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发展

❶ 我国法治发展史简述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体现法家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学派被称为“显学”的突出标志，即使秦王以后儒家学派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也依旧长远地影响着后世。先哲们对法治苦苦思索和孜孜以求的历史踪迹，值得我们去追寻和考察，以使今日法治建构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
法治思想理论的提出
与儒家“礼治”、“德治”思想相对立的法治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一定规模的，《韩非子·心度》中说：“治民无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书·君臣》中说：“明主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能领其国者，不可以须臾忘于法。”成熟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更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概念：“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学派对“以法治国”是充满信心的，它可以使政令统一，权威集中，如此，则举措之间可以治国。
（一）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其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韩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产、邓析是法家的先驱者，战国后期的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法治的含义，是“以法治国”，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方法。翡翠a货福圣真玉

❷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2、“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统一法典结构，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诉讼发、经济法的内容都装进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论罪论。 中国法律主要起源于早期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古人将这些战争称为"刑征"或"刑伐".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统一的纪律，于是首领的军令成为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军纪军规成为中国法最早的一个形式。<<甘誓>>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种在作战前当众发布的誓词或者说军令就是一种比较多见的法律形式。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 昭公六年》)不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罚方式也来源于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黄帝与蚩尤战争中产生的，蚩尤战败后，黄帝对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杀，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称"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异族时创造的，《尚书吕刑》中有记载"爰始淫为劓、刵、椓、黥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绝苗民，无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几种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和异族联系，和暴力制裁联系，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数人仍把"法"和"刑"联系在一起，认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顺教化，即是和自己不处于同一范围的人，因此得出结论，对这些人以重刑惩罚，便是理所当然。中国古代刑法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人性本恶"的指导思想上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乐，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张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韩非子也说过："重罪者人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所谓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轻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罚.中国人的重重刑传统使得整个封建社会法律所采用的刑罚普遍较严厉。就以死刑为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斩、枭首、弃市、戮、戮尸、肢解、剖心、炮烙、射杀、凌迟、醢（捣成肉泥）、车裂、活埋、磔（分裂人体）、具五刑（五种极刑并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随西方法律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法制逐渐走向现代化，法律的轻刑化才逐渐得以实现。这个观点在实际也得到证明：以刑法本身为例，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民法，没有违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统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门法产生，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由全面保护各种利益逐渐演变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和趋势，中国法律的发展进化必须与之相吻合。但我国刑罚轻刑化和死刑的废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世界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断的努力 。

❸ 古代西方法制思想的发展脉络

西方法制思想通常被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其实没那么简单，它是自古希腊以来深深植根于西方人格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代表的新神推翻旧神，使整个神界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正义主宰了一切。宙斯是正义之神，法律之神，他负责使自然界和社会秩序井然。他的意志不可违抗，但他并不总是直接干预人世的事务，而是赐给人类以法律，让他们自治。许多城邦的立法都是以宙斯的名义建立的，法律被看作人们的权利和幸福的保障。在雅典民主制的鼎盛时代，智者学派开始用社会契约（约定说）来解释法律，奠定了西方一切法制思想的基础。如普罗塔哥拉的那个著名的寓言：宙斯怕人类彼此危害而灭亡，派赫美斯把正义和尊敬带到人间，后者问他怎么分配，回答是“分给所有的人”，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分享这种道德，那么“城邦就会不能存在了”（注：见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页。）。因此论及木工技术之类的事只能请专家，论及政治德行，则应让每个人发表意见。另一位智者加里克里斯说得更明确：“法律的创造者乃是大多数的弱者，他们制定法律、安排奖惩，都是为了自己及自身利益”（注：见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页。）。苏格拉底虽然反对智者，认为公正在于明智，但他也承认，有了明智，人们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合乎自己利益的。所以在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利）而制定法律这点上，他与智者派是一致的，只是他认为人人都有的理性才是公正的标准即法律的依据，法律由此而成为了一门科学。柏拉图的“理想国”则进一步把这种科学上升为一种哲学（法哲学），它并不实用，但却在他的人性论中有其严格的逻辑根据。他是按照人心的结构、而不是按照统治者的需要来制定社会秩序的：人心有知识、意志、欲望三种能力，社会也就必须有哲学王、武士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只有哲学王才能合理地治理社会，正如人心也必须由理性来统治一样。亚里士多德则从现实出发，开始把法制、政治当作一种技艺，但也不是中国式的统治术（法、术、势等等），而是一门尽量保障大多数人幸福的艺术，是立足于对人民各阶级的分析（平民、贵族、中等阶级）来确定最好的法律体制。在这里，统治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为公民谋幸福的手段。
中世纪的基督教源于希伯来人的宗教，但在犹太圣经《旧约》中，就已经体现出西方最早的法律思想即“契约论”了。所谓“约”就是人与上帝订约，上帝约许以色列人得到最好的土地，条件是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当然，希腊人的契约只是人与人立约，但是异化形式则恰好与犹太法律思想相吻合，由此而产生出《新约》，因为耶稣基督既是人也是上帝。这样，基督徒守上帝的律法就不是出于外在的恐惧，而是出于内心的希望（获救），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的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基督教的一千多年中，世俗君主不论多么专制和无法无天，或是力图把基督教用作自己的统治工具，却始终无法在精神上独占对人民思想的控制权，纵有千军万马也不得不屈从于教会的无形势力的缘故。这种情况养成了西方人历来认为法大于权、法大于人的观念。
到了近代，自然法派的创始人格老秀斯从《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引出，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一切人的自然权利，连神也不能改变它。它包括：1)财产权；2)履行契约的义务；3)个人运用自己权利的自由。（注：参见章海山：《西方伦理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9页。）他对国家的定义是：“国家乃是一群自由人为着享受公共的权益而结合的完善团体”（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586页。）。霍布斯和洛克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发展了这一理论，前者认为“享受公共权益”意味着最大地避免祸害，因而人民应当自由地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一个唯一的专制君主；后者则认为公共权益就是大多数人的幸福，因而主张君主立宪。两者的立足点都是人性论，但前者认为人性本恶，后者认为人性本善。孟德斯鸠接受了洛克的观点，认为人性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中并不是攻击性的，而是互相需要的；但他们最初并不知道自己如何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维护自己的自由。为此他通过对历代政治的分析，提出了分权制衡的思想，但这一思想的前提恰好是人性本恶：人们只要有机会和可能，就会倾向于滥用权力，侵害他人自由，导致腐败。卢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注：《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历史上的国家法律由契约产生，但一旦产生总是凌驾于人民之上，异化为人民的主人；所以必须找到一种结合形式，“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注：《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不同，卢梭所找到的结合形式是人人把自己的权利转让给整个共同体，而不是某个或某些人；由于这种转让的条件是人人一样的，所以每个人并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任何别人，而是从别人那里获得了同样多的权利，因此在订约后他所服从的还是自己。卢梭由此认为，唯有服从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因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注：《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这种思想后来被康德归结到道德上的“自律”，黑格尔则表述为“犯罪受罚是犯人的权利”的辩证结构）。他强调人民主权和“公意”，认为立法权不能转让和代表，行政和司法权都只是“公仆”和受托者，随时可以通过公民投票而撤换；如果当权者破坏契约，人民有权起义。

❹ 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是：

一、是认识和判断层面，即运用法治概念原则对社会生活中各种问题的认识和初步判断层面。

二、是逻辑推理的层次，即运用法治原则，规范分析判断问题，综合推理，得出结论和解决问题的层次。

三、是综合决策层面，在上述法律认知与判断、分析推理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衡量，做出符合法治的决策。

四、是制度层面的建设，即在前三个层次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化，使通过法制建设或改革能够对更宏观的问题提出长远的解决方案。这是法治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因此，在检验法治思维能力时，应根据不同的对象和主体设置不同的标准。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特征：

一、鲜明的政治性

社会主义法治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并确认和保障社会主义政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服务大局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将的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要求全面服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增强的科学执政、执政与依法执政能力，实现了治与讲政治的统一。

二、彻底的性

社会主义法治反映最广大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是制定和实施法律，有效治理社会的方式、过程和状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的利益。社会主义法治与全体公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法治的主体，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力。

三、系统的科学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内容构成上，从而成为一个科学的有机统一体。

“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的”这五大内容，从不同方面反映和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明确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本质要求、价值追求、重要使命和根本保证，每个方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构成一个科学有机的整体。

四、充分的开放性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思想体系，它的形成、发展与实践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也将更有时代性，更具规律性，更富创造性，不断借鉴与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可以说，正是这种广泛吸收、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特性，才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能够始终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❺ 如何认识柏拉图早期的人治观念和晚期向法治观念的转变

柏拉图“正义”思想的发展。

正义的价值可以说是西方法治的基石，同样，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正义观基础之上的。正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正义是具体多变的，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博登海默把它描述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间呈现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同样，柏拉图对于正义的阐述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柏拉图早期的正义观体现在《理想国》中，此时他对正义的论述与晚期在《法律篇》中对待正义的观点有相当大的不同，早期的正义观是精确、可具体计量的，有确切的定义，甚至是可以反证的，是一种实体正义的思想；而晚期则是一种程序正义的思想。

但在柏拉图的晚年时期，它的法律思想开始转变，由于统治国家具有最高才智的人难以找到以及实践中的挫折，他又提出了法治，并认为“法治国”是统治人类的第二等好的选择，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

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单靠教育是不行的，因为人的本性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须有法律来制裁或者惩罚人们的不善行为。

柏拉图后来论述的法治理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

柏拉图称，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统治者可以不受法律制约，甚至可以以言代法，那么不管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谈不上什么“法治”。法治的基础基础基础基础是节制。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普遍的守法观念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前提条件前提条件。

(5)法治思想的发展扩展阅读：

柏拉图重视统治者对智慧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着对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强调理性的作用，只是通过不同的治理手段而达到理性的目的而已。

柏拉图的人治思想:柏拉图《理想国》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主张贤人政治，即“哲学王”统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学者所设想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理想。

柏拉图的贤人政治，主要依靠哲学家的智慧治理国家。《理想国》反复强调这种贤人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法。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同志具有很大优越性，法律远不能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

推崇人治，轻视法律是柏拉图早年的思想特征，但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认法律的作用能够或根本不要法律，柏拉图在以人治思想为特色的《理想国》中也论述法的问题。

❻ 法治起源于什么时候

一般认为：“‘法治国家’起源德国。法治国的概念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

❼ 谈谈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思想的发展

哈哈，这题目正好问到我的专业了，我是法史的研究生，哈哈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法家学说的复兴
曹魏政权的创始人曹操和蜀汉政权的奠基人之一诸葛亮，代表着庶族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以敏锐的政治目光，看到了要巩固自己的政权，打击豪族势力，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必须清楚司法体制的腐败和黑暗，厉行封建法治。因此，他们在理论上都提出了礼法结合基础上的法治主张，并在实践上强调以法治乱，以法治国。一方面，他们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强调在安定的环境中可以用礼治政，但在战乱或者原来的统治者软弱无力、法制松弛、民心堕落的形势下，必须以法律为武器，予以治理。另一方面，根据对法的这种理解，在司法实践中，曹操和诸葛亮等人采取了各种厉行法治的措施。
当然，曹操、诸葛亮的法家理论，已不仅仅使战国至秦法家理论的简单翻版，而是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做出修正了的法家理论，即他们的法治，都是以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为基础的。正因为他们是在总结东汉社会战乱的教训、希望克服法制的弊端的基础上提出的法治学说，因此，他们对儒、法两家的法学世界观都有所发展、有所贡献。就儒家学说而言，他们吸收了孔孟等早期儒学中的民本思想，汉儒董仲舒等人的君臣观念，以及路温舒、桓谭、王充、仲长统等人的德主刑辅的理论，克服了东汉末年以 纬经学为表现形式的消极的儒家理论。对法家而言，他们坚持其中“明法理”、“重法慎刑”，赏罚必信、执法公允的积极成分，而抛弃了李斯、秦始皇的一味任性不任德的做法。
正是在曹操、诸葛亮的较为正确的法学世界观的指导下，他们采取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措施，前者初步统一了中国北方，逐步恢复了因战乱而遭受重大摧残的社会生产力；而后者则将偏安一隅的弱小的蜀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与魏、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2.玄学世界观的崛起
玄学，是魏晋时期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思潮。从阶级基础和政治构造而言，玄学使门阀世族势力的崛起与蜕变的产物。当时，门阀世族自恃门第高贵，排斥寒门世族，垄断政治。但他们之中的一批人，既享高官厚禄，又不屑于处理实际的事务；既尽情纵乐，又在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感到苦闷；既有远大的济世之志，但又因受当权者排挤而无法实现。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既能维护现有的特权地位，又能使肉体得以快乐、精神得以解脱的学说，用道家无为的精神来解释儒家理论的玄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玄学家压倒性的影响主要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他们对当时人们的法学世界观乃至法律改革和法学研究也有重要影响，但不像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中那么大。当时从事法律工作的统治阶级的主体思想还是儒家学说，还是以“德主刑辅”为核心的传统观念，并试图以此来清除东汉末年以来在法律领域中的积弊，排斥道家和玄学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影响。
3.佛教对法学世界观的影响
作为一种神学世界观，佛教通过统治阶级的认可，对当时的法和法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佛教世界观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空”。在这种世界观中，礼教也好，法律也好，都是没有质的规定性的“空”。因此，佛教世界观的流行，在客观上形成了贬低法律的功效的观念，改变了人们对法律的根本看法，造成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泛滥。南朝梁武帝萧衍的经历就是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证。在佛教世界观的支配下，梁武帝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当时南梁法和法学的发展。（1）受佛教“忌杀生”的观念的影响，梁武帝经常进行大赦。赦刑的滥施，使许多犯有罪恶之人逃脱法律的惩罚，破坏了基本的法律秩序。（2）执法不公正。（3）营造了一批贪官污吏，破坏了国家基本的经济和法律秩序。
佛教的轮回说对当时人们的法学世界观也有巨大的影响，即有助于人们“遵纪守法”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封建法律的贯彻执行。当然，这种“有助于”是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之上的，但其本质上是一个信仰，是一种道德说教，对民众树立法的观念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而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佛教世界观对人们思想的这种影响力，将其与儒学、道家思想结合起来，一起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因此，我们说，佛教的利用，事实上在“德主刑辅”这一统治阶级的传统的法学世界观之外，又增加了一种信仰的工具：一个佛教的天国。而且比较而言，佛教的说教在某种意义上比儒学和道教更能安定人心，佛教的理论和修行方法，对基层民众更有吸引力。在梁朝后期，百姓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极为沉重的，但是民众的反抗和起义却极为鲜见，足见佛教因果报应世界观影响了广大民众。虽然，即使在佛教盛行的梁朝，统治阶级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刑罚和杀戮，但刑罚和杀戮并不等于法，一味的刑杀恰恰是法的作用低下、法律没有地位的表现。
4.儒学世界观对法学影响的进一步扩大
该时期，人们的法学世界观虽然受到法家理论以及玄学、佛学的影响，但其核心仍是儒家的世界观，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加快。东汉末期，由于正统儒学中的神学目的论、繁琐的经学注释等走向极端，因而玄学和佛学等乘机兴起。但它们并不能否定儒学世界观中的主流。经学的衰败，本身是与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相联系的，统治阶级中的腐败阶层，其所作所为本身，恰恰使没有遵循儒学的基本原则，如修身养性、德治教化、以民为本、慎刑轻罚等，离开了经学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纲常名教。从而，破坏了封建社会所赖以生存的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秩序，这样，最高统治阶级内部的协调关系被打破了，广大农民起义了，出现了礼崩乐坏的不可收拾的局面。曹操、诸葛亮的统治手段，其实质仍是以儒为宗，然而他们却一抓就灵，一治就清，这说明，至少在当时，儒学中的核心内容，如宗法等级、以民为本、德刑两手并用等，还是有生命力的。

❽ 谈谈对近代中国法治思想发展的理解

感觉是进步了，其实不然法制一直都落后，因为没有参考所以摸索！！法制法制，就是治理心而已！

❾ 中国的法治发展的历史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提出：“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国民党旧法统的灭亡。国民党旧法统的废除，宣告了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终结，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我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

195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1954年宪法》诞生，奠定了新中国立国、治国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础，也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中国的法治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历经曲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确立法律的地位和权威。1982年宪法作出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法律的地位和权威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与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现行基本法律相继出台。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还制定颁布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报告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经济、行政、社会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制定。这一时期，我国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条，行政法规353条，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从此，我国法治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奋斗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一项极其重大的成就。一个以宪法为统帅和根本依据，部门齐全、数量适度、体例科学、质量较高、内在统一、外在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与此同时，我国公民法律素质明显提高。

由上可知，我国法治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了辉煌历程，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同时毋庸讳言的是，我国法治建设也历经曲折和磨难，在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个环节也的确程度不同地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国法治建设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存在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指引下，不断把我国法治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