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受到挑战

① 从佘祥临，赵作海案例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怎样的挑战各位大侠，非常急，在线等，非常感谢

挑战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如果当年审判赵作海的时候，法院能够不偏不倚、依法公平公正地审理和判决，那才叫司法公正，可当年他们对人家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现在人都关了11年了，才被放出来，这叫什么公正呀。这叫冤假错案、冤枉人呀。

② 什么是法治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挑战性分别有哪些

法治就是社会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法律的规范，以宪法为最高的基本原则，最主要的回是要保障人权。
我国答是很有必要进行法治建设的，中国社会存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怪现象，是法治的意识和法治观念还不够深入人心，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对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深远，法治进程的道路还很漫长。
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做主的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指日可待。
加强廉政建设，努力解决好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切实履行好政府的职责和义务，加强政府、社会、人民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减小社会的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营造公平、友善的社会环境。

③ 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

④ 目前我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所面临哪些新形势及挑战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赤版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权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⑤ 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对中国当下法治建设的实际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影响世界的法治思想，对中国也是影响巨大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立法、法制教育等思想都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有很大启示。在这些启示的指导下，中国在立法、守法，法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加强完善机制，促进中国的法制建设，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想。

首先，制定符合国家和人们意愿的良好的法律。因此，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要不断完善我们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之成为中国最优良的政体，制定和认可有利于建设法治国家的法律法规。其次，谨慎立法。法律稳定性有利于法律权威的保持，而及时立、改法律则是保持法律的合理性和效率性。再次，树立法律的权威性。中国长期处于一种“熟人社会”的状态，因此，自古就没有形成对于法律权威的认同，而且中国与西方不同，没有稳定的、大众的宗教信仰，法律也当然没有如此的神圣性。这就需要我们做到使人民知法、懂法，并且正确引导他们凡事以法律为行动准则，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做到“有法必依”。第四，在治理方式的选择方面，要法治不要人治，克服特权的存在。中国从古到今一直没有摆脱专制和人治的束缚，“特权”现象存在，严重阻碍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步伐，法制建设受到挑战。第五，重视法学教育，普及全民法制教育。这便需要培养公民的言行，提高公民的守法思想意识和守法的主动性。

⑥ 利用社会学知识分析民族地区法治社会建设面临的挑战

研究民族地区民主法制建设实践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长期法学学术活动中，我十分关注我国的民族问题，关注着民族地区的民主法制建设。我认为，法学家不了解、不深入研究民族地区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问题，就不可能了解我国民主法制问题的全貌，

不可能理解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就不可能为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提出有积极价值的新理论和对策。。。。。。。。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运用了法理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一般理论、规范、实践三个层面，以全球化的视觉来考量和分析研究民族地区的民主法制建设问题，特别是对民族地区的现行法规(一般地方性法规、
。。。。。。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体制及其实施和运行，对乡村民主建设的实践等问题重点进行了法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分析。在综合利用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民族问

⑦ “法治中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与欧美、澳洲相比，亚洲宪政和法治相对滞后，但近年来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农历大年初四，新加坡国立大学组织召开了“亚洲宪政的变化版图”研讨会。除新加坡本地学者和代表中国大陆的笔者之外，还有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印尼等地的学者提交论文并发言。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对我们来说或许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谈论法治和宪政时，都有相当丰富的司法判例作为研究的基础。“老牌”民主国家印度自不必说，不仅因长期作为英国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传统熏陶，而且1950年独立并立宪后一直实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几乎涉及所有领域的宪法问题，为印度基本人权保障立下了汗马功劳。韩国和台湾地区则是在1987年几乎同时转型后，步入宪政和法治轨道，目前也已产生了相当丰富的宪法判例；从羁押陈水扁或弹劾卢武铉总统这些引起国际关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国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亚则是随着政治转型到2003年前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不过从学者论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法院已经产出了不少宪法判例，甚至对解决政教分离、族群和谐等宪法敏感问题有所作为。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有值得探讨的宪法判例，甚至连新加坡都有些许算得上宪法性案例的判决。 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是亚洲最大及经济发展最快的，却至今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宪法案例都没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针对齐玉苓案(见下注)的批复，但是不仅“后无来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还以“已停止适用”的理由废止了该案的批复。这样，宪法进入不了人民的实际生活，难以切实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法律文本和现实差距越来越大，法学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别人都在讨论案例，我们除了孙志刚案、邓玉娇案、唐福珍案等个人悲剧或群体性冲突产生的社会事件之外，还能谈论什么呢?这些事件中有的确实就是法律诉讼，但司法判决却没有为解决问题提供值得探讨的方案--相反，某些判决不仅没有适当解决问题，反而是造成问题的根源，邓玉娇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们缺乏通过制度本身解决的成功事例，而至多只能讨论一些推动制度改良的社会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们的存在正印证了制度实施的失败。坐在宪政和法治都不那么成熟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中间，笔者仍不免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孤独。 制度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笔者一直认为，除了新加坡这样的个例外，威权主义国家不要说施行宪政，就连法治也很难实现，前苏联和东欧即为例证。因为无论政体性质如何，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对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约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为本”，或用我们过去的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民本主义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础，而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目的，而在于实现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对政府组成结构和权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设计。威权国家因为缺乏程序意义上的民主正当性，因而尤其强调实质性“政绩”以弥补合法性缺失。除了经济增长、社会稳定这些可见的“政绩”之外，一个主要标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当漂亮，宪法规定一大堆的公民权利，看起来比美国宪法“先进”得多。但这些宪法和法律的承诺是不可能兑现的，因为一旦要“动真格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干了。 虽然宪政与法治可能对整个掌权集团来说长期有利，但是具体掌权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现代威权国家结合了民主形式和专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对于古代世袭统治者，孟老夫子还能用“王者无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套说教开导梁惠王之类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现代国家，这一套就不管用了。宪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里只不过是好看的门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实施的。由此可见，所谓“潜规则”不只是中国现象，几乎所有威权国家都有。而无论在前苏联或东欧还是在韩国或台湾地区，这种现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转型之后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国家和地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转型之后才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台湾地区的大法官会议也是在转型之后才开始真正发挥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不通过周期性选举等民主机制对人民负责，那么即便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楼阁。 如果宪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制度内维权就成了一条死路。我在新加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探讨了中国近年来宪政发展的两条路径：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径”，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间路径”，但目前看来官方路径已被堵死，民间路径还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认，体制内不乏锐意改革的开明人士，企求主动采取改良措施造福于民，或至少为自己的执政基础增添合法性。这类自上而下的改革犹如“天上掉下的馅饼”，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这也并不奇怪：既然上面施与的权利不是人民自己争取来的，那么上面收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齐玉苓案就是这么一块“馅饼”，当时谁都没有预期最高法院会下达这么一个瑕不掩瑜的批复，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建构提供这么好的机会，也为法学界带来了不小的惊喜、震动和乐观，但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实上，比齐玉苓案早两年并为此案铺路的司法职业化改革也基本上失败了，而司法改革也是当时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当然，当时法学界有改革的呼声，现在也还是有改革的呼声，但由于没有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和支持，法学精英的力量并不足以推动制度进步，司法改革终于停滞不前了。 官方路径不通，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制度无所进步。事实上，齐玉苓案两年之后的孙志刚事件另辟蹊径，那就是通过民间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剥夺民生、激发民愤的不合理制度。从2003年孙志刚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国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着这条民间路径：某个由来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条例或城市拆迁条例)激励官员滥用权力，长期滥用权力最终造成某起严重剥夺人权的恶性事件，经过媒体或互联网报道产生了广泛而激烈的社会反应，最终震动中央并促使其采取纠错措施。媒体评出2009年中国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体维权”，通过“开胸验肺”、断指甚至自焚等剧烈方式震撼社会良心，最终推动制度的有限进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采取代价高昂的“身体维权”，正是因为政府主动实施的制度维权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环境未能改善的情况下，民间路径是一条目前可行的维权之路，但是没有政府主动参与，民间维权注定带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维权成本极高，有时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众眼球。二是结果高度不确定，目前维权成功的事例都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孙志刚并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绝不是因城市拆迁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们之前，早已有人因为这些制度而死，却没有得到媒体和社会的充分关注。更为根本的是，民间路径其实不只是一条自下而上的单行线，而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复杂结合，因为要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维权，就必须得到政府配合，由此产生社会-媒体-中央-地方的诸多环节，而任何一个环节受阻都将造成制度改良无功而返。即便悲剧发生，也得通过媒体或互联网自由报道才能产生影响，但如果言论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无法知道悲剧发生和全国人民的呼声；即便悲剧得到报道并产生反响，如果中央犹豫不决，改革措施还是无法出台；即便中央下达了改革举措，如果地方阳奉阴违，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游戏，人民仍难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实惠……最后，虽然透过一些案例，我们一路见证了中国公民法治意识的成长，但是公民意识本身并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显示相当部分的网民法治意识薄弱。民间路径完全是靠公民推动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维权和法治意识不强，中国制度进步就失去了原动力。 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理应至少在亚洲发挥“榜样模范”作用，但是比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制度现实，笔者不得不说中国未来的法治进步仍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作者简介】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⑧ 法制现代化的历史根源和当前困境

同学，华大的吧

⑨ 法治政府在基本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挑战有什么

法治政府在基本建设过程当中面临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挑战，主要是由大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一种干预。

⑩ 领导干部法制精神和法治文化缺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一、法治信仰认同普遍缺失。
这是一个最为严重而又被熟视无睹的问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法在现实生活中不过是一个概念现象、一种实用工具，甚至没有被广泛认知，更不要说被普遍信仰。一些领导干部在施政过程中，常常考虑的是GDP、看得见的政绩或民心工程、上级领导的满意度、协调甚至是媚顺舆论媒体，依法治市（县、区）、依法行政自然而然地成了摆设。现如今很少有不强调依法行政的，他们甚至会认真讲，只是不会认真对待。
二、法治权威远未形成。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人们不信仰法，也在于实践中，法治没有形成应有的权威。法治一直在受到各种挑战，并且似乎还没有胜利过，更不用说显得强势。在影响地方和基层的事务中，法治无论如何排不上前列。本来“法治”或“依法行政”应该是理念、精神，而不是事务，但常常在地方党委、政府的报告中成为一项具体事务。从量化工作而言也不能说不科学、不应该，但就其排位来讲，肯定在较后的文字里出现。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行政状态，法治给人的力量还是输给“人治”。
三、法治氛围整体淡薄。
任何社会活动都与其环境密切关联。如前所述，不少地方党政领导的关注点其实不在法治，在我们这个强调“让领导满意、放心，让群众满意、舒心”而重在“领导满意”（因为即便群众满意了，领导不满意也白搭）的施政思维中，难免分出轻重缓急，无形中“法治”的思维就淡了，氛围当然也就淡了。而事实上，依法行政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尴尬，一方面被较高期待，另一方面则被不信任、不支持、不宽容。特别是一些关系到公民个体切身利益的执法过程，往往进行得不顺利，大大增加行政成本，甚至付出形象代价。与此同时，人们骨子里固有的传统的“官本位”或是“权本位”思想至今还大行其是，没有真正形成崇尚法治的氛围。
再看看我们享受的法治之文化。满眼、满街的是商业广告，法治广告和栏目相形见少，有的地方几乎是全面让位。我们参与的活动如果不是统一的要求，几乎不会与法治相关。文艺是人性的、煽情的、冷峻的、嬉皮的、批判的、娱乐的，如果要找和法治关联的，就要很费心思地专门找，而且找得到的作品几乎很少关心法治精神。电视剧上常有警匪片之类，主题很正义、正气的也有，但多数更关注剧情的娱乐性。这也难怪，法治如果不找到看点或卖点，几乎很难产生经济价值。因此，整个社会实际消费和享受的文化作品和产品中，法治类作品或产品只占极小的份额。这对于广大的公民来说，受教育的频率和强度显然偏低了。
四、法治文化投入缺乏机制和保障。
文化建设无疑需要投入。但文化已经市场化，我们不能责备非财政资本的投资者和工作者没有把他的作品创作成一部完好的法治作品，毕竟投资的目的首先是利润。问题是，谁来创造影响公众的法治文化产品，谁有这个当仁不让的责任，谁应该投资。
当然是政府。遗憾的是，法治文化建设在地方被“轻”被“缓”了，几乎很少有地方政府会把法治文化建设当重要工程做的。我们常看到公路、广场、体育馆场、剧院被当作民心或民生工程列入日程，甚至是举全市（县、区）之（财）力，加班加点赶进度，但没有听到哪里的党政领导把法治文化建设列进了工程项目表。地方党政领导往往关注了“文化建设”的形，而没有关注建设的实（内容）。因为要繁荣的文化太多，一地的一届政府怎么做得了，于是大家乐得装糊涂，绝不想再为“法治文化建设”专门规划专门投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财政不列支，政府不主导，长此以往，法治文化建设的处境难免成没有封地的王子，穿着黄马褂，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
五、依法行政主体缺乏组织约束机制。
除了历史文化的原因，为什么主政者的执法主张、执法行为与执法理念之间会形成落差？组织约束机制失位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么讲会令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不满意，因为实在地讲，组织人事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自发的、巨大的，而且确有刚性举措，但我们要探讨的是实际效果。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是否优秀，是否有作为，本来很难把握，当前我们往往从德、能、勤、绩、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但法治意识、法治能力怎么体现在考评体系中就有难度了。特别是对于“没有执法权”的公务员，如何评价其法治能力？几乎没有依据。但在整个公务员体系中，没有具体执法权的人数巨大。这些人虽然不具体执法，但可能会决策执法、监管执法、保障执法。对这部分人，在法治考评时，往往是凭印象或虚拟为优。这刚好说明，许多行政人员游离在法治考评之外。而即便是具体行政执法人员，以其行政过程、程序是否合法、结果是否适当作为法治水平考评依据，已然不够全面。执法的效果如何，不仅要考虑法律效果，还要考虑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不仅是一时的社会效果，还有长远的社会影响。对这个层面的关注，公务员的组织人事考评体系显然不够。
共产党是执政党，面临如何执政和长期执政的问题。依法治国是执政理念，不可能不体现在组织人事制度这个关键环节中，毕竟“干部是决定性因素”。那么，在抽象行政行为暂时没有法律调整之前，法治理念和能力纳入组织考评就显得尤为重要。党委政府如何行使非法律调整的权力，如何规范约束抽象行政行为，其实对于法治的权威和信心至关重要，比如行政决策、行政审批制度、经济规划、城市规划、行政收费等等，如果让这些行为游离于组织考评机制之外，即便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再体现依法，也难拢住群众游离于法的心。
六、依法行政面临新形势新问题的挑战。
中央政法委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处在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地方政府执政执法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发展和维稳的任务都相当繁重。比如信访问题，“维稳是硬任务”，各级党委政府莫不重视，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为了解决信访问题，地方受到高压，总结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用人民币来解决”等经验，因而措施服从于结果。各个部门纷纷在各种“特殊敏感时期和日子”无可奈何地急于处理一些历史问题和社会矛盾，但往往不能坚持公平正义，常常求助于亲情伦理，亲戚宗族，最终都以政府出钱了事，将法与理的和了稀泥。“上访就有理”、“政府最怕上访”成为基层群众的普遍认同。这种变态的文化认知，无疑成了法治精神的最大伤害。
之所以要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就在于文化具有导向性、先进性和渗透性。不认知、不重视、不投入、不弘扬，法治便没有文化可言，依法行政便不会有执法氛围，法治被信仰便是无稽之谈，依法治省、治市（县）便是纸上谈兵。如是这样，难免空谈误国！因此，必须从领导特别是地方首长做起，认真思考治国方略实施问题，真诚信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率先垂范，做法治文化建设的倡导者、践行者。如是这般，则重造法治信心，再造法治权威，建立法治秩序有望。

领导干部认识上的误区是制约其法治文化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虽然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十分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但是现实当中仍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文化素质缺乏应有的重视，认为法律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做起来不要”。这种思想认识上的误区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认为懂业务是硬条件，学法律是软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工作，看重业务工作，认为在业务上要多下些工夫，学通弄懂，这样有利于出成绩、出政绩，对职业发展有利。法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平时用不上，不学法、不懂法照样可以把工作做好，需要法律时再学也来得及，不行可以请律师及懂法律的人来帮忙。
二是认为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领导干部的大事，是其他部门领导干部的额外负担。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认为法律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学法、懂法是法律部门干部的工作需要，对他们来说，学法、懂法、用法是一项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部门的干部职工有自己的专业及本职工作，不从事实际的法律工作，学不学法，懂不懂法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
三是认为领导干部从事的是日常的管理工作，学法、守法是群众的事。不少领导干部认为，党政部门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政部门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不必了解法律、学习法律。有的领导干部将法治视为管理者的特权，仅仅当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搬出来用一用，对自己不利时就搁在一边。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缺乏信任，认为老百姓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破坏秩序，滥用法律条例，与政府“作对”，与官员“捣乱”，应该多学法，自觉守法，把普法工作看作是对老百姓的单向的法制教育。四是没有从正面认识和理解法律普及工作的重要意义，反而认为通过多年的普法，使得老百姓动辄上法院去告政府或官员，“不那么好管了”。这些认识误区如果不及时消除，不仅影响领导干部法治文化素质的提高，还会影响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进程，也损害了领导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