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学家约翰菲尼斯
Ⅰ 古典自然法学的产生发展
西方的自然法学思想是怎样兴起的？
在西方数千年法律思想长河中，“自然法”这一名称被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而运用，它的命运也极尽曲折：既曾经被奉上神坛，当作绝对的真理，判断现存法律（实在法）是非的终极标准，受到热情的捍卫，或作为革命的旗号，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学、中世纪神学到启蒙运动一段很长的故事；又曾被视为无稽之谈，给与无情的嘲讽和猛烈的攻击，被边沁（J．Benthan,1748--1832）讥为“高烧时的胡说八道”，这主要是19世纪法律分析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甚嚣尘上之事。时间进入到20世纪，一度衰落的自然法学又开始了复兴进程，特别在二战以后达到高潮，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观念重新进入人心，占据了法学理论的重要地位，并极大地影响了法律实践。
自然法学的历史命运说明，只要人类还有自我反省的能力，还需要追问现存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还试图改革现状以创造更美好的社会，就避不开自然法的问题。正如梅因（Henry Maine，1822—1888）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自然法，…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①]。或者用祁克（O．F．von Gierke,1841—1921）的话来说，就是“不朽的自然法精神永远不能被熄灭。如果它被拒绝进入实在法的机体，它会象一个幽灵飘荡在房间的周围，并威胁要变成一个吸血鬼吸取法律机体的血液。”[②]
纵观从古到今自然法概念的含义变迁，有一点始终不变的是：它与实在法相对，是高于实在法并对其进行约束的一些基本原则。因此本文将承认有高于实在法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神意、道德或人权等等）存在的法学思想，都称为自然法学，以此作为讨论自然法学思想兴起的基础。
一、古代的自然法学
当代自然法学的传统基础，主要是17、18世纪近代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然法的观念（被称为古典自然法），而古典自然法又来自于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
古代的自然法，最初含义显然来自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理解，认为大自然是不可侵犯的，自然法就是反映自然存在的秩序的法，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这是古希腊人对西方法律思想的杰出贡献，代表人物为前期的智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和后期的斯多葛主义者。古罗马人的自然法观念从斯多葛主义发展而来，强调自然法就是正义，是人定法（万民法、市民法）之前发生的、由自然理性指定给全人类的法律，它是最根本的法，是衡量一切人定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前期代表为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公元前43年）等古典罗马时期的著名法学家，后期为塞涅卡（Seneca，公元前4—公元65年）。
古希腊思想家的“自然法”概念，首先来自于智者学派对“自然”的分析。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作为他们著作的标题，用自然事物或自然规律来解释人类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生活，这里的“自然”意思是“永远象它自己”。智者中的一派认为，人人皆为圆颅方趾，自然要求人人平等，人与人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造成这样的后果。因此，现存的种族歧视、奴隶制及其法律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的：“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公元前540年—公元前470年）把法律看作“神的法则”，要求人类制定的法律服从神的法则。还有些智者相对比较消极，认为人不应被法律引向歧途，只应顺应自己的本性冲动（自然）而行动，也就是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是按更高的自然律行动。可见，智者的这些批判现存法律制度，要求服从超越于既有法律制度之上的更高原则的思想，是后世自然法的宝贵渊源。
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9年）、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确信存在着某些不变的标准支配着实在法，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作，可以发现这些标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明确将法律分为自然法和人定法，认为自然法是反映自然秩序的法，是普遍的、永久不变的法，高于内容变化不定的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据。
晚期希腊自然法思想的代表主要是斯多葛学派，他们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认为理性是遍及宇宙的力量，不同国别或种族的人所具有的神圣理性是一样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思想源头）。因此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在整个宇宙中都有效。自然法是理性的法律，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个别立法者所制定或编撰的，相反，它是城市的条例和习俗应遵循的准则。斯多葛派学者大多倾向于疏离于现存政治，追求顺应自然，依理性和道德，过禁欲主义的生活。
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后期人物与罗马法学家的交流，自然法思想传入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法观念的形成，并导致罗马道德哲学的兴起。西塞罗是古罗马自然法思想的前期代表人物，他是政治家、法律改革家，对自然法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使自然法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变哲学的自然法为法学的自然法，将法哲学世界观，发展为法学世界观”[③]。西塞罗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是不可废除的、永恒不变的，他说：“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实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力图变更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种恶，试图废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许的，而要想完全废除它的做法是不可能的……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尊守它；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它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法官。”[④] 在西塞罗看来，最愚蠢的想法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都是正义的，完全非正义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质。因此，自然法高于一切国家制定的法律，是最高法律，是衡量一切人定法（市民法、万民法）的唯一标准，人定法应以自然法为根据。
塞涅卡是罗马后期的自然法学代表者，他对与政治制度有关的问题不感兴趣，这是与西塞罗不同的。在自然法中，塞涅卡看到的不是对政治改革和法律创制有用的标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要用道德的、宗教的关系而非政治的法律的关系来协调社会。在塞涅卡看来，国家至多是一种必要的祸害，本身并不为善，人类应该寻求的是自然赋予的高尚道德和应有的勇气，并借助它安静地忍受命运给予的一切。在这里，塞涅卡的自然法成了一种解脱哲学和拯救哲学，并汇入到当时宗教运动的洪流中去，促成了基督教思想的兴起和传播。而基督教，几乎成了中世纪一切思想的基础。
二、中世纪自然法
中世纪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他融合了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神学法律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神学自然法学说，认为自然法是有理性的人对上帝永恒法（神的理性的表现）的理解和参与，高于实在法，是实在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
中世纪的自然法思想，基础是奥古斯丁从原始基督教义发展而来的教会哲学。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价值共同体，即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前者追求神圣价值，后者追求世俗价值，后者是人性败坏的产物。他认为，教会是上帝指派拯救人类的工具，国家和法律是为了对付人类堕落、依神意而产生的惩治罪犯和救济罪犯的手段，因此国家必须服从教会，世俗法律必须服从上帝的永恒法。显然，奥古斯丁用永恒法取代了自然法，用上帝取代了斯多葛学派的“理性”。
托马斯·阿奎那融合了奥古斯丁的神学法律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自然法思想，提出了经典的神学自然法学。阿奎那将法律按属于神还是人，是理性还是具体文字表现分成如下表所示的四类：
阿奎那的法律四分法
上帝（神）
人类
理性
永恒法
自然法
文字表现
神法（圣经）
人法（实在法）
资料来源：阿奎那著：《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06页至108页
在阿奎那看来，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是统治宇宙的最高法，一切法的源泉，文字表现出来就是《圣经》，在地位上高于人间法；自然法是人的理性对上帝永恒法的理解，是“理性动物对永恒法的参与”，表现出来就是国家机关（君主）制定的成文法律。因此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实在法）必须服从自然法，并最终服从永恒法。自然法通过对人的理性的肯定，也肯定了人的独立存在地位，肯定了人趋利避害的生存要求。阿奎那还第一次宣布，自然法的内容可以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引发了相对自然法的萌芽，这是对以往自然法学思想的一种突破。
三、古典自然法学
17、18世纪流行的古典自然法学，是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的决裂，意味着中世纪神学（神权）世界观的终结和近代法学（法权）世界观的诞生。古典自然法学家即启蒙思想家们不再以神性作为自然法的基础，而认为自然法是适用于自然状态[⑤]的、可以从人的理性中推导出法律原则，在效力上这些原则高于实在法。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主要包括荷兰的格劳秀斯（Grotius，1583—1645），英国的霍布斯（Hobbes，1588—1679）和洛克（Locke，1632—1704），德国的普芬道夫（Pufendorf ，1632—1694）以及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Rousseau，1712—1778）等。虽然他们对于自然法的论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就普遍的观点而言，认为自然法是与自然状态、社会契约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社会形成之前的自然状态中通行的法则。人类能够运用理性引伸出来这些符合人的根本利益的原则，其核心是人的自由和平等。在自然法的适用上，启蒙思想家是最为坚定的改革家，要求任何不符合自然法的实在法都要无情地加以废除和改革。17、18世纪的革命和法律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自然法理论推动的。
古典自然法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至英国清教革命前） 这一阶段是欧洲从中世纪神学和封建主义中求解放的时期，重要标志是新教的兴起、政治开明专制主义和经济重商主义的出现。格劳修斯、霍布斯、斯宾诺莎（Spinoza，1632年—1677年）、普芬道夫的理论，都属于这一阶段的自然法学。他们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然法得以实施的最终保障应从统治者的智慧和自律中去寻找。如普芬道夫，同霍布斯一样，他认为人受自爱和自私的强烈推动，在人性中天生有某种程度的恶意和侵略性；同时，又与格劳修斯一致，相信人身上也有寻求与别人联合并在社会中过一种安静、友善生活的倾向。从人性的二重性出发，普芬道夫认为，自然法就具有两个基本原则：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和不去扰乱社会秩序。两个原则结合在一起，就是“每个人都应当积极地维护自己以使人类社会不受纷扰”[⑥]。普芬道夫认为，自然法是真正的法律，而不只是一种道德指南，主权者必须服从。只有上帝才是“自然法的复仇者”，但当君主成了国家的真正敌人并使国家面临实际危险时，个人和人民有权为了保卫自己和国家的安全而反抗君主。
第二阶段（17世纪40年代英国的清教革命至18世纪初） 这一阶段的经济、政治和哲学都以自由主义为标志，洛克和孟德斯鸠是这一时期自然法学的代表。洛克认为，在人类法律产生以前的自然状态中，适用的是自然法，“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⑦] 自然法要求，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应当归还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履行诺言，赔偿因过错造成的损害，惩罚应予惩罚的人。但是，按照洛克的说法，在自然状态下，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没有公正的裁判者、缺少执行判决的权力，因此人类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创立社会，建立国家权力机构，颁布明确的法律，以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显然，国家颁布的法律，“只有以自然法为根据时才是公正的，它们的规定和解释必须以自然法为根据”[⑧]。而且，他们赞成一种权力分立的方法来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并反对政府对这些权利的不正当侵犯。这一阶段的自然法思想，后来在美国思想界占据了优势。
第三阶段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是人民主权和民主的坚决信奉阶段，最杰出的代表显然是卢梭。在卢梭看来，自然法完全出自人的理性，是普遍正义和人民的公意，所有的法律必须由公意指导下的主权者（立法者）制定，也由人民来加以修改，“人民永远可以做主改变自己的法律”[⑨]。卢梭坚信存在着个人的“自然权利”，根据这一点人们把他划入古典自然法代表。但是卢梭崇尚至高无上的集体“公意”，又不主张采取预防主权者滥用权力的措施，容易被人恶意滥用而导向专制。这种思想，使他区别于洛克等人。这一阶段的自然法理论主要流行于法国，并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基础。
尽管近代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然法的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占上风的意见是，由人类理性建构出来的自然法，具有不证自明的、一贯和必然的，即使是上帝也不能改变的特性，是实在法的基础，是衡量一切行为善恶的标准。这一思想，在那个时代特别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正如登特列夫所作的评论：“如果没有自然法，恐怕不会有美国或法国的大革命，而且自由与平等的伟大理想，恐怕也无理由进入人们的心灵，再从而进入法律的典籍。” [⑩] 由自然法引伸出来的许多主张，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常识，如：（1）个人主义 即以个人为中心，崇尚个人优先于集体、个人是集体和社会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理念。（2）人权 即个人具有一些生而有之、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包括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等等。（3）法治主义 指的是合法的政府和权力，源自法律，未经人民许可，不得行使强制权力，政府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观念，由此产生民主制度、立宪制度和三权分立等思想和制度建设。
四、自然法的衰落与复兴
19世纪是古典自然法学衰落的时代，衰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以颠覆性、革命性面目出现的古典自然法，已完成了清除人类的迷信和偏见、推翻旧的不合理的制度的历史使命，它所提倡的许多主张已成为现实的制度，因而一度失去了大多数动力和必要性。
另一方面，古典自然法学在逻辑上存在一些含糊的、不宜证明的难题，如自然法确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怎样证明自然权利的存在？分析实证主义和历史学派在这些问题上向自然法理论发难，摧毁了它的先验的哲学基础，削弱了自然法理论的影响。
但正如前所述，自然法是对不正义法的反抗，只要人心中还存在对现实政治法律制度的不满，要求改革和进步，自然法就不会死去。或者，如梅因所说，“时代越黑暗，则诉诸自然法和自然状态便越加频繁”[11]。19世纪末20世纪的初期，关于自然法的学说开始复兴，被称为“新自然法学”[12]，二战后因学术界对二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的反思而得到进一步增强，并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因美国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影响而达到高潮。因此，大致上可以将自然法的复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二战
经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历史法学等流派打击而衰落的自然法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其标志是新托马斯主义法学[13]的出现和1910年法国法学家夏蒙（J．Charmont，1859—1922）发表的论文《自然法的复兴》。
自然法在这一时期的复兴，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时代改革的需要 在古典自然法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成为正统已经一个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方面已暴露出弊端，需要进行改革。而分析实证主义强调对现有法律制度的进行逻辑分析，不作价值判断，不能为改革法律制度提供足够的指导，它所标榜的确定性和科学性令渴望改革的人们感到不满足，并怀疑它的权力崇拜欲。
（2）法官的需要 法官在审判时，并不单纯是运用纯粹逻辑推理将规则或判例适用于特定案件或情况，而是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以高于实在法的原则为指导，对现成法条作灵活解释或用道德原则和抽象理性来补充。因此，法官需要自然法来辅助实际法律的不足，给予法院判决的自由权。
（3）法学学科的需要 自然法虽然在逻辑上有些困难，但是它对于法和道德的关系、法的价值、法的正义性等法学基础问题的讨论，能引导人们对法律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并得到深刻的认识。没有这一部分内容，法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不完整的。
这一阶段的新自然法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惹尼（Geny，1861—1944）、夏蒙，意大利的韦基奥（Vechio，1878—1970），德国的施塔姆勒（Stammler，1856—1938）等人。这时候的新自然法学，力量上和影响力上都不够，法学中的主导学说仍是分析实证主义和社会学法学。
2、第二阶段 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主义横行，德国纳粹在立法中，严重践踏西方传统的人权观念和权力制约的要求。法西斯的暴行与实证主义法学之间的联系，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强调法律应该具有绝对的价值准则、正义高于实在法的自然法学观点，重新引起多数人的关注，这促进了新自然法学的发展。
在反思过程中，有两件事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纽伦堡审判 对德国战犯在纽伦堡进行的审判过程中，提出了军事领导人在执行政治领导人的命令去杀人时，应不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审判结果表明，法官们认为在面对着明显的谋杀和野蛮的犯罪时，执行命令的那些军事领导人，必须服从更高的道德义务，上级命令不得作为免除被告责任的理由。这次审判被公认为是自然法理论的胜利，实证主义法学的失败。
（2）拉德勃鲁赫（Gustav Radbruch，1878—1949）的转向 有时候，某个人的行动能对历史发展起相当大的作用，拉德勃鲁赫正是这样的人。二战后，他从实证主义法学（新康德主义）转向自然法，震动了西方法学界，并引起广泛的争论，大大促进了新自然法学的发展。在二战前，拉德勃鲁赫坚信“实然”和“应然”的区分和价值的相对论，认为宁可要不公正的秩序，也不容忍混乱。战后，他指责实证主义鼓励德国法学家站到了纳粹暴行的一边，承认在实在法之上有神法或超实在法（即自然法）的存在，两者发生冲突达到不可容忍时，实在法就完全失去了法的本性和效力，这时人应该服从正义的自然法。
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除了德国的拉德勃鲁赫外，还有法国的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1882—1973），比利时的达班（Jean Dabin，1889—？），以及美国的富勒（Lon Fuller，1902—1978）。其中马里旦、达班持有的都是神学主义的新自然法学，神学主义的新自然法学在这一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反映了二战后人们在法西斯法律制度下所受的心灵创伤和对世俗实证主义法学的失望，以及对超越和制约现实法律制度的神学法学的向往。
3、第三阶段 20世纪60年代以后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时代，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风起云涌，并得到其他少数民族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支持。1968年法国学生的示威活动和知识分子的抗议，美国60年代末开始的学生反越战行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这些运动使人对西方法律制度所据以建立的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念产生怀疑，激起学者们重新思考和探讨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这一切，促进了新自然法学进入高潮，运动中心也从西欧大陆转移到美国。
这一阶段的新自然法学家，以美国学者为主，他们以富勒为领袖，以罗尔斯（John Rawls,1921— ）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 )[14]为骨干。英国的菲尼斯（John Finnis），也是这一阶段重要的新自然法学家。
五、新自然法学对古典自然法学的改造
在坚持存在着某些基本原则高于实在法这一点上，新自然法学继承了古典自然法学，但也与古典自然法学存在以下的不同。
1、不再寻求先验和永恒的绝对基础 古典自然法学自信理性能为自然法寻求某种永恒不变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先验价值基础，从某些绝对原则出发可以演绎出所有的法律制度。新自然法学不再相信绝对的先验价值基础，认为正义、平等、自由、效率等等都可以成为自然法的基础，自然法的内容可变。显然，新自然法学的价值多元化和相对主义的色彩比较浓。在很大程度上，新自然法学已不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是用以判断个人伦理或实在法的原则时的一种方法。
2、不再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 古典自然法学是启蒙思想家反对黑暗的专制制度和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的有力武器，具有重估和颠覆一切现有法律制度的愿望和能力。新自然法学不具有这样的愿望和能力，只是探寻现已比较成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的价值基础，以及改良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原则。
3、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 新自然法学与社会法学、实证主义法学之间，不再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而出现了向另一方靠近、愿意接受另一方提出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的现象。实际上，新自然法学吸收了社会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许多成果和观点，因而具有融合和综合的倾向。如马里旦持有的新自然法学被称为社会自然法学，达班的理论被称为分析自然法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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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43页，。
[②] 转引自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③] 转引自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④] 转引自[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⑤]对自然状态的看法，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显然是不一致的。霍布斯将自然状态看得很坏，认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有好有坏，人与人是平等自由的，虽然有自然法但没有明确的法律和权力来维护秩序；卢梭则将自然状态看得比较好，认为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是人堕落的开始。
[⑥] 转引自前引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第44页
[⑦] [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页
[⑧] 同上洛克：《政府论》下篇，第10页
[⑨] [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3页。
[⑩] 转引自前引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第48页。
[11] 前引梅因著：《古代法》第53页
[12] “新自然法”学分为神学的（新托马斯主义）和世俗的（非神学的）两大类，前者在二战刚结束一段时期占了主导地位，后者在60年代以后成为新自然法学中的主流。
[13] 托马斯指托马斯·阿奎那，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是指阿奎那神学基础上的自然法理论的复兴。
[14] 对于德沃金是否该归属于新自然法学派，理论界意见不一，德沃金本人也表示否认。这里将他归为新自然法学派，是按照本文对自然法的定义和遵从我国多数学者的分类习惯。
注：原文为《西方法学流派撮要》中的一章。曾有朋友向我提过西方怎么会产生自然法学思想这样的问题，因此我贴出该章节的一部分内容，虽然写得比较浅薄，但可稍稍回答这个问题，并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Ⅱ 古典自然法学派与新自然法学派的区别
古典法学派是指17—19世纪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所产生的一种世俗的自然法学，它是批判中世纪神学的自然法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和尖锐武器。他们的代表人及其著作有格老秀斯《战争与和平法》、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这一时期的自然法学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1、以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人的理性作为
法律
的基础和衡量的主要标准；2，强调个人的权利，提出天赋人权的理论；3，对自然法内容作了详细的论述；4，把自然法思想与社会契约结合起来等等；
但是19世界末20世纪初，西方一些法学家又开始重视和研究自然法观念，自然法理论在冷遇了半个世界后又复活了，即为新自然法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及其著作有法国人雅克·马里坦的《人和国家》、英国人约翰·菲尼斯的《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美国人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这个时期的新自然法学有以下几个特点：1，对“自然法”概念作了新的诠释，不再把它理解为与实在法并行的一种法律，而是更多理解为隐蔽在背后能对成文法实施起指导作用的法；2，改变以前认为的自然法是不可变，现在强调自然法的可变性和相对性；3，吸收和借鉴其他法学流派的观点和方法。
Ⅲ 公共关系发展的过程
公共关系从诞生之日到发展至今，有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1）古代自发的“公共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关系虽然是在20纪初才出现的，但像任何事物都有其胚胎、雏形一样，具有公关意识的思想、活动在古代社会中便出现了。不过，那时的人们并未认识到公共关系的意义，也不会采用科学、系统的方法为自己开展塑造形象的活动，所以都属于公共关系的自发状态。
在国外，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了公元前1800年巴比伦王国的一份农场公告，告诉农民如何播种，如何灌溉，如何对付病鼠害，如何收获庄稼，很像现代的农业组织发布的宣传材料。这一发现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关活动痕迹。
在中国的古代，自发的公关活动也是广泛存在的。传说在尧舜时代，政府在宫廷外树立“诽谤木”，鼓励世人向政府进谏。《后汉书·扬震传》载：“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这可能是古代政府征求民意的最初设施。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商鞅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特地在城门口放了一根树干，并贴出告示说：谁能将此树干从这个门口扛到另一个门口，就可以赏其十金。开始人们都不相信，但有一个人完成了此事，真的得了赏金。第二天，许多希望这样轻松得到赏金的人又聚集到城门口，但这时没有了木头，而贴出了政府变法的公告。变法因商鞅“行必信，言必果”，从此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了威信，这可以看成是一次成功的公关策划，在历史上被称为“徙木立信”。
通观古代中外自发的公共关系，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是盲目性。统治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公众的意义，他们的活动也都是出于一时之需，并不是自觉的行为。其次是经验性。古代的公关活动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人们只是根据常识或直觉去做。最后是低层性。由于缺乏先进的传播手段，古代的公关活动主要形式是人际传播，其层次、范围都是很小的。古代的“公共关系”只能算是一种“准公关”、“类公关”。
（2）近代公共关系的萌芽。近代公共关系萌芽于美国。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利用集会、游行、展览、庆祝等机会，以诗歌、漫画、雕像等手段，宣传自己的政见，号召人民起来赶走英国殖民者。在美国获得独立后的总统竞选活动中，现代公关中常见的一些手法已经被普遍采用，如利用报刊、小册子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利用与选民见面、握手等机会与民众联络感情，最终达到拉选票的目的。
对于工商企业而言，近代公共关系的萌芽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以美国的“报刊宣传运动”为标志。当时随着经济的繁荣、技术的发达，大众传播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办了廉价报纸——便士报，即只用一便士即可购得一份报纸，以通俗、廉价为手段，尽力扩大订户，以便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纽约太阳报》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其它报纸的呼应，使许多普通民众也可买得起报纸，因而使报纸的发行量大增，进入千家万户。但是，报纸售价的降低造成了另一结果，即报刊上广告费的大幅度上升。这时一些大公司为了节省广告费用，便雇佣了大批专门人员，在报刊上制造煽动性新闻，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宣传，以此来扩大影响。有些报纸为了迎合下层民众的阅读心理，也乐意刊登这类新闻，两相配合，就出现了所谓的“报刊宣传运动”。
当时许多企业雇佣的报刊宣传员，编造了大量离奇的新闻，以便引起公众对自己及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关注。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宣传员就是受雇于纽约一家马戏团的菲尼斯·泰勒·巴纳姆。他一改常规的方式，不是直接去宣传马戏团的演出如何精彩，而是说马戏团有一名黑人女仆海斯已经160多岁，曾经养育过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报纸发表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新闻”以后，他又借用不同的笔名向其它报刊寄去许多“读者来信”，有的说人不能活160岁，巴纳姆是个骗子；有的说巴纳姆发现了海斯是一大功劳。人为地炒热了这一“新闻”的结果，就是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纷纷要求到马戏团一睹海斯的风采，为马戏团引来大量的顾客。但是很巧，不久海斯就去世了，人们对她进行了尸体解剖，确定她最多不超过80岁。一时舆论哗然，人们纷纷谴责巴纳姆是个骗子，可是他竟厚颜无耻说：“凡宣传皆是好事”，只要别把他的名字拼错了。
从巴纳姆事件可以看出，在报刊宣传运动时代，每个报刊宣传员在争取顾客的关注时，都是不择手段地制造神话，甚至不惜愚弄公众。他们只顾为企业赚钱，完全不顾公众的利益，甚至公开嘲笑、谩骂公众。美国铁路大王范比尔德一次在接见记者时竟说“让公众见鬼去罢！”这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资产者及其代理人的心态。所以，报刊宣传运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由于他们并没有认识公众的作用，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从思想实质上来看，这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反公众、反公关的时期。不过，当时巴纳姆等人运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为组织进行宣传，已经具有了现代公关活动的萌芽。
（3）现代公共关系的开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行了垄断阶段。以美国为例，占人口1%的资本家却控制了国家全部财富的54%。垄断资本家的强取豪夺极大地激化了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一方面表现为一浪高过一浪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则是引起了大批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利用新闻媒介对垄断资本家进行强烈的抨击，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揭丑运动”（又称“扒粪运动”“清垃圾运动”）。
20世纪初，美国相继出现了几家新闻宣传公司。1900年，乔治·米凯利斯、赫伯特·斯莫尔和托马斯·马文在波士顿创办了一家新闻宣传办事处，专为企业进行形象宣传。1902年，威廉·沃尔夫·史密斯辞去了《纽约太阳报》和《辛辛那提问询者报》记者的职务，在华盛顿创办了第二家新闻宣传公司。这些人从事的活动，都可以看成是早期的公共关系活动。不过很遗憾，他们都没有将活动坚持到底，更没有提出现代公共关系的理念，使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任务的是被尊为“公共关系之父”的艾维·李（Ivy Lee）。
艾维·李（1877—1934）是美国佐治亚州一个牧师的儿子，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就学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曾经是《纽约时报》和《纽约世界报》记者，1903年，艾维·李辞去了《纽约世界报》记者的职务，开始投身于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1904年，他与资深记者乔治·帕克一起，创立了美国第三家宣传事务顾问所，为一些企业家和政治家进行形象方面的宣传。艾维·李认为，解决企业的形象危机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新闻界，采取信息公开的政策，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误会，还可以促进企业完善自己。艾维·李坚持自己的信念开展公众工作，使他的公司成为公共关系公司的前身，公共关系从此进入了职业化时期。
1906年，美国无烟煤矿业发生了工人大罢工，劳资双方尖锐对立。艾维·李临危受命，负责为煤矿主处理这起严重的事故。他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必须有权参加行业最高决策者的相关会议；二是在必要时有权向社会公开全部事实的真相。在这两条的基础上，艾维·李公布了一个《原则宣言》，提出了处理企业与公众关系的“公开管理原则”。他说：“这不是一个秘密的新闻处。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开诚布公的。我们的目标是提供新闻……”这一原则的提出，彻底改变了过去企业宣传愚弄公众，欺骗新闻界的传统，为日后公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一改过去企业界蔑视公众，回避记者的工作方法，积极地向报界提供各种有关的资料，以便公众能够获得和他们利益有关的情报，通过沟通来改变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专家认为，《原则宣言》的提出，标志着公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现代公共关系真正的开端。
艾维·李的公关实践，为日后公共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从事公关工作的原则是“公众必须迅速被告知”和“向公众说真话”，使公共关系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过在艾维·李时代，公共关系尚处于开端时期，它仅仅是一种艺术，尚未成为一门科学。艾维·李本人以及他的同事们，大多是从新闻记者改行过来的，他们都还是运用新闻记者的经验或直觉去开展工作。
（4）现代公共关系的成熟。美国学者爱德华·伯尼斯以其杰出的研究，成为公共关系学的创始人，使公共关系进入了科学化阶段。伯尼斯是奥地利籍的美国人，他的妻子多丽丝·弗雷奇曼也是一位著名的公共关系专家，夫妻双方共同经营他们自己的公司——爱德华·伯尼斯公共关系咨询公司，为许多大公司、政府机构及美国总统提供咨询，直到1965年他退出公共关系第一线。
伯尼斯和艾维·李有一点不同，即他更注重公共关系理论的研究，他逐渐转向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于1923年出版了《公众舆论之形成》一书。这是第一部研究公共关系理论的专著，因而被视为公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本书中，他对公共关系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之形成一整套理论。他提出了“投公众所好”的根本原则，主张一个企业或组织在决策之前，就应首先了解公众喜好什么，需要什么，在确定公众的价值取向以后，再有目的地从事宣传工作，以便迎和公众的需要。伯尼斯的思想比艾维·李前进了一步，不仅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去对公众说真话，而且要求企业通过公众的调查，根据公众的态度开展公关工作。同时，他将艾维·李的活动与1897年美国《铁路文献年鉴》中出现的“公共关系”一词结合了起来，使这一词语具有了科学的含义，并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从此，公共关系正式从新闻领域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而又系统的管理科学。1928年，他出版了《舆论》一书。1952年，伯尼斯又编写了一本教材《公共关系学》，对公共关系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详尽的阐述和发挥。
1952年，美国著名学者斯科特·卡特里普和阿伦·森特，合作出版了一本公共关系学方面的权威著作——《有效的公共关系》。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了“双向对称”的公关模式。这种公关理论比伯尼斯又进了一步，因为它把公共关系看成了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才是现代公共关系的真正本质。《有效的公共关系》一书提出的“四步工作法”，成为公共关系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流程。至此，现代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基本构成，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此后公共关系的技巧虽然不断发展，但体系基本稳定下来。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卡特里普和他的学生们，根据全世界公共关系的发展，不断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修订。2000年，格伦·布鲁姆也加入这一工作，该书已经修订了8版，成为公共关系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教科书，被后人誉为“公关的圣经”。
（5）当代公共关系的普及。从20世纪30年以后，公共关系在美国获得了高速的发展。自1960年，美国公共关系的从业人员达到了10万人，职业公关公司1350家，75%的企业设立了公共关系部。而到了1985年，公共关系从业人员达到15万人，公关公司超过2000家，85%的企业设立的公共关系部或者长期外聘公关顾问。美国最大的公关公司之一的伟达公司，已有50多年的历史，雇佣2000多名员工，在全世界设有52个办事处和67 家联营公司，1986年的收入就达到了1.2亿美元。可以说在现代的美国，任何一个组织离开了公共关系都将寸步难行。
20世纪20年代以后，公共关系传入欧洲，1948年英国成立公共关系协会，拥有英联邦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个会员，1967年，英国公共关系顾问协会成立，至今已有170多家分支机构。1955年法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大约在同时，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等西欧国家的公共关系也积极地发展起来。1940年，公共关系传入加拿大。1947年公共关系传入日本。1964年成立了日本公共关系协会。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公共关系的思想和实践也开始流入第三世界国家，在东南亚、拉美和非洲各国生根开花。50年代初，香港政府设立公共关系部，一些企业也纷纷效法，使公共关系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管理方式。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全面推行公共关系管理，1956各级县政府建立公共关系部，并通过了《公共关系管理规则》。
1955年，国际公共关系协会（IPRA）在伦敦成立，当时有会员20多个，出版《国际公共关系协会通讯》和《国际公共关系评论》两本杂志。以后会员不断增加，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关系协会。现在，这一组织已经有60个国家或地区的760名会员，在全世界有很大的代表性。
Ⅳ 一个国家的法治为什么需要良法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运行。对于现代中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才是真正的法治。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谓先行者，对于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中文名
法治
外文名
rule of law
拼音
fǎ zhì
基本解释
依法治国
对称
人治
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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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述
历史演变
必要性
其它相关
词语概念
基本含义
(1 [rule of law]∶依法治国[1]
(2)[rulaw]∶法治 rulaws法治学 法治学的是独立的学科，是社会政治法律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全新的系统化社会价值体系。
引证解释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晏子春秋·谏上九》：“昔者先君 桓公 之地狭于今，修法治，广政教，以霸诸侯。”《淮南子·氾论训》：“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邹韬奋 《抗战以来》六二：“在此种惨酷压迫之情况下，法治无存，是非不论。”亦指依法处治。《史记·蒙恬列传》：“ 高 有大罪， 秦王 令 蒙毅 法治之。”
“法治”一词很早就出现在古书中。
但有时并非作为一个词组，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治”与儒家的“德治”相对
法治与人治是根本相对立的，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人治强调个人权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与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没有法治。但要强调，国家依靠法治并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为再好的法律与制度都需要人来实现与执行。但是，不可以将“人的作用”与“人治”相等同，两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为基础，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们的法治却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在理论上如何印证现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现实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存在缺少政府和民众的有效“互动”。冷静地思考分析和对“依法治理”现状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缺少这种“互动”的现实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自身的权利不知道，知道不执行，执行不彻底，导致了21世纪初的这个结果。民众们在经历义务教育之后，依旧对于介绍法治的课程并不重视，法治观念、理念很难进入民众内心。使得法治推动成为看似官方在发动和推进，民众似乎处在旁观者的地位而表现出“被动”和“冷漠”。
而所谓的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内”、“治民不治官”。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在我国立法的权力属于人大，而不属于所谓的“上”、“外”、“官”，因此这样说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过程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并不会因为违法者身份而纵容其违法。行政机关并没有立法权，但是行政权力确实在影响司法，通过各种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影响，来扩大其职能和实现其效用。在近一段时间内，舆论以第四权的身份出现，掌握舆论资源的人通过各种舆论压力，对于司法权的影响也日益增大，使得舆论资源所有者与行政权力所有者一道成为影响司法权的人。这种片面的、出于“官本位”或“舆论第四权”思想的“依法治理”严重悖离了法治精神和原则。而广大民众则处于“被动”的地位，既在客观上不能有效得知正确信息、行动上介入国家法治实践，又在主观上无法正确判断，更不用提参与和对之加以评价。其深层原因在于人治思想与权力本位思想还在相当的领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之后，各级党委和政府先后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号。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使得依法治国的法治内涵与精神逐步丧失，结果最后演变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观。在他们眼里，仍然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见，认为法律只是专管老百姓的，从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层现象，其真正内涵没有深刻理解并内化为坚实的信念和外化为行动。
Ⅳ 为什么现代公共关系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
费尼斯·巴纳姆是19世纪美国一家马戏团的团长，因宣传、推动马戏演出闻名于世。他曾在19世纪50年代编造了一个“神话”：马戏团有位名叫海斯的黑人女奴，曾在100年前养育过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报纸披露这一消息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巴纳姆借机以不同的笔名向报社寄去“读者来信”，人为地开展争论。巴纳姆认为，只要报纸没有把他的名字拼错，随便怎么说也无妨。他的信条是“凡宣传皆是好事”。“神话”给巴纳姆带来的是每周从那些希望一睹海斯风采的纽约人那里获得1500美元的收入。海斯死后，解剖发现，海斯不过80岁左右，与他吹嘘的160岁相距甚远。对此，巴纳姆厚颜无耻地说：“深感震惊”，他还说自己也“受了骗”。其实，这一切都是他刻意策划的。
分析：
从巴纳姆事件可以看出，在报刊宣传运动时代，每个报刊宣传员在争取顾客的关注时，都是不择手段地制造神话，甚至不惜愚弄公众。他们只顾为企业赚钱，完全不顾公众的利益，甚至公开嘲笑、谩骂公众。所以，报刊宣传运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从思想实质上来看，这一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反公众、反公关的时期。
不过，当时巴纳姆等人运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为组织进行宣传，已经具有了现代公关活动的萌芽
一、公共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公共关系从诞生之日到发展至今，有一个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我们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
1．古代自发的“公共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关系虽然是在20纪初才出现，但像任何事物都有其胚胎、雏形一样，具有公关意识的思想、活动在古代社会中便出现了。不过，那时的人们并未认识到公共关系的意义，也不会采用科学、系统的方法为自己开展塑造形象的活动，所以都属于公共关系的自发状态。
在国外，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发现了公元前1800年巴比伦王国的一份农场公告，告诉农民如何播种，如何灌溉，如何对付病鼠害，如何收获庄稼，很像现代的农业组织发布的宣传材料。这一发现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公关活动痕迹。在中国的古代，自发的公关活动也是广泛存在的。传说在尧舜时代，政府在宫廷外树立“诽谤木”，鼓励世人向政府进谏。《后汉书·扬震传》载：“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这可能是古代政府征求民意的最初设施。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宰相商鞅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特地在城门口放了一根树干，并贴出告示说：谁能将此树干从这个门口扛到另一个门口，就可以赏其十金。开始人们都不相信，但有一个人完成了此事，真的得了赏金。第二天，许多希望这样轻松得到赏金的人又聚集到城门口，但这时没有了木头，而贴出了政府变法的公告。变法因商鞅“行必信，言必果”，从此在民众心目中树立了威信，这可以看成是一次成功的公关策划，在历史上被称为“徙木立信”。
通观古代中外自发的公共关系，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是盲目性；其次是经验性；最后是低层性。古代的公关活动主要形式是人际传播，其层次、范围都是很小的。古代的“公共关系”只能算是一种“准公关”、“类公关”。
2．近代公共关系的萌芽。近代公共关系萌芽于美国。在美国的独立战争中，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利用集会、游行、展览、庆祝等机会，以诗歌、漫画、雕像等手段，宣传自己的政见，号召人民起来赶走英国殖民者。在美国获得独立后的总统竞选活动中，现代公关中常见的一些手法已经被普遍采用，如利用报刊、小册子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利用与选民见面、握手等机会与民众联络感情，最终达到拉选票的目的。
对于工商企业而言，近代公共关系的萌芽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以美国的“报刊宣传运动”为标志。当时随着经济的繁荣、技术的发达，大众传播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1833年，《纽约太阳报》创办了廉价报纸——便士报。《纽约太阳报》的这一举措得到了其它报纸的呼应，使许多普通民众也可买得起报纸，因而使报纸的发行量大增，进入千家万户。但报纸售价的降低造成了另一结果，即报刊上广告费的大幅度上升。这时一些大公司为了节省广告费用，便雇佣了大批专门人员，在报刊上制造煽动性新闻，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进行宣传，以此来扩大影响。有些报纸为了迎合下层民众的阅读心理，也乐意刊登这类新闻，两相配合，就出现了所谓的“报刊宣传运动”。
当时许多企业雇佣的报刊宣传员，编造了大量离奇的新闻，以便引起公众对自己及他们所代表的组织的关注。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宣传员就是受雇于纽约一家马戏团的菲尼斯·泰勒·巴纳姆。他一改常规的方式，不是直接去宣传马戏团的演出如何精彩，而是说马戏团有一名黑人女仆海斯已经160多岁，曾经养育过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报纸发表了这一耸人听闻的“新闻”以后，他又借用不同的笔名向其它报刊寄去许多“读者来信”，有的说人不能活160岁，巴纳姆是个骗子；有的说巴纳姆发现了海斯是一大功劳。人为地炒热了这一“新闻”的结果，就是引起了公众的好奇心，纷纷要求到马戏团一睹海斯的风采，为马戏团引来大量的顾客。不久海斯去世了，人们对她进行了尸体解剖，确定她最多不超过80岁。一时舆论哗然，人们纷纷谴责巴纳姆是个骗子，可巴纳姆厚颜无耻说：“凡宣传皆是好事”，只要别把他的名字拼错了。
从巴纳姆事件可以看出，在报刊宣传运动时代，每个报刊宣传员在争取顾客的关注时，都是不择手段地制造神话，甚至不惜愚弄公众。他们只顾为企业赚钱，完全不顾公众的利益，甚至公开嘲笑、谩骂公众。美国铁路大王范比尔德一次在接见记者时竟说“让公众见鬼去罢！”这话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资产者及其代理人的心态。
报刊宣传运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关系，由于他们并没有认识公众的作用。从思想实质上来看，这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反公众、反公关的时期。不过，当时巴纳姆等人运用报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为组织进行宣传，已经具有了现代公关活动的萌芽。
3．现代公共关系的开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行了垄断阶段。以美国为例，占人口1%的资本家却控制了国家全部财富的54%。垄断资本家的强取豪夺极大地激化了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一方面表现为一浪高过一浪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则是引起了大批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利用新闻媒介对垄断资本家进行强烈的抨击，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揭丑运动”（又称“扒粪运动”、“清垃圾运动”）。
20世纪初，美国相继出现了几家新闻宣传公司。1900年，乔治·米凯利斯、赫伯特·斯莫尔和托马斯·马文在波士顿创办了一家新闻宣传办事处，专为企业进行形象宣传。1902年，威廉·沃尔夫·史密斯辞去了《纽约太阳报》和《辛辛那提问询者报》记者的职务，在华盛顿创办了第二家新闻宣传公司。这些人从事的活动，都可以看成是早期的公共关系活动。但很遗憾，他们都没有将这些活动坚持到底，更没有提出现代公共关系的理念，使它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任务的是被尊为“公共关系之父”的艾维·李（Ivy Lee）。
艾维·李（1877—1934）是美国佐治亚州一个牧师的儿子，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曾就学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曾经是《纽约时报》和《纽约世界报》记者，1903年，艾维·李辞去了《纽约世界报》记者的职务，开始投身于公共关系方面的工作。1904年，他与资深记者乔治·帕克一起，创立了美国第三家宣传事务顾问所，为一些企业家和政治家进行形象方面的宣传。艾维·李认为，解决企业的形象危机最好的办法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新闻界，采取信息公开的政策，这样不仅可以消除误会，还可以促进企业完善自己。艾维·李坚持自己的信念开展公众工作，使他的公司成为公共关系公司的前身，公共关系从此进入了职业化时期。
1906年，美国无烟煤矿业发生了工人大罢工，劳资双方尖锐对立。艾维·李临危受命，负责为煤矿主处理这起严重的事故。他提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必须有权参加行业最高决策者的相关会议；二是在必要时有权向社会公开全部事实的真相。在这两条的基础上，艾维·李公布了一个《原则宣言》，提出了处理企业与公众关系的“公开管理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彻底改变了过去企业宣传愚弄公众，欺骗新闻界的传统，为日后公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一改过去企业界蔑视公众，回避记者的工作方法，积极地向报界提供各种有关的资料，以便公众能够获得和他们利益有关的情报，通过沟通来改变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专家认为，《原则宣言》的提出，标志着公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现代公共关系真正的开端。
艾维·李的公关实践，为日后公共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从事公关工作的原则是“公众必须迅速被告知”和“向公众说真话”，使公共关系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不过在艾维·李时代，公共关系尚处于开端时期，它仅仅是一种艺术，尚未成为一门科学。艾维·李本人以及他的同事们，大多是从新闻记者改行过来的，他们都是运用新闻记者的经验或直觉去开展工作。
4．现代公共关系的成熟。美国学者爱德华·伯尼斯以其杰出的研究，成为公共关系学的创始人，使公共关系进入了科学化阶段。伯尼斯是奥地利籍的美国人，他的妻子多丽丝·弗雷奇曼也是一位著名的公共关系专家，夫妻双方共同经营他们自己的公司——爱德华·伯尼斯公共关系咨询公司，为许多大公司、政府机构及美国总统提供咨询，直到1965年他退出公共关系第一线。
伯尼斯和艾维·李有一点不同，即他更注重公共关系理论的研究，他逐渐转向了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于1923年出版了《公众舆论之形成》一书。这是第一部研究公共关系理论的专著，因而被视为公关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本书中，他对公共关系的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之形成一整套理论。他提出了“投公众所好”的根本原则，主张一个企业或组织在决策之前，就应首先了解公众喜好什么、需要什么，在确定公众的价值取向以后，再有目的地从事宣传工作，以便迎和公众的需要。伯尼斯的思想比艾维·李前进了一步，不仅是在事情发生后去对公众说真话，而且要求企业通过公众的调查，根据公众的态度开展公关工作。同时，他将艾维·李的活动与1897年美国《铁路文献年鉴》中出现的“公共关系”一词结合了起来，使这一词语具有了科学的含义，并在社会上流行开来。从此，公共关系正式从新闻领域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而又系统的管理科学。1928年，他出版了《舆论》一书。1952年，伯尼斯又编写了一本教材《公共关系学》，对公共关系理论进行了更为系统、详尽的阐述和发挥。
1952年，美国著名学者斯科特·卡特里普和阿伦·森特合作出版了一本公共关系学方面的权威著作——《有效的公共关系》。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了“双向对称”的公关模式。这种公关理论比伯尼斯又进了一步，因为它把公共关系看成了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才是现代公共关系的真正本质。《有效的公共关系》一书提出的“四步工作法”，成为公共关系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流程。四步工作法是指公共关系活动的一般程序和过程，由美国公共关系学家斯科特·卡特里普和阿伦·森特首先总结提出。其内容是公关调查、公关策划、公关实施和公关评估。至此，现代公共关系学的理论框架基本构成，进入了它的成熟阶段。此后公共关系的技巧虽然不断发展，但体系基本稳定下来。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卡特里普和他的学生们，根据全世界公共关系的发展，不断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修订。2000年，格伦·布鲁姆也加入这一工作，该书已经修订了8版，成为公共关系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教科书，被后人誉为“公关的圣经”。
5．当代公共关系的普及。从20世纪30年以后，公共关系在美国获得了高速的发展。自1960年，美国公共关系的从业人员达到了10万人，职业公关公司1350家，75%的企业设立了公共关系部。而到了1985年，公共关系从业人员达到15万人，公关公司超过2000家，85%的企业设立的公共关系部或者长期外聘公关顾问。美国最大的公关公司之一的伟达公司，已有50多年的历史，雇佣2000多名员工，在全世界设有52个办事处和67 家联营公司。在现代的美国，任何一个组织离开了公共关系都将寸步难行。
20世纪20年代以后，公共关系传入欧洲，1948年英国成立公共关系协会，拥有英联邦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个会员，1967年，英国公共关系顾问协会成立，至今已有170多家分支机构。1955年法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大约在同时，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等西欧国家的公共关系也积极地发展起来。1940年，公共关系传入加拿大。1947年公共关系传入日本。1964年成立了日本公共关系协会。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公共关系的思想和实践也开始流入第三世界国家，在东南亚、拉美和非洲各国生根开花。50年代初，香港政府设立公共关系部，一些企业也纷纷效法，使公共关系成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重要管理方式。
1955年，国际公共关系协会（IPRA）在伦敦成立，当时有会员20多个，出版《国际公共关系协会通讯》和《国际公共关系评论》两本杂志。以后会员不断增加，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关系协会。现在，这一组织已经有60个国家或地区的760名会员，在全世界有很大的代表性。
二、现代公共关系产生的社会条件
公共关系的产生及传播，是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短暂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必然性。
1．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当人类完成了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并逐渐进入了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传统社会中那种具有强烈人身依附色彩的人际关系逐渐让位于开放的、可变的、广泛的人际关系。在市场经济社会里，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关系、地域关系，人与人之间更多的则是由于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利益关系，公共关系的思想与实践也随之发展起来。
20世纪以前，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是很高，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物资供应也不很丰富，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并不需要专门用心思去考虑公众的需要与情感。然而随着20世纪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产品充分涌流，社会上大量中产阶级出现，就迫使企业家必须高度重视公众的利益和要求了。可以说：是发达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对公共关系的需要。
（1）公共关系适应了商品经济分工协作，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
（2）公共关系是物质生产供过于求，市场重心从卖方向买方过渡的产物。
（3）证券民主化运动推动了公共关系的深化发展。
（4）民众的巨大压力迫使企业家放弃唯利是图的经营方针，采取赢利与公关并重的经营战略。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公共关系是一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文明经营观念。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把它应用于生产实践之中。
2．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从封建制度向当代民主制度过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公共关系产生的重要政治前提。
（1）民众社会地位提高，公众队伍形成，老百姓有了维护自己合法权力的可能。
（2）民主制度的建立提高了民众的参与意识，而民主政治的每一步都需要公共关系活动的配合。
（3）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支住，也是公共关系运行的重要保证。
3．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公共关系是组织的一项重要管理职能，它的发展与管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西方管理学领域中的两种思潮对公共关系的发展影响极大：其一是科学管理理论；其二是人际关系理论。
科学管理理论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泰勒为代表。1911年，泰勒系统总结了他的管理学说，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生产作业标准化、工时利用科学化、管理权利层次化、劳动分配合理等原则。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比传统的经验管理有了重大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泰勒在书中虽然强调了要在管理人员和广大工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其理论的核心仍然是如何控制机器的附属品——工人，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他把工人看成受金钱躯使的“经济人”（经济动物），把物质刺激当成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惟一手段。他主张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用对钱和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管理。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当然没有内部公关工作可言。所以在公共关系发展的早期，公关活动都是面对外部公众的。
2．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从封建制度向当代民主制度过渡，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公共关系产生的重要政治前提。
（1）民众社会地位提高，公众队伍形成，老百姓有了维护自己合法权力的可能。
（2）民主制度的建立提高了民众的参与意识，而民主政治的每一步都需要公共关系活动的配合。
（3）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支住，也是公共关系运行的重要保证。
3．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公共关系是组织的一项重要管理职能，它的发展与管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西方管理学领域中的两种思潮对公共关系的发展影响极大：其一是科学管理理论；其二是人际关系理论。
科学管理理论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泰勒为代表。1911年，泰勒系统总结了他的管理学说，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生产作业标准化、工时利用科学化、管理权利层次化、劳动分配合理等原则。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比传统的经验管理有了重大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泰勒在书中虽然强调了要在管理人员和广大工人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但由于时代的限制，其理论的核心仍然是如何控制机器的附属品——工人，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他把工人看成受金钱躯使的“经济人”（经济动物），把物质刺激当成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的惟一手段。他主张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为纯粹的金钱关系，用对钱和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管理。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当然没有内部公关工作可言。所以在公共关系发展的早期，公关活动都是面对外部公众的。
影响公共关系发展的第二种管理理论是人际关系理论。20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梅耶在著名的“霍桑实验”中，提出了如何激励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人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是：工人是“社会人”，劳动对于人来说恰如娱乐和休息一样自然；在为既定目标奋斗的过程中，人有自我引导和控制的能力；对目标的执着追求而取得的成功本身就是一种报酬；在一般情况人们不仅接受而且谋求责任；为解决组织的问题而激发的想象力、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是一种普遍现象。以后，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把泰勒的理论称为X理论，把人际关系理论称为Y理论。人际关系理论注意到了工人的人格尊严及个人价值，注意到了生产过程中要发挥工人的积极性。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组织内部公关的问题提了出来，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4．大众传播事业的发达。20世纪以来，大众传播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公共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手段。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生产的社会化使人们之间有了进行交往的迫切需求。只有占有充分的信息资源，一个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近代有了公路、邮政、报纸，才有了报刊宣传运动，有了公关的萌芽。进入20世纪，由于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电传、电脑互联网络等电子媒体的发展，使信息可以迅速地传送到每个人手中，公共关系从而也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社会组织可以运用各种传播工具与公众进行沟通，从公众中采集信息，又把组织的信息传达到公众中间去，最终达到为组织树立形象的目的。特别是电脑互联网络的发展，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互联网中传播信息，具有更迅速、更广泛、更自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