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立法例
Ⅰ 美国法律强奸罪是怎么判刑的
视情节的严重程度，最重的是死刑。
1、因为美国实行的是法律州制，所以，所在州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法律。
2、美国目前最高的刑罚依然是死刑或者终身监禁。美国每个州的法律都有所不同，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在美国犯强奸罪，不同情况判刑也不一样。
(1)域外立法例扩展阅读：
一、中国法定刑：
1、犯该罪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具有下列情形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3、对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强奸的处罚：妇女教唆或帮助男子实施强奸犯罪的，是共同犯罪，应当按照她在强奸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定为教唆犯或从犯，依照刑法有关条款论处。
4、强奸幼女定罪：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
5、《残疾人保障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奸淫因智力残疾或者精神残疾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残疾人，以强奸论，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6、强奸罪的加重情节：
①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②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3人以上）
③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注意：A这里是妇女不是幼女；B必须在公共场所当众；C这里的当众不包括犯罪人，一般也不包括被害人；D当众不一定是用眼睛看）
④二人以上轮奸的；（注意：A这里的“二人”不是指共犯的特殊形式，因此一个17岁的男子和一个13的男孩轮奸妇女的，17岁的男子要承担二人以上轮奸的责任； B 轮奸未遂的定罪适用普通构成、量刑适用加重构成未遂）
⑤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注意：这里的“致使”包括故意和过失，但必须强奸行为和加重结果具有直接性的因果关系，因此强奸致人自杀的属于酌定情节，而不是这里的法定加重结果。）
二、量刑：
1、强奸罪，是一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传统犯罪，在中国刑事法律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中国刑法规定，犯强奸罪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情节恶劣的；强奸多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的；2人以上轮奸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从重处罚。
三、刑法条文：
1、第二百三十六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2、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域外立法例：
1、2018年7月30日、8月6日，印度人民院（下议院）和联邦院（上议院）先后通过了“2018年刑法（修正案）法案”，要求对强奸12岁以下幼女从严处罚，最低刑期为20年，最高可判终身监禁或死刑；若强奸一名16岁以下的女孩，最低刑罚已从10年延长至20年，甚至终身监禁；
2、而对强奸妇女罪的最低刑罚，则从7年监禁延长至10年。此外，对所有强奸案的调查和审判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而处理强奸案上诉的期限为六个月；对于被控强奸或轮奸16岁以下女孩的嫌疑人，没有先行保释的规定，等等。
Ⅱ 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是什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章的相关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集借贷、租赁、买卖于一体，是将融资与融物结合在一起的交易方式。融资租赁合同是由出卖人与买受人（租赁合同的出租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和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构成的，但其法律效力又不是买卖和租赁两个合同效力的简单叠加。一、《解释》第七条之规则设定：以承租人负担为原则合同法第十三章租赁合同章的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据此，对普通的租赁合同而言，租赁物的风险系由租赁物的所有权人即出租人承担，且直接影响承租人的租金给付义务。但融资租赁合同的特殊性在于，其兼具融资与融物双重属性，系以融资的形式融物。在普通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系租用出租人的租赁物，租金是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的对价；而在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实质上系代承租人购买租赁物，租金一般系由租赁物的大部分或者全部购置成本加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构成，租金不是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的对价，而是出租人提供相应数额的资金融通的对价。对出租人而言，其虽然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其并不实际享有占有、使用租赁物的权能，租赁物仅具有担保租金债权实现的权能。在融资租赁交易中，出租人的核心功能在融资，而非提供租赁物。故有别于普通租赁，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物风险一般由承租人承担，此亦为域外立法之通例。采此通例，《解释》第七条规定，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要求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换言之，因非承租人的原因导致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并不能免除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的义务。易生疑问的是，在融资租赁交易实践中，出租人与承租人通常会约定，租赁物的风险自起租日起转移。该条解释是否导致加重了出租人对租赁物的风险责任？其实并非如此。实务中，租赁物通常由出卖人直接交付给承租人。在租赁物交付之前，租赁物的风险系由买卖合同调整，由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承担租赁物的风险；交付后，租赁物的风险由出卖人转移给了承租人。故出租人始终均未承担租赁物的风险。二、履约风险负担与解约事由：《解释》第七条与第十一条的逻辑关系根据《解释》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意外毁损、灭失，且不能修复或者确定替代物的；出租人或者承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易生疑问是，该条与第七条有关非因承租人的原因导致租赁物毁损灭失不免除承租人的租金支付义务的规定是否矛盾？答案是否定的。从司法解释的条文结构来看，第七条在《解释》的第二部分，即“合同的履行和租赁物的公示”部分，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负担规则；第十一条在《解释》的第三部分，即“合同的解除”部分，属于合同解除的事由。从内容上来说，第七条适用条件是融资租赁合同尚未解除，故出租人仍可以融资租赁合同为据，诉请承租人按期支付租金。如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届满后租赁物归出租人的，根据《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出租人在租赁期满后还可诉请承租人给予合理补偿。第十一条则系承租人可以此为由主张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应予注意的是，即使承租人据此主张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并不等于完全免除承租人的民事责任。对合同解除后承租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应适用《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予以解决。实务中，出租人可能提出的疑问是，由于融资租赁解除后承租人所需支付的资金总额必然要小于合同未解除条件下承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的总额，由此是否可能导致《解释》第七条被闲置，出现承租人必然选择解除合同的后果？从承租人负担的实际经济成本来看，也不尽然。原因在于，在合同未解除的前提下，租金系按期陆续支付；在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承租人则面临一次性清偿的问题。对承租人而言，二者面临的财务负担与期限利益有异。两条并存的价值在于，承租人可根据自身的现金流情况作出具体的选择。三、解约时的补偿规则：《解释》第十五条之司法适用《解释》第十五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因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后意外毁损、灭失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而解除，出租人要求承租人按租赁物折旧情况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规定，在合同解除的前提下，承租人负担的不再是全部租金的支付义务，而是结合租赁物的折旧情况给予出租人以相应的补偿款。由此确定的规则既不同于承租人承担租赁物的风险（支付全部租金），也不同于出租人承担租赁物的风险（免除承租人的剩余租金支付义务），而是参照了合同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七条有关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责任相应减免的做法，对承租人应付租金总额给予一定的减免，由出租人分担一定的损失。其法理基础在于，此种情形下，承租人并无过错，因此，其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当有别于因承租人违约致使租赁物毁损灭失的情形，以体现出法律的行为导向。在文字表述上，该条用的是“补偿”，而非“赔偿”。在补偿数额的计算上，因不同的融资租赁合同设立的租金偿还模式、租赁物的实际使用折旧情况均有差异，似难以确定统一的补偿标准。但就该条规定的本意而言，在补偿数额的范围上，以保护出租人对合同未履行部分的实际损失为限；在承租人对租赁物的毁损灭失并无过错的前提下，对合同未履行部分所包含的出租人的经营利润不再予以保护，以维护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
Ⅲ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最高院就颁布此解释答记者问
问：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司法解释，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制定该司法解释的相关背景？答：融资租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引入我国，与交易实践相比，有关融资租赁的立法则相对滞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发布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立法尚付阙如的情况下，有效解决了实务之需。1999年《合同法》制定时，对该规定的相关内容予以吸收，并在第十四章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成为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近年来，融资租赁业在我国呈持续高速发展态势。不仅新设的融资租赁公司数量持续快速增长，融资租赁业务总量和纠纷数量也呈高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08年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融资租赁合同案件为860件， 2012年为4591件，2013年则已达8530件。各地法院普遍反映，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构成、租赁物的范围、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关系、合同解除的后果、租赁物的公示等方面争议较多。因《合同法》的规定相对较为原则，现行法律规定已不足以满足司法实践之需。2009年底，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在广泛征集各地法院及融资租赁行业对融资租赁合同争议法律问题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起草了司法解释稿，并先后召开了法院系统、融资租赁行业、专家学者的论证会，对司法解释稿进行反复论证、修改。2013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官网公布了司法解释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专门征求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工商总局、国务院法制办等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意见。在综合社会各界通过网络反馈的1000余条意见及有关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意见后，我们对司法解释稿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在此基础上，经2013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97次会议讨论，通过了该解释。本解释稿共五部分26条，主要针对融资租赁经营实践和审判实务中反映突出、争议较多的法律问题作出了规定，重点解决了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及效力、合同的履行及租赁物的公示、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以及诉讼当事人、诉讼时效等问题。
问：司法解释的制定坚持了哪些指导思想？答：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当中，我们主要遵循了以下指导思想：一是促进交易，规范发展。通过减少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情形、严格限定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条件等方式，维护融资租赁合同按约正常履行。充分考虑融资租赁合同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点，审慎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引导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规范和促进我国融资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是尊重市场，鼓励约定。合同法规范在本质上属于任意性、补充性的规范，本司法解释也更多的体现出了约定优先的指导思想。商人是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融资租赁合同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签订的合同，合同条款的约定本身就包含了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对履约成本、履约收益和履约风险的判断。因此，在司法解释中，我们坚持约定优先原则，鼓励双方当事人以市场化的方式对合同的履行和解除、租赁物的风险负担、租赁物清算等问题作出约定，以减少诉讼风险和损失的不确定性。三是细化规则，易于操作。现行的《合同法》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定了融资租赁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从司法审判的角度看，一些条文的规定较为抽象，各地法院在条文的理解和适用上存在差异。比如，出租人的协助索赔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出租人对租赁物的瑕疵担保免责的例外情形，承租人违约时出租人的司法救济方式等。针对这些问题，司法解释均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和细化，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增进裁判结果的可预测性。四是尊重现实，适度前瞻。融资租赁被引入我国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但其在近五年才取得了较快速度的发展。融资租赁交易形式和交易实践尚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相关监管制度、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一个积累和稳定的过程。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司法解释对行业经营实践中已经相对成熟的做法、行业惯例给予了必要的认可；另一方面司法解释也保持了适度的开放性和前瞻性，为融资租赁交易的实践需求与未来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必要的衔接。五是立足国情，参照惯例。在司法解释的起草过程中，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交易实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积极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依法衡平各方利益，力求司法解释的各项规定契合我国的融资租赁交易实践和发展阶段，并对相关域外立法例和国际公约的共性规定给予了必要的参照。
问：在融资租赁行业高度发展的过程中，租赁物的范围、租赁的形式不断拓展，由此也产生了对一些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和效力的争议。比如，有的合同被认定为借款合同，有的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业务被认为是影子银行业务，还有不少融资租赁交易采取了售后回租的形式，存在是属于抵押借款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同的争议。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持何态度？答：融资租赁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金融交易形式。在支持工业企业设备更新、促进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推动航运业发展以及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客观地说，在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获得高速发展的同时，一些融资租赁公司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也存在不够规范的问题，比如，有的合同虽然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上并无实际的租赁物，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约定上看，仅有资金的借贷，而无租赁物的占用、使用。有的虽有租赁物，但租赁物的价值与租金构成并无直接关联或差异过大，合同中约定的租金体现的不是租赁物的购买价值及出租人的成本利润，而是承租人占用资金的利息成本。就这些合同的性质问题，各界存有不同认识。司法解释第一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情形，人民法院按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由此可以看出，司法解释严格坚持融资租赁交易所具有的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征，不认可仅有资金空转的“融资租赁合同”，以促进金融与实业的结合，规范和引导融资租赁业务及行业的健康发展。对融资租赁行业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售后回租交易问题，确实存在合同性质是属于抵押贷款合同还是融资租赁合同的争议。考虑到售后回租交易有利于市场主体盘活资产、引导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相关监管部门的规章对此类交易形式也已明确认可，且承租人与出卖人相重合并不违反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有关融资租赁合同构成要件的规定，司法解释对售后回租合同的融资租赁合同性质予以了认可。但如果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了售后回租合同，但实际并无租赁物，或者租赁物低值高估，以融资租赁之名，行借款、贷款之实，人民法院仍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借款合同关系处理。
问：实务中，基于部分租赁物的特殊性，有关政府部门就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作出了资质限制。对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即租赁公司是否需要取得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以及未取得此类许可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均存在不同认识。请问司法解释对此是如何规定的？答：对于特定的租赁物，比如医疗器械设备，因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有关行政部门就其经营许可作出限制是非常必要的。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融资租赁交易有其特殊性，即出租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主要承担资金融通的功能，其购买租赁物的目的系提供给承租人使用，而非将租赁物作为其自身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工具。因此，从融资租赁交易的本质来看，要求出租人具备特定租赁物的经营许可并无必要。从承租人的角度来看，减少对出租人具备此类经营许可的限制，也有利于承租人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司法解释中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经营使用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出租人未取得行政许可为由认定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问：融资租赁交易通常涉及买卖和融资租赁两个合同及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三方主体，但《合同法》融资租赁合同章对有关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衔接问题规定不明确。司法解释对此是否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答：典型的融资租赁交易包括三方当事人和两个合同，即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和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但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仅指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而未囊括出租人与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由此产生融资租赁交易中因买卖合同中产生的诉争及损失是否可以通过融资租赁合同予以救济，以及如何救济的问题。而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的关系、解除的关系，因涉及两个合同，也无法在合同法的融资租赁合同章中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重要问题。司法解释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作出了规定。比如，根据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一款有关承租人拒绝受领租赁物的规定，出卖人违反合同约定的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义务，承租人因租赁物严重不符合约定或出卖人未在约定的交付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交付租赁物，经承租人或者出租人催告，在催告期满后仍未交付的，承租人享有拒绝受领租赁物的权利。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买卖合同系为融资租赁合同而订立，融资租赁合同是买卖合同订立的前提，因此，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履行与解除必然影响到另一个合同。现行合同法融资租赁合同章系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作出的规定，融资租赁交易中的涉及买卖合同的诉争应当依据合同法买卖合同章及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解决，但涉及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之间的牵连关系的问题，现行法律规定不明。司法解释对此从三个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一是规定因买卖合同导致融资租赁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可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如根据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且未能重新订立买卖合同的，或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的，出租人与承租人均可解除融资租赁合同。二是就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根据司法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因买卖合同被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而解除，出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或者以融资租赁合同虽未约定或约定不明，但出卖人及租赁物系由承租人选择为由，主张承租人赔偿相应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出租人的损失已经在买卖合同被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获得赔偿的，应当免除承租人相应的赔偿责任。三是就承租人向出卖人索赔的问题予以了进一步明确。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承租人基于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直接向出卖人主张受领租赁物、索赔等买卖合同权利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出租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此项规定以同时将两个合同及两个合同的连接点出租人均纳入到审判程序为前提，从诉讼程序上对承租人的索赔权予以了间接的认可，这不仅符合融资租赁合同中承租人享有索赔权的基本法理及立法惯例，也有效解决了买卖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权利义务衔接问题，有利于在一个诉讼程序中全面解决两个合同和三方当事人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既减少了诉累，也更符合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承担融资功能的本质。
问：融资租赁行业普遍反映，由于租赁物为承租人所占用使用，故经常出现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租赁物的情形。现行法律未就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租赁物登记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给出租人的物权保障带来较大风险。请问，司法解释就此问题是否作出了规定？答：您所说的问题客观确实存在。我们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租赁物的登记机关及登记效力应当由法律作出规定，而不应由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在租赁期间，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租赁物实际为承租人所占用使用，因此，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租赁物以再融资的风险始终客观存在。对有明确登记机关的飞机、轮船、企业厂房等租赁物，因租赁物的所有权以登记为公示方式，故承租人占有使用租赁物，并不影响租赁物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但对大量没有所有权登记机关的机械设备及其他无所有权登记机关的动产而言，占有为所有权的主要公示方式，在承租人对外转让租赁物时，受让人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对出租人而言，其租金债权的物权保障消失殆尽。在立法未就租赁物的登记机关作出明确规定的前提下，实践中，出租人不得不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保护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如，有的出租人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显示租赁物的所有权归属及租赁属性，有的出租人在租赁物有明确的抵押登记机关的前提下，通过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以避免租赁物被承租人对外转让、抵押的风险。但此类行为能否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后果，仍属不确定状态。有鉴于此，相关部门也对融资租赁登记查询工作开始了实践探索。司法解释第九条对出租人的物权保护问题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根据该条规定，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四种例外情形：一是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二是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的；三是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行业或地区主管部门的要求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四是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该条规定从第三人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他物权是否构成善意的事实认定角度，将实务中出租人广泛采用的并且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保护措施予以认可，将有利于加强出租人对租赁物的物权保障，并引导和促进融资租赁行业整体的健康发展。
问：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中，最常见的是承租人违约，未能按期支付租金。对此，出租人多在主张收回租赁物的同时，要求承租人赔偿全部未付租金。也有观点认为，出租人只能选择要求收回租赁物或者承租人支付全部未付租金，而不能同时主张。司法解释对此问题是如何规定的？答：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四十八条的规定，承租人违约，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但出租人是否可以同时要求支付全部租金和收回租赁物，存有不同认识。从法理上看，支付全部租金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仅是要求租金加速到期；而收回租赁物的诉讼请求实际上是要求解除合同，故这两项请求在本质上是相矛盾的。因此，出租人只能择一行使。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对此予以明确：出租人同时提出上述两项诉请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作出选择。对出租人请求承租人支付全部租金但未能最终实现时如何进行救济的问题，实务中也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出租人可以直接请求就租赁物进行强制执行，以执行所得清偿租金债权。另有观点认为，按照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出租人不能再诉请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我们认为，从法理上看，前后两诉的诉请并不相同，故此种情形并不构成一事不再理。司法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对此予以明确：出租人诉请全部租金未予清偿后，出租人再行起诉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出租人选择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能否就损失未获补偿的部分要求承租人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对此予以明确，即出租人可以在收回租赁物的同时，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应予注意的是，租赁物价值与租金存在对应关系，故在出租人选择收回租赁物的前提下，租赁物价值相对应的那部分损失额应当从损失赔偿额中扣除，以免导致出租人双重受偿和承租人双重赔偿的不公。
Ⅳ 民法解释方法包括哪几种
．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
文义解释也称字面解释、字义解释、文理解释，是最基本、最初步的解释，它是按照民法规范条文所用的文字、词句、用语使用方式等，阐释民法规范的意义内容。如将“饲养的动物”解释为由人工喂养而非处于自然状态的动物，即属此类。一般情况下，法律解释仅靠文义解释是不够的，是很难确切地阐释法条的真意的，还需借助其他解释方法。但文义解释是其他解释方法适用的前提，如果连法律规范使用的概念、术语等的字面意义都未解释清楚，则不可能适用别的解释方法。
准确、合理、严格的文义解释能够保证法律规范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内涵和外延的统一性，进而保证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和安定性，避免对同样的语言文字作出不同解释的现象，进而避免同案异判的情形，也可防止法官和仲裁员在解释法律时的恣意。
但准确、合理、严格的文义解释不仅依赖于司法者的个人专业素养，更依赖于一国之内民法学的理论水平、研究方式和民法学者的学理解释。例如，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都规定了不可抗力，并在法律条文中对其含义进行了初步的说明，但不可抗力到底包括哪些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法律规范本身未作列举，其外延应当如何确定存在争议，如政府行为、社会动乱、动植物疫情、技术风险等是否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需要首先在学理上阐述清楚，才便于文义解释方法的运用。
文义解释的具体方法有：
（1）依语言文字固有之义解释。多数法律条文中的概念、术语及其他词句直接渊源于社会生活，人们对其含义有通常之理解，应依此种通常之意义予以解释。如欺诈、乘人之危、追认、催告等。
（2）依某一专业学科的通行理论或学说解释。法律条文中常借用其他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概念或名词术语，则须依该学科或专业领域的通行理论或学说解释此类概念和名词术语。例如，《民法通则》规定自然人自出生取得权利能力，因死亡丧失权利能力，但何为“出生”，何为“死亡”，乃医学上之概念，须按照医学的一般意义予以解释，如现代医学所称出生是指婴儿离开母体并能独立呼吸，所谓死亡是指自然人心脏停止跳动和脑电图消失。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概念来自于消费经济学，其含义是指为个人生活消费之目的而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的个体成员。
（3）依法律用语的特定含义解释。日常生活之用语被使用于民法领域并被赋予特定含义时，则只能依此特定含义进行解释，此种民法中之专业术语甚多，是理解民法规范的重要概念。如民法中所称“善意”，不能依其语词意义解释为“善良意愿”或“慈善”，而是指“不知情”；同样，民法中所称“恶意”也非指“恶劣意愿”或“罪恶意图”，而是指“知情”。 [11]
2．体系解释方法的运用
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该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地位以及上下相关条文为依据，对条文内涵与外延进行解释。
体系解释的特点和意义在于：
（1）以法律规范的逻辑关联为解释起点。体系解释着眼于法律条文在整个法律规范以至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可以避免割裂该条文与其他相关条文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得出更符合立法意旨的解释。例如，《担保法》在关于保证人的资格的规定时明确了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此无疑义，但在抵押担保中对国家机关使用的房屋、设备等能否设立抵押未作规定，此生疑窦，然根据前述关于禁止国家机关作为保证人的规定的立法意旨可以解释为此等财产不能设立抵押担保，此即体系解释的结果。
（2）有利于克服法律条文之间的不协调和冲突。体系解释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当发生数个法律条文相互冲突或不协调而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难时，可以通过体系解释寻找最合理的判断，以避免法律适用效果的抵销，维持法律规范体系内部的和谐。例如，《合同法》第94条规定在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对方可以解除合同，第68条规定应当先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的，可以中止履行自己的义务，若当事人一方发现对方转移财产以逃避债务故认为其系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而提出依第94条解除合同，但对方提出此时只能依第68条之规定中止履行而不能解除合同，根据这两个条文在总则中的相互关系可以解释为二者并不排斥，当事人既可根据第68条的规定行使不安抗辩权，也可以根据第94条行使解除权，法律赋予其选择权，而对方不享有此选择权。
3．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
（1）目的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最高境界
立法乃代表全民利益之国家活动，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任何立法活动均有其目的，这种立法目的最终体现和隐含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故法律条文均有其目的。当法律条文之含义发生岐义，则解释该条文时如能探寻到立法者的本意或宗旨，则不惟体现了立法权中心主义的国家权力分配之原理，防止司法对立法的僭越，也恰当地通过创造性的司法释法活动实现了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并便于人们理解立法目的所包含的价值取向，乃理想之结果。所谓目的解释，就是以法律规范包含和追求的目的为根据阐释法律疑义的解释方法。
目的解释往往是在运用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的方法仍不奏效的情形下适用，其解释难度与解释风险均大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的前提是司法者须理解立法和法律规范追求的一般价值，如公平、正义、安全、效益等，同时理解具体规范所对应的价值追求。例如，《合同法》第54条规定对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的，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但未规定当事人请求撤销的，法院和仲裁机构能否变更，若当事人以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法院撤销，未请求变更，法院经审理未支持撤销的请求，但认为确属显失公平而予以变更，是否妥当？从立法目的解释，第54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变更的法院和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系基于安全与效益的价值取向，不轻易否定已经形成的交易和权利义务关系，以此目的推论，应解释为法院和仲裁机构可以予以变更。
目的解释在学理上可以分为主观目的解释和客观目的解释，前者强调法律解释应当以阐释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时的真实意图为边界，不能逾越此边界，否则解释法律就有可能嬗变为制定法律；客观目的解释强调法律解释不仅需要探寻立法者的真实意图，更需要探寻法律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会功能，当二者有所矛盾时应优先考虑法律规范自身的合理目的和社会功能。客观目的解释的实质是法律规范的合宪性问题，即以宪法原则作为解释法律规范效力的最高位阶准则， [12]解释的结果与宪法相冲突，则不能采此释义。显然，客观目的解释赋予司法者过大的自由释法权，使法律解释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主观目的解释又对司法者有过多的桎梏，容易陷入“恶法亦法”的泥沼。故将二者妥为折衷才是理想之境界。例如，《合同法》第74条规定合同保全撤销权的适用对象之一是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此处之“无偿转让财产”是否包括所有的转让财产的行为，特别是是否包括债务人向公益事业的捐赠行为，设若某债务人拖欠债权人巨额合同价款，却向一慈善组织捐款，债务人能否请求撤销？从客观目的解释的角度捐助行为属于乐善好施的公益行为，符合公序良俗，应予保护，但从主观目的解释角度，该条的立法意图乃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捐助行为同样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债务人在拒绝履行其法定义务的前提下实施的施善行为有悖于公序良俗，此种行为不能得到法律的鼓励，故该条所称“无偿转让财产”应当解释为所有的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而不问其动机与目的。
（2）目的解释之扩张与限缩
在运用目的解释方法时，对法律规范之目的常需作出扩张立法目的或限缩立法目的的选择与判断，前者称之为目的性扩张或扩张解释，后者称之为目的性限缩或限缩解释。扩张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所使用的词句的意义过于狭窄或规定的事项过于狭窄而不足以表达立法真意时，扩张其文义，以实现法律之真意。例如，《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公民、法人以外的其他民事主体如合伙、个人独资企业、非法人团体等能否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则未予规定，此时即应作出扩张解释，解释为除自然人、法人以外的非法人组织也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法律行为。限缩解释是指条文所使用的词句的意义过于宽泛或规定的事项过于笼统而有违立法真意时，缩小其文义，以实现法律之真意。例如，《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但法律、行政法规非强制性规定类型多样，数目繁复，包括很多纯粹属于政府管理手段的强制性规定，此时必须对“强制性规定”作出限缩解释，将其限缩在极少数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否则有违立法之本意。
由此可见，扩张解释和限缩解释不是独立的解释方法或解释规则，而只是目的解释方法中的不同路径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结论而已，正如学者指出的：“实际上，被扩张或缩小的是言词，所依据的恰恰是被发现的精神，因为的法律的意志在于的精神而不是在于言词。” [13]在法律漏洞填补中的目的性扩张与目的性限缩的填补方法与此种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有所不同，尽管二者有异曲同工之理。
4．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
历史解释是指根据制定法律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背景等，和记载与反映这种历史条件、背景的立法素材如法律正式公布前的草案、立法理由书等立法文件，对法律规范中的疑义进行解释。亦称为法意解释或沿革解释。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须注意以下诸方面：
（1）此处的“历史”是狭义上的历史概念，仅指存有疑义的法律规范和法律条文制定时的历史。换言之，它既非一国的历史，亦非一国法律的历史，甚至不是一国某一法律部门的历史，而是制定具体法律的当时的历史，属于静态的历史而非动态的历史。历史解释不是要从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去细研法律之全部，而只是截取历史的某一横断面，其切入点仅是存有疑义的法律规范的制定时间。
（2）历史解释方法所需考察历史的载体既包括以文字形式记载的制定法律当时的法律草案、立法理由书等，也包括抽象意义上的制定法律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早期的民事立法大都缺少法律草案、立法理由书等，故考察抽象意义上的“历史”更为必要。例如，《民法通则》在第二章第四节规定了“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但条文很少，且非常概括和笼统，“两户”到底享有哪些民事权利、对外债务如何承担、如何确定以个人财产经营抑或以家庭财产经营等，实务中常生疑义，此须考究《民法通则》制定当时的历史背景即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中刚刚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中刚刚允许居民自谋职业等基本情况，方能对疑义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
（3）历史解释方法的运用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尽可能采取民主立法程序，并规范立法手段，完善立法技术，阐释立法理由，保存立法资料，以便于司法实务中出现法律条文的疑义时司法者采用历史解释方法得出合理的结论。说到底，历史解释方法就其本质仍属目的解释的范畴，解释法律时考究法律制定当时的各种立法资料与背景信息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5．比较解释方法的运用
比较解释方法是指在解释存有疑义的法律条文时借鉴学理、判例以及国外相关立法或判例，进行比较，以寻求法条之真意。此处之“比较”乃广义之比较，即参酌诸种法律知识范围内的资料与信息，包括学理、判例、惯例、域外立法例等，兹分述如下：
（1）关于参酌学理与学说进行解释。若采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等仍存疑义时，或无法采上述诸种解释方法时，或不需采上述诸种解释方法时，可以参酌、借鉴关于争议条文的学理、学说作出解释。学理本为立法发展与完善之土壤，学理通说本应函括在法律条文中，但一则法律条文相对凝固而学理时在变新之中，二者立法时由于立法者的疏漏或其他原因而未采学理通说，此时采纳学理通说常有利于疑义之精析。正如学者指出：“法律制定后，在适用上遇有疑义时，多借学说理论加以阐释。学说虽非属法源，不具法律上拘束力，但对于法律的发展及法院审判，甚属重要，其主要理由系为成文法传统，法律解释适用有待学说的阐释；法官多在大学受法律教育，长期受到学者见解的影响。” [14]如，《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但若第三人善意取得该财产是否亦须负返还义务，法律未予明确，但关于此，学理通说皆认标的物为动产时应当适用第三人善意取得。
（2）关于参酌判例进行解释。我国非判例法国家，判例的先例效力未得到立法的肯认，但此种情形并不妨碍在法律条文发生疑义难以适用而已有妥适之判例时借鉴该判例进行解释。当然，理论上言，若不承认判例法，则第一个判例便无从产生，又谈何适用判例进行解释，但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根据立法精神、学理、域外立法例等对某些有争议的法律条文的适用通过案例予以了解释（如关于公司人格否认方面的案例、关于商标信托方面的案例等），此种由高人民法院正式通过并以一定方式公布的案例应当赋予其先例的效力，至于将其参酌为法律解释的渊源则更不应有疑义。
（3）关于参酌域外立法例进行解释。这主要是我国的民事立法本身都存在借鉴国外立法例或进行法律移植的必要性，于此情形，当某些从域外借鉴而来的法律条文出现疑义时，参酌相关国家的立法例和判例进行解释顺理成章。如《合同法》中的预期违约规范、缔约过错责任规范、不安抗辩权规范、债的保全代位权规范等。当然，参酌域外立法例和判例无疑应当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可削足适履或生搬硬套。
上述民法解释的诸种方法或规则尽管理论上而言应有适用之先后顺序，但司法实务中法官和仲裁员当依发生疑义的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之具体情形，选择最为贴切、最为妥当、最相匹配之任何一种方法或同时适用数种方法，皆属正常，均无不可。
Ⅳ 交强险代位求偿条款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第三者对保险事故发生造成保险标的损害应付赔偿责任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取得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自身独立的法律地位。占绝对优势的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权是为财产保险所特有的制度，因为代位求偿权制度的创设本意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所遭致的损失。而交强险是否适用代位求偿权，在理论和实务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生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侵权行为人按过错的不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此可以看出，交强险保险人虽未实施侵权行为，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行为人仅对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承担补偿赔偿责任，对保险人应赔偿部分，被保险人无须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道路安全交通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即使机动车方对事故不承担责任，交强险也应在无责限额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终局责任、替代责任，而不是连带之债或不真正连带之债，侵权行为人并不因交强险的存在而获得任何责任减免。所以，交强险保险人无权对侵权行为人行使保险代位权，减免自己的赔偿责任，加重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责任。域外立法承认交强险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其理论基础与我国不同。比如德国《机动车保有人强制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和加害人对受害人负有连带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通说也认为，受害人对加害人和保险人同时享有请求权，受害人有权选择。上述法域均认为交强险保险人与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当第三者(非被保险人)是侵权行为人时，其赔偿责任不因交强险而减免，故赋予保险人保险代位求偿的权利。由于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上述域外理论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国。
笔者认为，对我国《道路安全交通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理解，不能单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应结合其立法本意进行目的分析。纵观各区域立法例，大陆法系国家多规定交强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如《日本汽车责任保险条款》第八十七条、台湾地区“强制汽车保险法”第三十三条。各国实行交强险的根本目的在于化解民众遭受交通事故后无法获得经济补偿的风险，而非免除第三者的责任，由保险人作为终局责任人。我们应规定交强险的保险人和致害第三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以有效避免第三者通过交强险逃避自己应负的赔偿责任，而获得不当利益。事实上，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对交强险保险人保险代位求偿权进行了规定，交强险保险人可依据该条的规定对致害人提起代位求偿权诉讼。（文章来源：禹会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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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条文理解与适用可以买吗
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上下册）由版最高人民法院各民事审判权庭.研究室参与起草研究工作的一线法官联合撰写。
对民法总则逐条精准提炼条文主旨，采用:<条文>,<条文对照>,<条文主旨>,<条文理解><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域外立法例>的体例,详尽阐述条文内容,深入解析审判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并收录与法条相关的民法通则对应条文，域外立法例和相关案例链接。契合人民法院审判实际，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可以帮助广大法官及法律工作者正确理解和深入研究。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Ⅶ 浅议交强险是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
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第三者对保险事故发生造成保险标的损害应付赔偿责任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取得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具有自身独立的法律地位。占绝对优势的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权是为财产保险所特有的制度，因为代位求偿权制度的创设本意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所遭致的损失。而交强险是否适用代位求偿权，在理论和实务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生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侵权行为人按过错的不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从此可以看出，交强险保险人虽未实施侵权行为，但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侵权行为人仅对交强险赔偿不足部分承担补偿赔偿责任，对保险人应赔偿部分，被保险人无须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道路安全交通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即使机动车方对事故不承担责任，交强险也应在无责限额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是一种法定责任、终局责任、替代责任，而不是连带之债或不真正连带之债，侵权行为人并不因交强险的存在而获得任何责任减免。所以，交强险保险人无权对侵权行为人行使保险代位权，减免自己的赔偿责任，加重侵权行为人的赔偿责任。域外立法承认交强险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其理论基础与我国不同。比如德国《机动车保有人强制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和加害人对受害人负有连带赔偿责任。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通说也认为，受害人对加害人和保险人同时享有请求权，受害人有权选择。上述法域均认为交强险保险人与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互负连带赔偿责任，当第三者(非被保险人)是侵权行为人时，其赔偿责任不因交强险而减免，故赋予保险人保险代位求偿的权利。由于责任性质上的差异，上述域外理论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国。
笔者认为，对我国《道路安全交通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理解，不能单纯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应结合其立法本意进行目的分析。纵观各区域立法例，大陆法系国家多规定交强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如《日本汽车责任保险条款》第八十七条、台湾地区“强制汽车保险法”第三十三条。各国实行交强险的根本目的在于化解民众遭受交通事故后无法获得经济补偿的风险，而非免除第三者的责任，由保险人作为终局责任人。我们应规定交强险的保险人和致害第三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可以有效避免第三者通过交强险逃避自己应负的赔偿责任，而获得不当利益。事实上，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对交强险保险人保险代位求偿权进行了规定，交强险保险人可依据该条的规定对致害人提起代位求偿权诉讼。（文章来源：禹会法院网）
Ⅷ 看到他人自杀不拦住算犯罪吗
无义务则无责任。
见义勇为在中国没有被法律确认为一项义务，只是被社会所提倡，在部分域外立法例中也只是在限定的条件下才产生。在这里乙的行为是不作为，如果乙对被杀的人没有法定的义务，亦无约定的义务，职务义务或基于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的救助，则乙单纯的拍摄甲杀人不构成犯罪。
ps:附相关文章节选
文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支振锋
欧陆国家普遍规定了刑法上的救助义务。《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规定：“任何人能够通过其即刻行动阻止针对他人人身完整的重罪或轻罪，且该行动对其自身或第三人不会造成危险，却有意不这样做的，处5年监禁并处罚金7.5万欧元。”“任何人对于处于危难中的人有意不提供对其本人或第三人不会带来任何危险的帮助，则处以与前款相同的刑罚；这种帮助可以是其本人的行为，也可以是唤起救助的行为。”同法第223-7条规定：“任何人在不危及自身或他人安全的情况下，故意不采取救助措施，或不唤起救助措施，以对抗能够给他人安全带来危险的灾害的，处2年监禁，并处3万欧元罚金。”《德国刑法典》第323条c项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如救助确属必要，同时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救助有可能进行，那么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救助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奥地利刑法典》第95条规定：“在某人遇难或遭遇危险的情况下，不提供对于生命、身体健康损害明显具有必要性的救助，判处最多6个月的自由刑，或最多360天的罚金日数。若不进行救助导致他人死亡，则判处最多1年的自由刑或最多360天的罚金日数，除非救助行为对于行为人不可期待。”
Ⅸ 蓝海中心外国法律查明的实际应用场景有哪些
场景一：争议解决中的法律查明（*争议解决中的法律查明服务旨在为客户提供最权威、最中立、最快捷的法律查明意见。）
1.查明外国法：诉讼和仲裁的国内当事人就域外法律适用问题存在争议，需要聘请域外法律专家提供专家意见。
2.查明中国法：A先生在W国进行诉讼或仲裁，当事人就中国法律问题存在争议，A先生需要聘请中国国内法律专家作为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出庭。
3.工商查册：B公司拟对注册在某国的P公司提起诉讼，为证明P公司的主体资格，拟就P公司的工商信息情况进行查明。
4.域外法条、案例查明：为便于法官或仲裁员对案情适用外国法律的情况进行了解，当事人拟就M国与案涉情况相关的法律规定、判例进行查明。
场景二 轻查明咨询（*轻查明咨询服务旨在为客户以最少的钱、最快的速度了解最急需解决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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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三 比较法研究查明
*比较法研究查明服务旨在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深入、更全面的比较法研究成果。
1.立法例比较法研究：F立法机关在立法工作中需要考察域外法律经验，梳理相关法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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