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同情

❶ 施剑翘的人物评价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举国上下对其褒贬不一。由于媒体对施剑翘在法庭中感情的宣传，以及孙传芳的军阀身份，施剑翘博得了多数人的同情。在这一情感因素的推动下，施剑翘基于孝道的复仇，被当时的媒体描述为“现代侠女”，时议也倾向于她。全国妇女界，多以施剑翘为妇女界之光荣。在许多请愿团体的电报中，施剑翘的复仇行为被称为“为国锄奸”“为民除害”，非但无罪，反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
与此同时，部分知识精英和左翼评论者指出，施剑翘的作为属于愚孝，是封建信仰的余毒，后者以这种儒家孝道与马克思主义的强国观相抵触。如《国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为基础的私人复仇被提倡，将引发暗杀之风，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这种观点，多置社会的概念于家庭伦理之上。
还有一种声音，乃是要求司法独立，坚持法外无情。如《法律评论》《独立评论》中的若干文章，都力图申说“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此种主张强调法律威严，反对“为孝屈法”，却因当时复仇正当性与弱者反抗强权正当性下的大众同情，而被舆论边缘化。
对施剑翘的评价涉及公众同情与法治的关系以及传统孝道的重要性。情是一种道德观念，虽在任何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流道德，但社会不同层次在理解上存在分歧。过于崇情而屈法，虽可收一时之效，但难成法治之功。民国时期，传统道德、法律仍占有一定地位，施剑翘替父报仇凸显了其“孝女”“侠女”之风，却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次以身试法之举。
施剑翘在复仇案中建立起来的声誉一直延续。自抗日战争起，施剑翘组织募捐活动，积极办学，协助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建设做出了贡献，成为爱国主义的代表。

❷ 法制作文200字。

法制作文

什么是法？法就在于人们平时的一举一动，法制就是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法律是无情的，只要你触犯了法律，法律就会毫不留情面的对待你！

你明白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时时刻刻都在约束着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俗话说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的尊严，是一个现代公民成熟的标志。

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有一次，我和妈妈走在十字路口，看到前面是红灯，我就和妈妈说：我们等一会吧，绿灯亮了再走吧！我和妈妈在那儿静静的等待，但就在这时，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从我们身后飞速驶过。我十分不开心，心里气愤的不得了，差点没骂出来。这个人真是太没有道德了，没看见红灯吗？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走到路中时，一辆飞驰而来的轿车和他亲密接触，一瞬间一切都没有了，这个人被汽车撞到了天上又砰的一声掉下来，鲜血染红的她的衣裳，看得我直心疼，此刻我都不明白该同情他成了那样，还是该祝贺他的报应！至于那个汽车司机，也会得到相应的惩罚，骑自行车的人也少不了法律的制裁！

这样的事例在生活中比比皆是，像这个人一样不遵守法律的人满大街都是，而不守规矩的人，换来的就是法律的制裁。让我们携起手来：自觉守法尊法用法，为做一个成熟的公民而努力吧！

法制十分重要，请让法律这个名词一向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吧！

❸ 关于法制的作文50至100字

什么是法？法就在于人们平时的一举一动，法制就是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范。法律是无情的，只要你触犯了法律，法律就会毫不留情面的对待你！
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时时刻刻都在约束着我们。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俗话说“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自觉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的尊严，是一个现代公民成熟的标志。
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有一次，我和妈妈走在十字路口，看到前面是红灯，我就和妈妈说：“我们等一会吧，绿灯亮了再走吧！”我和妈妈在那儿静静的等待，但就在这时，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从我们身后飞速驶过。我非常不开心，心里气愤的不得了，差点没骂出来。这个人真是太没有道德了，没看见红灯吗？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走到路中时，一辆飞驰而来的轿车和他亲密接触，一瞬间一切都没有了，这个人被汽车撞到了天上又“砰”的一声掉下来，鲜血染红的她的衣裳，看得我直心疼，现在我都不知道该同情他成了那样，还是该祝贺他的报应！至于那个汽车司机，也会得到相应的惩罚，骑自行车的人也少不了法律的制裁！

❹ 中国法治的特殊性

法律伦理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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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本稿】 【进入论坛】 【推荐朋友】 【关闭窗口】 2007年07月13日 07:43

有学者认为，懂法律的人做坏事，比不懂法律的人做坏事更具有危害力。确实，如果没有法律伦理，法律的纯粹技术性功能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这是因为，法律的程序技术是可以在隔离道德等法外因素的前提下操作的。正因为如此，法律业内业外的人士都认为，法律伦理十分重要。但是，人们谈论法律伦理的角度与出发点却是不同的。从业外大众的角度来说，强调法律伦理是希望法律业内人士在职业道德规范的约束下廉洁奉公，即强调它的约束功能；从法律业内人士的角度来说，强调法律伦理是期待社会大众能够理解他们职业伦理的特殊性，即强调职业特点。

事实上，法律业内人士所遵循的伦理与大众所崇尚的伦理是有一定区别的。比如，在刑事案件中，律师替一个他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完全妥当的，而且还可以收取费用，完全不必为此受到良心的谴责。相反，如果这位律师因知其有罪而拒绝辩护，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他在内心里“私设公堂”。另外，法官为民解决纠纷，不像行政官员那样“免费”服务，而是要收取诉讼费；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得对当事人抱有同情心；法官在法庭上对于实施过暴行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嫉恶如仇、拍案而起，而应当保持中立态度，进行无罪推定；等等。可见，法律职业者不可能像大众那样去思考伦理冲突，也不能完全用大众的道德标准来检验自己的职业行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法律伦理来源于法律职业的专门逻辑，这种专门逻辑有别于大众生活逻辑。法的发展是按照法律活动专业化和自治化方向进行的，它所带来的结果是造就了法律职业的专门逻辑。法律职业专门逻辑包括两部分：一是法律人的“技术理性”，即法律人特有的语言知识体系和技能思维方法；二是法律伦理中的程序伦理。法律职业特殊的道德要求主要表现在法律程序中，所以我们称之为“法律人在程序内的伦理”，亦可简称为“程序伦理”。

无论律师或者法官，其职业伦理都具体化为法律业内人士的职业道德规范，为法律规范所吸纳，并受一定的限制。比如，律师可以为其明知有罪者辩护，但又受“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特定情况下允许拒绝辩护”等规范的限制。再如，法官凭借其审判技术对事实与法律进行推理和判断时，也要受到“认真听取双方意见”、“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样的规范约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法官判案并不只是凭法律条文、程序或原理，还要凭良心，足见法律伦理与法律技术规范都是非常重要的。

法律业内人士的专业技术与职业伦理，换个角度看，也就是“才”与“德”的关系，两者对于法律业内人士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法律职业道德素养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伴随着法律教育的过程而进行的。真正的法治符合道德、倡导道德。这种倡导不是通过以道德代替法律，而是把道德的力量附于法律业内人士的身上，让他们成为“德才兼备”之人。

❺ 法家思想对中国民族精神的影响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2月09日第八版)
参考资料：http://www.51shi.com/SoftView8416_1.htm

❻ 《法制与同情》作文 800字

法，你一如巍峨青山的庄严；你亦如古老长城的宏伟；你更如凡尔赛宫殿的辉煌与肃穆；你...... 从青天衙门到人民法院，从古至今，不变的是法，不变的是刑。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 法律即人类在社会层次的规则，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以正义为其存在的基础，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实施的手段者。法治和法律要逐渐变得适当宽容以利于社会和谐.法一般限于宪法、法律。法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一项重要工具。所以，法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它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法律将随着阶级、阶级斗争的消灭而自行消亡。 当我们驻足回望历史时。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朝代的兴衰都与律法息息相关。正如古代至圣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以仁为本，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所追求的思想。仁是思想核心，是法的基础，而法就是仁的外在表现，二者相辅相成。从而实现“创建一个和谐的法制社会”的目标！法律是人类社会实践智慧的结晶，是为了维护人类正义道德和利益而制定的。就我们个人而言，我们的生活中时刻与法律打交道，往往我们却忽略了它的存在，这是我们法律意识薄弱的体现。比如我们在商场中购买物品时，遇到一些不合格产品，常常有类似于“算了，就当买个教训吧！”的想法，而不是去拨12315这个即熟悉又陌生的号码来捍卫自己的消费权益。不由得感叹道，我们公民实在缺乏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意识！也许，这是我们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商家们对法律存在钻空的恶劣思想。 做为当代的少年，我们应该加强法律意识的认知，积极捍卫法律尊严，以身作则，努力成为一个“四有”青少年！

❼ 人为什么会产生同情心呢

孟子提出“人性本善论，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产生同情心的根源，但荀子却提出“人性本恶”论，认为需要法治的介入。一直以来争论不休，谁也无法说服谁。而且“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根源又在哪里呢？
$ ]! g( k' q房产论坛,装修论坛,业主论坛我认为了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恐惧感，看见弱者在深层意识中害怕自己也成为弱者，这就是是“推人及己”接下来就会“.推己及人”，每个人都会需要别人帮助的那一天，生老病死苦，是生命所要承受的。当碰到自身困难时，那个时候也会期望别人象自己以前帮助别人那样来帮助自己，这就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根源。也就会对弱者伸出援助之手，。所谓同情弱者也就是感受到弱者【相同的情况】。这就是平衡建立的基础和过程。新浪乐居论坛: B3 T" T: v7 y
“平衡”还要分小平衡，大平衡及终极平衡。刚才论述的是“大平衡”，“小平衡”是完全只顾及自己表层的享受，漠视他人甚至自己深层的感受这就是荀子的“性本恶”论，这时就要法治的介入了。终极平衡是建立在“推人及己、推己及人”发挥到极致的基础上的，这时就会完全视人为己，表现出一种大爱，即是佛家的“同体大悲”。
个人看法觉得不错请采纳！

❽ 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我国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法治的道德基础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较低，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修养和道德意识较差，这是制约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统一性
法治道德属于政治道德的范畴，因为法治本质上是国家政治的一种运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应当超越于政治之上。人类政治活动指的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过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种。从历史发展来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无为而治）、德治、礼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运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须讲道德，法治作为政治的一种方式，同样必须讲道德。但这里讲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并不是简单地将道德置于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为一种可有可无、可大可小的随机物，而是内含着这样一种基本的推论：国家政治和法治必须符合人类的基本道义精神和正义原则，必须在明确的善的道德价值指引下建立正义的法律体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执法与司法过程，从而造就和谐、自由和有序的社会发展局面。也就是说，国家政治和法治只有从其出发点、过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类的道德准则，才能真正体现政治和法治的本来目的。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本是完全统一的人类行为规范和治国方式，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利益驱动的影响，人们对德、法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设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础，道德在法治建设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这是世界范围内法治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西方现代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是新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认为道德和法律分属于两个领域，是两种相互矛盾和作用各异的社会规范，因而现代法治建设不能够容纳道德，而必须以纯粹的法律手段治国，这样才符合现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从的法治理念。哈特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强调法律的正义标准和善恶判断性，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力求把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富勒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国法学界，除了与上述两种法学理论相类似的观点外，还有一种中和性的观点，就是认为道德与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张人们在一般社会事务上应当遵守道德规范，而在法律领域里则应当坚持法律至上，以法为据，从而避免道德对法律的干扰与消解作用。这种观点看似公允，实质上还是把道德与法律作了二重划分，使之形成了难以融合的两张皮，因而它在倾向性上还是接近纯粹法治论的观点的。 我以为，新自然法学派的观点相对而言是比较正确的观点，与古希腊的正义法理论和中国法律传统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这种观点仍然力图统道德于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导性。
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从道德和法律的本质与功能上加以认识。从本质上看，道德是人类正义精神的体现，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道）及其在人类社会各种事物中的显现（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证性和自为性，从
而也就成为判断万事万物的第一价值标准。相应地，法律则是人类社会生之于道德、依据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规则，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对道德规范的一种加强和强制实现。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后起的；法不具有自证性，必须依据可以自证自明的人类规则来确立，这个可以自证自明的规则就是人类道德（反映在具体的社会事物上即称之为“理”，探讨法律的这种根本依据和实质的学说就称之为“法理学”），非依道德，法就难以解决因何而建立的问题；法也不具有自为性，（孟子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赖于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内在动力就是道德（正义感、利众心和责任意识）与智慧。由此可见，道德的本质是自具的（本来如此），而法的本质是由道德确立的（依理如此）。离开道德，法将失去判断社会万物价值（善恶、是非）的根本依据。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正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基本规范的一致性，也说明了社会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种认为道德和法律本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是否定了统一国家中社会规范的一致性，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从功能上来说，道德和法律则是内外互补的共同规范关系。道德和法律共称为“社会观范”，其目的都在于使社会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不存在什么冲突和矛盾的问题。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规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觉性为基础，从人的内在意识上建立善恶是非的人生准则，从而起到指导和约束人的行为的作用。法律则是以人的强制性为基础，从人的外在行为上明确其善恶是非的走向，从而约束、限制和导向人的行为。在人类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期是只有道德没有法律的，那时人们的心灵纯朴、道德自觉性强，一切社会问题都通过内在自学和由此形成的外在习俗就基本上解决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加强，利益竞争出现，仅靠道德自觉已无法满足社会规范的要求，尤其是对于道德自律意识淡薄的人来说，内在的自我约束已很难奏效，这样就不得不适用外在的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来迫使其遵循人类的道德要求。可见，法律是以道德补偿和保障的功能出现于人类社会的。自从有了法律，人类社会就具有了内外一致的双重规范机制。但不论哪个社会，这两重社会规范都力求统一。在一个得到良好治理的社会里，法治总是以人类的道德正义精神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据的，而道德也总是以法律规范作为其保障。所谓“礼法结合”、“出礼则入于刑”正是说明了这两者的互补共治性质。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统一的社会规范的共有一致的两个方面，它们本质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种看似矛盾的问题，主要是两种情形造成的：一种是后起的法律背离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不能反过来说是道德规范背离了法律规范，因为先在自证的道德无须以法律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应当以道德的认可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种情形则是由于体现道德、推行法律的主体——人的素质修养不够，因而造成人为的对道德内涵的误解和对法律规范的误解，由此造成了道德与法律的某种矛盾局面。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则是人类正义精神。德、法两种规范共同指向的目标是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构成一定的关系。所以，德、法两种社会规范的本质内容是社会关系，表现方式则是情和事。有人认为，法律是无情的，所以法律与情相冲突，不能讲情。这种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类社会客观的存在现象，正由于情（如血缘之亲情、性爱之感情以及广义的人类慈悲心、仁爱心、侧隐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织运行，人类才产生了各种各样难以理清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过理而对情和事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梳理，从而建立良性的社会关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从人心和人的行为两个方面合理地建构理、情、事的相互关系的社会规范，而德治（以德治国）和法治（依法治国）则是对理、情、事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把握与建构过程。法治社会虽然以法律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主导规范，但同样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才能完善有效地确立起来。否则，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内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视人的内在自觉修养而求外在行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混乱
无序状态。因此，现代法治必须在社会层面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并以道德为处理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为主导的裁决手段；公正执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责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础，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并行不悖，共同为治，真正的法治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来。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将道德规范贯穿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就是要求社会建立一种道德化的法治，体现一种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设中强调道德并不意味着道德仅仅被看作为法治过程的一种口号，而是要求法治建设必须以人类道德正义精神为指导，执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具备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公正执法的能力素质，整个社会体现出正气流行和和谐有序的风貌。也就是说，道德必须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规范融化于法治建设的全过程。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应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立法正义，即立法活动要从人类正义原则出发，充分考虑到人类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质，使普遍确立的法律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恶法之治”。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点。衡量立法正义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为保障人民权利、自由和福利而创制法律，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权化、阶层化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与行政廉洁。廉洁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张。廉者不贪，洁者不染。廉洁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价（小而精干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费社会财富）。官员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权力视作为民服务、为民造福的工具和尽职尽责的手段，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政权运作简单有效（政治与行政行为简明单纯，不扰民，不搞排场，不搞虚夸，而政府权威很高，推行政务的效率很高）。 第三，执法与司法公正。政府的执法行为与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平等地对待一切法律关系主体，避免权力关系（权权庇护）、亲属关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钱关系（利害勾结，贿赂公行）、乡友关系（近者庇护，远者欺瞒）等社会关系对法律事务的扭曲和影响。
第四，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赖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质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处于“公共权力边缘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质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响的还是那些处于“公共权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质。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之治的思想和科举取士的制度，古希腊柏拉图的“贤人政治”的主张，都力图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值得借鉴。
表现在上述诸环节中的人类道德对于法治建设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质上不再是外在于法治过程的游离物，而是构成法治建设的血肉和灵魂。具体来说，法治道德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基础作用，即在法治建设中构成推动法治运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础，为创立“依法治国”的良好氛围提供基本的动力保障。第二，风尚化作用。社会道德具有通过社会舆论迅速传播、渗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对社会起到一种风尚化的作用，使社会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和心理向往，同时也就造成了对一切社会成员的强大的心理压力，从总体上制约法治建设朝良性发展。第三，内在规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从人的内在自觉性入手解决社会规范问题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养”为基础，通过社会成员的自我评价和内心羞愧建立自律机制，实现“道德自律”，由此引导人的外在行为的合理发展。可见，道德规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业三者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对确立法治建设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义人格和公正作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范化作用。社会道德虽然不如法律规范那样具有明确的外在强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响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通过道德高尚、正直、诚实、公正的人们的行为，为社会提供一种可借鉴和学习的“模范体系”，从而引导人们走上道德正义之路。道德修养好的人对于一般的人会形成一
同时是一个法治建设的过程，而法治建设的过程则必须同时是一个道德建设的过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在我国现阶段，改变道德缺失状况的任务很繁重，需要从各方面综合努力才行。这里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入手，简单讨论一下道德建设之路：第一，从社会道德建设的角度来看，社会应当把弘扬道德正义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统一起来，引导人们按照道德标准判断是非，衡量行为，由此养成全社会诚、信、公、正的道德风尚，为法治建设提供良性的社会道德环境。第二，从法律体系本身来看，必须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决法律和道德两张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异现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为本质相同、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的两大社会规范，为法治建设提供内在的道德动力和依据。第三，从社会成员尤其是公职人员的个体素质入手解决道德缺失问题。社会成员道德信念的建立来自于不断深入、勇猛精进的个体修养。因而，从教育、学习、政治宣传等方面入手强调和激励个体道德修养行为，建立稳固持久、代代相传的个体道德素质，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党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活动，本质上就是要解决为政者的政治道德问题。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优秀的道德理论、德法共治理论和个体修养理论，因此，扬弃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是改变道德缺失状况，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是道德，它曾在历史上对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起到过无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类社会良性发展的宝贵财富。我们对待传统文化必须有足够的认识和切实的行动，才可能发掘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资源和精神动力，也才会找到法治建设的真正基础。

❾ 人性观与法治社会的关系

儒家的人性观是：人之初，性本善，只要教育有道，人性的善便可以保持下去。专其实人一出生，就有饥渴、有属喜怒哀乐，懂得趋吉避凶，追求欲求的满足，人的这种本性，可以说是善，也可以说是恶。儒家简单地把人性说成是善，其根本就是主观主义，尽管儒家跟西方一样认为同情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在政治上或社会治理上，儒家不讲法治，只讲人治，凭人际关系、凭包公之类的精英或君主来治理社会，绝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凭自身的力量通过法律来治理社会，造成了中国人政治人格的不独立。
西方社会上和宗教中的人性观是，人之初，性本恶，人为了追求欲求的满足，很可能变得贪得无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干，因此在政治上即在社会治理上，必须对人性加以约束，相互制约，不允许个人专制、小团体专制、或者迫害少数人的集体专制，西方人讲法治，不讲人治，允许老百姓凭自身的力量通过法律来治理社会，这一来，西方人都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

❿ 请问如何成为当代中国法律人

写这样的文字，是出于一种情绪：很多大名鼎鼎的法律圈内人，他们徒有其表，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名声和多富的金钱，他们沽名钓誉，他们更巧取豪夺。这些人，我可以列出一个名单来。但情绪归情绪，仔细思量，我觉得我也有必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认识和思路，并同时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也有资格给好些人作导师了，给他们讲一讲如何作一个当代中国法律人。
做当代中国法律人，需要有坚实的知识基础。这里的知识不仅仅包括法学知识，还包括对传统文化，现代社会的知识，甚至包括对未来社会的一些预见和判断。这样讲也许是空洞，但从法学这一块知识出发来观察，也可以从中看出当代中国法律人的知识要求。
我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一些法律现象，但即使有历史上的法家学派，历朝也建立了各种各样法律制度，我国却应当被认为严重缺乏法治。中国历史上，法律只是统治的工具，而统治的依据是政治。政治其实是很肮脏很卑鄙的权力斗争和操弄，没有法治的政治更是如此。没有法治的开明政治也许会带来一时的社会进步，却最终会顺着政治的庸俗化腐败化而让社会整体丧失理性，最终导致朝代的更替和新朝代对以前法律制度的废除，又进入下一个恶性循环。于是就形成了我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奇怪现象：我国虽然有很多年的人类文明文化，却始终没有留下多少严格意义的法律制度，当然就没有了法治。没有体现人类理性的法律制度遗产，相关的社会人际关系只留给了道德标准，只留下了所谓的儒家文人范式。
道德标准和文人范式是很主观的东西，更是体现个性的东西，其中没有了法治彰显的理性标准下的对错。即使某人的行事已经偏离理性理解的边际，却可以以个性偏好而得到合理解释。即使已经侵害了他人权利，却从道德伦理的同情感性得到不应当的纵容。社会大众要谴责他，他却在自己的圈子里得到欣赏与同情，于是社会就在这样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没有了整体的进步。从这点看，我国没有从农业社会走出来进入到工业社会，没有法治应当是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以上对我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现象的认识，这些认识并不能够从中国文化本身出发就能够看个清楚，相反，是对照了现代西方法治知识，才得以进行合适的反思。于是就不得不转向深入到西方法治知识的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现象虽然没有留下法治的根本性社会共识，但也有一些法律制度相当有价值，比如民事法律中的物的担保的典当制度，又比如刑事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这些法律现象的存在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所在，这些法律现象的意义，可与信托法律制度之于英国法律传统的意义。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这些传统法律制度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和现代化改造，观念还在，但已经为立法忽视。
研究西方法治知识之前，还需要研究中国与西方法治的接触。从近代开端的施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为中用，到后来的体用之学，最终形成西法东渐的趋势，这是中国与西方法治交流的发展历程。
当代中国处于这个历程的什么阶段呢？我很高兴也很不幸地告诉大家：代表理性之治的法治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我国实现法治的趋势势不可挡！但是，在迈向光明前途的征程上，我们只是走过了第一个山头，到达了一个平台区，这时可以继续前进，也可能会后退，甚至可能因为出现政治丑恶与民众性不理性而又被打入下一个新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说，我国当代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是走向法治更高阶段的进步，还是因为政治丑恶或民众性不理性而出现历史往复？那么接下来的结论就是：不进行向法治方向的改革努力，即使改良政治，或驯服民众，出现历史往复是必然。
由于我国传统的法律基本不适应具有后发优势迅速发展的中国现代社会，我国不能从传统中寻找发展现代法治的制度资源。前面说的，就是做当代中国法律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现实的相关知识。有了前述的知识基础，才会转向，转而研究西方法治。这就是我认为做当代法律人的第二个方面的要求：坚实的西方法治知识。西方法治是一个很大的概念，现代西方国家实行的法律制度各各不同，但并不因为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而不能从中概括出法治的最基本知识。
法治首先是理性之治。理性应当是社会存在的最根本，任何东西，需要符合理性的要求。不符合理性的，那就是个人随意，个人任意，甚至暴力冲动，任何社会都应当尽力避免不理性。经济活动以营利为根本，但经济活动必须以理性认识市场的需求供给变化，甚至市场的需求供给变化也以个体的理性经济活动为前提基础。政治活动以胜利为目的，但政治活动必须接受理性为其设定的规则底线，政治活动的不理性最终导致更加不理性的反对或反抗。人的其他活动应当遵守自由与个性的原则，这是人及人类得以发展的根本，但人的自由与个性的活动也得有一个边际，而且这个边际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变化，一个明显的体现就是人的权利边际的变化。一个人不得损害他人的利益，一个集团的人不得损害另一集团的人的利益，这里集团的人的说法虽然是相对于个体来说，但这里的集团的人的利益却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基本上是政治解决，但如前所讲。政治解决这些利益时也需要有理性，当一个集团过度损害了另一集团的利益，得一时之逞或可，得永久的逞却根本不可能。
法治以理性之治的名义，成为社会的最高准则。法律成为社会一切主体的一切活动的最高准则，根据法律对社会一切主体的一切活动进行评价，而且法律评价是最高和最终的评价。于是政党，政府，公司，社会团体，个体，他们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律，他们作出的活动一旦有人提出异议时，就需要接受法律的评价。政治人物，法官的行为也是如此。为了保障法律评价作为社会的最高准则的公信力，就需要司法独立并让法官作为有专业训练的人能够独立作出依法的判决。法治成为最高准则本身就包含了司法独立的内容，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法治。
法治是理性之治，这样深层的结论运用于相反方向就是：法治不能成为非理性的治，随意的或暴力的治。这里的治包括权力集团的治，也包括个人的行事或判断。那么也可知，法治在个体理性，社会理性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才能够实现。个体有理性也许并不难，便现实中国的个体理性已经存在很多障碍，社会有理性却相当困难。一个政权建立的基础是否符合理性的要求，比如财产所有制，比如权力代表者的产生基础和程序，比如权力者的管理，又比如个体的理性活动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理性对待和评判，这些是体现和要求社会理性的地方。个体不能充分享有自由，不能行使权利的社会，权力者的产生并不遵循理性的社会，权力者的管理并不遵循分而治之相互制衡的社会，我们很难说这是一个理性社会。
法治有了理性的基础之后，还需要以理性建立符合理性要求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包括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法律概念这些元素。法治最终体现为建立在法律概念之上的法律规则。法律规则调整权利义务。这里讲一讲实体法律权利与形式法律权利。可以吹牛地说，这是我自己多年浸淫法学研习而产生总结一个法学知识认识。如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个权利应当普遍平等地为每一个人享有。言论自由是一个实体法律权利，这个实体法律权利在不同社会阶段有不同的边际范围，比如封建专制时期评论国王可能不是当时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现代社会也有法律认为在公众场合宣扬宗教不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再比如政治人物的私生活这个问题，美国和法国的言论标准就不同。但平等地、普遍地享有相同的言论自由的这类形式法律权利的要求，比如法律上的平等、公开的权利，就是我所说的形式法律权利。这类形式法律权利只有实施程度的不同，而且很容易就考查出是否达到相关形式法律权利的要求。考查一个社会是否是法治社会，只要考察一下这类形式法律权利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一些深入研究法律的人都明白，法治在很大程度上，也有些人说在根本层次上，法治是形式法治。其实除了实体法律权利与形式法律权利这类并不为很多人知晓的提法之外，法学知识中有很多关于权利研究的划分和提法。比如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实体法权利与程序法权利，个人法律权利与团体法律权利。
江平前几天在北大的讲演中提到公法与私法的问题，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就是建立在公法私法的划分之上。这就需要有关公法与私法的相关知识。公法与私法是罗马法的提法，当时及之后的相当历史时期，法律的对象是国家与个人，不包括公司及社会团体之类人的集合，涉及国家权力的法律就是公法，只涉及个人权利或个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就是私法。公法私法的划分就形成了分别适用于公法与私法的不同规则，比如公法关注国家权力对公共利益或社会利益上的作用，强调公法权力的行使应当得到规范，符合目的和程序。私法则强调意思自治，当事人之间平等。公法私法理论发展成熟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与法国。但是英美的普通法系却没有公法私法的划分，他们没有这种理论上的划分，更强调法律的实证效用。现代社会，公法私法的理论划分又因为人与人之间更加紧密的社会化联系而出现了问题。比如关于某个行业规范管理的法律，特别是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这很难纳入公法私法的划分。这就是关于公法与私法的知识，需要系统学习研究，如果不用心，也许读到法学博士也不能完全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这几天贺卫方提出一个问题：逝者应不应当享有名誉权。那么按照贺卫方的提法，又可以分出逝者法律权利与活人法律权利。当然，如果逝者不享有法律权利，这个分类就不成立。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切社会活动都以活着的人为中心，逝者只能是活人的活动受体，即支配对象，难道死还可以起来相对活动或反对？其实这种看法把人类动物化了，人类是有理性的，有规则的，逝者却可能通过规则以及社会的理性继续产生主动性的活动。比如遗嘱的执行，又比如著作法中对人去世后若干内的著作权保护。
我给这个问题一个肯定的答案：逝者应当享有名誉权。首先需要解决主体问题，以及实现这个权利的法律主体。赋予逝者有这个民事权利，但逝者已逝，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他如何主张？他通过他的继承人主张。一个未成年人，他的民事权利可以通过他的监护人主张。一个逝者，他的名誉权利也可通过他的继承人主张。如果没有继承人，则可由相关的享有了继承权利人的主张。这里可看出，法律规定的继承人范围就很重要，几代人内可继承，继承人主张保护逝者名誉权，就需要证明这个继承关系。如果是法律规定的继承代数之外的人，我称为间接继承人，他们是否又可以主张保护逝者，这又是一个法律选择的问题。其次需要解决名誉权的范围问题，对于存续着的人来说，普通个人与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范围不同，自然人与法人的名誉权保护范围也不同。逝者的名誉权保护可能也需要为其确实不同的名誉权范围，以及区分逝者中公众人物与普通民众的不同名誉范围。
其实那些主张逝者应当没有名誉权的人，你只需要举示一个反证就可以说服他们：你们直接侮辱谩骂他等人离世的长辈大人即可验证出来，看他等人还能否坚持逝者没有名誉权。即使他等人无名誉至此，我想很多人也会出来路见不平。
当然，这里的应当享有名誉权利，与现实法律的权利保护是不同的。一个理论上的应当，一个就是现实的实际情况。一个法治不健全的社会，有些权利没有法律保护，或是法律保护不力。
前面这一段讲的法治本身的知识问题。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学习研究，对一个西方国家的法治进行研究，还对多个西方国家的法治进行比较研究，才可能形成坚实的法治知识。这一眼望过去，可以用学海无涯来容易。但是也不要有畏难情绪，情绪都是不理性的，用心研究，成为某个法学部门的专家还是可行的。
具备这些知识之后，还要回过头来学习研究中国现行有行的法律。只有法学理论，没有对现行法律的研究，只能是空头高谈阔论。甚至有些所谓的法学理论家，他们的理论根本就没有结合任何一个相关的法律，他们的理论就更空头了。他们就只好说着一些原则性的套话，举一些隔空的孤例，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一番空洞的夸大和扭曲。这种夸大或扭曲很符合普通民众的口味和思维方式，赢得很多鼓掌当不奇怪。我国当代就有很多这两类的所谓法学家。
有了对我国传统法律知识的认识，有了我国西法东渐的知识，加上对西方主要法治国家的法律研究，加上对我国现行法律的研究，才可能具备了知识能力上的准备。当然，在有这些知识准备的同时，也应当养成了相关的法学研究和思考方法。形成这样的知识和方法，也许已经很不容易，出来挑一挑那些没有这样储备的人的错误，可以手到擒来。
但是要做一个当代中国法律人，更需要以下两个方面的努力，一个是践行，一个提升。
践行一是以自己的知识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直接参与到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在践行中更需要尊重自己作为法律人的基本底线：自己懂法，遵守法律。懂法并不容易，需要动用法学理论，研究现行法律，知道其中的实体边际和形式程序。只有自己懂了，发出的声音才会不出错，并点出其中的具体关键。这里我特别强调具体关键，拒绝把一切问题都笼统地说成法律不健全，而应当指出在哪些地方如何不健全，又当如何健全。有一些人，自称为法律人，即使他自主认为具备了知识储备，却不知道自己不懂法律，或没有遵守法律。
那些不具备法律功底的人，即使他们成天讲依法办案，即使他们掌着权柄指示依法办理，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办理。于是依法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流行的空头套话一个法律人，他的践行范围有大小，从参与案件到理论研究，从普法宣传到立法活动。在当代中国，法治还不完善，政治权力还没有纳入法律规则的理性，践行法治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政治斗争的方法。这是我个人认为的一种斗争方法了，但我认为采取政治斗争的方法也要遵守法治精神为这些手段设定的底线。无论在什么范围活动，都应当践行法治。否则，他不配成为法律人。比如抢夺同行业务的律师就不能算作法律人。
提升主要指理论方面的，比如针对理论上的完善，针对现实问题的法律分析并上升到理论高度。这就更难了。但事因能而可贵，能够作出一点提升成效，当可称为法学家。也许有人在现实中推动了法治的发展，但如果他们并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他们的推动不是以法学知识的要求而进行，至少他们的立法就没有采用法学上的说服力。这是一个根本。其次也可以看到，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一时的推动可能会因为没有法学功底而错误，而成为将来的阻碍。
能够做出提升成果的人，当是法律人中的翘楚。讲正面人物，我列出三位我认为杰出的中国法律人，他们依次是史尚宽、王泽鉴、梁彗星。其他有几人可以归入下一个层次，有些人的层次就更低了，甚至有很大部分人应当被排除在法律人圈子之外，他们只是自己宣称为法律人而已！说了这么多的话，最后却是要告诫非法律人：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标志就是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技术的进步表现为专业的细分，不同专业的分工与合作。法治以理性的高度需要成为社会的最高准则，法治本身也是社会分工合作的一个范畴。如果你们不是法律人，虽然从法律上我不能要求你们K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