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学樊崇义

1. 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原则是什么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就是公诉方和辩护方在审判中向法庭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之案件事实的责任。举证责任的概念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就事实主张提供证据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行为责任;
第二，用充分证据说明其事实主张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说服责任;
第三，当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而且案件事实未能查清时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又称为举证的结果责任。理解举证责任的概念，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一)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两个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互相替用;(注：江伟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有人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的主体是执法和司法人员;(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还有人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相容概念，前者包括后者。(注：陈一云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页。)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其实都有一定道理。从字面上看，举证的含义是举出证据或者提供证据;证明的含义是用证据来表明或者说明。因此，严格地说来，举证责任只是举出证据的责任，证明责任则是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两者的侧重显然有所不同。不过，如果进一步分析其实质内涵，人们就会发现两者其实相去并不远，因为举证的目的也是要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而证明也就包含了举出证据的意思。离开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举证便成了毫无意义的行为;没有人举出证据，证明也就是一句空话。由此可见，证明离不开举证;举证也离不开证明。证明必须以举出证据为基础;而举证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证明案件事实。 笔者以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只要人们在使用中不会造成误解和歧义，学者也没有必要过分苛求字面含义与概念内涵的统一。虽然举证和证明这两个概念的字面含义确有不同，但是人们在长期使用举证责任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赋予它“证明”的含义。人们讲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就包有证明责任的含义，即不仅指举出证据的行为责任，而且包括说服责任和结果责任。既然人们在长期的语言习惯中已经把它们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现在似乎没有强行改变的必要。至于这两个概念中究竟哪个更好，由于人们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习惯于举证责任的说法，所以笔者赞成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
(二)举证责任与事实主张
举证责任与事实主张是密切关联的。就诉讼而言，没有事实主张，就没有举证责任，而且举证的内容就是由事实主张所决定的。正因为两者关系密切，所以有人认为，举证责任在行为责任、说服责任和结果责任之外，还应当包括主张责任，即提出事实主张的责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诚然，举证责任是以事实主张为基础的，承担举证责任的人都要提出一定的事实主张，否则，举证责任就成了无本之木。但是，提出事实主张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前提，不是举证责任的内容。这两个问题不应混为一谈。
在刑事审判中，公诉方提出事实主张的范围应当包括被告人犯了什么罪，犯的是一罪还是数罪，以及有无应当从重、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等。对于举证责任来说，这有两层含义：其一，由于事实主张是确定举证责任的基础，所以公诉方对上述事实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其二，由于被告人无罪不属于公诉方的事实主张范围，所以公诉方不承担证明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即公诉方的事实主张应否包括“求刑权”。所谓“求刑权”，就是 公诉人在起诉中向法官提出具体量刑建议的权利。笔者认为，公诉人在起诉中可以根据案件和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特别是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以及被告人自首、自愿坦白等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案件中，公诉人有权提出量刑建议，有助于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公诉权。然而，量刑建议不属于事实主张的范围，当然也不属于举证责任的范围。
(三)举证责任与证据展示
举证责任与证据展示也是两个相关概念。所谓证据展示，就是在审判开始之前，诉讼双方按照一定规则和 程序把己方证据告知对方，以便对方在开庭前做好相应的准备。证据展示的范围一般都是与举证责任的范围相 一致的。具体来说，公诉方应该将其证明被告人有罪以及罪重或罪轻的证据向辩护方展示;辩护方应该将支持 其承担举证责任的具体事实主张(参见下文中的举证责任转移和倒置)的证据向公诉方展示。但是，公诉方应 否向辩护方展示其发现、收集或掌握的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则是一个很值得研讨的问题。有人认为， 公诉方只须向辩护方展示其将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无罪证据是公诉方不会使用的证据，因此无须展示。有人 认为，为了更有效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和防止错判无辜，公诉方必须向辩护方展示其全部证据，包括其不打算在审判中使用的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笔者无意在此对证据展示的问题做详细的论述，只想谈一谈 与举证责任有关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法律没有就证据展示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是法律规定侦查机关有义务收集被告人有罪和无罪的证据。根据法律规定的精神，公诉方即使不必主动向辩护方展示其不准备在审判中使用的证据，也不应向辩护方隐瞒其发现、收集或掌握的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这可以视为一种消极的“证据展示”义务。换言之 ，如果辩护方要求公诉方“展示”其掌握的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公诉方就应当“展示”。但是，接下 来的问题是公诉方应当如何“展示”，以及在什么时间和地点“展示”。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让公诉人倍感尴尬的作法。有的辩护律师在庭审调查过程中要求公诉人当庭宣读 一份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人证言。这份证言在公诉方掌握的案卷之中，但是公诉人认为该证言不可信，没 有提交法庭。辩护律师的这种要求往往能够得到法官的支持，但确使公诉人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公诉人不同 意宣读，那就有隐瞒无罪证据之嫌;如果公诉人同意宣读，那其行为就有些滑稽，因为他的“诉讼主张”是被 告人有罪，而他却当庭宣读被告人无罪的证言。诚然，如果我国普遍实现了证人出庭作证，公诉人就可以免除 这种尴尬，但司法实践的现状使我们还无法奢言证人出庭。于是，公诉人在这种情况下应否宣读，就成了我们必须解答的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证据展示”的义务和举证责任并不能等同。公诉方对其掌握的无罪证据有“展示”义务，并不等于说就有举证责任。既然公诉方决定提起公诉，那就说明公诉方认为被告人有罪，认为那些无罪证据不可靠或不足信。既然公诉方的事实主张不包括被告人无罪，那么公诉人就不应承担被告人无罪的举证责任。
如果辩护方认为有必要在法庭上出示某个无罪证据，不管这个证据是在辩方的掌握之中还是在控方的掌握之中 ，这都属于辩护方的举证，而不属于公诉方的举证。由此可见，辩护律师或法官在审判中要求公诉人宣读无罪 证言的作法不符合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如果一定要有人代替证人在法庭上宣读该证言，那也应该让辩护律师 宣读。
二、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一)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是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规定的不可反驳的立法推定。然而，这并不是说，根据已经掌握的证据，被告人无罪的可能性大于有罪的可能性，所以要推定其无罪。无罪推定的目标是要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是要保障司法的公正，是要把“无罪者被错判有罪”的可能性限制到最低的水平。这就是无罪推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目前，人们在理解和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时候还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将无罪推定原则束之高阁，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失去作用。这种倾向主要存在于司法人员和执法人员的思想之中。由于受传统的“宁可错 判也不要错放”的司法观念的影响，一些司法人员在实践中遇到疑案时不能坚决地贯彻无罪推定的精神，不是 “疑罪从无”，而是“疑罪从轻”。另一种倾向是过分抬高无罪推定原则的地位。例如，有人认为它是刑事司 法制度中保障人权的最重要的原则，应该写入宪法;还有人甚至认为侦查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审判之前都不应该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因为那等于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当作罪犯来对待，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违犯。这种理解显然大有偏颇。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实行无罪推定的国家中，司法机关或执法机关都会在审判前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取一些必要的人身强制措施。
其实，无罪推定原则并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的神圣法则，其功能主要是明确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具体说来，无罪推定在刑事诉讼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不负有举证责任;其二是在公诉方举出的证据未能达到法定证明标准的情况下，法院应该宣布被告人无罪。
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虽然笔者认为这条规定的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但是并不同意这是让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说法。首先，这条规定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不是刑事被告人，不是公诉机关正式提出犯罪指控的对象。其次，这条规定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要求，是立法者“号召”犯罪嫌疑人配合侦查机关查明案件事实的举措。最后，这条规定的内容不属于举证责任的范畴。如果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那么他不举证或者举证不能，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即被判定有罪。但是，根据上述第93条的规定，即使犯罪嫌疑人不如实回答问题 ，甚至根本不回答问题，司法机关也不能因此就判定其有罪。由此可见，该条规定并没有违背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二)公诉案件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
在公诉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在审判中，公诉方要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而且其证明要达到法定的标准。被告人既没有义务向法庭证明自己有罪，也没有义务向法庭证明自己无罪。换言之，被告人可以不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仅对公诉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质疑，就是完成了辩护的任务。被告人甚至可以不做任何辩护，法庭也不能因此就做出对被告人不利的判决。
除了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外，举证责任的分配还有操作层面上的理由。由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一方面，因为公诉方是诉讼程序的启动者，是要求法院做出判决的人，所以公诉方应该向法庭提供证据支持其要求和主张，“谁主张谁举证”是在诉讼活动中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公诉方既然做好了起诉的准备，自然也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让其承担举证责任也是顺理成章的。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的理由也有两个方面：其一，被告人在诉讼中处于被动防守的位置，不便于举证;其二，被告人的诉讼主张是否定公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而否定某事实的存在，往往难以举证。
诚然，被告人在审判中可以举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但是，这属于法律赋予被告人的辩护权，是权利，不是义务或责任。被告人可以依法行使辩护权，也可以不行使辩护权，而且不能仅仅因为其不行使辩护权就得到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或判决后果。
(三)自诉案件由原告方承担举证责任
在自诉刑事案件中，原告人即自诉人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这也是司法活动中“谁主张谁举证”基本原则的体现。如果自诉人不能用充分证据证明其指控的犯罪事实，在开庭审判之前，法官应当说服自诉人撤诉，或者用裁定驳回其起诉;经开庭审理之后，法官则应当判决被告人无罪。总之，自诉人举证不能或不充分，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三、举证责任转移
在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由公诉方或自诉人承担，这并不意味着被告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承担任何举证责任。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确立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只是明确了整个案件的举证责任应该由提出犯罪指控的公诉方或自诉人承担。至于案件中具体事实或情节的举证责任，则应当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进行分配。这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举证责任也会从公诉方或自诉人转移到被告人身上。
举证责任转移并不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基础是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特定价值取向，即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需要。然而，法律规定举证责任的转移，主要是考虑诉讼活动中证明的需要和举证的便利，即由哪一方先行举证更有利于诉讼证明的推进。在这个意义上讲，举证责任的转移是以举证便利和诉讼效率为前提的。
例如，某杀人案件的被告人声称自己在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而是在别的某个地方。对于这一事实主张，被告人就应该承担举证责任，即举出证据证明他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而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举证责任就要由公诉方转移到被告方。这种转移是符合司法证明规律的。既然被告人提出一种具体的事实主张，他就应该提出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主张，而且他显然处于举证的便利位置。如果被告人可以随便提出一种事实主张，然后就让公诉方去举证反驳，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那显然违反了司法公正的原则，也会极大地影响司法证明的效率。
不过，基于公诉方与被告方的力量对比和攻防位置，法律对被告方举证的要求可以低于对公诉方的举证要求。换言之，被告方的证明不必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或者 “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而只要能够证明其不在犯罪现场的可能性大于其在犯罪现场的可能性就算完成了举证的任务。这种标准相当于英美法系国家在民事诉讼中使用的“优势证明”标准。一旦被告方完成举证之后，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就又转移到公诉方。而且，公诉方应该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包括被告人在案发时就在犯罪现场的事实。
并非被告方对自己的所有辩护主张都要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被告方只是消极地否定公诉方的事实主张，如声称自己没有杀人，那么被告方对这种事实主张就不承担举证责任，或者说，这里就不能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只有当被告方提出具有积极辩护意义的具体事实主张时，举证责任才转移到被告方。例如，被告人不仅说自己没有杀人，而且说该被害人是被另外某个人杀死的，以此证明自己不是杀人犯，那么被告人对这个具体的事实主张就要承担举证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能够导致举证责任转移的辩护主张包括四类：(1)关于被告人责任能力的事实主张，例如，被告人有精神病或者在案发时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被告人在案发时没有达到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等。(2)关于被告人行为合法性或正当性的事实主张，例如，被告人的杀人或伤人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被告人的破坏财物行为属于紧急避险等。(3)关于侦查人员或执法人员行为违法性的事实主张，例如，被告人之所以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因为公安人员的“侦查陷阱”;被告人之所以承认自己有罪是因为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等。(4) 关于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实施指控犯罪行为的事实主张，例如，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实施该抢劫行为，因为案发时他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根本不可能实施该杀人行为，因为被害人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的。在刑事诉讼中，能否发生举证责任的转移，必须对被告人提出的事实主张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自诉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转移是一种更为常见的现象。当被告人提出具体的事实主张反驳自诉人的指控时，举证责任便转移到被告人一方。在被告人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之后，举证责任又转移到自诉人身上。另外，按照法律规定，被告人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对自诉人提出反诉。对于反诉的事实主张，被告人当然负有举证责任。

2. 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

近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樊崇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张明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等刑事法学理论和实务专家以及相关律师参加研讨会。

与会专家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进行了深入研讨。

对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开庭审理，分别组织举证、质证的做法。樊崇义教授认为，集中审理、证据裁判、程序公正和诉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四大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有规定和体现。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审理违背了这些基本原理。

陈卫东教授认为，将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同案被告人分开审理的标准和根据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理。一是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意味着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可以分开审理。二是认罪和不认罪很难进行区分，容易导致操作困难。三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法庭调查才可以查明，在未经查实的情况下分开审理容易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四是将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同案被告人分开审理的标准和根据可能产生不利于不认罪的被告人的效果。

张明楷教授从共同犯罪案件整体性角度出发，指出共同犯罪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有机整体，除客观不能等例外情形外，原则上不应分开审理。而且，张明楷教授指出在共同犯罪中，原则上来讲应先查清正犯的犯罪事实，才能正确处理教唆犯、帮助犯，没有查清正犯的客观事实，也就无法查清教唆犯、帮助犯的客观事实。因此，通常来讲，教唆犯、帮助犯应当和正犯一同审理。

毛立新律师则认为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审理存在诸多方面的程序问题。一是该做法违反了诉讼主体原理、庭审参与原则；二是侵犯了同案被告人的知情权、质证权；三是影响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四是影响诉讼效率。

与会专家还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的其他相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3. 樊崇义的介绍

樊崇义，河南内乡县人，1940年11月出生，法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兼任中国法学会行为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检察学会副会长、中国警察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监察学会理事、中国监狱学会顾问、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司法部公正律师工作专家咨询委员，《法制日报》顾问，国家检察官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法官学院等院校兼职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和执法监督员，北京市诉讼法学会副会长等。享有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

4. 想咨询下2014年川大诉讼法学考研参考资料都有哪些呢

诉讼法学 《法理学》卓泽渊 法律出版社 诉讼法学 《宪法学》周伟 四川大学出版社 诉讼法学 《民法学（上册）》 王建平 川大出版社 诉讼法学 《民法学（下册）》 王建平 川大出版社 诉讼法学 《中国刑法学教程》向朝阳 四川大学出版社 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 樊崇义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的理念》 左卫民 法律出版社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 常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诉讼法学 《简易刑事程序研究》 左卫民 法律出版社 诉讼法学 《合议制度研究》 左卫民 法律出版社 参考资料：至善川大考研网

5. 不知道武汉大学的刑事诉讼法怎么样，我是11年考研的。对这个方向比较感兴趣，请高人指点迷津吧！非常感谢!

挺好的 诉讼法 以后进公检法很有用~ 我也是11年考生 一起努力 加油啊
武大牌子很响 诉讼没民商热门 性价比很高
这是综合二要考的书 找最新版本
824 刑事诉讼法学：

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陈光中、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还有 这是导师：
蔡杰 男 副教授 硕导 诉讼法学 1999
陈岚 男 副教授 硕导 诉讼法学 2000

ps:这是根据我查的帮你整的 供参考
一起努力 我QQ：243351525 可以加我~ 署名 11研友 呵呵

6. 谢佑平的研究成果

1、《公设辩护人制度研究》，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2、《中国检察监督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研究》200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3、《刑事司法权力配置与运行研究》，200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
4、《律师制度比较研究》，1998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
5、《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研究》，1999年司法部科研项目；
6、《刑事诉讼中的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研究》，2003年司法部科研项目；
7、《刑事司法改革研究》，2003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8、《程序法定原则研究》，2005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1、《刑事诉讼法新论》，专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2、《刑事诉讼模式与精神》，独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社会秩序与律师职业》，独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6、《刑事诉讼法原则——程序正义的基石》，专著（与万毅合作），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刑事侦查原理论》，专著（与万毅合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理论》，独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9、《司法公正的建构》，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10、《程序法定原则研究》，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11、《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专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刑事救济程序研究》，专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检察实务中的程序问题解析》，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
14、《中国检察监督的政治性与司法性研究》，专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15、《刑事程序法哲学》，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16、《司法评论（第一卷）》，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
17、《司法评论（第二卷）》，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8、《民事证据运用丛书》，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刑事诉讼法学新论（法律硕士(JM)联合教材）》，谢佑平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公证与律师制度》，谢佑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刑事诉讼法学》，谢佑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证据法学》，谢佑平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证据法学》，谢佑平主编，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编写中；
6、《刑事诉讼法学》，陈光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刑事诉讼法学》，樊崇义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8、《刑事诉讼法学》，卞建林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9、《刑事诉讼法学（上、下）》，徐静村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0、《律师法学》，谭世贵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1、《中国民事诉讼法要论》，谭兵主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2、《中国审判理论研究》，王洪俊主编，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1．《律师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载《律师与法》1986年第10期
2．《提高检察人员素质管见》，载《法学季刊》1987年第4期
3．《律师分工应专业化》，载《北京律师》1988年第1期；
4．《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载《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2期；
5．《检察机关行政诉讼法律监督刍议》，载《当代检察》1988年第3期；
6．《论审判行为》，载《行为法学》1988年第4期；
7．《刑事控诉与辩护关系论》，载《法学天地》1988年第5期
8．《我国应制定[图书馆法]》，载《现代法学》1988年第6期；
9．《国外律师辩护制度摭谈》，载《北京律师》1989年第1期；
10.《商品经济与律师服务》，载《法学天地》1989年第5期.
11.《廉政建设与行政诉讼》，载《法律与社会》1991年第1期；
12.《法律顾问应为企业提供超前服务》，载《律师与法制》1991年第2期；
13.《检察机关应加强对自诉案件的监督》，载《检察研究》1991年第2期；
14.《人民法院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政法学刊》1991年第3期
15.《辩护律师与公检法之间的关系》，载《中国律师》1991年第3期
16.《完善刑事诉讼法，促进反贪污贿赂斗争》，载《政法丛刊》1991年第3期；
17.《刑事诉讼中的诉权探讨》，载《现代法学》1992年第1期；
18.《公诉人与律师》,载《律师与法制》1992年第4期;
19.《无罪推定原则评论》,载《法学评论》1993年第5期;
20.《廉政建设与检察监督》，载《现代法学》1993年第6期；
21.《刑事审判模式探析》，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3期
22.《刑事诉讼程序的法理学分析》，载《法学评论》1994年第5期；
23.《关贸总协定与环境保护》、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5期。
24.《背景与机理：律师制度的宏观考察》、载《现代法学》1995年第6期。
25.《市场经济与法律服务》、载《司法行政优秀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获司法部优秀论文二等奖．
26.《刑事诉讼模式评论》，载《云南法学》1996年第2期；
27.《论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载《政法学刊》1996年第2期
28.《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载《现代法学》1996年第2期。（人民大学《诉讼法学》1996年第5期）
29.《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人民检察工作》、载《云南法学》1996年第4期
30.《刑诉制度改革要落实配套措施》.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4期.
31.《美国律师制度管窥与思考》、载《律师与法制》1996年第4期。
32.《新旧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区别》、载《法律函授》1996年第4期。
33.《“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评论》、载《法学》1996年第5期。（人民大学《诉讼法学》1996年第5期）
34.《世界刑事诉讼发展趋势与中国刑事诉讼的改革》、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5期。（人民大学《诉讼法学》1997年第3期）
35.《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6期
36.《同步与差距:从国际标准看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载《政法学刊》1997年第1期。
37.《我国法院功能模式演进历程的宏观考察》，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8.《论律师在法律秩序建构中的作用》，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1期，
39.《律师执业与社会条件关系论析》，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40.《撤回公诉论》，载《云南法学》1999年第3期；
41.《诉讼文化论》，载《诉讼法学新探（陈光中教授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2.《关于刑讯逼供的理性思考》，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43.《刑事诉讼诉审同一原则探讨》，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4.《论我国律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论点摘编’）
45.《论拒绝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6期，*
46.《刑事诉讼牵连管辖制度探讨》，载《政法学刊》2001年第1期*
47.《论刑事审判对象》，载《云南法学》2001年第1期*
48．《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诉讼法学》2001年第9期转载;
49.《审判中立论》，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50.《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载《重庆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51.《刑事诉讼相应性原则的法理探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5期*
52.《模式与定位：法院变更罪名探析》，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7期*
53.《刑事诉讼国际准则视野中的证据排除规则》，载《证据学论坛》第3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4.《刑事诉讼国际准则与中国刑事诉讼》,载《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卷;
55.《论程序法定原则》，载《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56.《刑事辩护制度发展史论纲》，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1期；
57.《论刑事诉讼的参与原则》，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58.《程序法制原则评论——兼评司法机关的解释权》，载《诉讼法学研究》（第一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7. 樊崇义的学术观点

樊崇义教授长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积极主张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科学化与民主化，在诉讼程序的研究中，重点放在第一审程序关于审判方式的改革上，合著有《第一审程序论》；在诉讼证据的研究上，运用马列主义哲学观，以辨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对证据的概念、证明的规则、标准、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均有独创见解，提出法律真实和排他性的证明标准，对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樊崇义教授参加了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是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其积极主张的统一人民法院定罪原则、坚持疑罪从无，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完善强制措施等方面的建议对立法均产生积极影响。 樊崇义教授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在第七届国际反贪大会上《论反贪秘密侦查及证据力》的发言，1997年的中芬法制圆桌会议和中国--欧盟法律研讨会以及1998年在华盛顿中美法治与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阐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均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和好评。

8. 共同犯罪，开庭是共同审理还是一对一的

近日，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在京举办“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研讨会”。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樊崇义、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刑法学会副会长张明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等刑事法学理论和实务专家以及相关律师参加研讨会。

与会专家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进行了深入研讨。

对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开庭审理，分别组织举证、质证的做法。樊崇义教授认为，集中审理、证据裁判、程序公正和诉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四大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有规定和体现。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审理违背了这些基本原理。

陈卫东教授认为，将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同案被告人分开审理的标准和根据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理。一是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意味着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可以分开审理。二是认罪和不认罪很难进行区分，容易导致操作困难。三是被告人认罪还是不认罪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法庭调查才可以查明，在未经查实的情况下分开审理容易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四是将认罪和不认罪作为同案被告人分开审理的标准和根据可能产生不利于不认罪的被告人的效果。

张明楷教授从共同犯罪案件整体性角度出发，指出共同犯罪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有机整体，除客观不能等例外情形外，原则上不应分开审理。而且，张明楷教授指出在共同犯罪中，原则上来讲应先查清正犯的犯罪事实，才能正确处理教唆犯、帮助犯，没有查清正犯的客观事实，也就无法查清教唆犯、帮助犯的客观事实。因此，通常来讲，教唆犯、帮助犯应当和正犯一同审理。

毛立新律师则认为将认罪被告人和不认罪被告人分开审理存在诸多方面的程序问题。一是该做法违反了诉讼主体原理、庭审参与原则；二是侵犯了同案被告人的知情权、质证权；三是影响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四是影响诉讼效率。

与会专家还就共同犯罪案件庭审方式的其他相关问题做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9. 求樊崇义版刑事诉讼法学视频

刑事诉讼了，法学视频是在正规的一些图书馆里。

10.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关系

樊崇义老师是这样讲的：

三个诉讼法同是程序法，回所以，在三个诉讼法中规定的许多诉讼原则答、制度和程序，都是相同的。例如，公开审判、两审终审、使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审判监督程序，等等。

但是，三在诉讼法各自要解决的实体问题的性质不同，刑事诉讼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刑事被告人是否犯罪及其应否负刑事责任的问题，民事诉讼法所要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与争议的问题，行政诉讼法所要解决的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民和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问题。

三大诉讼法的任务、目的的差异，使它们在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方面，又有许多不同。例如主持诉讼的专门机关，刑事诉讼除了法院以外，还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诉讼主要是人民法院；在诉讼程序上，刑事诉讼有侦查阶段，还有专门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在证据制度上，证明责任的划分，证明标准的要求都有一定的差异；在诉讼的结果上，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的差别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