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民法学家报告会

『壹』 (寻求)人与自然演讲稿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大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画卷，这幅画卷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神往！可是，如今在很多地方别说白鹭，就连麻雀的踪影都难以寻觅！听父辈们说，十年前在乡下，麻雀以田地为家，以庄稼为伍，虽然它们也有吃稻谷的劣迹，但它们为消灭四害功不可灭。不知何时，人们急功近利，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大量施用农药灭害虫，结果无辜的麻雀身受其害，死的死，逃的逃，从此就很难寻到麻雀的踪影！昔日那种人与鸟共处，鸟声啾啾的的美好景象成为一种记忆！取而代之的是寂寥的田野，及使用农药后带来的种种后遗症！
记得，在课文中我们读到南朝梁代文学家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简练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富春江的水之美：“水皆漂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富春江的水是这样令人心旌摇荡，长江的水又何尝不是这样：“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谳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星转斗移，如今的长江还是这样靓丽吗？“一江黄水向东流”是当今长江水的真实写照。在重庆一带，长江的水就是蜡黄蜡黄的，含有大量泥沙。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地方，能看到的只是一江浊水。目前长江的实际排污量，已经远远超过了黄河和淮河。有些河流的江面，用垃圾池来形容恐怕也不为过。仅三峡库区的生活垃圾堆存总量就达到了380万吨，工业废物堆存更超过了3000万吨！汛期来临的时候，后果不堪设想！由此可见，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是多么可怕！七年前的长江洪水泛滥，近年来的沙尘暴，局部地区不断出现的旱灾、水灾、泥石流，无不是大自然向人类发出的一张张黄牌警告。如果我们还置若罔闻，人类将招致灭顶之灾！还谈什么奔小康，还讲什么生活美好！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针对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种种情形，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可持性发展的战略方针，果断采取各种措施：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绿化荒山，治理污水，推广沼气池，清理河道、江道垃圾，关闭一个个污染严重的生产点。如：个旧市北郊的某有色金属冶炼业厂，不仅是这个区的“摇钱树”，也是个旧市领导心目中的宝贝。但因其污染的顽症难以根治，去年，个旧市下了道“死命令”：所有冶炼企业先停产，谁先排污达标准谁先开工。据红河州环保局部门的报告说，我州仅去年就关闭、勒令停产整顿30多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且有十多个此类项目拒之门外，年减少GPD在一亿以上。这些数据透露出一个信息：我州各级领导干部的发展观念，已从过分追求GPD增长转到了以民为本，可持续发展上。经过多方面的长期治理，已初见成效：山绿了，水青了，江河之上又重新出现了百舸争流的景象。昔日被污染的河流、湖泊正在返老还童，找回它们美丽的从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美景，正走进人们的视野！由此可见，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才能真正美好！让我们像爱护我们生命那样去爱护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大自然才会善待我们！
我们想看到到青山绵亘、林壑尤美；我们还想看到高山之上，皆生寒树，负势竟上，互相轩邈；我们还想听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流水淙淙，清脆悦耳。多么希望
让我们每个人都投身于环保的行列之中，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环保的忠诚卫士，那样，“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的美丽景象，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中！
谢谢大家！

『贰』 法学研究的历史沿革

自夏至周，调整奴隶社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制度已逐渐完备，只是还没有形成有系统的法典，规范内容散见于《礼记》等文献之中。如“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礼记·曲礼》）,“土无二王”（《礼记·丧服四制》），“里田不鬻”（《礼记·王制》）等，说明当时土地属奴隶制国家所有和不得买卖的情况。“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买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当时重要的买卖合同必须有书面的契据文书。其他关于婚姻、家庭和继承的规定也多有记载。
李悝编成《法经》，商鞅又承袭《法经》制定秦律，其中关于土地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定，已显示出封建主义性质。汉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后随着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删，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备；其中关于财产所有和财产流通关系，婚姻、家庭及继承关系，已有较详细的规定。唐代以后由宋代至清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律、例、法令中民事内容已有相应的发展，但立法体例、条目递相承袭，没有脱离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中国近代的民事立法始于清末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传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西欧文化的影响，变法图强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清政府迫于形势，宣布“变法”和实行“新政”。光绪三十年(1904)正式开馆修订《大清律例》，于宣统二年（1910）颁行。中华民国时期，参议院于1912年4月决议:“嗣后凡关于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办理”，其中处理民事案件的规范后来称为“大清现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图、服制、名例、户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殴、钱债，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订《大清律例》的同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制订《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统三年(1911)完稿，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大体仿效日本、德国民法，未及颁行，清廷已亡。中华民国时期于1918年二次设馆着手修订“民律”，至1925年脱稿，此稿除债编部分效法瑞士债务法外，其他各编与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变动很少，是为中国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国民党政府设立法制局，又着手修订民律，决定先行草拟亲属、继承两编，至1928年脱稿，是为中国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立法院，着手编订民法典，从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编陆续公布，共分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5编，计1225条。这部法典承袭了德国、瑞士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原则和体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义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立法
4.1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发展时期的要求，逐步开展民事立法。《共同纲领》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为贯彻本条的原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制定了许多法律、法令，如《政务院关于没收战犯、汉奸、官僚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财产的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令的公布和实施,使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归于国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于农民所有，从而肃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财产关系，而且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不到3年时间扭转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财政经济极端混乱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得到了供应，解放了生产力，为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和进一步对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4.2 1953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以及《关于目前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单行条例，并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合同形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农业方面，国家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等。根据这些法令、规章，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企业进行了和平改造，并使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中国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4.3为了调整企、事业单位间，企、事业单位与公民间，公民相互之间在经济协作方面的各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陆续制定了调整物资的买卖和购销，加工订货，基本建设工程承揽，财产租赁和房屋租赁，银行信贷和储蓄，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货运和客运，仓库保管，信托行纪，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等经济关系的合同法律规范（见合同）；还制定了关于保护智力成果的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保护工商企业商标权等单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把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许多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经济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关于它们对于财产的所有和管理的权限、关于经济组织间开展多种形式互助协作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关于发展先进的科学管理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法学界也有人认为，这些法律、法规不完全属于民法，其中有的应属于经济法范畴。
4.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本质。它的指导原则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和巩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全面提高社会生产经济效益的原则；当事人权利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

『叁』 小学生怎么写百家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的观后感

组织推动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制宣传活动，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回教育，就是要把答“双百”活动放到全面依法治国大局中来谋划，努力使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成为联接 “四个全面”的纽带，助力“四个全面” 协调推进。
在各级宣讲对象中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以法治精神凝心聚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不断见到新成效。

『肆』 中国民法学的最好的人

中国民法学的最好的人是王利明
王利明，男，1960年生，湖北仙桃人，中共党员，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8年，王利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在美国著名的财产法教授欧林·布劳德的指导下，专攻英美财产法和侵权行为法。王利明一边如饥似渴地广泛学习，一边思考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这一，它的法律制度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在哪些方面值得学习和借鉴?
1990年1月学习期满后，王利明谢绝了一些美国朋友的挽留和劝告，按期回国。回国前，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利用积攒的生活费买了3箱英文书籍回国后送给系资料室；二是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用英文作了一次报告，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法制建设、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巨大成绩，增进了参加会议的美国学者和学生对中国的了解。
1998年8月，王利明受教育部的委派．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进修。离上一次赴美学习，近10年过去了，一个高速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王利明也不再是10年前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已经成为国内法学界公认的民法学研究的专家。
在美期间，王利明应邀到耶鲁大学等著名大学讲学，出席各种学术活动。这次，他的研究触角伸向了国内法学界十分关注的司法改革领域。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和东亚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室里，王利明花费了很长时间对宪政和司法制度、审判方式、程序制度进行思考和理解，回国后出版了《司法改革研究》一书，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方式、方法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是司法体制改革领域的代表作。

『伍』 为什么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于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民法典实施后，现行的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将被替代。

为何它被称作中国“社会生活网络全书”？社科文献与新华媒体创意工场联合策划，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姚佳做客“有话”栏目为大家解读民法典。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姚佳推荐

“世界范围内民法的研究渊远流长，如果人们对民法的历史发展与解读比较感兴趣的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所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60年学术精品选粹系列丛书中的《迈向民法典之路》、《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和即将出版的《民事立法与民法典编纂》三本书都会让人们更加系统、直观和立体地去了解民法典的形成、意义与价值，颇值一读”。

《迈向民法典之路》

民法典的科学立法离不开广大学人的共同努力和理论研究的持续积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作为国家级法学研究机构、党和国家重要的法治智库所，自1958年建所以来，就持续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民法学科的发展贡献力量，涌现出了谢怀栻、王家福、梁慧星、孙宪忠等一批学术大家，在学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研究风格。本着回顾法学所民法学研究发展历史，总结民法学理论研究经验，提炼中国特色民法学理论学术思想，服务中国民法典编纂历史任务的宗旨，对法学所建所以来取得的民法学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从中精挑细选出50余篇高水平学术论文，以餮读者。

《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2015年以来的中国民法典编纂活动，是当前，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吸引了我国全社会的极大关注。其中既包含着立法推动者努力的动议，也包含了各种争议。本书作者亲历《物权法》1995年开始起草以来历次民法的重要立法活动，又是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上连续数年提出编纂民法典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在民法典编纂中，本书作者提出了包括民法总则在内的十余项议案，以及二十余项人大代表立法建议和立法报告，此外还发表了为立法提供理论准备的多篇论文、文章和讲演。本书收纳的二十三篇论文、立法报告等，就是从这些成果中选择而来，既是作者的核心民法思想，也反映了民法典编纂的立法与学术历程。

『陆』 钟秀勇提到的中国大陆民法学的最好的王毅是谁

一、钟秀勇提到的中国大陆民法学的最好的是王轶教授，是梁慧星最为出色的学生。王轶，河南镇平人，民法学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二、主要著作有：

1、《物权变动论》，王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民法原理与民法学方法》，王轶，法律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3、《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王轶（副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合同法新论·分则》，郭明瑞、王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王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百民法学家报告会扩展阅读

一、钟秀勇，国家司法考试业内名师，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主编《民法》系列教材，2016成立北京瑞达成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瑞达成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独家签约主讲教师。著有《三校名师讲义》等法考培训教材。

二、我国迄今为止的民法学研究，在总体上呈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过分侧重制度性研究，并且在进行制度性研究的过程中过分依赖法律的逻辑分析方法，由此导致了以下两个典型的缺陷：第一个典型缺陷是“自说自话”；第二个典型缺陷是“自我封闭”。

三、民法学界必须要致力于建构以下两个学术平台：其一，民法学界应当致力于建构中国民法学内部的学术平台，民法学者对相关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进行有效的批评和检证。其二，民法学界应该建构起民法学与民法学以外的其他法学学科，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进行良性沟通和交流的学术平台。

『柒』 民法理论与实践 于政文 读后感

遗忘不能使之沉睡，因为上帝赋予我们永恒的力量。 ——题记 人类文明的进化史是伴随着社会进步，借助于不断成熟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而逐步演化前行的。其中，法律，尤其是在其萌芽期被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法制，更是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律之于多数人，浩瀚、复杂甚至艰涩成为其最初的感性认知，关于法律的书籍则更是让人尤其是非法律专业的人士望而却步。余定宇先生不是法律学者，他从自己习惯的历史角度俯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法律思想史，别有况味。一个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一幕幕历史画卷的瞬间，用游记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
他从中华民族的起源黄河出发，在汾水斜阳下，寻找獬豸神兽的依稀足印；在壶口细雨中，聆听洛阳旧事，感慨郑国子产"铸刑鼎"的传奇；在齐鲁晓风里，徜徉徘徊，静观"百家争鸣"的雄奇壮阔；踏上八百里秦川，与秦始皇虚拟对话，看法家的潮起潮落；回首未央宫，再阅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磅礴大气。
一路的追寻中，余先生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古代法学跌宕起伏的印迹，并最终指出中国古代法学发展中的诟病，只有与时俱进才是根本出路。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世界著名的法学泰斗陈光中教授称赞余定宇先生："一位在法学的激流中，为中国的现实和改革出力的纤夫。
我想，所谓纤夫，就是在一路奔波中，不流连胜景而负重前行的践行者。
细细品味，其实春秋之前，我国古代法学与西方"古典自然法学"的道路是不谋而合的，比如老子的《道德经》就是中国"自然法学"的典型。可是，战国以后，在《法经》所代表的以"刑"为核心的法律文化推动下，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中华法系"。这种重刑轻民、法德结合的法系与以民法为核心的西方"大陆法系"，在核心渊源、法律结构、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大相径庭。
到了隋唐宋，中国古代法学可谓到达鼎盛时期。唐高宗主持制定的《唐律疏议》，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之一，也标志"中华法系"最终形成。此后，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印度法系和伊斯兰法系一起，并称为世界的五大法系。不过，自南宋以后直至明清，当"西学东渐"、"西法东来"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地席卷而过，落后的法律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中华法系"渐渐动摇。直至清朝末年，随着宣统下台，传承千年的"中华法系"最终被历史的尘埃埋没。
"中华法系"可谓是中国古代文化在法学领域的集中体现，可为何行至清末就举步维艰了呢？
清朝末年，世界范围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已是"车轮"前行的主流，但清朝统治者固守君主至上等一系列"祖宗家法"，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统治。后来迫不得已变法修律，只是生硬地东拆西补直至完全穿上西方法系的"大鞋"，始终都没有意识到以法律为代表的上层建筑应由经济基础决定，徒有其表的改变只会南辕北辙。
之后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是中国第一部提出"主权在民"的宪法性文献，但同样没有为"车轮"加上合适的"链条"，变成一纸空文，很快被淹没。
掩卷而思，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印迹，指的是前人脚踏的地方，也暗示了未来的方向。如果选择一味传承，清末统
治者墨守成规的败北，意味着历史早已将道路堵死；如果选择一味照搬，建国后硬套前苏联法学造成的"寒流"，已让闻者不寒而栗。那追寻的意义何在？我想，书中给出了答案。
一位法学家曾经说过：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作为一名学习了粗浅的法律知识，仰望法律殿堂的初学者，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厚蕴意。法律知识让我对社会进步、经济运行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因为物质文明进步的过程，也是精神文明不断发挥作用的过程，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是社会基本的行为规范，约束和保障着各项行为的合规化。正是这种有章可循的制度模式，使得人们的行为被合理的调节，进而使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有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我们掌控了社会，不如说是我们掌控了自己。
有人曾说过:樱花是一种非常残忍的花，它下面埋的尸体越多，它的花就开的越灿烂。这样的一个说法不禁让我想到了法律，回味它的发展历程，我不禁感慨，人类在学会和平共处，公平正义地驾驭自身社会的道路上，竟然要留那么多的鲜血，但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这条法律之路将会越走越宽阔。
阅读了世界的法律，不仅会想到我国的法治建设。我们都知道，法律应该是公正的，它不仅仅是“刑也，平之如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更不是统治者与执法官们可以随心所欲的胡作非为，面对这样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反思：什么时候，我们中国各地的法院门前，也会矗立起一尊正义女神的雕像，或，给我们的独角神兽双目蒙上一条毛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信仰以德化众，以理服人的国家，并且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岁月，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信奉中庸之道，以所谓的“容忍”为美德，殊不知，在这样一个中庸之道的背后，折射的是一个国家人民法律意识的淡薄，法律不同于道德，于是，我们的国家施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国策，以德来教化人民，以法来约束人民，但是，我不禁要问：一个信奉中庸之道的民族，能够创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健全的国家吗？恐怕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吧。
新一轮的社会主义司法改革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虽然经过三十年建设，中国社会大踏步地走向"依法治国"，走向"民主法治"；但是在"车轮"的前行中，法律制度仍有滞后与不完善。只有顺应"车轮"前进的方向，不断改革与创新，才能通向文明、走向进步。法治的社会，法治的精神，始终是现代文明社会孜孜不倦的追求。从《寻找法律的印迹》这本书中，我们回望历史，感慨于古人的先知，更启迪了我们的混沌。自由、公平和正义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起步而衍生的，并将会在人类社会前行的历程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历史的悲歌，发人深省。我们不仅要“忆往昔峥嵘岁月”，更要相信，遗忘并不能使之沉睡，因为上帝赋予了我们永恒的力量。

『捌』 谈谈你对德国民法典的认识

（一）关于对民法自身的认识

如前所述，清末继受外国民法和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其直接动因是为了废除领事裁判权，新中国成立后因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的原因而继受苏联民法，直到1978年后民法经济法论争中将民法理解为“商品经济法”[70]，及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制定统一合同法和物权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民法学一直为某种政治功利目的所左右，是否因而长期遮蔽了中国民法学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例如，什么是民法的理念、民法的精神、民法的目标或者民法的本位？民法究竟是私法还是公法？为什么中国民法学已经存在了一百年，而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公法观念支配之下？为什么很少涉及私法、私权、私法观念、私权观念，而一旦涉及这些个概念时总是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中国继受外国民法学，时值西方社会法学和社会连带主义法学思潮高涨之时，所谓“社会本位”、“民法公法化”、“民法社会化”被视为民法学发展之必然趋势。中国民法学自诞生之始即深受影响，甚至一些民法学者将所谓“社会本位”误解为历史上“义务本位”之回归。此种所谓民法发展趋势和发展潮流，恰好与中国在1949年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暗合，更促成民法和民法学的“异化”，因片面强调社会公益、否定私权、私益，而否定了民法自身。最终“社会公益”也异化了。“公益”、“公益”，多少违法、恶行假汝之名以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法与私法、公权与私权、公益与私益的关系，恐怕是中国民法学必须面对的最大课题。

（二）关于民法的“本土化”

中国民法和民法学，是从外国民法继受而来，因此决定了中国民法学始终面对

“本土化”的命题。如果说，“法律移植（继受）是法律进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 ，则同样可以说，如何实现继受而来的法律的本土化，是中国民法学进步、发展的永恒的主题，也是中国数代民法学者最终的目标。

在继受外国法的过程中，继受的外国法与本国国情不合甚至冲突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因而在学界内外引发争论，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日本的法典论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自清末继受外国民法之始即发生过类似的争论。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法立法也始终伴随着这样的争论。关键问题是如何判断所谓“国情”，及对那种“国情”应持何种态度。究竟什么是“淳风美俗”？中国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否“淳风美俗”？女人缠足、男人蓄长辫、三跪九叩首，是不是“淳风美俗”？改革开放前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做法是否“淳风美俗”？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轻视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传统，加之新中国建立后曾长期实行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究竟有多少值得保存的“遗产”、“习惯”和“本土资源”？这些问题都必须首先澄清。

谢怀栻先生指出，不论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没有特点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的。因而在继受外国法时，辨别自己的特点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机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法律，当然不一定好；强调甚至借口自己的特点，而拒绝接受先进的外国法律，也是不对的。要敢于接受，善于研究，不断修改，这是继受外国法律很重要的原则。

我们不仅继受外国法的制度、条文，还要继受制度和条文背后的民法理论。这就是日本学者北川善太郎所谓“立法继受”与“学说继受”。鉴于德国民法（包括法律和理论两方面）在成文法国家的重要地位，加上中国民法和民法学主要是继受德国民法，德国民法的影响在近期会更加扩大，在将来也会长期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研究、探讨德国民法典，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的立法工作和研究工作，仍不失为中国民法学者的重要任务。当然不限于德国民法。我们一定要密切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实际，广泛参考借鉴包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民法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坚持参考借鉴我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才能最终使中国民法和民法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

（三）关于中国民法典编纂

中国民法学的第一项使命，当然是制定中国民法典。在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开始后，常要做两件大事，一是为前朝修史，二是为本朝修律。这两件事的意义都很重大，皇帝都派重臣主持，并亲自过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次起草民法典均未成功。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王汉斌副委员长决定恢复民法典起草，并委托九位学者专家成立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民法典和物权法的起草。民法起草工作小组决定：第一步，制定合同法；第二步，制定物权法；第三步，编纂中国民法典。2002年1月，九届全国人大李鹏委员长指示加快民法典起草，同月即委托学者起草[76]，当年即完成一部民法典草案，并于同年12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一次。因此，鼓动了中国民法学界的激情和关于民法典编纂思路的论争。2004年6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变更立法计划，搁置民法典草案的审议修改工作，恢复物权法草案的修改、审议。现今物权法已经颁布，按照法制工作委员会透露的信息，还将依次制定侵权行为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和民法总则，待民法总则颁布之后，再编纂民法典。

对于法典编纂而言，政治因素必定是重要的，当法典问世之时，也必定有适当的政治环境。中华民族这位老人，背着沉重的包袱，虽然有点步履蹒跚，却在向前奋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说的正是如今。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伟大成就并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今天，已经具备编纂民法典的政治经济条件，应当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在于，中国民法学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而做的理论准备是否充分？

为什么一定要编纂民法典？不仅因为，相对于刑法典、诉讼法典甚至宪法法典而言，民法典更足以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高度，而且唯有一部科学、进步、完善的中国民法典，才能表明中华民族已经攀上历史的高峰！

（四）造就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

中国民法学的百年史，是一部民法继受史。无论历史上继受大陆法系的德国民法，1949年后继受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民法，或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继受”即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民法，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学习外国经验。质言之，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始终是扮演“学生”的角色。当然，将来即使制定了一部进步、科学、完善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也还要继续研究外国民法、继续汲取外国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亦即还要继续扮演“学生”的角色。

问题在于，何时中国民法学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法学术之林，与一切国家的民法学比肩而立？何时才有不以参考借鉴外国经验为目的的对外国民法的学术研究？何时才有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这样一批研究外国民法的中国学者，将经常出席国际的和外国的学术会议，与外国民法学者平起平坐，共同研讨外国民法面临的重大课题，报告其研究外国民法的学术成果。这样的民法学者，将不同于现今及此前所有的中国民法学者。中国民法学，只有造就出这样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民法的学者，才能终结中国民法学单纯扮演“学生”角色的历史，届时中国民法学既当“学生”也当“先生”，也就在世界民法学术之林，为中国民法学争得了“一席之地”！

（五）“全方位”的外国民法研究

现今中国民法学界已经有了一些研究外国法的学者，虽不是专门研究外国法，虽其研究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学习外国经验，产生了一批研究外国法的学术著作。但其研究的对象，仍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范围，这是由前面提到的“指导思想”决定的。现在看来，中国民法学不应继续将研究对象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已经旧貌换新颜，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要求中国民法学放眼世界，不仅密切关注和研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民法，而且密切关注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法。凡有中国商品、中国旅游者、中国投资者和中国企业到达的国家，就有必要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该国民法。遗憾的是，中国民法学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且不说研究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亚国家民法，就是对周边邻国包括对俄罗斯的民法，也缺乏关注和研究。中国民法学和民法学者，要本着一贯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的精神，跟上国家、民族复兴的步伐，勇于承担国家、民族、人民和历史赋予的使命，敞开胸怀，放开眼界，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实施“全方位”的外国民法研究！

结语

中国民法学，这条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已经流淌了一百年的河流，虽然历经曲折、艰险、转向、停滞，终究没有改变前进的方向。因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机遇，中国民法学以其长足的进步、优异的成就和卓越的贡献，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已成为一门“显学”。一位研究中国民法学史的学者说过，当“民法学这条大河沸腾起来的同时，也是从容思考的空间突然失去的时候”。愿中国民法学能够从容面对各种诱惑，排除各种干扰，朝着既定方向，奋勇前进！

『玖』 孟勤国的学高身正吾良师——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孟勤国

第22个教师节在丰收的金秋如期而至，辛勤耕耘于杏坛的园丁们收获了他们的喜悦。9月9日上午，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表彰大会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从全国高等学校近97万教师中选拔出来的100名杰出代表接受了国家的表彰，荣获了本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表彰称：这些杰出代表身上凝结着人民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光荣品质。他们既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又能长期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注重教学改革与实践，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
在学生看来，脱颖而出的孟勤国成为“百佳”之一完全是实至名归。这位16岁便登上讲台的“老”老师，倾心教育数十载，以自己的严格自律、勤勉好学、博学多才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学生曾用一个极端的词来形容知识魅力、人格魅力“双馨”的他——“完美”。
我们来看看“白描”的孟勤国：
法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级访问学者，教授。教育部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民法学会常务理事、广西法学会副会长、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1985年7月至今任教于广西大学法学院，1995年以来历任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党委书记，1997年被武汉大学民商法专业聘为博士生导师。1990年、1993年、2004年3次获得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2001年、2005年连续两届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奖，200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3年获广西杰出法学家称号。 孟勤国是我国物权法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从事民商法教学和科研20余年，在物权法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法学大师江平教授由此赠以他“广西学派”之美誉。在我国物权法草案、破产法草案的修审过程中，孟勤国应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邀请参加了修改工作，他是北京地区以外受邀的三名法学专家之一。全国人大法工委王胜明副主任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时特别提到：“广西大学的孟勤国教授起草了物权法部分的建议稿……这些专家建议稿，对民法的制定弥足珍贵。”
1995年以前，国内极少有人进行物权法的研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还在大学校园里攻读的孟勤国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具前瞻性的眼光投入到物权法的研究之中。在当时颇为冷清的物权法研究领域里，孟勤国埋头默默苦耕，一干就是十几年。他撰写的硕士论文《国家财产民事保护》因提出和解答了物权法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而被收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此后，他依然勤耕不辍。
面壁十年图破壁，2002年，其学术专著《物权二元结构论－中国物权制度的理论重构》出版，书中创立的物权二元理论在国内法学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并受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当我读完面前这部《物权二元论》时，我深感它确实是我所期待的‘破壁之作’中的一部。对于肯深入研究与希望解决中国现代实际的人们，这部书则显得像一缕新鲜空气，像一位合格的导游”，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法学会所研究员郑成思对该书如此评价。
此书被评为2005年全国首届优秀法律图书奖。
《法学评论》2002年第5期公开发表了孟勤国依据物权二元理论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编者称“物权法领域终于出现了中国人的物权理论与设计”。2005年公布的物权法草案中大量吸收了物权二元理论和建议，成为影响我国物权立法的三大专家稿之一。
“在修改草案过程中，我常处于‘弱势群体’中，因为我一直与主流的物权观点交锋，支持我观点的人属于少数，许多观点刚提出来就被主流观点‘包围’，但从第三审的物权草案上看，其中已体现了我当时一些被‘孤立’的观点。”孟教授自豪地回忆道。
作为广西人大立法咨询员、南宁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孟勤国积极参与广西地方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为立法和执法作了大量的咨询工作。他长期担任外资、银行、证券等公司的法律顾问，承办了不少特大及疑难案件，为广西的企业避免、挽回损失数亿元。
孟勤国治学严谨，他对前人法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学问的博与约、广与深都有精到的见解。他认为，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事情，必须脚踏实地、步步前进。他在学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他的勤奋、博学和慎思，更得益于他不拘陈规、不畏权威、独立思考、勇于穷究真谛的胆识和魄力。
作为教师的孟勤国，同样把这种优秀的品质用在了教书育人之中。 1995年，孟勤国被委任为广西大学法学院院长。甫上任的他把教学改革列为了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孟勤国认为：法学教育的改革必须适应当今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需要，法学教育必须承担起培养和输送“依法治国”所需法律专业人才的伟大使命；法学专业必须以塑造高尚人格，培养创新能力，造就基础扎实、素质优良的应用型法学人才为宗旨。
针对法学教育的特点，结合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他提出了“一颗公心、一支硬笔、一张铁嘴”的教学改革方案；主张加强学生“三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方法）的培养、司法实务能力的培养，同时广博和拓宽学生知识面。
——“一颗公心”是法律人最重要的职业操守。法学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事业，尊崇法治，就是信奉法律至上，不屈服于任何权力与官位。这种理念要求法学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独立而健全的人格和法律理性，应当树立一颗公心，爱国家、有道德、守戒律；要求学生确立作为法律职业工作者所应有的行为操守和法律信仰，毕生为公平正义而奋斗。
——“一支硬笔、一张铁嘴”是法律人最基本的职业素养。法学是思辨和交流的职业，法科学生应该知识渊博、思维清晰、文笔流畅、能言善辩、以理服人。
在教学实践中，孟勤国非常强调人才“德”的培养，他说：“我始终认为，大学教育首先是育人，培养出人格健全的大学生是最重要的，专业技能还在其次。相较于普通人，法学专业培养的学生必须具有更高尚的人格，这是法律的特殊性对我们的要求。这也是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
孟勤国永远忘不了一件令他痛心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学院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毕业时分配到了省级机关，可是报到的第一天便被单位退回了学校，原因是：穿拖鞋上班。单位认为：这样散漫的学生，不太可能有良好的工作责任心。之后，在每年给新生做的第一场报告中，孟勤国都要向同学们讲述这个故事，提醒他们慎独自律，不要因恶小而为之。他也常以此事提醒自己：从小处着手，培养学生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曾经有个研究生在一次寒假结束返校时迟到了，到校后却谎称时间耽误在中途转车上。孟勤国在检查他的车票时发现了破绽，按照他的启程日期，即便顺利转车也会迟到半天。学生受到了严厉批评，并写了检讨。孟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在我这里受批评是摔了一小跤，如果你可以从中得到教训，就可以避免以后在社会上摔一大跤啊。”
为了让学生打造“一支硬笔”、练就“一张铁嘴”，孟勤国开中国法学教育先河，将古汉语列为广西大学法学院民法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并要求学生每星期背诵《古文观止》中的一篇佳作。孟勤国告诉学生，《古文观止》代表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熟读其中的文章，必然对提高写作水平、增强语言表达能力大有裨益。
走进广西大学法学院办公楼，你可以发现最气派的房间不是院长办公室，也不是教授工作室，而是学生模拟法庭。在这个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每个月都要“开庭”一次，“法官”、“律师”、“犯罪嫌疑人”等在这里一展辩才，进行激烈的口舌争峰。
这里“开庭”的密度是全国法学院最高的。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不是理论”， 孟勤国认为司法实务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人才的质量。所以，他非常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办好模拟法庭。
——设立课程群。即一门核心课程带入几门相关的实践课程，达到学以致用之目的。
——加强授课中的案例教学。
——增加实习时间。广西大学法学院本科生第七学期全部为实习时间，充裕的时间保障了学生法律事务的开展，使学生真正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孟勤国鼓励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多多涉猎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他认为，学习法律，不仅理论功底要扎实、知识要全面，而且应当了解社会实际，不尚空谈。他提倡和推行的这一良好学风，使广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受益无穷。
“独木不成林”，为了提高学院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孟勤国积极扶掖青年教师的成长。自1995年起，他一直担任民法学教研室青年教师的指导教师，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审阅青年教师的讲稿，旁听他们的讲课，一一指点，传授经验。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戴红兵、蒋慧、杨洁等一群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本学科建设提供了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孟勤国主持完成的《以人为本、制度为先》、《一颗公心、一支硬笔、一张铁嘴》等重大教改课题先后荣获广西教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改革的效果是喜人的，培养出的人才综合素质大幅度提高，该院毕业生在国家司法考试、全国公务员考试、各种就职招聘中与全国重点院校的毕业生同台竞争，成绩不斐，显示出自己的实力、特色和优势，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
广西大学法学院则由原来的默默无闻一跃成为广西的名牌学院。 自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自江南水乡的孟勤国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少年的壮志理想都留在了南疆这片红土地上，把最诚挚的爱和满怀的激情都挥洒给了学生。
孟勤国有句名言：怠慢和糊弄学生是教师最大的缺德。他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必须常存育人之责任，也要常思为师之道，常怀爱学生之心，才能尽到一个教师的责任。”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使得他从不敢在教学工作中、在为人师表上有些许的马虎和松懈。
学术研究工作繁重、社会职务繁杂的孟勤国，在教学方面却年年超负荷工作，年均教学工作量为法学院教师平均教学工作量两倍多。他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先后开出本科、研究生课程七门；他认真钻研教学方法，细心揣摩学生心理，对待教学一丝不苟；他从不旷课从不迟到，严格要求学生，但是至今没有一个学生怨恨他的认真。
说起孟老师对待上课的认真劲儿，他的研究生张海龙至今难以忘记令他深深感动的一件事情。2000底，孟勤国罹患了严重的肝病。时值学期中，调课比较困难。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进度，他挂着输液瓶坚持到教室上课。一堂课讲完，他往往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随着病情的加重，医生要他卧床休息。躺在床上的他怎么也放不下上课的事情，最后他干脆把学生叫到家里来，在病榻上给学生上课。
课堂教学最能体现一个教师的综合水平。孟勤国的讲课风格鲜明，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将高深的法学理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使学生容易理解和领会，也将课堂气氛调动得十分活跃，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主动学习、提问和思考。他还充分发挥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理论联系实际，让活的案例使枯燥的理论生动起来。
讲台上的他以其强大的理性思维力量、机智明快且风趣的言语、严谨求实的态度以及高昂的激情，引领学生畅游法学知识的海洋。孟勤国上课有个特点，从不用看教材，但是他依然可以在讲台上纵横捭阖，滔滔不绝。这种自信和能力来自于他长期的知识积累，来自于他了然于胸的知识融会。学生王恒恒说：“孟教授学识渊博，虽然从事的是法学研究与教育，但是他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研究也相当有深度。他在课堂教学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使学生扎实而全面地掌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孟勤国多次说过：教师是学生走出无知的拐棍。只有讲不清楚的老师，没有听不明白的学生。他认为，法学本科生就是法学领域中的小学生，小学生要从识字数数开始，法学本科生要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因此一定要将教材的内容讲清讲透。为了打造坚实的“拐棍”，他拜教育学科班出身的妻子为师，精心研究教育学，准确把握学生心理，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他年年更新讲义，以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为中心，结合立法和司法的新动向，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他善于因材施教，灵活运用讨论、提问、比较、观摩等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使用基本知识和举一反三的能力，激发学生的求知热情。
他讲述的民法学是法学专业基础课程，内容非常丰富，在法学专业教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我国民法学界颇有建树的学者，孟勤国的民法知识早已烂熟于胸。尽管如此，他在备课时也丝毫不马虎，有时为了找个好的例子讲清楚某个概念和理论，他费尽周折，一个个实例进行比较，直至把最恰当的那一个寻找到。
在学生眼里，孟勤国不仅是他们仰慕的法学家，是他们尊敬的师长，也是他们最可信赖的朋友。除了学习上的困难、问题学生喜欢找孟老师解答，生活中的挫折、心灵成长中的疑惑学生也喜欢向孟老师倾诉和讨教。孟勤国的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均向学生公开，以便学生可以随时找到他随时向他提问题。他也常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会，和学生谈做学问、谈做人的道理，以一个长辈对晚辈的深切关爱与呵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说：“‘一颗公心，一张铁嘴，一支硬笔’是他对学生的一贯要求，可以说这也是孟老师教学与为人的最真实的写照。”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时分，在广西大学校园里常可看到这样一个情景：孟勤国夫妇和三、五个学生边散步边讨论问题，这是孟老师的又一课堂。为了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学生、解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孟勤国把散步的时间都利用上了。
孟勤国深深热爱自己的教学事业、热爱自己的学生，他也得到了学生的最高赞誉：在广西大学，他多次获教学质量优秀奖，多次被学生评为“我心目中的好老师”；在武汉大学，学生给他的综合评分为97.6分，接近了满分。
“教师应该无私热爱学生”，孟勤国这样说，也这样实践着。殚精竭虑从事着“太阳底下最高尚职业”的孟勤国，无疑是学生心中另一轮明丽的太阳。
（陈瑞群）

『拾』 王卫国的科研成果

01.1995年至1998年，主持翻译美国法学名著《科宾论合同》。
02.1996年，主持国家土地管理局委托项目《我国土地权利的研究》
03.1996年至1999年，主持中澳机构合作项目《中国经济法改革：比较研究》。
04.1999年，主持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研究项目《法务会计》。
05.2002年，主持国土资源部委托项目《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
06.2004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财产法的理论重构》。
07.2005年，与Peter Ho教授共同主持与荷兰格罗尼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合作研究项目《中国农村土地登记和空间规划》。
08.2005年，受国务院商务部、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委托，主持《中国的反商业欺诈》系列科研项目。
09.2005年，受国务院国土资源部委托，主持科研项目《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立法模式研究》。
10.2005年，主持与荷兰莱顿大学合作的《荷兰民法典》翻译和研究项目。
11.2006年，主持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设项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大问题研究》。
12.2006年，主持荷兰外交部资助项目《荷兰民法典翻译与研究》。
13.2007年，主持国资委委托项目《国有企业改制中职工持股规范研究》。
14.2007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行参与中小金融机构重组的法律问题研究》。
15.2008年，主持中国法学会2008年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金融机构破产研究》。
16.2008年，主持国务院法制办委托项目《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专家建议稿》。
17.2009年，主持北京市平谷区委托项目《平谷区农村综合改革方案研究》。
18.2010年，主持中国保监会委托项目《保险法律体系建设研究》。
19.2010年，主持国家开发银行委托项目《开发银行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分析》。
20.2011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银行破产风险处置和重整法律制度研究》。
21.2012年，主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项目《强制性标准和法规关系研究》。 01．《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专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再版，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02．《中国民法》（合著，佟柔主编）
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03．《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合著，王家福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04．《商法案例评析》（合著，江平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05．《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专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获司法部“九五”期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06．《科宾论合同》（上、下册）（译著，合译）
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
07．《商事法学·经济法学》（副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1998年、1999年版
0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考试教程》（上、下卷）（合著）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09．《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王卫国、Roman Tomasic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商法学》（副主编）
高等法学院校法学主干课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修订版
11．《破产法》（专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12．《商法概论》（主编）
新编成人高等法学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3．《经济法》（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商法、经济法》（主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教材，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5．《商法》（主编）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教材，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中国土地权利指南》（王卫国、王广华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中国土地权利的法制建设》（王卫国、王广华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法务会计基础教程》（王卫国、赵荣信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文集）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
西南政法大学学了学术文库 3，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中国民法典论坛（2002-2005）》（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破产法——原理·规则·案例》（王卫国，朱晓娟等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3.《荷兰民法典》（第3、5、6编）（主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破产法精义》（专著》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5.《民法》（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精品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6.《商法》（主编）
高等教育法学应用教材，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版
27.《荷兰经验与民法再法典化》（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经济法学》（王卫国、李东方主编）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9.《商法》（第二版）（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民商法新观察》（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1.《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民法研讨会论文集》（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2.《合同法》（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3.《银行法学》（主编）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4.《企业与公司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读本》（王卫国、李东方主编）
全国“六五”普法推荐读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王卫国，李化常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6.《金融法学家》（第一辑至第三辑）（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至2012年连续出版
37.《法大民商经济法评论》（第一卷至第八卷）（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至2012年连续出版 01．《试论民事责任的过错推定》，《法学研究》1982年第5期
02．《论合同的强制实际履行》，《法学研究》1984年第3期
03．《损害赔偿社会化与西方侵权法危机》，《外国法学研究》1985年第3-4期合刊，获西南政法学院科研成果奖
04．《现代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4期
05．《论民法与商品经济》，《法学研究》1987年第3期
06．《民事责任竞合之比较研究》，《外国法学研究》1987年第4期
07．《引进成套技术设备的法律问题》，《政法论坛》1988年第2期
08．《规范协同论》，《法律社会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09．《产权明晰化与企业非国有化》，《法学》1988年第10期
10．《所有权转换探析》，《现代法学》1989年第1期
11．《不可抗力概念的立法与学说考察》，《外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12．《瑞典新〈货物买卖法〉的主要特点》，《比较法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
13．《企业重整制度之立法范例比较》，《外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
14．《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学的观念转变》，《现代法学》1993年第4期
15．《公司资本论》，《特区法制》1993年第3期
16．《民法学者的哲学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7．《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结构——功能特性》，《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4期
18．《论合同无效制度》，《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获《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奖
19．《超越概念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3期。收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改革成果通报》和《21世纪中国发展论坛》
20．《论重整制度》，《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宪梓优秀科研成果奖
21．《法国治理企业困境的立法和实践》，《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4期
22．《商业保障与新破产法》，香港《中国透视》1996年8月号
23．《中国消费者保护法上的欺诈行为与惩罚性赔偿》，《法学》1998年第3期
24．《论重整企业的营业授权制度》，《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获中国政法大学校庆论文奖
25．《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法人产权》，《对外经贸企业管理》1998年第2期
26．《论法学家的人格》，《民主与科学》1998年第1期
27．《中国电信业立法建议研究报告》（与盛洪、余晖合著），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28．《企业拯救制度在中国的采用：比较概观》，王卫国、Roma，n Tomasic主编《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9.《金融欺诈对商事立法的挑战》，陈光中主编《金融欺诈的预防和控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30．《产权的法律分析》，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1．《依法保障和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贸导刊》2000年第2期
32．《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求是》2000年第4期
33．《中国入世与法制建设》，佟志广等主编《中国与WTO：权威专家话入世》，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34．《消费者群体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工商行政管理》2001年第21期
35．《债务重组与企业脱困》，邵宁、周放生、熊志军主编《中国企业脱困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6．《略论新破产法起草的几个目标》，《政法论坛》2002年第3期
37．《中国企业债务重组的替代方法研究》，周放生主编《国企债务重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8．《论经济法之当代命运》，王卫国著《改革时代的法学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9．《市场规制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李昌麒主编《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0．《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以《商法》为聚焦点》，《法人》2004年Z2期
41．《让与担保在我国物权法中的地位》（与王坤合著），《现代法学》2004年第5期
42．《探索造福农民的城市化模式》，《中国改革报》2004年12月14日
43．《新破产法草案与公司法人治理》，《法学家》，2005年02期
44．《论普通债权质押的风险防范》（与胡利玲合著），《人民司法》，2005年08期
45．《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亟待完善》，《劳动保护》，2006年02期
46．《关于土地调控的三点意见》，《中国土地》，2006年10期
47．《新破产法:一部与时俱进的立法》，《中国人大》，2006年17期
48．《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探讨》（与潘修平合著），《现代法学》2009年04期
49．《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主要问题及研究路径》，《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01期
50．《<物权法>激发企业生存新生态》，《中外管理》，2008年01期
51．《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之展望》，《中国法律》，2009年01期
52．《中国的保险法律制度》，《中国法律》，2009年03期
53．《挂钩型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5期
54．《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质押制度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法学杂志》，2009年10期
55．《累计认购期权(Accumulator)理财产品若干法律问题研究》（与潘修平合著）河北法学，2009年12期
56．《中国破产法的特点与程序正义》，《中国法律》，2011年第5期
57．《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01期
58．《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经验》，《中国法律》，2012年第4期
59．《政法委要转变职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 1．Some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of China
Juridik Tidskrift (Stockholm), Vol. 1989-1990, No.5
2．TheLeg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A Cultural Survey
Juridik Tidskrift, Vol. 1990-1991, No.4
3．TheLegal Character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Venture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Law Review (Vancouver),Vol.26 (1992), No.2
4．BusinessProtection and the New Bankruptcy Law
China Monitor (Hong Kong), August 1996;
5．FraulentConct and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of China
CanberraLaw Review, Vol.4, Nos 1&2 (1997);
6．AdoptingCorporate Rescue Regimes in China:A Comparative Survey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9, No.3, 1998.
7．CorporateGovernance and the Draft Bankruptcy Law of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rporate Law,Vol.17, No. 1, October 2004, P. 111-119
8. “Land Use Right -- LegalPerspectives and Pitfalls for Land Reform”, “Developmental Dilemmas: Land reform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edited by Peter Ho, published byRoutledge (US and Canada),1st ed. 2005.
9. “The Changchun Approach: A NewScheme for Debt Restructuring in China”, “Law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edited by Pitman B.Potter,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6,ISBN 0-88865-764-1, page 87-99.
10. “National Report for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6 of “Commencementof Insolvency Proceedings”, Oxfor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InsolvencyLaw Series, Edited by Dennis Faber, Niels Vermunt, Jason Kilborn, and TomasRichter,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64-193.
11.“Restructuring Modern Property Lawon a Theoretical Basis”, “Towards aChinese Civil Code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Lei Chen & C.H. (Remco) Van Rhee, published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 Boston, 2012, pp.10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