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化的必要性
1. 论述什么是行政决策法制化和行政决策法制化的意义
对我国行政决策法制化途径分析的重要意义 :
(一)行政决策法制化的重要性内 人类历史已经容证明:任何重视强调决策的法制化的国家,将稳定健康成长。我们必须提高行政决策的地位在改革和发展的行政决策法制化的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因为行政决策不遵照法制化,也就谈不上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二)行政决策法制化的必要性 实现行政改革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实现行政决策法制化,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一定要建立在一定的实现方法基础之上。
所以,针对此我们应该寻找到有利途径,还有范围以及类型,进行专业的针对性的分析,做到紧贴时代,发挥出时效性。还应该对这种途径进行判断其是否能够真正处理相关性问题,做到不断完善以及提升我国当前的法律整体性,为实现行政决策提供必要的基础,还应该找出全新的值得学习的新观点,这样才能够有效保证我国行政决策得到有效实施。
2. 构成法治社会的必要性和意义
建设法治政府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民主政治。
法治与民主具有天然的联系,法治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保证。建设法治政府可以调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冲突,从体制、机制、程序上规范民主、发展民主、保障民主,实现民主政治。
(二)有利于促进法制完备。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律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制完备首先是形式意义上的完备,即法律制度的类别齐全、规范系统、内在统一;其次是实质意义上的完备,即法律制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需求。
(三)有利于严格公正司法。
建设法治政府要求司法人员自觉用公正理念指导司法工作,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树立司法权威,发扬司法民主,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四)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
法治与文明一脉相通,集中体现了人类追求政治民主、社会正义、社会秩序中自由、平等的共同要求。法治作为文明的制度形态和秩序形态,不仅是文明丰富内涵的集中体现,也是文明成果的显著标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建设法治政府,就是建设文明社会。
3. 什么是法治,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法治,顾名思义,法治就是"法的统治"。法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 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
法治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 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 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 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 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 不是靠掌权者的威严甚至特权, 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法治"和"依法治国"这两个概念是根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实际就是法治的另一种表述,二者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要全面认识法治的内涵,必须对法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法治与德治的概念做一下辨析,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
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一、法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必要性
(一)法治与民主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法治与民主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民主促进法治,法治保障民主。法治强调用法律治理国家,而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超然于政治体系之外的法律是不存在的,法律需要民主以保证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与此同时,法治通过规范政治行为、协调政治关系、解决政治问题等方式,保障民主在政治中的参与性以及民主权利的实现,促进民主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
(二)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由之路。
法治,对于限制政府公权力,保障公民私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二、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3)法治化的必要性扩展阅读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
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
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
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法治是依据法律的治理。
法治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层面的含义,它是指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方式,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强调以法治国、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提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法治还是指一种法律价值、法律精神,一种社会理想,指通过这种治国的方式、原则和制度的实现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状态。
总的来说就是法治包括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和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也就是强调两者的统一,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
4. 我国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旧的矛盾一解决新的矛盾就会产生,又开始了新的矛盾运动。在新旧矛盾之间绝对不存在哪怕一刹那的无矛盾状态。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时时有矛盾。总之,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穿于每一事物的始终,即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各有特点。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相互区别的,有着各自的内容,但它们又是相互联结的,任何现实的事物都是特殊性和普遍性、个性和共性的有机统一而且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从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对各国具体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矛盾的普遍性;各国的国情、环境、历史条件又不同,具体实践必然又有自己的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二者相结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正确道路,高好革命和建设。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原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基本思想原则的理论基础。我国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的理论成果。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当中,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共性,又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体现出中国特色这一个性。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注意中国的特点。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即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走自己的路,我们才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取得胜利。在所有制方面,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存;在分配形式方面,我们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在政治上,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在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上,我们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可以说是做出了很多创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5. 进一步推动国资专业化系统化法治化监管的必要性
摘要 一是持续深化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进一步理顺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出资关系,巩固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厘清了出资人代表与监管企业的职责边界,更加注重通过法人治理结构来履行出资人职责,维护好企业法人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6. 谈谈依法治国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如何完成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理解,依法治国最重要的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我们要从必要性和艰巨性这两方面来加深理解。了解必要性以增强自觉性,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条必由之路,除此别无他途;了解艰巨性以增强坚定性,要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进行不懈奋斗、付出艰辛努力。
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我们党作出的必然选择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策,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条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首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党对自己历史使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新中国的建立,应当是我们党从领导人民闹革命的革命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搞建设的执政党的转折点。1954
年宪法的颁布实施,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法律基础。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是党领导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新起点,党的八大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遗憾的是,八大提出的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主张,没有一以贯之地得到贯彻。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我们党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真正转变的伟大历程,先后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奋斗,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二是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就从指导方针和理论上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多样化,国家与集体、个人,政府与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调整,客观上要求执政党坚持依法办事,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善于通过国家机器、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党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变化,必然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其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从根本上说,执政党的任务就是治国理政,通过总结实践经验、集中人民智慧,提出党的主张,解决国家工作中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问题。而法律是实践证明的正确的、成熟的方针政策的制度化、定型化,正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因此,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决定,党必须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全国上下一体遵循宪法和法律,有利于保证党执政兴国,保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有利于持续推进各方面的改革,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建设与发展。
再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在根本上要依靠法治来保障,通过法治来推动。现在距2020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也就七八年,时间十分紧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战略目标,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动力和根本保障。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影响社会和谐的不稳定因素增多,人民群众对保障自身权益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民主法治建设的期盼越来越高,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
最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深入推进各领域改革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瓶颈期”,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就业、环境、资源、收入分配、城乡统筹等不少领域牵涉的利益格局十分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越来越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越来越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系统谋划、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法治既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同时也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方式,还是凝聚改革共识、分担改革风险、推动改革深化的最佳途径。从我国历史看,很多重大改革都是从变法开始的;从国外情况看,法国推行养老制度改革,美国推行医疗制度改革,都是通过法治的途径。因此,改革越是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让政府和人民共享法治红利,以法治来引领改革方向、推动改革进程、保障改革成果。
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务艰巨繁重
1997
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领导人民实施依法治国,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基本方略载入宪法,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当前最大公约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全面推进,立法质量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能力逐步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有所提高,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得到加强。其中突出的一项成就是,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部门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实现有法可依。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大党,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自己的国情,扎实推进立法工作,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立法路子,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律体系,使我们站在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的历史起点上,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依法治国是一项十分庞大和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目标,任务艰巨而繁重。从历史原因来看,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传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可见,在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封建专制传统、人治文化根深蒂固、经济社会发展又不平衡的国家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面对比其他国家更多复杂的问题。
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有法不依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基本解决,有法不依的“短板”效应愈发明显。有的同志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割裂开来,把法律制度视为障碍、绊脚石,甚至撇开法律另搞一套,形成法律规定与权力行使“两张皮”。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人治思维和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习惯于拍脑袋发号施令,甚至侵犯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害党的威信和法律权威,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因此,坚持有法必依,确保宪法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和攻坚环节。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仅可能成为依法治国的“瓶颈”和阻力,而且会影响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的成就受到削弱、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已取得的成果受到影响。二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突出。有法不依更多的是乱作为,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更多是不作为。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权力、金钱、人情、关系等因素屡屡影响法律的有效实施,经常出现“明规则”干不过“潜规则”的情况。究其原因,与一些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对宪法和法律缺少敬畏,不习惯在法治轨道上用权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有的徇私枉法,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在执法上不作为,讲人情,不讲原则,造成“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现象比较普遍,结果是老实人吃亏,既放纵了违法行为,又打击了守法的积极性。有的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只看眼前、忽视长远,重经济建设、轻法治建设,只顾政绩、不顾群众。这既损害了法律权威,又难免造成新的社会热点问题。三是,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不够强。当前,全社会“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法律权威还没有从根本上树立起来。“法不责众”的心理比较普遍,一些人只想享受权利和利益,而不愿承担责任和义务;一些人信“访”不信“法”,不习惯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热衷于“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不理性、非法治效果。
总之,按照党的十八大的要求,到2020
年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时间十分紧迫,任务艰巨繁重,需要我们以更强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谋划推进依法治国。
7. 当代中国法制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相当多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法律 效力的政策,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是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的,是在人 治因素非常浓的体制下形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法律和法规,由于他们是在 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制定的, 也带有计划经济的色 彩或痕迹。 这些法律和法规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尤其是与中国已 经加入 WTO 因而在我国社会的许多领域和社会事务中必须充分地与 WTO 规则相衔 接的现实需求很不协调。对这样的法律体系,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方法 废旧立新,兴利除弊。
其次,全面改革的进行离不开法制改革。法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 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形式,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他社会生活和社 会关系是其内容。内容的变化要求形式的变化。但是,由于法律一旦形成体系就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滞后性,或者说僵化性与保守性。须知,建国以来曾经起到 积极作用, 而现在弊端丛生的各种体制都为与之相适应的旧法律所固定。从我国 已有的情况来看,对滞后于社会生活的法律仅仅通过常规的立、改、废进行更新 协调往往形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法律应急”惯例,更容易造成法律 制度在整体的制度体系和结构上的更大的矛盾和冲突, 法律对于社会发展要求的 滞后性反而更严重。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解决法律制度滞后性的较好的方法可 能就是施行大胆的法制改革。 法制改革是使法律适应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发展 同步的必要的制度创新机制。这样我们的全面发展才能进行。
再次,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场深 刻的社会变革,与此相应,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相适应 的法律体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设,更不是简单的立法,而是具有变法意义的 一场深刻的法治变革。正如一些著名的法学家强调的“应该着重指出,今天正当 我国改革的宏伟事业进入关键时刻之际,随着我国改革宏伟事业的发展,只提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不仅是适应中国改革实践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 而且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过恢复、 重建为主的阶段之后登上了一个更 高的阶梯,标志着我国实现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进程的加速。 ”
最后,法制改革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客观要求,是改革最终胜利的保障。在当 代中国,法律演进、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是等值的概念,法制现代化意味着法 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这样一个转型没有改革的推动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在 历史上,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不仅十分重视法律的常规性的立、改、 废活动,而且十分重视法制改革或“变法” 。我国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进行的 法制改革,汉初文、景二帝领导的法制改革,唐初李世民对法制的改革,王安石 变法,戊戌变法,都富有历史意义地推动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适应了当时的 社会状况和需要,在极大的程度上和广泛的范围内保证了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 在外国历史上,30 年代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战后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当今 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不也都是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改革吗?他们都加速 了各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从而适应了迅速变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需要。
8. 法治的重要性300字
生活在西方的我们如今看中国,它正非常努力地让其法律与法的精神接轨,走向法治归宿。我们在英格兰创造了法治,它一直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祝愿你们的努力能够取得成功,对于世界的幸福、财富、自由来说,意义非同小可。
中国的情况不一样,而且英国已经实行法治这么久了。中国有不同的传统,也有不同的道路,如何在中国实现法治?
我要说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对中国实行法治非常有信心。
举个例子。深圳30年前只是一个小渔村,30年前如果你问:“我们能在30年中把这个小渔村变成一个人口达1000万,高楼林立,整个世界都会为之瞩目的城市吗?”人们肯定会回答“不可能”。但是看看现在深圳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同样,35年前你问一个中国人,说“可不可以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人们肯定会告诉你“不可能,我们没有这个传统”。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但看看深圳的现在,无论黑猫、白猫,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得还是不错的。
所以,我对中国的法治非常有信心。下面,我来回答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陪审团可否在中国得到实施?
在很多社会中,陪审团是可以实现的。英国陪审团的流程和理念,就是一旦有人被控有罪,就会在社会上选出12个人到法庭上来听证。在充足的听证后,他们会到庭外对案子进行讨论,然后回到庭上判定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
这种情况,的确在英国是有效的。但在其他的国家,这个经验并没有用得很好,比如在日本就不行。这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在1930年左右,日本尝试实行陪审团制度,结果很快就废弃了。在日本根本行不通,原因是日本人不擅长做决定。法国人做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他们不喜欢评论别人,或对别人的事情做判断。所以,在日本如果实行陪审团制度,可能要经历好几年才能做出一个决策。
但在中国,陪审团很有希望行得通。因为陪审团制度需要几个条件,比如民众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比较好的经济能力,而且对司法系统有着比较好的理解,他们就可以作为陪审团的基础来源。现在,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裕,有越来越多的大学,中产阶级层不断扩大,为陪审团制度提供了非常好的实施条件。一旦有了好的陪审团制度,法治的实现就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了。
但这种法治上的改变是比较大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两年甚至5年内就可以完成。中国的经济改革用了30年,才达到了今天的成就。实现法治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我也很乐观,随着中国人民的财富的增长,经济能力、教育水平的提高,这非常有希望实现。我遇见的中国人都很有思想,很理性。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这些人为彼此负责,非常出色。
因此,我认为很多中国人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去把社会推向法治,也具备潜质推行一个有效的法治体系。
比较难的问题,是权力尤其中央权力机关与法律间的关系,以及法律究竟是由比较精英的人还是由人民来制定?当然,权力机关包括中央的权力部门把权力下放是很难的事情。但可以看到,现在中央都在讨论如何将权力下放。以前这种事情是难以想象的,今天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也看到,需要各种各样的新政策去适应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只有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经济才能更好地发展。所以,想让中国这个有漫长文明历史、有复杂国情的国家向前发展,只依靠中央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把权力下放,才能建立比较和谐、成功、幸福的社会。
现在从中央的讨论以及预备实行的政策,已经看到了高层逐渐想把权力下放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能力的加强,对司法体系的了解与运用进一步成熟,就非常有可能使人民的权利与权力获得平衡,法治实现本土化成长。
9. 法治改革的必要性是哪几点
首先,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有相当多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回法律效力的政策答,是 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是在人治因素非常浓重的体制下形成的。这些法律和法规与改革开放 的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很不协调。对这样的法律体系,必须以改革的精神、用改革的方式废旧立新,兴利除弊。
其次,法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形式,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是其内容。对滞后于社会生活的法律仅仅通过常规的 立、改、废是不行的,而必须实行大胆改革。
复次,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 革。与此相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和民主政治法律体系也就不是一般的法制建 设,更不是简单的立法,而是具有变法意义的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
最后,在当代中国,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是等值的概念。现代化意味着法制从传统到 现代的转型。这样一个转型没有改革的推动是绝不可能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