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立法体制

『壹』 监狱法律体系的规范性文件中最高层次的是什么

宪法，抄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袭大法，是监狱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宪法第二十八条：
“国
家维护社会秩序，
镇压叛国和其他反革命活动，
制裁危害社会治安、
破坏社会主
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
”的规定，是监狱立法、建构
监狱法律体系的直接依据。它在监狱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

『贰』 司法制度的监狱制度

监狱的人民警察依法管理监狱、执行刑罚、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等活动，受法律保护。人民检察院对监狱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依法实行监督。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监狱工作。
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 （1）监狱。是关押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犯的场所。监狱可以分设男犯监狱和女犯监狱，女犯监狱应当由女性监狱人民警察直接进行管理。根据罪犯的犯罪性质及刑期长短，监狱还可分为重犯监狱和轻犯监狱。
（2）未成年犯管教所。是关押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未成年犯的场所。由于其关押的对象主要是不满18周岁的犯罪人，因此，未成年犯管教所也可以称作未成年犯监狱或少年监狱。中国对未成年人一贯给予特殊的保护，对犯了罪的未成年人同样如此。未成年犯管教所采用与其关押对象相适应的管教原则及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规定，监狱的设置、撤销、迁移，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批准。这样有助于根据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来使监狱的设置布局合理。各监狱设监狱长1人，副监狱长若干人，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必要的工作机构和配备其他监狱管理人员，营监狱的管理人员是人民警察，这一规定明确了监狱管理人员的法律地位。监狱警察是人民警察的一个警种，与公安、交通警察等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工作机构除一般包括行政机构和生产经营机构外，还设狱政、生活卫生、教育等机构。 （1）收监：
监狱对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并且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上的罪犯执行刑罚。监狱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或者是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监狱可以暂不收监。对于暂不收监的罪犯，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对其中暂予监外执行有社会危险性的，应当收监。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情形消失后，原判刑期尚未执行完毕的罪犯，由公安机关送交监狱收监。
（2）申诉 控告和检举：
罪犯对生效的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监狱在执行刑罚过程中，根据罪犯的申诉，认为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应当提请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处理，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监狱提请处理意见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将处理结果通知监狱。
（3）监外执行：
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在监内服刑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监外执行条件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暂予监外执行，由监狱提出书面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
（4）减刑 假释：
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的，根据监狱考核的结果，可以或者应当减刑或假释。减刑或者假释建议由监狱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予以审核裁定。
（5）释放 安置：
罪犯服刑期满，监狱应当按期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书。罪犯释放后，公安机关凭释放证明书办理户籍登记。对刑满释放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帮助其安置生活。刑满释放人员丧失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和基本生活来源的，由当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济。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 （1）分押分管
监狱对成年男犯、女犯和未成年犯实行分开关押和管理，对未成年犯和女犯的改造，照顾其生理、心理特点。监狱根据罪犯的犯罪类型、刑罚种类、刑期、改造表现等情况，对罪犯实行分别关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直接管理。
（2）通信、会见
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属、监护人。
（3）警戒
监狱根据监管需要，设立警戒设施。监狱或者管理人员在法律规定的情形时，可以使用戒具或者武器。
（4）对罪犯的教育改造
教育改造罪犯，实行因人施教、分类教育、以理服人的原则，采取集体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狱内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的方法。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
（5）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监狱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
（6）监狱的财政体制
监狱警察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经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列入国家预算。国家提供罪犯劳动必需的生产设施和生产经费。监狱依法使用的土地、矿产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以及监狱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占、破坏。
监狱管理制度有两大类：一是关于监狱职工的，一类是管理犯人。 一是关于监狱职工
监狱职工管理制度有作息时间、住宿规定，分配规定、请假规定及学习规定等。
一类是管理犯人
关于犯人的有：一日常规、就餐规定、住宿规定、探视规定、学习规定。还有服刑规定、外出规定等。

『叁』 我国监狱立法经历了哪几个历史进程

新中国的监狱工作，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创建阶段

（一）创建阶段的概况(1949年～1954年)

新中国的监狱工作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创立发展起来的。

1951年5月，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专门研究了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问题。

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和审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转发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

”根据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所作出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各地迅速建立了罪犯劳动改造机构，大规模地组织罪犯参加国家基本建设，如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垦荒、开矿及从事手工业、农业、副业等项生产。

通过大规模地组织罪犯劳动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监狱关押的罪犯坐吃闲饭、监管场所拥挤、监狱经费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确立了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

（二）创建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创建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全党高度重视，迅速将一大批罪犯投入劳动改造之中；(2)确立了监狱组织管理体制；(3)基本上解决了监狱面临的困难。

昨日在普通高中招生咨询会举行中，如何填报志愿成为众考生家长最关注的问题。

二、初步发展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的概况(1954年～1966年)

在总结新中国监狱工作创建阶段经验的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于1954年9月7日颁布实施。

以此为标志，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

《劳动改造条例》明确规定了我国监狱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监狱工作的方针、政策，监狱的刑罚执行，改造罪犯的方法、手段以及监狱的经费等。

《劳动改造条例》把我国监狱工作创建的成功经验用法规加以总结，使监狱工作及时、准确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我国监狱工作无论在罪犯的改造上还是在监狱生产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在罪犯改造上，我们成功地把日本战犯改造成为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的人士，把末代皇帝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将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改造成为守法公民；（2）在监狱生产上，逐步建立了一批大型工业企业、大型农场，形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监狱企业体系，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在北京举办了“全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展览会”，向全国及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监狱工作的成就。

（二）初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初步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制建设逐步发展；(2)确立了监狱工作方针、政策、原则；(3)制定了一套科学的监管制度；(4)培养了一支能吃苦耐劳的监狱人民警察队伍。

三、遭受破坏阶段

（一）遭受破坏阶段的概况(1966年～1976年)

从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国监狱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主要表现为：（1）监狱工作方针、政策，监狱工作取得的成绩被全面否定；（2）监狱所属的工业企业、农场被大量挤占和被迫交出；（3）监狱法规遭到践踏，监狱内正常的监管秩序遭到破坏。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监狱人民警察仍坚守岗位，忠于职守，防止了重大事故的发生，减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二）遭受破坏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遭受破坏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规遭到践踏，监狱法制观念有所淡化；(2)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实践证明是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队伍。

四、拨乱反正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的概况（1976年～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

我国监狱系统彻底清除了各种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正常的监狱监管工作逐渐恢复和全面展开。

在较短的时间内，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得到了壮大和发展，监管工作恢复了良性运转。

在监狱工作恢复、整顿的基础上，中央于1981年在北京召开了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监狱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并对监狱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研讨，提出了新时期监狱工作的任务和发展方向。

以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我国监狱工作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监狱工作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期。

（二）拨乱反正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拨乱反正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人民警察队伍不断发展壮大；(2)一些交出去的监狱被陆续收回；(3)监狱工作秩序逐渐恢复。

五、改革发展阶段

（一）改革发展阶段的概况(1981年至今)

“第八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以后，到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颁布，我国监狱工作先后推行了若干项重大改革，如办特殊学校、分押分管分教、改造工作向前、向后、向外延伸、改造生产双承包责任制等。

1994年《监狱法》颁布后，又进一步提出了依法治监、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建立现代监狱制度、实行狱务公开等涉及监狱整体性工作的改革措施，推动了监狱工作的向前发展。

同时，监狱系统还广泛开展了对外交流工作，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监狱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

（二）改革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我国监狱工作改革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是：(1)监狱法制建设发展迅速；(2)监狱的各项改革工作进展顺利；(3)逐步建立国家财政保障体制保障监狱改造罪犯所需经费；(4)监狱人民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肆』 介绍美国监狱制度~类型等>

美国监狱分为6类：由州政府福利局管辖；由州政府的社会事业局管辖；由州政府公共安全局管辖；由州政府社会事业局与福利局管辖；由独立的监狱局管辖；由州政府监察委员会管辖。

全美国有5000个监狱和拘留所，雇佣了42万狱警和工作人员。刑事司法专家称，从重判刑、创记录的毒品罪犯数量和高犯罪率导致美国不论监狱人口还是监禁率都堪称世界之最（截至2015年）。

刑事司法改革已经成为当代美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决策者需要直面刑事司法危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令人悲观的现状。

联邦刑事法典有4500部法律，且不包括政府有关刑事惩罚的规定，联邦犯罪清单太长、太模糊，人们在日常工作或业务中不知不觉中就有可能违背了许多联邦法律。

(4)监狱立法体制扩展阅读：

美国教育部调查发现，1979年到2012年间，州和地方地方政府在小学和中学教育上的支出增长了107%，而在刑罚上的支出增长了324%。

根据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最新报告，有11个州花在监狱和拘留所的钱比花在公立高校上的钱还要多。这11个州为密歇根、俄勒冈、亚利桑那、佛蒙特、科罗拉多、宾夕法尼、新罕布什尔、特拉华、罗得岛、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州。

今天美国全国监狱系统的雇员人数，已经超过任何一个500强企业在全球的总雇员，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花费约300亿美元兴建新监狱。

至今每年还继续投入超过300亿美元进行监狱的运营和维护，总投资规模已经接近美国对教育系统投资的7倍，从而创造出如此庞大的“监狱GDP”。

『伍』 监狱企业的监狱企业立法的可行性

第一，我国监狱经济改革的理论探讨为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近年来，我国关于监狱经济、监狱生产、监狱企业的学术探讨已经有了长足进展。部分话题已经相当深入，有的专家甚至开始进行制度设计的探讨。其中，有些专家提供了几种方案供参考，即设立中国监狱工业协会，组建专门的省级监狱产品经营集团公司，集团公司可以考虑由中国监狱工业协会组织协调、指导全国监狱产品的经济实体；可以考虑监狱管理局下设监狱企业集团公司，可以考虑在司法厅（局）下设监狱集团公司，也可以在经贸委下设监狱企业集团公司。 这些理论探讨直接触及到监狱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立法中最大的难点在于体制的不顺，如果不管不顾现行体制，立法的风险很高。不少专家对监狱改造体制的关注，为监狱企业立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我国目前司法领域立法已经有相当积累，为监狱企业立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我国目前司法领域颁布的法律有《监狱法》、《律师法》、《公证法》及司法人民警察适用的《警官法》，上述法律及相关的法规和规章对监狱企业立法而言，能够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监狱企业才可能避免走更多弯路。
第三，我国特别形态企业立法逐渐增多，可以为监狱企业这种特殊的企业立法提供立法模式的参考。我国企业改革走过了20年的历程，企业立法积累了相当多的成果，在上文提到的立法之外，学者开始关注特别形态企业立法，如邮政、军工、铁路、金融、文化产业等等。“这样就使得对特殊企业的定位不明，该特不特，这种‘特’，是由它们的政策性、管理性、非竞争性等社会和法律的要求所决定的。在不该特的方面，却发生了‘特’，这样特，是因为适应竞争性、市场化的要求的普通企业法实际上不能对其进行有效调整，故而在设立、组织、财务和运作上，放任行政操作，不能纳入企业法治轨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脱法状况。” 监狱企业立法一定要搭这些特殊形态企业立法的车，至少不能落在后面。

『陆』 如何完善监狱法

对罪犯的减刑、假释，是监狱最重要的执法行为。

1994年监狱法，七章七十八条，没有规定减刑、假释会议的监督制度。近年，一些监狱狱务公开的经验在一些刊物上时有介绍。主要做法大同小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罪犯减刑、假释公示制度、监狱减刑、假释会议邀请部分罪犯家属、罪犯、社会执法监督员等参加监督的监督制度，设立狱务公开信箱及监督电话等。这一尝试，从监狱行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狱执法的透明度，是监狱执法向公开、公正、公平和文明的方向发展的步骤之一，是监狱法治的可喜的进步。笔者对此是持肯定态度的。

按照依法治国和当代文明社会法治的基本原理，监狱执法行为必须公开、公正、公平。但是，在国家司法体制上，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减刑、假释委员会或非监禁执行局，对罪犯的减刑、假释，仍然是由人民法院裁定的。监狱对罪犯的减刑、假释，行使的是“建议权”。即“由监狱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报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核裁定”。这一做法，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通俗的提法叫做“搞减刑（假释）材料”或“做材料”。监狱把一批“材料”做好后，一般提前一个月报给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至于报哪些材料，94年监狱法没有任何规定，完全由监狱操作，这是监狱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本文不展开论述。在目前体制下，人民法院对监狱上报的减刑、假释材料一般都是“几十个罪犯一批，一批一批办”，而且多是“照批不误”。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开庭审理、定罪量刑还是对监狱在押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裁定，开庭时“一批一批地批发”都是不合法理的。这种“批发市场式的”办案，用什么程序保障当事人的权利？怎么保证法律的公允？是否有法律依据？（本文不展开论述）目前，人民法院受理减刑、假释案件主要是“看材料”、“审核材料”、“对材料作出裁定”。罪犯能否获得减刑、假释，主要取决于“材料搞的好不好”。人民法院不会也从来不深入罪犯的劳动、学习、生活三大现场核实减刑、假释材料的真伪。这样，监狱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对罪犯获得减刑、假释就十分重要，在目前的具体司法实践中，客观上已经具有“决定作用”。因此，在目前体制不变的前提下，实施狱务公开，在监狱减刑、假释会议上推行监督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从另一方面，受制于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受制于监狱法的不完备，推行监督制度、提高监狱执法的透明度十分艰难，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从体制上，目前一些监狱介绍的先进经验虽然在具体细节和发展方向上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推行这一制度的主体是监狱，自己推行某种做法监督自己，不能不是先天不足，人民法院与监狱客观上的“公检法是一家”。监狱上报减刑、假释案件时，法院与监狱实质上的变相“行政审批关系”，带有体制上的根本缺陷。提高监狱执法透明度是相对于暗箱操作，但是，监狱法没有规定监狱的执法行为必须公开，没有规定狱务公开的任何具体形式或程序，没有规定减刑、假释会议的监督制度的内容、组织及程序，没有规定监督人员的权利、义务及保障程序。即：于法无据。监狱执法，公开可以，不公开也可以；减刑、假释会议实行监督制度可以，不实施监督制度也可以。在重要的监督制约监狱、促进公正执法的这一自我净化的保障性的制度措施上，监狱法没有任何规定，这是监狱法的又一个重要缺陷，使监狱此项工作带有随意性。按照目前监狱实施狱务公开的本意，监督制度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需要在纠正存在的问题后，理出头绪，形成较完备的制度，在修订监狱法或制定监狱法实施条例时，予以固定下来。

（二）

近年，一些监狱实施的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 未采用公示通知的方式。

公示是在公众感官能够普遍感知的场所，用较醒目的方式（如张贴行政机关的决定或通知等），向公众明示并附以一定作为邀请的一种告知方式。作出公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公示面对的相对方是公众，公示地点必须是一处或几处能为一定范围最广泛的公众所感知，在电脑网络上公示是小范围的，有作弊之嫌。实质上，公示是行政机关对公众发出的一种要约，是行政机关向公众发出的要求公众参与某一行政行为的意思表示。行政机关作出公告明示后，相对方参与与否，一般完全出于自愿。由自己决定是否参与，相对方有自由裁量权，体现自愿、平等、和诚实信用的参与原则。 但是，目前监督制度的到场人员却完全由监狱指定，“想来的人来不了，不想来的人接到通知必须来”。双方并非处于平等地位，参加监督的人员并非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并非都是出于自愿的本意。监狱一般是通过书信或电话，在监狱减刑、假释会议前，通知有关人员参加。以通知罪犯家属为例，监狱采用的制式书信是：某某罪犯家属：“为了提高监狱执法的透明度，实施狱务公开，保障公正执法，某某监狱决定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监狱某某会议室召开罪犯减刑、假释会议，特邀请您列席监督，请准时出席。某某监狱年月日”。这一做法，罪犯家属参加监督是被动的，是非自愿的。所采用的通知方式不是公开公示的，主体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所以，监狱从最初的通知方式上，就已经违反公平、自愿、平等这一基本的法治原则。

2、 监狱指定的人员往往出于特殊的考虑，监督人员的主要作用是“仅仅是听听读材料而已”。

目前，参加监狱减刑、假释会议监督的人员一般有：执法监督员、社会志愿者、罪犯家属、个别罪犯等。这些参加监督的人员中，执法监督员一般是监狱聘请的离、退休干部，其中有的是原在监狱工作，离、退休后每月由监狱发退休金和其他“共享费”并到监狱报销医疗费的人。社会志愿者一般人数不多，况且他们一般不懂法律、不知到减刑、假释会议内容的真伪。罪犯家属一般经过监狱精心的选择，有的是减刑、假释会议将要讨论的对象的家属，有的是年内列入监狱减刑、假释计划将要减刑、假释的罪犯家属。这类罪犯家属对监狱一般都抱有感激之情。列席的个别罪犯，一般都是“将要减刑、假释或靠拢政府、表现稳定、能写感谢政府队长的思想汇报”的那类对象。以上这些人员一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说起话来都比较中听”，除监狱离、退休干部担任的执法监督员和个别罪犯，其他人对监狱内部规定的减刑、假释条件等，根本不懂。此外，监狱目前的监督制度，一般不邀请人大代表，不邀请法官，不要请法学院的教师，不邀请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不邀请“表现不好”或“年内没有减刑、假释希望的罪犯”或这类罪犯的家属。监狱的精心考虑和监督人员的选择，其目的很明确：“保持良好的会议秩序”“都是讲好话或是表示感谢的那些人”。但是，从另一方面却给减刑、假释会议的监督制度定下了“一言堂、唱颂歌”的基调。客观上，目前监督人员列席监督，其主要表现是“仅仅限于听”，被动地“听”，根本不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3、 监督制度由监狱按会议程序主持，无监督人员的权利保障程序。

迄今为止，监狱减刑、假释会议监督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都是由监狱按会议程序主持的。会议程序是会议内容在时间上的先后安排，一般必定有领导做教育讲话或总结讲话，或“画龙点睛”或“居高临下”，领导教育讲话一般占会议时间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会议程序不同于行政法的权利保障程序。而监督制度是监狱以行政权力组织实施的，按照我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包括程序公正原则、相对方参与原则和效率原则。程序公正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必须在程序上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必须排除可能导致不平等或不公正的因素，它由回避制度、合议制度、听证制度和调查制度来保障。相对方参与原则是指行政相对方在程序上有了解并被告知有关自己的权益的行政行为权利。相对方参与原则必然要求行政程序公开。行政法的终极目的在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保证行政权的公正行使。它由行政主体表明身份、相对方有了解内容、要求说明理由、听证调查发表意见、维权救济途径等制度来保障。效率原则是指行政程序的设立与实施应有利于行政效率的实现。行政活动无论是实体性的还是程序性的，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有关行政行为的规定，都必须在保障相对方合法权益和确保行政公正合理的同时，尽可能有利于提高效率。效率原则是对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为方式的时效限制，是用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限制和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来保障。

（三）

监督人员的权利主要有：知情权，询问权，听证权、调查权、质证权，会见当事人权，发表意见权，表决权，监督权，要求回避权、参与合议权，有了解并被告知有关自己的权益的行政行为权利，到会获得座位权，要求行政主体表明身份权、了解会议程序权、了解减刑、假释条件权，了解会议讨论对象的改造表现权，减刑、假释材料的质疑权、异议权。相对方有了解内容、要求说明理由、知道维权救济途径权，建议权。

保障减刑、假释会议上监督人员的权利，有必要组织减刑、假释会议各方代表委员会，实行委员会领导下的主席负责制。这个委员会是减刑、假释会议的临时权力机构，一般每年选举一次，讨论减刑、假释案件时召集，会议结束自行解散，日常办事联络机构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监狱刑罚执行科。委员会行使权力实行合议制，减刑、假释人选须委员会集体投票表决，表决时少数服从多数，负责减刑、假释会议的组织、合议和作出决策。

监督代表委员会最初组建时，由监狱执法监督员牵头，与监狱代表和驻监检察官各1人，组成3人筹备小组。这个小组负责组建减刑、假释会议各方代表委员会，负责制定委员会章程，负责向公众发出第一次减刑、假释会议通知，负责对有参加会议表示的监督人员的预先登记，在总报名人员中随机抽取确定到场的监督人员并发出通知，负责协调商定组成监督代表委员会的差额选举人选提名，负责召集、组织第一次监督代表委员会议，负责第一次监督代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无记名差额选举的组织，负责选举委员会主席，负责向委员会主席移交权力。

减刑、假释会议监督代表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应在7至11人，人数应当为单数，设主席1人，秘书长1人，公正委员若干人。以下人员是当然的监督委员会委员：监狱代表1人，监狱执法监督员1人，驻监检察院检察官1人，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或社会志愿者1人，人大代表1人，法院法官或法学院教师1人。另外，须等监督人员都到场后，当场选举其他监督人员代表3至5人，人数须多于当然委员人数。需要注意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不能当选。

『柒』 试述宋代的监狱管理制度

第一 宋代的监狱体系完备，规模庞大
那时，监狱既是刑事被告、未执行犯人和干连证佐之人的看守所，又是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的收容所；既是已决犯的羁押地，又是死刑犯的候刑场所；既是协助审判的司法机关，又是催索逋欠的行政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宋政府设置了自上而下完备的监狱体系
（一）中央监狱，是指设在京师而隶属于中央官署的监狱，主要有：“御史台狱”，是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的下辖机构，主要关押犯罪的官吏。宋太祖时，为防大理寺用法之失，将中央监狱移至御史台，时称“台狱”。御史台狱专门拘押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实质上成了皇帝惩办臣僚的御用书房。“大理寺狱”，宋初太祖改唐旧制，不设大理寺狱，宋神宗继位后，恢复大理寺狱，负责羁押“在京三司，诸寺监官吏犯徒以上重罪者”。由此，形成大理寺狱与御史台狱并存的局面。“开封府狱”。宋在首都开封设置监狱，兼具中央监狱和地方监狱双重职能。还有四排岸司狱和同文馆狱，属于行政官署的监狱；殿前司狱及马步军司狱就是军事机关的监狱。
这些直属中央的监狱规模比较大，据北宋曾肇《曲阜集》卷三《重修御史台记》载，御史台设东西两监狱。《宋会要.职官》二四载，大理寺设左右两狱。开封府也分为府司狱，左右军巡院狱和左右厢巡狱，仅左右军巡院便有狱房百余间。据《长编》卷三四九记载，元丰元年（1078年，当时大理寺和开封府囚禁犯人达千人以上。由此可见，开封府诸狱的容量不会少于五六百人。关于三司监狱的规模，真宗咸平元年（998），一次释放所禁之囚达三千人左右。即使考量到狱房的超负荷及狱外关押的情况，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央监狱规模也是很大的。
（二）地方监狱，宋在州县两级设立监狱。宋朝地方行政机构有路、府（州、军、监）、县，路是指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非一级政府，一般不设监狱。但是，各路设立提点刑狱使司（又称宪司），掌一路下辖州县的刑狱之事。《宋史.刑法志》记载：“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由此可知，宋在诸州设司理院狱和马步军院狱，司理院狱是民狱，马步军院狱是军狱。县狱仍行旧制，无军事监狱和非军事监狱之分。
各州监狱的规模也相差很大，每州一般设两处监狱，即为州院狱和司理院狱。一些重要的大州，司理院又分为左右或东西两院，共有三狱。如南宋洪适《盘洲文集》卷七十所载《广州狱空道场疏》便提到广州“三院空虚”。有的僻远小州，因为案件不多，却只设一狱，有的即使设了三狱，最后也要合并。神宗元丰元年（1078）四月十一日，丹州地方就上言：“本州僻山，管宜川一县，每有公事，止于司理院当直司勘鞠，乞并州院人司理院。”从之。
关于县级监狱的规模，南宋雷孝友《新昌狱记》载，刚修葺完毕的新昌县狱，“凡为室六，储廪湢浴以至治狱之具，皆料理中律。”按此记载，新昌县的监狱，具有六室的规模，显然县狱的规模要小的多。
第二 宋代监狱与囚犯的管理制度完善
监狱管理，尤其是囚犯管理制度，宋代在沿用前代规定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囚犯管理制度，以保障羁押的安全，防止犯人逃亡、死囚及舞弊现象发生。
（一） 门卫及内部安全管理制度严密
宋代监狱的门卫制度很严。凡收押犯人，由负责者填写案状，犯人入狱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查，金刀若酒及纸笔、钱物、瓷器、杵棒之属，一律皆不得入。《宋会要.职官》卷九五载：对向犯人提供违禁器物的人，视后果予以处罚；没有产生不良后果，也要杖一百；犯人因此得以逃亡，自伤或伤他人者，徒一年；犯人因此自杀，杀他人者，徒二年；如果犯人罪在流以上，只要逃脱，虽无杀伤他人的情况，也要处以二年徒刑。但是，还规定监狱管理人员不得擅自搜抄犯人随身携带的合法物品，违者，“杖八十，因而盗取，以自盗论。”
另外，对监狱看守也有较强的纪律约束，以保证监狱的安全。狱中每间牢房有专人负责，收禁犯人，须逐牢差定狱子，分明交与人数，不是狱中防守人，不得入狱中。每天晚上，由两三狱卒轮流值班，对该值班而不坚守岗位者，依法杖八十。为了督促狱吏坚持岗位，狱官不定时查岗，索牌点视，使当值狱吏尽心尽责。”
在严加看守的同时，宋代更加注意用惩罚来防范狱吏失职，对越狱，劫狱和盗囚的制裁尤其严厉。犯人如果在狱中出现意外，狱吏也要受到惩处。《庆历条法事类》卷七十五《刑狱杂事》规定：“诸囚在禁故自伤残者，吏人、狱子、防守人各杖八十；因而致死，各加二等。”
由于监狱所禁主要是未决犯，所以宋代严防走漏狱情和串供。不准狱中犯人与狱外人接触，亲友送来衣服食品，必须由看门人交给里面的狱卒，再由狱卒转给犯人。在押往受审地点的途中，犯人不得纵与外人言语，亦不得于店肆暂住。《宋会要.刑法》也设有专条法律，严防他们泄露狱情。“系公人漏泄狱情，杖一百。”又引《大观开封府六曹通用敕》规定：“诸左、右狱内只应人（指狱子、行人、产婆、医人之类，但可传达漏泄者皆是）并三人为一保，如通言语漏泄者，情重者，杖罪，五百里编管；徒罪，配千里牢城，同保人失觉察，各杖八十，勒停，永不收叙，即经停而别投名者，许人告。条法仍有告获似此之人，赏钱五十贯。”
为了减少泄露狱情的可能性，宋代还就狱卒的使用作了一些回避规定。《宋会要.职官》卷二四载：看守若同犯人有亲戚关系，必须另行派人代替。规定 “大理寺手分、狱子，令本寺于外州军差拨。”
对越狱行为，《刑统》卷二八《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规定：“诸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者，流二千里，伤人者加役流，杀人者斩，从者绞。”“私窃逃亡，以徒亡论”，即依流徒犯在服刑期间逃亡论罪，按日计刑。“一日笞四十，三日加一等，过杖一百，五日加一等”。
对劫狱和盗囚制裁更严。《刑统》卷一七《劫囚》规定，“诸劫囚者，流三千里，伤人及劫死囚者绞，杀人者皆斩”，而且强调“但劫即坐，不须得囚。”至于窃囚，如果成功，窃者与囚同罪。“如果未能得逞，即未离禁系之处，窃者也需减囚二等科罪。窃死囚未得，徒三年；窃流囚未得，徒二年半。因窃囚而故意杀伤人者，构成抢劫事实，按劫囚法论处。”
（二） 狱具使用制度日趋规范
宋代正规狱具主要有枷、杻、钳、锁和盘枷。《历代刑法考.刑具考》卷一载：枷是一种束颈狱具，分二十五斤、二十斤、十五斤三种；长五尺至六尺，颊长二尺五寸至二尺六寸，阔一尺四至一尺六寸，径三至四寸。锁是一种脚镣，长八尺至一丈二尺。钳也是一种束颈狱具，重八两至一斤，长一尺至一尺五寸，其作用与枷相似。宋代，盘枷的使用广泛。“县送徒至州，州送囚于他所，催理官物，督责赋税，锢身千里之外，荷校连月之间，”都要使用盘枷。
关于狱具的使用，也有一些技术性规定。上狱具之前，囚犯须经狱医检查，有无疮病残疾情况，如果是女犯，还要检查是否怀孕，再决定是否戴上狱具。重囚封枷，用三指宽的熟铁片和厚生牛皮各两道；轻囚只用铁片两道，再用软麻绳把枷身缠紧。带长枷的重囚，夜间枷上，还得用长索串连，并在索上系响铃。犯人所戴的枷上，用真书大字写上犯人姓名，并且三、五日一换标签，使字迹清楚可辨。不同犯人，使用不同狱具。同时，宋代仿效前朝，对一些特殊犯人在狱具的使用上实行减等或散禁。犯人八十以上，十岁以下者，以及废疾、孕妇和侏儒之类，实行散禁---即不戴狱具关押。属于议、请、减范围，以及可用官当罪者，虽为流以上罪，也只锁禁；如果所犯徒罪属于公罪，一律散禁。
对违犯狱具法规的行为，《刑统》卷二九《应囚禁枷锁杻》还规定了制裁标准：“应枷、锁、杻而不枷、锁、杻及脱去者，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而应枷而锁，应锁而枷者，杖罪笞二十，徒罪笞三十，流罪笞四十，死罪笞五十。如果犯人自行脱去及更换狱具，也按上述条文治罪。对依法不应用狱具而随意施用狱具者，杖六十。
（三） 拘押和分类监禁制度完备
拘押制度，是指犯人应具备什么条件和履行哪些手续，监狱方面才能收押的制度。宋代规定，凡是将被收押的囚犯，须先有狱官写明犯罪事由，办理登记手续，然后由狱医检查有无疮、病、残疾，妇女是否怀孕，并且严格检查犯人随身携带物品，不符合规定的物品严禁入内。最后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分类收押。
我国早期监狱，多是无限制的混羁杂居，这是狱制混乱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新唐书》卷四八《百官三》载：唐朝初步实行“囚徒贵贱，男女异狱。”宋代不仅沿袭唐制，而且实行“轻重异处”。宋《狱官令》规定：“妇人在禁，皆于男夫别所，仍以尽可能杂色妇女伴守”；“重囚有病，须别牢选医医治”。可见宋代不但男女分开关押，而且有病也另行关押。
另外，对民事诉讼案件，因为担心串供，也要分开关押。但也有例外，为了和解纠纷尽快息讼，也有把当事人双方关在一起，便于融通感情。据南宋《叶适集》载：宁海县知县周淳中就这样做过，效果很好。有叔侄二人因财产诉讼系狱一年多，周淳中将其叔侄系于一室，并晓以亲义，最后叔侄二人相泣而息此讼。由此可见，宋代统治者意识到禁系方式对审判的影响，并利用这种影响协助审判活动。这表明，封建统治集团的司法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第三 法内施恩的悯囚制度
悯囚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组成部分，到了宋代得到完善，体现了他们“布德恤刑”的思想。不过，宋代更重视从保障囚犯的基本生活的立法方面来体现其悯囚愿望。
（一）衣食供给制度
对于囚犯的衣食，宋代有一些细节规定，如凡有家属者，由家属负责供给衣粮。无家属或贫困不堪者，官府供给，管给衣粮，每日每人二升（相当于当时社会标准口粮）。当然，要求自备衣粮，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无告的穷人以狱中衣粮为生计。
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曾记载苏轼在狱中的情况：“苏子瞻元年间赴诏狱，与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亲戚代送而忘语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将以祈哀于上而无以自达，乃作诗寄子由，祝狱吏致之。”
这是“乌台诗案”的一件有名轶事。但是，并非每个囚犯都有条件由家人供送衣食，有的因离家遥远，有的因贫困难支。对前者，《刑统》卷二九载：“囚去家悬远绝饷者，官给衣粮，家人至日，依数征纳”。对后者，《宋会要.职官》卷五五载，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诏：“禁囚贫乏无家供送饮食，依法官给。”当时的盐菜津贴标准是，临安二十文，外路十五文；如果囚犯是寄禁犯人，只能得到标准定额的一半。
特殊情况犯人的口粮，尽管有规定可执行，但实际上很少兑现。在州一级，官府还有一定的财力，可在常平仓或义仓内支给，但在县一级，情况就十分凄凉。《通考.刑六》载：嘉泰四年（1204）有臣僚上言：“窃见县狱苦无囚粮，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许于运司钱内支，往往县道不敢支破，例多陪办于推狱，私取于役户，分甘于同禁之人。箪食入狱，攫拿纷然，极可怜悯。” 宋政府只得再次规定，《宋会要.刑法》卷六载：县囚之粮“申州就于平米支拨，岁终州县实支数申提举司出豁。”为了保证囚犯的口粮供应，嘉定八年（1215），进而建“囚粮历”，“日具支破姓名，取其著押；不愿支者，亦明书何人馈饷，俾随禁历月申提刑司以备参考。”
（二） 病囚管理制度
为防止犯人瘐死，宋代在监狱医药卫生方面也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宋史.刑法志》载：“诸狱皆厚铺席褥，夏日置浆水，其囚每月一沐”；“诸狱囚有疾病，主司陈牒长官，亲验知实，给医药救疗，重病者脱去枷锁钮，仍听家内一人入禁看待”。为加强对病囚的管理，由各州府颁发“印历”，各监狱狱官将囚犯病状，负责医治的官吏，医人姓名及治疗结果填写明白交本州长官签押，每年一换，以备检查。如果囚犯死亡，须经验尸后查明死因，方允许收葬。
设病囚院是管理病囚的一种重要方式，后唐长兴年间即有这方面的敕令，宋初编《刑统》时也继承了后唐的规定，在州府一级置病囚院，“或有病囚，当时差人诊候治疗”。宋代的狱医，称为“医人”，由懂医民户轮充，为宋代职役之一，官府建有医人名册，对其进行管理调用。如果有病囚，在册狱医须随叫随到，不准他人代替，并由当职官亲自点检。
保外就医是管理较轻罪犯的一项措施。北宋时期适用于杖以下罪犯，南宋时期适用于范围有所扩大。《宋会要.刑法》卷六载：“虽犯徒流罪而情款已定非凶恶者，即行责保知在，州委元差押医，每三日一次看验，如委实病损，即时申所属，却行勾追赴狱听候断遣”。还有“邸店养疾”，是适用于无人作保的病囚的管理方法。此外，有的地方还建立“安济坊”之类的慈善部门“以居病囚”。
为了督促狱官重视病囚，对病囚的生死负责，宋代制定了比较详细的狱官责任制。神宗治平四年（1067）十二月诏：“应诸州军府、军巡、司理院，所系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者，推司、狱子杖六十，每增一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
《宋会要.刑法》卷八载：孝宗淳熙元年（1174），又颁布“州官连坐法”，各州监狱管理不善，死亡人数过多，其狱官，令佐、守卒“悉坐其罪，不以去官赦原。”另一方面，对病死囚犯少的地方官吏，中央予以褒奖。《宋会要-刑法》卷六载，绍兴五年（1135），“宣州上收禁三百五十五人，及无病死人数，以最少去处当职官各转一官。”由此，官员得到了提拔重用。

『捌』 监狱法的进程

新中国监狱立法是在建国前的民主革命时期孕育，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正式确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孕育阶段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就开始了较为全面的狱制立法。曾先后颁布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感化院暂行章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组织规则》、《监狱改造细则》、《暂行羁押规则》、《监外执行条例》等一系列监狱法律、法规。这些监狱法律、法规对监所的性质、设置、管理体制、执行原则和管理制度等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为后来的监狱立法积累了经验和奠定了基础。
二、初期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是我国监狱立法的初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又可称之为劳动改造立法时期，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劳动改造罪犯的法规。1954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它对劳动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面作出了法律规定，起到了基本的劳动改造法典的作用，成为新中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该法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这为新中国的劳改改造罪犯制度及监狱劳动改造立法提供了宪法的依据和保障。自此以后，惩办和改造犯罪分子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在宪法的历次修改中都得到体现。以此为依据，我国又制定了《劳动改造管教队工作细则（试行草案）》（1962年由公安部颁行）等重要法规，完善了劳动改造罪犯的立法。
三、停滞阶段
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革“十年动乱，使整个国家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国家宪法和法律遭到严重践踏和破坏，国家立法机关基本停止活动，劳动改造罪犯的立法工作长期陷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劳改法规极少。这一时期的劳改法规主要有：1972年1月8日公安部《关于不得使用在押犯、劳教分子和就业人员搞机关生产和其他事务的通知》，1973年6月28日公安部《关于防止劳改犯和留场（厂）就业人员向海外写信泄露劳改机关地址等国家机密的通知》等。
四、新时期发展阶段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监狱立法进入新时期发展阶段。这一个阶段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86年为界，这一阶段偏重于恢复、调整、发展。
第二阶段从1986年至1994年为界，这一阶段进入新中国第一部监狱法立法活动阶段。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监狱工作面临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此，198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司法部，成立监狱立法起草工作小组。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专题讨论，前后修改数十稿，最后于1994年12月29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第35号令公布实施。至此，历时8年多的监狱立法活动，最终以新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的颁布实施而宣告结束。
第三阶段从《监狱法》颁布实施至今，在《监狱法》颁布后，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多年调研和讨论，根据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相继进行了修改，这两部修改后颁布的刑事法律，其中有关条款对监狱行刑的某些方面作了新的规定，它既标志着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在健全和完善的进程中又前进了一大步，也标志着我国监狱立法进一步走向成熟。为保证《监狱法》的贯彻执行，司法部又相继颁行了《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等配套法规。另外一些配套的法规也在制定过程中。

『玖』 司法部颁布的监狱管理制度一共有多少

司法部颁布的有：
《监狱提请减刑假释工作程序规定(2014修订)》、《关于监狱办理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
人大颁布的有：
《监狱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