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道德经
A. 山东人思想的弱点，以家传宗接代的思想害人
王弼(年-年)，字辅嗣，三国曹魏山阳郡(今山东巨野)人，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弼&uot;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uot; 王弼曾任尚书郎。少年有文名，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 《老子注》 、 《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 《周易略例》 四部。 其中 《老子指略》 、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的文章。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年中国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uot;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uot;。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折叠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王弼出身官僚世家，其曾外祖父是东汉末称&uot;八俊&uot;之一、身为荆州牧的刘表。据《三国志·魏书·钟会传》注引《博物记》和《博物志·人名考》、《王弼别传》等记载，东汉末年大乱中，弼祖父王凯与其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欲以女妻之，而又嫌其形貌丑陋，非女婿才，将女嫁给王凯。凯有风貌。凯生子业，业生弼。弼为刘表之曾外孙。
王粲于建安二十二年()从曹操征孙权，病死途中，而粲之二子又坐罪处死。粲绝嗣后而以王业为继嗣。王粲又成了王弼的继祖父。
王粲是著名文学家，&uot;建安七子&uot;之一，其才学出众，少年成名。十四岁至长安受到著名文学家、大学者蔡邕礼遇，即将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装载数车的书籍，后来全为王业所有。
这对王弼的成长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王弼的家庭祖风对王弼的成长也有重大影响。其六世祖王龚，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uot;三公&uot;;五世祖王畅为汉末&uot;八俊&uot;之一，官至司空，亦列&uot;三公&uot;;其父王业，官至谒者仆射，再加上继祖王粲的文学地位，都会对王弼成长产生极大的有利影响。
王弼&uot;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uot;
何晏曾叹称:&uot;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uot;(《三国志·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何劭《王弼传》)据何劭《王弼传》载，王弼十多岁时，即&uot;好老氏，通辩能言&uot;。他曾与当时许多清谈名士辩论各种问题，以&uot;当其所得，莫能夺也&uot;，深得当时名士的赏识。
王弼为人高傲，&uot;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uot;。正始中，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
正始十年()，曹爽被杀，王弼受案件牵连丢职。同年秋天，遭疠疾亡，年仅二十四岁。
折叠编辑本段学术贡献
《周易》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uot;正始玄风&uot;。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
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uot;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uot;。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道家易的代表。王弼注《易》，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uot;经&uot;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uot;马&uot;来代表《乾卦》&uot;健&uot;的意义，用&uot;牛&uot;来代表《坤卦》&uot;顺&uot;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uot;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uot;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uot;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uot;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uot;以无为本&uot;。王弼说:&uot;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uot;(《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uot;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uot;王弼注云:&uot;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uot;他认为，&uot;乾&uot;之义是&uot;健&uot;，有形之&uot;天&uot;无非是&uot;健&uot;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uot;统之&uot;于&uot;至健&uot;。&uot;健&uot;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uot;四库馆&uot;学者评论道:&uot;《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uot;(《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折叠编辑本段哲学思想
王弼
&uot;无&uot;概念的存在在王弼的析学体系中是以属性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即&uot;无&uot;是对&uot;道&uot;、&uot;一&uot;属性的说辞;第二，王弼在对&uot;名&uot;与&uot;称&uot;、&uot;谓&uot;的区分中，确立起其对&uot;道&uot;、&uot;一&uot;进行把握的方原则。至此通过我们的，我们可以从王弼所建立的本体论思想中进一步反思这样儿个在学术界值得商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王弼本体论析学第一层次的概念是&uot;物无妄然，必由其理&uot;的&uot;理&uot;，是&uot;统之有宗，会之有元&uot;的&uot;宗&uot;、&uot;元&uot;。即王弼认为&uot;道&uot;、&uot;一&uot;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秩序、条理，&uot;道&uot;是&uot;理&uot;;其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根源，则是&uot;宗&uot;、&uot;元&uot;。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一个包含了理本论与气本论形态的本体论思想。而在王弼所谈到的&uot;道&uot;不可命名，只可称谓的在认识过程中建立本体论思想恰恰i1:是心本论思想的内涵。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对中国占代传统析学本体论思想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体现的i1:是中国占代析学本体观念心为一理的实在性、理为一理的实在性以及气为一理的实在性的这样一个&uot;二位一体&uot;性。所以，&uot;道&uot;、&uot;一&uot;所指的并不是最大的抽象、亦不是万物的共相，而应该在&uot;二位一体&uot;的结构中来理解&uot;道&uot;、&uot;一&uot;的真实性。对于此思想研究的忽视所导致的便是只见王弼思想之缺点，而不见其思想之优点;只见王弼思想的消极性，而不见王弼思想的积极性。从王弼论证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两点重要特征:第一，&uot;唯理是从&uot;的求真精神。从王弼对&uot;名&uot;、&uot;称&uot;概念区分的论证中可以看出王弼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具有概念法意义的方法。他所运用的方法不同于感性经验的归纳法，而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是在概念性的矛盾中寻求事物自身之理的研究方法，即&uot;辩名析理&uot;;第一，无&uot;卫道士&uot;风气的创新精神。在以&uot;辩名析理&uot;为方法，以&uot;唯理是从&uot;为追求的前提之下，王弼在对先贤所留下的文化资源的选择过程中，并没有标榜自己的学派属性，而是自觉的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想结合，来阐述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对王弼思想乃至&uot;魏晋玄学&uot;时期的学派属性之&uot;新道家&uot;的定义并不是合理的。③从现实意义上讲，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宗n便是为&uot;崇本息末&uot;、&uot;存母守了&uot;的&uot;无为&uot;服务的。在《老了指略》中，王弼讲到:&uot;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uot;[3]P 可见，王弼认为邪淫的避免要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反过来讲，即是要在&uot;道&uot;的制约之下对仁义礼智进行合理的使用。所以，王弼所讲的&uot;无为&uot;的根本立场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相反，那些当时所谓的积极的、有为的立场因其并不是在&uot;道&uot;的制约下建立的，是一种对仁义礼智的形式化使用，才是真正消极的 。
综上，无论是从学理意义上、研究方法意义上以及现实的意义上讲，王弼的本体论思想的根本指向都是&uot;道&uot;的真实存在性。那么，对于王弼本体论思想&uot;贵无论&uot;的概括，我们认为其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
二、王弼的方和哲学
在方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请看他对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等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及其关系的阐释。
王弼为了论证&uot;以君御民&uot;的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uot;以寡治众&uot;、&uot;执一统众&uot;的必然性。他说:&uot;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uot;(《老子》四十二章注)把&uot;一&uot;与&uot;无&uot;并称，&uot;一&uot;就是&uot;无&uot;，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自然便成了万物的统帅了。又说:&uot;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uot;(《老子》三十九章注)就是说&uot;一&uot;是数之始，物之极(本根)，所以为万物之主。一和多是主从关系。
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目的是为了引出社会人事的&uot;以寡治众&uot;、&uot;以君御民&uot;的道理。他说:&uot;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uot;(《老子》七十章注)&uot;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殊国异风，而王侯得一者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uot;(《老子》四十二章注)王弼认为，&uot;以一为主&uot;是宇宙间的&uot;必由之理&uot;、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
他说:&uot;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可以一名举也。&uot;(《周易略例?明彖》)王弼就这样论证了&uot;以君御民&uot;、&uot;执一统众&uot;的天经地义，君权至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周易略例王弼为了论证&uot;无为而治&uot;的思想抓住&uot;静&uot;与&uot;动&uot;这对对立的概念大加发挥。认为&uot;以无为本&uot;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uot;静&uot;为本，以动为末。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老子》四十五章注)
王弼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因此引申出了&uot;以静制动&uot;、&uot;以静治国&uot;、&uot;无为而治&uot;的主张。王弼认为天地万物&uot;以无为本&uot;，是自然无为的，治理社会也应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他说:&uot;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uot;(《老子》二十九章注)社会也是一样，长短不齐、尊卑等级是&uot;自然之质&uot;，不必人为的去改造它，&uot;而造为之，故必败也。&uot;(同上)他说:&uot;自然之质，各有定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uot;(《周易·损卦》注)
王弼认为与道家相比，儒、墨、名、法诸家&uot;以动治国&uot;的&uot;人治&uot;理论，都是&uot;弃母用子&uot;、&uot;舍本逐末&uot;的，都是&uot;任名以物&uot;(《老子》三十二章注)，&uot;令物而赖威权也&uot;(《老子》十七章注)。故主张&uot;绝圣智&uot;、&uot;弃仁义&uot;。说:&uot;故绝圣智而后圣功全，弃仁义而后仁德厚。&uot;(《老子指略》)
三、王弼的认识论
王弼认为，事物的本体的道是可以认识的，圣人的治世之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宇宙的本体道是无形无名&uot;不宫不商，不温不凉&uot;;圣人治世是&uot;体道&uot;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uot;道&uot;虽不可言象，不可名状，但它在万有之中，以无形无为而成济万物。在上，崇本(道)息末，就是对自然规律(道)的具体认识和运用。
王弼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对《周易》中的&uot;意&uot;、&uot;象&uot;、&uot;言&uot;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上。所谓&uot;言&uot;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uot;象&uot;是指卦象;&uot;意&uot;是卦象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王弼指出，&uot;言&uot;、&uot;象&uot;、&uot;意&uot;三者之间是递进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通过&uot;言&uot;可以认识&uot;象&uot;;通过&uot;象&uot;可以认识&uot;意&uot;。但明白了意，就不要再执着于象;明白了卦象，就不要执着于言辞。
王弼认为，如果你执着于&uot;言&uot;，就得不到&uot;象&uot;。那&uot;言&uot;也不是产生于&uot;象&uot;并能说明&uot;象&uot;的&uot;言&uot;。如果执着于&uot;象&uot;，就得不到&uot;意&uot;。那&uot;象&uot;也不是产生于&uot;意&uot;并能说明&uot;意&uot;的&uot;象&uot;。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uot;言&uot;，才能得&uot;象&uot;，只有不执着于&uot;象&uot;，才能得&uot;意&uot;。
总之，王弼的认识逻辑是:&uot;言&uot;生于&uot;象&uot;，而说明&uot;象&uot;;&uot;象&uot;生于&uot;意&uot;，而说明&uot;意&uot;。要得&uot;意&uot;，必须借助&uot;言&uot;、&uot;象&uot;，但又不能执着于&uot;言&uot;、&uot;象&uot;。执着于&uot;言&uot;、&uot;象&uot;，便得不着&uot;意&uot;。只有不执着于&uot;言&uot;、&uot;象&uot;，才能得到&uot;意&uot;。既然卦意(圣人之意)可以认识，那么世界的本体&uot;道&uot;也是可以认识的。因为&uot;圣人的意&uot;是&uot;道&uot;在社会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自然无为的治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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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清华大学男教授讲道德经这个有音频吗,
名师简介:
王晓来毅
清华大学历史自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学位。
清华大学王晓毅教授在《<道德经>与道家智慧》的讲座中妙语连珠，择其一二录如下共享：1、“什么叫疯子，大家都疯了，那个不疯的就是疯子。”2、“什么是富人？富人就是选择了一种使自己不能安宁生活方式的人。”3、基层法院“谁写论文谁就是好法官，简直就是胡闹。”4、“从事你喜欢的工作就是逍遥。”
「在网上没找到视频，只有这麼一段内容」
D.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的编辑推荐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作者王弼，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王弼综合儒道，借用、吸收了老庄的思想,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E. 王弼是什么玄学的代表人物
魏晋玄学。
一、王弼简介：
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省微山县）人。中国古代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之一。
王弼曾任尚书郎，文名盖世，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老子注》 《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周易略例》 四部。 其中《老子指略》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
正始十年（249年），去世，时年二十三岁，遗下一妻一女。
F. 王弼说的是什么意思
王弼说是王弼解说、注解的意思。
王弼（226年－249年），字辅嗣，三国曹魏山阳郡（今山东巨野）人，经学家、哲学家，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 王弼曾任尚书郎。少年有文名，其作品主要包括解读《老子》的 《老子注》 、 《老子指略》及解读《周易》思想的《周易注》、 《周易略例》 四部。 其中 《老子指略》 、 《周易略例》是王弼对《老子》、《周易》所做的总体性分析的文章。由于《道德经》的原文逸散已久，王弼的《道德经注》曾是本书的唯一留传，直到1973年中国政府在马王堆发现《道德经》的原文为止。与何晏、夏侯玄等同倡玄学清谈，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与钟会、何晏等人为友。正始十年（249年）秋天，以疠疾亡，年仅24岁，遗下一妻一女。
G. 王弼以无为本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
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道家易的代表。王弼注《易》，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
哲学思想
“无”概念的存在在王弼的析学体系中是以属性概念的形式存在的，即“无”是对“道”、“一”属性的说辞；第二，王弼在对“名”与“称”、“谓”的区分中，确立起其对“道”、“一”进行把握的方法论原则。至此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从王弼所建立的本体论思想中进一步反思这样儿个在学术界值得商榷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王弼本体论析学第一层次的概念是“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的“理”，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宗”、“元”。即王弼认为“道”、“一”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秩序、条理，“道”是“理”；其作为万事万物的根据、根源，则是“宗”、“元”。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一个包含了理本论与气本论形态的本体论思想。而在王弼所谈到的“道”不可命名，只可称谓的在认识过程中建立本体论思想恰恰是心本论思想的内涵。所以，王弼的本体论思想是对中国占代传统析学本体论思想的合理的逻辑展开，体现的是中国古代析学本体观念心为一理的实在性、理为一理的实在性以及气为一理的实在性的这样一个“二位一体”性。所以，“道”、“一”所指的并不是最大的抽象、亦不是万物的共相，而应该在“二位一体”的结构中来理解“道”、“一”的真实性。对于此思想研究的忽视所导致的便是只见王弼思想之缺点，而不见其思想之优点；只见王弼思想的消极性，而不见王弼思想的积极性。从王弼论证问题的方式来看，我们可以得出其两点重要特征：第一，“唯理是从”的求真精神。从王弼对“名”、“称”概念区分的论证中可以看出王弼讨论问题的方式是具有概念分析法意义的方法。他所运用的方法不同于感性经验的归纳法，而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是在概念性的矛盾中寻求事物自身之理的研究方法，即“辩名析理”；第一，无“卫道士”风气的创新精神。在以“辩名析理”为方法，以“唯理是从”为追求的前提之下，王弼在对先贤所留下的文化资源的选择过程中，并没有标榜自己的学派属性，而是自觉的将其与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实际问题想结合，来阐述自己的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观点。因此，对王弼思想乃至“魏晋玄学”时期的学派属性之“新道家”的定义并不是合理的。③从现实意义上讲，王弼本体论思想的宗旨便是为“崇本息末”、“存母守了”的“无为”政治服务的。在《老了指略》中，王弼讲到：“夫邪之兴也，岂邪者之所为乎？淫之所起也，岂淫者之所造乎？故闲邪在乎存诚，不在善察；息淫在乎去华，不在滋章……故不攻其为也，使其无心于为也；不害其欲也，使其无心于欲也。”可见，王弼认为邪淫的避免要在于从根本上消除，反过来讲，即是要在“道”的制约之下对仁义礼智进行合理的使用。所以，王弼所讲的“无为”政治的根本立场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相反，那些当时所谓的积极的、有为的政治立场因其并不是在“道”的制约下建立的，是一种对仁义礼智的形式化使用，才是真正消极的。
综上，无论是从学理意义上、研究方法意义上以及现实的意义上讲，王弼的本体论思想的根本指向都是“道”的真实存在性。那么，对于王弼本体论思想“贵无论”的概括，我们认为其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表述 。
二、王弼的方法论和政治哲学
在方法论方面，王弼对老子的辩证法思想有所继承，善于运用对立的概念和辨名析理的方法阐述问题。请看他对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等对立统一概念的运用及其关系的阐释。
王弼为了论证“以君御民”的政治主张，便用一多关系论证“以寡治众”、“执一统众”的必然性。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老子》四十二章注）把“一”与“无”并称，“一”就是“无”，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自然便成了万物的统帅了。又说：“一，数之始而物之极也。各是一物之生，所以为主也。”（《老子》三十九章注）就是说“一”是数之始，物之极（本根），所以为万物之主。一和多是主从关系。
王弼论证宇宙间的一多关系，目的是为了引出社会人事的“以寡治众”、“以君御民”的道理。他说：“宗，万物之主也；君，万事之主也。”（《老子》七十章注）“故万物之生，吾知其主，虽有万形，冲气一焉。百姓有心，殊国异风，而王侯得一者主焉。以一为主，一何可舍。”（《老子》四十二章注）王弼认为，“以一为主”是宇宙间的“必由之理”、普遍规律，民必然要统一于君。
他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可以一名举也。”（《周易略例·明彖》）王弼就这样论证了“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天经地义，君权至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周易略例
王弼为了论证“无为而治”的思想抓住“静”与“动”这对对立的概念大加发挥。认为“以无为本”在动、静关系上就是以“静”为本，以动为末。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十六章注）“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静则全物之真，躁则犯物之性。”（《老子》四十五章注）
王弼把静说成是本，是绝对的；把动说成是末，是相对的，但是他却因此引申出了“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王弼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是自然无为的，治理社会也应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他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二十九章注）社会也是一样，长短不齐、尊卑等级是“自然之质”，不必人为的去改造它，“而造为之，故必败也。”（同上）他说：“自然之质，各有定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何加焉。”（《周易·损卦》注）
王弼认为与道家相比，儒、墨、名、法诸家“以动治国”的“人治”理论，都是“弃母用子”、“舍本逐末”的，都是“任名以号物”（《老子》三十二章注），“令物而赖威权也”（《老子》十七章注）。故主张“绝圣智”、“弃仁义”。“故绝圣智而后圣功全，弃仁义而后仁德厚。”（《老子指略》）
三、王弼的认识论
王弼认为，事物的本体的道是可以认识的，圣人的治世之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宇宙的本体道是无形无名“不宫不商，不温不凉”；圣人治世是“体道”的结果，故不偏不执自然无为。“道”虽不可言象，不可名状，但它在万有之中，以无形无为而成济万物。在政治上，崇本（道）息末，就是对自然规律（道）的具体认识和运用。
王弼的认识论集中表现在他对《周易》中的“意”、“象”、“言”三个概念关系的论述上。所谓“言”是指卦象的卦辞和爻辞的解释；“象”是指卦象；“意”是卦象表达的思想，即义理。
王弼指出，“言”、“象”、“意”三者之间是递进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通过“言”可以认识“象”；通过“象”可以认识“意”。但明白了意，就不要再执着于象；明白了卦象，就不要执着于言辞。
王弼认为，如果你执着于“言”，就得不到“象”。那“言”也不是产生于“象”并能说明“象”的“言”。如果执着于“象”，就得不到“意”。那“象”也不是产生于“意”并能说明“意”的“象”。因此，王弼认为，只有不执着于“言”，才能得“象”，只有不执着于“象”，才能得“意”。
总之，王弼的认识逻辑是：“言”生于“象”，而说明“象”；“象”生于“意”，而说明“意”。要得“意”，必须借助“言”、“象”，但又不能执着于“言”、“象”。执着于“言”、“象”，便得不着“意”。只有不执着于“言”、“象”，才能得到“意”。既然卦意（圣人之意）可以认识，那么世界的本体“道”也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圣人的意”是“道”在社会方面的体现，也就是自然无为的治世之道。
后世影响
王弼《易》注，标新立异，有人出来责难，如荀融驳斥王弼大衍义。对此，他答曰：“夫明足以寻极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
由于玄学家大多站在司马氏集团的对立面，势必遭到打击，王弼《易》注开始没有列入学官，只能流传于民间，为后来玄学者所好。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南北朝时期，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
王弼的贵无论对后世宋明理学影响很大，他的玄学对佛教中国化、本土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其“得意忘象”的思考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H. 那一个版本的道德经好。
可以先读陈鼓应《老子注译与评介》
要研究到版本的问题上，那可就麻烦了。直接去研究帛书和竹简那三个版本。马王堆，郭店楚墓。
I. 为什么王弼关于言意关系的观点会走到得意需要忘象，得象需要忘言
在王弼的《周易略例·明象》中言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荃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在这段话里王弼对“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解：
首先，其根据是“言生于象”，“象生于意”。（《周易·乾卦·文言》王注云:“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但是根据这个意义产生的卦象是语言产生的依据，而卦象是根据意义(圣人从天地万物中观察概括而得)而得出，“象”附属于“意”，是“言”和“意”的中间环节，至此，王弼的言意之辩并没有超出《系辞》的范围。但是在论述中，可以发现三者之间存在的互动递进的关系。周裕锴主张理解这个关系可以从四个角度出发：从功能角度上看，“象”具有象征“意”的内涵的功用，而“言”则具有说明"象"的象征意义的功用；从生成角度看，“意”派生象，“象”派生“言”；从理解的角度看，可以通过派生的“言”来了解“象”，从派生的“象”来了解“意”；从表达的角度看，“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或者说，“意以象尽，象以言著”。
其次，在得意过程中，“言”、“象”仅仅具有工具价值。王弼借《庄子·外物》中的鉴蹄之喻指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因此，“象”需要“言”才能更好的说明其象征意义，“言”是表达“象”的工具，“象”是得“意”的工具，借助于“象”能更好的尽意。在肯定“言”、“象”作用的同时，反对因“言”、“象”的得象、得意作用而执着于“言”与“象”，它们仅仅是工具、手段，并非目的。
再次，“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王弼继而用反证法论述了执着于“言”就不能“明象”，执着于“象”就不能“得意”。要言之，执着于手段往往达不到真正的目的。
从上面的总结中，王弼最后提出了“言意之辩”的基本命题，即“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言”、“象”仅是明象得意的媒介和手段，在明象得意的过程中不能执着于“言”、“象”，因此正确对待“言”、“象”的态度就是“忘”关于“忘”，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楼宇烈把“忘”理解为”“忘记”:“言与象只是得意之一种工具，旨在得意，所以得意后就可把言、象忘去。”张立文也持相同的理解:“王弼曾提出‘得意忘言’的主张，认为获得形象、存相，就可以忘掉、抛弃语言符号。”还有的学者阐释为不拘泥于具体的形象等。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王弼在“言意之辩”上的论述与《周易》有相同的结论，但是在理论意义上更具有超越性。有人指出，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实际上提出了两种阐释学的方法:一为“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一为“忘象乃得意，忘言乃得象”。前者强调的是“言”、“象”所具有的指示意义的作用，后者突出不拘泥于“言”、“象”的重要性。由此，进一步而言，这两种方法具有超越《周易》阐释的普遍意义，可分别看出王弼对“言尽意”和“言不尽意”的应答。正如王晓毅所说，王弼思想中的“意”有两个层次:一是表达有形世界，包括定义解释天地万物和礼乐刑政人事等方面内容的“意”，这种“意”完全可以用语言“名”去把握定性:二是表达无形之物，即抽象本体“无”的“意”，这种“意”则不可能完全用语言去把握定性。
前文曾对王弼“言意之辩”的主要概念作了概括性的分析，明确指出王弼对于“意”的两种理解：指卦义与道、理。在说明言、象、意三者关系时，王弼认为通过“象”的可以尽意，达到意之后又要不拘泥于象，这其实是针对具体的解卦来说的。换言之，在解卦层面上，“言”借助于“象”是能够“尽意”的。另一方面，就王弼在《老子注》和《老子指略》中所表达的见解看，他对于名言能否把握形上层面之"意"(道、理)则持否定的态度:
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老子注》一章)
至真之极，不可得名。(《老子注》二十一章)
凡物有称有名，则非其极也。(《老子注》二十五章)
如前所述，“名”的特点在于按对象的不同特点来区分对象、分割对象，但“有分则有不兼”；“称”的特点是以主体为根据，随从说话人的意向，可“有由则有不尽”，因此，借助名言(名和称为其主要形式)往往不能够把握对象的全体。换言之，“可名”、“可称”的对象只能是可识可见的具体事物，而“混成无形”之常道尽管“不可名”而“可称”，但“道”、“玄”、“深”、“大”、“微”、“远”等称谓也只是“各有其义”，并不能“尽其极”。质言之，就“意”指形上本体(道、理)而言，王弼的立场仍然是“言不尽意”。
不过，王弼的“得意忘言”、“得意忘象”与“言不尽意”，仍有一些区别。汤用彤曾分析道:“王弼之说起于言不尽意义已流行之后，二者互有异同。盖言不尽意，所贵者在意会;忘象忘言，所贵者在得意，此则两说均轻言重意也。惟如言不尽意，则言几等于无用，而王氏则犹认言象乃用以尽象意，并谓‘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此则两说实有不同。然如言不尽意，则自可废言，故圣人无言，而以意会。王氏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反失本意，此则两说均终主得意废言也。”此即是说，虽然“得意忘言”、“得意忘象”与“言不尽意”均轻言重意，强调得意废言，但二者在对“言”的作用的评价上仍存在区别，“言不尽意”认为言在把握形上之道时几乎无用，而王弼多少肯定了言、象的工具性价值。
确如汤用彤所言，王弼在“言意之辩”的基本命题与“言不尽意”均认为“意” 是高于“言”的，“意”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当重意轻言。不过，王弼的“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在预设“言不尽意”的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言不尽意”。“言不尽意”是对语言表达意义世界及形上之道之可能性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而“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则由这种怀疑和否定转向一种建设性的努力，主张通过象仍能够得意。
要言之，借助“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诸命题，王弼实际上对“言能否尽意”的问题持一种具体分析的辩证态度。他并没有简单地回答“能”或“不能”，就具体解卦而言，“言”借助于“象”能够“尽意”，但在名言能否把握形上本体的问题上，则主张“言不尽意”。可以说，较之《庄子》和《易传》，王弼的如上见解把中国古代哲学对于言意关系的辨析向
前推进了一步。
J. 王弼的学术贡献
王弼人生短暂，但学术成就卓著。他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周易大衍论》三卷、《周易穷微论》一卷、《易辩》一卷等数种。但其成就，不在于著述数量，而在其质量，在于其创见。他注《周易》一改汉人支离烦琐的传统方法，不用象数，而用《老子》，以老子思想解《易》，并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在学术上开一代新风———“正始玄风”。王弼的易学观体系庞大，内容深奥。王弼以老庄思想为主，建立了体系完备、抽象思辩的玄学哲学。其对易学玄学化的批判性研究，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之腐迂学风，其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王晓毅先生给的评价是：王弼在哲学上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虽然他像流星一样匆匆闪过，只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却以其不可思议的天才智慧之光，照亮了整个时代，指明了魏晋玄学的理论航向”。
在易学方面，王弼注《易》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道家易的代表。王弼注《易》，尽扫象数之学，从思辨的哲学高度注释《易经》。他对“经”上下篇都作了注，计六卷；而对《文言》、《彖传》、《象传》加注。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均不下注，后来由东晋韩康伯继续注完。
王弼《易》注的贡献，首先在于抛弃了费氏的经说，把象数之学变成为思辨哲学。这是《易》学研究史上的一次飞跃。汉人解《易》重象数，如把八卦视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象，用“马”来代表《乾卦》“健”的意义，用“牛”来代表《坤卦》“顺”的意义，等等。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顷，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对象数之学机械性的解释提出批评。他强调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名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说，达意要通过象，明象要通过言，寄言出意，探求玄理。这样，从言与意的思辨理性上解释《易》，比机械比附的方法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王弼站在道家的立场上，把《易》学玄学化。玄学家的根本思想是“以无为本”。王弼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论语释疑》）
王弼就是用道家的本体论来释《易》的。如《彖辞》曰：“大哉乾元，万象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他认为，“乾”之义是“健”，有形之“天”无非是“健”的表象。万物始于天，归根到底，“统之”于“至健”。“健”是无形的，是形而上的。
总之，王弼以言简意赅的论证代替前人的繁琐注释，以抽象思维和义理分析摈弃象数之学与谶纬迷信，在经学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清代“四库馆”学者评论道：“《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