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书评

⑴ 国际上对中华法系研究的著作有哪些

《中华法系研究论集》中华法系研究是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张晋藩先生作为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对中化法系的研究也颇为关注。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华法系的论文起，迄今已经发表了十数篇相关的论文。对中华法系的起源、特点、新中华法系的复兴等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尽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述，形成了张先生自己的中华法系研究理路和体系。

⑵ 百年大变局”中世界与中国大势是什么

百年大变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一批新兴国家的实力大幅上升。2010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趋势性变化愈发明显，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和机构，纷纷发布对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预测，预测的时间节点通常选择在2030与2050年。两个时间节点的选取，主要是出于全球经济排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考虑。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在2030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而印度则将在2050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印两国的快速发展赋予了世界经济中长期预测的指标性意义，同时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也将具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潜力。

2020年1月21日至24日，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年会在瑞士达沃斯开幕，嘉宾们讨论了如何应对贫富差距和政治极化造成的社会分裂等问题。

世界经济版图的改变

2030年，世界经济版图很可能因为中美两国经济权力的“交接”而发生改变。根据2019年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和中国共拥有世界23.1%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占全球40.2%，世行预测中美两国将为未来几年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52.7%的力量。世行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力量的天平已经“缓缓地朝着正强势崛起的中国经济倾斜”。其实，多个国际组织已经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虽然购买力平价指数的经济学意义仍存在争议，但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近20年来快速增长积累的“量变”动能，迟早要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产生“质变”效果。按照这一趋势，到2030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中国经济规模也将超过美国，印度则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届时，世界前五大经济体将依次为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德国，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排名也将有所提升，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将由2015年的46%上升到2030年的66%，从而彻底扭转“欧美+日本”这一传统发达经济体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局面。

到2050年，虽然部分国家面临内外部因素制约，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趋势是，世界经济力量将会持续从传统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从长期来看，新兴经济体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将会持续增加。普华永道根据其在2006年开发的长期全球经济增长模型，预测到2050年中国、美国与印度会牢牢占据全球经济三强的位置，并与其他国家拉开明显差距。同时，印度尼西亚将会超越日本、德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届时，全球最大11个经济体中有六个是新兴经济体（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俄罗斯）。该预测虽然在具体排名上与其他预测有所不同，但2050年中美印成为全球经济三强的结论却是共识。

⑶ 通过把握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演变,谈谈大变局给中国和世界的机遇都有哪些

1、面对全球增长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等矛盾，中国以务实合作推动联动发展，为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

从亚欧大陆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共同的机遇之路、繁荣之路。6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

2、推动现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一再强调不会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要让国际秩序更全面、均衡地反映各国的利益。

面对国际社会遭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中国以天下为己任，提出破解“四大赤字”的“四大理念”：公正合理、互商互谅、同舟共济、互利共赢。这是时代的呼唤、中国的担当，更是世界的期待。

(3)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书评扩展阅读：

大格局下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1、发展起来的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

由相对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公认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引擎。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2、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

从新中国成立、实行改革开放到步入新时代，中国始终在宏阔的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的深刻命题。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中国顺应历史潮流，肩负大国责任，坚定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成为大变局中不变的稳定力量。

⑷ 大变局下的中国担当广受赞许，说的是什么

大变局下中国担当广受赞许，这说明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我们的国家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变得更高，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如今，世界正在处于大变局中，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我们一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大变局中，让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强大。

这次会议也批判了一些国家的所作所为，例如美国的一些政客，诋毁其他国家的文明成果和在疫情期间做出的努力，破坏世界经济的发展。虽然我们面临许多的挑战，但是和平依旧是发展的主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中国一直在坚持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策略，相信中国会变得越来越美好。

⑸ 辩一辩,“百年大变局”中世界与中国大势是什么

下面我们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杨院长从百年大变局的世界政治的角度为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

杨光斌：各位早上好！很荣幸参加这样的活动。刚开完全国政协会，现在政协的读书活动，每个委员会大概读两三本书，其中《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的阅读书，另外一本是《时间简史》，拟邀请张蕴岭老师和我给他们做读书分享。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

我的题目是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政治。我想谈一下全球化的浪潮与退潮。世界政治这个概念怎么来理解？在科学技术发明到一定程度之前，“世界”是不存在的，都是各国、最多是地区，某种力量包括科技和资本把各个国家和地区联系在一起，才有了世界，进而导致世界政治。我们一般理解的世界政治或者全球化的推动力首先是科学技术，其次是资本的力量。这两股力量推动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向前，从大航海到蒸汽机的发明再到飞机和互联网，把世界联系在一起。

技术进步带来资本的扩张，从欧洲到全世界，这些东西大家都明白。我想谈什么？当技术和资本成为全世界推动力的时候，世界上少数国家赢了，大多数国家输了，他们为什么赢他们为什么输？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三种力量，我称之为政治思潮，这是理解全球化或者世界政治一个重要的研究单元或者变量。当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完成以后，大概到1875年在全球实现了资本主义化，那么英国首先开始倡导“光荣帝国”，从此以后世界开始掀起了帝国主义热，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地争夺导致的一战，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帝国主义政治思潮引起的。

关于帝国主义，现在国内谈得比较少，但是事实上它一直是影响世界政治最大的一种变量。80年代以后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替代了帝国主义理论。我们研究世界政治或者西方思想史都知道，最开始很多学者和思想家都是鼓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他们那儿就是其他民族不行，其他民族应该被统治，典型的白人优越论。但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这样的观点让位文化优越论。文化优越论是什么？这就是鼓吹韦伯鼓吹的新教伦理的优越性，其他文化都是劣质的。我觉得很难理解的是，到现在我们还把这样的书，就是文化优越论的当作经典必读推荐给大学生，这可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作品。这是第二波的帝国主义，第三波就是制度优越论，就是历史终结了，全世界都是美式的道路，这是历史的终点，大家都知道。

关于帝国主义政治思潮对于世界政治的影响，其结果是一战、二战。第二个就是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这个大家都知道，五六十年代，新兴国家的解放，这是第二波。第三波就是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这伴随资本自由的扩张，对全人类的影响非常大，这个过程中中国也是意外的大赢家，因此在双重力量的作用下，一个是资本自由的扩张，另外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最大的赢家。

1840年的时候，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了，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占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是5：5，但是1980年的时候，西方国家GDP的总量达到80%，而非西方，如此巨大规模的国家，他们只占10%。但是到2010年的时候拐点出现了，非西方国家占工业GDP的比重从10%到40%，而这个趋势还在继续扭转，有利于非西方国家，这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非西方国家。预计2050年非西方国家的工业GDP，占全球的比重可能达到60%。

这个变化非常厉害，百年大变局在某种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变化而引起的，这次疫情加深了这种变局的出现。这是我们看到的在资本和政治思潮的双重作用下，中国成为意外的赢家。但是这冲击到什么？我认为第一个带来西方人的优越感，刚才讲帝国主义中的文化优越感或者制度优越论，冲击到这个东西。因为我们知道从一战到二战，西方欧洲内部打仗很多，当然那是白人的游戏。但是中国的出现，根本性改变了文明的结构，就是西方主导世界，从英国到美国霸权三百年的历史，这是第一个挑战所谓的文明冲突。第二就是政治制度，如果你成功了，尽管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了，但是西方人骨子里的优越论还是很强的，如果中国成功了，制度自信对他们来说真的没有了。

第三个挑战是什么？地缘政治。第四是对国内政治发展的挑战。西方人总是说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好引起的，某种意义这样说也对，因为世界蛋糕就由几个人来提供，过去是西方人提供，现在中国人提供，所以财富向中国跑，这是怎么理解百年大变局，就是中国的崛起对大变局的影响。

很多人以为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思潮的意义来说，技术和资本的力量会继续向前推动全球化，但是反全球化的力量，政治思潮有时候是作为推动力量，比如帝国主义还有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这是推动力量。但是政治思潮有时候是全球化的反动力量，西方国家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出现问题以后，出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普世价值在全球化浪潮中失败以后，随之而来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认同政治，你是谁我是谁？世界政治变得部落化、碎片化，因此地区主义、民粹主义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都是认同政治的强化和表现。中国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非常大，美国的舆论动员能力很强大，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上，它的力量很强大。所以这次疫情一方面是加速了中国的崛起，但是另一方面它的不确定性因素，对于未来到底什么影响还是值得观察的。

⑹ 大变局的书评

这将是历史的一个注脚
这是一本梳理中国经济的断代史，也是一本写给散户们看的书。
《大变局》记录了中国经济2007年到2009年的巨变过程。很难说，这段时期的历史能多大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代的变局，在拉长的历史长河里，这段时间发生的点滴只是泛起的一丝涟漪。不过，这两年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情有的确有着时代的烙印；股市从暴涨到暴跌，非理性的繁荣下，是谁在不负责任地鼓吹“黄金十年”，是谁在高唱凯歌大放厥词：“站在上证指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上看风景。”
事实上，多年后以后，当我们再回忆这两年的时光时，我们依然不会忘记这两年发生的事情：百年一遇的海啸爆发了，美国华尔街成了贪婪的代名词；《货币战争》火了，一个关于阴谋与阳谋的辩论燃烧着一个个民族主义者的热情；而关于股市的各种集聚了万千股民智慧的段子前所未有的刺激着股民无奈的娱乐神经。
作家和股评家乃至经济学家，有同与不同的地方，但入世与出世永远都是一个绕不开的结：股评家推荐的股票不要买，涨是涨了，那也是拉高出货的形态，因为入世的股评家有着利益的牵扯，背后早已有迫切需要出逃的主力；经济学家判断的大势要反着听，当说黄金十年的时候，你要等着海啸的来临；当说哀鸿遍野的时候，你要积蓄着力量杀入，入世的中国经济学家似乎来没有完全的独立；
本书作者彭超既是资深传媒人、长期致力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观察，同时，他也是一个资本市场的入世（入市）者，阅尽资本市场光怪陆离之事，看惯各路“牛鬼蛇神”。作者在感同深受资本市场暴涨暴跌方面最能契合万千股民的心态，而传媒人的身份又帮助他跳出散户的局限和视野，把故事讲得吸引人，讲得能有所启发。因此，所有股民应该好好看看这本书，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当初的你：一样的疯狂，一样的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是一本写给非经济专家看的书，有引人入胜的故事，也有深刻的自省；这是一本有大局观又有小细节的经济随笔，这里写的每个故事都将成为历史的注脚。
写到最后，忽然想起了某人MSN签名上的一句话：梦里走了许多路，醒来依然在床上。这一年来，我想大多数中国的股民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梦里或者无数次的梦回指数重回6124的高点，个股支支股价翻番；或者梦回自己帐户盈亏的颜色由绿变红。但是，这终究是梦，醒来了依然躺在床上，床还是睡觉的那张床，但指数尽管反弹，依然还是没到半山腰。
未来在哪？我不知道！是谜局？那就只能靠大变局才能揭开谜底。
（蒋家华 中国证券报驻香港首席记者）

⑺ 身处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你作为当代大学生如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

身处大变局中的中国与世界，当代大学生要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应该：

1、当今世界政治处于多极化。我国要想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就要增长综合国力，国家就要发展经济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国家要重视科技和人才。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需要要努力学习科技文化知识成功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

2、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不可抵挡。中国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作为当代大学生，就要努力学习科技文化知识成功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外汲取精华，弃去糟粕。

(7)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书评扩展阅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的世界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至今的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同时，中国在国际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人为国际新秩序构建和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⑻ 谁能为我描述一下中国法治的现状，发展进程，发展过程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

供你参考：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与不足：
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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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

作者：季卫东

豆瓣评分：7.7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6-14

页数：272

内容简介：

《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内容简介：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以渐进方式演变至今，我们突然发现已经身处“历史三峡”之中水流更为湍急凶险之处。中国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临界点，到了需要进行政治决断的时刻了。《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是作者近年来发表在报章上的随笔合集，汇聚了作者对“大变局下的中国以及中国法治何去何从”这一主题的系统思考：通过先法治、后民主的路径，统筹兼顾、刚柔兼济，以社会代价最小化的手段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从而成功建构起中国民主法治的新秩序。

作者简介：

季卫东，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6年任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中国法与政治。

⑽ 关于当前大变局下中国走向的真实面目

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年的基石，是夫子的思想与言行，而记载夫子思想与言行的就是《论语》。很简单，对儒家的任何品读，都不如品读《论语》的重要。要品读《论语》，就必须首先要走进夫子的时代，否则就无法理解夫子的潦倒至极的命运，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夫子会在几百年以后竟然一飞冲天的原因。我观察无数人品读夫子而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找不到进入夫子思想大门的入口，而只在门外一边想象着遥远的夫子形象跳舞，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几千年来文人与统治阶级留下的文献。究其原因，根本者就在于从来就没有人真正走进春秋末期的夫子时代，因此在不理解春秋时代的时代潮流，时代精神，更加不理解为什么被捧为圣人的夫子如此潦倒没落原因的背景下就一身投进夫子所预设的陷阱去了。因此，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人真正科学地品读过夫子。
我没有任何的不良意愿去评价任何以前的、现在的、明天的国学专家。俗话说，“一种米养百样人”，而对于今天全球化的社会背景来说，一种米又何止养百样人？所以，我愿意奉献自己的精血，熬着历史黑夜的星光，自己一个人走进二千多年前的时光之门，带着三千年的视角，走到夫子身边，与夫子不惜一辨，力图在春秋末期的视野中，出现另外一颗星辰，一起去解读夫子，解读时代，解读中华的命运。
先解决一个历史谜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世时的夫子潦而不倒？过世后的夫子突然在几百年后死灰复燃，而且还登上圣人的位置，被人供奉？这里面得益于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夫子的价值定位是建立在家仇国恨的基础上的，而夫子的进取力、意志力又太强了、太坚韧了。作为生在鲁国的他，得天独厚地读了那么多的古书，而且又因为家门不幸，被人家欺负，因此，把书念得非常的滚瓜烂熟，非常专心致志又一心希望匡正周王室的梁柱子。这种强劲的进取力，再加上被人受辱而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意志力，使夫子越受到困难挫折，就越把一切受挫的原因都集中到周制不存、周礼不再的焦点上，于此，使一切向后看的负倾力也愈来愈执着，从而使极端的迂腐主义思想与极端的复古主义主张也愈来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巩固，进而根深蒂固起来，以至到了鲁哀公十一年，夫子六十八岁的时候，鲁国季康子根据社会需要，欲行“田赋”，夫子坚守天不变，周制不变的极端复古主张，极力反对。
其次，夫子思想能够复而用之、死灰复燃的原因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夫子对于仁、礼、忠、信、孝等伦理道德描述得实在是太完美，有如宗教终极理想对人的诱惑，因而使后来的读书人一旦与夫子的著作沾上边，就很容易受其对礼乐建筑起来的世界所感染，从而失去对现实德实质性需求的知觉。二是夫子坚定不移地高举统治阶级的权益，把一切献给上位者的红心。历史上，凡是专制独裁的政权，都是喜欢儒家、推崇儒家思想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夫子将之列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足见其对"忠诚"的重视。当然，人生在世，忠信是不能少的，忠诚度、可靠度、归依度都很重要。但是，忠诚的关键是忠诚的对象，即忠诚于专制集权的统治者，还是忠诚于人民群众利益，忠诚于时代的要求，还是忠诚于上位者的要求等等。但是，夫子的选择一如既往，就是周王室，为了周王室的复兴，不惜在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时，来召夫子，夫子与子路不惜一吵，夫子还大言不惭地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一个小小的公山弗扰，如何复兴东周？真实饥不择食。但谁又能非议夫子一心为了周王室的苦心呢？哪一个独裁、专制、集权的统治者不喜欢夫子呢？既可愚民，又可服民，真实夫子可用，一箭双雕啊！
第三个原因，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今天，如果说夫子不好，容易惹人恼怒，往往群而功之，而绝大部分人是不敢顶着大风前行的。对于今天来说，夫子的思想毕竟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世时，风吹雨打几十年，死后还有众多的弟子拱护守墓，随后五百年，虽然一时冷着，但是，跟着就有近二千年的极端圣誉追享。试想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除了夫子，还有谁呢？如果要批孔，怎么批？敌得过几千年来渗透在炎黄子孙上的文化基因吗？说夫子伟大，还有丰厚的和谐思想，一方面与时俱进，一方面又有巨大的稿费，何乐而不为？但是，说夫子不好呢？虽然在中国，还不至于说夫子不好，被扮作斧头帮的人追杀，但是，如果许多博士围攻起来，可不是好受的。为此，无数无数的人都在政权的力量催化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夫子思想山下的一颗小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早就不能自已，只有跪倒、奉承、赞美的份，更别说存有一颗清醒的心，从而难于对夫子的思想有所客观了。
但是，举目四看，再以忐忑不安的心观照历史，中国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可是，在历史记载以及现实的生活实践中，会发现历史传承下来的更多的是浸在历史粪池的臭石头而不是黄金。且看历朝，道德堕落与沦丧的程度何止是“怵目惊心”！每一次王朝更替过程中而因儒家思想死去的炎黄子孙加起来何止是千百万？于是，我窃自怀着夫子肯定与中国的治乱更替规律负有大责的天问之心，深潜历史的真实，在无数的迷茫与黑暗中，豁然发现，流淌在无数惨案后面的鲜血才是历史的文字，而夫子所作的春秋以及后代儒家信徒留下的文字是伪饰的历史，远远超过夫子想象的冤假错案里，都血淋淋地写着“夫子是圣之僵尸者，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法西斯主义”的字样。夫子站在时代大变局的面前，选择了往后看的方式，不顾工商业发展的诉求，将社会伦理道德必须重建的时代呼吁置于脑后。特别是，由于夫子与弟子们的极端着力，也由于夫子整理文献，例如编辑《春秋》、《易经》，把符合自己理想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把不符合自己理想的就舍弃，而且批他一通，以此将历史的新生儿踩在脚下的同时，也将尧舜禹以及周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的真实情况彻底改编，抹杀了历史的真相。并以此反倒帮助了一生潦倒的夫子死后荣光万丈，使他有可能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将自己的思想血脉延续下来。
正是如此，只是夫子把这个阉割炎黄子孙的割刀藏在说得很灿烂的言语句话里。嘿！夫子这个匹夫，表面忠厚，满口仁义道德，但骨子里真是绵里藏针、糖衣炮弹、狡猾奸诈啊！
于此，我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应该如何充足的说服力告诉同时代的所有人？”的问题，拷问着我的内在灵魂，也就是说，怎么样带着信我的，不信我的朋友们一起走进春秋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看到夫子的真实面目。功夫不负有心人，像夫子说的，天不亡我。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三个入口，为自己走入春秋时代打开了时代之门，不仅仅自己可以走进历史，与夫子一起探讨如何拯救春秋末世的思想主张及其方式方法，而且任何朋友都可以这样做。一走进春秋时代，发现了夫子很多很多的问题。或许，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只要找对了门路，就会发现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路一下子很宽敞起来，就像从广州的中山八路一直到黄埔港一样，那么几十公里，都是一以贯之，气如破竹。我很相信，自己的这三个入口是正确的，那么，若此，坚持从这样的入口进去与夫子对辩，无论是一万个博士也是没有办法反驳我的观点的。为什么？因为，连夫子这个当时历史的当事人都没有办法反驳我，都同意我的观点，你想想，这些吃夫子饭的门人会怎么样呢？那就会树倒猢狲散，任何的反驳都会是软弱无力。所以，在这里，首先讲一讲自己走进春秋时代的三个时代之门。
第一个时代之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大变局的分水岭。我与夫子一起站在时代转轨的大门口，与夫子一起思考和认识春秋末期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走向。
时空无限，思想有界，任何思想都有时代性，可惜的是，《论语》以及其他《春秋》、《易经》都是为复兴周王室准备的。夫子不关注人民的现实生存，注重克己复礼，无法包容时代的不同声音，因此，虽然现实很近，问题很新，但是，夫子却从周王室角度看春秋时代，从“春秋乱世”角度看周室集权，极端否定政治权力下移、文化权力下移、经济权力下移的社会现实。以极端向后看的视野，愚民化的主张和纯德性的分析，解构春秋时代的社会现象，让人们抛弃已经获得的自由权益与夫子一起从新时代走向旧时代。显然，夫子思考和认识时代很有特点。他的特点就是很有怀旧精神，也就是说，夫子的眼中，以前的尧、舜、禹，及文武之道最好，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圣域境界，因此，作为一个人，必须要努力往后看，力求复兴周王室早期的社会正义。
而我呢，我的特点是坚信乱中有序，春秋乱世的背后就是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倾向。因此，这种乱，好得很。所以，站在人们实质性利益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以心比心，坚信大变局时代可以作多种政治实验，坚信民强才能国富，坚信基本的民生、民权、民富意识已经时代地摆在春秋人们的面前，力图对夫子不符合政治权力下移、文化权力下移、经济权力下移的言论进行对辩，并对夫子极力寻求复兴周制、美化周礼的思想行为进行批评驳斥。
夫子站在时代急剧变化的浪尖上，有两个做法是值得称颂的，却因其笃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极其错误的。值得称颂的二点是，一是发愤图强，夜以继日，努力吸收以前时代所有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二是躬自入局，对自己总结的东西进行不屈不挠的政治实践。
夫子一生之中，在其立身行道的实践理念中，笃守着极其错误的“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一切向后看的方法论原则。夫子从来就没有树立起国家本位与人们本位的立场，从来就没有站在时代发展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从来就没有张开面向未来的时代眼光，坚定不移地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对以前的尧舜禹传说，对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思想都照单全收。
第二个原则，政教合一的教育原则。在教育实践中，内容上，坚定不移地对社会转型期的旧制度崩盘、新制度尚未建立，社会失范的情况视而不见，反而立志建立以周制、周礼为思想内核的礼乐执政思想，守旧复古，一心想着恢复西周礼制，非常严苟地要求处在社会现实运动中的君子们、上位者们执行这些思想主张。行动上，政教合一，随时准备入仕，不仅仅自己干预国家与诸侯政治，随便议政，干预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与行政工作，“复兴东周”，拉历史前进的倒车，而且也要求学生坚定不移地执着“学而优则仕”的唯一理想，谁不遵从就被夫子训斥为小人，如“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从而使后来的历代读书人都将自己德命运与做官一起捆绑，出现了无数范进中举的悲剧，亦直接延缓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与繁荣。
第三个原则，唯我独尊、唯我独正、唯我独真、唯我独善、唯我独美的极端自我审视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凡是不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思想与主张，凡是不符合自己原则的诸侯国君或其他人，都绝对排除于自己视野之外，并进行无情打击。而符合自己政治理想利益的人，则宁愿放弃一些的原则，去将就或者辅佐。如对弟子冉求的打击，“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来召，夫子与子路不惜一吵，还大言不惭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等等。
第四个原则，结党为“私”的原则。夫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结党为“私”的学霸式、党霸式人物。在大变局时代的政治实践中，夫子不是以一个纯粹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春秋时代的，而是相当于一个有自己政纲和组织的类政党（姑且这样认为）的首脑身份出现的，他积极从政，积极培养相同政治信仰、极具排他性的，执着于共同政治信仰实践的“学生”，以群体的力量去落实、推进自己思想的实践，并与当时不合自己原则的国君和上位者进行毫不妥协的信仰为旗帜的斗争。夫子的这种很具有新时代色彩的团队，无容置疑地，确实对夫子思想的推行和得以死灰复燃提供了可能和必然。
第二个时代之门，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与时俱进的普遍真理。
当然，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讲一讲春秋末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工商业发展与自由平等的关系。
首先从历史讲起。西周初年，周王室在经济上实行分封制和井田制，并以之相适应的是实行周制、周礼。其时，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之子伯禽被封于鲁，以图拱卫周室。姜太公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从而也使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社会风气自由开放，整个社会朝注重实用、实力、实利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变；而伯禽“变其俗，革其礼”，推行严格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政治制度，亦以此使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周王室的政治文化特征，社会风气保守迂腐，因循周礼，注重教条，不思也不想变通。
到了春秋后期，分封制已开始崩溃，工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在诸侯国之间广泛流动，商品交往、人与人交往变得十分轻松而且频繁。如夫子朋友原壤的母亲去世以后还大声歌唱，阙党童子“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等等，都是社会走向自由平等与民主民治的新现象。
工商业的发展与自由平等的滋生就像父子一样，相互依存。在春秋后期，以工商业为新的生产力方式作用下，不仅打破了诸侯国之间封闭的状态，而且在新生产力的催化中，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由意识增强。另方面，亦使一些工商业发展较快的诸侯国获得了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他们赖此各自为政，也不听周天子，而且周天子也叫不动他们，他们自称霸主。
例如，伟大的改革家管仲在齐国支持国家发展工商业，说服齐恒公依靠商业和手工业积累钱财，而使齐国变强，如当时的临淄城内，“农有条粟，女有条布”，“以粟易器械，纷纷与百工交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非常繁荣兴旺的景象，齐国亦于此成了春秋五霸之一。这极大地震撼着以分封制和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周王室政权，整个社会呈现出周天子名存实亡，政令不出朝廷，周制、周礼实际上已经在政治制度上崩盘，呈现出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弱肉强食，互相兼并的千年大变局的现象。这就是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的经济原因。
春秋战国，战争虽然纷繁不断，但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中，微微从东方山地上露出两道历史向前进的强光，一是工商业急速发展，呼唤着新制度为它们守护卫航；二是社会的自由平等意识正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生根发芽，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第一次最为灿烂的时代。虽然当时有几个诸侯国的改革人物，如吴起、、商鞅、李悝等等，都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如李悝在魏主张禁止“技民之巧”，商鞅在秦提出“重农抑商”，如对盐业的管理。但是，整体上，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经历大秦帝国的统一，以及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完全可以说，这种自然形成的以工商自觉为导向的特殊时期，也是有可能象古希腊文明一样，依赖于逐步发达的工商业，作为工商业之子，即自由平等的时代精神一定会得到护佑，从而健康成长，逐步使整个社会走向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中华大地亦有可能像欧洲一样，各国林立，今天讨论的核心洲策不是哪一个国家尚没有实现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欧洲一体化，制定和通过统一的欧盟宪法、欧盟通货等等问题了。
可幸的是，大秦帝国以及楚汉战争都没有彻底地摧毁中华民族的工商业，而且秦相吕不韦，以及汉帝刘邦都是出生于工商业世家，他们的政治实践以及行政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有三个罪人，第一个是孔夫子，第二个就是汉武帝，第三个就是朱熹，而最大的历史罪人则是汉武帝。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社会极端重农抑商的政治人治制度的完成者，到此，中国工商业发展走到了重农抑商的制度规约时代。政治制度方面，在传承秦制的基础上，推行推恩制，彻底瓦解了地方权力对中央的挑战实力，集权政治更具规模；思想方针上，推行以重农抑商、学而优则仕的根本内核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万马齐暗，同时推行卖官鬻爵制度。经济制度上，彻底地打击和摧毁工商业，全面实行盐,铁,酒只由政府经营，执行「算缗法」、「告缗法」、「平准法」,政府向商人,富人徵收财产税，由政府控制。司法制度上，施行董仲舒倡导并实践的“春秋决狱”制度，即按夫子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以此使秦朝以来以吏为师的梦想得以实现。官吏的自由裁量权大得不得了，伴随“春秋决狱”制度的是“上请”制度的出现，重大案子，向上请示皇帝定夺。官吏因之贪赃枉法，国家治理章法全无，名为“以德治国”，实为最高统治者皇帝与各级官吏集权专断。
从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形成。这个总规律就是王朝更替规律，或者说就是黄宗羲现象。这个规律本质上是由工商业与儒家思想的矛盾内在激发而形成的，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儒家思想发达的时代，工商业一定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时代，也是只有与官商结合才能生存的时代，亦一定是非常专制集权的时代。其二，工商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文化与守土经济（即固守在农村，固守着农田进行生产的经济）为代表的旧经济、儒家文化，不断地此消彼长，工商业一得到发展，人们的自由平等意识增强，于是专制王朝崩溃，接着以赶尽杀绝的战争消灭大量的生产力和工商业，在消灭生产力和工商业的同时，也在消灭自由的思想与文化的繁荣，新王朝又取得了实施专制制度的经济条件，又开始依据儒家思想理论进行“重农抑商”治理国家，进行高压统治。王朝更替规律的表明，对前朝的颠覆并不意味着今朝的进步，以战争的方式对前朝生产力要素的巨大摧毁总是使新王朝的建立充满了血腥，也总是使社会前进的车轮退后了许多，而新王朝由于没有顺应在政治上回应工商业经济的实质性发展要求，面对如何有效统治国家的命题时，不约而同地重新回到汉武帝政治模式的历史原点。这样一直到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在以工商业为主导的西方列强插手的强力情况下，使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无法继续推行汉武帝模式，于此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
第三个时代之门，就是与夫子刚好相反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夫子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是自己看不起，“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另方面，也要求学生看不起，更加不能亲近农事，如果关心农事就被他认为是不长进，是“小人”。因而，整个夫子集团，都是一样地坚持、“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因此，夫子的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彻底的惟上性，夫子旗帜鲜明地标明自己的思想是为上层建筑服务的，是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二是彻底的反人民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等。又由于人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的需要成为历史发展最强劲的动力，因而夫子的思想显得很有反社会、反人民、反历史的特质。
从三个时代之门的入口走进去，“春秋战国乱悠悠，百家争鸣索新裘”，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是文化繁荣、英雄辈出、乱中有序，中华民族的活力充分显现的时代。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并不早熟，也不迟熟，而是与西方古希腊文明一样的时代，而且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求索也一直象西方中世纪一样，延续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儒家思想才在隋朝实行科举考试时最终登上历史的舞台。
夫子与儒家思想对历史的贡献，历来有不少观点。我在与夫子的对辩中，并不想采取矫枉过正、一概反对、一概否定的做法，只要是合乎人性事实、时代潮流、时代精神的判断，以及体现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一样给予肯定。
以上是我在与夫子一起站在大变局时代中进行辩论、对质时采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以及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