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中国

㈠ 论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

自从国人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法治之路开始，关于中国法治之路该如何走一直存在 种种议论和争论。纵观这些议论和争论，大致可分两个方向的探索，一个是在法律之外寻求 实现法治的道路，另一个则是从法律本身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道路。然而无论是从法 律之内还是法律之外探讨法治的实现之路，都需要依托于一定的思维。本文试图从思维的领 域出发，着重分析论证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是辩证还是逻辑，以期能服务于中国法治的实践。 [关键词]： 法治 法律思维 辩证思维 逻辑思维 随着学界对于法治问题探讨的不断深入，当下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法治问题不仅仅 是由制度及规范所生成的，还包括与制度规范并存的法律思维。” 如郑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 他还进一步阐述道：“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能够自 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 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 然而，这种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当主要是一种逻辑的思维，但其并不具有绝对的主导性。这主要是由 于受到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国建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思维灌输的惯性作 用，对这种逻辑思维的认识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后现代思潮对于传统逻辑的批判的影 响，使得一部分人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这种逻辑思维主导的论断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提出了 辩证思维是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的谬论。本文则是针对这种现状在理清法治、法律思维、逻 辑思维、辩证思维的概念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和论证逻辑思维与法治的关系以及辩证思维与 法治的关系，最终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为逻辑的结论。 一、概念界定 概念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特征，在运用抽 象思维进行抽象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方便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或符号。由于人的不同， 人的认识能力和抽象思维是存在差异的，这就导致人们对于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 同的。因此，对于本问题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将既有利于文章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与论证又 及方便人们对于本文所论述内容的理解和交流。 （一）法治 关于法治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在 其发展过程中常常受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对于 法治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将法治定义为： 法得到普遍遵守与良法。英国法学家戴雪则将法治定义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 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 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 实际判决上。 但是不管法治的定义如何发展与演变，学者们以何种形式的修辞来阐释，法治的基本特征“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价值“权力制约”和“保障自由”等内容是无法改变的。“法律 至上”是古典和现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制度形态和法律精神。它意味着在观念 上法律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制约”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无论 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一是民主政体，二是国家权 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实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的问 题。国家权力配置的问题是法治的核心问题，国家权力配置包括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 制约。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价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公民只有真正地享 有了自由权才有可能去实现其他权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会极为重要的价值理念。 基于此同时结合到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法治定义为以法律至上为基本理念的，以权利 合理配置为基础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权为目标的，依良法的普遍实行为手段，社会管理 方式。 （二）法律思维 学界比较关注法律思维的研究，而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丰富，表现在法律思维的定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法律思维的定义有很多。从总体来说，对于何谓法律思维，人们大体有 以下几种认识： 1、法律思维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如李淑英 指出：思维是人的大脑对存在的认识和思考。法律思维则是通过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对法 律现象的反映、认识和思考。 2、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者(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法律知识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得出结论的过程。如周晓春、李保甫、郭儒村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界定或使用法律思维的。 周晓春指出，所谓职业法律思维，是指运用法律基础理论、专业术语、专业逻辑分析、判断 问题的认识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周文限制了法律思维的主体，即不再将法律思维做泛主体化的界定，而只是局限于法律职业共同体。 3、从法律思维的功能角度对法律思维加以界定，即将法律思维界定为实现法治的方法。 如丛涛，曹洁。法律思维是将法律、事实、方法等整合运用以实现法治的最佳步骤或方法。 4、从法律思维方式的角度界定法律思维，如郑成良、陈金钊等。郑成良是国内比较早研究法律思维问题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法治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所谓法律思维方式，就 是按照法律的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 式。”他认为法律思维应当“围绕着合法与非法来思考和判断一切有争议的行为、主张、利 益和关系”。 5、从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相结合的角度来定义法律思维。如堪洪果即是从这一角度认识法律思维的。“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 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们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 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式，它的一端便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上层面，联系着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内蕴、品格和精神需求；当法律思维作为思维方法时， 它的另一端连接着法律的形而下层面，它在对解释、推理、论证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 参见周晓春：《法官职业法律思维:经脸组法官向知识型法官过度的桥梁》，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12 法律思维应当包括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两个方面。法律思维是对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的融合，而不是沟通二者的桥梁。“法律思维是主体融会法 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思维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对法律的再认识和再把握的过 程。其中，法律思维方式表现为法律思维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 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法律思维方法则是主体解决法律问题所应用的工具，其主要有两个 层面，即作为思维过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 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范春莹关于法律思维的界定较为恰当。法律思维首先应该是一种思 维方式，具有所有思维方式所共有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即法律性，表现为法律思维 的视角、立场、模式以及思维的习惯和传统等，其决定着思维展开的方向；其次它应该是一 种思维方法，这里主要是指的是其作为方法对人处理法律问题的有用性，主要是作为思维过 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为理论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 法律论证和价值衡量等方法。 （三）逻辑思维 从字面意思来看逻辑思维是由逻辑和思维两个词组合形成，思维是这一概念的本质属 性，而逻辑则体现了这一概念所独有的特性。因此要想弄清楚什么是逻辑思维，首先就得明 白什么是逻辑。关于逻辑的定义有很多，词典上将逻辑定义为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是人通过 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思维过程。美国学者约翰杜威从逻辑发展 的角度出发，认为逻辑是人们对于所有方法的长期实践过程逐渐形成的对于正确的方法的自 然选择和进行理性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一门学问。 认为逻辑是人们思维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是一种人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结论的 得出都必须借助于逻辑的方法。从法律思维三个关键的领域：法律的获取、判决的证成、概 念和体系的建构，该学者推出了法律中的逻辑必然要经过三个不同阶段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推 论，即：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判决推理。 综上所述并结合到上文对于法律思维的界定，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 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维过程。它主要有两个特征，首先它 是一种思维，是人通过大脑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或改造的过程；其次它需要综合运用各种抽 象思维的方法（例如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从而使人在思维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结论。 （四）辩证思维 恩格斯认为：“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 运动的反映而已。” 龚家淮分别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方面出发将“辩证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对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及其运动变化的反 映。辩证思维对事物的反映是主动的、有目的的，并且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 和“辩证思思维定义为：辩证思维是人类认识并且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 笔者认为辩证思维是以辩证证法为基础的一种思维，因此辩证思维具有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盾、运动、 变化、发展。而辩证思维最基本的特点是将研究的对象看作一个整体，从其内在矛盾的运动、 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10 月，第24 参见[美]约翰杜威：《逻辑方法与法律》孙新强译，载《人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一辑。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 变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进行考察，以便从本质上系统地、完整地认识对象。此外辩证思维还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经验的归纳总结而形成的一种普遍的规律的结合体，它自身具有一 致性和循环性。笔者认为从辩证思维的特性来看其更倾向于指导人们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事 物，而对于人们该如何地去改造客观事物的作用在实践中，往往表现的不如逻辑思维那么明 显和直接。 二、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 在上文对于法治和辩证思维概念的准确界定的基础上，下文将着重分析论证法治与辩证 思维的关系以及法治与逻辑思维的关系。在这个部分笔者将主要以下四个问题入手，分析和 论证法治与辩证思维、逻辑思维的关系。一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二 是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 （一）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是对于法治实现的意义不言而喻，因此要论证一种思维，是否是服务于法治的 思维以及是否为法治的主导思维，首先需要论证的是它是否是一种法律思维。在这一点上笔 者试图从概念界定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结合到上文对于辩证思维和法律思维的定义来看。 辩证思维是一种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思维，它包涵着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内容即联系、矛 盾、运动、变化、发展。而这也决定了辩证思维所具有的特性：相对性、运动性、主观性。 这与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特性即法律性：绝对性、稳定性、客观性，是相违背。在 绝对性上，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要求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坚持法律的绝对 权威；而辩证思维所主张的事物是矛盾中的事物，事物处在一定的矛盾体系中，这个体系包 括事物内部的矛盾的主次方面，事物外部的主次矛盾，因而事物并不存在绝对性，而是相对 的。这于服务于法治的法律思维所倡导的法律至上，法律的绝对权威等绝对性正好是相矛盾 的。在稳定性上，法律思维首先以法律规则的稳定性为前提进行分析论证，大致能得出一个 稳定的预期，这就满足人们心理和理性的需要同时也节约了社会成本，从而达到了法治所追 求的目标和价值，并使法治得以巩固和发展；然而辩证思维所倡导的是，事物是运动的事物， 事物的运行性是绝对的，而静止则只是运动的一种特例，这种运动性的辩证思维，将无法满 足人们对于法律的稳定性的需要，对于法治的实现更是一种阻碍。在客观性上，法律思维作 为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通过综合运用固有的抽象思维的方法在已有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 行推理和论证最终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辩证思维，虽然其倡导 者将其定义为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思维，事实上由于缺乏客观的方法使得这种思维具 有很强的主观性，而有这种思维所得的结论也是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与法律思维的客观性 是相违背的，这与法治对于结果的客观性的追求也是相违背的。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辩证思 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 逻辑思维是一种人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抽象思维的方法，来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思维过程。逻辑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从纵向上看，自法律和法学诞生之日起，其就被广 泛的适用于前者的思维领域，可以说逻辑是法律能运作以及法学能成为一门学科的根本。虽 然霍姆斯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不是逻辑，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逻辑似乎对于法律并不是 最重要的，但这完全是一种缺乏语境和背景的曲解，霍姆斯说这话主要是对传统僵化三段论 的逻辑模式的一种批判，而这并不是对于逻辑思维的批判，根不能否定逻辑思维对于法律的 重要性。从横向上看，学者们在对法律思维进行定义时总是要在定义中明示或暗示的加上逻 辑的字眼或逻辑的方法等，这也证明逻辑思维对于法律和法律思维的重要性，两者在概念上 是难以分开的。而当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界定是，我们可以看见这种思维方法与逻 辑思维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法律最为定缀对此加以限定。而从功能的角 度来看，逻辑思维的方法，具有立法的促进功能，即通过对于客观事实的抽象形成满足于法 律的要求的概念，从而促进法律发展；具有司法的适用功能，孟子说“徒不能自行”，这句 话的原意是想强调人在法律适用中的重要性，其实更确切的讲，人的重要性体现在他能运用 逻辑思维的方法，通过对具体的案件事实的梳理，对已有法律的发现，并将发现的法律与具 体的案件进行客观的推理和论证得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司法结论，全过程都体现也都需要人对 于逻辑思维的运用。因此，笔者认为逻辑思维是一种法律思维而且也是唯一满足法治要求的 法律思维。 （二）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哪一种是当下中国法治的主导思维 虽然在上文中已经论述了辩证思维不是一种法律思维，更不可能满足法治发展的需要。 而逻辑思维则是唯一的法治的主导思维。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是这样的吗？是不 是存在应然与实然的悖论呢？而当下中国法治进程的主导思维究竟是逻辑还是辩证呢？ 笔者认为这的需要从主体入手即从推动法治的力量入手进行分析。从大的方向上我们可 以将中国法治的推动主体划分为官方、民间、法律人这样的三个主体。事实上这三个主体的 界定是存在一定问题和漏洞 ，但是这里为了方便我们的讨论，假定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三个主体中的个体所持的观点长期内不可能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官 方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是政治思维，即具有很强的命令与服从的色彩，又具有运动式的色彩， 此外，比较关注行为的的效率与效益，对于程序具有很强的排斥性，最后应该是中国所独有 的具有很强的政党性；而法律人推进法治的主导思维主要是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法律思维， 即在思维主要依靠严密的逻辑的思维，在方法上综合运用各种逻辑的方法，既具有严密性、 客观性的色彩，同时又抱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完美主义的追求；最后是民间主体的思维，民 间主体的思维本身具有很强的矛盾冲突，主要是当下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思 维也处在一个转型时期，笔者认为民间思维主要是介之于官方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之间，缺乏 其独特性，如果其有独特性就是其内在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决定主导思维的主要是主体的力量和实力占优势一方的思维。通过各方力量和实力的对 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下在中国的三个主体中最有实力的是官方，而且这种实力差距非 常的明显。即官方处于中国社会的力量的绝对中心，其他两个主体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此， 中国当下中国社会法治的主导思维实际上政治思维。现实中各种与这种思维相违背的思维， 都会受到这种思维的打压，而这种思维在法治的实践中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而所谓的辩证思 维不过是这种思维用来打压逻辑思维的一种工具而已，而逻辑思维也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 成为一种应然的中国法治主导思维。 三、结论 从上文的论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法治的主导思维应该也必须是逻辑思维。但是这一 点在当下我国社会中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主要是受到来自传统思维的挑战如辩证思维以及 极为强势的政治思维的打压。正如陈金钊老师所言“我们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不是很重视逻辑 分析，混沌、整体、辩证地看问题是我们思维的特点。正是因为整体性思维忽视形式逻辑， 使得与法治相适应的思维方式难以在全民中形成，这成了我们进入法治时代的一个障碍性因 而法治建设需要的是一种以逻辑为主导的法律思维，逻辑思维是法律思维的基础，离开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方法法治将寸步难行。“对于我们这个不重视逻辑的民族来说，对 逻辑绝对化的批判对我们没有现实意义。” 而为了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和进程，我们需要做的是运用逻辑规则来保障法律意义的固定性，以便给人们以可靠的预期，重塑法律的权威。此 外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法治觉不是一个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渐进式发展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在法制实践中坚持运用逻辑思维来指导和帮助我国的立法、司法、执 首先是三个主体的称为的不恰当，应该是三个群体更好，其次是每个群体中的各个个体不一定都持着一种思维，再次是忽略了群体中个体的思维具有可塑性，是可以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法工作，尽量减少来自政治思维和传统思维的干扰，在点滴的积累中逐渐实现我国的法治。

㈡ 论述法治中国建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何重要意义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内治保障。容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维护人民权益，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人民当家作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㈢ 试论述法治中国建设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何重要意义

以法治推进中国梦的实现
以法治推进中国梦的实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版方略，通过健全与完权善国家的基本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推动依法治国方针落到实处。
国家安定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国家稳定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人权得到尊重、环境得到改善、食品药品真正实现安全。国家安定需要社会主义法治作为保障，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早日建成能够为国家安定提供源源不断的制度支撑。中国梦的核心是人民幸福，而一旦失去国家安定的局面那么一切都只能是纸上谈兵。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幸福的标准已经不再局限于“吃饱穿暖”，包括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在内的政治文明已经成为了衡量人民幸福的重要指标。

㈣ 论述如何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依法执政的重要目的是维护宪法秩序，实现宪政。宪法与宪政，有如法制之于法治。宪法是宪政的基础。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规定了施政的基本规则，据此可限制政治权力；同时，规定了公民权利，据此公民可以制约政治权力。但是，有宪法不等于实行了宪政，只有建立起宪法秩序才能有宪政。宪法秩序是宪法的实践方面，即在政治关系中执行和实现了宪法。所以，良好的宪法秩序是法治的重要目标和结果，更是是否厉行法治的重要标志。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根本依据。我们党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必须自觉地以宪法为根本准则，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的实施。这就要求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为了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必须健全宪法保障制度。为此，宪法应当进入司法。要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得到纠正。其次，要进一步健全依法执政的法制。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目前我们党依法执政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家政权运作方面的相关法律规定，还不能适应依法执政的法律需求。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制定、健全有关的法律，科学界定执政党的领导职能、执政方式和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从法律制度上保证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组织实行依法领导，保证国家政权组织依法行使职能不受非法干涉,把权力关进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这样，可以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巩固下来，为我们党依法执政提供更为充足的律法保障。

㈤ 2017年央视政论片除了《将改革进行到底》《法治中国》《大国外交》还

9 月上旬抄，《巡视利剑》将在央视播袭出.
9 月中旬，《强军》将在央视播出。
9 月下旬，《辉煌中国》接棒登上央视。
9 月底到 10 月上旬左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将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成就。

㈥ 求法治中国建设中的哲学使命论文1500字

如何推进依法执政？依法执政的内涵非常广泛，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执政思想和观念，其次它意味着新的执政体制和机制，还有新的执政方式与方法和新的执政素质与能力，以及新的执政效果与水平，这一切都与依法执政的原则与制度息息相关，与党的领导制度、执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密切关联。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实现执政理念的更新和转变，践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这一根本的执政观。实践依法执政的执政观，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执政体制机制，变革和发展新的执政方式方法，需要塑造和提升新的执政素质和能力，改善和提高执政效果和水平，而这一切都需要依法执政原则与制度的驾驭和保障，需要党内党外相应的制度创新予以保障和促进，需要加强党内法规体系的构建和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善并保持两者协调统一，由此为依法执政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如前所述，依法执政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它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内涵，在一段时期里将是一个恒定的命题，依法执政的实践是这一命题的根本所在。实践依法执政理念与原则，需要在“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有效推进依法执政、重点推进依宪执政”与“立足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切实通过人大执政”三个层面上探求依法执政的实践途径。加强党内治理和党内法治建设，为依法执政奠定制度基础和积蓄法治定势，将依法执政提升到依宪执政的高度并具体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实现依法执政的必由之路。

1．通过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来推进依法执政。对当代中国而言、对中国共产党面言，党内无规则国家无矩，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依法治党与依法执政息息相关。党内政治生活没有依规办事的习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很难做到依法办事。从一定意义上讲，依法治党，建设法治政党，构成了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促进依法执政，必须推进依法治党，这就需要加强党内法治建设，尤其需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共十八大之后，党内法治建设全面启动，2013年可以视为党内法治建设元年。2013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这部党内“立法法”为党内法治建设尤其是党内法规建设确立了基本规范；2013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一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300件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通过党内法规清理程序被废止或宣布失效，为党内法治建设夯实了制度基础①；2013年11月，第一个党内法规建设规划纲要———《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 2017）》发布，为党内法规建设规定了近期目标和长远方向②。无论是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清理工作，还是中央党内法规规划纲要，都充分体现了“宪法为上、党章为本”这一重大观念和原则，尤其是中央党内法规五年规划纲要从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民主集中制建设等六大领域共37个方面布局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包括制定《中共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中共党组工作条例》、《中共统战工作条例》、《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
共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共巡视工作条例》、《中共纪检机关案件办理工作条例》等系列党内法规，这无疑将为党内依法治理奠定更加宽厚的制度基础，也为依法执政提供更为丰富的制度资源。 依法治党仅有党内法规是不够的，必须强调国家法律对于依法治党的重要意义。党内法规建设不可能孤立进行，在长期倡导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以党内民主促动国家民主的基础上，近些年来已经出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联动建设的迹象，党内法治建设与国家法治建设关系的重要意义得到深化③。国家法治与党内法治联动必然要求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与协同，就如同仅有国家法律难以充分实现依法执政一样，仅有党内法规也无法充分实现依法治党。依法治党需要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协调统一或者说一体建设，依法执政需要国家法治与党内法
治相互联动，只讲党内法规和党内法治或者只讲国家法律和国家法治，都无法充分实现全面加强依法治党和全面推进依法执政④。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党内立法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不断提升党内制度建设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度，确保党内制度建设质量，使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同时要强化和协调党内法规体系与国家法律体系的关系，逐步形成由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衔接和相统一的制度体系，形成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合力，为依法治党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建立党内法治与国家法治的有机联动，将党内治理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尤其要从内在规律和外在需求上有效促进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和党政关系的转型，促进党政关系规范化和执政活动制度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党内法治建设，促进党内依法治理，旨在推进执政党现代化转型、政党治理模式转变和依法执政。

2．加快法治政党建设，有效推进依法执政，重在实现依宪执政。国家政治生活主要立基于宪法规范基础上，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法治政党的基本特征。依法执政需要政党具有民主法治品性，根本在于塑造政党的法治品格。概言之，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执政为民、依法执政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要求。实施依法治国战略，必须坚持党对法治国家建设的领导，这就必然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最关键的一条是将党政关系建立在法律基础上，在政治生活最关键的部分实现政与法的统一。这就需要执政党支持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不替代立法，不包办行政，不干涉司法。

在政与法的关系上，尤其需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立法和政法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党的决策与国家立法的关系，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职权的关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立法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各级组织与同级人大的关系，改进党领导立法工作的方式，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关系，通过建立健全体制机制促进党的各级组织支持同级人大依法履职，善于将党的政策经由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善于通过人大作用于政府工作和政法工作；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必须改革政法体制，改善党领导政法工作的方式，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党的政策对政法工作的意义，善于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与人大相关工作结合起来，善于用制度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职权，通过制度防止党的各级组织干涉政法机关依法办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①。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际上就包含了依宪治国的根本要求，也意味着对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根本需求。“无论如何理解依法治国，如果没有执政党的依宪执政，任何意义上的法治都可能不复存在。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实施中，执政党依宪执政具有特别的意义”②。依宪执政是指执政党以宪法为执政的根本依据，遵守宪法规范、原则和精神，实践宪法确立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民主集中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宪法原则，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的国家基本制度、基本国策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运用宪法思维和方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这是由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反映了“党的领导———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政治逻辑，体现了执政党新的政治思维和对新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加强和推进依法执政，应当将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认识，将依法执政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将执政活动规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将执政的合法性、权威性、有效性建立在与宪法的关联上，在宪法确立的根本原则与根本制度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是依宪执政，依宪执政就是要依据宪法确立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执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宪法确立的第一原则，是国家根本政治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宪法确立的第一制度，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依宪执政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确保执政活动遵循人民主权原则，保证执政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的政治框架内和政治舞台上执掌政权。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尤其是依法执政需要树立起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极大权威，依照宪法监督和规范党的各级组织的政治活动，使宪法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加强宪法与宪法相关法制建设，完善有关政党的组织、行为和责任法律制度，规定执政党和参政党的性质地位、职能权责、组织原则、决策与立法（党内法规制定）准则、违法违宪责任等。确保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必须完善与政党执政、参政相关的宪法相关法制建设，为执政党的执政活动提供更加完备的宪法性规范，为规范依法执政形成宪法规范基础，将党的执政活动纳入宪法规范框架内。同时，完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机制和程序，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责，特别是要完善对宪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
纠正违反宪法的行为。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宪法监督制度或者违宪审查制度相适应，也应当完善党内法规审查机制，通过一定的制度构建，比如设立党内法规监督委员会或者称为党内司法事务委员会，依章履行处理党内事务争议职能，并担当党内法规审查责任，以此形成依法执政的监督和保障机制，以确保党内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保持党规国法的协调性，确保党内法规建设贯彻“宪法至上、党章为本”的党内法治原则①。
3．切实推进依宪执政，必须立基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的制度保障，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②。依宪执政就是要求执政党立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遵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原理和内在逻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方式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组织形式，是关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同时也是关于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党政适度结合、党和国家关系科学化与规范化的制度依托，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组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施、建设法治中国的制度保障。概括地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③。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依宪执政实践，提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这直接关系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水平和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与国家法治化的程度。一般来说，政党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桥梁，由此产生的人民———执政党———国家的逻辑结构，其关键要素就是民主、法治及其相互关系，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载体和展示民主法治关系的制度机制。如果说依法执政就是将执政活动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并纳入法治框架和轨道，那么，这个框架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条轨道就是由宪法铺设的“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府两院”的法治轨道。换言之，人民代表大会是执政党作用于国家政权的主要通道，是实现依法执政的有效途径。
不仅依法执政（根本是依宪执政）内在地需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与通过人大执政也存在逻辑关系。民主执政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应当强调党内民主建设，建立民主执政的坚实基础，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国家民主，尤其是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规范党内权力，保障党员权利；二是执政党应与人民代表大会结合起来实现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是最容易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国家意志统一起来的政治场合，也是唯一实现党的政策转化为国家法律的政治机制。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的各级组织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适度结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政是民主执政的具体表现。抛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各级组织就会与政府组织高度关联，不仅容易降低执政
的民主性，也不利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科学执政也有两个侧面，一是执政必须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反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二是执政必须遵循政治规律，尤其是政党执政规律。既有适用于世界各国的一般执政规律，也有各国不同的特殊执政逻辑。在当今社会，执政党与民意机关的结合是政党执政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当代中国，健全和完善科学合理的政治结构，构建符合民主法制规律的政治机制，保证执政党依据执政规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执掌政权，这是政治上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实践科学执政原则的必然要求。

㈦ 2015形式与政策法治中国论文1500字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着眼科学民主立法；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着眼保障司法公正；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四）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审级关系，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确保司法公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应予根除。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都必须积极履行，不能失职，不能不作为。同时，履行法定职责，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六）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崩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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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以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法治中国为题的论文

法制 建设的， 中国，
题目还好的，

㈨ 以《我眼中的法治中国》为题,写一篇1500字左右的小论文。

每当我们随意地翻开报纸，轻松的心情总会被一些沉重的新闻所打破。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告诉我们：危险、伤害事故在我们身边频频发生，威胁着我们的生命，这血的教训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敲响了安全的警钟：生命诚可贵。
我们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学们，我们一样拥有美好的未来，一样是祖国未来的栋梁，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法制”这一基础上，都需要我们时刻尊敬法制，对法制问题严肃。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
法制在我心，我们就会拥有爱，当我们心藏法制，我们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不会感情用事，我们就不会做违反国家利益，损害别人利益的事，我们会维护国家和人民以至社会，当我们的行为都很好，很规范了，我们的国家就会和平，我们就能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快乐和幸福就会伴随着我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做我们想做的事。
法制在我心，爸爸、妈妈就不再担心我们放学的路上遇到坏人；我们的美丽的家里就可以不再象金丝鸟住的鸟笼，四处都安有防盗窗；我们就可以广交朋友，不再害怕上当受骗。
法律是一种至高的信仰，我们都生活在有秩序的法制时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应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犯罪为耻。惨痛的事故时有发生，家人撕裂肺的哭叫，亲朋好友痛哭流泪，自己伤心欲绝。可是，亲人的痛哭能挽回那不可替代的生命吗？自身的悔恨能换回昔日健康活泼的身体吗？遵守能维护自身及他人生命安全的法律法规真的就那么为难勉强吗？
总而言之，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制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国家无法制则不能立足于世界，更不用说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威信。无论是一个学生，还是一个集体，都要以法为重。法制并不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枷锁，而是制定、保护和维持国民生活秩序的有利工具。因此，我们每位中、小学生都应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做一个知法、懂法、守法的好学生。

㈩ 法治中国进行式论文1500字

2011年7月2日下午，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承办的“中国未来十年的政治、政府与法治建设” 学术沙龙在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此次学术沙龙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任远教授及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院、高研院等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沙龙。

本次学术沙龙共分两个单元进行。在第一单元，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韦森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唐亚林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顾肃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教授，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陈润华博士分别作了题为“预算民主与未来我国法治民主建设的逻辑起点”、“未来十年中国政治发展亟待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技术治理与制度优化：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变革之道”、“也谈正义的重要性”、“中国未来十年民主政治建设展望与设想”、“ 社会变迁、社会失序与宗教道德的认识”、“ 关于提升我国政府未来10年对欧工作强度和效率的思考和建议”、“上与下：损益之道”的发言。

在发言中，韦森教授主要就将“预算民主”作为我国未来十年民主法治建设之逻辑起点的思想进行了阐述；郭定平教授主要就未来十年国家建设与民主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就激活人大、做实人大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唐亚林教授主要就当前政治条件下通过技术治理和制度优化促进公共行政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刘清平教授提出了“正义是硬底线”的观点，并阐述了通过人权保障和民主监督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思想；顾肃教授主要就通过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进行了讨论；范丽珠教授主要就当前中国的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失序、精神危机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丁纯教授主要就未来十年欧洲整个经济社会局势、中欧关系未来走势等问题进行了阐述；陈润华博士则主要结合中国古典思想对知识分子的审慎精神进行了呼吁，并基于社会结构对政治治理的损益之道进行了阐述。

在讨论环节，郭定平教授就顾肃教授通过党内民主实现政治民主的思想进行了商榷；唐亚林教授就基层民主问题进行了补充性阐释；吴冠军博士就范丽珠教授所讨论的失序进行了进一步的厘清，并提醒大家注意区分“正确”（正义）与“正常”；孙国东博士提醒大家注意讨论此类社会实践问题时的身份和立场，并就刘清平教授“正义是硬底线”的观点是否低估了“正义”的价值提出了质疑。

在第二单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陈周旺副教授、陈玉刚教授、敬乂嘉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分别作了题为“社会建设与政治发展”、“治安体制变革与国家建设”、“全球化对中国未来十年政治发展的挑战”、 “从行政国家到协作国家”、“ 中国社会的‘理想图景’”、“ 社会保障与法治中国道路论”、“ 中国未来十年法治建设：中国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发言。

在发言中，邓安庆教授主要就学者的角色、社会建设与政治发展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陈周旺副教授主要就中国治安体制的变化及其与国家建设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陈玉刚教授主要阐述了在全球化带来的思潮的挑战、风险的挑战、治理的挑战、结构性挑战等背景下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的问题；敬乂嘉副教授主要就以“协作国家”理念促进中国政治建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吴冠军博士主要就知识分子对理念的塑造作用进行了论述；孙国东博士主要就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确保公民人格平等、进而促进规则意识和法治中国之形成的思想进行了阐述；林曦博士主要就规则至上的限度及中国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进行了论述。

在讨论环节，任远教授主要就改革的目标和动力问题进行了阐述；刘清平教授主要就正义作为底线的思想进行了补充性说明；陈润华博士就“自由”、“民主”等西方词汇与生活世界的隔膜提出了质疑。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大会进行了学术总结。针对与会学者的发言，他主要强调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文社会科学不应高估预测的职能，而首先要对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自觉。第二，知识分子可以和民众一样讨论中国社会实践的热点问题和重大问题，但关键是讨论的方式必须是学术的。第三，对法治、民主等所谓现代性价值的讨论必须对其前提性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而这就是中国自身的历史性和文化性所建构的意义结构，进而结合中国语境展开深入的讨论。此外，邓教授还进一步揭示了关于国家建设的讨论之所以开启的背景，并就今后讨论的方向进行了学术定位。就前者而言，他认为，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构成了我们讨论的主要背景；就后者而言，他强调，在讨论中国未来十年政治、政府和法治建设的问题上，如何打开悬置的意识形态争论、如何真正开启新一轮的关于“中国向何处去”或“成为什么样的中国人”的讨论、如何开启关乎中国未来整体发展方向的“中国理想图景”的大讨论，应当是中国未来十年国家建设的首要核心问题。

来源于：论文发表 http://www.126lun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