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是从西方引进的

A. 为什么说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什么意思

2014年12月4日，13亿多中国人迎来了第一个国家宪法日。这一天，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到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从各大媒体到各个校园，都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使人们加深了对宪法的认识，普遍增强了宪法意识。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个重要论断，明确了宪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核心地位，阐明了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义深远。

一 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是什么关系

宪者，法也，宪法就是法上之法、法中之法。为什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这是由宪法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宪法是根本法、是总章程。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我国现行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坚持依法治国首先是坚持依宪治国，最重要的也是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从内涵来看，宪法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思想基础和活动准则，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都在宪法中得到确认和体现。依法治国的过程，首先就是贯彻落实宪法中所确立的制度和原则的过程。

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基础。从效力上看，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统帅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据和基础，所有法律都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宪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依法治国所依之法，首先就是宪法。

依宪治国为依法治国确定了最高准则。从权威上看，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不得超越宪法，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以说，法治的权威，首先体现为宪法的权威；对法律的遵守，首先是对宪法的遵守。

因此，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表明了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中的核心地位。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现行宪法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它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它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也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完善，是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指南和保障。

二 依宪治国和“宪政”是一回事吗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同时，也存在一些误解误读。比如，有人认为讲依宪治国，实质上讲的就是“宪政”；还有人认为我们搞法治，最终就是要走西方“宪政”道路；等等。要保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必须弄清依宪治国和“宪政”的关系，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

的确，“宪政”这个词，单从字面意义上看，好像就是依据宪法来施政，与依宪治国差别不大。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宪政，初衷也是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搞清这些观点的是非对错，首先要搞清楚“宪政”的来龙去脉，认清有些人宣扬“宪政”的本质所在。

其实，“宪政”这个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宪政”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否定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模式的概括，是西方法学理论对自身经验的理论总结。“宪政”在经过西方学者的反复阐释和演绎后，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指向和特定内涵的范畴，主要包括三权分立、多党制等基本内容。因此，西方宣扬的所谓“宪政”，是特指西方的法治发展模式，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怎么搞法治，选择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归根结底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已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在实践中已见成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根植于我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符合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规定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些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历史选择和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我们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就是要坚持好、落实好这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使它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丢掉了这些根本，盲目地跟着西方所谓“宪政”跑，就无异于削足适履，自毁长城。

反观一些西方国家法治发展历程，它们的所谓“宪政”模式也各不相同，而且也问题多多。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宪政民主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局限性。一些西方学者也承认，西式民主正面临深刻危机，民主制衡演变为权力掣肘，党派博弈绑架国家利益。就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发出美国“政治衰败”的哀叹。

近些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大打“宪政”牌，极力推行它们的“宪政”模式。但我们从历史和现实都看得很清楚，它们并非真是为其他国家好，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搞乱别国、控制别国，最终维护其霸权地位。有些发展中国家没有看清西方国家兜售所谓“宪政”的本质，盲目照搬照抄，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实现国家繁荣发展，反而陷入无休止的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教训十分惨痛。比如，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条件优越、资源丰富，特别是完全克隆了“美式民主”模式，被当时的西方舆论一致看好。但时过境迁，菲律宾已落到亚洲很多国家后面，甚至一度被英国《泰晤士报》称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

由此可见，对有些人宣扬的所谓“宪政”，我们必须头脑清醒，决不能被其“美丽的外衣”所迷惑。要珍惜好、呵护好我们自己成功走出的法治道路，并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使之越走越宽广。

固国安邦之磐石——怎样理解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理论-人民网

B. 中国的依法治国与西方倡导的法律精神在本质上一致吗

应该是不一样的，中国说到的依法治国，通常可以用英文the rule by law，西方倡导的法律精神，所谓的法治，通常是用the rule of law来表示。
中国说的依法治国，常常隐含一个前提，就是有一个行为人，由其进行依法治国。the rule of law，则是说一旦法律被制定出来，无论任何人，包括立法者，都必须遵守该法律。你可以慢慢的体验下。

C. 试述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及重要意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目的在于保护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参考下。希望帮到你。祝你幸福。

D. 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的认识

（一）法治理论指引的滞后现象
在权威理论建构的层面，以往的法治理论在内容上还不够完善，在地位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确定。 虽然依法治国的权威理论在社会领域得以广泛传播，但是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法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应然关系、贯彻法治的具体途径等重要法治理论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澄清。亚里士多德说：“法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我们对于依法治国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则一直存在模糊认识。 在学术理论研究的层面，法学界关于法治理论的论述要么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论，要么针对中国的法治现象进行简单的解析或一对一地进行功利性对策研究。 学术成果普遍遵循“现状揭示———西方经验———中国对策”的三段论式的、过于简单的理论逻辑。 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导向坚持与深入研究始终缺乏强劲动力。
至今，中国法学界始终没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够切实地解决既存法治问题的内生性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在这个意义上，我国法治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盲目性的特征。
（二）法治道路选择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国建设推行至今，取得了诸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道路的选择就是一个重大问题。 经过冷静反思，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前苏联的法治意识形态还是西方传统法治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实际上都会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假想，并不符合中国法治运行的实际逻辑。 事实证明，未经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检验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无法评价乃至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 自信才能自爱，自爱才有自省。 法治中国建设首先要对中华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对中华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实西方法治理论早已注意到亚洲国家的“儒释道”宪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国家中的精妙作用，我们自己却丢失了这份本该有的选择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当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条，又要警惕和反对右的倾向。 法学学术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华赶时髦，都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三）法治实践运行的失衡失序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数十载，在法治实践领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应接不暇的新型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使得我国立法者不得不采取“运动式”的法律移植方式来健全法律体系，尽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们却不可能像西方社会那样用近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进行理论磨合和信仰构建，这必然会造成我国法治实践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消化不良”现象，主要表现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执法不严、守法不诚、监督不力的失衡、失调、失序现象。 立法在内容上缺乏科学性、实用性、操作性；司法在过程中缺乏公开性、公正性、公平性；执法在实践中缺乏严肃性、严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动中缺乏诚信性、主动性、自觉性；监督在落实中缺乏实效性、实质性、具体性。 “政府权力越位、错位、缺位导致微观经济活动受干预过多；导致权力寻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资消费失衡、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法治建设的根基不牢不实
法治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法治建设一贯采取“自上而下”的建构主义模式。 学术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与广大中国法治实践者存在着不同的话语体系，欠缺话语沟通平台的基层法治实践者只能绕过成本高昂的法治解决途径，运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寻求一套有利于法治体系外的法律规避式的潜规则。 法律规则与法治现实的脱节导致了中国法治建设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层级中的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层领域，法治状况存在着大量的严重问题，法律制度的贯彻程度较为有限，民众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法治建设的基础不牢不实，发展很不平衡。基层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与难点。
这种发展不平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思想深处的认识基础不牢不实。 上级机关与领导人员对于法治建设的认识模糊以及重视不足，直接导致法治理念的贯彻与法治实践的推行缺乏足够的动力与支撑。二是群众基础不牢不实。法律法规虽然明存于纸上，但是无法得到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同与深入理解，许多群众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层基础不牢不实。 就总体而言，越是接近于行政级别顶端的领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贴近基层的领域和地域，法治的贯彻就越不充分。四是行业基础不牢不实。许多行业的实际运行更加依赖行业内部的各种“潜规则”，而偏离法治的轨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独立王国”。 五是法治队伍基础不牢不实。 法治的顺利推进应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专业队伍为基础，而当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整体上还远未达到应有的水准。
（五）法治的权威信仰亟待提升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经历了从对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转而跌入法治神化破灭、“礼崩乐坏”的社会阵痛过程。 法律应该被信仰，法治应该成为社会机制中的权威力量。 中国真正的法治信仰构建的图景应当是，民众的个人价值与法治的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统一性。 民众的法治信仰应该是民众内心洋溢出来的，法治权威应该是民众自愿崇拜并推崇的。
反观现实，中国法治力量在民众心目中的权威远未树立起来，人们在遇到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时往往寄希望于“托熟人”、“找关系”、“走后门儿”等非法治途径的“潜规则”，而对司法、执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码的信任与依赖。 在司法领域，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尤为严重。 正如澳大利亚大法官马丁所言：“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中，司法部门应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从这个意义出发，公信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司法权的丧失。 ”长此以往，理应成为基本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就会逐渐因失去社会民众基础而被边缘化、空洞化，这无疑对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六）法治“硬的一手”运用不够
法治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与社会治理机制，在途径和手段上既要有“软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刚性的一面，二者都要灵活掌握、适时运用，不可偏废，共同服务于法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忽视软和柔而片面强调硬和刚，抑或忽视硬和刚而片面强调软和柔，都是错误的。 就当前法治中国建设的现状来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于软，失之于柔，失之于弱。 对人民应爱之又爱，对敌人要恨之又恨。 对于践踏法律、破坏稳定、危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为，法治力量不能毫无声息、视而不见，要充满自信，该出手时即出手，并正确运用有利策略，分化敌对阵营力量。 要始终牢记，对不法分子和不法现象的姑息，就是对损害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纵容。 要坚决克服模糊认识，要有执法的底气，要充满自信、理直气壮地把专政的一手用起来，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来。 刚性严明、严格执法与野蛮的粗暴执法泾渭分明，与现代文明并不矛盾。
三、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建议与对策
（一）把法治中国建设提升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法治中国虽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视，但是没有将其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蓝图中，法治中国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进一步加以明确。 只有将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地位明确下来，向权力机关与社会公众宣示其极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将法治的理念与精神贯穿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联系紧密。
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可以考虑将法治中国建设与“五位一体”建设相并列，以使其获得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要地位。 我们也可以进行充分的论述，在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高度重要性的同时，倡导将其渗透、贯穿于“五位一体”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明确提出：没有法治中国建设的顺利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就不可能获得保障和成功。 具体来说，第一，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应进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党、全国、全社会、全体人民的高度重视；第二，要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权威的理论定位，使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重要地位；第三，应通过各种途径，使法治活动成为每个公民工作、学习、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走中国特色法治道路
中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属性与要求。 在学术氛围日益“西化”与部分学者盲目崇拜西方社会法治理论与经验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着重强调法治中国建设所秉持的“中国特色”。 西方社会的法治建设确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其成功也是根植于西方社会的历史传统、基本特点和固有属性而来的，并非依靠某种学说观点就能即刻点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 ”
对于中国法治道路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拥有兼包并蓄的宽广胸怀，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都可以加以吸收与借鉴；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守“中国特色”的基本思维路径，始终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指引，紧紧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民族传统与现实状况，切实着眼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客观现实，把握时代规律，不管风吹浪打，不怕说三道四，决不时髦献媚，坚定不移、充满自信地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坚持下去。 法学教育的课堂，学术理论的阵地，各级各类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确定，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等职能部门，都要切实纠正在法治道路问题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强符合国情的法理论建设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是对未来的理性谋划。 任何社会实践活动，没有科学的理论来加以指引，都不可能获得预想的效果。 经过长期努力，法治中国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法的理论建设还不完备，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整体上看，当前法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很多学说观点与现实存在较大的脱节，使得看似科学的法学理论及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无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强法的理论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导向。 反思当前法理论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表面繁荣、实际贫困”。 空泛、繁复、玄奥、花俏、重复、媚外，缺少适合国情、自主原创、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在法学研究中应充分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坚持“实践出真知”的基本原则，注重法治调研与对策研究，以客观效果为归宿考量相关法律理论，全面纠正“书斋里面出学问”与盲目崇拜西方学说的理论建设思路。 法治中国建设真正需要的是内生性理论，它是从中国本土自生自发的法治现象中抽象出来，经过理论提升后形成的规律性结论。 对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对于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与实证效果的研究活动应给予充分的资源投入；二要加大导向力度，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充分树立注重国情和立足现实的基本导向；三要加强实证研究，鼓励现实研究与国情探索，摒弃坐而论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强基层实践调研，充分重视法治在基层的运行和影响；五要突出法治经验的提炼，及时总结与推广有益的成形机制与实际做法；六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型人才的培养、使用，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建构复合型法治人才库。
（四）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基于平衡的法学理论大厦
对于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 我们应在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大力倡导和体现权利与义务、权利与权利、权利与权力、权力与义务、权力与权力、义务与义务平衡的法理观，切实解决社会各领域严重失衡的问题。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严重失衡，都有赖于法的平衡治理。我们还应深刻地认识到，从义务法、权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论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新发展，平衡是法的总特征，平衡是法的内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价值，平衡是良法的灵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质体现，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学是平衡之学。 只有在平衡法理观的理念统御下的法治中国建设，才会被纳入有序发展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统性、统一性、适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学教育，任何必要环节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学与完备，是良性法治过程的起点与前提。法律规定与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问题，立法后的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环节就不可能正常运转下去。 中国法治的诸多问题，均与立法缺乏科学性、操作性密切相关。 注重立法的系统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将法律视为一个系统，统筹兼顾地考虑其中的每一个要素与问题。 不论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言，还是对于某一部具体法律而言，都要仔细考量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协调关系，要通过设计使其内部的各要素协调一致，共同服务于整体目标的实现。 注重立法的统一性，就是要求同级的法律法规之间以及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不能在内容上相冲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则就会使执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适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论法律规定本身多么符合逻辑、多么完整和严谨，如果在实践中不接地气，不能被有效适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实不到社会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劳无功的。 因此，密切着眼于法实践的环节，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劳动合同法》、《新刑诉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的遗憾。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立法上脱离实际的“精英路线”，积极倡导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 对于立法主体，要设定严格标准，要求其具有实际的法治理工作经验或生活经验。 例如，简单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接触过婚姻的未婚者，怎么有能力参与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与实施中呢？
（六）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在效果上是顺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权力机关自上而下地“推行”来实现法律制度与法律治理的运行。 但事实上，更为科学与更为合理的法治模式应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结合，没有权力机关的主导，科学的立法无以产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础与民众的反馈，法治也无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充分调动全民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要将法治事业、法律活动与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要让广大民众充分理解到与切身体会到，法治事业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法治活动需要他们的意愿来加以支持和推动，法治过程不仅仅由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来加以主导，更要由每一位社会成员来加以主导。 “要使每一项立法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维稳的前提必须是维权。 ”
如此，法治中国建设的民众基础才会不断地得以扩大，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才会更加顺利。
（七）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
法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方式，并不是独立地在社会领域与国家层面发挥作用的。 我们研究与推行法治中国建设，不能将法治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与独立的体制来进行考量，而要充分考虑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社会氛围与具体环境，处理好涉法工作部门与其他部门、法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若想在社会领域得以顺利推行，其前提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拥有普遍的敬畏和坚定的信仰，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营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围，将法治、政策、习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 正如伯尔曼所说：“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设中，我们更多地将思路局限于法律制度建构本身，更多地争论于某项规定是否科学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总体上在社会实践中被人们认可、接受与应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大力营造敬畏、信仰、遵从法律的社会氛围和环境”纳入今后的法治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当中，并认真对待法治文化建设，“法治文化应是贯穿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软实力和润滑剂”。
（八）切实提高法治队伍建设的专业水准
没有一支忠诚、敬业、专业的法治队伍来践行法治，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高素质和高水平的法律从业人员来操作法律，再科学、再完备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于各种规定之中，再宏大、再高远的法治理想也不过是纸上谈兵。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各项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切实提高立法、司法、执法、法监督法教育主体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严格准入标准，精心进行培育，将培养、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标落到实处。 同时，要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保障司法独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员任用制度。
当法治中国建设事业在拥有了一支具有很高专业水准的建设队伍时，其不断进步与发展即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与坚强有力的支撑。
（九）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自由裁量空间
法治中国建设的有效推进，要靠良法的有效实行，良法的有效实行，要依赖法治主体的具体操作。 法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能穷尽规定社会主体可实施的所有行为，不可能覆盖社会领域中出现的所有现象。 这就为法治主体的自由裁量空间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权力寻租腐败空间的存在提供了各种可能。 如果运用得当，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地沟通形式正义和实体正义。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权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并未巩固，那么这种权力反而会削弱法治的力量。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加强法定程序制度设计，合理确定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法律监督者等法治主体进行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基本层面和技术层面想方设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十）充分认识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我们往往依赖“运动式”的建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 事实上，法治中国建设涵盖的领域十分宽广，涉及的矛盾十分复杂，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灵的灵丹妙药，只能依靠我们下定决心、脚踏实地、逐步积累、立足长远地渐进推行。 事实证明，“运动式”的法治中国建设无法实现其最终目标，而只会为形式主义、犬儒主义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间。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法治中国建设不是一时的“运动”，而是一项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法治中国建设的复杂性与全面性，要求我们开展的法治事业必须涵盖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既要拥有高瞻远瞩的视野，又要秉持时不我待的作风，坚持法治建设要“从娃娃抓起、从现在抓起、从全民抓起、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抓起”。
同时，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设的特殊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研究、确定法治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式方法，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和解决，真正在取得实效上下真功夫，日积月累，长期坚持，必见成效。 具体来说，一要系统谋划法治方案，明确法治建设的战略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主要途径、破解难题、注意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运用系统思维统筹兼顾地考量法治建设；二要下真决心与大气力，在社会舆论导向上充分强调法治中国建设的高度重要性，在资源上舍得投入成本，光说不练只会空谈误国；三要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四要上下联动、全员发动，同时获得上层领导和基层支持的法治事业才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正确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内在规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准确把握规律才能全面推进法治全局，只有灵活运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决法治问题，最终在动态平衡中引导法治中国建设事业不断前行。

E. 依法治国为什么不是西方的宪政

一、理论基础和宪法理念上的差异

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宪政”思潮的理论来源。这就意味着，鼓吹西方“宪政”就必然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按照一些西方宪政国家认可的所谓“宪理”，将个体基本权利保障条款确定为宪法的核心条款，这就需要边缘化乃至废除我国现行宪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性条款。这事实上等于意图用曲解或者修改宪法的方式，重新“制宪”和“立宪”，进而改变国体和政体，实现宪法、法律、政治机构乃至军队的中立化。宪政思潮的一系列主张，如司法独立、三权分立、全面修改宪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军队非党化、多党竞争制，等等，由浅入深、由边缘而核心地推进其改旗易帜的政治图谋。

我们讲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宪”，与西方宪政民主的“宪”有着本质不同。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它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确立了国家的国体、政体及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法制、民主集中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原则。这些制度和原则，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在要求。西方宪政民主之“宪”，是按照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宪法来进行统治，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来管理国家，以达到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根本目的。

二、政治主体和利益主体上的差异

在自由主义和宪政理论看来，社会中并非由阶级和人民构成，而只是诸多利益不同的群体、团体、阶层或个体。为解释个体权利的来源，自由主义不得不援引神权或自然法理，认为上帝或自然法赋予了每个个体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因为个体、群体之间的利益都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冲突的，这就需要多个政党代表不同个体、集团的利益，实现自由竞争、轮流坐庄，以此保障个人权利——主要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宪政理念，必然派生出多党竞争制、三权分立、军队非党化、司法独立等制度架构。

在宪政模式中，执政主体实质上是占人口份额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美国开国国父们在制定美国宪法、设计宪政模式时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美国首任财长汉密尔顿就坦承，设计美国宪法和宪政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少数阶级（富人和出身名门之士）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要防止多数穷人侵犯少数富人的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以致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利很少遭到由于多数人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威胁”。总之，宪政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特权不受多数人侵犯，其实就是资本专制。而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组织联合起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抗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却被宪政理论及其宪法视为“多数人暴政”，即多数人侵犯了少数人或个人的人权，应受到国家机器按照资产阶级宪法法律进行镇压。可见，在美国，“宪政”起初是反“民主”的，在本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其核心诉求是以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名义，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从而确保资产阶级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的统治权力。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团结、领导的劳动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拥有共同的、整体的、一致的根本利益，因此原则上必须只能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实行共产党领导而不能搞多党竞争的缘由。我国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反映了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成果，反映了在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形成的党的领导地位，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我们说的依法治国，是指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并实施宪法和法律，把人民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把人民意志经过法律转变为国家意志和主张，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权利。宪法和法律，是中国共产党高高举起的旗帜。然而，对于那些套用西方宪政概念和标准来看待社会主义法治的人而言，只要中国共产党不放弃领导权，就不承认中国是法治国家，就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宪法，这实际上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要以“宪政”之名，否定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差异

马克思曾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西方宪政尽管标榜“主权在民”，但是公民选举、政策制定常常被金钱、财团等影响和操纵，成为“金钱的政治”。这种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民主，服务于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保障的是资产阶级根本利益。比如，美国总统和议会由选举产生，但是选举的基础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寡头所有制之上的，美国的主流政党、媒体、智库及教育和学术机构，都有鲜明的私人资本属性，都由大资产阶级严格控制，这就决定了美国政治选举的整个过程也必然被资本所操纵。由此可见，西方宪政民主所标榜的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一种权力分配、交换和平衡机制，普通民众难以参与其中，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议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政策短期化、功利化等种种弊端。

与西方宪政模式不同，我国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政体是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政体，体现了我国的国体，既能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又有利于形成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又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选举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将人民大众组织起来管理国家，则是民主的实质。前者为后者服务，后者决定前者的性质。党将人民大众组织和团结起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和法律，管理自己的国家，这就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人民民主。

四、宪法解释权和审查权上的差异

在美国宪政制度下，虽然宪法解释权（即“违宪审查权”或“司法审查权”）至关重要，但这一权力却被联邦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所控制。这9个大法官由总统提名而非民主选举产生，既不对民众负责，也不受议会控制。他们一般都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著名法学家和律师，少部分则是资深政客。20世纪美国著名大法官查尔斯·休斯任纽约州长时，曾在1907年发表过这样的感慨：“我们生活在宪法之下，但这个宪法是什么意思，却是法官们说了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指责和抱怨更加严重：最高法院“在不间断地开着制宪会议”。美国这些政要精英出于自身利益的抱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美国宪政的真相。美国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由大资产阶级挑选代理人来制定、修改和解释宪法。主导美国法治如何运行的，其实是大资产阶级的人治和专制。

无论如何，美国的议会民主性显然要高于联邦最高法院。然而，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却有权推翻议会的立法，这显然是一种反民主的制度设计。美国建国者们设计这种所谓独立的司法体制，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少数资本权贵免受“多数人的暴政”。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承认，按照民主和自由的原则，“所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最高长官的任命，均应来自同一权力源泉——人民”，但是为了防止所谓的“多数人暴政”，他们着重强调“特别是在组织司法部门时，严格坚持这条原则是不利的”。即组织司法部门时，不能坚持民主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大则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国人大的职权包括修改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等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要“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与美国宪法的解释权、审查权被少数垄断寡头的代理人控制不同，我国宪法的解释权和审查权在全国人大，在党和人民群众，充分体现了人民利益的至上性。

五、司法机构政治属性上的差异

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并对其有监督权、罢免权。我国的司法制度坚持党和人民对司法机构的领导、监督，从而确保司法公正。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党对司法机构的领导、人民群众对司法机构的监督都要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法律化。当前司法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司法干部的腐败变质、一些官员非法干扰司法机构的运转等等，在根本上都是党的领导及人民的监督没有得以落实的结果。要解决这些问题，除加强制度建设杜绝一些领导干部非法干预外，还须强化司法干部和律师队伍的自律性，提高其思想政治素质，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这些在《决定》中都有明确规定。假如走西方宪政道路，使司法独立于党和人民，不仅会导致更多的司法腐败和不公，更可能颠覆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输出宪政理论和宪政模式，控制他国“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而控制该国政权，是一些西方国家屡试不爽的颠覆战略。

在美国宪政模式中，司法机构的确独立于人民，但是并不独立于大财团。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最高法院要么被大资本要么被奴隶主所控制（如1836年—1864年的《托尼法案》就公开判定美国的自由黑人不是宪法中所言的公民），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名维护少数人利益。南北战争以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一直是大资本的代理人。即便是从垄断财团内部来说，联邦最高法院也并非政治中立和独立的机构，其基本规律是垄断财团中哪个党派派别势力大，它就倾向于谁。

F. 依法治国的思想源于哪里

依宪治国

G. 依法治国，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是从西方引进的吗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任务和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基本目标。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
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
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
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H. 详细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正统思想是什么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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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

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多弼
自从中国人开始追求现代化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自明清时代，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参考儒家传统提供的资源。尤其是华人和东亚人应该有这个机会。但是正如其它的文化传统，儒家传统属于全人类，所以儒家的思想文献应该尽量翻译成各种语言，提供给大家。
作为瑞典人，我必须承认儒家经典著作当中，到现在只有《论语》被翻译成瑞典文。这是我这一代瑞典汉学家应该填补的空白。从一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
但是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保存和解释儒家思想文献，增进人们对它的理解是我们作为对儒家感兴趣的学者的一个重要任务。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2月09日第八版)

I. 各位学法的学长们帮忙给看看这道题怎么答啊

您好，很高兴能为您解答~

需要考虑甲乙事前是否存在通谋，乙对甲的抢夺行为事前已知晓，后为甲转移赃款，成立抢夺罪的共同犯罪，若乙对甲抢夺行为事前不知情，乙构成窝藏罪。

希望能帮到您，请您及时采纳！

J. 中国古代和现代“依法治国”有何不同

尽管从实质上说，中国古代法治实为人治，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工具。但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法治的推行对于促进中国封建社会进步，推动中国古代文明，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古代法治切切的说是启蒙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由奴隶制社会转型于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从此中华大地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道、法等学派也相继产生，
首先战国时，韩国国相申不害教韩昭侯“术治”，其时的“术治”即“法治”。韩非解说：“术者，因任而受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展示了“法治”实质为君主个人的集权统治，要求君主们要不择手段，以法律的威严镇压群臣百姓，以达到巩固王权统治，建立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国家的目的。
但是面对“法治”总是逃脱不了“人治”“德治”和“术治”的思想这一不变的规律，总有一股思潮敢于突破禁忌，往前迈上一大步。在秦孝公时，商鞅携《法经》入秦，受到秦王的重视，先后两次在秦国主持变法。商鞅以《法经》为蓝本，结合秦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加以修订、扩充、制定了秦律。商鞅着重强调法治及其威严，要求相对意义上的人人平等，以至于商鞅自受其法。如果这一治国之法维持下去也罢，可在中国很容易走偏，可是在秦国统一，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主导，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大力排挤其他各大学派，焚书坑儒，残杀儒生。此时法家思想达到顶峰。“法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法治埋下了一粒生机勃勃的种子。此后的漫漫封建社会长夜里，“法治”从来就没有真正地退出过历史的舞台，不过已然变味，不是孝公时所要的依法治国之思想。

虽然“法治”的生命力旺盛，但是封建法治始终是受到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的羁绊。封建法治顾名思义地只能存在于与其适应的封建社会。因此，必然要结束于封建社会末期即晚清时期。早在明清之际，就有著名的法家王夫之、顾元武、黄宗羲等对封建法治提出疑义。他们反对君主集权，主张真正的“法治”，即法律高于一切。此后，由于外国入侵，中国古代法治也逐渐遭到西方法治思想的冲击，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渐渐进入现代，我们对“法治”的深刻认识，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之后。
依根溯源之后，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即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特别是在反奴隶社会的斗争中，是极其先进的，但由于其先天不足，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它的最大局限性就在于没有提出民主要求，也根本无法要求民主，反而主张把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最高权力完全交给君主，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实质就是君主集权。“法治”主要是靠君主的权戚自上而下推行，即法家所称的“势”，虽然提倡“刑无等级”，但在实践中根本就行不通。另外，中国古代“法治”思想消极的一面还表现在走了“法治”的极端，过分迷信和依赖严刑竣法来治理国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统治者往往对基力情有独钟，不计后果加重刑罚，横征暴敛，滥杀无辜，极易引起反抗。
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实施依法治国签本方略，必须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墓本经济制度，以民为本，坚决落重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在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体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使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才能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