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法治削弱

『壹』 国家为什么要削弱检察院

难道大家习惯了一个弱势的检察院，见不得了你有一点好么？或者一个弱势的检察院对法治的成长真的有利么？这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不批捕、不起诉多了公安机关不高兴，我能理解；抗诉多了，确定刑量刑建议搞多了，法院不高兴，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也不高兴呢？为什么检察机关受到削弱的时候，没人吭声，而当你找回一点自信的时候，别人却接受不了呢。

难道大家习惯了一个弱势的检察院，见不得了你有一点好么？或者一个弱势的检察院对法治的成长真的有利么？

这是一个需要严肃思考的问题。

01

比如，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小例子，有人说现在搞认罪认罚，检察官很强势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很弱势，很容易就被签城下之盟，就是不得才屈从于检察官的量刑建议。

我说这完全是想当然。实践中几乎是完全相反的，你问问一线的检察官，到底谁求谁，往往是我们要签订城下之盟。

这里边有真实的逻辑。

检察机关自上而下推认罪认罚这个事，不光检察官知道，嫌疑人也知道。所以他知道你需要这个数，他会拿着你，有的甚至要求只能判缓刑，甚至只能做不起诉，你说这是谁强势？

嫌疑人之所以这么强势，他还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检察官在量刑上说话不算，检察官的量刑经常不被法官采纳，所以对量刑建议有什么可在意的。不管你签不签具结书在法官那里都没的所谓，该从宽从宽该不从宽还是不从宽，总之法官通过不采纳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也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量刑还是法官说话算。这个信号，嫌疑人已经收到了。

而且即使签了具结书，也可以上诉啊，检察院一般也不敢抗诉，因为人家法官说了，这是滥抗诉，要保证我们的上诉权，抗诉也改判不了，你就说为了留所服刑，法官就信你，所以上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好的还能减轻，最次最次也能让你真的留所服刑了。

所以，嫌疑人对检察官有什么可怕的，不让他满意了，他根本不会签具结书。他知道检法在认罪认罚的不同态度，他也知道检察官硬气不起来。一名女检察官在做认罪认罚工作的时候，都被嫌疑人给训哭了，嫌疑人呵斥道：你以为这是菜市场啊，左一趟右一趟的，下回要是还是这事，就别来了。这就是检察官真实的工作场景。

这个情况你说学者完全不了解吧，也不可能，他们只是不习惯于检察机关强势起来。

就像一个习惯于够罪即捕即诉的侦查人员，也不习惯于不批捕、不起诉的强势，他会抱怨检察机关不打击犯罪，因为他是前手，从法律程序上很难制衡，但因为他有政治优势，他可以从政治上施加压力。

而法院就不同了，他掌握着法律优势，你的量刑建议他想采纳就不采纳，他可以说只要不采纳的就是量刑建议不当。你抗诉也没用，就是不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上诉可以，你抗诉就是滥抗诉，而且肯定是不改。有的法官甚至认为可以通过上诉后发回重审的方式，也就是违反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方式纠正恶意上诉的问题，即使这样也不希望检察机关抗诉。

总之就是检察机关的作用地位刚起来一点，就给你按压下去。即使是立法给予了检察机关更多的量刑话语权也没用。

而一旦有些学者为检察机关发声，就很容易遭到同行抵制，好像是在给坏人辩护。长久以来，部分学者也以批评检察机关作为重要的学术成就，以为借此可以实现法治进步。但是在真正的强势权力崛起的时候，又集体噤声。

当然必须承认通过批评以往检察机关所代表旧的刑事诉讼格局，可以一定程度上促进刑事诉讼结构的优化完善，促进一些法治理念的提升，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

但并不意味着理想化的刑事诉讼权力结构中检察机关只能一直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或者说只有弱势地位的检察机关才能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实现。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想当然的逻辑。

『贰』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联系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法治优于人治、法律至上、“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与政体的相应性以及法治为主、人治为辅等思想，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基本内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我国当代的法治建设仍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法的概念———理性的表现和正义的化身
无论是从词源结构、逻辑或者是从法学理论上来说，法和法治都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学》一书中，法和法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亚里士多德把法定义为“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在他看来，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代表着正义，为世人所公认的公正无偏的权衡。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用来反驳柏拉图人治主张的有力论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其实质在于“平等的公正”，它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而由正义派生出来的法律，是可以裁断人间的是非曲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正义。可见在这一点上，他把法律和理性及正义等同起来。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与其平等观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种平等是相对的。他认为阶级是自然产生的，人天生具有不平等性。但他同时又认为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相对的平等性。他把平等分为数量上的平等和比值上的平等。所谓比值上的平等，是指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平衡映称的事物。他认为按各人的价值进行分配是合乎理性和正义的。他的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反映了一种客观存在。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法与自由的辨证关系。他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各行其事。人们行使的自由应以法律为尺度。这是因为从实现城邦正义的立场出发，保持一定的秩序必不可少。而秩序的实现是以公民遵守生活规则为基础，法律本质上即为一种秩序，所以人们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另外，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的规则，而此种规则本身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这样既形成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同时又是判断是非正义的标准。所以他说，“法律不应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
二、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有多大？至今法律界都无一个统一的定义。《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按照海得格尔的理论，“先有”、“先见”和“先知”这三方面的存在状态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和先决条件，即在我们开始理解和解释之前，必须有个已知的东西，作为推定未知的参照系。我们只有知道法治是什么，才能去进一步研究法治。我们不知道一个东西，所以才去研究它、解释它，但我们如果连我们所要解释研究的东西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又如何去解释它呢？亚里士多德尽管也没有对法治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他却给出了法治的两个必备的要素。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1郾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无疑问，这点是与他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善恶的的衡量标准尺度是正义。恶法尽管也能导致法律的统治，但绝不可能达到法治。唯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接着他又提出良法的判断标准：首先，良法必须能够促进建立合于正义和善德的政体，并为保存、维持和巩固这种政体服务；其次，良法不得剥夺和限制自由，在法律、自由的关系上，他提出应将自由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再次，良法是符合公众利益而非只是谋求某一阶级或个人利益的法。
2郾法律应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这是实现法治国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理想国家的标志和应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团体、执政人员都应遵从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国家中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由法律来调节社会生活。法律惟有至上的权威性，才能在全社会得到实施。
三、法治优于人治柏拉图选择的“哲学王”式的人治之道屡遭挫折的现实使他对人类理性的希望彻底破灭，被迫放弃人治，转而推崇“第二等好”的法治。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受其老师的影响，他从政治现实出发，否认了“完人”存在的可能，鲜明地倡导法治，反对人治，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1郾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会导致偏见和腐化。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一个人即使再聪敏睿智，也难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国家管理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就如同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变幻莫测的感情之上。他甚至将含有人治因素的治理喻为“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而法律是无感情的，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性之治。
2郾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这既是法治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法治优于人治的必然表现。人是感情动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则又是经常变动的，所以根本谈不上稳定。相反，法律一经制定便不得随便改动，轻率的变法不但不利于城帮的治理，而且会严重削弱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同时，法律因其须借助于文字形式来表达而具有的明确性，较之不具有明确外现形式的人治，更有利于城帮的发展。
3郾法律是经过众人的审慎考虑后制定的，更具有正确性。因为众人的智慧优于一人或少数人的智慧，众人的裁断比任何个人的裁断要好些。亚里士多德说，“……参与公务的全体人员既然都受过法律的训练，都能具有优良的判断，要说仅仅有两眼、两耳、两手、两足的一人，其视听、其行动一定胜过众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这未免荒谬”。因为“单独一人就容易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绝对否认人在法治国家中的能动作用。任何一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人的因素，这点亚里士多德不但没有否认，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如何应对法律的不足。他说，法律确实在遇到某些具体事件时因为法律本身的内容没有涉及而无能为力，此时则应发挥统治者个人的才智（这是在假设个人的才智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情况下），但是个人的才智只能作为法律的补充，而且个人才智的运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否则就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以上仅从三方面浅谈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事实上，他的有关法治的论述远不止这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不但述及法治的应然性（即必然性），而且还详细阐述了法治的实然性，他从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论述了如何在一个城邦国家实行法律统治。当代法治理论中的权力制衡说也可以从其论述中找到源头。亚里士多德首创了法治理论的完整而系统的体系，其深远影响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为近代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提供了积极的思路。

『叁』 中国法制史的题目 论述题 ：简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这道题该怎么回答

供参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关前已经历了由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的几个发展阶段。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其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极在吸收汉族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确立的“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引进或借用汉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记录整理提炼后金原有的习惯法及旧法令，二者合起来就是要向先进的汉族政权的法制靠扰。 1644年，清人入关之初，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及众多的人口，面对着汉族地区远比关外原有治区更为发达的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远不适应新的统治需要。在此情况下，清统治者确立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指导思想。“详译明律”就是详细推导演绎或借鉴《大明律》，并以《大明律》为蓝本；“参以国制”就是适当参考保留入关前的旧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设置律例馆，负责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颁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并于雍正五年颁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进一步对律例逐条进行考订，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远遵守”。是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部综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间（1746年）规定：“条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制。律例合编的法 典体例，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更为 有效全面地发挥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会典》的制定《大清会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总汇。它始于康熙时期。在康熙朝以后，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朝均在前朝会典的基础上，结合本朝国家机构的发展变化，分别制定出《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和《光绪会典》。这些会典，后人统称为《大清会典》或“五朝会典”。 《大清会典》循“以官举职，以职举政”的思路，详细记述了有清一代国家机构的设置、职权范围以及办事规程。在每一机关之下，开列该机构的建制、官员职数、品秩、职掌、权限，并考虑其历史沿革，记载历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会典》不仅是清代的行政法规大全，也是集历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行政法典。（三）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门法规 清朝是我国封建时代疆域最为辽阔、人口众多 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统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与当地 经济文化水平和风俗习惯相适应的单行法规，如 适用于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理 藩院则例》，还有处理西藏事务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藏内善后章程二十 九条》、《新治藏政策大纲十九条》等；有适用 于青海地区少数民族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 条》、《青海禁约十二事》、《西宁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适用于苗疆地区的各种条例、禁约和 章程等 清律的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经济立法的发展 三、维护旗人特权和满族统治 四、维护统一，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在基本精神、总体风格上，还是在核心内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别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续。在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维护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袭了明朝的制度，把维护皇权作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严罚“反逆”罪 清律承袭明律的规定，加重对“十恶”重罪特 别是对“谋反”、“谋大逆”等侵犯皇权的犯罪的惩 罚。 并且清代还扩大了谋反、大逆罪的范围。诸 如“上书奏事犯讳”、“奏疏不当”等，经常被加上 “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处罚。（二）沿用“奸党”罪条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党罪的条款外，还从加强皇权削弱各旗主势 力出发，严禁内外官交结。（三）以思想言辞定罪，大兴“文字 狱”，实行思想文化专治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思想意识形 态领域出现了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潮，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在以汉人为主要成份的知识分 子中，还存在着强烈的反清情绪和民族意识。这些“异端” 思想，对封建专制统治构成了潜在重大威胁。在这样严峻 的客观形势下，清统治者采用严刑峻法，实行空前绝后的 思想文化专制。历史上将因著书、作文、吟诗、上疏等在 文字上触犯了统治阶级而招致灾祸，被捕入狱，甚至被处 死，戮尸、株连亲属的案件称为“文字狱”。据不完全统 计，仅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生文字 狱108起。由于在《大清律例》中并无文字狱条款，所以 对于此类案件，往往是按谋反、大逆案处罚，极为酷烈。 大兴“文字狱”的结果，使一代文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狱和雍正 刑罚制度的变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规定传统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体系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罚处罚方 法。1、迁徙。迁徙是将犯罪人强制迁离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许可，永远不得回原籍。 2、充军。清朝的充军制度，直接承袭于明代的体 制。清朝的充军刑亦分五等：极边、烟瘴（四千 里）、边远（三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军刑一般在定罪后由兵部发 配。为解决路程远近的标准问题，乾隆年间专门 制定了《五军道里表》，并载于《大清律例》之 内，以统一的标准确定充军地点。 3、发遣。发遣是清朝创设的一种刑罚方法，是指将犯罪人发往边疆地区给驻防官兵为奴。这是一种比充军更重的刑罚，多适用于政治性案犯。如在于些文字狱案中，曾经将罪人发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尸。戮尸是清朝定例中规定的野蛮刑罚。按照清朝的制度，应处凌迟极刑的人犯，如果在执行凌迟之前就已经死亡，或庚毙狱中，仍应将其戮尸。 5、斩监侯与绞监侯。清朝的死刑，有凌迟、斩、绞数种。对于普通犯罪，多适用斩刑与绞刑。斩、绞刑又分“立决”与“监侯”两种方式。所谓“立决”，是对于那些性质比较严重、案情属实、适用法律适当、并无疑义的案件，判处斩刑或绞刑，在当年秋分以后执行，称为“斩立决”或“绞立决”。对于那些尚有疑问或是有矜免情节的案件，则判处“监候”，称为“斩监候”或“绞监候”。被判处“斩监候”与“绞监候”的案犯，不在当年处决，而是暂时监禁，留待来年秋审或朝审再作判决。 民事经济立法的发展（一）典权 清朝进一步明确了典的性质。雍正十 三年（1735年）诏谕：“民间活契典业者， 乃一时借贷银钱，原不在买卖纳税之例”。 认识到典的担保性质，并且与买卖契约分 开，典契不必经官府加盖官印，不必缴契 税，也无须过割赋役。 （二）继承制度清代的继承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包括宗祧继承和封爵继承。宗是近祖之庙，祧是远祖之庙。宗祧继承通常是以嫡长子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无嫡长子者立嫡长孙，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孙、庶长子、庶长孙、庶次子、庶次孙、依次继承。允许独子兼祧，即一人继承两房宗祧。独子兼祧是清朝的独创。（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严重破 坏了农业生产，出现了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的 局面。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复 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颁布了许多减免赋役的法 令。其次，鼓励垦荒。正式确认了农民所垦荒地的 所有权。同时还给予了新垦荒地免征赋税的优惠政 策。再次，颁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农民大起 义爆发后，明代王公勋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农民占 用耕种。

『肆』 关于法治的 诗句

1、《秋怀》宋代诗人陆游

原文：

颔须白尽愈落寞，始读法律亲笞榜。

讼氓满庭闹如市回，吏牍围坐答高于城。

译文：下巴的胡须都白了感到好落寞，开始读法律亲自打榜。诉讼民满院子闹到市场，官吏文书围坐高在城。

2、《和郑闳中仙居十一首》宋代诗人陈襄

原文：

法律行随手，诗书坐满箱。

老来须向学，多病喜平康。

译文：法律行为随手而做，诗书满箱子都是。老了需要多学习，身体疾病多非常希望健康。

3、《自尤》宋代诗人苏洵

原文：

此虽法律所无奈，尚可仰首披苍旻。

天高鬼神不可信，后世有耳犹或闻。

译文：这就是法律所无奈，还可以抬起头披苍天。天高鬼神不可信，后世有耳朵还听说。

4、《长歌行》宋代梅尧臣

原文：

富贵拘法律，贫贱畏笞榜。

生既若此苦，死当一切平。

译文：富贵不应该拘束法律，贫贱的人也不需要畏惧法律。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痛哭，死去也应该一样的安静平和。

5、《官倒》近现代：田遨

原文：

转手真财薮，撑腰实祸阶。

但求严法治，当可净风霾。

译文：手上钱财众多，看死是撑腰的其实是祸端。但求法治严苛，可以净化风霾。

『伍』 法家的法治与当今社会的法治是否相同

1、理论前提不同

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论是基于他们对人性和历史演进的看法。法家主张“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统治阶级以法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以有效地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使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基本原则是依法治国，有法可依。

2、本质不同

法家的“法治”维护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其本质还是为了维护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法家的“法”实质是维护新兴统治集团的法，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

现代的法治要求是人民是“法”的制定主体，法的作用是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3、推行法治的方法不同

法家“法治”的方法概括为以法为本，法令必须成为判断人们言行和行赏施罚的唯一标准。同时主张严刑峻法。在法家看来，重刑是达到法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现在法治的法是惩罚犯罪分子，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活动都将受到惩罚。

(5)借法治削弱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现在法治）的必要性：

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动摇，紧紧围绕建设法治中国的总目标，以构建公正高效权威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重点，切实将加强法治建设贯穿于政法工作全过程，带头严格依法履行职责、行使职权，肩负起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者、实践者的重任。

要把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作为基本要求，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要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灵魂，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法律制度，规范执法司法行为，进一步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重要目标，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塑造法治文化，努力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氛围。

『陆』 社评：中国是法治吗但肯定已不是人治

围绕一些案件侦查审判的争论不断在中国媒体上汇集，酿成舆论事件。其深层原因是一些人对司法公正的不信任。不断有人批评中国并无法治，而是仍然处于人治状态。这样的不满和指责对公众认识国家产生不小的影响。
中国早已提出依法治国的响亮口号，它事实上也成了中国上下今天的真实共识。人治从来不曾是中国推崇的政治理念，它是我们对改革前、特别是文革中一些混乱政治和社会现象的总结。法治是中国政治进程的重要目标，我们已在法治建设的路上走了多远有待评估，但今天的中国显然早已不是人治国家。
个人的意志已在中国做不到无所不能，无论他是谁。除了体制改革产生的内在制约力，舆论的监督和压力如今无处不在，不依法办事正遭遇越来越多被揭露的机会，一位平民通过舆论挑战违法的位高权重者一再成为现实。
但中国的法治至少今天仍与美国等西方社会不是完全对应的关系，今后大概也会有差别。依法治国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中国今天的法治是以现实社会经济发展为基础，学西方法治社会经验为己用的过程。
现在是让法律承担社会治理主要角色的转轨时期，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不能削弱，它们是中国凝聚力、前进动力和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同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形成彼此促进的探索，这样的相互促进在西方曾经实现，它在今天的中国也势在必行。
一些激进的声音认为，中国法治建设只能以改变和削弱中国现有政治制度为代价，这是极大的误解。如果受这种认识支配，就不会看到任何法治进步，眼前将一团漆黑。
中国法治建设中的最大问题是司法权威不够，它更多是社会建设层面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司法腐败介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之间，绕开终审上访的盛行尤其暴露了社会建设的不足。
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借助法律或与法律遭遇的几率都低于西方社会，让法治向草根社会渗透还有漫长的路。互联网帮助很多人越过这一过程，对一些著名的案件发表意见，这实际造成了中国的网上普法运动，倒逼司法公正，同时它也会带来临时性的负面效果，对具体案件审理形成民粹主义的压力。这与行政干预构成了对司法的双重压力。
需要看到，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结指向一个总的目标，即把越来越多事情的裁决权交给法律，而且让这样的裁决越来越公正。只要不从西方的视角对国家政治制度耿耿于怀，任何人都有理由透过各种事件纷至沓来的喧嚣，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前进持乐观态度。

『柒』 如何在四个方面全面理解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2014年岁末，“汉语盘点2014”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法”字荣膺中国年度汉字，反映出全社会对法治建设的高度关注。这一年，必将因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镌刻下闪光的历史标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贯穿全会精神的一条主线，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美好前景，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
一 为何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法治建设问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此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为什么要把法治建设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如何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呢？
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相反，一些国家陷入这样那样的“陷阱”，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门槛，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少国家没能解决好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没能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从我们自己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既吃过破坏法治的苦头，也尝到了法治昌明的甜头。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这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中国正经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稳定的秩序，在各方竞逐的市场领域维护公平的规则，在意见碰撞的观念世界坚守文明的底线，必须织密法治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只有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这是长远的战略谋划。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时间，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这一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我们还要向着“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行，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还将应对可能更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民族复兴筹、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高高扬起依法治国的旗帜。
二 怎样把握总目标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个总目标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这两句话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哪一句都不行。
如果把建设法治中国看作建设一座恢宏的大厦，我们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丰富内涵，就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三大基石”。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句话，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总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东西。
二是构筑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五大支柱”。这就是形成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4+1”组成的五大体系，涵盖了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法治运行与保障机制、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展开和有力支撑。
三是设计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施工方案”。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执政、行政等问题，涉及党、国家、公民等不同的行为主体，应该如何推进、如何实施呢？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更加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描绘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效果图”。法治建设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转”，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转”。通过法治建设，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从法治建设本身看，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看，就是要着眼于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国大厦的地基夯实了，支柱立起来了，按照施工方案科学操作、加紧推进，美丽的“效果图”就一定能变为现实，这座恢宏大厦必将巍然耸立起来。
三 提出总目标的意义何在
目标犹如一面旗帜，旗帜高高扬起来了，才能凝聚人心、引领方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有总目标明确，才能汇磅礴之力、收长远之功。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法治建设新征程，到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到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党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规划，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
它是凝聚思想共识的法治航标。这个总目标鲜明回答了我国法治建设将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一根本问题，向党内外、国内外释放了明确的信号。这有利于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和历史任务，有利于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法治上的共识，也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各种质疑，澄清各种模糊认识，保障依法治国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它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千头万绪，涉及方方面面，必须有一个总抓手来总揽全局、牵引各方，使各项工作协同推进、形成合力。总目标明确了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它既切中时弊，直指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又对症下药，体现了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迫切要求。
它体现了国家治理总体战略的完善提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两者相互衔接、相互促进，共同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支持和制度保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而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必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微评
◆ 法治是指引中国改革这艘航船在风雨中不变航向的灯塔，是守护30多年改革成果不被蚕食的卫士。
◆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全方位部署，这无疑是依法治国的“升级版”。
◆ 以改革破除利益藩篱，以法治减少社会震荡，是适应新常态、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保障。
声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有机的完整体系
姜 伟（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体现了法治的整体要求，通过“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使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让全党全国人民“看得见”“可操作”“能感受”“易评价”，可以成为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
四 实现总目标须有哪些遵循
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已经明确，也就是说，目的地在哪儿，已经“定位”完毕，接下来就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正如人们在道路上行走要遵守交通规则，要看红绿灯、走斑马线，确保法治建设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也离不开一些作为遵循的基本“规则”。
为顺利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的五个重要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五个重要原则，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法治领域许多重大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遵循。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原则强调的是政治保证问题。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要切实做到“三统一”“四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体现在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上。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个原则强调的是力量源泉问题。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要保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护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
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强调的是价值追求问题。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方面，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权威，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要以约束和规范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行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个原则强调的是精神支撑问题。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两者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实现良法和美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要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通过法律强制力来确保道德底线，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的促进作用。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个原则强调的是现实选择问题。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实现什么样的法治目标，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为根本遵循，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认真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建设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治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
蓝图已绘就，目标在召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只要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就一定能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开创法治中国的新境界。

『捌』 社会越复杂,法律越重要。这句话理解正确吗

聪明的人，总是把社会想到复杂些，时刻分析，所以能治理很好，是完善法律、执行法律得到，凡是把社会想的简单的，都会失败。认识肤浅，以为不需要法律，就能治理好的，都会被深刻认识社会的人所打败。只有认识能力大小，没有简单社会，法律主要是办事公正不公正的尺度，如果是【皇帝】金口玉言，就不需要法律了。事实上没有法律的社会寿命是很短的。所以说，不能说【社会越复杂,法律越重要】，难道人民群众生活的社会还有简单的吗？让人进一步理解成【社会越简单，越不需要法律】，你没有认识社会，没有认识法律的重要性，不等于法律不重要。所以说:【社会越复杂,法律越重要】是片面错误的，是错误理解。

『玖』 急急急！辩论赛 ：中国社会更需要德治还是法治 我们是反方法治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我来告诉你中国社会需要德治，也需要法治，法治是根本，德治是辅助，但是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缺乏足够的群众基础。
首先，有人说德治是根本，只是屁话，荒诞的话，他的本质是认为德治是我国的根本政策，难道德治高于宪法，你说是不是荒诞
其次，中国法治不健全，政府说健全，我可以以一名法律研究者的尊严告诉你，中国法治有法无治，最基本的是人民已经缺乏对法律的信仰，是我们的错，也是政府的错，不是政府有意犯错，而是很多无奈，不合你主题，少说。
说中国更需要德治的，你问问他：1.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用法治护航还是德治。2难道我们可爱的中国人就那么缺德吗？3.现实社会，民工讨薪，但是政府不能解决，检察不能解决，法院不能解决，谁给人民公平和安全，难道是让老板们良心大发现，德治显然解决不了，这正是我国法治不健全的表现4.德治要求太高，人得自觉性事第一位，显示社会i坑能吗？

『拾』 为什么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个重要论断，既坚持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也突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坚持把这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发展、充满活力的根本保证。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要坚持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而决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才能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把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力量和意志凝聚起来，领导、组织、支持人民掌握好国家权力，管理好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各项事业。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坚持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民主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多数人的民主，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少数人统治的新型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一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派别的根本标志。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坚持民主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离开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力量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就会改变性质。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苏联、东欧剧变的事实再一次证明，放弃共产党领导，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先进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阶段，我们党都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民主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创造性地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伟大历史创造所取得的成果，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国家繁荣昌盛和民族复兴的制度保证。尽管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实践中有过曲折，但丝毫不能抹杀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和生命力，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实践更深刻地证明，社会主义民主不仅从政治上保证了我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而且推动了我国生产力的大解放，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已经并继续创造着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奇迹。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不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党一定能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创造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才能有可靠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领导核心，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各方面的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区别。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党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带领人民、组织人民，把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变成党的政策并通过人大立法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从而赋予法的形式。宪法和法律是由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体现了党的正确主张与广大人民意志的统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正确执法，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各项民主权利，也是由我们党领导和组织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又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法律的实施。党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支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相对独立的职责，在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领导的同时，支持并充分发挥它们在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各项事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可靠基础。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家作主的权利，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

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看，党领导人民在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创造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方面都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形式和制度，保证了广大人民群众依法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和探索中选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保证，也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政治上层建筑。这些制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形成了新型的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基本实践形式，任何时候都动摇不得，更放弃不得。

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创造了充分的物质文化条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分化，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普遍增强。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精神要求，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努力使政治建设适应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和时代要求，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愿望，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新进展，创造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新途径新形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提供制度保证。

要重视巩固国体、完善政体，从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使这些民主制度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完善，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需求的提高而不断创新。

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新的实践形式。要善于在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中拓宽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发现和总结适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民主形式，将其进一步上升为民主的具体制度，并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发展民主的有益成果，形成有利于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体制机制，进一步从机制和程序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

要建立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加强和规范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沟通，加强和规范国家与社会的沟通，加强和规范社会各个方面的沟通，加强各层次各领域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

要把发展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点。基层民主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管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具有全体公民广泛参与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广泛而又深刻的实践。在现阶段，扩大基层民主既有实践基础，也是客观趋势。通过更广泛地组织和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民主的实践，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项民主权利，经受民主锻炼，提高民主素养，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从而为发展人民民主这一人类历史上的新型民主创造更充分的条件。社会主义民主越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就越充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就越有保障，党的执政基础就越巩固，党的领导就越得到改善和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就越发展。

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必须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不断推进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进程。实行依法治国，对执政党本身而言，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治国理政的法治化水平。党的方针、政策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同法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法律是经过实践检验和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主张。执政党要提高治理国家的法治化水平，必须加强对立法的领导，善于把正确的政策主张上升为法律，主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党的执政主张凡是要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经过法定程序，使之成为法律法规或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再由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依法实行。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长期稳定和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国家法律既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也反映了党的政策和主张。法律的贯彻实施，也就是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的贯彻实施，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就在法律层面得到了落实。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统一起来，用法律手段实现和保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这是国家长治久安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坚持依法治国，必须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基础上，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坚持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切政党和社会组织，所有公民和社会团体，所有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都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活动准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法制观念，树立依法执政意识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要善于依法行政，按照宪法、法律和法规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要善于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要善于用法律武器同各种敌对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维护社会稳定。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贯穿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无论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都必须坚持这三者的统一。只有在实践中坚持三者的统一，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