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说理的逻辑

⑴ 著名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是什么

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1927——1978）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也是现代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创立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博士论文，就奠定了其终生的研究方向。科尔伯格沿着皮亚杰（Jean Piaget，1896——1980）研究儿童道德判断的路线，在儿童道德认知发展与道德教育领域辛勤工作了30多个春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包括道德发展的哲学、道德发展的心理学以及道德教育的实践策略的庞大理论体系。

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是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运用于儿童道德教育实践而提出的重要方法。它以道德两难故事为基本材料，让儿童对故事中的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并回答围绕该故事提出的相关问题，以此判断儿童所处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并引导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方法。该方法的关键在于要以两难故事诱发儿童的认知冲突，促进积极的道德思维从而促进其道德判断的发展。提出和倡导这一方法，是科尔伯格早期以道德认知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并特别重视儿童道德判断推理能力发展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儿童道德成熟的标志是他做出道德判断和提出自己的道德原则的能力，而不是遵从他周围的成人的道德判断能力”（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人的发展》，721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因此他把道德教育的目的定为促进道德判断和道德思维能力的发展。他认为一个人道德判断的发展一般要经过“三个水平六个阶段”，是一个由低到高顺序发展的过程。科尔伯格曾对这“三个水平六个阶段”的道德发展过程模式作了详细阐明，后又作过重大修正。他在70年代后期对该模式的概括是这样的：水平一是前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一 —— 以惩罚与服从为价值取向阶段，阶段二 —— 以个人的功利主义目的与交换为价值取向阶段；水平二是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三 —— 以协调人际关系为价值取向阶段，阶段四 —— 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履行个人义务为价值取向阶段；水平三是后习俗水平，包括阶段五 —— 以社会契约为价值取向阶段，阶段六 —— 以普遍道德原则为价值取向阶段。他认为儿童的年龄与其道德发展阶段有很大关系。一般0至9岁处于第一水平，9至15岁处于第二水平，16岁后向第三水平发展。但年龄并非是决定因素。尽管发展阶段不可跳跃、发展方向不可逆转，而在发展速度上则存在个体差异，有的发展快，有的发展慢，还有的可能长期处于某一阶段上停滞不前。科尔伯格主张用教育，特别是道德两难故事策略，促使其向更高一阶段发展得更快一些。

实施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的具体步骤和要求是：首先，根据道德判断测量表测出学生道德发展已达到的实际阶段，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分组；然后再选择适当的道德两难故事和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教师在给学生讲述道德两难故事时，应能让学生完全听懂并能复述出故事里的情节，使学生能真正明确故事中的道德两难问题和矛盾冲突是什么。在组织学生讨论时应给学生一定的思考和准备时间，还需就故事里的道德难题提出一些相关问题以启发学生思考。讨论时可采取先分小组进行，然后再集中的办法，让每个人都有充分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教师要注意让学生就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辩论，要能引起学生道德认知上的冲突，以引发更深的思考和逻辑推理，要让道德发展阶段相邻的同学有相互交流的机会，使较低水平的同学能学到较高阶段的道德推理。讨论不要追求意见一致的结局，而应通过讨论达到提高学生道德推理能力和认知水平的目的。讨论结束前要及时引导学生进行总结和继续对该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科尔伯格认为这种方法与传统教育有原则区别：它不是在学生面前强调成人的“正确答案”和传授学生现有水平还无法理解的高层次道德伦理，而是引发学生对道德问题的积极思考和认知冲突，给他们提供学习道德推理的机会，提供高于他们已有道德水平的一个阶段的思维模式。因为研究表明，儿童拒绝接受低于他们已有认知水平的信息，也不能理解高于他们两个阶段的信息。“成人的道德说理只有在高于儿童现有水平一个阶段时，才能被同化到儿童的思维中去。”因此，这一方法是有实证依据的。道德两难问题讨论法的确有效地促进了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对道德行为产生了间接影响。但是，科尔伯格也看到这一方法还需补充完善，于是他进一步主张将道德讨论与课程教学相结合，并在道德讨论中增加一些对现实生活中道德问题的讨论，使道德判断的发展能更多更有效地影响学生的行为。

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儿童的道德认知主要指儿童对是非、善恶行为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它包括道德概念的掌握、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以及道德信念形成三个方面。J·皮亚杰是第一个系统地追踪研究儿童道德认知以展的心理学家。他在1932年出版的《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是发展心理学研究儿童道德发展的里程碑。

儿童道德认识发展阶段

皮亚杰根据儿童对规则的理解和使用，对过失和说谎的认识和对公正的认识的考察和研究，把儿童道德认知发展划分为三个有序的阶段：

第一阶段：前道德阶段（出生～3岁）。皮亚杰认为这一年龄时期的儿童正处于前运算思维时期，他们对问题的考虑都还是自我中心的。他们不顾规则，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招待规则。他们的行动易冲动，感情泛化，行为直接受行动的结果所支配，道德认知不守恒。例如，同样的行动规则，若是出自父母就愿意遵守，若是出自同伴就不遵守。他们并不真正理解规则的含义，分不清公正、义务和服从。他们的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非道德的。

第二阶段：他律道德阶段或道德实在论阶段（3～7岁）。这是比较低级的道德思维阶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单方面地尊重权感，有一种遵守成人标准和服从成人规则的义务感。也就是说，他律的道德感在一些情感反应和作为道德判断所特有的某些显著的结构中表现出来。其基本特征是：一是绝对遵从父母、权威者或年龄较大的人。儿童认为服从权威就是“好”，不听话就是“坏”。二是对规则本身的尊重和顺从，即把人们规定的规则，看作是固定的，不可变更的。皮亚杰将这一结构称为道德的实在论。

第二，从行为的物质后果来判断一种行为的好坏，而不是根据主观动机来判断。例如，认为打碎的杯子数量多的行为比打碎杯子数量少的行为更坏，而不考虑有意还是无意打碎杯子。

第三，看待行为有绝对化的倾向。道德实在论的儿童在评定行为是非时，总是抱极端的态度，或者完全正确，或者完全错误，还以为别人也这样看，不能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地位看问题。皮亚杰与英海尔德在谈到这个时期的儿童特点时说：“道德实在主义引向客观的责任观，历而对一种行为的评定是看它符合法律的程度，而不管是出于恶意的动机违反这个原则，还是动机好却无意违反了规则。例如，儿童在理解不准撒谎的社会价值之前很外（因为缺乏充分的社会化），在对有意的欺骗与游戏或纯粹的愿愿望有失真实区别之前，成人就告诉他们不要撒谎。结果说真话就成了儿童主观人格之外的东西，并引起了道德实在论和客观责任观，从而使儿童认为一切诺言的严重性似乎并不是看有意欺骗的程度，而是看实际上跟真实性相差的程度。”

第四，赞成来历的惩罚，并认为受惩罚的行为本身就说明是坏的，还把道德法则与自然规律相混淆，认为不端的行为会受到自然力量的惩罚。例如，对一个7岁的孩子说，有个小男孩到商店偷了糖逃走了，过马路时被汽车撞倒，问孩子“汽车为什么会撞倒男孩子”，回答是因为他偷了糖。在道德实在论的儿童看来，惩罚就是一种报应，目的是使过失者遭遇跟他所犯的过失相一致，而不是把惩罚看作是改变儿童行为的一种手段。

第三阶段：自律道德或道德主观主义阶段。皮亚杰认为儿童大约在7～12岁期间进入道德主观论阶段，这个阶段的道德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儿童已认识到规则是由人们根据相互之间的协作而创造的，因而它是可以依照人们的愿望加以改变的。规则不再被当作存在于自身之外的强加的东西。

第二，判断行为时，不只是考虑行为的后果，还考虑行为的动机。研究表明，12岁的儿童都认为，那些由积极和动机支配但损失较大的儿童，比起怀有不良动机而只造成小损失的儿童要好些。由于考虑到行为的动机，因而在惩罚时能注意照顾弱者或年幼者。

第三，与权威和同伴处于相互尊重的关系，儿童能较高地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并能较现实地判断他人。

第四，能把自己置于别人的地位，判断不再绝对化，看到可能存在的几种观点。

第五，提出的惩罚较温和，更为直接地针对所犯的错误，带有补偿性，而且把错误看作是对过失者的一种教训。

达到自律性道德阶段的儿童，在游戏时不再受年长者的约束，能与同年龄儿童平等地参加游戏，彼此明白自己的立场与对方的立场，共同制定规则，遵守规则，独立举行游戏比赛。

皮亚杰认为儿童道德发展的这些阶段的顺序是固定不变的，儿童的道德认识是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转化的过程。他律道德阶段的儿童是根据外在的道德法则进行判断，他们只注意行动的外部结果，不考虑行为的动机，他们的是非标准取决于是否服从面人的命令或规定。这是一种受自身之外的价值标准所支配的道德判断。后期儿童的道德判断已能从客观动机出发，用平等或不平等、公道或不公道等新的标准来判断是非，这是一种为儿童自身已具有的主观的价值所支配的道德判断，属于自律水平的道德。皮亚杰认为只有达到了这个水平，儿童才算有了真正的道德。

⑵ 道德和逻辑有什么关系

1，道德是调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
2，逻辑至少包括三种含义：A，客观事物版的规律；权B，思维规律；C，逻辑学。
3，道德和逻辑的关系
A，道德规范的制定要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
B，研究道德的科学——伦理学要运用逻辑学。
等等。

⑶ 学达德彰,止于至善的意思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注释】选自《大学》第一章。
道：宗旨，纲领。明：第一个明动词，彰明，显发。德：德行。亲：更新。止：有达成和维持之意。至善：最完善圆满的境界。定，心志的定向。本：原指树根，末：原指树梢。
【译文】大学的宗旨，就在于发扬光明正大的德行，在于更新民风，在于达到德才完美的最高境界。
知道所要达到的境界，然后志向就能有所确定。志向确定以后就能静下心来，心静以后就能安闲舒适，安闲舒适以后就能认真考虑，认真考虑以后就能有所收获。
任何事物都有根本和枝节，任何事情都有终了和开始，知道什么在先，什么在后，就接近于合理了。
【赏析】在《大学》的开头，便阐明它的宗旨，在于彰明人类天赋的光明纯莹的心灵，光明正大的德行;在于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再通过礼乐教化，以启迪人们的自觉，去除物欲，不断更新自己的德行，而达到至善至美的最高境界。
对大学的纲领有所体会，自然便会立定人生志向，以此为生命的理想方向。确定了心中志向，便不会轻易为外物所干扰，就会至死不渝的去追求。
不论面对何事何物，都能认真思考，由此得到至善之理，明白明明德和亲民的关系如同根本和末梢的关系。“知止”是开端，“能得”是结果，对大学纲领有深切的认识和体会，自然距离大学之道的实现不远。
2、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注释】选自《大学》第二章。齐：管理。修：修养。正：端正。致：推极，获取。格物：研究事物的原理。
【译文】古时候想要使天下人都发扬光明正大的德行，就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
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就先要修养自己的身心;想要修养自己的身心，就要先端正自己的心志;想要端正自己的心志，就先要证实自己的诚意;
想要证实自己的诚意，就要丰富自己的知识;丰富知识就在于深入研究事物的原理。
【赏析】治国、齐家、平天下都是怎样做人的问题，要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就是修身的问题。
有道德的理想人格具体表现在行为、节操之中，可行为节操由意念志向所决定，如果意念志向夹杂着私情物欲。
表现在行为节操不符合道德规范。所以只要思想志向真诚，心灵自然能够体现在各种行为事物之中，心志不为物欲所诱惑，道德人格就由此建立。
其实道德的修养前提是通过学习，获得知识，掌握做人道理。
由此在推到这段话的前部分，要平治天下，开创一个道德的世界，就必须有一个道德的国家，国家由家组成，家由个体的人组成;最终归结到人的德行和道德人格。
3、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注释】选自《大学》第二章。
【译文】对事物深入研究以后，知识就能丰富，知识丰富以后，诚意就能证实，诚意证实以后，心志就能端正，心志端正以后，身心就能修养，身心修养以后，家庭就能管理好，家庭管好以后，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以后，天下就能太平。
【赏析】这段话是对上一段话相对的复述。上一段话说明要明明德平天下，最终推到人要学习掌握知识，明白事理，修身养性，培养道德情操。
而这段话强调通过学习，修养学问道德，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有仁德修养的人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也是关键。
两段话在说理逻辑上只是修辞手法上的先后而已都阐述的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4、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注释】选自《大学》第三章。止：达到。敬：恭敬。慈：慈爱。信：信义，诚信。
【译文】作为君主，就要达到仁爱;作为臣下，就要达到恭敬;作为儿子，就要达到孝顺;作为父亲，就要达到慈爱;与国民交往，就要达到诚信。
【赏析】《大学》在首章就阐述了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强调通过学习，丰富自己知识，知书明理，通晓人生之道，修养品德，建立自己理想的道德人格。
以“止于至善”为方向或目标，使自己无时无刻不在为仁行善之途上前进。所以至善之地表现在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事事物物中，像君主的仁，臣子的恭，儿子的孝、父亲的慈，国民之交的信等都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去努力，永远不止息。
要想“止于至善”，就需要发挥知、情、意，全力以赴，不可懈怠，然后会有较好的成效。
5、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

【注释】选自《大学》第三章。毋：不要。恶：前一个厌恶，后一个污浊。好：前一个喜欢，后一个美丽。
【译文】所说的证实自己的诚意，就是要不要自我欺骗，如同厌恶奇异的臭味，如同喜欢美好的色彩，这叫做自我满足。
【赏析】这段话主要是对诚意的含义论述。《朱子语类》卷第十五中说：“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
即对事物能明白其理，以达到致知的境地，然后对于道理无所不明，可是，有丰富的知识并不一定能守仁，明白事理并不一定能切实依理而行，唯意念诚实不欺的人，才能真正地为善去恶。
这也是修身、正心的前提。所以说，让意念真实而无妄地依理而发，如同厌恶污秽的臭味，如同喜爱美好的色彩，不虚伪，不自欺，每个人应当以此自勉。
6、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注释】选自《大学》第三章。润：润泽，润饰。广：宽平。胖：安舒。
【译文】有钱的人能够光彩他的房屋，有仁德的人，会修养他的身心，心里宽畅，身体自然也安舒了。所以君子一定要证实自己的诚意。
【赏析】作为君子，一定要有诚意，在意念将发未发的瞬间要告诫自己，使意念真实无妄。
由于意念是非，必然表现在各种言行上，而意念真诚又是美好道德品质的表现。
所以有仁德的君子，做事光明正大，内心毫无愧疚，自然心胸坦然开朗，身体舒适健壮全归于诚意的结果。
7、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注释】选自《大学》第三章。
贤：前一个贤是尊敬，后一个，所尊敬的贤人。亲：前一个亲近，后一个所亲近的亲族。乐：前一个以此为乐，享受之义，后一个喜乐，快乐。利：前一个以此为利益，得到之义，后一个利益。
【译文】后代君子尊敬所应尊敬的贤人，亲近所应亲近的亲族，普通一般人享受所得到快乐，利用所得到的利益，所以才终生不忘记前代圣王。
【赏析】这句话是对此之前半部分总结，前部分论述前代圣君止于至善的德行，人民敬仰，不能忘怀。
形容更新民风的效果，以证明明德的作用，所以后世有德之贤士，有感先王德行的宏大，自然敬而仰之。
后代君子继承前王的宏德基业，自然怀念感激，百姓享受安居乐业的快乐，所以才终生不忘前代圣王。
说理充分，证明了“止于至善”的巨大作用。
8、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
【注释】选自《大学》第十一章。不恕：不能推己及人。喻：使人明了，使人接受。
【译文】君子对于优点，要自己身上拥有以后再去要求别人;对于缺点，要自己身上没有以后再去批评别人。自己身上所拥有的不是恕道，却能够去教导别人的，是从来没有的。
【赏析】要治国，先齐家;不修身，不可以齐家。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理国家，是最自然的事，所以《大学》里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一家之长修身与否，是家人的榜样，国君的修身，同样对人民起着表率作用，治国者的举止最能引起人民的注意，容易上行下效。
治国者必须谨言慎行，务求言行一致，凡是推行的礼乐政令，自己能身体力行，并能慈爱人民，体贴民心，考虑养民教民之道，使人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得到满足。
人民才会心悦诚服接接受其礼义教化、信守政令法制，才能要求别人。所以对君子而言，自己具备道德修养否则会适得其反。
9、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
【注释】选自《大学》第十二章。
上：国君。老老：第一个老指敬重，后一个老指老人。长长：第一个长指尊重，第二个长指长辈。弟：悌，孝悌。恤：怜惜，救助。孤：没有父亲。倍：即背，违背，背弃。
【译文】所说的平定天下在于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是国君敬重老人，人民就会崇尚孝道;国君尊敬长者，人民就会崇尚恭顺;国君怜抚孤儿，人民就不会背弃。
【赏析】言传不如身教。齐家的关键是修身，身修才能教育家人。治国之道除了教化之外，还需政令，但毕竟以教化为本。这段话就是强调国君在治国中的表率作用。
只要在上者有敬老尊长、怜恤孤苦的行为，则人民自会兴起孝、慈、不背之志。这只不过是能推己及人，人心比，都一理而已。
为人君者若能洁身自好，修养仁德，实行仁政，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保有天下。这就是国君有道，不令自行，治国之道便是此理。
10、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注释】选自《大学》第十四章。道：言说之意，指治国的道理。
【译文】就是说得到人民的心，就能得到整个国家;丧失民众的心，就会丧失整个国家。
【赏析】儒家治国思想是为政以德，以礼治国，以民为本。这句话所阐述的道理和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同出一辙。
在上位者，要重视民众的力量，把人民做为立国之本，因为民众的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存亡。
有仁德的君主，应顺应民心，以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宽以待民，善待民众，关心民众疾苦，让民众安居乐业。获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自然保有天下。

⑷ 孟子提倡哪些道德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⑸ 中西文化在道德观念上面的差异是什么

一 .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 以各自文化生成所依赖的地理环境基础的差异为依据，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双方分别归结为内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也即所谓的“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是造化之功，同时也说明自然环境对人格塑造影响的巨大。“人的个性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2]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而且也包括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得到某种熏陶和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 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从而使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眷恋家园故土，提倡清静无为；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所谓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便是这个道理。“东方人并不具有西方人的忙碌和竞争意识，他们总是显得严肃、执重，从不着急，时间观念淡漠。就象‘效率’一词代表着西方社会中支配人们思想的基调那样，中国人常说的‘马马虎虎’一词也表明了他们对生活所持的态度。”[4]生活圈子的狭隘与封闭，人与人之间接触的固定性和长久性，为了能够和睦相处，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也培养成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养成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而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半岛之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的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形成其开放变易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养成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5]/p 因此，对于对形成的文化观念影响巨大的自然环境对人格的影响，我们既不能加于夸大，也不能过于缩小，既不能过于强调，也不能随意忽视，而应该客观、公正。正如罗素所说的“目前的科学不能完整地说明国民性问题。气候和经济环境虽说明了一部分，但不是全部。”[6] 二 .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按照中西双方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我们可以把中西文化分别概括为伦理型文化与功利型文化。 中国传统伦理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利义之辨”是贯穿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基本问题。主张义利兼顾的墨家由于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中道而忘，而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义利皆无的道家则把把功绩和名利完全剔除在人格标准之外，这种主张尽管一度与儒家义利观并驾齐驱，但由于不合当时社会需要而不为统治阶级所用。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 “以义制利”，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导致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人专注于自身的内心世界，丧失对理性和自然的兴趣，缺乏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和对科学的探索热情。道德与理性的分离，使中国传统出现反理性的倾向，从而阻碍了中国科学精神的发育。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空论玄谈盛行，科学衰微和商业不发达的深层原因之所在。科学技术被视为淫技奇巧，商人被贬为四民之末，从而也导致中国古代科学尽管发达却难于付诸施用，商业发展缓慢，国家积贫积弱的严重后果，到了近代更成了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对象。 在西方，尽管我们说，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样，但是西方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个人的权益的实现，并且认为它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与生既来的，是天赋的。趋利避苦是个体的本能，事功求利是生存的目的，在追求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的过程中不须负任何道德责任，可以不择手段。故此，功利主义始终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起主导作用。毫无疑问，这种功利主义对于催生后世资本主义萌芽取着催化剂地作用，但也使得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变得非常地残酷和血腥。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西方社会这种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方社会经济与科学的发展，但对义的鄙视和贬低又容易导致西方社会片面追逐物质利益而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变质，成了赤裸裸的金钱物质利益关系。在西方历史上，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不衰，构成了西方主流价值取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了社会亘古不变的信条。在最大限度地谋求自身的利益观念的驱动下，科学与技术在西方尤为受到重视，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在西方非常发达。在现实生活中，西方人表现出求新奇、好创新、重功利的人格精神。科学观念和技术意识深入人心，成为构成人格的重要因素。这也导致西方社会重理性而轻情感，长于说理而短于谈情，善于逻辑思维而疏于直观感受。 三 .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具体形态的不同，我们可以把两者分别归结为和谐型文化与抗争型文化。 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侧重于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获罪于天，无可祷也”[8]。“一个特点是中国文化不仅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而且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天中有人，人中有天，主客互溶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9]中国文化主要地是把自然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不是研究和征服的对象，作为想象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探究的对象。对于自然，由于“天道远，人道迩”[10]，过于执迷于对虚幻天道的探求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徒劳的。我们只须向内心诉求，人心中就蕴涵着自然的普遍法则，尽心就能知性，知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矣。”[11]所以，中国古代文化更多的是重人事而轻天道，重道德而轻知识。在处理在人与人关系问题上，中国的文化自古至今就一直重群体轻个体，重和谐轻抗争，强调宗法性、纪律性。它对人进行规劝与约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及创造精神，漠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和尊严。中国文化始终把谋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作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反对人的独立意志和锐意进取，培养人的群体观念、顺从诚敬意识等，寻觅的是一种中庸的、调和的处理途径。中国文化的那种和谐观念，同时也体现和培育了国民顺从、屈服、保守与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鲜有抗争意识和反叛勇气。“中国人普遍信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观念，从而使得欧洲人与美国人普遍认为:1990年的中国和孔子时代的中国别无二致。”“所有的旧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而所有的新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12] 从而也造成了谦虚谨慎、含蓄内向的柔弱的文化品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赫拉克利特窥出“和谐来自斗争”[13]，普罗泰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便是人与自然孑然分立的鲜明写照。尽管到苏格拉底那里，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但西方文化对自然的探索与征服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西方商业社会海上航运的冒险生涯，以及在其中不可避免地遇到难以把握的自然规律使西方人时刻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人们正是在对诡异的自然现象的惊异和困惑中开始哲学探索的。古希腊的哲学从开始就主要是一种自然哲学，把自然作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对象。在天人相分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支配下，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在处理人与人关系上，西方更为崇尚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尊严，重视私有财产的获取和保护，整体意识和集体观念淡薄。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去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 中国文化由于主张“天人合一”，人道法天，以人道应天道，以天道设人道， 以德配天，天人合德，故生存意识异常发达，形象思维非常突出，注重直观感觉和诗化想象， 重人事而轻天道、轻实证而重玄想，从而导致自然科学不甚发达人文科学异常繁荣。“如果按这种逻辑，认识论意识的发达是科学在欧洲出现的一部分原因，那么这种意识的不发达也应该是科学在中国不出现的一部分原因。”[14]西方文化由于倡导天人相分，人定胜天，不仅认识自然解释自然而且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科技意识发达，抽象思维突出，注重逻辑推论和实证研究。故而中国有的是“小心求证”的陈景润，而西方有的是“大胆假设”的歌德巴赫。

⑹ 荀子是怎样论证“人性本恶”的

性本恶的主张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本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荀况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的学问渊博，在继承前期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各家的长处加以综合、改造，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传统。现存的《荀子》三十二篇，大部分是荀子自己的著作，涉及到哲学、逻辑、政治、道德许多方面的内容。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但有轻视感官作用的倾向。在有名的《劝学篇》中，他集中论述了他关于学习的见解。中文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博学才能“知助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他非常重视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要兴旺，就必须看重教师，同时对教师提出严格要求，认为教师如果不给学生做出榜样，学生是不能躬行实践的。
《荀子》的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于比喻，排比偶句很多，有他特有的风格，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荀子》中的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他采用当时民歌形式写的《成相篇》，文字通俗易懂，运用说唱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思想，对后世也有一定影响。荀况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
此外，荀子还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⑺ 徐贲：“唱红歌”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教育

在预言红歌群众教育功效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楚，唱红歌是怎样一种教育手段？它的目标和目的是什么？是道德教育，还是公民教育？或者只是一种单纯的党化教育？从逻辑上来说，既然唱红歌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党员或党员干部，应该不是一种单纯的党化教育。红歌既然是为了群众自我教育，是让广大的普通民众唱的，那么，想来唱红歌的目的是要对普通国民进行道德教育或公民教育作用。 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正确的价值选择。真正的价值观念，是经过选择的结果，个人若无选择的途径，事实上选择的的行为不可能发生，而真正的价值也就无法发展。因此，个人价值的建立，要由多种可能的选项中选择才有意义。而且，价值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感情冲动下，或未经思考，若贸然选择，不能主导真正的价值。个人唯有对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有所思考，比较利弊得失，做出理智的决定，才能成为真正的价值，才可作为公共生活的指南。 唱歌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唱歌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听觉的印象上。红歌里确实有某种道德信息，但是，歌的音乐彻底改变了道德信息的接受方式。人们听歌，首先的反应是歌好不好听，不是歌词在理不在理。道德教育是一种说理的教育，一种关于在理和不在理的判断教育。歌把理性的说理和判断变成了一种直觉好听和情绪化的喜欢，这就取消了它自己的道德教育作用。说理和判断让民众能通过分析和讨论，达成共识并形成可以共同认可的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这与好听和喜欢是不同的，我觉得好听，喜欢的，你可以觉得不好听，不喜欢。我们不能把道德教育从一个理性的逻辑判断变成一个情绪性的爱好判断。 比起道德教育来，唱歌更没法起到公民教育的作用。公民教育应该让人们了解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了解宪法和他们社会秩序和正义观的关系，了解民主法治的特征和运作。除非你把宪法谱曲，把公民权利和责任编成歌来唱，歌是起不到公民教育的作用的。美国初中英文教科书有一篇长达60行的《权利法案饶舌歌》，唱的是公民拥有的神圣权利。即使这样的歌，它的公民教育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这是因为，公民教育不是填鸭式的强迫灌输，也不是对动物的条件反射训练，它需要让国民通过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扮演的实际角色，清楚地了解与公民行为世界有关的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政府？ 政府成员从哪里获得权威，来制订、实施和执行法律、法规，以及如何处理关于法律、法规的争论？政府为什么是必须的？ 政府所做的工作中哪些是最重要的？ 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何评价、评估法律、法规？宪政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是什么？为什么人民必须共同拥有（共享）一些价值、原则和信仰？等等。 好的音乐并不需要歌词，而离不开歌词则未必是好的音乐。红歌传递的是政治信息，与音乐的好坏没有关系。红歌传递政治信息，这和广告音乐传递商品信息是同一类用途。广告音乐和政治音乐都是为某种与音乐无关的目的配上去的音乐， 前者是为了让人接受某个商品，后者则是为了让人接受某种正确思想。文革中，作曲家李劫夫为许多毛主席语录都谱了曲，传递的就是这种政治信息。歌里唱的全是革命的大道理，亿万人民唱得也非常有精气神，但却并没有就此在中国实现什么有持久影响的道德或公民教育。

⑻ 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说理时的共同特征

其实，老子和庄子倒是有些共同点，都喜用故事，举例论证但是老子用时下的故事，庄子用传奇故事或者是寓言。但是语言上，老子朴素，庄子恣肆。
韩非子一般直接说理，很少有举例论证。韩非子善用逻辑推理，政治术语比较多。寓言犀利。
荀子我确实不怎么熟悉，不敢妄下评论。

⑼ 为什么社会会有那么不讲理,不讲良心,只有利益可图的人呢

既然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不讲道理，那么，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讲道理的言行？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和传统文化有关。中国文化就有不太会讲道理的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正如墨子所批判的，若问儒家何以为乐，其必曰：乐以为乐。若问他何以为室，其必曰：室以为室。这种答非所问式的非因果式对话，在儒家经典中比比皆是。另外，儒家还有用类比说理的特点。譬如，孟子可以说是类比大师，孟子讲道理，都喜欢用通俗易懂的类比，但是很多类比推出的结论是令人怀疑的。譬如《孟子梁惠王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证“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孟子通过类比推理，得出“一”不可以服“八”。但是，事实却是秦以一国之力，运用远交近攻的手段，统一了全国。所以，用类比讲道理表面头头是道，但得出的结论却可能与事实截然相反。
如果说，逻辑是在古罗马时代为了防止人们在辩论时狡辩而应运而生，那么缺乏逻辑规范的中国文化，常常把辩论中的狡辩和抬杠，当成智慧的表现。譬如庄子《知鱼乐篇》本是一个狡辩的命题：庄子明显以己之乐替代鱼之乐，当惠子反问他如何知道鱼之乐时，庄子竟然狡辩道：你问我如何知道鱼之乐，事实上就是承认了我知道鱼之乐。这是很明显的诡辩，但却被中国人当成智慧的象征。就好像有人说世上有鬼，你如果反问他：你是怎样知道有鬼的，于是你就承认鬼的存在了。这无疑是很荒唐的逻辑，可惜很少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以至于很多人以讹传讹，误以为闻到哲学的味道了。
如果说中国人不讲逻辑，也不完全正确，中国古代其实也有运用逻辑说理的，但是，那种逻辑却是典型中国式的逻辑，给人感觉就是胡扯。譬如抱瓮老人抱翁浇水的故事：子贡对老人说，可以用一种机械代替抱翁浇水，老人却说：我并非不知道这种工具，而是一旦用了这种取巧的机械，就一定有投机取巧的事情。有了投机取巧的事情，就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有了投机取巧的思想，就会丧失纯洁的美德。丧失了纯洁的美德，就会和自然社会不合拍，成为与天地不能相容的人。很明显，在老人表面上很合逻辑的推理里，把取巧的机械，演变成投机取巧的道德思想。我们知道，取巧本是智慧的科技行为，而投机则是带有贬义的不道德行为。老人把“取巧”的机械当成投机取巧的不道德行为，把道德和科学搅合在一起，似乎义正词严，实质却是满嘴胡话。但这样似是而非的胡话，竟然让孔子的弟子心悦诚服，甚至惭愧得无地自容，可见中国式逻辑的欺骗性。
中国式逻辑还有一种“辩证”式的逻辑，譬如说，专制社会固然是不好的，但是民主社会也不见得都好。既然都有优点都有缺点，那么就没有好坏之分了。这种思维在中国其实很普遍，有人甚至称之为辩证法，美其名曰看问题全面，其实是不分轻重不分主次的搅混水。这种人的嘴上经常挂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因而什么都无所谓。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因而就可以不公平。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因而就可以不正义。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因而就不必要求平等。既然没有绝对的真理，所以，明辨是非就成了伪命题等等。

⑽ 怎么看说理充分不充分

涉及到实质价值或道德考量才知道充分不充分。
不仅要合法，也要合理，这就涉及到实质价值或道德考量。实质价值或道德考量应当是特定国家或地区中流行的或符合大多数人道德观念的主流价值观。
当然也是一种语言文字活动，所以要符合“文理”。一方面，要符合现有的语言规范。另一方面，说理过程要符合逻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