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草稿

㈠ 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什么样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律和法治思想在中国发展的过程表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基本原则，并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才能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在认真总结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使马克思主义法律和法治思想更加全面、更加具体、更加深化，形成了人本法律观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和谐法治观、依法执政观、法治理念观、民生法治观。
一、人本法律观

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体现在法律和法治思想上，就形成了新的以人为本法律观，它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中国的最新发展。

以人为本法律观有别于历史上的三类法律观：神学法律观；物本法律观或资本法律观；国本法律观（即以国家为本位的法律观）。

人本法律观的立论依据包括：人是法律之源；人是法律的主体；人是法律的目的；人是法律的关键；人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法律的内容与发展；人的社会实践是检验法律的唯一标准。

二、和谐法治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树立和谐法治观。法治社会就是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首要要求、内容和标志。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很难想象，一个在政治上不文明的国家，一个法治不健全的国家能够实现国内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而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

和谐社会理论对法治建设的指导，形成了一种和谐法治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和谐法治的首要表现，就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载体，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和谐统一起来。

第二，和谐法治还表现为法治各环节的和谐。在立法环节，就是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执法环节，就是严格、公正、文明；对司法环节的要求，就是公正、高效和权威；在守法环节，对公民来说要学法、用法。另外，对法律监督也提出了要求。这样，法治的各个环节相互统一，和谐有序，多位一体。

第三，和谐法治表现为政法工作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必须坚持执法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

第四，和谐法治还表现为至高无上的法律价值——公平正义与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和谐。

三、依法执政观

党在提出依法治国后适时提出了依法执政。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从1982年我们党提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再到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既反映了我们党在领导与推进法治建设历程上的不断探索和深入思考，更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的与时俱进和制度创新。

以依法执政的基本方式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人民从开元建国、致富强国步入制度治国、制度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代。

确立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它与依法治国这一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相呼应，是我党从领导人民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领导人民执掌政权的执政党的历史性选择，是从在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性要求，是党对国家和社会实现法治化领导的体制性呼唤。

要真正落实依法执政，党在执政方式上应当实现三大转变：第一，从主要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律执政转变；第二，从强调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向既严格遵守法律、又主动创制和运用法律执政转变；第三，从加强自身制度建设与领导国家法治建设分头实施向两者同步推进，统一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转变。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既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也是中外法制史上一个没有先例的重大法治创新，它突出体现了执政党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关键性。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依法行政，其前提、核心和关键都要求党必须依法执政。因此，党依法执政的提出，将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四、法治理念观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了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科学发展观落实到法治建设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法治保障；同时，既反映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观，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为主、同时合理借鉴中外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是两个内容互相衔接的科学命题。前者着重于强调法治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基本原则，是体现着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后者则着重于强调法治的普世价值，当法律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以法治的普世价值为精神纽带，形成社会的凝聚力。法治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制度体系的建立上，更表现在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普遍信任上，以及以这种信任为基础形成的法律文化共同体上。

因此，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方向，又要坚持法治的一般原则和观念，把作为普世价值的法治精神与当代中国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稳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五、民生法治观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正在通过矛盾纠结、利益冲突的深水区，面临着诸多无法绕过的暗礁，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凸显。民生已然成为中国普通民众更迫切的需要。关注民生，是现代中国法治拥有坚实基石的必由之路；建设民生法治，是中国现代法治得以真正实现的希望所在。

民生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法律功能的很好发挥，民生问题应该设定相应的法律机制来保证其适宜的解决与安置。我们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出《关于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到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每一个环节，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救济民权，以优质的服务减轻民负，以快捷的审理解除民忧，以公正的裁判保障民利，以有力的执行实现民愿。

当前，在继续完善民主立法、经济立法的同时，应当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的民生立法。中国现代法治应以民主为基础，以民生为根本。从民主到民生，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法治关注民生，构建民生法治，成为解决民生问题与建设现代法治的绝佳交汇点。建设民生法治，是21世纪中国法治的必由之路。

㈡ 法学研究的历史沿革

自夏至周，调整奴隶社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制度已逐渐完备，只是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法典，规范内容散见于《礼记》等文献之中。如“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土无二王”（《礼记·丧服四制》），“里田不鬻”（《礼记·王制》）等，说明当时土地属奴隶制国家所有和不得买卖的情况。“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当时重要的买卖合同必须有书面的契据文书。其他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的规定也多有记载。
李悝编成《法经》，商鞅又承袭《法经》制定秦律，其中关于土地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定，已显示出封建主义性质。汉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删，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备；其中关于财产所有和财产流通关系，婚姻、家庭及继承关系，已有较详细的规定。唐代以后由宋代至清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律、例、法令中民事内容已有相应的发展，但立法体例、条目递相承袭，没有脱离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中国近代的民事立法始于清末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传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西欧文化的影响，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变法”和实行“新政”。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开馆修订《大清律例》，于宣统二年（1910）颁行。中华民国时期，参议院于1912年4月决议:“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办理”，其中处理民事案件的规范后来称为“大清现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订《大清律例》的同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制订《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统三年(1911)完稿，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大体仿效日本、德国民法，未及颁行，清廷已亡。中华民国时期于1918年二次设馆着手修订“民律”，至1925年脱稿，此稿除债编部分效法瑞士债务法外，其他各编与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变动很少，是为中国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立法制局，又着手修订民律，决定先行草拟亲属、继承两编，至1928年脱稿，是为中国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立法院，着手编订民法典，从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编陆续公布，共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计1225条。这部法典承袭了德国、瑞士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原则和体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义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立法
4.1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的要求，逐步开展民事立法。《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贯彻本条的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如《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公布和实施,使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归于国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农民所有，从而肃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产关系，而且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不到3年时间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得到了供应，解放了生产力，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4.2 195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以及《关于目前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单行条例，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合同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农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根据这些法令、规章，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了和平改造，并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4.3为了调整企、事业单位间，企、事业单位与公民间，公民相互之间在经济协作方面的各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陆续制定了调整物资的买卖和购销，加工订货，基本建设工程承揽，财产租赁和房屋租赁，银行信贷和储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货运和客运，仓库保管，信托行纪，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等经济关系的合同法律规范（见合同）；还制定了关于保护智力成果的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保护工商企业商标权等单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许多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关于它们对于财产的所有和管理的权限、关于经济组织间开展多种形式互助协作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发展先进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法学界也有人认为，这些法律、法规不完全属于民法，其中有的应属于经济法范畴。
4.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它的指导原则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和巩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全面提高社会生产经济效益的原则；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

㈢ 论述依法治国中《宪法》的作用。

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

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方法，即依法治国（法治）；另一种是专横非法、为所欲为的方法，即以人治国（人治）。要法治还是人治，这是任何政治体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历史证明，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社会民主化、民主法律化的体现。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治国家最初是相对于“警察国家”而言，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政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国家类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正义之法、崇尚民主精神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和谐配置的国家类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治与人治的比较

法治与人治的差异是巨大的：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规范指引功能，以人治国提倡圣君贤人的道德教化；依法治国强调法的一般性规则对每一个人的平等适用，以人治国主张国家政策因人而异；依法治国推崇法律的权威，以人治国推崇个人权威。

法治与人治相比较，居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1. 多数人的意见不会是最好的，但绝不是最坏的；圣人的意见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坏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讲，“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因为在作出决策时，群众比任何一人有可能作较好的裁断”。
2. 人治中的感情因素无法去除，并进而影响到国家的治理和公平的实现；法治考虑的是法的规定而非个人的情感，能作出公正的裁决。“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
3. 依法治国，必然对公权力有完善的监督体系，能有效防止个人专断和腐败。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
4.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经济，要求主体平等、产权明晰、交换自由、私权神圣，只有依法治国才能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5.依法治国是社会民主、自由的保障。以人治国，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主失去保障。我国要建设民主政治，就必然实行依法治国。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法律却是万万不能的，只有制度的完善才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稳步向前发展，“法者，国之权衡”。

二、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依法治国虽然有其特定的含义和要求，但不同的国家受不同的国情与历史传统的制约，其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不可能完全一样。针对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行政权历来为中国政治的中心等特点，笔者认为，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的进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施依法治国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领导核心。《宪法》序言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因此，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也就成为空谈。
2.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保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保障。只有法制统一，才能有法可依，才能实现人人平等，才能使行政权严格限定在法律控制和授权的范围内，才能使人权被推崇、被保护。

三、我国依法治国的进步表现

自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目标后，我国在建设法治国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进步。
1. 依法治国入宪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而且在世界上如此做的国家也不多。这充分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决心与信心，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
2 .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刑法典三大基本原则，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规则，采用注射方式执行死刑，严禁刑讯逼供，拆迁中保障民众利益，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公开举行听证等，无不体现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
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典，取消了79刑法典的类推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三大基本原则的确立，使我国刑事法律在注重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受害人权益的同时，也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立法思想。
1996年3月17日修正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从而确立了“疑罪从无”、“无罪推定”规则，反映了我国司法机关司法理念的进步，体现了1993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保护人权的司法思想。
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未被法庭最终确定有罪之前，应被假定为无罪。无罪推定的价值选择不是为了发现犯罪事实，而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免受无端的刑事追究。它要求在刑事诉讼中把被告人视为诉讼主体，并在诉讼中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无罪推定’被视为保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人权的逻辑起点。”
“疑罪从无”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如果检察机关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不够充分确凿、不足以形成对指控犯罪的确证，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与否，从而推定被告人无罪，对被告人作出无罪的宣告和裁判。所谓“疑罪”,是指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疑罪从无’的核心实则是‘疑证从无’，有了‘疑证’才会有‘疑罪’。因此，对于刑事证据来说，‘疑证’就一定要‘从无’，这样才能避免错案，真正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疑罪从无”是从无罪推定原则派生出来的一项规则，也是证据采信规则的重要法则。
在2005年8月12日成都公开处理大会上，30名犯罪嫌疑人被戴上黑头套，让人看不到他们的面孔。据成都市公安局站前分局局长李运宪解释：所用头套是站前公安分局在今年专门订制的棉质头套，在透气性和舒适性方面都非常讲究。为犯罪嫌疑人戴上头套，是一种人性化执法的表现，是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措施。
拆迁关系着千家万户，在拆迁中侵犯老百姓利益的事也时有发生，为此，中国建设部2003年12月3日发布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五条规定：“拆迁估价应当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拆迁估价活动和估价结果。”2005年8月1日，为了动用司法程序防止野蛮拆迁损害民众利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规定被拆迁者不服拆迁裁决可提起行政诉讼。
听证一词始于普通法系，原为西方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公正保证结果公正。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议制度，开创我国听证制度的先河，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行政处罚法》第五章第三节专门规定了听证程序）。从此，“听证”一词在我国由一个学术名词成为了法治实践。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价格法，把听证程序引入我国行政决策领域。发展到今天，对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相关行政机关都会举行听证会，以广大民众的意见为准。例如，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多年，但一些群众主张有条件地开禁，为此，北京市于2005年8月14日举行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并将听证报告向社会公布。
3. 政治民主化
我国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有了非常喜人的发展，如舆论监督作用的发挥、官员问责制度的确立、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等。
舆论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可以从一个侧面衡量依法治国的进程。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在民主化进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许多灾难性突发事件的曝光，一些高官腐败案件的浮出水面，都有赖于新闻媒体和一大批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
官员问责制度是一个国家依法行政的重要方面，而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从2004年4月起，“引咎辞职”、“官员问责”已成为中国社会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仅2004年一年，从中央到地方近百位官员丢官于“官员问责”，其中既有地方领导干部和部门负责人，如吉林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长张文、浙江海宁市长张仁贵、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又有大型国企负责人，如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成都公交集团董事长李祥生。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官员问责制度，从逻辑关系上说，包含了三个概念：权利；责任；问责。而权利，是指“老百姓拥有的问责政府的权利”。官员问责制度表明一个官员不仅仅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公众负责。公众越能更多地影响官员的去留，民主之风越盛，依法治国越有成效。
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法律草案全民讨论，刚解放时就已出现，如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进入21世纪，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发展，全国人大继承1954年的宪法全民大讨论的光荣传统，对一些重大的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法律，将草稿公之于众，广泛听取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的意见，如2001年的婚姻法大讨论，今年的物权法大讨论。全民参与法律的制定，人人有权对涉及自身利益的法律提出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取得的成就。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民主自由社会的必然选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全国人民的共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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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如何实现和保障依法治国的文章结合念斌案

“念斌被判无罪，这个判决只表明，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杀人的是念斌。至于到底是不是他干的，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有媒体欢呼什么“迟到的正义”云云，这是已经事先假定就不是念斌干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疑罪从无”，那可太低级了。”

“好多人误解重申一下：1、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此宣判只表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念斌是凶手；2、疑罪从无本身就是正义，不需要用疑罪即无，所谓“冤案昭雪”来论述；3、即便将来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念斌就是凶手，今日的宣判也是对的，而且念斌也不该再受到司法追诉。认识到这三点，才算理解了程序正义。”

再解释一下：

第一、法律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事实上，我们人类根本无法完全认知客观事实，尤其是涉及到刑事犯罪，我们只能通过证据和诉讼制度，在法律框架下，寻找或者确认法律事实，而非真的在客观事实层面确认是谁干的。所谓的判决，是指法律事实，而非客观事实。换言之，法院宣判念斌无罪，只是在法律事实上确认了念斌无罪，而非在客观事实上确认了不是念斌投的毒。这就是疑罪从无不等于疑罪即无的含义。

念斌是公安部门走访排查之后确定的最大嫌疑人，许多网友有意无意无视了这个前提。本案的终审宣判意味着，现有的证据到这种程度，不管念斌是不是凶手，在法律层面上，只能认定为不是。“疑罪从无”，“超越合理怀疑”的刑事定案标准，目的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尽可能不受国家机关侵害。但“疑罪从无”只是指法律上无罪，而事实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疑罪从无”本身就蕴藏着独立的公正价值，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一般刑事犯罪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较之于国家司法机器对无辜者的侵害，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它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而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念斌案宣判后，很多媒体人欢呼“冤案昭雪”，我认为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念斌案不是佘祥林案，也不是赵作海案，那两个案子都是因为死者死而复生，而确凿无疑地属于冤案。但念斌案，仅仅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判定的无罪案件，并不一定就是事实上的“冤案”。如果读过本案的终审判决书就知道，念斌案大量的证据存疑，很多是当年公安机关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瑕疵，有的是技术问题，有的是程序问题，导致这些证据的证明力不足，最终没有被法院采信。如果当初这些证据在取证过程中严格合规合法，本案的结论并不一定就是如此。

破破的桥说本案是“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因为此前念斌的供述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而非“疑罪从无”。这个说法不对。非法证据排除，只是审判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念斌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未只有口供，物证也一大堆。法庭不可能仅仅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就来定案，还是要根据检方提供的证据，究竟能否“超于合理怀疑”的标准来判决。

破破的桥还提供了另外一些“证据”，比如警方威胁念斌的妻子，还有念斌本人没有作案时间、和律师的之间的有罪供述有警察在场等等，自我看来，这些证据也并非拥有不证自明的权利，同样需要法庭的质证方能现实其证明力。不能凭借这些没有经过质证的单方“证据”，就简单认定警方在罗织证据有意“陷害”念斌。

第三条不太好理解，刑诉法上叫“禁止双重危险”。在刑诉法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参与修法的专家，权衡再三，这一条都没敢提出来，因为感觉太超越中国的国情了。从微博上的骂声上看，也差不多的确如此。但那些法学大家们都知道，这是争取的目标，没有这一条，刑诉法距离保障人权的目标就还有相当的距离。

禁止双重危险，“即指当一件事情已经完全地和公平地经过了诉讼,其决定应当是对该问题永久性的解决。”此亦提示我们，刑事审判的正义，体现在程序的正当和公平，而非结果。只要一个人经过了正当公平的审判，这个结果就该被尊重。而国家没有权利无休止地将个人置于追诉的危险之下。

所以，对于念斌案而言，有了今日之判决，即便明日就发现新证据，念斌也不该再受到追诉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理想，还不是中国的司法现实。中国的所谓错案追究制度本身很有问题，它将结果正义至于程序正义之上。用结果来评判法官的审判行为对错，将导致无人敢从事司法审判。同时也是违背“禁止双重危险”的人权保障原则。
最后，我想说说媒体该如何报道念斌案。不出意外，大量的报道都是从事实层面，采用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模式报道。我只能说，这种报道模式很业余。看过前面三点解释的，应该能部分理解我的观点了。需要补充的是，事实层面的叙述风险很高，因为法律并没有认定念斌在客观事实层面不是凶手，如果你言之凿凿确认这一点，万一将来有了新证据，你今日的报道如何回望？我一直认为，好的报道，即便将来事实大反转，都不影响别人对你报道的评价。新闻尽管是历史的草稿，但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其次，媒体从法律层面上关注念斌案，才可能将本案的个案价值上升到整个司法制度以及人权保障层面的分析和反思，这比念斌个人到底是不是凶手，要
回答
重要的多。例如，本案中公安机关在取证中存在大量的不规范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如何避免？这一判决对公安机关未来在侦查中有什么影响？再比如，本案中明显存在一些非法证据，但判决书中并没有采用证据排除，而采取了不采信的司法逻辑，为什么会这样？

需要补充的是，防止刑讯逼供，国外并非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是通过不得自证其罪这一条款保护的。我们国家新的刑诉法虽然有类似的规定，但同时留下了如实供述义务的条款。这两者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不得自证其罪的落实，需要讯问时律师在场，但我们的刑诉法在修订时并没有加入这一条款。而是规定如果取证不合法，口供可以被排除的条款来试图杜绝刑讯逼供。但念斌案发生在新的刑诉法之前，警方也还没有如此明确的约束。有多条证据证明念斌遭受了刑讯逼供。但法庭在判决过程中，却并没有认定，更不用说排除了。

如果我是采访本案的记者，我会问主审法官，为什么不排除非法证据，而是选择了不采信的审判逻辑。是怕认定非法证据后办案人员面临追诉？还是有来自于其他方面的压力？我们的审判什么时候可以将证据审和实体审分开？

还比如，本案的终审判决同时宣判念斌的民事责任也无需承担了，这等于用刑事审判的标准，覆盖了民事审判。这种刑事优于民事的原则，事实上导致了刑事审判主导民事审判的现实，如果严格实施疑罪从无的原则，有可能导致某些受害人家庭，无法通过民事审判赢得另一种正义的可能。随着刑诉法逐渐向人权保障的方向行进，这一制度有必要重新检视。

在我看来，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远远超越在事实层面上冤案昭雪模式的价值，但是，它们不够吸引人，无法迎合微博上那些只会骂娘的人。

现实的情况是，中国的媒体人，大多数还分不清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更不用说如何在个案基础上，分析法律的内在价值了。他们认为死磕就是法治，反对政府就是正义。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杨乃武的时代，但却自认为在将中国带往法治之国。
这真是个笑话。

㈤ 领导干部法治档案的内容包括哪些

将于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
地方法治的先行先试,也在各地积极展开。今年伊始即发布依法治省纲要的四川,正在以其密集的法治建设行动,在其中崭露头角,成为先行者。
在近日由四川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全国媒体“法治四川行”大型集中采访活动中,四川省委副秘书长、省依法治省办主任杨天宗透露,领导干部年终将不仅要述职、述廉,还要述“法”。四川正探索在各级领导班子中配备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工作经历的成员,探索建立党员领导干部和司法公职人员法治档案。
不能玩虚的必须来实的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认为,“去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当于是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而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所说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际意味着领导方式的改变。”
四川法治建设的高潮,也由党委对自我领导方式革新开始。
“治蜀兴川重在厉行法治”,省委书记王东明表明确建设法治四川的决心,“要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夯实治蜀兴川的法治根基”。
“不能玩虚的,必须来实的。”王东明强调。
迄今,已经有3个市(州)的领导小组负责人被专门约谈,其中一个市还在全省依法治省工作座谈会上作了整改情况说明。
在刚刚过去的7月中上旬,四川完成了依法治省工作上半年情况的交叉督察。“四次大督查,全域全覆盖,工作不力的市(州)和部门领导小组负责人被约谈,督促限期整改。”杨天宗说。
接下来,四川21个市(州)还将进行相互交叉检查。
此外,四川省委成立了“依法治省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起草领导小组”,已形成初稿,共设依法行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社会法治、学法用法、监督问责、组织保障8个部分,85项指标,正在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并组织专家论证。
凡是外省取消的都取消
在党委领导下,政府也着力于“自缚手脚”。
去年,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履新后即向自己“开刀”,出台了专门用来管自己的《四川省人民政府严格依法行政的规定》,称“依法行政十条规定”。力促它出台的,便是省长魏宏。
令四川省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张渝田印象深刻的是,“去年正月初五,魏省长就把我们喊过去,讨论他亲手拟写的这个规定的草稿。这给我们的感觉是‘要他依法行政’变成了‘他要依法行政’。在魏宏主持下,一系列规范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和动态调整的规定,如《四川省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四川省行政职权目录动态调整管理办法(试行)》、《四川省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电子监察管理办法(试行)》等,先后密集出台。为规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层级间的关系,又颁布了《四川省人民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
政府对于自身权力的规范,不仅停留于纸面上的各项规定。四川省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的行政权力依法规范公开运行平台,省、市、县三级政府所有行政权力全部录入行政职权目录。据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张晋川介绍,去年以来,四川省政府先后三批取消省本级279项行政审批事项。目前省本级行政审批事项274项,是全国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的省份之一。
达到“最少”的目标,是有刚性措施的。张渝田告诉《法制日报》记者,四川行政审批事项清理确立的11项原则中,其中一条便是“凡是外省取消下放的,我们都取消下放”。
而且,清理方式也与过去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先由法制办提出清理意见,再和省委编办、省审改办、省政务服务管理办等单位组成会审小组,与有关审批项目的实施部门交换意见,还有专家参与。实施部门不同意取消下放的,要对三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保留审批项目有什么新的理由、不审批可能产生什么风险、为什么无法采用事后监管等方式替代审批。
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杜绝了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保留行政审批的可能。
此外,四川减少、停收(免收)国家及四川省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共86项,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9亿元。
领导学法群众更有信心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在四川已蔚然成风。各级党政及相关部门普遍建立了常委会、常务会、党委(党组)会前学法制度。
“去年从2月份第一次学法开始,到年底学了24次。今年已经学习了17次。讲法内容既涉及宪法、行政法规及与各部门日常行政管理工作相关的法律,也涉及一些民事法律。”张渝田表示,通过会前学法,省级政府官员的法治意识提高了,也带动了市县级政府和省政府各部门学习法律的积极性。“现在对法治的制度之治都了解,但对于法治的理念之治还没有认识清楚。”这就使得领导学法的意义更加深刻。此外,会前学法通过政府网络和微博向社会公布后,“老百姓对我们依法行政更有信心。”
领导干部学法之风,在未来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因为法律已经成为领导干部考核任命的硬性标准。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深入推进依法治省的决议》明确强调,选举和任命国家工作人员时,要把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作为重要条件,把是否学法用法、依法办事作为必要条件。依法治省工作已被列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年度考核和年度述职述廉报告的重要内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考核结果。
四川省委组织部结合贯彻新颁布的干部选任条例,启动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配备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者工作经验的成员”程序,建立党员干部和司法公职人员法治档案。
四川省纪委将贯彻落实省委依法治省重大决策部署纳入巡视监督内容。

㈥ 对建设法治中国三点建议

市场自由、市场秩序和法制建设的缺位

在我看来，自由和秩序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一个社会，或者是对于一个市场来说，法制建设的目标就是要解决自由和秩序的问题。

自由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样如果我们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话，就失去前进的动力。记得我第一次到德国去，了解到德国有一个《反卡特尔法》(《反垄断法》)，当时觉得很奇怪，因为马列主义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那么帝国主义怎么不保护垄断，还要反垄断呢？我就问德国同行，他们说，道理很简单，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的动力就是自由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就没有前进的动力，所以无论是国家垄断也好，私人垄断也好，只要违背自由竞争的原则，一律都要反对。我们提倡的最重要的规律，就是竞争自由，这是最根本的原则。

秩序则是一个关乎安全的问题。我们生活的社会，如果人身没有安全保障，市场没有安全保障，那就意味着脱离了法制建设的根本目标。因此我觉得，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就是两个保障，一个是保障自由，一个是保障秩序。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两个准则。

从我国的状况来看，应该说我们在市场自由和市场秩序建设方面，均存在欠缺。这和西方国家不太一样。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建基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经历了成熟的自由竞争的历程，所以当后来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发现自由过度了，于是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出现了国家调控市场的手段。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过来的，原是自由缺乏，也可以说，我们的市场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缺乏：第一种缺乏就是，没有西方那种发达的成熟的市场自由，或者说我们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原始积累中的暴发户式的自由；另外一种缺乏就是，我们的市场并不是全面开放的，很多交易活动还处在国家严格控制下。在美国经济危机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有点沾沾自喜，认为我们之所以避免了金融危机，是因为幸亏我们没有搞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其实，如果我们要是按照成熟的市场经济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很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期货、期权，及我们刚刚起步的股指期货，都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市场交易。所以有人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概也只是一个电动自行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或者是刚刚发展为小汽车时代的市场经济，我们还没有进人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保障市场自由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在市场秩序建设方面欠缺更多。可以说，我们国家在相当一段长时间之内，注意到了市场自由方面的立法，但是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我们现在包括合同法、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等在内的一些法律，在市场秩序方面的立法还比较欠缺。市场秩序的欠缺突出表现在信用欠缺方面。最近很多媒体刊登了中国18家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被停牌或者摘牌的丑闻，[1]表明我们的企业中存在的虚假现象和诚信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我记得当时谈到企业上市，都用包装这个词。所谓包装上市，就是把企业本来亏损的部分篡改成盈利，这明显是一种欺骗的行为。我们在美国上市的部分企业，更是下大力气在包装上市上，甚至连美国的会计公司都感觉很为难，如果不给中国公司包装上市，那就没有市场，如果要有自己的市场，就必须冒违反商业道德的风险。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做假账在中国的企业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难怪朱铭基同志为国家会计学院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当时人们都觉得很惊讶。以此直截了当的白活“不做假账”作为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恰恰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

企业失信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来，如伪劣产品、欺诈行为横行，在中国市场上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的表现在世界很靠后。中国市场经济混乱的情况给中国丢了很大的脸，包括上文说到的18家上市公司在美国被停牌和摘牌，中国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信誉蒙受损失。现在当然好一些了，但是这些问题依然很严重，函待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法制建设所要解决的目标，一个是给市场充分的自由，一个是给市场安稳的秩序。如果这两个目标没有做到，就表明我们的法制建设，离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毋庸置疑，自由和秩序是一个矛盾的两面。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由，没有秩序，那就会缺乏安稳的保障；反过来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了秩序，忽略了自由，也会形成一个有了秩序，但是没有自由，没有动力，没有活力的局面。在自由和秩序这一对矛盾里面，应该说自由主要是通过私法来保障的。

我们知道，法律上分成公法和私法两个方面，虽然现在有些人认为公法和私法界限已经相对弱化了，但是基本的划分仍然存在。私法讲的是私法自治，在私法领域，应该由当事人自己来作主，决定自己的权利如何行使。而市场秩序就涉及到公法的范畴了，公法的范畴就含有管理和强制的概念。举例来说，我们国家刚开始起草的《信托法》包含了私法的内容，也包含了公法的内容，也就是说钊言托法》草稿不仅包括了信托各个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信托财产的地位，还要包括信托公司怎么成立，信托业怎么管理，信托的风险怎么回避等问题。可是后来我们在制订过程中发现，作为私法的《信托法》比较好写，但是涉及到信托业的管理的公法就比较复杂。所以当初帮助我们制定召言托法》的日本专家，主张应该将《信托法》中的私法和公法分开写。我们不得不接受日本专家的建议。最后，《信托法》起草的时候，由于信托的公法拿不出来，所以我们出台了纯私法性质的《信托法》。但是问题也出来了，不久前在一次信托业研讨会上，大家深深感到，信托产业光有私法还不行，虽然有国务院的一些命令、一些规定，但是没有公法，就没有办法保障信托业安全的实施。所以从这点来说，立法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一个配套。我们立了《信托法》，但是我们没有《信托业法》，也没有《税法》。信托业怎么上税？没有规定，也没有规定国家设立信托公司的要求，信托公司设立有哪些条件？它的保证金在运转的过程中怎么能够保证安全？这些都没有。

应该说，一个国家从侧重市场自由到市场自由与秩序并重这个局面的形成，要经历三个阶段。最早的阶段主要是通过《民法》保障市场的自由，但是同时也捎带讲讲市场秩序的问题。随便举买卖关系为例。过去的时候也有欺诈，但是最早的时候，对待欺诈的办法是采取一个原则，就是让买者小合，谁买东西谁要小心，如果认为对方欺骗你，是因为你不了解买卖的规则。但是后来逐渐发现这个规则不对了，不能仅仅要求买者小合，还需要追究卖者的欺诈行为，所以规定了对于欺诈的一些措施。德国《民法典》里面有个帝王条款，比如诚信就是《合同法》里面的帝王条款，买卖双方订合同，首先要根据诚信原则，不诚信怎么行？这些应该基本上是在民事规范里面解决的。

第二个阶段，解决在《商法》里面出现的新问题。我们拿最典型的《证券法》为例，《证券法》是解决商事规则里面最重要的法律。但是我们把《证券法》写在商法里面，而台湾地区的法律，把它列在行政规范里面，这是一个公法范畴。因为在《证券法》里面，不仅要保证证券交易双方的自由，而且还要解决交易过程中的欺诈行为，防止交易过程中的欺诈。我们后来的商法里面，很多采用了这样的办法来解决。

最后一个阶段，应该说是经济法的体系出现了。以美国为例，美国1890年通过了《榭尔曼法》，该法就是以反垄断著称，本来两个企业合并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如果两家很大的企业相互兼并，就会损害别人，因为侵吞了过多的市场份额，会把别人的市场挤掉。所以在这一点上，法律要做特殊的规定。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作为经济法出现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倾销法》，还包括《反欺诈》等等这样的法律。

㈦ 关于开展法制教育的主题班会

知法，信法，守法
——高一（8）班法制教育主题班会

一、时间：2003年10月16日（周四）上午第二节
地点：高一（8）班教室
主持人：胡怡桦，黄凯
记录员：章然

二、活动目标
1.通过观看有关是否该遵守交通法规的Flash，引发同学思考：是否可以因为某些原因而不遵守法律规范？
2.通过自由辩论的形式，让正反两种观点进行交锋，使同学们在讨论中看清问题的本质，了解到不仅要知法，更要信法，进而守法。
3.在明确了守法的重要性之后，通过知识竞赛的形式，使同学们在寓教于乐中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为严格守法打下基础。
4.评选“法制之星”，作为班级法制活动的带头人，带动全班同学乃至全年级、全校同学一起做知法、信法、守法的好学生，好公民。
5.在“知法、信法、守法”的横幅上庄严地留下大家的签名，使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以此为准绳，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

三、活动程序
【开场】胡怡桦：各位同学老师上午好！今天的这堂班会我们要一起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法制。那么法律对于大家来说具体是什么呢？
吴思奇：法律是约束、规定人们行为的内容。
【胡怡桦介绍法律的历史】
胡怡桦：在开始严肃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段轻松幽默的Flash短片，讨论一下法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适用情况。

1.观看Flash“YesorNo”
Flash以夸张搞笑的形式为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找到一些看似合理的借口，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同学们观看后果然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
胡怡桦：这部短片向我们表达了两种不同的观点。那么我们是必须遵守法律法规，还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灵活变通一下呢？不知道同学们各自都持有怎样的看法。
马凌、邵文钦：法律的制定是为了维持大家的秩序的，我们必须遵守。
孙亦文：法律本身就是为了让人们能更好地生活，是为人民着想的。有时可以灵活变通。
胡怡桦：大家的说法似乎都挺有道理。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开展一次小型的辩论会吧。请支持马凌的同学坐在我左手边，支持孙亦文的同学坐在我右手边。 2.自由辩论
围绕flash展开辩论，并可将议题适当扩展而不局限于交通法规。同学们自主分成两组，由主持人宣布规则，进行自由辩论。辩论结束后由在场老师做评委，对同学们提出建议和指导。
黄凯：那么下面我宣布一下规则。两方可自由派出辩手，一方发言结束另一方即可接上，一方累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最后由两方各自派一人进行1分钟的总结陈词。好，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黄凯：首先，请大家就各自的辩题思考半分钟。【半分钟】好，停！下面是自由辩论时间。
马凌：法律是中央领导、专家学者经过层层修订而制定出来的，完全符合“依法治国”的思想，非常合理。
纪瑜：法律是人定的，总会在某些程度上缺乏科学性、合理性。法律应随时代的变更而改变。
陈宇：中国的法律还不够完整、完善。
邵文钦：虽然现行法律并非100％完备，但人们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存在的不足，而不是违反它。
王宁轩：由于纪律的缺陷，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情况下，应该可以稍稍变通。

黄凯：大家辩论十分热烈，看，我们的老师们也蠢蠢欲动了，下面就请他们作为我们的评委，发表一下看法。
老师评价：自由辩论时间较短，辩手相对集中，发言人数过少；同学对政府有信心，在相对时间内我们中学生必须牢记守法。
黄凯：感谢老师的精彩发言！的确规矩是人定的，然而就我们个人而言是不能随意违反和破坏法律规定的，因为它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保障，既是你有不同的观点也必须通过正确的渠道提出来。可以说，依法行事是我们每个人的立身之本；依法治国更是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而对于我们每个高中生来说，应牢记“知法、信法、守法”，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胡怡桦：通过刚才的辩论会，我们对法律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那么究竟我们对法制了解多少呢？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法制知识竞赛。 3.知识竞赛
在前一环节已明确守法重要性的基础上给同学们补充相应的法律基础知识，以竞赛的形式让大家在激烈愉快的氛围中掌握法律知识，培养法制观念。
胡怡桦：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小时候常玩的击鼓传花？这次的竞赛规则就是凡是手中拿到接力棒的同学就要起来回答问题。好，下面有请我们的马林巴上场！
【马林巴响起，接力棒开始传递】

4.评选“法制之星”
评选我们自己的“法制之星”，让他/她做我们的领头人，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知法、信法、守法。
胡怡桦：下面请刚才有答对题目的同学起立，我们将在这些同学之中选出我们今天的“法制之星”。
【法制之星诞生】

5.集体签名活动
由“法制之星”带领，全班同学参与，在事先准备好的横幅上庄严地留下自己的名字及简短感想，承诺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遵纪守法，依法办事。
胡怡桦：我们高一（8）班的全体同学承诺做“知法、信法、守法”的好公民！
【法制之星上，全班同学秩序井然地上前签名】
【听课老师与大家一同庄严签名】

6.实习老师小结
总结今天的班会情况，针对同学们的表现给予必要的肯定和表扬，激发学生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作为班级的一员，与学生一道，在横幅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同学们感受到班级整体的温馨和力量，一起为实践自己的诺言而努力！
王莹：这一周是我实习的最后一周了，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非常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为大家组织这样一个有意义的班会。为了这次班会，很多同学都付出了很多，牺牲了很多他们的私人时间，比如我们的文艺委员章然，主持人胡怡桦、黄凯，为我们写横幅的陈云从……他们都非常的认真，让我非常感动。从我自己来说呢，我也希望我留给你们的不仅仅是我在课堂上教给你们的那些知识点，而更多的应该是一些做人做事的方法、道理。所以，现在，我作为（8）班的一个成员，我也在这里庄重地留下我的名字！
【同学：鼓掌】
王莹：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一直记着我们这个主题班会，记得我们在这里许下的诺言，我们一起努力，做“知法、信法、守法”的好公民，好不好？
【同学：好！】
王莹：很好，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班会就到此圆满结束吧。谢谢到场的老师，也谢谢今天积极参与的各位同学。谢谢！

㈧ 谈谈自己对依法治国的认识和理解草稿

保证公平公正只有依法治国

㈨ 建设节约型和谐校园 手抄报比赛 急!啊!!!急急急急！！！急！！急！！！

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在当今的社会中，仍存在不少有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因素，一些不健康的书刊，非法出版物和不良网站，宣扬色情、暴力、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对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同时，由于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管理等方面也存在很多的薄弱环节，使不法分子有空可钻，有机可乘，而青少年学生明辨是非能力差，自控能力弱，容易误入歧途。“法律进学校”将促进学校管理的规范化，增强学生的自我防范意识，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校的进程，使学生学会排除社会不良因素的干扰，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促进平安、文明、和谐的琼中建设。依据我县“法律进学校”的实施方案，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本项工作。 一、 整合资源，借助社会力量开展活动。 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特点和优势，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使学校成为青少年学生法制宣传教育的主阵地。保证学校法制建设，做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大力挖掘社会法律教育资源，定期邀请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安干警对学生进行宣传和教育活动，用身边鲜活的法治案例帮助学生认清真、善、美，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积极构建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建设，开展“我与爸妈同学法”举办“家长学校”等系列活动，提高家长法律素质，使家长成为孩子的表率，经常关注子女的法制教育，主动与学校互通信息，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二、 拓展普法平台，充分发挥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 建立起法制宣传橱窗，定期以案例的形式向师生宣传有关法律、法规。每月刊出一期法制宣传黑板报,每季度在宣传橱窗展出一期法制宣传画,并在校区显耀地段悬挂法制宣传横幅，营造校园普法、依法治校的氛围。同时广泛开展读一本法律书、开一次法律主题班会、讲一个法律故事、写一篇学法心得体会、办一份法制手抄报的“五个一”活动，引导广大师生积极参与“法律进校园”活动。定期组织学校老师、学生普法骨干进行培训，增强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法制化管理水平，提高法制宣传的效率。组织教职工以学习《宪法》《教育法》《教师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办法》《治安管理条例》等有关文件为主要内容。通过举办培训班、讲座等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治校、依法决策、依法规范办学的能力和水平。提高教师法律素质及依法执教水平。组织学生以学习《宪法》《国旗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小学生行为规范》《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等教育内容为重点。广泛开展以课堂教育、法制报告会、知识竞赛、文艺节目、模拟法庭、板报、校报、主题班会、参观法制教育基地和德育基地社会实践等活动，开展法制教育。通过法制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树立守法观念和权利、义务观念，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的发生。 三、创新宣传形式，使“法律进学校”活动更具针对性。 在新形势下，“法律进学校”活动必须面向学校，贴近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动,积极探索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新模式。我们将精心设计、组织丰富多彩的法治教育主题活动，提高我校学生学法用法的能力。加强法制舆论阵地的建设，充分发挥学校电化教育功能，学校通过红领巾广播站、远程教育、黑板报、校园网等宣传阵地，定专栏对学生进行普法教育。逐步增强学生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的意识。 积极开辟法制教育第二课堂，广泛开展以课堂教育、法制报告会、知识竞赛、文艺节目、模拟法庭、板报、校报、主题班会、参观法制教育基地和德育基地社会实践等活动，开展法制教育。举办和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演讲、模拟法庭、校园法制园地等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小警察有约”“我是法律小博士”“小手牵大手”等校园普法活动。引导青少年学生学法用法活动的健康开展，全面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治观念、法律素质和公民意识。 “法律进学校”伴着三月的春风走进了学校。这项工作要得于顺利开展还有赖于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帮助，有待于学校内部不断改革创新，拓宽工作思路，逐步建立适合校情的长效机制。真正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我校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校进程，全面提高师生法律素质，紧密结合“五五”普法规划，以“弘扬法制精神,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任务，狠抓落实，以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扎实有效的工作方法，把本项活动同我省的教育质量年、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抓好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探索教育方法、继续落实安全责任制和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平安和谐校园”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为建设“平安和谐琼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㈩ 法律至高无上吗

此时心情·原创
应该说这本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论题。法律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但问题就在于，现实中的法律地位一再受到挑战，常常主动或被动地“让贤”，屈服于非法律的东西，让人不得不心生疑惑。
一是法律的制定往往都是出自部门的需要，起码草稿常常都是部门代拟的。部门本是代表国家的，但是小集团利益的存在和驱动使其乐于在法律中体现自己的利益、保留自己的利益、巩固自己的利益。既然部门有权力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出自己的“独特”声音，那么不同的法律代表着不同部门的权益也就不奇怪了。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法律打架”的事情也就无法不存在了。那么，既然法律本身就在扯皮，代表不了人民的利益，你还指望它的权威力量吗？
二是法律的执行往往都是出自地方的需要，我们的法律有着表述模糊、定义不明、操作性不强的特点，其间弹性大、变通空间大，因此，在执行中，地方常常都是把自己的利益置于首位，按照自己的需要对法律内容加以取舍和增减，执法部门这时也因各种关系而让位于地方，别说人人平等了，就连违法都不一定必究，执法更难以做到严。这时，你还希望一切都诉诸于“公平、公正”的法律吗？
三是法律的作用往往都是出自人治的需要，我们期待一个清明的法治，但有着几千年人治历史的中国，断然不可能一下子就截然抛开人治的好处、妙处和绝处而直奔法治而去，人治是足可以让人得到很好的享受的
──不论是施者还是受者
。于是，明明有着法律规定的事情，还需要开明的领导的指示才能够得到执行。以至有人“善意”地说：我们是要通过人治来达成法治。也就是说，老百姓还很愚昧，人治是法治的必然阶梯，人治是法治的基础，开明的人治必然通向清明的法治。我们也喜欢对这种人治感恩涕零，凡事都有寄希望于领导的“上方宝剑”的习惯。更有甚者，倘你非要坚持依法办事，那么，领导就只好对你“法办”。这时候，你凭什么还相信法律？
所以，当下，法律不可能至高无上，法制不可能至高无上，法治更不可能至高无上。如果至高无上了，我们不可能不感到一种恒久的幸福。?/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