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层级提高
⑴ 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的意义有哪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建立健全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遵循文化发展规律、有利于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文化法律制度，并对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互联网领域立法等提出明确要求。这一部署明确了我国文化法制建设的性质方向和重点任务，为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遵循。
（一）
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在宣传文化领域依法执政的具体体现。加强文化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仅是推进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没有完善的文化法律法规，就不可能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目前，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国家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整体进程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加快文化领域立法步伐，推动文化领域的建设和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2.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提高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途径。提高文化工作科学化水平，需要从多方面努力。其中，加强立法工作，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文化法律法规是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相对于文化政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强制性。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在文化领域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法律，就使党的政策主张获得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把文化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成果、新经验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就为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更为科学、更为具体的遵循。这不仅有利于保证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文化工作不断从经验型向科学化转变。
3.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需要政策指引、改革推动，也需要法治保驾护航。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需要通过立法来确认和保障；国家鼓励扶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需要通过立法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各级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责任，需要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和强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固定化。加强文化领域立法、完善文化法律制度，不仅有利于加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而且有利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文化体制改革成果的巩固。
4.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是境外敌对势力的一贯战略。近年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规则，大量输出文化资本和文化产品。从近年来我国对外文化贸易争端及世贸组织裁决来看，我们同发达国家在文化领域的竞争经常表现为法律层面的较量，掌握和运用法律武器的能力，已经成为成败得失的关键。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和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特别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后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尽快做好立法方面的准备，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就难以有效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难以在文化软实力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
近年来，文化战线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加快立法步伐，先后出台了一批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文化法律体系框架。与此同时，大力加强文化执法工作，建立综合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有力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发展。
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文化领域立法工作总体上比较滞后。一是立法数量少。在我国240多部现行法律中，文化类法律只有5部。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相比，文化立法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所占比重偏小，低于教育、科技、卫生等方面的立法。不少方面还存在立法空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重要领域只有一些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新兴媒体管理方面的立法也比较欠缺。二是立法层级低。称得上法律的，只有《文物保护法》《著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这“三法两决定”，其余均为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由于法律效力低，处罚权限、处罚力度有限，执行难度非常大，对违法违规者往往起不到约束和震慑作用。三是立法质量有待提高。少数法规规章调研不够，内容脱离现实，在实际工作中难以贯彻执行；部分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之间存在相互抵触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依法打架”的现象；一些部门规章更像政策性文件，只有原则性要求，没有具体的行为规范，没有违反规定应承担的责任和处罚性条款，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无所适从。
造成文化领域立法相对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宣传文化领域立法具有特殊性，不同于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立法，意识形态属性强，许多问题十分敏感，不仅要处理好发展与管理的关系，还要考虑国内管理规定与国际通行规则的关系，需要反复调研、反复论证。从主观上讲，长期以来我们强调文化工作的特殊性，重政策、轻法律，习惯于行政手段，对文化领域立法的紧迫感不强，对文化领域立法的总体需求、共同特点和应当把握的共性问题研究不够，对重要法律法规合力攻关不够。加之文化领域既懂文化又懂法律的人才非常少，立法力量严重不足。虽然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相继建立或恢复了政策法规部门，但人员很少且忙于日常事务，处于“小马拉大车”的状态，难以适应繁重的立法工作需要。
（三）
总结近年来文化领域立法工作，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要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必须看到，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事业的拓展，文化领域自身的管理与过去已经有很大不同。不但要管事业，还要管产业；工作对象不仅有体制内的，还有体制外的；系统内部不仅有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大量刚刚转制的企业；而文化企业中既有国有的，也有民营的，还有股份制的。做好面向全社会的文化管理工作，仅靠红头文件、行政手段、传统管理方式已远远不够，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管理。
2.健全工作机制，提高文化领域立法的科学化水平。立法是十分严肃的事情，必须建立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立法质量。一是调研机制。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是立法的第一道工序，任何一部法律法规的起草、修改、出台都应当建立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二是征求意见机制。这是立法工作必经的民主程序，有的法律法规要在全系统反复讨论，有的则需要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三是沟通协调机制。应当充分发挥文化立法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强与全国人大、国务院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加强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及时研究有关重大和敏感问题，及时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确保各项法律法规从精神到原则、从形式到内容、从概念到规范相互衔接、彼此协调。四是专家论证机制。要组建文化立法专家库，联系一批法律专家学者，每一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要向专家咨询、请专家论证。
3.加强总体谋划，形成文化领域立法总体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立法是长线工作，一部法律法规出台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需要总体把握、超前谋划。一方面，要组织主管部门、立法机关、执法单位的研究力量和社科研究机构、高校的专家学者，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领域立法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估，对国外相关情况和成功经验进行系统考察和了解，对文化立法工作的原则、思路、总体取向进行研究论证，提出对策建议。另一方面，要结合编制“十三五”规划，制定新的文化立法中长期规划，明确今后五到十年文化领域立法的重点项目和时间进度。要加大对文化立法相关研究工作的支持，把文化领域立法总体战略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相关重点课题、重要立法调研纳入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加大资助力度，组织力量合力攻关。
4.按照循序渐进原则，积极推进文化领域立法进程。对当前文化改革发展急需的法律法规，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文化产业促进法、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等，要抓紧提出立法建议，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抓紧研究起草。要加快互联网领域立法步伐，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依法规范网络行为。对目前讨论、制定中的法律法规，要抓紧工作，争取尽快出台。对列入国务院近期立法规划的法律法规，要抓紧组织修改完善，争取按计划完成任务。对那些难度较大又事关重大的法律法规，要适时启动调研工作，进行必要的研讨和论证。
5.充实机构队伍，为加强文化领域立法工作提供组织保障。无论是立法滞后，还是立法质量不高，归根到底是人才队伍问题。现在文化领域立法任务越来越重，立法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必须进一步健全各部门法规机构，适当调配编制、充实力量，特别是要吸收一批法律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同时，要抓好后备人才培养，把文化法律人才培养纳入“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参照新闻传播能力建设的做法，选择部分高校培养硕士研究生，不断壮大文化法律专家队伍，为推动立法工作提供智力、学理支持。
⑵ 解释下我国所谓的的“一元、两级、多层次”立法体制是什么概念 哪一元 那两级 哪些层次 谢谢
我国独创了一种“一元、两级、多层次”的立法体制。所谓“一元”是指内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容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统一的、一元化的，全国范围内只存在一个统一的立法体系，不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立法体系。所谓“两级”是指根据宪法规定，我国立法体制分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等级。所谓“多层次”是指根据宪法规定，不论是中央级立法，还是地方级立法，都可以各自分成若干个层次和类别。
⑶ 立法都有那些层次
效力复由高到底为:
1、法律：
全国人制大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其他非基本法律;实际运用中,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效力没有区别;
2、行政法规：
国务院制订行政法规;
3、地方性法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制订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制订地方性法规，但不得与所在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
4、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5、规章：分为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
国务院各部门制订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订地方政府规章；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制订的政府规章，不得与上级政府的规章相抵触。
⑷ 法，通知，条例，办法，规定，意见，决定，解释，批复，细则，公告，这些法律法规的层级
法是最高的，是法律
条例、办法属于部门法规
规定、意见、解释、细则是部门规章
公告、批复、决定、公告是部门意见
⑸ 《民法典》的新规，对于夫妻之间有什么改变
《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对夫妻关系的规范主要就是上述内容。对于每一对夫妻来说，知晓并弄懂了《民法典》对夫妻之间在财产和身份关系上的一些规定，对指导夫妻生活，主动运用法律解决夫妻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⑹ 立法层级和法律位阶是一回事吗
不一样。但有共通的部分。
立法层级，主要是从“立法主体”的角度说的。主要有以下层级：
1、全国人大——立法。
2、国务院——行政法规（暂行条例、实施条例等）。
3、中央各部委——部门规章。
4、省级人大及常委会、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常委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大，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5、省级政府——地方政府规章。
不同的立法主体，其制定的规范最终的“法律效力”不一样。全国人大的立法，是面向全国的，全国各地都受其约束。宪法、基本法律等都是人大制定。
法律位阶是各种法律规范所处的法律地位。
前面的“立法层级”是从“立法主体”谈，而法律位阶，是从“法律规范”本身所处的法律地位谈。
法律地位有高有低，法律位阶因而又称之为“法律效力等级”。位阶高的是“上位法”，位阶低是“下位法”。下位法的制定要符合上位法的基本要求，否则会造成冲突，需要做调整（立改废）。
第一位阶是：宪法。（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第二位阶是：法律（狭义的法律，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第三位阶是：行政法规（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第四位阶是：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第五位阶是：规章。（政府规章或行政规章。规章具体分为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从以上的分别中其实也能感觉到共通的部分，法律位阶也主要受其立法主体的影响。
⑺ 什么是立法层次
不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效力层次不同。
依次
全国人大 法律
国 务 院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
规章等等。
⑻ 如何完善立法
作如下努力：
1、拓宽渠道，保障相对数量的由代表、委员提出的立法案进入立法议回程。
2、保障代表答、委员充分了解立法的意图、目的和措施。
3、保障代表、委员在委员会的机制内积极发挥影响力。
4、逐步建立修正案制度，保障代表、委员直接地影响立法内容，将其代表的社会团体的利益和要求正当地反映到立法案中去的权利。
⑼ 互联网 税务下,如何有效防止税收执法风险
税收执法风险是指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执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政策的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发生违法违纪行为，从而受到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责任追究和惩罚的风险。简言之，就是税收执法人员因故意或过失，侵犯了国家或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引发法律后果，需要承担刑事法律责任或行政、民事责任的各种潜在风险的集合。加强税收执法风险防范和控制是当前税务机关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也是当前规范权力运行、深化税源专业化改革和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一、当前税收执法风险存在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稳步推进，公民及法人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税收执法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执法风险。对于基层执法一线的税务人员来说，税收执法风险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和“六个环节”。
“三个方面”：一是以增值税发票和普通发票为中心的认定管理，如一般纳税人认定、发票领购、使用和各类资格认定等；二是日常税收管理方面，如税务登记、税款核定、税款征收、税收减、免、抵、退等；三是税务检查(稽查)方面；“六个环节”：一是户籍管理环节。由于工作疏忽，造成税种、税目、适用税率认定错误，导致应征税款不征少征；应办未办税务登记、虚假停歇业、虚假转入非正常户，导致漏征漏管；由于调查核实不到位，导致纳税人房产、土地、车船等税源基础信息登记失真；由于责任心不强或其他原因，对注销户清算不严，导致税款流失。二是资格认定环节。主要表现为对各种政策性减免税、抵税、退税资格审查、委托代征资格审查、个体工商户起征点资格审查等，把关不严，导致应征未征，不征或少征，甚至给纳税人偷、逃、骗税大开方便之门。三是发票管理环节。对纳税人发票领购资格认定把关不严，对纳税人领用、开具、接受、保管发票情况监管不力。四是核定征收环节。不能在充分调查核实的前提下进行税种认定、征收方式认定、应税所得率核定、双定户定额核定不按程序调整或定额偏低随意核定、其他涉税事项核实鉴定；对纳税人逾期缴纳税款不能及时进行催报催缴；发现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等行为时不能及时采取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等措施，或虽采取了措施，但程序越位缺位。五是评估检查环节。不能按规定程序开展约谈举证、实地核查；对该转稽查进一步处理的不及时转送；对评估发现的问题不采取相应的后续管理措施；涉税检查不按程序进行，检查中徇私或为税不廉等。六是服务审批环节。纳税服务意识差或业务水平低，不按程序提醒告知；执法方式简单、粗暴，涉税审批随意或审批把关不严，甚至徇私谋利，搞权钱交易，故意刁难纳税人，激化征纳矛盾等等。
而对于各级税务领导干部而言，税收执法风险则更主要集中存在于两项重要工作中：一是决定重大事项，二是审批税务事项。对这两项工作，各级税务领导干部都应该慎重对待。比如，一些地方为图省事，偏爱对部分企业户或企业所得税采取核定征收的方式。但这种征收方式极易引发较大的执法风险，导致出现不规范或少缴税款。因此，税务部门对财务健全的企业，应该全面推行查账征收，而且要把查账征收作为一项防控风险的重要工作，大力予以推行。还有一些基层税务机关在税收核定和减免税认定审批上，貌似走了部分程序，实则违反程序，有违公平公正，有违程序正义，形成风险隐患。
二、影响当前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要因素分析
引发当前税收执法风险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微观入手找内因，着重从税务人员自身因素分析；另一方面从宏观入手找外因，着重从制度机制和环境因素分析。
（一）从税务人员自身因素分析，有如下四点：一是政治思想素质不高，职业道德缺失，事业心和工作责任心不强。一些基层税务执法人员工作不主动，不尽职，“不作为”极易导致执法过错；甚至有的随意执法、滥用职权，这是导致执法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政策业务水平和执法水平不高。部分基层一线税务执法人员平常不深入学习和钻研税收业务，既不精通法律法规，又不熟悉税收、会计知识，既不掌握税收政策，又不了解企业情况，而是凭感觉、凭经验、凭关系执法，甚至收“关系税”、“人情税”，导致政策执行有偏误、程序履行有偏差，从而形成税收执法高风险；三是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依然存在。一些税务干部容易在执法程序上出现偏差，违反规定，不按程序操作还不同程度存在，这是产生潜在风险的另一主要原因；四是风险意识、廉洁自律意识、制度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自觉监督相对缺位。部分税务人员对如何防范执法风险没有全面系统认识，对于在执法过程中如何避免风险的发生，缺乏有效认知。混淆了税收执法与纳税服务的关系，有的甚或打着纳税服务的旗号，行违法之实，将与纳税人的吃请，交往过密视为“改善”征纳关系；将执法不严、乱开口子、有税不征视为培植税源、放水养鱼；有的虽清醒知道索贿受贿、吃拿卡要报导致的执法过错会受到责任追究，但对因执法不当、执法过错或程序不当引起的执法风险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认知。
（二）从制度机制和环境因素分析，有如下五方面：一是税收立法层面和制度机制设计方面的缺陷。当前税收立法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之间仍存在诸多不协调的地方，使税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不畅，造成相关部门协税护税意识不强，税法实施效力减弱，大打折扣。此外，税收立法层级不高，规范性文件居多，法律法规互通性不强，补丁政策、贯彻意见过多，有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操作性不强，造成税务人员具体执法时容易出现违规操作、过罚失当问题产生，形成执法风险；二是政策原因。具体表现是政策冲突，地方政府干预过多。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由于对税收法律规定不了解，往往出台与现行税法规定相冲突的税收优惠政策，甚至直接干预税收执法，导致执法环境复杂化，给税务人员带来了执法风险。；三是社会治理因素。目前法治理念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依法治国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社会治理距法治社会的目标相距甚远，还带着人治社会的浓重色彩，一些人在法与理、法与情等方面还存在模糊认识，人情关还是一道不易过去的坎，说情风仍然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也是税收执法潜在风险的另一个主要成因；四是税收自由裁量权缺乏监督和滥用。这是一个巨大和潜在的执法风险，若运用不当，将会直接侵害纳税人的权益，同时也会产生极大的风险和影响。五是执法监督缺位，内控防范机制不健全。
三、如何防范和控制税收执法风险
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对当前稳定税收干部队伍，树立部门形象，提高征管质量，推进依法治税等都有着十分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积极有效防范和化解税收执法风险，也是依法治税的要求，更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和建设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从制度机制层面来看，要着力加强四大体系建设
一是建立统筹高效的组织运行体系。从目前通行的税收风险监控运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监控过于单一和滞后的问题。以监察、法规和督审等部门的有限力量应对众多执法人员、各个环节的执法行为，并开展有效的防范和监控是相当困难的。而通过计算机监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计算机主要监控逾期办理、应办未办等程序容易监控的点，并未全面涵盖每项业务、各个环节的执法监控点，尤其信息系统无法对虚假信息加以识别，难以对执法行为中的风险开展深层次控制。同时，人工监控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目前监察、法规和督审多是对税收管理行为开展人工监督、事后检查，并且多采用抽查形式，监控面窄、不深入，效果也不明显。因此，建立统筹高效的税收风险防范和控制组织体系尤为必要。当务之急是建立以税收执法权控制为核心，以税收行政管理权监督为重点的监督考核管理机制。建立税收风险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税收风险防控联席会议制度，统筹负责，分工协作，让监察和督查内审部门为防控机制建设的组织协调部门，法规和评估风控部门为具体实施部门，负责对税收管理行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监控，以实现对税收执法风险事前预警、过程监控、及时校偏纠错。
二是建立完备的规范制度体系。首先，完善税收法律体系。不断提高税收立法质量，提升税收法律层级；减少规范性文件制定的随意性，增强法律依据制定的稳定、统一。其次，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和工作制度，使各项工作都能够在制度的规范下运行，避免决策时拍脑袋、想当然或“一言堂”。同时，加强上下级沟通，实行双向监督，既注意多向上级汇报，服从上级监督，也要注重发扬民主决策和接受群众监督，切实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决策科学民主，监督透明顺畅。第三，要进一步理顺税收执法人员岗责体系。根据总局税源专业化管理要求和税收管理员制度及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进一步细化基层执法人员岗位职责、理顺工作流程和业务规范，明确执法人员在每一个执法环节中的权利和义务；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实行阳光办税，透明执法，将税收执法权和管理权置于纳税人和社会公众监督之下，让权力在“阳光”和监督下运行。
三是建立多层次的防控方法体系。要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内控方法体系。市局层面应作为风险防范和内控机制建设的统筹指挥，以及过程控制、结果运用的中枢。同时，各层级应具有相应的内控工作任务，保证内控目标与结果的一致性，建立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化解的全方位监控机制。通过完善预警体系，不断加强执法监督。首先，建立预警信息收集体系，拓宽信息渠道。对内，主要依托税收征管信息系统、执法管理信息系统、风险管理平台以及纪检监察、执法检查、效能监察、内部审计等途径获取信息；对外，通过12366纳税服务热线、举报热线和专栏、召开座谈会、走访纳税人等方式收集信息。同时，通过聘请特邀监察员、行风监督员，形成预警信息监控网络；其次，建立预警信息评价分析体系。对收集到的预警信息进行归纳梳理，设立预警评价指标，区分高、中、低风险和类别，如问题暴露频率、问题类别及集中度、人员类别及集中度等。通过分析评价预警指标，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判断税务人员的执法执纪以及廉洁自律情况；第三，建立预警信息运用体系。根据预警信息所反映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税收执法工作，将预防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
四是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体系。特别应在考核评议和过错追究两个环节，充分考虑和体现税源专业化管理模式下新的税收执法风险内部控制要求，完成岗责体系中税收工作可量化指标的标准化设置，对不可量化工作要采取目标责任制。实施责任积分管理，建立责任柔性或弹性追究体系，突出内控的目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在于整改和促进工作。通过调整系数，开展纵向、横向和动态性绩效评价，全面真实反映税收管理和执法水平。要完善税收管理员和基层执法人员考评办法，进一步细化考核考评机制，加大考核奖惩力度；要把税收计划管理、绩效管理与依法治税有机结合起来，适当弱化税收收入考核，强化依法治税考核，将考核重心由数量为主转化为以质量为主；在考核方式上，改变单纯事后考核办法，建立事前预防机制、事中督查机制，强化过程监控。同时要建立税收管理员和基层执法人员依法行政外部监督机制。通过聘请社会行风监督员、开展税收执法人员述职述廉或引入第三方评价等活动，促使基层税收执法人员切身感受到税收执法风险的现实压力。
（二）从基层实践来看，要着力加强四大“网络”建设
一是提升税收业务能力，打造“自身免疫网”。引导税收执法人员牢固树立终生学习理念，采取“个人充电”与“集体充电”相结合的方式，在坚持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税收政策法规和税收相关法律的学习培训。按照“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标准，坚持“政治过硬，作风优良”和“一岗多能”的原则，在注重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和培养复合型人才能力的同时，提高自身免疫力和抵制诱惑能力，筑牢“自身免疫网”。
二是提升监控管理能力，铸造“风险监控网”。提升行业管理能力。根据辖区税源情况，加强行业税收管理。加强税源分析比对，不定期组织召开税源分析专题会，及时汇集税源信息，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完善管理措施。加强对零申报户、税负异常户、纳税信用等级较低纳税户管理监控、评估“号脉”，采取“解剖麻雀式”重点稽查，查深查透。积极开展税收清查和联防联动，通过税源管理、评估、稽查等部门相互协作配合，实现税源管理、税收分析、税源监控、纳税评估和日常检查各环节有序衔接，提高税收管理质效。切实防止有税不收、管理不到位等问题，积极铸造“风险监控网络”。
三是增强公正执法社会认同，完善“社会协税网”。一方面,加强对地方党政部门领导的汇报沟通，化解行政干预，寻求理解支持；同时加大对纳税人诚信纳税的宣传力度，进一步增强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大力营造“诚信纳税、公正执法”的良好氛围，普遍提高全社会的依法纳税水平，降低税法遵从成本；另一方面,大力构建部门执法协作的协税护税网络。进一步建立健全内部的征收、管理、服务、评估和稽查各部门的工作衔接机制，提高工作质效；密切与工商、国税、财政、国土、房管、公安等外部经济和社会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联席会式的协作机制，形成执法合力；建立群众性协税护税组织体系，提高集贸市场、个体工商户、私房出租等零散税收的征管水平，最大限度减少税收流失，通过建立完善“社会协税网络”，努力将税收执法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四是提升防腐抗变能力，筑牢“病毒防护网”。强化教育引导，深入开展廉政警示教育，通过组织集中学习廉政法规、举办党风廉政建设暨预防职务犯罪专题讲座、开展党纪政纪学习教育活动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各种有效形式，对干部职工进行党风廉政教育，同时着力加强内审督察和执法考核追究力度，筑牢思想防线，加固制度防线，教育引导树立以正确的法制观念、认真的工作态度、坚定的责任意识、强烈的廉政纪律、熟练的业务技能从事税收工作，增强拒腐防变意识和抵制诱惑能力，从内部筑牢“病毒防护网络”，以在系统内形成不敢贪、不能贪和不愿贪的廉洁从税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