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法治社会建设
A. 如何开展社区心理服务
可以了解下中社联的 社区心理服务指导师 项目
2020年12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印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地区基层人员培训方案》,聚焦基层人员的心理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街道(乡镇)和社区(村)居委会人员、网格员、民警、民政干事、残疾人专职委员、社区救助站、职业康复站工作人员,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基层人员、教师、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工会(共青团)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心理服务基础知识和能力培训。
为积极推动社区心理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缓解社区心理服务人才短缺现象,提升社区心理服务专业水平,助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针对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实际需求,整合国内多方心理服务等专家资源,推出《社区心理服务指导师》培训项目。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社区工作委员会
实施单位:中科博爱(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何为“社区心理服务指导师”?
社区心理服务指导师,是立足城乡社区开展社会心理服务的专业人员,是以社区为主要服务场域,以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群众、老年群体、困境儿童、社区矫正人员、失独家庭、社区戒毒人员等社区特殊群体为服务对象,提供心理科普、心理疏导、心理援助、矛盾调解、危机干预协助、社区心理文化活动等综合社会心理服务,营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社会心态的心理服务人员。
1.工作场所:
城乡社区各类服务机构和服务组织。
2.服务内容:
心理健康科普、心理问题识别与一般心理疏导、社区心理援助、社区危机干预辅助和各类心理服务相关的社区文化活动。
3.工作机制与角色定位:
社区心理服务指导师基于社区特定人群的具体需求,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区别于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在工作过程中,经常扮演八种不同的角色:1、问题识别和需求评估者;2、直接服务提供者;3、心理服务转介者;4、特定人群利益维护者;5、社会资源链接者;6、服务活动策划者;7、危机干预的协助者;8、心理服务政策倡导者。
为何要成为社区心理服务指导师?
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作用重大,需求广泛而迫切。全国63万多个城乡社区迫切需要一支专业化的社区心理服务专业队伍。
1.我国精神心理问题形势严峻
我国有16%-17%的人饱受各类精神心理问题的困扰,精神心理问题所致疾病负担占非传染性疾病负担的13%,已然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
2.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个体心理和社会心理问题亟待关注
部分新冠肺炎患者、隔离人员及家属,病亡者家属、康复患者及其家庭,受疫情影响的特殊困难家庭、一线社区工作者及医护人员家庭等积累了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存在社会风险隐患。一般社区居民也容易产生各类心理问题。
3.以社区为主要阵地,建立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网络
4月8日,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了《新冠肺炎患者、隔离人员及家属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方案》,明确提出,“以社区为主要阵地,建立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网络,提供情绪引导、心理辅导、资源链接、困难纾解、社会支持网络修复等服务,改善社区环境,回复社区秩序,推动基层社区治理,营造健康向上的社区氛围,促进社会稳定。”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明确指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疏导机制、危机干预机制,建立健全基层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发展心理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心理服务人才队伍。”
B. 从疫情防控和应急管理视角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同时,要提升国家卫生治理能力,更好保障和落实公民宪法权利,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强化市场监管,加强法治建设,完善自然生态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国家储备体系,加强组织人才工作,完善激励问责机制,切实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一、全球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重大流行病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扩散迅速、影响深远、危害严重等特征,对一个国家常态治理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形成重大挑战。(一)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起因复杂性,往往暴露出现代文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国家治理中的各种漏洞导致重大流行病疫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背后都指向发展价值导向的偏差与治理包容性的缺失。人类缺乏节制的欲望扩张和运用利润尺度对世间万物的无尽索取是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频发的重要原因,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在人类侵占自然生态空间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自然界对人类的拒止与反侵入。各种反常的火灾地震、物种灭绝、气候巨变、病毒肆虐都无不昭示着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整个地球上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已经达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临界点。人类发展成果从外观上看是日益现代化的高速交通与完善的公共设施、日益丰富的消费产品与不断进步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壮大的城市圈与洪流般聚集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但深层次中潜藏着分配不公平、服务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社会不安全等多种问题,使重大流行病疫情获得了潜滋暗长的各种必备条件。要有效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人类必须确立发展的边界与限度,以自然生态完全修复为标准确立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完善为自然立法的各种治理制度,找到人与自然的共生点;在人类文明自身,则需要以包容性发展为基础,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与权利保障为目标,全面完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种必备制度体系,“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使城市化、智能化、现代化的各种成果为了人、服务于人、服从于人。(二)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扩散迅速性,需要整个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与疾病控制系统进行有效的紧急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往往发生突然、传染迅速、迅疾造成广泛影响,如果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各个系统、各个层级和各个环节应对不及时、决策不科学、处置不恰当,就有可能导致事件迅速_化,产生群体性心理恐惧、情绪焦虑、行为改变、人格变异等恶果;如果在疫情暴发初期不能及时有效加以干预控制,疫情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往往迅速扩大升级,从局部的原始疫区向周边区域乃至全国、全球扩散,从卫生医疗秩序的失序向整个经济秩序的失序、市场秩序的失衡和社会秩序的失稳扩散。面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日益严峻的扩散形势,只有完全的信息公开、科学民主的应急决策、高效的部门协同和应急处置,才能占据先机、赢得主动。(三)重大流行病疫情具有影响深远性和危害严重性,需要整个国家公共治理体系协同高效应对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特别是重大流行病疫情常常在短时间内造成感染人群大量发病和不治身亡,特别是致病人群大量向医疗机构集聚形成对卫生资源的挤兑,使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如果不能有效阻止疾病传播,就有可能对经济贸易、金融投资及社会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例如,1918年甲型流感病毒H1N1亚型在全球引发的“西班牙流感”导致超过5000万人死亡;1998年登革热大流行使世界56个国家的120多万人患病;2009年的全球性流感有超过160万人确诊;2019年的非洲猪瘟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等等。显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重大流行病也呈现出全球传播的明显趋势。但是,各国公共卫生治理水平还停留在国内常态化治理的水平,远远难以应对日益突出的全球重大流行病趋势。2019年1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工程与流行病学系副教授Jennifer B. Nuzzo与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研究人员一起发布了首个显示全球卫生安全水平的“全球卫生安全指数”(GHS Index)。这一评估全球195个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水平的指数显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应对重大流行病疫情方面具备完全充足的资源和能力,全球整体的卫生安全平均得分仅为40.2,世界上主要的中高收入水平以上的国家平均得分也不超过50。为有效应对各种重大流行病疫情和日益常态化多样化的危机事件,中国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都要进行应对全球传染病风险的压力测试,从结构和功能上重塑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应对全球流行病疫情的整体能力与水平。二、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国家整体危机管理能力应对以新冠肺炎为代表的全球流行病疫情,必须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完善国家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对能力与水平。“非典”以后,我国不断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和传染病防控体系,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等,基本构建了应对自然灾害、社会危机与公共安全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但是,在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的实践过程中,从体制到机制等各方面却暴露出了存在的严重问题。一是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依然存在分割管理的体制。即使在2018年党政机构改革之后,自然灾害、生产安全、社会危机事件由应急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但公共卫生应急事件依然由卫生部门管理。一方面,应急管理部门作为危机事件的主管部门没有卫生应急管理的各方面权力与责任,另一方面,卫生部门承担着对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的沉重管理责任,难以有效承担起卫生应急管理责任。自然灾害与社会危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职责分割管理的体制,使具有丰富应急管理经验的应急部门难以第一时间介入启动应急响应,卫生部门沉重的日常医疗管理工作也导致了其对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麻木和反应迟缓。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C. 在抗去疫情中.如何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
1、建设完备法律体系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也是增强公民法治意识的前提。国家的善治需要良法,法治意识的形成也需要良法。越是强调法治,越是需要设立更高质量的法律。
2、深化法制宣传教育
全面实施普法教育规划,重点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健全落实党委(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专题学法制度。各级党委(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要安排宪法和法律的专题学习。
3、开展法治创建活动
广泛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法治单位”、“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诚信守法企业”等创建活动,推广先进经验,构建以法治县(市、区)创建为主体,以法治行业、法治单位创建为支撑,以基层法治创建为基础的法治创建体系。
(3)疫情法治社会建设扩展阅读:
法律意识的分类
依据法律意识的主体不同,可以将法律意识分为个人法律意识、群体法律意识和社会法律意识。
1、个人法律意识是具体的个人对法律现象的思想、看法、意见和情绪,它是个人独特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经历的反映。
2、群体法律意识是指家庭、集体、团体、阶级、阶层、民族、政党等不同的社会集合体对法的现象的意识。这种法律意识是最为复杂的。
3、社会法律意识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个人法律意识与各种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这种法律意识往往是对一个国家法制状况总的反映。
D. 疫情过后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有哪些
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有哪些?
一、依法治国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他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结果。《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照法律治理国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还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障。
二、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概括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三、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疫情发生前即已基本完备,相关文件可能达数近千件
关于疫情防控的主要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通常分为三个方面,即刑事方面、民事方面、行政方面。就刑事方面来说,主要有《刑法》《刑事诉讼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等,数量可达上百件。
四、疫情发生后,刑法方面的主要法律文件
疫情发生后,刑法方面主要的法律文件有二个,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2020年2月24日颁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法发〔2020〕7号,2020年2月10日发布)。
五、二个刑事法律所涉及的刑事犯罪
笔者对上述二个刑事法律方面的文件所涉及的刑事犯罪的罪名、立案标准、定罪标准、处罚标准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整理。已在《今日头条》上陆续发表,题主如有需要可以查阅。主要有:
1、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一)
2、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
3、妨害公务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
4、故意伤害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四)
5、寻衅滋事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五)
6、侮辱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六)
7、非法拘禁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七)
8、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八)
9、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九)
10、生产、销售劣药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
11、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一)
12、非法经营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二)
13、诈骗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三)
14、虚假广告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四)
15、聚众哄抢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五)
16、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六)
17、煽动分裂国家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七)
18、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八)
19、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十九)
20、滥用职权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
21、玩忽职守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一)
22、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二)
23、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三)
24、贪污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四)
25、职务侵占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五)
26、挪用公款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六)
27、挪用资金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七)
28、挪用特定款物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八)
29、破坏交通设施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二十九)
30、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
31、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一)
32、非法狩猎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二)
33、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疫情有关的刑事犯罪系列(三十三)
E. 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工程
一、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
法治社会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意义。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要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国既包括对执政党、国家机关的要求,也包括对全体人民的要求;既包括对政府的要求,也包括对社会的要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依法治国都是不全面的。
毫无疑问,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意味着改善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对于立法、执法、司法等国家机关,意味着依法履行职权,不得滥用权力。但是,法治国家建设不限于此,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只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没有全民守法;只有法治政府,没有法治社会,都建不成法治国家。
二、法治社会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法治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全面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必须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它不是和西方法治模式相适应,不是要建立一个同党和政府抗衡的社会力量,而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自治制度等一系例领导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相配套,把这些制度落实到基层,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得到体现。法治社会建设体现的不是西方的分权制衡模式,而是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社会治理打牢法治基础。
三、法治社会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法治社会建设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法治社会建设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社会建设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法治社会建设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社会建设人民参与,成效人民评价,成果人民共享,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着眼于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增强法治观念不仅仅是执政党、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的事,它也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增强法治观念,人民自觉尊崇、信仰和遵守法律,才能使自己真正能够成为国家和法律的主人,使用法律武器,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要深入宣传宪法,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实现宪法宣传教育常态化;普法工作克服形式主义,要在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夫,要密切结合与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要加强企业的法治教育,引导企业树立合规意识;要加强社会热点案(事)件的法治解读评价,传播法治正能量;要大力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有效促进法治文化与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地方文化、行业文化、企业文化融合发展;要健全以“谁执法谁普法”为主的普法责任制,实现国家机关普法责任制清单全覆盖,把案(事)件依法处理的过程,变成全民普法公开课。
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着眼于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要加强民生领域重要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深入理解民法典在社会建设领域“固基础,稳预期,利长远”的作用;加强疫情防治,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立改废释;进一步完善教育、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食品药品、安全生产、道路交通、扶贫、慈善、社会救助等领域和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要增强社会安全感,完善平安中国建设的协调机制、责任分担机制;要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让城乡更安宁、群众更安乐;要强化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要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要充分发挥律师在调解中的作用,支持仲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着眼于促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民守法同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相互衔接、相互适应,法治社会建设同法治政府建设相互依托、相互配合。要健全公众参与重大公共决策机制,畅通公众参与重大公共政策的渠道;要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切实加强权利保护,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做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要健全企业、职工、行业协会、商会在重大公共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制度机制;要保障行政执法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序,改进执法方式,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加强人权司法保护,加大涉民生案件的查办力度,通过具体案件的办理,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建设覆盖城乡、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保证人民群众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要引导社会主体履行法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引导公民理性表达诉求。
F.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疫情期间如何体现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原则,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全面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科学立法,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体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是制定机构设置和组织编制方面法律的根本依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就要加快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组织编制法律法规体系,推动机构编制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改进机构编制管理方式。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制定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完善机构和编制方面的党内法规。协调发挥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在规范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中的作用,把党政机构统筹起来考虑、设置,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党政机构新格局。要完善党政部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人员编制方面的规定,依法管理各类组织机构和编制,充分发挥法律引领、推动、保障机构改革的作用,保障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平稳、有序开展。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现组织法定,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奠定制度基础。
深化改革,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在行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上,要做到职责明确;在履行职能和行使权力上,要做到依法行政。要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责划分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加强和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满足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要。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精简整合办事机构,精干设置各级政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简化办事手续环节,加快“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整合精简执法队伍,完善执法程序,严格执法责任,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解决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全面提高政府效能。
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发挥法治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政府职能转变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的关系。实现改革与法治相向而行、同步双赢,要求立法要主动适应改革要求,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按照改革方案和政策要求,全面清理与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相关的法律法规,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该制定的制定,为机构改革扫清法律障碍,为改革后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提供制度保障。凡涉及法律设定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事项,应当及时启动法律修改和废止程序,确保在法治的框架内推动改革。只有将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以法治的方式推动改革,以刚性的制度管权限权,才能增强改革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顺利完成改革任务。十三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用一节五条的篇幅规定国家监察机关的产生、性质、组成、体制、权限和程序等重大问题,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是为了确保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于宪有源、于法有据,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法治保障。要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既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用法治的方式促进改革,充分发挥法治规范和保障改革的作用;又要在改革中完善和强化法治,主动适应改革需要,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G. 疫情期间有哪些举措显示出法治思维
在疫情期间依法进行疫情核查,疫情检验。依法封城依法管理,既显示出法治思维,供参考。
H. 概括实现疫情防控法治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各个行业领域法律法规的科学制定和不断及时的完善, 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程度。执法力度的加强,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
I. 如何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
1、要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强化公共安全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2、要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加强风险评估,依法审慎决策,严格依法实施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蔓延。
3、要加大对危害疫情防控行为执法司法力度,严格执行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条例、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依法实施疫情防控及应急处理措施。
4、要加强治安管理、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抗拒疫情防控、暴力伤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5、要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要依法做好疫情报告和发布工作,按照法定内容、程序、方式、时限及时准确报告疫情信息。
6、要加强对相关案件审理工作的指导,及时处理,定分止争。要加强疫情防控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组织基层开展疫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7、要强化疫情防控法律服务,加强疫情期间矛盾纠纷化解,为困难群众提供有效法律援助。
J. 如何看待后疫情时代的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要放眼长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
在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研究如何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赢得这次大考,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也要放眼长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这为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
(10)疫情法治社会建设扩展阅读:
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相关内容:
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扩展了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领域和实践范畴,而且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更具多维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2、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定内含着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基本诉求,两者是同向同行的有机统一体。如果长期存在治理能力不足的风险,那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就不能从纸上走到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