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的立法现状
Ⅰ 比较新旧公司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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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公司法》部分
新《公司法》针对1993年《公司法》（以下简称“旧《公司法》”）的局限性，尤其是重安全、轻效率；重防弊、轻兴利；重管制、轻自治；重国有、轻民营；重倡导、轻操作等一系列弊端进行了重大改革。这对促进我国《公司法》吸收国际先进的立法理念，提高公司乃至民族经济的竞争力，鼓励投资兴业、发展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1、关于修改注册资本制度的规定
旧《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以生产经营为主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50万元，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30万元，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为人民币10万元，并要求一次缴清。实践中，各方面一致认为，这一规定数额过高，不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市场。要求注册资本一次性缴足，也容易造成资金闲置。同时，从目前公司登记管理的情况看，根据公司经营内容分别规定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实际意义不大。作为回应，新《公司法》取消了按照公司经营内容区分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统一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降至人民币3万元。同时允许公司在首次出资额不少于注册资本20％的前提下在2年内分期缴清出资，其中，投资公司可在5年内缴足。
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我国目前股份有限公司数量较少的根本原因是旧《公司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过高，许多投资者对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望而却步。股份公司制度被束之高阁，甚至变成了少数投资者（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奢侈品和专利品。为把股份公司制度重塑为公众投资者都能享用的公共产品，新《公司法》第81条果断地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从1000万降至500万元人民币，并允许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20%，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2年内缴足；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如此一来，发起人只要在公司设立前缴足100万元注册资本，公司即可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门槛大幅降低。
2、关于扩大出资的范围的规定
旧《公司法》规定，货币、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与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公司出资。随着社会的发展，该规定不足以囊括创造公司财富的各种资本来源。是否应当允许其他财产，如股权、债权、房屋使用权、劳务、著作权、投资基金、票据等作价出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公司法》第27条扩大了股东出资的方式，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因此，债权、股权、采矿权、探矿权等均可作为出资财产。同时，房屋使用权、劳务、票据等有价财产也将有可能成为公司出资的形式之一。
根据新《公司法》第27条之规定，在诸多的出资形式中，货币出资金额仅需要不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即可，其他的出资形式可以高达公司注册资本的70%。这就废除了旧《公司法》有关知识产权出资不超过20%的规定，放宽了知识产权出资额，有利于鼓励高科技公司的健康成长。
3、关于取消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的规定
旧《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公司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许多公司受该规定的限制而不得不放弃一些营利前景甚好的项目。该限制严重阻碍了许多公司投资业务的拓展。社会各界对于“50％”限制的立法理由及其合理性表示质疑。同时，该条规定在实践中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不少铤而走险的公司违反该规定而开展转投资活动，但公司登记机关难以及时掌握必要的信息，致使这些公司仍能顺利通过年检。为消除公司对外投资活动中存在的不合理的法律障碍，新《公司法》第15条废除了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明确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第15条）。
同时，针对目前一些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通过提供担保转移公司财产的现象，新《公司法》还进一步要求：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且该股东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该担保事项的表决（第16条）。
4、对禁止关联交易作出原则规定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关联交易问题，新《公司法》增加一条原则性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进行关联交易，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确立了规制关联交易的法律基础和原则，具体操作办法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由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进一步加以明确（第21条）。此外，还对上市公司增加一项规定：上市公司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事项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出席会议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的，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第125条）。
5、关于股东诉讼制度的规定
为了进一步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新《公司法》从以下方面做了完善：
一是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或者董事会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是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是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决议。
四是针对有些有限责任公司的大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长期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问题，新《公司法》增加规定，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公司法》规定的分配利润的条件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是研究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例，规定股东可以申请法院解散公司，进行清算。应当说，公司解散，在正常情况下应当由公司自行决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法院才可以依股东的申请解散公司。据此，新《公司法》增加一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6、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
为利于社会资金投向经济领域，新《公司法》允许一个自然人或一个法人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但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风险，新《公司法》设计了多项防弊措施：
（1） 比多元股东公司更高的注册资本底限（10万元人民币），且股东应一次足额缴纳章程所载出资额，而不得分期缴纳。
（2） 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家一人公司，且一人公司不能再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3） 姓名或名称披露要求。一人公司应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法人独资。
（4） 特别股东决策要求。一人股东行使股东会决策范围内的决策权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
（5） 法定强制审计。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一人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应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6） 法人人格滥用推定制度。根据新《公司法》第64条的规定，倘若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7、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定
实践中存在一些公司股东滥用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和法律义务，损害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对此，新《公司法》增加规定：公司股东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8、取消对公司提取公益金的强制性要求
旧《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5%至10%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但考虑到公司提取公益金主要是用于购建职工住房，住房分配制度改革以后，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企业已经不得再为职工住房筹集资金，公益金失去了原有用途。实践中出现了大笔公益金长期挂账闲置、无法使用的问题。因此，新《公司法》删除了有关公司提取公益金的规定。
Ⅱ 请谈一谈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
公司法修改中的几个问题：
一、进一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
我国公司法在起草时，借鉴了国外许多经验或国际通例。但是，当时对国外许多作法未来得及全面、认真地研究和考虑，一些好的经验未能吸取。经过六年多的研究和实践中的比较，人们对有些经验的认识明朗化了，因而现在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借鉴国外成功的作法。
1、降低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现行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不利于吸引国外的投资。现在，我国尚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一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行“国民待遇”，实行企业法律制度一元化，过高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将意味着过高的投资“门槛”，影响国外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调动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
2、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 现行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规定，还存在着忽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的问题。换言之，股份有限公司实行法定资本制，使有些公司在募足资本后，不能将资金充分利用起来，导致部分资金闲置或者用于非经营活动。有鉴于此，有必要仿效国外普遍的作法，实行折衷授权资本制，即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只要第一次应募足的资本额募足了，公司即可合法成立。注册资本总额和第一次募足的资本额之间的差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一定期间内募足。该期间的长短，由公司法明确作出规定。
3、公司设立实行准则主义。为简化投资手续， 应在公司法修改中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当然，在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之后，特殊行业的营业许可仍可存在，这是符合国际通例的。
4、结合我国公司运营中已经出现的问题， 借鉴国外行之多年的作法，应对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原则采取相应对策，即规定“股东违反诚实信用和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简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突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
我国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形式，其用意是让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对两者作出选择。但是，现行公司法的规定，没有突出两者的差别。为了突出有限责任公司简便易行的特点，可否在公司法修改中作如下改革：
1、仿效国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作法， 总结外商投资有限公司的经验，不再设置股东会。同时，组织机构的职权作相应调整。
2、限定设董事会、监事会的范围， 扩大现行公司法中只设执行董事和一两个监事的作法。
3、明确允许设立一人公司， 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至少有两个股东的规定和有关国有独资公司的规定，实行投资主体平等待遇的原则。
三、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宜分别进行
制定公司法时，恰逢在我国实行现代企业制度。而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又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因此，公司法容纳了不少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由于公司立法与国有企业改革立法的混同进行，使公司法中出现了不少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或国有投资主体规定的规则，导致规则之间的不协调，不利于公司法的实施。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一项自身特点很突出的问题，将其与其他立法（包括公司立法）一起进行，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单独立法则有利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依此思路，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特殊问题，诸如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财产保护、国有职工的安置、土地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的运营体制、国有股股权的行使等等，可以单独制定为一个立法文件，譬如命名为“国有企业改制法”。而公司法修改则不必再与国有企业改革扭在一起，只需完善公司应遵循的共同规则，包括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后遵循的规则。
四、公司法的修改应充分体现公司法的精神
公司法的基本精神是以法律的形式塑造公司法律人格，并在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分离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实现其法律人格。与此相比，现行公司法中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甚至有个别明显违背之处，要作相应的调整。
1、现行公司法第4条第三款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显然，这与同一条中第一、二款规定的精神冲突。因为，所有股东出资后仅有股权，而不再对其作为出资的财产享有所有权和直接控制权。同时，公司则享有对所有股东出资形成的公司财产的全部法人财产权（首先是法人财产所有权）。为此，应删除第三款的规定或修改为“公司中的国有股股份属于国有出资人”。
2、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规定出席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法定数额，以避免在实践中代表表决权过少比例的股东主宰股东大会现象的屡屡出现。
3、纠正现行公司法第35条第二款规定和第38 条第（十）项规定之间的冲突。前者，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后者，作为股东会会议决议事项通过，须依“资本多数决定原则”。为求其贯彻公司法精神的一致性，应统一为后者。
4、实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 强化公司的监督机制。现行公司法中已确认股东大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董事会对董事长、经理的监督，监事会对董事、经理的监督。但是，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比较突出。所以，可考虑引进国外的经验，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部分成员中，依照法定程序，由既非股东代表又非员工代表，与公司没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外部人士充任，专司公司监督职能。当然，鉴于公司组织机构引入外部成员仅是为了实现监督，结合到我国公司组织体制中已专设监事会负责监督，也可考虑仅设“外部监事”。
还应注意到，现行公司法中有许多关于由国务院作出规定的授权，而国务院在公司法实施多年后仍未作出规定。这表明，一方面，涉及公民、法人投资权利和相关民事、商事权利的行使，应由立法机关直接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国务院无力对此作出规定。在这次公司法修改中，应由立法机关统一完善。
Ⅲ 问: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谢了!
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如下，首先何为一人公司？所谓一人公司，是指一个股东（自然人或法人）投资，并由该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一人公司仅指一个自然人股东持有公司全部出资额或股份的公司：广义的一人公司指一个自然人股东或一个法人股东或一个财政主体持有公司全部出资额或股份，或者名义上具有多个股东但实际上为一个股东所控制的公司。
在公司发展形式的历史沿革上，一人公司最初以一种事实形态出现。世界各国的立法对一人公司的态度一般都经历了普遍禁止到逐步有条件承认存续中的一人公司，再发展到承认一人公司合法性的发展历程。在我国，一人公司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对公司的全部财产享有法人所有权，并以公司全部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股东除享有一般股东权之外，还享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甚至经理的权利。
经过我从网上，教科书上的学习，初步了解到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的规制：
①实行严格的资本确定原则，《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规定为3万元人名币并且允许分期缴付出资，但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规定为10万元人民币并且一次性缴付
②限制自然人设立一人公司的数量，对于一个自然人，只能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且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设立新的一人公司
③确立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④加大一人公司的处罚力度，这是为了保障一人公司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法律对一人公司的态度并非完全一样，它因公司的不同类别而有所差异。并且，设立时的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仅允许在个别公司类别（外商独资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存在；
设立后的形式意义的一人公司则在较广的范围内缺乏法律的规范。
这种立法现状所造成的法律后果在于：
首先，公司法仅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两种形式意义上的一人公司，体现了立法对内资与外资、非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区别对待，即国家法律重视外资和国有资本，而歧视内资和非国有资本；因为法律地位的不平等，两种资本在市场竞争的舞台上很难展开公平的较量，这种做法违背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同样也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次，公司法禁止其他形式的一人公司的设立，必定会导致规避法律行为的大量出现。因为有限公司以有限责任为其基石，一旦失去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股东的经营风险将大大增加，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的越来越复杂，任何类型的投资者都希望在经营活动中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个人企业主同样也不例外。
但是我国的公司法并没有广泛的承认一人公司，之所以不广泛的承认一人公司的原因主要是:
①一人公司欠缺社团性。
②承认一人公司将使传统公司法面临较大冲突。
③承认一人公司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不利。
④一人公司极易滥用公司法人格。
⑤中国的信用制度尚不健全。
Ⅳ 公司法在我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公司法的地位 公司法的地位系指公司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程度。公司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认识不一，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主张把公司法编入民法典；第二种主张把公司法编入商法典；第三种主张公司法应以单行法形式出现。 从世界其他各国公司法的立法体例看，公司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外乎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情形是在民商合一的某些国家中，公司法是民法典之组成部分，如瑞士民法典、前苏联民法典。第二种情形是在民商分立的某些国家中，公司法是商法典之组成部分，如法国、德国的商法典便把公司法纳入其中。第三种情形是公司法以单行法的形式独立出现，这种立法体例在英美法体系国家盛行，北欧一些国家如瑞典等国效仿。从我国目前的民商立法情况来看，采用的是民商合一体例。由于公司法内容涉及多种的法律关系，不仅涉及民事法律关系，而且涉及行政法律关系、刑事法律关系，甚至还涉及涉外法律关系，我国公司法以单行法的形式出现。我国公司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法律部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法律。 二、公司法的作用 我国公司法的颁布和施行，标志着我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公司法的作用循其立法宗旨有以下几方面： ( 一 ) 确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法人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公司是我国现代企业形态之中的一种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企业形态。公司法正是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为确认和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而制定的法律。 ( 二 ) 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 公司法是组织法和行为法的统一。公司法对公司从产生到消灭的整个过程中的组织和行为关系均作出规定，包括公司组织和行为的一般原则，公司的设立、变更、解散，公司的能力，公司章程，公司的资本和财产，组织机构，财务会计以及公司与股东、股东相互之间的关系，等等。 ( 三 ) 保护公司、股东、职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公司法规定了公司享有的各种权利，如享有全部法人财产权，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以享有其他的民事权利，等等，使公司的运作具有可靠的保证。 公司法赋予股东分红权、投票权、公司终止时的剩余财产分配权、股东诉讼制度等保护股东包括中小股东的权利，确保股东包括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 公司法通过规定公司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比例、对有关问题应当听取公司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以及职工代表的产生方式，切实保护职工利益。 公司法通过规定法定资本制、各种公示和通知制度等，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四 )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公司是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和基本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公司的结构是否健全、公司的行为是否规范，直接涉及到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些组织和公司设立和运作的不规范，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诸如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等等。公司法则通过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健全市场经济基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希望采纳
Ⅳ 公司法问题
明确约定出资比例，实际股东的权利与义务，股权转让的限制等条款;保证公司其他股东对代持协议予以签字确认;明确名义股东擅自转让实际出资人股权时，实际出资人的损失如何计算。
1.公司需要在法律框架内运作。目前，最具体的法律文件是《公司法》。《公司法》颁布以来，经过多次修改，内容不断完善。因此，这些问题包括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实物支付，一人也可以成立公司，由担保权担保的财产，由担保抵押设定的财产，不允许作为投资。例如，只有土地交付，但没有转让登记；土地已转让但未交付；第三种情况，既没有交付土地，又没有办理土地转让手续。
2.上述三起案件均视为虚假投资。第一，转让登记程序；第二种情况，用于交付程序；在第三种情况下，应同时办理交付和转移手续。股权可以用作资本，并应考虑转让。债权一般不能作为出资。土地承包权、采矿权、探矿权均可出资。但价格应在评估后确定。发起人以自己的名义和他人为拟设立公司的利益签订的合同有效，设立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由公司继承。发起人以拟设立公司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的，该合同视为有效。
3.撤资包括以贷款形式或通过虚假合同转移所有资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或者足额抽回出资的，股东会不得取消其股东资格，但公司章程另有明确规定的除外。新《公司法》的立法理念更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体现了鼓励投资、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许多不必要的干预，废除了公司设立审批制度，降低了强制性标准，加强当事人意思自治，突出公司章程制度建设的影响。
拓展资料: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股东权益保护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公司法中的公司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
1) 根据属地主义原则，它是根据公司法在中国设立的公司；
2) 组织形式限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3) 立法中没有规定其他组织形式，实践中也不允许建立其他组织形式。
Ⅵ 你对我国公司法立法之改革的看法
一、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 1、降低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现行公司法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的资本最低限额普遍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过高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不利于调动出资人的积极性,并且有可能在一定程度是不利于外资的进入。因此,注册资本最低额的限制应根据公司的经营方式的不同而灵活的掌握。 2、减少制度规则为公司设立增加的成本。为了简化投资设立的手续,我国公司法的改革应确认公司设立的准则主义,即公司依公司法所规定的条件在工商行政机关注册登记而成立。以前公司的设立方式有特许主义,行政许可主义,通过这两种方式设立的公司都需要政府的审查。公司设立依准则主义并不是排斥政府的一切审查,它只是要废除政府主管部门对公司法人成立的审批,而不是废除公司登记机关的审查。公司实行准则主义设立的方式是在纠正市场准入的限制的竞争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 二、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治理,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 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和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其主要特点是对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治理。 1、健全股东大会制度,落实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法律地位。股东大会是股东行使监督权、表决权和知情权等一系列权利的重要平台。在中国,股东大会只是具有形式上的权利并无实际上的权利,有些公司的股东大会被大股东操纵控制,而有些股东大会议事程序不规范。因此,在公司法的改革中,应在健全股东会的具体规则上加以详细的规定,确保股东大会及时、顺利地召开,使有表决权的股东能够按自己的内心真意行使表决权,保护股东合法的权益,推进股东大会运转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2、完善董事会制度。董事会是一个通过召开会议集体行使表决职权的机关。一般情况下,董事会是由若干董事组成,通过董事行使表决权来做出决定。不同的董事会制度对董事会的独立性及科学的决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影响很大。因此构建一套合理的董事制度对完善公司治理至关重要。 其一,设立专门委员会。完善董事会制度应从董事会的组织机构入手,保证董事会有一定的独立性,避免董事会成为大股东操纵公司的工具。目前,外国公司董事会制度就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各专门委员会,以保证董事会能做出独立、合理公正的决议。 其二,完善董事会的动作机制。健全的公司组织机构是完善董事会制度的前提,但是公司机构的有效运作是实现组织机构设置的目的,保障董事会能够对公司的经营、市场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并且能迅速化解经营中出现的风险。它主要包括董事会权力的完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完善及对董事会会议瑕疵救济的完善。首先,董事会的权力是私法上权力,不同于公法上的行政权力,它是一种私法自治的扩张和补充。董事会实际上代行着公司的权力。其次,从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是上看,董事会的会议频率应合理化,而不用强制的法律条文加以规定。同时,为了避免董事会成为某些人争权夺利的工具,董事会必须牢牢掌握会议议程,如明确会议前的准备工作,完善并严格遵守董事会会议召集程序,而不能任凭经营者操纵董事会会。 3、有效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是保证公司治理中权力制衡机制的重要方面。在我国,监事会职能虚化的现象十分严重,上市公司出现了内部人控制,大股东侵害小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利用职权进行违规的关联交易或对披露的财务报表造假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上市公司监事会监督不力,也因此引发了社会经济问题。首先,法律规则没有完全体现监事会制度的本意,权限不完备、手段缺乏、义务不充分。其次,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监事会无法监督。公司的信息最容易被接近信息的执行业务的董事,经理层独占,监事会完全依靠经理层提供的信息进行监督,或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信息而无法行使监督权。因此,保持独立性是监事会有效履行监督权的根本前提,而且监事会要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强化监督会的责任,保障监事会责、权、利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充分发挥监事的积极性,确保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三、不与WTO 规则相悖。 为更好地与国际上各国及WTO规则的顺利接轨,我国应在公司法改革中实现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法的并轨,赋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我国从1979年陆续制定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这三部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对于吸引和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与经营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三部法律已不在符合国际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大大落后于中国现行公司立法。为了鼓励外商投资,应尽快废止这三部外资企业立法,实现外资立法与公司法的并轨。
Ⅶ 关于我国的新《公司法》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修订通过，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二、新《公司法》的主要立法特点： 新《公司法》摒弃了旧《公司法》中诸多限制性条款，为各种资本的运营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证。新《公司法》与旧《公司法》相比较，其立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鼓励投资兴业。新《公司法》不再根据公司不同产业分别规定最低注册资本，而是统一将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降至3万元；同时允许较大数额注册资本分期缴纳。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改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新《公司法》降低了投资的门槛，大大提高了中小投资者的积极性。另外，新《公司法》放宽了股东出资方式，增强了公司的资本实力。 二是善待国有公司与民营公司。新《公司法》将国有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制度歧视废弃，为民营公司提供了与国有公司地位相同的平台。在新《公司法》制度下，民营有限责任公司只要具备《证券法》规定的公司债券发行条件，就可以和国有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一样发行公司债券，从而突破了民营企业融资的瓶颈。 三是鼓励公司自治除弊。新《公司法》尊重公司与股东的自治、自由、民主和权利，大幅减少了行政权和国家意志对公司正常经营的不必要干预。新《公司法》在公司的设立、经营、治理乃至于公司解散清算等环节大胆放手鼓励公司与股东自治，扩大了公司的商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 四是强调社会责任。新《公司法》在公司设立、治理、运营、重组等各个环节的适用与解释中弘扬了公司社会责任精神，强调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新《公司法》不仅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列入总则条款，而且在分则中设计了一套充分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制度。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司法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立法者对世界公司制度的一大贡献。 五是操作性强。新《公司法》的可操作性与可诉性不仅表现在公司法自身的细密规定，而且表现在公司法预先规定粗线条的基本法律制度，并为日后最高人民法院起草公司法司法解释和法官、仲裁员行使自由裁量权预留“制度接口”。“制度接口”密切衔接法律和司法解释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确保公司法律制度的完整性、统一性。 六是强化和保护投资的信心。新《公司法》强化股东权利的保护，不仅在总则中重申股东的常见权利，而且将股东权保护的精神贯穿于整部法律。如既强调保护股东的自益权（财产权利），也强调保护股东的共益权（监督与控制权利）；既重视实体法律规范的完善，也重视程序法律规范的完善；既囊括股东身份取得后的权利保护问题，也覆盖股东身份取得过程中的权利保护问题；既覆盖了公司正常存续过程中的股东保护问题，也要照顾到公司购并重组时的保护问题等。 三、 新公司法将公司的形式分为两种，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对其中两种有限责任公司，即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及国有独资公司，作了特别规定。 如有疑问请补充问题，如有帮助请采纳。
麻烦采纳，谢谢!
Ⅷ 公司法的立法概况
我国的《公司法》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自1994年7月1日起施行。
根据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2005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二号公布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新《公司法》共十三章二百一十九条，原法中只有二十余条内容未变。其他条款内容均有所添加或删改。新法条款数量略有减少，但立法体系与法律结构更为合理严谨。
新《公司法》的立法理念更为适应市场经济之需要，体现了鼓励投资，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诸多不必要的国家干预的条款，废除了股份公司设立的审批制，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强化当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构建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
此后，《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于2005年12月18日修订颁布，随《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Ⅸ 各国公司法发展情况
一．美国的公司立法
1．美国各州的公司法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有关公司的立法属于各州的权限范围，所以各州各自分别立法，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公司法，而没有联邦统一的公司法。美国的公司法以成文法为主，成文法又以州法为主。当然，美国各州以及联邦法院在解释成文法的过程中，又分别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形成了各州及联邦法院的"案例法"。
现在美国各州有关公司的立法虽然不完全统一，但差别不是很大。由于特拉华州公司法（Delaware Corporate Law）规定比较灵活，设立程序简单方便，很多州外的公司以及外国的公司往往选用该州的公司法登记注册。据统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有1/3以上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所以该州享有美国的"公司天堂"的美誉，其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也就成为了美国现代公司法的主要来源和权威。现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和州公司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2．联邦公司成文法
美国联邦没有统一的公司法，而只是由国会通过的有关公司的成文法，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反托拉斯法和反不公平竞争法。托拉斯（trust）原意是指信托，通俗地说，信托就是将财产交给别人代管。19世纪末，信托被一些大财团用来作为实行垄断的工具。例如，1879年，洛克非勒成立的"标准石油"（standard oil）公司，为了挤垮竞争对手，用各种手段把美国90%的炼油实施集中于一个由9个受托人组成的信托，形成了美国石油工业的托拉斯。各种大企业联合的托拉斯，由于其形成的市场势力和采用的竞争手段，一方面侵害了农民和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残酷无情地挤垮了大量同业中的中小企业。对此，以美国西部的农民为中心，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托拉斯运动。迫于公众压力，美国国会接受了参议员谢尔曼的提案，l890年制定了《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所谓的《谢尔曼法》，并于1903年在司法部内设立了独立的反托拉斯司。但由于该法规定的模糊性，政府和法院的消极态度，使《谢尔曼法》在初期的适用成为一纸空文，美国许多大工业托拉斯实际上正是在该法颁布以后发展起来的。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为了弥补《谢尔曼法》的缺陷，1914年又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克莱顿法》明确并增加了反托拉斯的规定，《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则规定了不正当竞争为非法，设立联邦贸易委员会来执行反托拉斯法。这两项法律通过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二十年代经济一度的繁荣，反托拉斯法在当时并未得到执行，一直到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时，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促进垄断和管理经济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之后，政府才转变态度，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托拉斯运动。
二是证券发行和交易法。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造成许多公司和金融机构倒闭，导致美国金融和证券市场陷入混乱。为了整顿股票市场，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
3．示范商业公司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为了使各州相同对象的立法能够统一，美国的一些法律机构拟订了相关方面的示范法供各州议会参考。如果有若干州采用，就改为统一法，如统一商法典、统一合伙法等。美国全国律师委员会1950年起草，并于1984年修订了美国《示范商业公司法》（下称《示范公司法》），它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对各州《公司法》的制定影响很大。
二．英国的公司法
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早的国家，也是股份公司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1600年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是股份公司的典型代表。英国的公司法主要采取了成文法的形式，同时辅之以判例原则。英国最早的公司立法可以追溯到1835年颁布的《贸易公司法）（The Trading companies Act of 1835）；1844年英国颁布了《合股公司法｝（The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44）；1855年为了刺激私人投资，制定了《有限责任法》（The Limited Liability Act 1855）。1862年英国又制定了新《公司法》（The company Act），1908年制定了统一的《公司法）。英国的公司法经常修改，新公司法通过后，原有的公司法就失效了。英国最有影响的是1948年颁布的《公司法》，1961年、1967年、1970年、1976年和1980年分别通过了对1948年公司法的修正案，1989年又对公司法作了最新的修改。
此外，1963年颁布的《股份转让法》、1958年通过的《防止欺诈（投资）法）、1949年颁布的《公司清理规则》以及其他法律中有关公司的规定。1890年通过的《合伙法》和 1907年通过的《有限合伙法》主要是调整普通合伙和有限合伙，即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调整的无限公司和两合公司。
英国公司法的特点之一是英国公司法主要调整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调整的范围较广泛包括证券及破产等内容；特点之二是比较灵活、自由。英国的公司法没有规定公司资本的最低限额，没有规定法定公积金制度等；特点之三是具有多边性，公司法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断修改，特别是现在进一步修改而与欧盟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制度相统一。
三．法国的公司法
法国1807年的商法典第一编第三章设有关于公司的规定，其中分为人的公司和物的公司。后者因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作了较多的修改，并颁布了单行法作为补充。最重要的是1866年公司立法，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法规大幅修改。1966年戴高乐执政时，法国从新制定了一部全面规定各种公司形式的完整的、统一的公司法，即《商事公司法》。
四．德国的公司法
德国是民商分立制的国家，关于商事组织的规范分别集中《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中。民法中调整的是社团和合伙的标准模式；商法中调整的是民事合伙的变体，即普通商事合伙（无限公司）、有限合伙（两合公司）、隐名合伙（隐名公司）、股份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继1892年德国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单行法后，商法典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的内容也从商法中分离出来，颁布了《股份及股份两合公司法》（下称《股份公司法》）。
五．日本的公司法
在企业组织形式上，日本主要是公司制。公司主要有四种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日本称股份有限公司为株式会社，把有限责任公司称为有限会社。关于公司的组织和活动的法律规范最重要的《商法》第2编。战后，日本受美国的影响，对商法公司篇及有限公司法作了多次修改。但是日本既没有像法国那样将公司法从商法分离出来，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将股份法从商法中分离出来，而拘泥于商法的体系与条文，所以商法公司篇的条数和内容都比较凌乱。此外，日本还公布实施了《有限公司法》、《商法特例法》、《商业登记法》、《附担保公司债信托法》、《公司更生法》等。
六．我国的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于1994年7月1日正式施行。这标志我国企业立法体系打破旧体制下按所有制和行业立法的传统模式，注重市场经济发展中所有制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借鉴国际规范，建立起按企业的组织形式和法律形态立法的新体系。
《公司法》共有十一章230条条文，分别是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第三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第五章公司债券，第六章公司财务、会计，第七章公司合并、分立，第八章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第九章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第十章法律责任，第十一章附则。在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公司分别规范，实际上其中较多条款是重复的。本教材中没有分开讨论两种公司的形式。
《公司法》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明确产权界定，强调公司经营自主，企业摆脱政府行政部门的干预，国家只对企业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该法还明确规定公司内部建立责任、权力分明的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机制，即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这种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另外还有关于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司解散和结算等规定。其中也有根据我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而制定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别规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公司法》的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1999年12月25日召开的九届人大十三次会议对《公司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仅是局部微调。这次修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增加了国有独资公司设立监事会的规定；增加了支持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近来，《公司法》的进一步修改正在酝酿之中。
Ⅹ 公司法的社会现实意义
我国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得以初步建立的主要标志，与其说是契约关系和契约制度的建立，毋宁说是公司和公司制度的萌芽和发展。
我国《公司法》计有230条之多，颁布于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9年。由于我国公司实践起步较晚、公司法理论研究薄弱、起草时间仓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条文存在着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法律漏洞较多的不足。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9年12月25日作出的《关于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增设了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放松了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和申请股票上市的条件，允许在证券交易所内部为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开辟第二板块市场。这些修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毕竟不是对《公司法》的全面修正。《公司法》的修改既要立足于我国的公司实践，还要大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例、判例与学说，考虑到全球化时代和因特网时代的新情况，突出新公司法的前瞻性、可预期性、严谨性、开放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抓住“入世”机遇，保护国内外投资者投资热情的需要。在资本市场国际化、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已经变成没有国界和“国籍”的高度流通资源。川流不息的国际资本，总是倾向于流向那些法律环境比较好、投资预期比较稳定以及投资者的权利较有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我国《公司法》不作出相应调整，不但有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向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从而使我国错过难得的商业机会；而且有可能导致国内民间资本的外流。虽然尚无确切的内资外流统计数字，但内资外流的现象已经存在，这与《公司法》的不完善不能说没有一点因果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利益屡屡受到损害，就是非上市公司的股东也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资本市场走向法治的需要。现代公司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的缩影。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衡量资本市场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看，公司法治的完善程度如何。为了更加公平、高效地协调好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雇员、供应商、债权人、竞争者、政府、社会中介机构等诸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通过建立健全主体制度、行为制度、权利制度和责任制度落实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其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公司的设立、投融资和治理结构等诸多领域能否摆脱人治的烙印，步入法治轨道，关键在于是否有一部现代化的公司法。
修改公司法是我国提高公司竞争力，乃至民族经济竞争力的需要。公司是民族经济的细胞。公司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公司对资本、劳动力和管理等生产资源的整合和开发能力。公司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法人制度和股东有限责任制度提高公司和投资者的商事活动效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无不是公司法健全的国家。
修改《公司法》应遵循的原则
（一）既强调公司与股东自治，也要维护交易安全。
新《公司法》与现有《公司法》相比，应当进一步突出公司自治与股东自治，加大民事法律规范、任意性法律规范和保护性规范的比重，并慎重拟订禁止性规范。为扩张公司的意思自治空间，新《公司法》应当允许公司章程和股东协议在不违反强行性法律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就公司内部的治理关系作出安排。新《公司法》还应废除或者限制传统的经营范围制度对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不合理限制。为保护投资者的投资自由，有必要简化公司设立、重组程序，对各类公司（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设立采取以登记制为原则，以审批制为例外的立法态度，限制审批制范围，取消不合理的登记前置程序，进一步扩大公司登记制的适用范围。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也应采取这一立场。原则上，对于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股权转让行为，都不应当再以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为生效条件。为确保投资者选择企业组织形式的自由，有必要承认一人公司等多种公司组织形式。又如，股东协议可以规定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享有分取股利。例如，甲乙两股东可以约定，出资比例为90％的股东可以享有60％的股利，出资比例为10％的股东可以享有40％的股利。
当然，为维护公司对外关系中的交易安全，《公司法》需要纳入一些必要的行政法律规范、强制性法律规范和管理性规范。例如，新《公司法》应当进一步健全公司资本制度，规范股东出资形式，强化资本减少限制原则和资本维持原则。新《公司法》还应进一步改进公司公示制度，确保公司债权人和投资者的知情权。在扩张公司自治和股东民主范围的同时，更要注重强化登记机关和登记行为的公信力。公司财务会计制度也应进一步与国际会计标准接轨。
（二）既要大胆移植国际立法经验，又要着力解决国际立法经验的本土化。
公司和公司制度是舶来品。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留住内资，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尽可能多地参照国际惯例（并不一定写入WTO规则），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司法接轨。例如，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内容只涉及与货物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效力问题，而未对成员国的一般投资政策作出系统规定。但为了强化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国《公司法》修改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TRIMS）的协议》的要求。而是要主动借鉴WTO主要成员国（包括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先进立法经验，构筑良好的投资法律环境。当然，对发达国家公司法经验的吸收借鉴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在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外立法例（如英美法系的单层制与大陆法系中的双层制）进行借鉴时，应当本着洋为中用、择善而从、实用优先的原则，决定取舍。
（三）新《公司法》应当涵盖公司设立与运营中发生的主要法律关系。
新《公司法》既要解决好企业进入市场的问题，简化公司设立程序；也要解决好企业退出市场的问题，填补公司解散程序中的立法空缺，如清算人缺位的问题；更要解决好公司治理和投融资中的难点问题。例如，我国现行《公司法》以若干股东设立独家公司的“核心公司家庭”为假定调整对象。当时，立法者尚未预料到公司作为股东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复出资设立孙公司、孙公司又出资设立曾孙公司的“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公司家庭”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例，从规范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建立公司集团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制度、保护子公司债权人与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方面，实现对母公司利益、子公司债权人利益及小股东利益的均衡保护。从单纯规范单一公司，到同时规范单一公司与公司集团，反映了立法者对公司法律现象的认识规律，体现了现实经济生活对立法的迫切需要。对于现行《公司法》的漏洞均应予以弥补。
（四）既强调公司的营利性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也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公司法历来把最大限度地营利，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视为公司的最高价值取向。近现代公司法的历史就是一部为股东权保护而奋斗和努力的历史，公司法实际上就是股东权保护法。股东权的保护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股东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公司制度本身的存废，并进一步波及于公司的劳动者、经营者、消费者、债权人、交易客户、公司所在地居民、公司所在地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股东权保护所具有的经济意义与政治意义不言自明。
国际公司法学界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日趋热烈，越来越多的人们呼吁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考虑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包括职工利益、消费者利益、债权人利益、中小竞争者利益、当地社区利益、环境利益、社会弱者利益及整个社会公共利益。正确处理好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与强调股东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将是修改《公司法》不断变革和前进的动力。强调公司社会责任与强调股东权保护在新《公司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例如，既要保护股东的权利（含自益权与共益权），也要强化股东的足额出资义务。又如，为制裁投资者在投资及经营中的欺诈行为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当导入公司法人资格否认理论或者掀去法人面纱理论，明确规定滥用法人资格的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公司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兼顾的原则。
为保护中外投资者的合理法律预期，《公司法》理应具有相当的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因此，凡是看准的《公司法》制度改革，应当尽可能一步到位，避免由于逐步推出改革而干扰投资者对法律环境的长远预测。当然，实在不具备一步到位条件的立法改革，也应逐步推进，避免立法偏激冒进，缺乏可操作性。但立法者并非圣贤，无法对未来的公司法律现象先知先觉。因此，只能随着对公司法律现象的不断认识，而不断修改立法。例如，马车时代的公司法与互联网时代的公司法应当有所不同。新《公司法》理应对股东大会的电子化等问题作出回应。难怪，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公司立法变化频仍。就《日本商法典》而言，近年来每隔一两年就修改一次，在1997年时竟然先后于5月、6月和12月修改了三次。
此外，《公司法》修改还应坚持保护股东权利与预防股东权利滥用相兼顾、立法目标理想化与公司现实多元化相统一、压缩行政权作用空间与鼓励司法权适当介入相兼顾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