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立法活动

① 论述唐朝的主要立法成就

约法十二条：是唐高祖李渊在公元617年占领长安之后，在刘邦约法三章的影响下制定的，其内容有：杀人、强盗、开小差、叛逆者处死刑。

新格五十三条：是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制定的，是唐朝立法的开端，其内容不可详考。

《武德律》：唐高祖李渊命大臣以隋开皇律为蓝本制定，共有十二篇500条，与开皇律相比有两点不同：1）加入了五十三条新格的内容，2）将开皇律中的三流各增加1000里，并把配役的年限统一改为一年。

《贞观律》：唐太宗李世民命大臣根据《武德律》制定的，在贞观11年，即公元637年颁行，与《武德律》不同点在与：1）增加加役流，以减少死刑，2）反逆中的恶言犯法者的亲属，不再处死，以缩小缘坐处死的范围，3）全面的规定了刑法原则、刑罚制度和罪名。所以贞观律很有建树，确立了唐律的体例，是唐律定型化的标志。

《永徽律》和《永徽律疏》：唐高宗李治命大臣根据贞观律制定，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永徽四年又颁行《永徽律疏》，即对永徽律的解释，与《永徽律》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后世把唐律和以《永徽律疏》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叫做《唐律疏议》，其中记载的唐律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法律。

《开元律》和《开元律疏》：是唐玄宗李隆基命大臣制定的，于开元25年，公元737年颁行，内容基本上沿袭永徽律和永徽律疏.

《唐六典》：共三十卷，编定于开元年间，是中国保存至今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行政法典。

《大中刑法统类》：又叫做《大中刑律统类》，是唐宣宗命大臣张戣制定，共十二卷，121门，刑法统类，简称为刑统，这种法律形式是把律以及刑事方面的敕令格式分门别类合编在一起的法典。

② 唐朝的主要法律形式有哪四种

唐朝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律、令、格、式四种，构成了唐代前期立法的整体，它们处理着国家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

（一）律

据《唐六典》的解释：“律以正刑定罪”，主要是刑事镇压的法律条文，其中也包括民法、婚姻法及诉讼法的规范，涉及的领域和所调整的内容极为广泛，几乎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律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典，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二）令

据《唐六典》的解释：“令以设范立制”，是国家的组织制度方面的有关规定，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一般偏重于某个领域中的有关事务，如户令、狱官令等。

（三）格

据《唐六典》的解释：“格以禁违止邪”，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敕令、指示的汇编，主要是皇帝针对某一事项制定的，内容具体、庞杂，效力最高，是法律法令的重要来源。

（四）式

据《唐六典》的解释：“式以轨物程事”，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和行政活动的细则，具有行政法规的性质。

唐朝创制的多种法律形式，标志着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系统化和周密性。统治者通过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把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都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以内。

③ 唐朝的法律是什么

唐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永徽律》，还包括《武德律》、《贞观律》等法典。
《武德律》是唐高祖时以《开皇律》为蓝本所制订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内容与《开皇律》基本相同，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行。
《贞观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等人根据《武德律》编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条，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
《永徽律》是唐高祖命长孙无忌等人根据《武德律》和《贞观律》编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条，篇名依次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捕亡、断狱等，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颁行。《永徽律》以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加强皇帝的权力，统治和镇压农民为主要内容，是中国现存最完备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议》中。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
（3）庸徽时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在封建社会，法律是维护封建秩序、维持封建礼教和对人民进行镇压的工具。根据这种原则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谋反、某大逆、谋叛等定为“十恶”罪，犯者不得赦、减或赎免。其次，保护封建土地所有权，严禁妄认、盗卖、盗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维护各种封建性的等级特权，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则比“凡人”加等论罪。《唐律》还起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保证统治机构正常运行的作用。
《唐律》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影响。

④ 唐太宗对百姓以教化为主,在刑罚上做了怎样的调整

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适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这种制度的建立有个惨痛的教训，就是错杀了大臣张蕴古，唐太宗后悔不已。因此决定设立这项制度，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⑤ 唐初的立法思想包括哪些

唐初的统治者认真地总结并吸取了暴政亡隋的历史教训，得出了封建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提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又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其基本要点就是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老百姓在丧乱之后得到休养生息，重建家园。

为了贯彻“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唐初的统治者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里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以外，还积极地修订法律，改革法律制度。从《唐律疏议》及唐初所制定的一系列律、令、格、式来看，唐初统治集团立法的指导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奉行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思想

礼刑并用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经过两汉的充实和发展，至唐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立法和司法中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

唐初在如何确定治国方略时，曾在李世民主持下进行过激烈的辨论，以封德彝为首的一些人主张“以威刑肃天下”，以魏征为首的一些人则主张以仁义治天下，魏征等人认为“仁义，礼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李世民基本上采纳了魏征的意见，因为他看到隋文帝“不说儒术，专任刑名”，常因小过定以重罪的流弊，特别是隋炀帝“益肆淫刑”，召致“败亡亦促”的悲剧。他用许多笔墨论证礼与法的本、用关系，以及二者的统一性，主张以德治为本，并不意味着放弃刑法。

这样，唐初综合了汉以来运用礼、刑进行统治的经验，并以最高执政者——皇帝的权威身份，宣传德礼与刑罚不是对立的，不能割裂二者的统一关系，这对当时的立法与司法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原属于礼的规范，被赋予法的形式。从汉初以来流行七百年的“春秋决狱”，也由于唐律完满地体现了礼与刑的结合而终于被废止。以继承李世民遗训著称的高宗李治，在他执政以后制订的《永微律疏》中便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正法宽简稳定，保持法律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早在高祖李渊时，就以“务在宽简，取便于时”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及至太宗即位以后，明确提出：“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缓”。他又对大臣们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重人罪即重条。数受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宽与简，是唐初立法的一个重要思想。贞观修律时，基本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贞观律及其后的永微律，都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刑罚较为宽简的法典。

唐初的统冶者不仅要求法律简约易见，还强调保持稳定，变更法律一定要“详慎而行之”，否则宽简之法也将流于苛烦。唐太宗对大臣说，“法令不可数变，数变而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因此“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是不轻易地制定法令，立法时要慎重；二是一旦立了法就要坚决执行，不轻易改变和废止法令。太宗时自房玄龄等修定律、令、格、式以后，一直没有大变动。高宗永微年间修定律疏，对贞观律的律文本身，也没有作较大的改动，主要是撰修了一个解释律文的疏议，对《贞观律》有一字的修改，都要在《疏议》中郑重声明，可见唐朝的后代君主非常注意遵守祖制，决不轻易改变前代君主所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法律。甚至直到唐末，“而高祖、太宗之法，仅守而存”。所以唐代的法律制度，除了武则大执政与安史之乱遭到两次较大的破坏以外，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与稳定性。

（三）在法律适用上，强调执法审慎

法律适用是国家实现法律调整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最后的环节，法律适用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整个法制。因此，唐初统治者强调审判案件、执行法律的严肃慎重。唐初不仅制定了十分完备的唐律及其他一些律令格式，而且法律执行情况也是较好的。

这种思想贯彻到法律规定中，就是对于重刑与死刑案件，唐初法律规定了严格的复核制度。死刑案件须经过九对会审，并且还要经“三复奏”、“五复奏”才能执行。史书说：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反映了唐初在法制上取得的成就。

唐初从执法审慎的思想出发，要求司法官重视证据，对于证据不足者，不得轻易判决。执法审慎还表现为严惩官吏贪赃枉法，唐太宗尤其“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由是官吏多自清谨”。既有较好的法治，又有较好的吏治，这就缓和了阶级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盛世局面。

⑥ 唐朝空前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什么

唐朝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完备的封建法律体系,包括立法指导思想,立法体系和司法体系?唐朝法制指导思想重德重礼,以政教之本,刑罚为辅,立法技术空前完善,司法方面也有长足进展?唐朝空前完备的法律体系对唐朝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对亚洲许多国家产生过显著的影响?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开明的皇帝,他以隋代统治者骄奢淫逸?残酷无道,终于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迅速亡国的教训为鉴,由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重臣辅佐,励精图治,推行了一整套比较开明的政策,出现了贞观盛世的繁荣局面?

唐初统治集团深知人心向背的重要,提出了“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以唐太宗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引下,确立了唐朝“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的立法指导思想?

唐朝承用隋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格?式四种: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典;令是关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生活各方面制度的法典;格乃经整理的皇帝的制敕,具有法规汇编性质;式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使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

对律?令?格?式的关系,综上可见,令?格?式是从积极方面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行的制度?准则和规范,律则是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者明确区分,协调应用,这是初唐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力求审慎处理刑狱和法制划一的显著反映?

唐朝的立法活动前期以修律为主,后期主要是编敕与制颁刑律统类?先后制定了《武德律》?《贞观律》?《唐律疏议》?《大中刑律统类》?《开元律》及《开元律疏》,还有《大中刑律统类》?它们被统称为“唐律”?

《武德律》由唐初光禄大夫?侍中刘文静等在隋开皇律令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制定53条新格,并于624年颁行?共12篇,500条?

《贞观律》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对《武德律》作了较大修改,主

要有:增设加役流作为死罪的减刑;区分两类反逆罪,缩小缘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以及类推?断罪失出入?死刑三复奏?五复奏等断罪量刑的主要原则?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律疏》?唐高宗永徽年间由长孙无忌等修?当时为了在全国统一标准,长孙无忌等奉命对《唐律疏议》的律条和律注逐条逐句进行解说,并对司法中可能发生疑难的问题,自设问答,最后完成30卷,计12篇502条,经唐高宗批准颁行?

《开元律》及《开元律疏》为734年唐玄宗命李林甫等刊定,《开元律》12卷,《开元律疏》30卷,令?格?式等也有所刊定?

《大中刑律统类》是唐宣宗时由张戣编成?张戣将刑律分类为门,附以有关的格?敕?令?式,编成《大中刑律统类》12卷奏上,唐宣宗诏令刑部颁行?此法在法典编纂上是一种新的形式,对于五代和宋朝的立法技术有重大影响?

唐太宗

⑦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问：唐朝的主要立法。

答：（1）武德时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贞观时期的《贞观律》、《贞观令》、《贞观格》、《贞观式》。

（3）庸徽时期的《庸徽律》、《庸徽律疏》。

（4）开元时期的《开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时期的《大中刑律统类》。

问：唐朝的法律形式。

答：有律、令、格、式四种。律、令、格、式，互为配合，互相补充，构成了唐王朝完备的法律体系。

律是刑事法规，相当于近代的刑法典；

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

格是国家机关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据以办事的行政法规；

式是国家机关的公文程式。

问：《唐律疏议》的结构。

答：（1）律文。即法律条文，十二篇，502条。

（2）疏议。即解释律文，三十卷。

（3）问答。作者对可能出现疑问律文的疏议部分，采用问答的方式，对问题作进一步阐释。

（4）注。作者对律文的解释比较抽象的地方，再用赎议的方式加以解释。

问：《唐六典》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答：《唐六典》是以唐朝现行各部门机关按卷分篇，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体制、机构组织、职权、官员品级、编制员额、考课以及相关制度等方面的明确规定。

《唐六典》是保存至今一部最早的、完整的、具有封建国家行政法典性质的文献。在中国行政立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唐以后历代会典的编纂具有深远影响。

问：唐朝对科举制度有何发展完善？

答：（1）扩大考生来源，参加考试的由国子监和州、县学的生徒，还有不在学的自行向州、县报考，合格后由州、县举送中央的乡贡。

（2）增加考试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道举、童子八科。

问：唐朝科举制度的意义何在？

答：（1）打破了魏晋以来“门第”界限，改变了“上品无寒门”的现象，为中小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入仕创造了条件；

（2）为唐朝选拔优秀人才进入政权，推动封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问：唐代吏部考试科举生的标准是什么？

答：（1）体貌丰伟；（2）言词辨正；（3）楷书遒美；（4）文理优秀。

问：唐代封建制五刑。

答：（1）笞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十到五十下。

（2）杖刑。以十为一等，分五等，即从六十到一百下。

（3）徒刑。刑期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

（4）流刑。里程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

（5）死刑。分绞和斩二等。

问：唐代管理犯赃罪的种类。

答：（1）受财枉法赃，是指官吏受人请求收人财物违法处断公事的行为。

（2）受财不枉法赃，是指官吏受人请求收取财物，对所请求之事并未违法处置。在量刑上比受财枉法较轻。

（3）监主受财枉法，是指官员接受下属或所管辖内百姓财物的行为。

问：唐代法律规定的其他物权的取得方式。

答：其他物权的取得，除了买卖、继承、增予等方式外，还有：

（1）山野之物的取得，以先占为取得原则。

（2）宿藏物即地下埋藏物，应与地主均分。如果是古器物，须送官府，官府给一定酬金。

（3）阑遗物，应归还原主。

（4）漂流物，先招人认领，原主要给予捞的人补偿；若无人认领，捞的人取得所有权。

（5）孳息物，应归原主。

问：唐代法律规定违律为婚的情况。

答：（1）同姓不婚； （2）非同姓有血缘关系的尊卑之间不得为婚；

（3）不准与逃亡妇女为婚； （4）不准监临官与辖区内之监临女为婚；

（5）不准良贱为婚； （6）不得妄冒为婚，如有意隐瞒身份、年龄、身体状况等。

问：“两税法”的主要内容。

答：（1）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

（2）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状和财产的多少定户等；

（3）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

（4）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都取消，惟丁额不废；

（5）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粟；

（6）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

问：唐代的中央司法机关。

答：中央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以上案件，以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发现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迳行复判，死刑案则移交大理寺重审。

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

问：唐代御史台的组织。

答：（1）台院。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

（2）殿院，掌纠察百官在宫殿中的违法失礼之事。

（3）察院，是皇帝在地方上的耳目。

问：唐律的刑法原则。

答：（1）老、幼、废疾、笃疾犯罪减免刑罚。

（2）自首减免刑罚。

（3）同居有罪相为隐。

（4）共犯区别首从。

（5）二罪以上俱发，合并处理。

（6） 本条别有制与例不同。

（7）断罪无正条

（8）化外人相犯

问：唐律十二篇的篇名。

答：第一篇《名例律》；第二篇《卫禁律》；第三篇《职制律》；第四篇《户婚律》；第五篇《厩库律》；第六篇《擅兴律》；第七篇《贼盗律》；第八篇《斗讼律》；第九篇《诈伪律》；第十篇《杂律》；第十一篇《捕亡律》；第十二篇《断狱律》。

问：唐朝初期的立法指导思想。

答：（1）礼刑并用。唐太宗李世民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魏征和封德彝辩论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由他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就是以礼刑并用作为立法指导思想之一。高宗李治继承“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德礼”而设的遗风。

（2）法令简约。法令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唐统治者认为隋朝败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法王太密，所以唐历代统治者提出“简而易从，约法之章，疏而不漏”的立法指导原则。

（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罪犯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唐统治者以隋灭亡为鉴，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采取宽仁慎刑的立法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定的《贞观律》是封建社会对同种罪行处罚最轻的法典。

问：《唐律疏议》的篇目内容。

答：第一篇《名例律》，相当于现代刑法总则，主要规定了刑罚制度和基本原则；

第二篇《卫禁律》，主要是关于保护皇帝人身安全、国家主权与边境安全；

第三篇《职制律》，主要是关于国家机关官员的设置、选任、职守以及惩治贪官枉法等；第四篇《户婚律》，主要是关于户籍、土地、赋役、婚姻、家庭等，以保证国家赋役来源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

第五篇《厩库律》，主要是关于饲养牲畜、库藏管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

第六篇《擅兴律》，主要是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将帅职守、军需供应、擅自兴建和征发徭役等，以确保军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控制劳役征发，缓和社会矛盾；

第七篇《贼盗律》，主要是关于严刑镇压蓄意推翻封建政权，打击其他严重犯罪，保护公私财产不受侵犯；

第八篇《斗讼律》，主要是关于惩治斗欧和维护封建的诉讼制度；

第九篇《诈伪律》，主要是关于打击欺诈、骗人的犯罪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

第十篇《杂律》，反不属于其他“分则”篇的都在此规定；

第十一篇《捕亡律》，主要是关于追捕逃犯和兵士、丁役、官奴婢逃亡，以保证封越国家兵役和徭役征发和社会安全；

第十二篇《断狱律》，主要是关于审讯、判决、执行和监狱管理。

问：唐朝维护贵族官员及其亲属的法定特权有哪些？

答：（1）议，即八议。指八种人除了犯“十恶”罪以外，可以享受“议”的特权。这八种人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这八种人犯死罪，司法机关不能直接审理，必须先将其所犯之罪行及符合“议”的条件，奏请皇帝，由大臣集议，最后由皇帝裁决。

（2）请，是通过上请的程序减轻刑罚。上请者的限制比享受“议”者严格。

（3）减，指七品以上的官员及有爵位应“请”者的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可以享受减刑一等的优待。

（4）赎，指应议、请、减和九品以上的官及应“减”者的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刑以下的罪，享受以铜赎刑的优待。

（5）官当，指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和爵位折抵徒刑和流刑的刑罚。

（6）免官，指有品级的官员犯徒罪，通过免去官职折抵刑罚。

问：试述“十恶”。

答：“十恶”是以隋唐为代表的封建法律所规定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总称。犯十恶者要受到严厉处罚，为“常赦所不原”，并不得享有议、请、减等优待办法。

一曰谋反，企图推翻唐王朝的统治，夺取皇位的行为。

二曰谋大逆，就是预谋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的行为。

三曰谋叛，图谋叛国投降敌方的行为。

四曰恶逆，指殴打和杀害尊亲属。

五曰不道，犯罪者手段残忍，违背了做人的正道。

六曰大不敬，侵犯皇帝尊严的行为。

七曰不孝，严重违反孝道。

八曰不睦，即亲族间互相侵犯的行为。

九曰不义，本非血缘关系，根据名分，应遵守道义，但却被弃道义的行为。

十曰内乱，家族内部紊乱人伦的行为。

问：《唐律疏议》的主要特点。

答：（1）体例完备，结构严谨。

体例完善是说一部唐律几乎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关系，都囊括其中，从而使它成为具有典型性的封建法典。

结果严谨主要表现在《名例律》和其他各篇的关系，以及律条彼此之间的照应，特别是篇目排列的次序，反映了立法者运用法律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轻重缓急。纵观唐律篇目的排列顺序，结构严谨，一环扣一环，反映了唐代立法技术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

（2）用刑持平。

首先，主刑都是采用一罪一刑，而不是采用一罪数刑的办法。

其次，唐朝处决死刑的方法比历代律典少，指有绞和斩两种。

再次，刑罚加减以从轻为原则。

最后，设立加役流，取代可杀可不杀而不杀的死刑犯。

问：《唐律疏议》的历史地位。

答：（1）唐律将秦、汉以来的法律思想和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经验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成为一部完备的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

（2）唐律不仅对唐朝封建法制秩序的形成以及保证经济的恢复、政治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漫长的封建法制发展史中，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

（3）唐律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封建立法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朝鲜的《高丽律》和日本的《大宝律令》都以唐律为蓝本；

（4）唐律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曾在古代大放异彩，在世界法律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⑧ 唐朝的立法特点

唐朝立法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唐律对后世各朝各代立法的影响十分深远。
唐律的特点主要有：
第一、礼法统一，唐律的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现了礼教与法制的结合。
第二、唐律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繁简适中。唐律则科条简要，精简的同时，又具有十分强大的实践生命力。《永徽律》共12篇，502条。
第三、唐律用刑持平，唐律所规定的刑罚比以往各朝代轻了不少，死刑、流刑等重刑大大减少。
第四、唐朝的立法技术空前完善 唐律的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相互配合，形成严密有序的法律体系。
唐律的概念精炼明确、用语简要、逻辑缜密。

⑨ 唐朝的立法与行政是怎样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标志。其实，在古代社会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健康文明发展的关键。隋唐封建社会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气象”的形成。就与当时的统治者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妥善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有很大的关系。

隋唐时期的法制建设，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中华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称为“中华法系”的代表。这一时期，无论是立法形式、法律内容及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鉴后世的东西。

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比较重视立法工作。并注意总结借鉴前代的立法经验与技术，使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达到空前完备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都有过不少大的立法活动，并前后继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脉相承，为隋唐的法制建设奠定了可资借鉴的良好基础。

隋唐的统治者，对立法工作比较重视。其中以修律为主的大的立法活动，进行过多次。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刚一即位，就命大臣高颎等总结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立法经验，修定新律，强调要“取适于时”，贯彻宽简原则，删除前代残酷的刑罚。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审阅刑部的奏报时，发现律文还是太严密，又命苏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这就是垂范后世的《开皇律》。《开皇律》在篇章体例上继承了《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特色。到了炀帝即位时，由于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出现法制混乱、刑罚滥酷的情况，为了标榜宽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于大业三年（607年）颁行，即为《大业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复旧，在立法技术上逊于《开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袭隋朝的《开皇律》。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不断加以调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动，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动，以修律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后期的立法活动，以编敕（皇帝下达的诏敕）和刑律统类（类似法律汇编）为主。

隋唐时期的法律形式，以律为主，同时还有令、格、式等。对于律、令、格、式的解释，史籍所载还不完全一致，综合各种解释，可以作一个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关于定罪量刑的法规，但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仅限于刑事方面。从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唐律的规定来看，律在4种法律形式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关于国家各种制度的法规，几乎包括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赋役制等，都由令规定。③格。格是皇帝对国家机关分别颁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随时发布的敕，经过整理汇编的法规，故又称敕格。如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删定武德年间以来的敕格，定留700条，以尚书省诸司为篇名，其中有关诸司日常公务、留在司内施行的称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间特颁发州县实施的称“散颁格”。④式。式是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为繁多。国家的一切公务，都须依据令、格、式的规定进行。违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为，一律按“律”的规定断罪量刑。因此，这4种法律形式构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体，以此处理国家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是封建法制协调发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断狱》篇规定，“制敕”断罪，是“临时处分”，必须经汇编后确定为格的，才能引为断罪的正常依据，否则要负刑责。但是，制敕既能临时处分断罪问题，便是这一原则的例外。事实上，制敕对一切问题都可随时专断，这是君主专制制度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制敕虽未被定为一种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却高于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还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还有一部《唐六典》。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亲自书写六条：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为指导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礼》的原名，大概是后人编撰的周朝的官制，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别主管治（唐玄宗写成“理”是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讳）、教、礼、政、刑、事六个方面的政务。由于这种分类法相当繁杂与困难，所以承担此任务的大臣前后花了六七年时间，才于开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于唐玄宗早已手书六条，故称《六典》。《唐六典》是系统地记载规定唐朝官制的政书，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机构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责，以及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俸禄、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规定。有人考证后认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颁行，却又曾行用。说它不曾颁行，是指它制定后的200年问从未明诏颁行；说它又曾行用，是因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经验的总结，其内容多见诸于中唐以前的史实，它是这一时期简化了的综合性的“史录”，在开元、天宝以后的长时期内，被唐人奉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别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内容和特点，表明这一时期法制建设经验的成熟。因此，唐律不仅对后世，就是对当时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是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内容，是从各个不同的方面，来维护封建统治，巩固统治基础，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①巩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这是唐律的首要内容。具体体现在各个方面的法律条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严厉镇压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危及封建政权的犯罪；确保皇帝个人的绝对安全和尊严；确保皇帝独揽一切军国大权。②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如规定官员、贵族依法享有种种特权；严格划分良、贱，在婚姻、诉讼等方面加以严格区别等。③维护封建家庭的纲纪伦常。如确保尊长的权威；在婚姻关系中确保丈夫的优越地位；严惩亲属相奸等。④维护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如明确规定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严惩脱户、漏口、相冒合户、私人道等行为，以保证国家控制充足的劳动力与纳税者。⑤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如要求官吏必须坚守岗位，依法办事，忠于职守；必须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行为；要求监临主司或监临主守这些握有实权的官吏，必须恪守礼法，办事必须实事求是，严禁悖礼、诈欺以及弄虚作假；严惩对军政事务的擅权、渎职行为。⑥保卫封建国家安全，惩治一切不利于封建统治的行为。如强调封建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的治安秩序，严惩强盗、窃盗，惩治斗殴、伤、杀，严惩放火、决堤，维护城市和市场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还对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为，作了概括性规定，使违礼入律的所有行为，都无一能逃法网。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唐律的具体内容，就可发现，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一准乎礼”。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为邦本”；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德礼与刑罚相比较，前者是本，应为主；后者是用，应为辅。但德必须以礼为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而以礼为准，赋予法的形式，或者说以礼入法，礼法结合，这个过程在汉朝便已开始，魏晋南北朝不断加以发展，日趋完善。唐律则是这种发展与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总的精神就在于贯彻封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无论是《名例》篇还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认为是极其严重的十恶大罪，惩罚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纲”的行为。再如，唐律律条中，不少本来就是礼的内容，直接以礼入律。“八议”（议亲、故、贤、能、勋、贵、勤、宾）、“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宽容）、“同居相为隐”（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这些原则本来就是封建礼教的内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规定。依据礼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随处可见。又如，唐律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封建礼教的“义理”，而《疏议》具有与律条同等的效力，使礼教广泛渗透并指导律条的运用。正因为礼与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两汉以来，历久不衰的引经决狱成为多余，从而宣告终结。这也说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宽简、划一、持平。宽是宽大，简是简约。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基本要求是尽量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处理；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简明，尽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内容，也使司法官便于掌握。划一，是要求法律条文精神要前后一致，该重则重，该轻则轻，不能法令不一，前后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钻。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规定不偏颇，比较适中，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减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对稳定。唐玄宗曾说：“法令不能经常变，经常变就烦琐，官吏记不住，又前后矛盾，执法之吏就会钻空子，营私舞弊。”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贯彻。唐初由房玄龄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终唐太宗在位之世，都无变更。当然，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对某些不合时宜的内容进行修改，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严格的程序进行，否则，要算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惩处。尚书省审议修改法律，须召集七品以上京官进行讨论，作出决议，奏报皇帝裁定。

还有，是立法技术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统治秩序相对稳定，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制定的。它充分运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经验，吸取过去的律学研究成果，以名例篇为纲，其余11篇为目，篇章结构井然有序，将人们各个方面不利于封建统治的种种行为，甚至是设想可能的行为，尽量纳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议所说，唐律做到了“章程靡（无）失，鸿（大）纤（小）备举”，而律文只有502条，的确“简约”。《名例》篇与其他各篇之间的律条相互呼应，纲举目张，在同一篇中的各条之间，以及同一条中的各项之间，彼此关照。全部律条紧密相扣，可说是“滴水不漏”。至于律条的文字简要，概念明确，用语确切，逻辑严谨，疏议的理论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国古代法典中，无疑是空前的。后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进，有些则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为唐律是集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点，故对于后世的封建法制有极大的影响，并且及于东亚邻国。

唐之后的五代时期，受唐律影响比较显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数与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统》，几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议》，只是将每篇律条分为若干门，在律条后附有关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请条”，对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引用唐律作为依据。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与唐律一样，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为30门，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为第一。《清律》采取明律的体例，但内容及原则基本因袭唐律。

唐律对东亚邻国的法律也深有影响。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宝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与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内容也多相似。在朝鲜，当时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诸国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寻出与唐律的源流关系。所以，如果说《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是西方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典，那么，唐律至少在东亚邻国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义，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当然，唐律对于东亚邻国封建法典的深远影响，是唐朝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对这些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具体方面和必然的结果。

在司法方面，对司法机构、诉讼制度、审判制度以及监狱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较明确、严格的规定。隋唐比较开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审慎用刑，赏罚分明，不徇私情。同时，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至滥用刑罚的情况。这些，从正、反两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着影响。

司法制度与执法的实际情况，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隋唐司法制度总的说来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时候。

隋唐时期的司法机构，中央以大理寺、刑部为司法机关，御史台也参与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对徒、流的判决，须送刑部复核，对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审之权，死罪的判决须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及州、县必须上报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审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审。御史台只是中央监察机关，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重大疑案，也参与审判或受理有关行政诉讼的案件。唐时，对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较次的案件，或各地发生的不便解送京师的大案，则派三司中的副职及其下属前去审理，称“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县行政机关兼理，但属吏较前增多。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受理刑事案件；设司户参军，受理民事案件。县设司法佐、史等，协助县令处理民、刑案件。县以下乡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对有关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调解或裁判权，不服者可上诉至县重审，刑事案件则直接由县审判。

诉讼制度比较严格。唐律规定，告诉必须由下而上，从县、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诉，一般不许越级上诉，否则，要处罚。司法机关应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处罚。有严重冤案被压抑不能正常申诉者，可以向皇帝直诉，但有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为了防止滥诉和严惩诬告，规定告诉必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能称疑（即自己不能确定是否实有其事），与事实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诬告者则要反坐。对谋反、谋大逆、谋叛罪，任何人都必须揭举告发。对有些犯罪，则根据情况，有一些限制，有时告了反而获罪，主要是为了贯彻“亲亲得相为隐”、“卑为尊隐”、“奴为主隐”等礼教纲常。

审判制度比较严密。唐律规定，司法官在审讯时，必须首先弄清案件，仔细考察被讯对象的言辞、表情和陈述的理由，反复进行比较、考核、验证，了解有关事实。如果事实仍然不够明确，不能判断，而必须拷讯者，应立案，与有关人员共同拷讯，否则，要受惩处。罪状、证据已经明确，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据事实进行判决。在定罪量刑时，既不许“人人罪”，即把无罪断成有罪，轻罪断成重罪；也不许“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无罪，重罪判为轻罪。否则，也有相应的惩罚。司法官断罪时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的正文，对于皇帝临时就某人某事而发布的“敕”，凡是未经编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为“后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错，也要负相应的责任。为了防止司法官因亲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规定了相应的回避制度。对于司法中的“拷讯”，也有严格限制，如拷囚不得过3次。总数不得过杖200，拷满200仍不招认者，取保暂放；依法应享有议、请、减者，均不得拷讯。孕妇犯罪应拷讯者，须等产后百日再拷，违者分别处徒、杖刑罚。案件审理完毕，凡是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应对囚犯本人及其家属宣告判决的具体罪名，允许其“服辩”，即申诉对判决的意见。如果不服，应认真进行复审。对死刑罪犯，更为慎重，其判决必须奏报皇帝，定罪执行死刑前，还要3次或5次奏报，得到皇帝的许可，才可执行。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须待其产后百日方能执行。

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比较完善。中央设有大理寺狱，关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师，有京兆府和河南狱，关押京都地区的罪犯；在地方，各州、县都设有监狱，囚禁当地犯人。各监狱均设有专职的掌狱官，负责监狱管理。同时，对在押人犯应如何监禁，应上何种刑具，均有详细的规定。

从具体的司法实践看，隋唐时期比较开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办事，维护法律的统一、公正，赏罚分明，不徇私亲。如隋文帝开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则更是以此作为治国安天下的一项基本原则，他尤其强调执法要审慎，不肯轻易给人下结论，死刑三复奏、五复奏，就是由他提出并订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亲录囚徒，一旦发现冤滥，即刻昭雪。对于亲贵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惩处，不肯以私情坏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则的带动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受到赞誉的循吏、良吏，如高颎、狄仁杰等，都能坚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原则，执法不阿权贵，同时注意防止严刑滥罚，平反冤假错案。这些都对当时的法制建设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安宁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封建盛世在这一时期出现，与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但是，这一时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时候，又因各种因素所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赏罚不公，甚至随意变更法律，实行酷吏统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炀帝时期，往往将法律撇在一边。任意定罪论刑，滥加赏罚，以致“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使当时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从而加速了隋朝的灭亡。唐朝的有些时期也有严重破坏司法制度的行为，如武则天当政时，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滥刑滥杀，造成无数冤假错案，严重威胁到统治集团的安危，也给百姓带来灾难。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各自为政，他们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任情刑杀，中央根本无力过问。宦官擅权，朋党之争，诬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开杀戒，也成为常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着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许多可以垂鉴于后世的东西，如重视法制建设，注意宽猛相济，处理礼法关系，君臣带头守法以及维护法律的统一与稳定等，都不乏现实意义。

重视法制建设，是国家安定、富强的必要条件。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人，往往以为在古代社会，包括封建社会，是根本没有什么法制的，全凭帝王一人独断，兴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贤明与否。其实不然，只要翻开几千年中国史，稍作仔细一点的研究，就不难得出结论，帝王的贤明与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设状况，也与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秦的发家，靠的是商鞅变法，以及改法为律，健全法制，商鞅个人虽死，但秦法未败。汉代的兴盛时期也是与法制建设的良好时期相一致的。与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个时期的衰弱，又都是与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有关，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坏，又必然引起或加剧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开国的和开明的统治者，对此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作为封建帝王，他们当然迷信个人在历史上的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人民力量的厉害，意识到协调规范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作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愿望和目的，自然有利于统治阶级；作为国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是协调各种关系的权威力量。正因为如此，总的来说，隋唐时期的统治者，较此前历史上其他王朝的统治者，更为自觉地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这在这一时期重大的立法活动，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备，以及法律内容、原则的丰富与贴近实际需要之中，都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而这一时期社会的空前繁荣发展，自然与重视和加强法制建设的保障作用分不开。

注意宽猛相济，是中国古代的一条基本治国方法，也是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所谓宽，就是指政平刑轻；所谓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宽猛相济，是指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该轻时用轻刑，该重时用重刑，交替使用，互为补充。当年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济宽。因为在他之前的蜀国，是刑网疏阔，政令废弛，人们不知道害怕刑罚，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终于使蜀国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国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网严酷、民不聊生的政权底子，所以应该以宽济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内容都是禁网疏阔，刑罚轻减，果然收到显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坏，其严酷程度几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后，一切废除，只是约法12条。建唐以后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网疏阔的《开皇律》为蓝本，直到《贞观律》、《永徽律》以至《开元律》，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趋于适中，以更好地适应治国安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文化的需要。到唐后期分裂割据，地方割据势力滥用刑罚，必然又激起民变，加深了社会动乱的程度。

妥善处理礼与法的关系，是隋唐法制建设中最有特色的一条经验。礼与法的关系，同样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治理国家时非常重视，又一直难以处理好的一个问题。这与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国主张的影响也有关系。西汉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张以法为主治国的理论与实践占上风，这有成功的范例，也有惨痛的教训，秦朝的兴与亡，同时证明了这两条，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在治国方略中渐占上风，与之相应，以“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定罪量刑）为方式的礼、法结合的实践也开始进行。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礼与法都在不断地摩擦、碰撞之中渐趋统一。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则基本完成了这一结合的过程，故出现了“一准乎礼”的唐律。所谓“一准乎礼”，不是说全部礼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条文，而是说法律条文中渗透了礼教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这样的结合与统一，当然对统治阶级治国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时对社会的文明进步，也是有利的，当然有时也有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唐律到底是宽还是严？有人说宽，因为它的确比前代的刑罚有明显的轻减；有人说严，因为它把本来只是违礼的言行，变成了违法的言行，把本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变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这两说，当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综合起来看，唐律的确是宽严适中，当然这里有个立场问题，评价的标准问题。我们只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历史问题。唐律的实践效应，也证明了它在那个时代，是宽严适中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不然的话，它不会对后世及东亚邻国产生那么深远的影响。

君臣带头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指的君臣，并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对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会，君是至高无上的，法律的兴废，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们常讲封建社会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好像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实仔细品味一下，这里没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权、司法权于一身的最高统治者。在这种君主专制体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质如何，他对待法律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法制建设的成败。隋唐时期法制建设卓有成效，首先与皇帝注意带头守法执法有直接关系。这里面有许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记载。法制破坏严重之时，与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关系，这同样也有许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众多臣子，对待法律的态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执法队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法律的正确贯彻实施，有时，还可阻遏帝王的一些违法行为。开皇时期、贞观时期、开元时期，就是因为皇帝本人注意带头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办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国家复兴、兴盛和中兴。否则，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会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来。这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话题，即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对关系中，起始和最终起作用的，还是人，不是法。因为法由人定，法由人来执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觉守法成为习惯之时，才可以做到法治优于人治或决定人治。这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不能只截下一段来加以论证。

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也是隋唐法制过程中一条成功的经验，其中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个道理很明白简单，法不统一，人心不服；法不稳定，人难适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开明的君臣也好，都经常强调这一条。当然强调统一与稳定，不是不要调整与变革，只要实际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加以变通或变革时，就应该变通或变革，但这同样要依法定程序进行，否则，就会引起混乱。随意变更，朝三暮四，是历代包括当代法制建设的大忌，切不可等闲视之。

⑩ 唐律的制定与修改有哪些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渊在平定长安时，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其余一概废除隋朝的苛法。及至唐朝建立以后，制定五十三条新格，是为唐朝立法的开端。不久，又命人根据唐初社会的实际情况，以隋《开皇律》为基础，制定《武德律》，共十二篇五百条，于武德七年始颁行天下。《武德律》篇目完全依据《开皇律》，除了将五十三条新格编人律以外，没有作什么大的修改。

2．《贞观律》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随着国家统治基础的稳定，进行了大量的立法活动。他即位以后，即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修订武德律，历经十年，至贞观十一年完成《贞观律》，仍为十二篇五百条，是唐代一部重要的法典。《贞观律》对《武德律》作了较大的修改，主要是：第一，降低了刑罚幅度，“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人徒者七十一条”，缩小了连坐处死的范围。许多条文都删烦去苛，变重为轻；第二，增设加役流，即犯人到流放地后仍需强制作劳役二年的刑罚方法。当时以加役流作为宽恕死刑的办法。此后，加役流即成为一种比流刑重、比死刑轻的独立刑罚种类而被后世沿用；第三，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以及类推、三复奏、五复奏等原则与制度。

3．《永檄律疏》（《唐律疏议》）

唐朝立法的高潮是在高宗李治统治时期，这时封建经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已经达到了全盛时代。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以武德、贞观两律为基础，编制《永徽律》十二篇五百零二条，于永徽二年颁行全国。为了阐明《永徽律》的立法原则和实质，对律文进行了统一的、逐字逐句注解，叫做“疏议”，经皇帝批准，于永徽四年颁行，附之于律文之下，与律文具有同等效力；疏与律合称为《永徽律疏》，后人称之为《唐律疏议》。疏议的制定，不仅对统一适用法律和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阐明了许多封建法制的理论原则与概念，大大地推动了封建法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唐代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主要是在武德、贞观、永徽等几个著名的朝代。但迄今为止，除《唐六典》和《永徽律疏》完整地保存下来以外，其他均已散失。现在的《永徽律疏》是我国封建时代保留下来的一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全盛阶段的产物，是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立法与司法经验的总结。其结构严谨、文字简洁、注疏确切、举例恰当，为唐以后各朝奉为封建法典的楷模，对我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封建法律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