济交往的法律表现。同时，只有依法成立的合同才能产生合同之债。
（2）侵权行为。侵权行为可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在一般侵权行为中，当事人一方只有因自己的过错而给他人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时，才负赔偿的责任，如果没有过错，就不需负赔偿责任。
（3）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是指既没有法律上的原因，也没有合同上的原因，取得了不当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的行为。在不当得利的情况下，受到损失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取得利益的一方返还不当利益。
（4）无因管理。无因管理的含义是指，没有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的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和服务的，提供管理和服务的一方有权要求他方支付必要的费用。
『柒』 破产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在我国怎么办
你好，
进入破产程序的债务人，在申请破产前往往已经较为严重地陷入经营困难中，更可能已经较长时间无经营活动。债权人在数次催讨无果后，很少情况下会通过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原因在于被告无实际偿还能力甚至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债权人最多获得一纸判决，但是相关的诉讼费、公告费等仍需要债权人垫付。作为理性商人，债权人对于此种只有成本、却无收益的行为，很可能不予选择。
但是，法律的规定与商人的选择取向却不尽一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一条第七项规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不属于破产债权的范围。尽管1986年的旧破产法已经失效，但是上述2002年的司法解释现今仍处于有效状态。新破产法征求意见稿第四章第三十一条也仍然载明，债权人以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和强制执行申请期间的债权主张行使抵销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申言之，我国在破产程序中对超过时效的债权仍不予认可。
对于此种情况，不由值得我们反思，诉讼时效制度规定的合理性及其在破产程序中的应用问题。
一、径直否定超过诉讼时效破产债权之反思
(一)基于诉讼时效规定考量
1、诉讼时效应具有确保交易稳定的功能
民事诉讼中对时效规则的确立，有学者认为是来源于古希腊的谚语“权利上之睡眠者，不值保护”;也有学者认为，诉讼时效的出现是在工商业文明形成后，由于大量的信用关系产生，而工商业社会是异于乡土社会的陌生人社会，其主要功能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维护商事交易的信用，利于第三方有效审核债务人的资金状况。笔者认为，对于从债权人角度引用谚语证明诉讼时效的必要性，有欠妥当。权利人对权利的拥有应是排除其他干扰，从取得之时起即所有，除非有其他相反意思表示。如若权利须依靠不断申请、主张才能证明所有，稍有懈怠权利就可能丧失，那么社会制度的稳定性将荡然无存。当然，既然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时效为两年，仍需债权人积极主张的行为，那么在破产程序中，还是应当对债权人的主观方面予以考量。对于后一种学者的观点，笔者较为认同。法律制度的形成、更新是基于社会进步的需要，诉讼时效也不例外，它的产生是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交易稳定性的需求，确保能及时保护第三方利益。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也体现于此——弥补信息不对称，确保交易稳定性。
那么，在破产程序中诉讼时效制度是否应当直接适用并限制债权的有效性?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根据对诉讼时效功能的解析，第一，债务人在债台高筑时，停止经营甚至下落不明的情况较多，债权人在几次追索不成后，也难以再进行有效主张。前文已述，债权人较多为商事主体，具有营利性的特点。通过诉讼方式确认债权甚至还要申请强制执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金钱成本，但却无相应收益，债权人几乎不可能选择此种方案。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并非“权利上睡眠者”，而是客观追索不能。债权人不通过诉讼程序主张权利具有一定合理性。第二，对于长时间经营不善或已经停止经营的企业，商事交易信用对第三方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对即将要破产的企业而言，诉讼时效制度的社会效用不大。因此，诉讼时效制度在破产程序中较难发挥出其应有作用。
2、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较短
笔者经资料查找，均未发现大陆法系国家在破产法规定中含有对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规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较长。法国民法规定的为30年、日本民法规定的为10年及20年、台湾地区民法规定的为15年，2001年德国新修订的债法将普通诉讼时效缩短为3年，但是却规定了相当数量的长诉讼时效。长诉讼时效的规定对债权的稳定性提供了保障，即使如日本法规定的超过诉讼时效实体权利消灭，但是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时一般不可能超过此时间段，也不会就此产生问题。然而，我国普通诉讼时效仅为2年，期间较短，对债权人积极主动实现债权的要求较高。若在破产程序中对债权人再一味要求，不利于破产程序中对于债权的保护。综上，诉讼时效规定在破产债权审核中一概适用，笔者认为并不能达到诉讼时效的适用目的。
(二)基于破产法设立目的考量
美国作为破产法较为发达的国家，基于对破产财产的保护，在破产法立法目的中明确提出对可能损害破产法目标的债务人或者债权人的不诚实行为进行威慑和救济。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立法宗旨中也提及应公平清理债权债务，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说，我国破产法对破产财产保护的基本原则与较为成熟的美国破产法是一致的，即保护破产财产的完整性。
上述原则在我国破产法规定中主要体现于以下两方面。其一，管理人具有撤销权。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管理人对破产财产所行使的最重要的权利为撤销请求权，有权追回债务人的财产，并将其归属于债务人的财产之中。撤销权的设立,是为防止债务人在丧失清偿能力、对破产财产无实际利益的情况下,通过无偿转让、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或者偏袒性清偿债务等方法损害全体或多数债权人的利益,破坏破产法的公平清偿原则。被撤销债权的特点在于债权人、债务人主观上存在或推定存在侵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故意，实际上实行了有损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其二，规制债务人不当行为。《企业破产法》只有第125条和第128条分别涉及的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前者是高管人员违反忠实义务等造成破产，后者为交易行为在破产程序中被撤销后应承担的补充法律责任。从以上两条款的规定，债务人行为存在过错的情形为债务人高管人员违反公司法对高管人员的勤勉义务及不当清偿对价不合理债权的行为。除此之外，债务人的行为并无不当。
据此，根据破产法上述原则和两方面规定，超过诉讼时效债权与管理人破产撤销权针对的债权截然不同，不存在债权人或债务人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主观意图或客观行为，也就不应当为破产法所不认可。债务人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进行承认、兑现也不应当受到法律禁止。总体上来讲，对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进行承认是符合破产法根本宗旨的，也是合理的。对此，有学者也提出从法的价值角度进行分析，应当在破产程序中保护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
二、认可超过诉讼时效破产债权应考虑的因素
基于上述分析，直接否定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存在不合理性，那么是否可以直接认可超时效债权的效力?笔者认为，基于民诉法中丧失“胜诉权”的时效规定，诉讼时效仍是审查债权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的一项标准，而且根据破产法管理人也享有确认破产财产、审核债权的权利。因此不应在破产法相关规定中直接省略审查超过诉讼时效债权这一过程，而是应该细化审核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过程，将对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认定标准调整到更加合理的程度。
1、超过诉讼时效债权之债权人的主观状态
我国民诉法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要求债权人客观上具有实现债权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债权人应当曾对债权进行积极主张，在积极主张过程中知晓债务人经营状况，致使债权不能实现。尽管笔者认为对权利的主张不构成债权形成的条件，但为与我国诉讼时效规定保持一致，同时由于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权利受限，应当将债权人的主观条件在破产债权审查时予以考虑。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债权人主观方面，与破产法所规定的可撤销债权债权人的主观方面是不一致的，后者是为了避免债权人、债务人恶意转让破产财产，是对主观故意的审查;前者则是对债权人主观是否具有放任债权实现的考察，不存在主观恶意，对破产财产的负面影响要远小于后者。因此，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审核条件和程度应当低于对可撤销债权的审核。具体而言，应当考量以下情节：破产债权人是否曾在债权形成后积极主张己方债权，破产债务人经营是否长时间困难，债务人的经营状况是否对债权人的求偿产生较大影响，债权人是否知晓债权难以实现，债权人暂停追讨债权的原因等等。
2、债权人整体利益
在现代社会，利益结构已经成为社会的深层结构，利益分析也已经成为司法的重要方法，司法者必须弄清立法者通过某一特定的法律规则所要保护的利益，并找出优先的利益，从而使各种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在破产程序中同样如此，债权人的整体利益是破产程序中应当关注的重点之一。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认定问题，由于破产程序中债务人对破产财产无实质控制力，破产财产最终将在所有债权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从其他债权人公平性角度考量，应当考虑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同时，由于债务人企业经营困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不一定存在于所有破产案件中，也不一定一个破产企业的所有债权人均存在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因此应当考察未超过诉讼时效债权占所有债权比例并全面听取债权人意见尤其是该部分未超时效债权债权人的意见。如若破产企业经营困难时间较短，超过诉讼时效债权的债权人通过及时主张完全可以避免在破产程序中分割财产的，且其他债权发生时间大多在诉讼时效内，那么对于该超诉讼时效债权的合理性应当存有怀疑。
3、应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单独认定超过诉讼时效债权
在破产清算案件中有破产管理人提出，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债务人可以通过破产和解程序，与所有债权人就财产如何分配达成一致意见。债务人在和解过程中所作出的自认，只要全体债权人同意就可以履行。此方法可以规避法律不认可超时效债权的规定与该破产债权存在的合理性之间的矛盾。
笔者对上述意见难以认同。破产和解与在破产清算中认可超诉讼时效债权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破产和解制度着眼于依法对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的债务清偿进行法律调整，通过暂缓被申请企业的破产进程而更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利益。与破产清算终结的区别在于，和解制度是通过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协商解决债务承担的问题，而破产清算程序是依据法律规定分配债务人的财产。对于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原本可以较为简单的方式解决，在和解程序中成为债务人与所有债权人协商的问题，对于单个债权人不公平。在大多数债权均超过诉讼时效的情况下，和解程序可能对这些债权人较为有利，但是如若个别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则其利益较难予以保证。因此，破产和解程序难以直接替代破产清算终结程序，解决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单独规定解决诉讼时效问题具有合理性。
『捌』 如何看待破产立法理念的历史演变
破产法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个别强制执行制度，当时的“屠杀分尸”，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当作是破产雏形中对债权人的公平受偿。但破产法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后，立法理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来说，早期的破产法是从保护债权人利益着眼来调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其间随着债务人地位的变化和提高，破产制度慢慢走向精细和完备。归纳起来，破产立法变迁带来的理念变化和制度创新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破产法的立法本位发生了重大转变 破产法最初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解决在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时对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从产生之初的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走向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破产立法的宗旨和立法本位也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到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债务清偿关系有时可能影响到他人利益乃至社会整体利益，尤其是涉及到公用企业、金融企业、超大型企业的破产，会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产生严重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故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十分重视如何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大型企业的挽救，以避免因破产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作用。因此，面对社会发展形式的变化，如果仅仅局限于从私法的角度考虑破产问题，难免会导致对国家介入调整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采取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仅仅依赖传统的民商法理念，往往是难以实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目标的。因此，在我国新的破产立法中，应当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对债务关系进行传统的私法调整的同时，还需要运用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的立场，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确保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价值的实现。破产法立法本位变迁，对我国当今构建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破产法的制度价值不断变化和创新 破产立法本位的变迁必然会带来破产法的制度价值的变化。在传统弥补传统民事救济手段的不足，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价值基础上，现代破产法还具有两个新增价值：第一，给予债务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传统破产法以保护债权人为要而对破产人实行惩戒主义， 破产程序的目的仅仅是使各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但债务人在破产后不能获得免除债务的优惠。这样使得债务人没有申请破产的积极性和原动力，其结果是即使出现了破产原因，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而使得财产继续减少，最终不利于债权人。现代破产法既体现了对债权人的保护，也体现了对债务人的保护，其最大的特点是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诚实的债务人进行免责，以使其摆脱债务，东山再起。第二，现代破产法还具有及时切断债务膨胀，保障经济秩序良好允许的功能。现代交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锁链，各交易主体均是这链条上的一环。一个主体的破产，往往会影响其他主体，而引起连环破产。而现代破产法恰恰可以及时有效地切断该链条，进而保护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转。
与此同时，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也日益为当今社会所认识。所谓间接调整作用是指破产法对调整债务关系的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通过破产来优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调整社会产业与产品结构。必须承认，破产法的间接调整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些作用都是通过破产法对债务关系的调整而间接实现的。不能将这些间接调整作用理解为我国制定破产法的根本动因，更不能以此来说明破产法存在和实施的必要性，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必将产生危及破产破产法存在价值的种种错误认识。我国过去对破产法宣传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失误，一谈到破产法，多从社会表现出发，片面、功利地强调其间接调整作用，而对其本质作用缺乏认识，宣传不足。所以，当破产法的实施与改革中的旧体制发生矛盾，出现困难时，便自然冒出种种以其他制度取代破产法、乃至完全否认破产法的错误主张。 正是因为如此，才导致我国1986年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实际上自身早已“破产”。 在目前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呼声日益高涨的时期，也存在过分渲染破产制度间接调整作用的舆论，立法机关对此应当确立正确的认识，正确对待现代破产法制度价值的变与不变。
现代破产法注重从广义上理解破产概念，有机衔接和解、重组等相关制度 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概念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仅限于指处理经济上破产时债务如何清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即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由法院主持强制清算其全部财产，公平清偿全体债权人的法律制度。但这其实只是最为狭义的理解。而现代学者通常对破产法律制度作广义的理解，将破产清算以外的各种以避免债务人破产为主要目的的和解、重整法律制度也视为破产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仅将其狭义地理解为破产清算制度。
从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分析可知，国外的金融机构破产也是采取广义的理解，和解、重组等市场退出方式和破产清算制度有机结合，统一构成广义上的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我国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该法中规定了和解、整顿等制度。现行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也都将托管、接收等制度与破产清算规定在一起。鉴于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和现行制度基础，我们构建新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必须充分考虑这一点，在立法中有机衔接托管、重组与破产清算之间的关系。
现代破产法充分意识到破产欺诈的危害，强调加重破产法律责任 一部法律如果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不可能得到正确实施的，破产法更是如此。目前，破产案件中的欺诈逃债行为十分严重。一些债务人利用破产程序终结后余债可免于清偿的规定以及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优惠政策，策划各种欺诈逃债行为，侵害债权人利益，损害职工利益，破坏经济秩序，有些还是在地方政府的支持、默许下进行的。如不坚决打击破产欺诈行为，破产法的实施将步入误区。 为此，现代破产法都非常注重从法律责任上设计相应对策来解决此类问题。我国新破产法草案中，一方面是设置了较现行立法更为完善的撤销权与无效行为制度。另一方面是从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法律责任规定上加重对破产企业负责人和破产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
在金融破产领域，由于金融机构破产必然要受到当局严格的金融监管，此类现象发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但也不能忽视。再者，对破产企业负责人规定严格的破产法律责任有助于督促经营者遵从法律规定，谨慎从事经营，起到一定的惩戒和威慑的作用。另外，在我国还存在不少地方性金融机构，利用破产欺诈损害国家利益，维护局部地方利益的情形也难保不会发生。因此，构建我国金融机构破产制度时，必须注意现代破产法的最新理念，完善金融破产法律责任的规则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