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法律论

Ⅰ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法律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是：

1、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

3、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

4、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

5、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条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Ⅱ 如何理解近现代意义宪法的概念 从中西方角度论述

一、西方宪法思想及对审计文化的影响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它深植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中的，本身又是西方历史长期衍生的一种复杂的意识形态。西方宪法思想的文化基础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后在近代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理论论述中：
（1）人性自然论。西方传统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人天生趋于快乐或避开痛苦，国家和法律应当尽可能保证人的快乐。人首先像其他动物一样有自我保护的本能与欲望，人在社会中有对幸福追求的权力，具体表现为对财产、权力、地位和名誉的追求等，政府和法律应当保护人们的这种追求。
（2）人民主权论。主权的归属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主权在君，即君权神授，是君主专制的代名词；二是主权在国家，主要指极权国家；三是主权在民，即“天赋人权”。西方的民主在权的思想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和罗马。现代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宪法仍然体现着这种思想，例如，在美国宪法序言中，就相当简洁明了地表达了“天赋人权”的思想：“我们，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
（3）法治论。同人民主权思想相联系，很多西方政治思想家提倡法治。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想国家应该是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最高权力归根结底寓于法律。人的统治，即使是最聪明的人统治，都没能达到法律般的不偏不倚。法治思想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主要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遵守宪法的法律是每个官员应尽的义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保护公民自由的司法程序等。
（4）分权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系统地阐述了分权的思想：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相互达到一种制衡。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受三权分立影响最大，其1787年联邦宪法中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观点。
（5）道德法律化论。西方的思想家普遍认为法律应当包容着理性、正义等道德成分或道德要通过法律的保证才能实现，西方国家在制定宪法时把社会公认的道德因素考虑进去，试图以法律外在的刚性约束来保证和发挥道德所具有的内在作用，使社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和保护，并能够使公共安全和利益得到保证。
西方宪法思想的基调是“民主”、“自由”、“分权”、“法治”，它对西方国家的审计文化有很大的影响，具体体现在：
（1）审计监督的对象。“天赋人权”的核心思想是，任何人具有一定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任何强权恩赐的。相反，政府的权力却是民众授予的，民众授予的权利必须受到限制，不受限制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西方传统文化认为“人本恶”，如圣经所述，人有“七宗罪”——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傲慢、嫉妒和暴怒。而政府也是由人组成，设计有效的审计监督制度来约束政府，以保证“纳税人的钱”安全和有效，是非常必要的。审计监督的对象是有限权力的政府。
（2）审计服务的对象。西方国家普遍重视对立法机关提交审计报告，审计结果往往向公众公布，这表明了审计服务的最终对象是人民，而立法机关由于受人民委托而成为具体的直接的审计服务对象。这与人民主权论的保持是一致的。
（3）审计体制模式选择。为了更好地监督政府，为民众服务，对于审计机关的设置，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是独立设置的模式，即将审计设置在政府体制之外。例如，英美为代表的立法模式，法国、西班牙为代表的司法模式，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独立模式，独特的瑞典行政模式（不同于一般行政模式），都是民主人权论和分权论的等宪法思想的很好体现。这样高独立性的审计机构设置，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人民主权。
（4）审计工作的制度保障。按照道德法律论，审计工作中体现的道德要求必须通过有效的法律制度予以保证。西方各国的法律、制度和审计准则中对于审计独立性及其维护独立性的相关措施就规定的非常具体和全面。例如，对于审计长的任期通常都规定比较长，以使审计长处于一种超然的境地从而避免政府变更对其所领导的审计工作独立性的影响。
二、中国宪法思想及对审计文化的影响
虽然现代中国的宪法是舶来品，但是它的制定必然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许多传统的、主流的思想文化，逐渐汇入了中国的宪法思想河流中，这些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意义深远。
（1）人性社会化论。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就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儒家思想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之所以现实中存在着那么多的丑恶现象，是因为社会的人追求利益而失去善性所致。这与前面提到的西方“人性自然论”及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人性本恶论”是完全相反的。
（2）人民民主论。中国共产党人对主权和民主的看法不同于西方“人民主权论”，认为民主应该是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绝大多数人是指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国的宪法对主权的表述与西方宪法不一样，即不直接采用人民主权的字样，而采用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表述。
（3）人治论与法治论。中国传统思想主张人治。儒家认为“为政在人”，认为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等论述都是人治思想的体现。虽然，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但很多法家学者也表明，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
由于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人们重视权威与人治，因此现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历经艰难。真正的依法治国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直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才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法治论思想第一次明确地直接写进了中国宪法。
（4）集权论与民主集中制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大多偏向于集权。儒家思想提倡以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从秦朝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直到辛亥革命才被打破。

Ⅲ 道德和法律的区别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如下：
1、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
3、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
4、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
5、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6、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
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密切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同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不同部分，法律与道德又有显著的区别。
思想道德为法律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提供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法律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重要基础；思想道德能够促进人们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法律通过对思想道德的基本原则予以确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国家强制力保障。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
第四条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捍卫者。

Ⅳ 法律和道德分别是如何产生的(请解释说明)

道德是生活于一定物质条件的人们以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标准来评价人们的言行、并靠人们的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维持的规范、原则和意识的总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理论的一个永恒的话题。二者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了解这个问题，对我们理解法的概念有助益，同时，对我们制定良好的、符合民心、民意的法律是必不可少的。 法律与道德相同之处是：第一，它们都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第二，它们的内容是互相渗透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要求常常明文规定在法律里。例如我国宪法第24条、第46条、第51条等条款中，就明确规定了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内容的“五爱”以及社会公德的要求。在宪法的其他条款和一系列法律中，也直接规定或隐含了道德的要求。第三，二者建立在同一经济基础上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经济基础基本不变而经济体制有了变化、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的情况下，法律和道德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宪法作了修改，法律、法规正在进行大量的立、改、废，道德也发生了变化。第四，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它们追求的都是社会秩序安定，人际关系和谐，生产力发展，人们生活幸福。 法律与道德的区别是： 第一，产生的社会条件不同。道德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法律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有的。 第二，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不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都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内容则主要存在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表现于人们的言行上。 第三，体系结构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的统一体现，有严密的逻辑体系，有不同的位阶和效力。道德虽然有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以及家庭美德之分，但不具有法律那样的严谨的结构体系。 第四，推行的力量不同。法律当然主要是靠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守法来推行，但也要靠国家强制力来推行；道德则主要靠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和修养来维护。 第五，制裁的方式不同。违法犯罪的后果有明确规定，是一种“硬约束”；不道德行为的后果，是自我谴责和舆论压力，是一种“软约束”。
参考内容：法律界网站法务通VV

Ⅳ 论法律与道德的异同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的《论语》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更是贡献不少······
这些都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是一对孪生兄弟，也诠释了道德与法律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常言道：“以德服人，以法治国。”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上的思想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之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法律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决定与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法律就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和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总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对二者的关系说法很多，其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道德与法律的区别：
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行为规范，他们的产生原因，调整对象、调整范围、表现形式、调整机制、评价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
第一、法律与道德产生的条件与消亡各不相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
法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因此，法律的产生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没有国家就没有法律，国家的性质决定法律的性质。而道德则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前提，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有了道德的存在。在一种社会形态之内，通常只能存在一种同一性质的法律。却可能存在几种不同性质的道德。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前，少数先进人物与革命导师就已经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和道德的品质。法律既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但是，在法律消亡之后，道德依然存在。
第二、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在现代国家法律调整的对象仅
限于人们的外在行为，单纯的思想或动机不是法律所调整的对象在古代社会曾经有过“腹诽”、“莫须有”等以思想定罪的荒谬案件这种情形与现代的法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而道德所调整的范围也比法律要广泛。例如婚姻关系是法律与道德共同调整的对象，但是爱情关系、友谊关系通常只受道德的调整不不受法律的调整。
第三、法律与道德表现的形式与调整机制各不相同。许多道德规范表现为一
种抽象的原则与信念。违反道德规范后果是行为人要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行为人自身的自责、内疚、忏悔。而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在现代国家，法律规范则必须规定明确，具体的行为模式与行为后果。违反法律规范的后果，是由相应的国家机关追究行为的法律责任。
第四、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不相同。道德评价具有“扬善惩恶”的特点其
评价所针对的主要是违法犯罪行为。找通常下，违反法律的行为必定违反道德，当违反道德不一定违反法律，所以道德的评价标准比法律的评价标准更加广泛。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他们都是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他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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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思想道德，体现着人们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各种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非善恶的判断能力和行为选择能力，是政治素养、道德品格和法律意识的综合体。
总之，法律与道德互动机制的另一方面还有法律的道德化。因为法律也不是万能的，它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法律所适用的范围与道德相比狭窄得多，而且法的稳定性往往也就是它的滞后性；二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用僵硬的、机械的规则，难以取代充满个性色彩的现实生活的“个案”。这就需要道德的补充，无论立法、执法全过程中都离不开道德的支撑。可见，法律与道德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因此，科学地评价法德之间的关系，并合理地开发利用这两种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现实而深 远的意义。
但愿人人都以道德和法律来约束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四有公民！

Ⅵ 怎样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浅议法律和道德的关系 法律和道德历来是哲学家、法学家所探讨的热点，围绕着两者的关系，西方法学诞生了许多流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然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律和道德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之处。正确理解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对于我们的立法和司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法学派的观点 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就是道德，著名的法谚是“恶法非法”。道德是一种在实然法律之上的应然法，它要求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必须是符合道德的要求，否则将不能称之为法律。这种道德观念在自然法学派内部也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古希腊时期，这种道德主要是指自然理性。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城邦社会之间的“主仆关系”，智者学派认为是一种自然秩序。在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家眼中，由于倡导人权，这种道德主要是指人类理性。如卢梭认为法律是公共意志。而在工业化革命之后，道德的观念逐渐社会化，富勒认为道德是人们所能接受的社会准则。无论道德的观念千差万别，但是法律作为法的表现形式，其内容必然是道德的体现，这是自然法学的根本观点。不可否认自然法学在正义、人权的进步和发展问题上具有巨大贡献，但是其只注重法律内容，忽略法律形式，使法学研究具有片面性和依附性。 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观点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具有根本区别，著名的法谚是“恶法亦法”。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规范的形式，而法律只是国家颁布的具有国家司法强制性的手段，不论法律的好与坏，是否具有价值等等，不能因为法律不符合社会道德要求而否认法律的内在属性。如奥斯丁所说，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哈特认为法律仅是一种“规则”。分析实证法学派把法律和道德区别开来，把法律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律的发展，但其只注重法律的形式，不问法律的内容，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难免狭隘。 三、笔者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容和形式是辨证统一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由一定历史条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拿我们社会主义法律而言，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必然产生某种需求，这种需求最初表现为对人们道德行为的渴望，慢慢地这种渴望需要转化为共同的社会会准则，当国家把这种需求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明确权利和义务时，法律就诞生了。可见，法律和道德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意识形态。笔者认为，道德和法律是内容和形式、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法律是社会道德表现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本身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如美国的罗尔斯所言，法律具有其自身的“程序价值”。

Ⅶ 如何正确理解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1、道德是法律的理论基础。
道德理论、理念、观点、学说是法律理论、理念、观点、学说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没有道德理念、思想的更新和发展，没有道德理念、原则、信条不断地转化为 法律理念、原则、规定和规范，就没有法律理论、法律规定、法律制度的更新和发展，就不可能形成法律大厦的坚实地基。
2、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基础，是判断、评价法律的价值尺度。
道德是衡量良法与恶法的标准， 是引导人们进行法律制度、 法律秩序建设和改革的指针。没有道德及价值观念体系作为基础，法律就缺乏内在支柱，它的合法性将最终失去。
3、道德是法律运作的社会基础。
法律权威、力量、合法性的发挥和实现是建立在道德这一基石之上的。法治的形成和实现都离不开道德信念的支持，人们的道德水平越高，守法的程度也 越高，选择法律所认可的合法行为的程度也越高。
在具体的法律运作过程中，人们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水平的高低，特别是法官、律师、检察官、警察的道德信念、原则、水平的状态， 直接影响法律的实施和实现。
4、道德是法律的补充，它具有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

Ⅷ 道德与法律的论文

道德与法律的嬗变

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关键词：礼；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法治；德治

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1〕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

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

“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2〕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3〕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4〕“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

（一）道德的法律化

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1、周公制礼，引礼入法

周公制礼就是对夏殷之礼进行整理补充、厘订，使礼的规范进一步系统化，礼的原则趋于法律化。“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5〕“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6〕“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7〕周礼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亲亲与尊尊的一致性，表现了族权与王权的统一。“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礼与刑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适用上是互补的，违礼即是违法，违法即是违礼，出礼入刑。但是礼与刑的适用对象各有所侧重。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2、独尊儒术，德主刑辅

汉儒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为德主刑辅的哲学基础，以阴阳五行相辅相成之理，来论证德主刑辅符合天道运行的规律。“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减其刑”，〔9〕即“德主刑辅”。

汉朝的道德的法律化一方面表现为把符合儒家原则的通过法律表现出来，另一方面表现为董仲舒的春秋绝狱，即在司法中引经绝狱。董仲舒对春秋绝狱的解释是：“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着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由此可见，“春秋绝狱”的要旨是：必须根据案件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此绝狱固然是要解决法律使用过程中的问题，但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上看，就是他同时在重建古代法的伦理结构。

案例一：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10〕

案例二：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11〕

通过春秋绝狱中的案例可看出，它在亲亲、尊尊等总的原则上与汉律是相同而且互补的，也就是说经义与律令绝不可能水火不容。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汉朝法律即使体现了完全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但内中也有许多基本合乎儒家信条的内容。这表明了儒、法两种思想实际所具有的共同文化背景，也表明了他们在早期法律实践中的融会贯通。

3、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唐朝继续并发展了汉魏晋以来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主要评价。具体说来，第一，礼指导着法律的制订。如贞观修律时根据“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12〕儒家教条，调整了谋反大罪应诛连父子、祖孙、兄弟的血亲范围。第二，礼的基本规范直接入律。如祖父母、父母在，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子孙违反教令，供养有缺者，徒二年。第三，定罪量刑于礼以为出入。第四，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体用关系。《永徽律疏》序言中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二）法律的道德化

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三：吴重五家贫，妻死之时，偶不在家。同姓吴千乙兄弟与之折合，并挈其幼女以往。吴重五归来，亦幸其女有所归，置而不问。未几，吴千乙、吴千二将阿吴卖与翁七七为媳妇，吴重五亦自知之。其事实在嘉定十三年十一月。去年八月，取其女归家，至十一月，复嫁给李三九为妻，……阿吴既已嫁李三九，已自怀孕，他时生子合要归着。万一生产时，或有不测，则吴重五、李三九必兴词讼，不惟翁七七之家不得安迹，官司亦多事矣。当厅引上翁七七，喻以此意，亦欣然退厅，不愿理取，但乞监还财产，别行婚娶。阿吴责还李三九交领。吴千乙、吴千二、吴重五犯，在赦前且免于断引，监三名备元受钱会，交还翁七七。〔13〕这篇判词绝妙之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一起纠纷，更在于它注重当事人之间关系的调停，以避免日后再因此事起纠纷。执法者着意由道德上立论，使案件的判决合情、合理、合法。从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法律受道德原则支配，为道德精神浸染。

案例四：谢登科控戚徐有才往来其家，与女约为婚姻，并请杖杀其女。余曰：“尔女已字人乎？”曰：“未”。乃召徐至，一翩翩少年也。断令出财礼若干劝放，谢以女归之。判曰：城北徐公素有美誉江南，谢女久擅其才名，既两美之相当，亦三生之凑合，况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嫁伯比以为妻，云夫人权衡允当，记钟建之大负我楚季革，从一而终，始乱终成，还思补救，人取我与，毕竟圆通，蠲尔嫌疑，成兹姻好。本县亦冰人也耳，其诹吉待之。〔14〕此案为儿女自由恋爱引起，谢登科以女儿私订终身，违反了礼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戒律，而执法官却对传统礼法重新释义，“律虽明设大法，礼尤贵顺人情”，促成一段美好姻缘。这二则判例说明一个问题：当时的执法者已将法律内化为道德，追求一种超法律的境界。

（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