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立法为民

❶ 1.论述题：通过对宪法刑法民法典的学习，请你谈谈大学生应如何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1、树立法治观念，当好模范尊法的表率。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2、强化法治思维，当好自觉学法的表率。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要努力学习法律知识，真正让法治精神深植于脑、内化于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依法法国的基本内涵，认真学习宪法以及行政、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强化法治思维，提升法律素养，做到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3、严格约束言行，当好认真守法的表率。

要时刻严格约束自身言行，在守法上更加严格自律，时时处处以宪法法律为准绳，带头厉行法治，牢固树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意识，从内心深处把坚持依法办事作为政治责任、施政习惯、自觉追求，做到在诱惑面前把握住自我，不穷奢极欲、以身试法。

4、坚持依法办事，当好善于用法的表率。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要在用法上更加积极主动，坚持用法治理念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养成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靠法的行为习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全社会树立对法治的信仰，汇聚起建设法治中国的强大力量。

5、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精神。

着力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始终保持高度自信和坚强定力；着力增强在党的领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自觉性坚定性，把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贯穿法治建设全过程。

❷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什么是法治的龙头环节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立法是法治的龙头环节。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回重大问答题的决定》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❸ 先秦法家的立法思想

一、顺天道

法家认为自然运动是有规律的，他们称之为“道”、“常”、“则”、“理”、“节”、“度”、“数”、“时”、“序”等等。这些概念分而用之，意相通或相近；合而用之，有大小之分。《管子·形势》篇说：“天不变其常，地不变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这里的“常”、“则”、“节”，均指规律，但有大小之分。《韩非子·解志》篇：“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以稽也。”这里的“道”指自然的总规律，“万理”的“理”指事物的具体规律。法家认为，凡是规律都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莫之能损益”。[2]人，应该研究和掌握自然规律，依照规律行动，这叫作“法天”、“法地”、“法四时”。[3]依自然规律行动，得天之助；违反自然规律，终将失败：“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4]“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今众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为败者，生于不知道理而不肯问知而听能。”[5]

根据上述道理，法家认为，在制定法时，应把顺应自然作为重要内容和立足点。

顺天道最主要的一点，是要把天道无私的性质引到立法中来，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天道”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无远无近，无偏无私。法也应该如此，“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于日月无私”。[6]无亲无私集中体现在“公”上。“公”是法的灵魂。法家所说的“公”，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法应如同天道为万物运动之规迹那样，成为人事的规迹。《管子·明法解》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任法》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法既然是“尺寸”、“程式”、“至道”，是有关事物的一般的或普遍的规定性，所以法又称为“事之常”。另一方面，法既然是“至道”、“事之常”，它本身又上升为“公”，每个个人在它面前都只能称之为“私”。一般人固不待说，连生法的君主在法面前也属于“私”的范畴。《管子·法法》篇有一段话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深刻的论述：“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法如同规矩，代表着事物的一般性，表现为“公”；国君权力再大也属个别，表现为“私”。据此，君主也必须抑私奉公。法家一再提出：“明主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7]。在法家看来，“公”是法的灵魂，无“公”也就无法，有法而不奉公，法也就失去了作用和意义。

顺天道的另一项内容是，要把自然规律以及遵循自然规律的人事行为用法律加以肯定，使之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准则。这集中表现在“四时之政”的论述上。春天是万物复苏和萌发期。依据春天的特性，法律上相应规定，在春天“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竽，所以息百长也”，以保护自然万物的生长。春天是一年生计之始，要播耘百谷，为了使生产得以进行，要“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也。”为了能使尽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在农耕开始之时，应该“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8]同样的道理，依据夏、秋、冬的自然特性，相应地制定夏政、秋政、冬政。《禁藏》的作者明确地提出：“得天之时而为经”，把遵从四时规律视为治国之本。这对于农业来说，是有道理的。

《管子·七臣七主》篇还论述了如下的道理：违犯四时之政，不仅会受到自然的报复，“四时俱犯，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同时还会加剧社会上下之间的矛盾，招致政治危机，这叫做“举事不时，必受其灾”。作者认为殷纣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违犯天时。

在先秦诸子中，不只法家有四时之政的主张，其他学派，如阴阳家、儒家也有。法家的特点，在于主张用立法手段把四时之政法律化。

顺天道的再一项内容是，他们把天时的不同性质和作用与法律职能对应起来。如天有生杀，即春夏生物，秋冬萧杀，法律相应而有赏罚。天不废生杀，法亦不能废赏罚。

法家提出立法要顺天道的命题是值得重视的。人类的活动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同时也表现在人与自然的交往中。立法顺天道的理论，是法家试图寻求人与人交往同人与自然交往两者统一的尝试。这一理论中，有光彩的科学思想，比如通过立法强制人们遵从自然规律。至于以天道之“公”论证法律之“公”，二者虽无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前者不能成为后者的根据，但在当时却有它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法家借助这种办法赋予法律超出一切人之上的性质，即使制定法的君主也应遵从法。这在君主权力至上的时代，从理论上不能说不是对君主行为的一种制约，对权贵们谋求法外权也是一种限制，这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另一种则纯属谬论，如用天之生杀论证法之赏罚之类。

二、随时变

法家对历史持进化的历史观。他们认为时代在不断变化，法也应随时代变化而“变法”或“更法”。

法家认为，在历史上随着生产与人口的增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认为历史发展呈现阶段性。《商君书》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韩非则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世。法家还认为，历史的过程是后来者居上，今胜于古，断然反对今不如古的说法。

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在变，“上古兢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9]。古代很苦，作天子的要带头干，所以有让位之举；可是当今作个县官，子孙都受福无尽，因此，“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10]

时变事异，法也应随时而变。“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11] “备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12] “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3]“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14]法家反对把历史当成包袱背起来，也反对安于现状。变法要从现实开刀。

根据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特点，立法要切合时代精神。“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15]当今属于“下世”的继续，立法应贯彻“贵贵尊官”的精神。韩非认为当今争于气力，立法就要控制和引导气力之争。

从时变出发，法家特别强调立法要切中时代脉搏。《管子·正世》说：“国家不安，失非在上，则过在下”，“失在上而上不变，则万民无所托其命”，“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故立法要有鲜明的针对性。

依据时变，行法还要有灵活性。《管子·小问》说：“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管子·形势解》说：“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术也。”

法家不可能对历史不变和时代作出完整的科学的判断，但他们的认识包含了部分的科学内容，在当时居于认识之巅。法随时变，应时立法，反映了法家对时代与法的关系的认识。他们虽然十分重视法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有时把法的作用说得过了头，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法是被时代制约的，法不能向时代发号施令，而应顺从时代之变，诱导时代前进。这个基本认识是可贵的。

三、因人情

“因人之情”而立法，是法家另一个重要的立法原则。慎子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16]

从法家的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到，法家认为人情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时代条件变化而改变。关于人情的历史变化，法家诸派认识不尽一致，这里暂且不论，但他们对当时人情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人情的本质归结为一个字：“利”。《商君书·算地》说：“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赏刑》篇说：“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韩非说得更彻底，他认为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也是以利为中轴转动的。

法家把人性人情归结为一个利字，使人不免有自私刻薄之感。不过在当时，这种认识是最切近于实际的。法家提出因人情而立法，就是要抓住人皆好利这一环节，以利为中轴把所有的人都带动起来。“法立而民乐之，令出而民衔之。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故曰：衔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17]“明主之道，立民所欲，而求其功……立民所恶，以禁其邪”[18]“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19]

法家这里所强调的，在立法时不应以君主好恶为准，而应首先考虑民情、民欲。如此说，法家的立法是否是为了民呢?法家确实讲过这类的话。韩非说：“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氓)便众庶之道也。”[20]可是我们都知道，法家处处为君主打算，鼓吹君主专制。这样一来岂不矛盾了吗?矛盾是矛盾，不过在法家看来这倒无妨。他们恰恰是在矛盾中求统一，妙着便是因情利导，用民之好恶以利君主之用。韩非很坦率，他认为君臣之间没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忠义关系，现实是一个赤条条的“利”字，是一种买卖关系。他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君臣之际，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21]君主不要怕人们争利，要善于算帐，计得失之比数。对于君主来说，只要得多于失就行。“法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无难之法，无害之功，天下无有也。”[22]一切人都在逐利，君主立法的妙用就在于搞好排列组合，要像轴凑于毂那样，让一切人的利都围绕着君主之利转动。韩非说：“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23] “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24]“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25]君用爵禄名利换取臣民的血汗生命，臣民得到了一定利益，而君主获利更大。

立法要以民情为基础，这是一个光辉的命题。法离开了民情就失去了社会基础，而变成广大民众的对立物。法家立法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为了君主着想，但他们同时又想方设法把法与民情连结起来。他们把法当成了卷扬机，使利经过臣民之手，最后上送到君主之手。臣民得到了某种满足，而大利却落入了君主的腰包。先秦法家的变法在当时所以行得通，重要的原因是抓住了人情好利这一点。

四、循事理

法家提出立法要循从事理。《管子·版法解》说：“审治刑赏，必明纪理；陈义设法，断事以理。虚气平心，乃去怒喜。”《七法》说：“君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形势解》说：“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不广于理者，其成若节。”这些篇章的作者反复强调立法、执法都要依理而行。那么什么是理呢?从《管子》一书看，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即事物的规律性；惯例、传统、习俗；事物之间的轻重关系。

《乘马》篇对市场之理的论述便是事物的规律。文中说：“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大意是，市场可以反映物资供应情况。如果百货价格低，做生意就得不到收益，各行生意无利可得，各种生产(即百事)就会得到发展。生产发展了，供求关系才能平衡……从市场可以观察到国家的治乱，可以知道物品的多少，但市场不能决定物品的多少。作者指出生产是市场的基础，治理市场之本在于治理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治理好市场。很明显，作者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揭示了生产对市场的制约作用，为制定管理市场之法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

《乘马》篇关于朝廷之理的论述，主要讲的是惯例、传统和习俗。所谓的朝廷之理，主要指贵贱、等级和名分规定。这些规定无疑有客观的依据，但更多的是传统、习惯在起作用。

关于事物轻重关系之理，作者提出了以轻从重的原则。如《管子·七法》提出：“不为重宝亏其命”，“不为爱亲危其社稷”，“不为爱人枉其法”，“不为重禄爵分其威”，等等。

法家所说的“理”虽不能概称为规律，但有一点是可注意的：理与君主个人的好恶是相对的，君主个人的好恶应受理的节制，要依理而行。

五、定职分

这是法家立法的原则，又是立法的目的。法家所说的“分”，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从一般意义说，就是明确职权范围，划定所属。《商君书·定分》讲，一只野兔子，成十上百的人追赶；市场上的兔子成堆，行人不顾。原因就在于，前者“分”未定、后者“分”已定之故。法家认为法就在于“明分”或“定分”。《商君书·定分》说：“夫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修权》篇说：“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

具体地说，“分”指对社会上不同等级、不同出身、不同职业的人作出相应的规定。《管子·君臣上》说：“主画之，相守之；相画之，官守之；官画之，民役之。”这里讲的是君主、官吏和民的权力之分。《法之》说：“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这里是讲劳心劳力之分。《乘马》说：“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这里对贾、工、农、士不同职业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与规定。法家主张分得越细致、越明确，越便于考核，韩非说：“明主之法必详于事。”[26]任何人不得在法外行事，法外有罪固不待说，法外有功也要受到惩罚。在法家看业，越法立功也是超越法定的行为。越法就是犯法。

法家讲“分”并不是把社会隔裂分离，而是要把每个人安排到一定的位置，成为整体中的一个零件。他们认为“分”是“合”的必要条件，目的也是为了“合”。《管子·君臣上》说：“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法的作用是通过“分”把社会组成一个体系，枢纽则要操在君主之手。

六、明开塞

提倡什么，禁止什么，是立法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根本问题。法家所说的“开塞”，就是这个问题。对于开什么，塞什么，法家诸派小有分歧，但多数认为要开耕战，塞末业与游士，简称“重农抑末”。“重农抑末”是法家立法的一个根本原则。他们主张用法律手段驱使人们努力于耕战，禁止从事末业和游学。

法家特别强调农，因为在他们看来，粮食是财富的主要标志，是安民、用兵、治国的物质基础。“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27]“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28]“众民强兵，广地富国，必生于粟。”[29]从粮食出发，末业与游士非但不生产粮食，反而是粮食的消费者。于是他们把末业看成是与农业对立的，提出，“末产不禁”，“菽粟不足”[30]，“末产不禁，则野不辟”[31]。

法家重战，这一点毋庸多言。他们的精明处在于认识了农民是士兵的天然学校。《商君书·农战》说：“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当为“纯纯”之误)则易使，信可以守战也。”《算地》说：“属于民则朴，朴则畏令。”所以，为了战也要重农。

农要出力，战要流血，这与人性好利是相悖的。《商君书·内外》说：“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这就要靠法了，用法的手段使“利出一孔”，这一孔就是农战。其他取利之道则要统统堵死。为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奖励耕战，另一方面要造成一种使不耕不战者比耕战更苦更难的环境，这就是《商君书·外内》所说：“见不战之辱则苦生。”大意是，用法律制裁那些不想参战者，加给他们耻辱和刑罚，使他们感到活着是一种痛苦。于战如此，于农也如此，要用“殴”、“劫”手段使人们归农。

法家强调立法要明开塞，这个命题对法学来说无疑是极重要的。就开塞关系而论，法家更多地看重了塞，把塞视为开的堤防。他们强调不塞不流，而不是疏浚为主、辅之以塞。虽然他们也大喊大叫要让人们从农战中获利，但更主要的是通过降低非耕战者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来反衬农战之有利。这不能不说是捉弄人了。至于重农抑末政策，应该说它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另行讨论。

七、重刑罚

法有赏罚，对这一点没有歧义。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赏罚的关系。法家中的多数主张重刑罚。法家虽然也讲过不少立法为民的高调，但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利民与法是对立的，于是提出了立法要“胜民”或“弱民”的原则。《商君书·说民》说：“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民弱，国强。”《管子·正世》篇说：“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从一般意义上说，法应该“胜民”，如果法不胜民，那么也就失去了它的作用。问题在于如何“胜民”。关于“胜民”之道，法家有过许多论述，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重刑罚。照他们的提法，叫做“赏一罚九”，“轻罪重罚”。

“赏一罚九”说的是赏罚比较，赏占十分之一，罚占十分之九。《商君书·去强》说：“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罚五赏五。”《韩非子·心度》说：“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轻罪重罚”说的是量刑的原则。《韩非子·八经》说：“诛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恶，使民耻之。”按法家的逻辑，轻罪重罚使人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罪。这叫作“以重禁轻，以难止易”[32]。“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所谓治之于其治也。”[33]这就是所谓“以刑去刑”。

我们暂且不讨论重罚主义在实践上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就其理论而言，也是荒谬的。因为它把惩罚手段绝对化了，以为只要无限制地使用这种手段，就可以使一切人服法就范。其实，人们犯禁的社会根源远比惩罚手段要强大得多。重罚主义只相信手段的威力，而拒绝对犯禁社会原因的探讨与揭露，结果事情总是走到预期目的的反面。

八、量可能

法家中有些人提出，立法要考虑客观的可能性，只有建筑在现实可能的基础上，法才能实现。《管子·形势解》说：“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故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乱主不量人力，令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这里所说的“所能为”与“所不能为”的“度量”线，是由生产水平与人力限度决定的。《管子·权修》篇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超越了地力、民力，事情就会落空，正如《管子·法法》中说：“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

法家中的某些人看到，超过了一定的度量线，人民无法忍受，就会起来造反，统治者也将陷入危境。《管子·权修》篇指出，地力、民力有一定限度，而人君的欲望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度量”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呢?《管子·正世》中提出：“治莫贵于得齐。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这里所谓的“齐”，就是既不要使民优裕，又不要使民穷困至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使民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条件。

法家所说的“量可能”主要指征收赋税和徭役。他们明确提出“可能”的度量线，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们把度量线划在使人民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延续生命的边缘上。他们所说的“量可能”是要统治者把最大限度的剥削与长久持续剥削结合起来。因此，这种“可能”一旦变为现实，扩大再生产就失去了可能。从生产发展观点看，法家的“量可能”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以上八项原则说明了法与各种事物的关系。

顺天道提出了法要遵循自然规律。法律无疑是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志最明显的体现。但是从大自然观看问题，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可以统治社会，但不能施权于自然，相反，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否则，自然的报复会使所有的人受到惩罚，还会加剧社会矛盾。单从顺天道这一点看，法代表的不是哪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人类共同利益。

随时变、因人性、循事理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法家虽然十分强调法的作用与威力，但在这些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还有比法更加严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比法的威力要大得多。法不能与它们违拗，而只能顺从它们。

定职分、明开塞、重刑罚集中反映了法家的阶级意识和立法目的。

量可能提出了法的实现程度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立法者不能为所欲为。

这八项原则说明，法家把立法的过程同时也当作对自然、社会、历史、现状进行综合考察的过程。他们认识到自然、社会、历史的运动比法更具权威，法的规定性应反映客观事物的关系及其客观的规定性，在顺从自然、人事的必然性中谋求统治者的利益。

法具有极大的强制性。问题在于这种强制作用是阻碍历史前进，还是促进历史前进，抑或有开有塞。从法家立法原则的主流看，他们主张打破陈旧的历史传统与习惯，提出了变法、更法、不循今、不留古的主张，而落脚点则是有开有塞。从历史发展看，对法家的开塞应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但主流是积极的，起过进步作用。

法家提出的立法原则，有许多精湛之论。可是这些闪烁着光辉的珍珠却被穿在君主专制的线索上。在他们看来，整个国家与臣民都是君主的用物，正如韩非所说：“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34]臣民只有对君主有用才有存在的价值，“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35]。如果臣民不能为君所用，与其让他们活在世间，还不如让他们到阴间去。为了证明君主对臣民的绝对占有权，他们鼓吹臣民都是靠君主恩赐才能生活的。“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众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职以待君令。”[36]意思是：万物生长靠天地，民众生活靠君主。从理论上论证君主对臣民有生杀予夺之权，最便当莫过于把臣民的一切都说成是君主恩赐的，或把臣民本身说成君主所有。国家、臣民既然都属于君主，那么法从根本上说也只能是君主的私物和用具，正像韩非所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7]韩非又说，法、术、势是帝王之具，因此法令也只能由君主独操：“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38]这样一来，与他们所说的一些立法原则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境地。原则尽管讲得很高明，但君主一句话便可化为乌有。在君主权力面前，高明的原则很容易变成漂亮的空话。一切都由君主来决定，自然治乱也由君主的品格与能力来决定，“所谓治国者，主道明也；所谓乱国者，臣术胜也”[39]。臣术之所以胜，还在于君主暗。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有善法，法又能否实行，当然也要看君主的品格了。《管子·任法》篇说，今天下，“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原因就在于没有“圣君”。在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下，法只能落入这种可怜的境地!

❹ 论述人民民主原则在我国立法中的体现

群众路线是立法的生命线.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但如何了解和吸收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何将人民意志和利益用法律的形式具体化和明确化呢?这就需要实实在在地在立法过程中贯彻群众路线.忽视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就会影响和损害人民群众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失去很重要的内容；就会使国家立法工作失去人民群众的监督,出现利用立法谋私、利用立法侵犯人民利益的恶劣倾向；就会造成法律制定得很多群众却知之甚少、法律得不到群众的尊崇信仰、法律的制定与适用严重脱节等后果.
如何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
一、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
从建国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缓慢,同时,国家立法权也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专属,也即只有全国人大代表才能参与立法.适应新的历史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需要,1982年宪法和几经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分别将立法权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和经济特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权力机关的授权立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授予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二是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授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可以理解,因为地方权力机关是地方人民意志的代表,可以在不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各地普遍遵守的行为规则.但为什么要进一步授权各级人大常委会立法呢?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报告中对为什么要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曾这样解释：“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但是人数多了,又不便于进行经常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所以,适当扩大常委会的职权是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效方法”.[1]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增设常委会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但是,人大常委会从最初不具备立法权到可以“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这一职权已不是“适当扩大”而是扩大得很大了.立法实践也证明,十几年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数量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法律、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和地方性法规都是由各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与代表大会相比,人大常委会实际上已成为国家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其立法对促进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十分宽泛并经常性地行使这一职权,又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
第一,人大常委会立法,容易使法律制定后的民意代表性大打折扣.法律应当是所有人大代表对各自收集民意总和的归纳、总结和提炼.立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首先取决于决策参与者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在立法机关中,全体组成人员的共同参与是保证立法决策达到最佳效果的唯一途径.而我国有立法权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是通过层层间接选举产生的,间接选举本身就不是充分和直接反映民意的有效方式,由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中再选举极少比例的代表委员（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人数就不足全体代表数量的二十分之一）去进行经常性立法,显然会使法律与广大选民的直接愿望距离更远.而且,现在各级代表大会中普遍存在官员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名人代表占绝对多数的倾向,由代表大会进一步选举出的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更清一色是从各级党政岗位上退下来的领导干部,普通的工人代表、农民代表或者其他的群众代表在人大常委会中几乎不能占有一席之地,由各级各类官员组成的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则更容易模糊甚至扭曲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
第二,人大常委会委员立法,容易僭越和侵犯其他代表的立法权.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在运作机制上区别于其他国家机关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权力机关必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是全体组成人员直接、平等、统一和集体行使职权所作出的决定才具有法律效力.而从全体代表中选出极少部分代表去参与立法决策就违背了上述原则,也容易导致常委会的意志与代表大会的意志不相一致.从另一方面讲,在间接选举中,下一级人大代表选出上一级人大代表,两者之间就是另一意义上的“选民”与代表的关系,“选民”要求并信任代表在立法机关直接反映自己的意愿（这一意愿从理论上讲应当是原始选民的意愿）,而代表在征得“选民”同意之前,就无权将“选民”的授权予以让渡和转委托（因为每一个代表都是以自己特定的人身权与“选民”相联系并去反映“选民”利益的,而与人身权相联系的权利是不得单方面让渡和转委托的）,同时,代表受“选民”委托参与立法,其意义不仅是在代“选民”行使权力,更重要的也是在履行不可推卸的义务.所以,常委会委员参与立法如果不能等质等量地反映本级代表大会的意志,如果没有得到本级代表大会的下一级全体人大代表（作为特定选民的代表）的授权,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和放弃本级其他多数代表的立法权为代价的.
第三,人大常委会从事经常性的立法活动,容易失去代表监督,造成立法专横.国外的议会也设有各类常设委员会,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国外议会的常设委员会仅仅是议会的工作机构,而不能独立行使职权,不管一院还是两院,议会的权力是高度统一的,只有全院会议统一和集体行使权力才能作出任何有法律效力的决定.而我国的人大常委会是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经常性独立行使职权的机构,它的权力很大,所以有人把常委会称为“议会中的议会”,把常委会委员称为“代表中的代表”或“议员中的议员”.由于我国各级人大代表多是兼职的,闭会后,就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就使得代表选出常委会委员后对他们的监督产生许多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常委会也容易放松与代表的联系,失去主动接受代表监督的自觉性.事实也是如此,各级人大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在加强与代表的联系、广泛征求代表意见等方面做得很不够.常委会制定的许多法律,从草案的提起、草拟到常委会的讨论、审议直至表决通过,同级人大代表既不知情,也不能参与其中 （仅有极个别代表能被邀列席常委会会议）.没有代表的广泛参与,失去代表的监督就很难保证常委会立法不偏离全体代表的意志和群众意志的轨道,造成立法的专横与偏颇.
虽然存在如上所述诸多弊端,但在目前情况下要改变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这一制度显然是行不通的.一些同志曾建议大幅度减少人大代表人数,并使人大代表专职化,从而收回常委会的立法权,使人民代表大会议会化.要落实这些想法也有许多实际困难.既要坚持和实行人大常委会立法,又要使这一立法不偏离人民意志的轨道,就必须充分发挥广大人大代表的作用.
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人大代表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一项重大职责就是参与制定国家法律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就十分明确地揭示出了人大代表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职权、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立法权本质上属于人民,人民群众选出人大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将自己的意志集中起来反映到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集体表决的形式将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人大代表是将人民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和法律意志的直接决定者,是立法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让渡、放弃甚至漠视立法权,人大代表就是尸位素餐,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失职.
从另一方面讲,法律的制定也必须充分吸取广大人大代表的智慧和经验.人大代表来自人民群众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最广泛的民意代表性,与人民群众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在这个基础上,人大代表深入群众,广泛调查研究,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反映到权力机关,再将法律案拿到群众中反复征求意见,然后通过权力机关将群众的共同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才会使法律最大限度地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具有真正的人民性.人大代表“从群众中来”,听取群众的意见,为立法活动提供可靠依据,而在法律制定后,还必须“到群众中去”,将法律的精神在群众中广为宣传,“把法律再交到人民手中”,并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这样才会使法律深入人心,成为亿万人民群众自觉遵守的神圣准则.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加强权力机关组织制度的建设还面临着许多新课题,人大代表实行兼职制度,人数很多,代表执行职务还缺乏相应的时间、物质和组织等方面的保障,这就决定了广大代表不可能经常性地直接行使立法权.由人大常委会在闭会期间代替代表大会独立行使立法权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是适合现阶段国情的.但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必须以代表大会全体组成人员的意志为坚实基础,紧紧依靠广大代表.如何有效地预防和克服常委会立法过程中潜在或已暴露的危险因素呢?答案是,常委会必须切实加强与广大代表的联系,充分听取代表的意见,主动接受代表的监督.
早在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加强同代表联系的几点意见,对联系代表的原则、内容和方式都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各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先后对联系代表制度作出规定.但在立法过程中,人大常委会与代表的联系制度基本上处于虚置状态,使得立法活动严重脱离广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是由广大代表选举产生后开展工作的,人大常委会与代表之间的关系就如同代表与广大选民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在制定法律的每一个环节上都要主动与代表联系,广泛听取代表意见,使代表虽然不直接行使立法权,但法律制定后却反映了全体代表的意志.
但是,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开展立法只有建立在代表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上才会获得成功.代表联系群众是代表制度的生命源泉.在多年的立法活动中,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人民群众与立法机关之间桥梁和渠道的重要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多层间接选举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最重要原因.多层间接选举使上一级代表直接面对的不是广大选民,而是下一级人大代表,这就模糊和淡化了人民群众与代表之间选举与被选举、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弱化了代表时刻扎根群众、体察民情、为民请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削弱了法律制定后的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为此,需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选举制度,在县一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使省一级人大代表都由直接、差额和竞争选举产生,这样做必将激发起人民群众直接表达自己意愿和积极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并促使广大代表用须臾不能脱离群众、丝毫不敢怠慢人民意愿的高度责任感去对待群众和联系群众,真正做人民群众在立法机关的代言人.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在全国实行直接选举目前确有许多困难.但将直接选举扩大到省一级人大代表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省一级权力机关组成人员都由直接选举产生,就可以从根本上保证群众路线在权力机关得到充分落实,从而保证地方立法的民主化；也可以从根本上保证全国人大代表虽然是间接选举产生,但其群众基础和民意代表性却是十分广泛和坚实的,从而进一步保证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就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真实体现.
为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需要改革现行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结构.现在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太多,而真正的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很少.与此同时,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大多数都是由政府作提案人,并由政府及有关部门起草,同时又缺乏相应的立法制约和立法回避制度,如果再交由各类官员代表或委员去讨论、审议和表决通过,最后又交由政府部门去执行,这实际上就出现了立法与执法的主体集于政府和官员一身的情况.由执法者去行使实际的立法权,就很难保证出台后的法律不偏离广大群众的意志和利益.
法律既然是绝大多数人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就应当让绝大多数人的代表去参与立法,在法律中表达自己的愿望.为此,除了改革现行的立法提案和起草制度外,还需做两项工作,一是改变人民代表大会组成人员状况,切实减少官员代表数量,大幅度增加基层和普通群众代表,二是改变常委会组成人员状况,使常委会中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曾担任过各种领导职务的老同志,更要吸收一批来自普通群众和社会各界、具有较强社会活动能力和议政能力的委员.这样,就可以在人员结构上保证全体人民在立法机关都有自己的代表,都能在立法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三、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
第一、全体公民有权参与讨论和创制法律是民主化立法体制的应有之义.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利益关系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仅仅依靠民选的立法代表已经越来越难以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需要,而公众的直接参与则可以弥补代议机关在反映民意方面不够充分的缺陷.将一些与全体公民切身利益休戚相关的重要法律交由“全国讨论”或实行“全民公决”方能生效,是许多国家的宪法规定.美国、俄罗斯、法国、瑞士等国都实行这一制度,使全民讨论或全民公决制成为重要法律制定的必经程序,以保证公民直接行使立法权.
第二、全民参与立法与马克思主义立法思想也相符合.马克思说：“应当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它应当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2]这就强调,法律应当是人民群众自觉和真实地表达自己意志的结果；法律创制的全部过程,就是反复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意见逐步归纳和抽象出来,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人民共同意志的过程.列宁则进一步指出,立法要依靠人民群众,“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3]毛泽东同志对全民参与立法也作了充分肯定,并在总结“五四宪法”制定过程的经验时对这一民主立法方法作了科学概括,提出“制定法律”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意见相结合”,并强调指出：“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4]可见,毛泽东同志早在领导制定“五四宪法”时,就把自己提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立法实践了,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有以下好处：一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直接行使当家作主权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决策权,人民群众参与讨论法律,就是参与行使国家最高决策权.二是有利于法律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有利于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立法工作的监督.三是有利于人民群众接受并自觉遵守法律.征求意见的过程,就是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全社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过程.人民群众是法律的积极创制者,也必然是法律的忠实守护者.
现在,立法的数量与规模已相当庞大,我们试图用法律调整的范围已触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只要我们用人民利益至上的观念,用民主、公正、平等、效率等法律所应具备的基本价值观念去考察和审视这些法律,就会发现其中为数不少的一部分存在扩大和保护部门利益、规避部门责任和义务、限制甚至侵犯和剥夺公民的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现象.这样的法律非但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崇尚信仰和自觉遵守,相反却会损害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与尊严,阻碍和破坏依法治国方略的顺利开展.
要使法律切实反映和保护人民利益,必须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立法思想,让人民群众真正做制定法律的主人.在既往的立法程序中,存在片面追求立法速度和数量,片面依赖和迁就实际部门、执法部门和管理部门立法主张的问题.而对执法相对人、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和要求听取不够；存在关门立法、片面依赖各机关相互协调和制约、甚至出现利用立法争权夺利的问题,而对立法透明、允许人民群众对立法提出批评意见,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进行外部监督做得不够.
我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人治观念、官本位思想和官方权力无限扩张并凌驾于公民个体权利之上的因素根深蒂固.法律是用来“保民”还是“治民”、“治民”还是“治吏”必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立法领域中一对十分尖锐的矛盾,如何坚决和正确地处理好这一立法中的矛盾事关社会主义法律能否具有真正的人民性及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得失.为此,我们需要对已经制定的法律做全面的回顾与检视,将它们交给群众广泛讨论,让群众去给法律评价和打分.对人民群众不满意的规定要及时删除和修改,对“法外”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要及时肯定和补充进去.用这样实是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已经制定的法律,不仅会使这些法律充分反映人民利益,而且会对全社会进行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从而极大地促进法律制定后的顺利实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重要法律草案交由全民讨论已有不少先例,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民主化步伐的加快,不少重要法律都将要交由全民讨论.国务院及其部门、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地方政府已成为国家立法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近年来它们的立法活动十分积极活跃,所立法律数量已占国家法律的绝大多数.但在它们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向人民群众征求意见的事例却十分鲜见,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它们的质量,对它们反映和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程度产生怀疑.
在没有建立完备的违宪审查机制的状况下,要对各类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进行有效监督将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即便设立一种官方的审查机制,其工作量的纷繁和复杂也将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此,要成功地对立法进行监督,我们不能不将目光投向人民群众.为保证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不偏离人民利益的轨道,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加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将法律交由人民群众讨论,国务院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则更有必要将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交由人民群众讨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宪法和法律内容的具体化,与人民群众更为接近.在特定的领域、特定的区域,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向法规调整相对人征求意见,也将更具体、更便于操作.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一旦面向人民,就会不仅将政府部门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更必须将政府部门的义务和法律责任明确化和具体化；不仅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义务和责任明确化、具体化,更要将他们的权利明确化、具体化；不仅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职能,更要强调管理职能本质上是一种服务职能,强调人民群众在政府面前的平等,尊严以及对政府的监督权.
四、立法过程公开化
列宁曾经指出：“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没有公开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5]强调公开性,目的是使人民能够了解和参与.贯彻立法中的群众路线,让群众参与立法,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求立法过程公开化.公开是知情的前提.制定法律的过程是充分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科学地集中人民意志的过程.而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必须以立法的公开化做保证.公开立法过程,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才得以了解情况和广泛发表意见,立法机关才得以广听博纳,集思广益.
在西方一些立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对立法民主原则的落实,总是与立法过程的公开相联系的.[6]不仅法律草案的拟制和审议公开,法律草案的表决也公开.有的国家规定,拟定法律法规必须用公告的方式刊登消息,就法律法规名称,制定机关、立法意图及主要内容公布于众,并给予民众特别是法律法规调整的相对人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表达异议的机会.如美国行政程序法规定,联邦各部制定规章的建议必须用通行方式刊登于《联邦登记》上,然后,行政机关必须给利害关系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供书面材料、书面意见或者辩词,通过以上的方式让他们参与制定规章的程序；同时,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行政机关都应当考虑.[7]
公开法律草案的拟制过程,目的是将法律从制定之初就纳入民主程序,征寻并认真考虑民众意见.在对法律草案的审议过程中,有些国家对议员在立法会议上的发言都详细记录在案,并在立法机关的公报上发表,即便在对法律草案的表决中,西方议会也要公开化,表决有时采用唱名表决,记录在案,可供公民查阅,也可公布谁投了赞成票可反对票.将表决者的姓名与投票情况公开,使选民知道他们所选出的议员是在代表了他们的意愿.[8]为使公众尽可能快与多地知道立法机关开会议事的情况,有的国家还专门规定允许对之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如奥地利宪法第33条规定,如实报道国民议会公开会议及其下设委员会活动,一概不受追究.德国宪法规定,对联帮议院及其委员会的公开会议作真实而准确的报道,不得因而引起任何责任.许多国家都用电台或电视台对议会的辩论进行实况转播.[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化迈出了重要步伐.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将党和国家的一些重大决策、重大活动公开化,让广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而立法权是国家最高决策权,立法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立法活动公开化就是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都强调,要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这就意味着,立法决策与改革和发展的决策息息相关,而立法机制的民主化程度又直接决定了立法决策的水平和效率,并反过来影响改革和发展的成败得失.
为保证立法决策民主化,首先要公开立法过程.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及其常委会会议都公开举行,允许新闻单位公开广泛报道.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就是新闻单位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都规定了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言论免责权和人身特别保护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保证他们能够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包括对立法工作发表不同意见,有助于在立法过程中百家争鸣、集思广益.而人大代表的立法意见必须通过新闻媒介公诸于众,才能使人民群众了解情况、辨别取舍和积极参与立法.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活动的公开程度、新闻单位对立法活动作实质性和深度报道的程度,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律情况的了解和参与,影响了法律制定后的生命力.
现在,立法活动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开化不够.一部法律从法律案的提出到法律草案的审议和表决通过,人民群众能够了解的信息十分有限.仅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活动来说,从委员长会议的举行到常委会会议的召开,从法律草案的交付审议到常委会的一审、二审、三审和表决通过,能见诸新闻媒体的绝大多数只是一些简短得有些乏味的消息,即便登载委员们的讨论意见,也基本是肯定的意见,片言只语,了无新意.至于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它们酝酿、讨论、形成的过程,人民群众则几乎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发表意见.同样地,纷繁复杂的地方立法也存在这个问题,甚至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通过地方性法规后,不经过多方协调,就迟迟不能在一省的党报上刊登.立法活动脱离群众,就会使人民群众漠视立法,对法律缺乏起码的内心认同.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立法公开化没有制度保障.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主要靠机关和部门立法,虽然将群众路线作为一项重要立法原则,但对如何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却缺乏方方面面的考虑；在立法活动的报道中,新闻审查过多,尤其是对立法中不同意见的报道过于谨慎,将大胆报道立法过程中不同意见甚至相反意见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和党的宣传方针对立起来；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舆论阵地；对立法工作的宣传,还没有被提到对国家最高决策工作宣传的应有位置上,有关部门对国家经常化的立法活动没有制定统一和足够的宣传报道制度.二是新闻媒体在立法报道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在具体工作中表现为突击性、任务性的报道多,经常性、自觉性的报道少；程序性、结论性的报道多,充分反映立法机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鲜活报道少；宣传方式单调,人大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差错时有发生.不少从事人大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对宣传立法活动没有兴趣和积极性,每次召开人大常委会会议,他们只例行公事地去听一听,写一则简单消息,而常委会分组讨论和审议法律草案时,委员们的精彩发言和各种不同意见,记者却很少坚持听会并努力去作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立法报道了.可见,要真正实现立法公开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要从观念上充分认识到,没有立法公开化,法律制定后就不会产生预期效益；要将立法公开化纳入制度化轨道；要努力培养一支既熟悉法律又懂新闻的稳定的专业化的立法新闻采编队伍.

❺ 立法为民含义

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
首先建设法治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前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性;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条件;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保障。
其次，树立法治权威。“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一方面，就党而言，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另一方面，就社会成员来说，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要保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
再次，运用法治思维。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表明，今后的改革将逐步由过去的政策主导型转向法律主导型。要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发挥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作用。要不断推进国家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法治化、规范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高度关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司法的公正、法治的力量。要用法治思维化解改革风险，用法治方式推进改革有序进行。把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统一起来。
最后，形成法治文化。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也是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形成法治文化是一篇大文章，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层面来看，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重要内容，要把法治教育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
从社会治理的层面看，要把依法解决纠纷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式，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从干部考察和选拔层面看，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党员干部应该带头遵法守法;从法治教育的层面看，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使全体人民都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❻ 执法为公,立法为民谁说的

执法为公执政为民是由胡锦涛同志在其任期内提出的。
执法为公执政为民是由胡锦涛同志在其任期内提出的，执法为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光荣的人民警察，就要从国家、集体、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出发，执法行为要公平，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要全心全意的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一个合格的人民警察。

❼ 以民为本立法为民把什么贯穿始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❽ 人民警察为什么要坚持立法为公，执法为民 如何才能做到立法为民，执法为公

因为人民警察工作的本质便是为人民服务，所以称之为人民警察。人民警察这个集体回的存在就是为了保答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如何做到，便是需遵循上级领导指示，故上级领导应首先严于律己，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其次，应该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观念，并坚持实行不动摇。适当的，可以惩奖做得不好和做的好的同志。
培养出这样的习惯是关键，要让这种观念牢牢记在脑子里。

❾ 从我国法律运行的过程，论述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800字）

8个字就够：立法为民，执法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