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

Ⅰ 传统礼治与现代法治的本质区别33

传统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礼治”维系的社会，而并非如西方社会主要依靠“法律”来治理。考察与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矛盾，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从传统到现代的法治模式转换，这样的考察和探讨对于未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既有其理论价值，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基本特征的比较研究入手，对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法治两种政治文化观念在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上的差异进行认真对比分析，并通过对中国传统“礼治”一脉相承的反思和对西方法治的普适性价值的理性思考，深入考察与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与矛盾冲突，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这种冲突与互不相容进一步揭示，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大国从事法治建设，其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是空前的。在历史的考察中国百年法治进展缓慢及传统“礼治”对法治建设阻碍的现象后，对现代法治模式转换进行了探讨：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关键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以实现传统“礼治”向现代法治模式的转换。具体说来，应从思想观念与法律制度两方面入手，使执政者和全体公民真正接受现代法治的理念，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同时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政治与法律文化的创新，即完备和完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制度，健全法律体系、确立法律权威、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监督有效。 本文旨在说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它既要遵循共性的法治规律， 又要适应个性的国情差异；既要效法西方法治成功经验，又要承受传统“礼治” 根深蒂固的影响；既要吸纳外学，又不能割裂传统。由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承认西方法治文化的价值，从中借鉴和汲取宝贵资源，作 为构筑中国法治文化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应对传统“礼治”文化重新予以 定位，对原有的价值观进行重塑，将其激活，更新传统观念，对于欠缺法治成长 的精神根基，必须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吸收西方法治精华，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 以实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换，为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Ⅱ 乡土中国对礼俗社会的解释

乡土中国》解读

《乡土中国》解读

——中国社会的乡土本色，一个以礼俗为主导的熟人社会

（Mr.tang根据贾红翔讲解稿整理）

今天咱们来聊一本关于中国乡村的经典社会学著作。生在中国，您知道中国的特性是什么吗？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如何构成的？上世纪40年代，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费孝通先生，在大学开了一门乡村社会学课程，并将其讲课内容集结成一本小书出版，这便是在世界社会学界都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乡土中国》。一开篇，费先生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如今中国城乡二元分离十分严重，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觉得他们土气，但是费先生觉得这个“土”字用的很好，他认为土地是乡下人的命根，中国历来是个农业社会，老百姓靠土地谋生，因而常常固定在一片土地上，俗话说的好，安土重迁嘛，人们为了从事农业生产、抵抗灾害，家家户户喜欢聚居成村，但相隔一定距离的村庄之间就很少往来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农民每天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他们接触的人也是相似的，无非就是街坊邻里、同村亲戚朋友，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生活形态是固定的，这便是土气的一种特色，因为只有直接依赖于泥土的生活，才会像植物一般的在一个地方生下根，这些生了根在一个小地方的人才能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像母亲对于她的儿女一般，陌生人对于婴孩的话是无法懂的，但是对于母亲来讲都清清楚楚，甚至还能听出没有用字音表达的意思。这一下我们就明白了，中国的传统乡土社会本色在于熟悉，因为熟悉，大

-1-

家相处不需要现代社会抽象的法律和规则，只需要掌握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个别关联就行了，不同于以城市为主导的现代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一个以礼俗为主导的社会。

一、乡下人比城里人笨吗？知识结构不一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陶行知等教育学家推崇平民教育，认为中国的顽疾在于平民的“愚、贫、弱、私”，通俗点儿说，就是中国老百姓愚笨、贫穷、体弱多病、自私。怎么办呢？应该让文字下乡，对农民进行扫盲和教育。不过费孝通却对这一教育理念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城里人往往觉得乡下人愚蠢，没见过世面，但来到乡下的城里人和进城的乡下人，他们的惊奇和不明白是一样的，比如乡下人没见过汽车，城里人也没见过麦子呀。为什么费老要举这么一个例子呢？他认为城里人和知识分子，经常对农民有一种偏见，觉得他们愚蠢，其实他们并不是智力不如人，而只是知识结构与所谓的文化人不一样罢了！乡村不同于庞大而且流动性很强的城市（人与人之间要很久才能见一次面），乡村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社会，联系靠喊，（在这山坡喊一嗓子，“二狗子你家牛跑啦”，那边也扯着嗓子回一句，“知道啦”），而且乡下人是有话就当面说明白，也不需要求助于文字、写个文章什么的来表达，因此即使向农民推广了文字，他们平时也不写信，文字不会有太多实际的用途，文字久了不用，一样会忘记。他们只需要记得节气、日子，知道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下雨，就足以应对农村的生活了。有朋友可能就要说了，乡下人如果遇到靠个人经验解决不了的事情该怎么办呢？费孝通说，乡村是固定的社会，语言足以传递各代际之间的经验，年轻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请教年长

的，因为乡下人世世代代生活都是这样过来的。费老的这种观点是非常具有社会学眼光的，“观察而不干涉”。当然这些经验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是否还能适用，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思索了。

Ⅲ 乡土中国对礼俗社会的解释

礼俗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秩序维持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 我们喜欢划分“人治”和“法治”， 费孝通提出“礼治”的概念，他认为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相同社会的特色。
中文名
礼俗社会
外文名
gemeinschaft
出处
乡土中国
特点
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
概念
礼俗社会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从社会秩序维持的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相对于法理社会而言。按照通常的做法，我们喜欢划分“人治”和“法治”，认为传统社会是“人治”，而现代社会是“法治”。费孝通认为“人治”概念容易让人误解，似乎传统社会是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愿，随心所欲进行统治；而“法治”的实质是“人依法而治”，其实也具有人的因素，因而“人治”与“法治”的划分并不准确。于是，费孝通提出“礼治”的概念，他解释说：“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P49）如果说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则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从性质上说，“礼并带有文明的或是慈善的的意思，礼也可以是杀人的、野蛮的”。(P49)“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P50）礼和法一样都是行为规范，“但礼和法不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P50）“传统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已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认为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51）“礼治从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只是主动地服从成规罢了。”“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P52）“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硬度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P52）“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的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

Ⅳ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法治与人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1 根据学术界的通常观点，最早使用"法治"一词的是梁启超。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提出了"人治主义"和"法治主义"的概念，并用之来概括中国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自此，"法治"一词才在中国传播开来。
在一些中国法学家所编写的工具书上，往往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内容：其一为中国古代法家提出的治理国家应该专用 法律 的主张，这些思想家往往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有明确而稳定的法律制度，一切行动都依法而行，则国家可治；其二为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特权而提出的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法治的要素往往包括法律至上、颁布宪法、"三权分立"等，从法律上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
2 这样，我们所说的法治实际上是两个不同含义的词组所组成，且这两种法治的内涵、价值等诸多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乃至是大异其趣。我们当今所言的"法治"一般是指后一层涵义，因此，在这意义上而言，"法治"并非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土壤上产生出的概念，而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我国先秦所谓的法治一般被称为"中国传统法治"。
3 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出现，是作为儒家的"德治"思想、墨家的"兼爱"思想的对立物出现的。在当时诸侯纷争、动荡不安的 时代 ，法家不承认德治、礼治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此不知之患也。
"4"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
"5 国内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传统法治是相对于"礼治"、"德治"而言的，西方法治则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结论从这方面看也是不无道理的。
6 诚然，"人治"的定义及其与"礼治"、"德治"的关系还是学术界尚待廓清的问题。
7谈到"人治"，大多数人会想起儒家的"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8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政治制度中，无论是人的因素还是法的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法治中有人的因素，人治中有法的因素，因为"徒法不足以治国、徒善不足以为政"。当然，我们如果把人治国家当成一种 历史 上所存在的政体形式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般地强调人在治理国家的作用，而是表示一个人或者少数人具有改变或者决定国家命运的权利和作用，因此我们也不能够以当今的人的因素在制度中的重要作用而肯定人治国家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的标志，应该是在法律与个人（或少数执政者）的意志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臣服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
" 9 回归到一个常识性的主题上来，就是要回答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
中国 传统法治思想，确是从实现国富民强，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基础出发，来论证法治的合理性的。"尚法不尚贤"并不是对"人治"的否定，把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概括为人治下的法治或者说本质上的人治主义也是符合事实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法治较多是"刑"的角度去 分析 和把握，"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10更多地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在排斥"德治"的同时往往采取一种非道德的 政治 学说，把法治与价值判断相分离。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西方政治文明 发展 的过程便是民主与法治两大观念相辅相成不断融合沉淀的过程。
11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 法律 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12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奠定了西方绵延不绝的法治传统。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法治的实施要拒绝人治，第二，法治的价值追求至善。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人性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 影响 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
13在一些西方政治学辞典中，大多数学者对"法治"的解释也大体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发。
14 英国著名法治思想家哈灵顿曾经论述到，"共和国是法律的王国，而不是人的王国。"
15 就第二层含义而言，法治中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在经历了历史的积淀之后现在仍然是西方自然法学派所倡导的一个核心理念。

Ⅳ 《乡土中国》中礼治和法治的区别与联系

礼治，被混同抄于旧礼教，在上世袭纪初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被一并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

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以及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伦理与道德、伦理与法理、法理与道德之间的歧义乃至冲突，现今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这就要求礼与礼治必须进行再创造。而革新及再创造，则应当从人们的生活实践中，从各地方、各族群的民间习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要对现今既有的各种礼仪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加以提升，并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让礼和礼治成为现代国家德治与法治的得力辅弼，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Ⅵ 法家的法治和儒家的礼治的关系是什么

法家中的法治是主张，俢建法律，用法律统治管理百姓，儒家礼治主张用礼仪规范人的行为，看似没有关系。实则，在封建王朝的通知中，往往礼法结合，进行通知。二者在实际应用中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Ⅶ 乡土中国礼治和法治的区别

费孝通老先生的《乡土中国》虽然只是薄薄的一册，读起来却极有味，费老先生对乡土中国的深深情感更是充满字里行间。读罢此书，受益无穷。

不过在该书关于《礼治》这一个章节，读了后，还有稍许不同感受。

该章节首段摘录如下：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治，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

由此费老先生推论出说：

这样说来，人治和法治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人治是法治的对面，意思应当是“不依法律的统治”了。统治如果是指社会秩序的维持，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的秩序可以不必靠什么力量就可以维持，人和人的关系可以不根据什么规定而自行配合的。如果不根据法律，根据什么呢？望文生义的说来，人治好象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的意思。我很怀疑这种“人治”是可能发生的。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对于费老先生提出的礼治说法，我觉得颇有道理，以此来表述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也无不可。关键是，费老先生对于法治的理解，我认为有所偏颇了。

中国传统社会有没有法律？中国当代社会有没有法律？都不能说没有，但是中国的历史上也好，现当代也好，能称得上法治社会吗？肯定不能。那么假如承认费老先生所谓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礼治，那么当代社会还是礼治可以概括么？显然不再像费老先生所说：“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而能解释了。

Ⅷ 法治、人治、礼治和德治的区别和联系是什么

区别：

1、概念不同

法治，谓根据法律治理国家，与“人治”相对。

人治是“法治”的对称。又称“贤人政治”，是关于依靠执政者个人的贤明治理国家的治国方式和理论主张。

德治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论，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道德规范，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礼治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主张以礼治国的思想学说。荀子认为，礼使社会上的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封建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2、理念不同

法治是依法治理国家，社会主要法制思想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

人治以人来治理国家，是封建主义社会的弊端，封建社会已经灭亡是不可行的。

礼治和德治是阐述的是同一个观点，礼仪道德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基本准则，但是用礼仪和道德治理国家，那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法律没有强制性了，如半夜睡觉不关门，人人如己。

3、来源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治、人治是个舶来词。遍考我国现代之经、史、子、集，我们都无从找到"法治"这两个字的组合。

如德治、礼治则是在我国传统的著作如《礼记》等等中可以找到、证其渊源的。

联系：

1、就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本身而言，在中国近代以前专制、人治思想是政治思想的主流，而从中国近代鸦片战争开始则逐渐向民主、法治思想转变，而德治贯穿社会生活。

2、法治社会是基于人、礼、德演变过来的，如果没有了人文、缺少了礼仪更别说道德那也就是说法治不健全没有了说服力只有强制性，可见法治是社会进步所产生的。

3、都是根据当时社会需要而产生的。

Ⅸ 古代的“礼治”和现代的“法治”有什么不同

礼制是现代政治的制度，也就是制度要比法律更重要。因为法治也必须有人和制度的回保障才能实施，如答果领导者自私自利，贪赃枉法怎么实现法治？如果制度不完善，让邪恶的人担任了领导有怎么办？这就需要规定不同的层级要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和物质要求，也就是以礼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