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难点

㈠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难点有哪些

1、传统中国没有法治的土壤，所以法治的生长很困难。
2、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社会；中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制缺乏广泛的经济依托。
3、国家的改革对政治改革涉水不深。

㈡ 什么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

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依法行政

㈢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难点有哪些

笔者认为:1,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约2500年历史长河中从未有出现过一个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我们以为的汉族也是后来学者加上的，我们国人在历史上就是自私自立的，麻木不仁的，这是造成我们近代不具备民主法治的最终原因，无论谁上台都会人人为我，人不为我天诛地灭。当年的孔圣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推广人首先要爱家人其次亲人再其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直到所有人，也正是他这一点成就了他也成就了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基础。2，2500年以来形成的人治文化深深地刻在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就连建国以来的文化教育工作也是以人治宣传为主包括以德治国执政为民，稍有法治的理念为主 3，由于不重视法治的宣传和教育，造成了官僚主义对于法律的蔑视，试看中国现行的地方条例条规，文件精神，都是下位法大于上位法，县官大于总理 4，由于狭隘的家庭意识造成的国民的麻木，胆小，忍耐的性格使得人治可以分而化之，无人再去理会法治对于社会的进步性，5，高层的开明统治阶级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人治和法治没多大区别，高层的既得利益阶级更加不愿意进行法治，法治会让一切公开

㈣ 为什么说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设立，并依法取得和行使其行政权力，对其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原则。依法行政也是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对政府活动的要求是政治、经济及法治建设本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要求我们党必须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而依法治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还是取决于依法行政。只有政府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执法者依法执法，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明法、遵法、守法，才意味着法制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因此，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加强依法行政，这是依法治国的关键和基础。

所谓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司法机关依法约束行政行为。有法就要依法，就要在行政行为中遵照法律，按法律办事。

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的关系最密切，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大、人数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行政机关的勤政廉政、严格执法与否，决定着依法治国的成败。特别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各种利益冲突在加剧，加上新兴媒体的广泛运用及其对负面新闻和社会情绪的放大效应，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正义和公共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和局部危机。这些都要求我们的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法行政。实行依法行政，我国已先后制定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赔偿法》等法律法规，并已在实施中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仍然有那么多的不如人意，有些行政机关的活动离依法行政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行政执法活动中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有些现象表现得还相当突出，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依法治国要求各国家机关严格依法行使权力，依法处理国家事务、治理国家。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大部分由行政机关执行，因此，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将从总体上决定我国能否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那么，如何实行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国呢？

第一，要实行依法行政，必须有法可依。依法治国是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既是目标更是过程，需要几代、十几代人的努力。治国必须有法，有法必须立法，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就显得极为重要。因此，当前亟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顺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建立一个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体制科学、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同时，目前，许多政府部门制定的规章受到部门利益的主导，一些规章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符合，某些规章甚至为乱收费、乱罚款提供了根据。建立和完善各类规章的审查制度对保证依法行政也十分必要。

第二，要实行依法行政，必须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法律秩序是靠人来维持的，由于人的个体素质的差异，没有一支高素质的行政执法队伍，法律的落实就是一句空话。这不仅要提高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和自觉遵守法律的自觉性，还要让他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不断得到增强和提高。同时，还要对现有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使其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意识，树立行政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推进依法行政向纵深发展，并严把“入口”和“出口”两个关口。

第三，要实行依法行政，领导干部必须带好头。依法行政的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能否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以实现国泰民安，促进国富民强。董必武早在上世纪就明确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即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办事。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能否坚持依法治国、实行依法行政，关键在领导干部。所以，实行依法行政，领导干部必须尊重法律权威，杜绝特权思想；自觉服从于法，以身作则；不断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自觉接受各个方面的监督。

第四，要实行依法行政，必须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行政执法效率的高低，执法人员的廉洁公正，是广大公民极为关心且与其利益关系密切的问题，所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是依法行政的保证。社会上出现的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滥用权力等现象，都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难以保障严肃执法造成的。为此，一方面，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做到上下联动、形成合力。通过全方位的工作监督网络，置所有行政活动于监督之下，达到规范执法行为的目的。

第五，要实行依法行政，必须深化民主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由于我国公民缺乏专门的法律知识，必须在群众中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公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这不仅是让公民懂一点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启发和鼓励公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树立社会主义的法律价值观，不但自己要守法，而且要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

㈤ 依法治国有几大环节

您好，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有法必依的具体要求包括：(1)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能否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能否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规定表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赋予依法治国方略以宪法地位，将加速推进法治，使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获得宪法性的根本保障。
对策：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相一致的。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资依据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仅要求立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
2、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有法必依的具体要求包括：(1)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能否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能否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
3、执法必严。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执法必严一是讲执法要严肃，即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本着对人民负责、忠实于法律的精神严肃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二是讲执法要严格，这又可具体化为五项基本要求，即正确、合法、合理、公正、及时。所谓正确，首先是指查清事实真象，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
4、违法必究。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违法不究，不但会使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和救济，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得不到恢复，而且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使法律失信于民。

㈥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难点有哪些1500字以上，有一定论证

（一）公民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现阶段，我国社会成员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法制意识欠缺，与学法、懂法、知法、用法的差距很远，民主意识不浓，法制观念淡薄的情况很严重，甚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懂法律、不学法律、知法犯法、以权压法的现象屡屡可见。执法队伍群体的职业素质较差，群众对一部分执法人员缺乏职业道德甚至滥用职权、敲诈勒索、徇私枉法的批评常见报端。
（二）法律制度不尽完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新时期建设需要，我国立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但很多法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许多法律、法规制定的过于笼统，法律本身的逻辑结构不严密，条文规定过于原则，在执行中缺乏可行性。在法律体系内部，由于对立法活动协调和监督不够，对某些过时的法律法规没有及时清理，造成一些法律、法规的内容相互抵触，影响法律的整体和谐。在法律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还没有完全配套，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出现了“断层”和“缺项”。
（三）依法治国方略实施不够彻底
现行党的领导体制在遇到法律和党的新政策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忽视法律的权威，体现党的意志的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受到某些地方党组织的干扰，这些干扰往往以坚持党的领导的名义进行，原因就在于现行党的领导体制为其提供了制度条件，其结果是法律和中央权威受到影响。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其实际权力并未完全到位，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行使立法权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权力资源和程序保障。根据宪法规定，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接受其监督，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干预太大，因而导致一部分法律带有明显行政部门利益的色彩，使法律的公正性、权威性、可行性受到影响。司法机关相对独立性程度较低，抗干扰能力较差，无法从制度上保障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权，维护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
（四）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我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人治思想还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甚至许多人民群众还习惯于某个人说了算的政治格局，特别是党的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为了取得荣誉、职位和利益，口说法治，实行人治，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是心非，弄虚作假，欺骗百姓的现象十分严重。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的过程。确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仅仅是走向法治的起点，真正步入法治的轨道还要做出更大更多的努力。
三、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主要措施
（一）要加强根本大法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宪法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要求会流于形式。现行《宪法》是一部符合我国国情的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可是它是否真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党组织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也就是说，使宪法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成为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还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首先要加强对根本大法的宣传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深知维护宪法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宪法意识，依据宪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要严格执行宪法。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重要的是各级党政机关带头落实宪法规定。
（二）要加强党的建设
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领导核心。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的领导体制，使之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适应。党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和国家机关发生关系，在此基础上要形成制度化的法律关系，依法对国家实施领导。必须根据依法治国的要求，认真研究现行党的领导体制与依法治国的矛盾，改革现行党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探索党的领导的实现方式。
（三）要加强法制建设
进一步完备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力求做到：一要层次分明。按照调整不同类别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自身的重要性，决定不同层次的立法；要把调整同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尽可能集中在一部法律或法规之中，避免不同法律、法规调整范围的交叉、重复；要集中精力先把各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法律制定出来，形成整个法律体系的框架。二要体系完整。凡是本系统的法律，要加以分门别类，有纲有目，完备齐整。既要有根本法，又要有单行法；既要有实体法，又要有程序法；既要有国内法，又要有国际法。总之，凡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都要一应俱全，不留空白。这不仅是保证法律的统一性，适用的可行性和整体的功能性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其发展的客观规律。三要体例统一。这是就法律规范性文件的外部结构形式的规格、标准而言。如法律的名称、制定机关、发布机关、发布日期等，力求规格一致，标准统一，科学化、规范化、定型化。这样，对于全国各种表现形式的法律、法规、规章，只要从名称上就可将其内容、适应范围和效力等级看得一清二楚。

㈦ 怎样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具体来讲，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第二、要加强执法工作，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第三、要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第四、要大力开展普法教育，广泛进行法制宣传，不断提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特别是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第五、要把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结合起来。

（一）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资依据和遵循。有法可依已不仅要求立各种各样的法，更重要的是要求所立的法是良好的法，即符合人民的利益、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精神的法。如果所立的法非常糟糕或者漏洞很多，不仅会给坏人提供为非作歹的机会，还会使好人无从依法行事。从内容上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个条件：(1)要做到真正反映和充分表达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2)要做到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反映社会生活与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3)要做到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各项人格尊严、人生自由、民主权利、政治自由、经济权利和其他社会权利。总之，社会主义法在实质上应当实现人民性、合理性、公正性、合规律性几个方面的深刻统一，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法的生命力与优越性之所在。从形式方面说，社会主义法至少要满足下列几个要求：(1)要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也就是说，为了保证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法律不能朝令夕改，频繁变动，反复无常，而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与连续性。(2)要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与协调性，也就是说，整个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以宪法为总纲的、根本精神一致的、各级各类法律法规内在和谐的体系，这样有助于促进统一的、稳定的法律秩序的形成。(3)要经由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制定，这是保障法律科学性、民主性的程序基础。民主的、科学的立法程序有助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力量参与立法，广泛集中民意民智，避免立法工作单纯受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驱使，或者完全依领导人个人的意志而立法。(4)要讲究立法技术，注意借鉴历史上的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更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立法经验，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有法必依的具体要求包括：(1)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作为国家的领导核心，能否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能否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要求执政党不去随意干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更不能代替国家政权包办一切，而是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严肃认真的监督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严格执法守法，保证其充分、正确、合理地行使职权。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务必加强对法律和法学知识的学习，努力增强法治意识，掌握和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本领，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坚持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2)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是代表国家制定、执行和实施法律的专门机关和人员。它们严格依法办事，是实行并坚持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司法机关，能否依法办事直接决定法律能否正确、有效实现，直接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对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行为有着重要的示范、导向和教化作用，有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带动全社会形成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因此，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都要严格依法办事，这样才能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又为人民群众树立守法的榜样。(3)广大社会成员要依法办事。广大社会成员不但要自觉以法律为行动指南，还要善于运用法律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权力和自由，勇于同一切破坏法律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法律的威严。这是依法治国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依法治国真正实现的重要标志。

（三）执法必严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执法必严一是讲执法要严肃，即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要本着对人民负责、忠实于法律的精神严肃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法律。二是讲执法要严格，这又可具体化为五项基本要求，即正确、合法、合理、公正、及时。所谓正确，首先是指查清事实真象，事实认定正确，证据确实充分。这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其次是指正确理解法律，准确适用法律。这是执法的中心内容。再次是指实事求是，有错必究。所谓合法，是指执法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则、原则从事执法活动，不得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更不得贪赃枉法；执法过程要符合程序法的规定和要求；执法结果要符合实体法的规则和精神。所谓合理，是指在正确、合法的前提下，执法要符合公共道德和社会公益的要求，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实际的需要。所谓公正，是指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各方当事人一视同仁，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同样的案件同样处理。所谓及时，是指在保证执法正确、合法、公正的前提下，要加快执法工作速度，提高执法工作效率，从而早日解决社会纠纷，保证社会关系健康、稳定地发展。

（四）违法必究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违法不究，不但会使受到侵犯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护和救济，使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得不到恢复，而且还会损害法律的威严，使法律失信于民。在追究法律责任时，专门的国家机关应坚持下列基本原则：(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保证责任的认定客观、正确、合法。(2)坚持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一切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追究，不得放纵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不得畸轻畸重。(3)坚持责任与违法行为相称原则。法律责任的种类、轻重应与违法行为的性质、危害程度相适应，既不能轻犯重罚，也不能重犯轻罚。(4)坚持专门机关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保证办案工作正确、高效、合法进行。(5)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对于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要依法予以纠正，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㈧ 思修 中国推行依法治国的难点是什么

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

江必新

▶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

▶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

▶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还要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中国。现实表明，社会领域的治理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突出薄弱环节，构成了建设法治中国的一个显著短板。建设法治社会是全面深化法治的固本之举，是法治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首先必须清醒认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诸多矛盾，并从对矛盾的分析入手，厘清法治社会建设的进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七。

一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却不满法律程序上的种种限制；一方面认为他人违法侵害其权益，另一方面自己却坦然违法、钻法律漏洞；一方面以法律为武器，另一方面却容易以极端方式维权。这些矛盾导致维权与违法往往交织难辨。

二是对公权力机关的诉求日益增长与对公权力机关的服从、配合与支持日益淡化之间的矛盾。大部分人仍有遇事找政府解决的习惯，而且在新的形势下其诉求愈加多元复杂。与此同时，由于缺少对公权力机关必要的信任，对其服从、配合、支持的程度则日渐降低。这种下降状态又反过来削弱公权力机关满足人民群众诉求的能力和资源。

三是对依法治国方略和法律至上原则的抽象认同与人情、关系、私利、政绩大于“国法”的行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厉行法治早已是共识，宪法法律至上也获得了最广泛的观念认同。但在具体的行动中，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务上，人情、关系、私利、政绩等不正当考虑迅速成为行动者决策的主要考虑因素，处于至上地位的法律被架空。

四是公权力机关的退位、归位与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发育仍不成熟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和归位，理性再定位的过程。但由于市场机制仍不健全，社会组织仍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往往难以担当起合格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导致公权力的进退维谷。

五是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与法律质量整体上仍不理想之间的矛盾。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然而，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立法质量已在不断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层级的法律规范质量不高、类型化不够、科学性不足，将执法和司法带入或难以实施，或实施冲突，或实施背反的多难困境。

六是严厉制裁违法行为的要求和期待与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较高之间的矛盾。普遍守法是法治社会的当然特征，严厉制裁违法行为是保障法治权威和发挥法治威慑力的必要条件。但是现实中，在一些方面，由于责任设置过低，特别是查处率不高，导致违法成本极低、守法成本相对畸高，不仅诱使当事人违法，更重要的是客观上造成“逆向选择”、守法者吃亏，违法者赚便宜，进而劣胜优汰，并导致普遍违法。

七是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与应对方式的简单化、低效化之间的矛盾。社会事务日新月异，纷繁复杂，情况和形势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发展进入黄金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在加大，复杂性在加深，利益冲突在加剧；然而社会管理模式仍然滞后，不少应对方式过于简单、低效，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要应对和破解上述矛盾，需要系统治理。

第一、价值建设，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法治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将法治理念、法治信仰内化于人心，成为社会成员决策和行动的基本指引。当前人民群众已经有一定的法治意识，但牢固的法治理念尚未确立。实现人心大治，不仅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着力强化规则意识、诚信意识、权利义务统一意识、责任意识，还要透过多途径、全方位的理念引领价值观建设，使法治精神浸润人心。

第二、基层调整，使治理畅达“末梢神经”。体制问题具有决定性。我国传统上从中央到基层的纵向层级化管理体制倚重“生产经营单位”和“基层组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存在着在“最后一公里”失灵的问题。建议以确立社区的法律地位为主要方式，重塑我国社会的基层组织形态，确保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传感”途径畅通。

第三、制度改进，使规范体系管用。高度重视法律规范质量的提高，尤其是要重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系统性以及可实施性的问题。积极完善社会领域的法律体系，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自治规则，合理配置实施资源，努力创造实施条件，保证国家法律和社会规则相互配合协调发挥作用。

第四、秩序建构，有效控制不当社会行为。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要强化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和市场秩序的维护。在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外部行为的规范和内部治理的引导。要切实解决专业中介组织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扭曲市场规则的问题，要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诚信和公信，透过秩序的建设和维护持续规范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

（作者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负面清单：一种新的治国理政模式

王利明

▶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也非常有效率

所谓的负面清单，也称为“否定清单”、“负面列表”等。最初它主要出现在有关国际贸易投资法的领域，后来作为一种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模式确定下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它是指由法律法规列举一些禁止或者是限制市场主体进入的事项，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做出禁止和限制列举事项之外的领域，可以由市场主体自由地进入，法律不作干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决议里，已经把负面清单管理，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方法确立下来了。从管理模式上来说，为什么说它是我们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

首先，负面清单管理给予市场主体广泛的行为自由，可以有效激活市场主体的潜在活力。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立法者，能力都是有限的，很多的事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所无法预见的，立法者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从而无法相应的强制性要求别人去做。市场主体能否进入这些领域，必然成为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大量的是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也有人把它称之为“法律的沉默空间”。

在这样的一个空白地带，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完全采取了不同的看法。正面清单管理这样的模式下，它实际上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对这样一个法律沉默的空间，并不允许市场主体就可以直接地进入，能否进入，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还是要由政府来决定，这样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空间其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限制。但是负面清单管理认为，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或限制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实际上就给了市场主体非常大的行为自由，这种自由其实就是经济活力的保证。

第二，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治国理政的模式？就是因为它能够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审批实际上是政府部门权力的一个最集中的体现，它直接决定了针对谁，能够干什么，其实也是对资源的一种分配。在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法律虽然没有规定，但是政府依然还是在管理，政府实际上通过规章等各种规范性文件，仍然在限制着领域的进入，我们的许多规章其实都有几个特点，首先就是宣布这个事归我管，二是要求大家都要报批，三是不报批我就要处罚。

那么一旦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以后，凡是负面清单之外的，凡是法律没有限制，没有禁止的，所有这些部门领域，不得再进行审批。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是负面清单列举的事项，政府无权进行审批，这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一种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所以它体现了法制的一个基本的精髓，这就是规范公权。

第三，这种模式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更加公开透明。法治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公开的、透明的、可预期的效果。负面清单管理可以说在很大的层面上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之下，负面清单的内容本身是公开的，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也是公开的，除负面清单明确列举的事项之外，市场主体原则上都可以自由进入，例如，在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下，一个企业要进行投资，应当首先去找一名律师咨询，看看现在要进入的投资领域，是不是国家法律法规所限制禁止的领域，只要不在法律法规禁止限制之列，那么其就可以放心地进入。这样对于行为的结果，企业也能够产生一种合理的预期，所以它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公开预期的效果。

第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能够真正使经济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到机场去坐飞机都要经过安检，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每次进入安检的时候，屏幕上显示“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等等物品”，把这些东西列举出来，其实这种做法就是典型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即明确列举法律法规要禁止携带的物品，如果我们不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正面清单管理方法，即明确列举哪些物品是可以携带的，则机场可能需要将所有可以携带的物品列出来，如果采用这样的方式，我相信可能一个安检人员每天要检一个人，都要检几个小时。这必将是非常低效率的，而且他会给安检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的权利。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十分透明、公开，其也更有效率。规则和空白地带，法律不禁止就可以直接进入，不需要进行烦琐的审批，这就会非常有效率。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方面看，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职权法定原则相结合，这两项原则正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的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法学院院长）

下一阶段法治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吴志攀

▶改革进入深水区，就必须开大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

▶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

▶依法治国，首先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同步的。离开了法治，市场就会混乱，经济就不可能起飞，更不可能平稳、高速地发展。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条最基本、最核心的经验。今天，当改革开放进入到了新的阶段，当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一个新的时期，就不得不更加强调法治。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已经有一代人的实践（中国的传统，三十年为一代），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在下一个阶段，我认为要通过加强法治来解决三个问题。

其一，就是要用法律的方法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中国是一个大国，即使今天有了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从海南岛坐飞机到乌鲁木齐，也要好几个小时，这么大一个国家，维护统一、维护中央权威，同时照顾好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调动各地的积极性，这是执政兴国的一个基础。分税制改革之前，我们的中央财政略显单薄，而一些地方财大气粗。那时的地方政府，还没有在“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方面“打主意”。在推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实际上重新划分了财权，中央财政大大充实了，同时，城镇的房屋市场化改革也在这个时候开始。这些改革，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只有好处，不可能没有一点消极面。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比如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一些地方的收入主要靠卖地，房地产成为主要支柱产业，但泡沫大了，有问题，老百姓也受不了，国务院三令五申平抑房价，先后出台《国十条》和《国五条》，但收效都不明显。还有地方债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复杂。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首先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里面要算经济账，还要有法治。我们现在比过去更加强调依法治国，治国首先就要治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大的框架当然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政治体制所确定下来了的，但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各个部门法中都有反映。新一轮的法治建设与改革，要在这方面下力气。

其二，就是要用法律划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市场行为的“裁判员”，企业是市场的“运动员”，两者的角色分工不同，因此两者不能混同。还有，运动员也应该分分类，有的是跑长跑的，有的是短跑，不能哪里有便宜可占就到哪里去比赛。例如，很多央企进入房地产市场，央企掌握国计民生的命脉，实力雄厚，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经济基础。但是，很多央企放下自己的主业，拼命往房地产市场里钻，到处拿地，而且把地价抬得很高。政府办企业，当然要实现保值增值，但办企业的目的不止是为盈利，还有承担很多社会责任，特别是央企，应该多花一些精力去发展那些中长期的、战略性的、风险大一些、利润可能不那么高的大项目，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长远发展。而不是房地产这样的，利润高，见效快的竞争性项目。地方政府当然特别欢迎央企去拿地，怎么拿他们都高兴，一切可以开绿灯，但这样一来，市场就可能有点乱了，很多事情就不公平，这样算法治吗？不好说了。未来着力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领域，加强法治建设。

其三，要更加强调，把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我个人有一个看法，中国社会对公平的敏感，超过了西方。对不公平的事情，老百姓反应很激烈。所以政府要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社会，维护公平不容易。我们讲依法治国，也就是政府要用法律来维护社会公平，维护政府的道德形象。政府要尽量多考虑弱势群体，不能被利益集团绑架了。现在对城镇低收入群体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的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工程，全民覆盖的医保和社保制度的建设与完善等，都是体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些方面还要加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市场经济条件下，摸着石头过河是成功的，但进入了深水区，有可能摸不到石头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开大船，要开船，要驾驭一个复杂的工具和复杂的局面，就必须按规矩来办事，要讲法、信法、用法，这样船才稳当，才能乘风破浪。

（作者为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不断完善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

李林

▶要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

▶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顶层设计的立法模式转变

当前，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立法不当问题的存在，致使部分法律制定后不能用、不管用、难执行、难适用、难遵守，某些法律甚至形同虚设。为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新形势下，应进一步推进民主科学立法，不断完善我国立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转变立法观念和立法模式。立法应当充分代表民意、体现民利、反映民情，公平公正地解决社会问题、分配社会利益，防止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立法不公，防止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警惕立法权力滋生的腐败，从制度和规范的源头上维护人民利益。一是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立法观，转变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立法观；从片面追求立法数量而忽视立法质量和实效的立法观，转变为立法质量和实效第一的立法观；从重立法效率、轻立法民主的立法观，转变为民主优先兼顾效率的立法观；从只管法律制定不顾法律实施的立法观，转变为兼顾立法与法律实施并以法律实施为导向的立法观。二是应当从“成熟一部制定一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模式，向加强领导、科学规划、顶层设计、协调发展的立法模式转变。从立法项目选择的避重就轻、拈易怕难向立法就是要啃硬骨头、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转变，使立法真正成为分配社会利益、调整社会关系和处理社会矛盾的艺术。

第二，强化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职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转变被动立法局面，使立法与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积极主动地通过法律的立、改、废、释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法律依据和法治保障。一是推进人大常委会常委的年轻化、专职化、专业化，让人大常委会委员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履行职能。二是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期制度，适当延长每年的会期，为民主立法提供充分时间保障。三是推行立法旁听制度，让公民、媒体和社会组织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参与和监督立法过程。四是推行立法助理制度，以弥补人大常委人数少、时间少、专业知识不足等欠缺。五是进一步扩大人大常委会委员、专门委员会、立法工作机构起草或者组织起草、委托专家学者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的比重，增强立法的全局性，从源头上预防立法中的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推进民主立法。扩大不同利益群体公开主张、表达利益的渠道，使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立法意志和利益诉求，通过立法博弈实现公正立法。建立和完善更加广泛的立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立法事项，原则上都应当向全社会公布，并建立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和反馈制度。完善立法听证制度，对影响重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立法事项，要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确保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全面参与立法、有效开展立法博弈，保证人民群众立法诉求的充分表达和宣泄。推行律师和法学专家为法律草案涉及的利害关系人提供专业立法咨询、参与立法听证等立法援助的制度。推进立法公开，建立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的立法旁听制度，旁听代表有权发言，保证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㈨ 你认为目前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着哪些阻力和困难

这个可能要用要用辩证法分析了，就比如我在菜市场，不小心弄掉了一斤肉，老板看见，如果我很委婉的说一堆对不起的话，态度诚恳，积极配合老板教训，可能最多让赔点或是道歉就可以走了;如果我只是依照几斤几两价格赔了，可能还会被骂或是揍一顿！

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临哪些阻碍和难题

纵观十几年来的法治实践，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存在两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专家”立法问题；二是以法治民问题。前者造成法制建设偏重外延式轻视内含式，也就是法律法规数量上增长较快而质量上提高较慢；后者造成了官员队伍腐败愈演愈烈、弱势群体维权十分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