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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法家的法治

发布时间: 2022-05-04 17:35:54

㈠ 法家名词解释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不是纯粹的理论家,而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它的思想也是着眼于法律的实际效用。法家思想包括伦理思想、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法治思想等诸多方面。法家伦理思想指的是建立在人性观基础上的诚信观和义利观。 法家成熟很晚,但成型很早,最早可追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成熟在战国时期。春秋、战国亦称之为刑名之学,经过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遂成为一个学派。战国末韩非对他们的学说加以总结、综合,集法家之大成。其范围涉及法律、经济、行政、组织、管理的社会科学,涉及社会改革、法学、经济学、金融、货币、国际贸易、行政管理、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

法家是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利益的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他们都是一批主张“变法”的政治改革家和思想家。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力辅佐一些国君进行社会政治、经济改革,并从某些方面为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提供了理论、原则和方法。法家学派在政治上、理论上,一般说来都是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治”,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力求做到“富国强兵”,以达到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的目的。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法家也提出了许多有别于其他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政策。其中杰出的思想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

㈡ 法家法治和现代法治有何异同

本质上是同的都是以法治国。
1.法家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
现代法治以教育为主。
2.法家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
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权利。
其实主要服务对象不同,一个服务于统治阶级,一个服务于人民大众

㈢ 古代法家的法治观念是什么

法家的基本考虑,乃是君王如何使用“法”这个手段去最有效地控制、役使、驱赶、压榨人内民,使之最大限度地满容足统治者单方面的要求。至于臣民有什么权利则绝对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如果给出逻辑定义,那就是: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是为最有效率地役使人民,去最大限度地满足统治者意愿而制定出来的不受制约、不容非议的一系列政令”。

正因为它着眼于为统治者的意志服务,彻底无视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它不具备双向的社会契约的性质,完全是单向强迫命令,既毫无制约,又不容非议,更没有“双方协商解约”的可能。这才会有秦法因毫无制约而越订越苛,最后弄到“偶语弃市,道路以目”的极端地步(两人在公众场合对话就犯了死罪,因此熟人在路上遇到只能行注目礼),使得连忍耐力天下第一的中国百姓都忍无可忍,让“失期当斩”的陈胜吴广横下一条心,决定“等死,死国可乎?”反正都是死,还不如拼个鱼死网破,颠覆秦王朝。

㈣ 浅论法家的法制思想

先秦法家的法制思想

认为“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奖励耕战,毁弃诗书,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主张以法治国。

这种流派主要盛行于战国时的韩、魏、赵三国,而早期的法家学派人物亦来自这三国,如商鞅来自魏国、申不害来自韩国、慎到来自赵国等。法家中有三个学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这些学派思想由韩国人韩非子集以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终极核心。

法家这种学说乃一种纯功利主义的思想体系,内容核心主要是针对君主如何加强统治。在战国时代那种“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的殊死竞争的情况下,法家这种思想在斗争中确是相当实用,如秦统一六国就是明证,而儒家那种固守传统的温和政治主张就未免显得有些“愚远而阔于事情”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西汉后期,法家思想被“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所吸收,并开始以儒法并用“儒表法里”的理论治理国家,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被排斥掉。

有人认为法家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意识形态。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由柳洪平创建。

b]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也就是韩非的作品《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ž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ž 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 ž 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 ž 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 ž 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 ž 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 ž 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 ž 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

“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

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

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

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

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㈤ 法家的法治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否相同为什么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㈥ 一、法家的“法治”思想

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

㈦ 法治 名词解释

法治[ fǎ zhì ]

生词本

基本释义详细释义

  • [ fǎ zhì ]

  • 1.先秦时期法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以法治国。

    2.依法治国。

㈧ 为什么法家的法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因为法家所代表的基本立场是,权力生出法律,所有法律都是皇帝的命令。

在法家看来,维护皇帝的权威不受任何损害,是保持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关键所在。法家对国家权力采取某种程度上的神化立场,其所构造的所有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尤其是为了确立和维护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样的法律当然难以保障民众的自由和尊严。

因此,实际上这样的法律很难保障民众的自由和尊严。法家崇拜权力,权力永远超越法律,知法守法只是针对老百姓而言的,权力则高高在上,可以任意悔法造法。“法治”、“法家”虽只一字之别,但却差之千里。韩非说:“法者,编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而境内卑贱莫不闻名知也,用术则亲爱习近莫之得闻也,”

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其过于夸大法律的力量,以至于否定道德教化的力量,这以韩非所谓“务德而不务法”最具代表性。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二在于其过于相信轻罪重刑(或谓轻过重罚)的威慑力,以至于丧失了最低限度的人道原则。法家理论的缺陷之三在于其对和谐的理解仅仅限于社会治理的层面,即官民普遍守法而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

由此可证,法家的法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㈨ 法家的“法治”思想和现在的“以法治国”有何不同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讲究“以刑去刑”版“轻罪重罚权”
假如你偷了东西,就有可能被砍头,如果你杀了人或是更严重的罪,就会被腰斩.
和现在的“以法治国” 有很大区别,一个是用重罪来威慑人们,一个是用一个适当的刑罚来给予告诫.
至于中央集权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渊源.法家也正是将一切的权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让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来威慑人他人,以达到惩罚威慑他人的作用.
而现在的“以法治国”更多的是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也让那些违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应的处罚,以与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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