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的法治思想

❶ 商鞅提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什么意思

释义：法律条例，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国政的根本，只有实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

出自：战国《商君书》定分第二十六

原文：“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

释义：法律条例，就是人民的生命，是治理国政的根本，是用来防备人民的

(1)沈家本的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篇、《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和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此书之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君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庞杂，其中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可谓洋洋大观。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

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惠王对公叔痤嘱托不以为然，也就没有照做了。公孙鞅听说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欲收复秦之失地，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商鞅三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只有霸道得到秦王的赞许，并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大良造。

❷ 结合法律的重要性以及我国现状，谈谈全民守法对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意义

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全民守法是法治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全社会成员的共同意志为内容形成的法律规则体系，其生命力也必然在于全民守法。全民守法，事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保证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全局的迫切需要，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迫切需要，是在新的起点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迫切需要。

全民守法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法治从本质上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愿望和根本利益的反映，因此自觉守法是主体地位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家，封建文化中的人治、专制、等级等观念与现代法律精神格格不入。公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必须建立在全民守法的前提之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需要全民守法去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需要全民守法去弘扬和传递，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需要全民守法去推动。全民守法是法治建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理论走向实践、从精英走向大众的必然趋势。苏格拉底说：“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守法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行为规范，一种生活方式。近代法学家沈家本说：“法立而不守，辄曰法之不足，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觉地遵守和执行法律是对公民的基本要求。只有全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尊崇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才不会仅停留在纸面上。

全民守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民守法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社会管理的目标在于法的实现。社会管理说到底就是依照法律来治理社会，使社会管理活动依法进行，从而实现秩序、民主、公平和正义。全民守法是政府和公众在良性互动中实现善治的前提。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利益矛盾相互交织，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法律知识释疑解惑，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矛盾，善于运用法律机制理顺社会关系。群众的广泛参与是现代社会管理的重要特征。当前，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动和调整，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意识明显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一些人在利用互联网等手段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各项权利时，因为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而造成网络侵权。群众不仅是社会事务的参与者，更是良好秩序的建设者。公民在社会管理中不能扮演消极的、被动的角色。全民守法是群众有序参与社会管理的保证，只有全民守法，人民群众才会在社会管理中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形成法治共识，社会管理创新才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法治基础。

全民守法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客观需要。守法是全民的责任，也是全民的福祉。全民守法是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实现公民权利的保障。科学立法是把人民群众的意愿通过宪法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全民守法则是依靠人民群众把宪法法律付诸实践。法治建设的目标是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人民不仅是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实践主体。只有坚持全民守法，才能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遵守法律的现实的和潜在的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全民守法的核心就是依法行使权利，积极履行义务，使自己的全部活动都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利益多元化、利益格局分层明显，公民对涉及自身利益和权利问题十分敏感，公民通过法律渠道表达诉求、运用法律武器维权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全民守法是一种积极主动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理性表达和捍卫权利的动态过程。只有坚持全民守法，才能够将人的需要转化成法律上的权利。守法与维权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守法是维权的有力保证，而维权也必须依法进行。人民群众在通过信访渠道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必须维护党和政府的威信，维护社会稳定。

全民守法是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的内在要求。一个有活力的稳定社会必然是一个全民守法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规范市场行为、调节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良好的社会秩序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有序流动、物流资金流安全，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能力和创造力。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不仅有利于化解各类矛盾冲突，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

❸ 沈家本的"法治"思想主要包括哪些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重视法理学研究
清朝末年,为了适应改革法制的时代需要,沈家本大力提倡推求法理、重视法学研究。他把法理学研究看成是法律工作的先导。要明法必须先要明理,而明理的重要途径就是提倡法理学研究。沈家本认识到近代各国法律著作浩如烟海,在庞杂的法律著作面前,法学家只有“会而通之”,才能做到“折衷而归一”,寻找到切中时弊的药方。
沈家本不仅从司法实践和法制改革方面强调法理学研究的重要性,还通过法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来说明恢复和发展法理学的必要性。法理学从战国时期最为发达到清朝法学逐渐衰落。尤其是清代,清代名卿纪昀(晓岚)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所收法律书目甚少。持法名公巨卿尚且视法学为无足轻重,其余小吏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沈家本认为,及时恢复和发展法学,在清朝末年尤为必要。沈家本已经觉察到,法律和法学发达与否,与政治关系极大。法学盛衰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在两方面: 一、“法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法学盛衰即使不能必然导致政治盛衰,也能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二、沈家本意识到,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中,主导因素仍然是政治。政治腐败,就会产生“有法而不守,有学而不用”的现象。历史上法学繁盛时期,都是与统治者重视法律、提倡法学分不开的。为了推动法学的发展,沈家本极力主张恢复律博士这一官职。沈家本渴望法理学能够在中国由衰而盛,他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所谓“宪政”上。
沈家本对于法律的概念进行了探讨，但是他没能说明法的产生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他不仅从表现形式方面探讨了法律的概念，而且极为重视法的内容与作用。认为治理国家不能没有法律，而且实行法治要以仁道为宗旨。他种思想明显是与“恶法优于无法”的论调有别的。他的法权统一的思想批判了封建主义等级特权观念，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认识到不应以法律泄私愤，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他和许多儒家贤哲一样，也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教养为主，惩治为辅。同时他也十分重视执法的问题，持平执法，不仅会弥补恶法，而且也会使社会安定。而这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取决于执法者。所以他很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
二、确立中西结合的修律思想
沈家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变法思想,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沈家本在主持修订法律期间,始终坚持“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修律原则。他既反对数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对门户之见,一概摒弃西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学习西方法学理论和研究西方法律制度,因此,日本法学界也是“名流辈出,著述日富”。沈家本以此说明西方法学确有可学之处。沈家本提出法学研究要结合古今,甄采中西。
为了使修律能够符合清末统治阶级的需要,沈家本明确提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他反对重型酷刑，而且在他的坚持下，它们也在大清律中被废除了。对于在菜市场上执行死刑，他也极为愤慨，认为它是对于社会没有好处的。罪刑相宜，，罪刑法定，反对比附，这些在今天的法律中也都得到了体现，这说明他的思想在当时之先进与正确。改良监狱，认为应该是感化人，而不是单纯的惩罚，改造人。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在近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法律观的影响,继承了中国古代德主刑辅、以仁统法的法律思想,对封建末期极端专制主义的法律制度和法学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近代中国法学和法律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由沈家本负责修订的新法,虽然由于“礼教”派反对而大多数没有被颁布实施,但他在法学上的建树是应当肯定的。

❹ 论述中国古代法律上礼治与刑治主义的关系及主要表现

在中西法治思想中，由于法治的概念的差异，法所包含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法治思想中的法主要是指刑法，在很多时候刑就是法的代名词。"刑，常也，法也。"中国历代法典，其主要都是刑法典，"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与此不同，西方法治思想中法的内容有"实在法" 与"自然法"之分，实在法是指世俗社会由国家机关定的法律，它只有合乎自然法所体现的正义，才称做法，否则就是"恶法"，而恶法非法，自然法才是真正的法、永恒的法，它既是评价实在法好坏的价值标准，也是刻在人们心坎上的理性光环。在这里，西方"法"的外延无疑大大大于中国"法"的内容，西方自然法的含义同中国的法的内容无论在价值上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具有可比性。单就西方"实在法"的范围而言，也比中国传统法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它包括刑法法规、民法规范、司法法规、行政规范、教育法规、婚姻家庭规范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规范和原则。沈家本告诫世人，西方"法"的内涵不单单是"刑"，他总结道："说者谓西文’法’字于中文中有’理’、’礼’、’法’、’制’之异译，不专指刑法一端"。在西方法的内容中，似乎也包含着中国传统"礼"的内容。同西方绵延不绝的法治传统相比，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统治模式则是"礼法互补"或者"礼主刑辅"，甚至认为中国传统之"礼治"具有普世价值，"未来社会秩序越来越倚重于’礼’"。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礼治是人治的基础"，从法治与礼治的基本价值的相异来说明"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要清除’人治’的影响，必须破除封建’礼治’观念"。进而，有的学者提出从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便是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转变。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法治与礼治的关系，中西方礼治与法治的不同，以及中国现代思想的转型？

首先，应该明确何谓"礼"？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对礼的论述最为集中和系统，"礼者，养也"。养，也就是供养和给养。具体而言，"礼，就是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包括音乐文采等精神需要。礼，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而制定的制度和规范。"

而"礼治"便是统治者按照"礼"所规范的社会等级次序和人伦关系来治理国家。礼治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强调人情是法律的核心，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所以它并非排斥法律的作用，而是认为礼治的作用更为根本，能够使之对社会成员的控制由肉体转向精神。"礼治"同"德治"一样，在强调君主权威的同时，也强调君主的自律与自守；在强调治民的同时，也强调重民保民。而且，更重要的是"礼治"的主张使专制主义披上了温情的外衣，以强大的宗族伦理来缓和中国传统法治所造成的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滥刑滥罚，使"法"在实施时能得其"中"。进而言之，"人治"与"礼治"有着密切但非普遍性的联系，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正是"礼治"秩序的存在为"人治"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刚性支撑；但是，从整个世界文明的进程来看，"人治"社会的存在并不是总是由"礼治"秩序来得以保全。中国也并非"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人治"、"礼治"之谓皆出自政治学方面的考量，这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渗透社会的明证。

同西方的"法治"相比，中国"礼治"观念在形成发展的脉络、崇尚的基本价值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就其形成的基础而言，中国古代的"礼治"是建立在宗族伦理观念之上的等级秩序和权力崇拜，而西方"法治"是建立在自然权利观念之上的平等秩序和权力制衡。就治国模式而言，中国古代的"礼治"强调以人情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强调统治者道德表率作用于立法建制。中国古代设法立制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和谐社会， 可以说政、法是治标，德、礼才是治本，对社会的治理是由里而及表。而西方"法治"是以理性为中心，以制度为基础，社会治理由表及里。在当今社会，"礼治"中所浸淫的"天人合一、礼让和谐"的道德精神和"治人治其心"的治国理念是推进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法治文明建设的不竭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礼治在当代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决不能因此认为"礼治"具有普世之价值。更重要的是，礼治秩序中对人情的关怀和对等级的维护构成了中国迈向法治的社会的巨大障碍，法治社会所倡导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往往会因为受传统观念之"讲人情、不讲规则"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影响而如履薄冰、寸步难行。儒家内核之"礼治"观念同现代政治文明的大体相悖则成为学者在文化层次上否定"中体西用"论的主要依据。在由中国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礼治"观念总体上终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是其中所浸淫的道德理念将分别渗透于"法治"和"德治"的价值之中。

❺ 近代意义上的法制原则始于什么法

近代意义的法律体系的出现是在清末沈家本修订法律之后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惇,号寄簃,浙江归安(吴兴)人。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侍郎、大理院正卿、修订法律大臣等职。沈系清末法学名家,撰有《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等许多法学著作。本文拟就他主持清末修律的成绩和有关的法律思想,略作论述。1
20世纪初年,清王朝在危机加剧、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为苟延残喘,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被迫改变统治策略,于1901年宣布实行他们原来所深恶痛绝的“新政”和“立宪”。修订法律就是实行“新政”、推行“宪政”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近代法律体系的思想渊源
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法产生于这个时代，有它的理论背景和特定的社会背景。这个特定的社会背景就是：受近代启蒙哲学和古典经济学深刻影响的近代法律体系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局限性。经济法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传统法律体系的局限，使法律与已经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已经改变的社会道德观念重新吻合起来。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经济法的产生是对传统法哲学和经济学以及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石上的近代法律体系反思的结果。
二.近代法律体系的特点
（1）基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将法律分为公法、 私法两大法域。其中，以调整私人关系，保护私权为目的的，为私法；规范国家行为限制公权力扩展的法律，为法。
（2）在公法领域，在建立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础上， 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3）在私法领域，基于人人平等、同质的假设， 对民事主体进行高度的抽象，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权利义务体系。

❻ 沈家本法律改革思想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 “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1 ] 。

一、融会中西、兼收并蓄: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概述

沈家本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变法思想,从“法与时转”、“法与时宜”的观点出发,他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认为法学研究要结合古今,甄采中西。他说:“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会而通之,以推行于世?”[2 ]也就是说,学不分新旧中西。这就是他反对门户之见,对待中西学说的态度:

“今者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朝廷设馆,编纂法学诸书,将改弦而更张之矣。乃世之学者,新旧纷,各分门户,何哉? 夫吾国旧学,自成法系,精微之处,仁至义尽,新学要旨,已在包涵之内,乌可弁髦等视,不复研求。新学往往从旧学推演而出,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

外情理二字。无论旧学新学,不能舍情理而别为法也,所贵融会而贯通之。保守经常、革除弊俗,旧不俱废,新亦当参,但期推行尽利,正未可持门户之见也。”[ 2 ]沈家本还从实践与理论的关系指出中学“多出于经验”,西学“多本于学理”,“不明学理,经验者无以会其通,不习经验,则学理亦无从证其是。经验与学理正两相需也”[ 2 ]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法学与近代法学各有所长,所以法学者应当“保其所有而益其所无。”[ 2 ]正是从这种态度出发,沈家本在主持修订法律期间,始终坚持“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2 ]的修律原则。他既反对数典忘祖、一味推崇西法;也反对门户之见,一概摒弃西法。他对两派都提出批评:“方今世之崇尚西法者,未必皆能兴深明法之原本,不过籍以为炫世之具,几欲步亦步趋亦趋。而墨守先型者,又鄙薄西人,以为事事不足取。”[2 ]为了使修律能够符合清末统治阶级的需要,沈家本明确提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之为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之为愚。”[ 2 ]

二、仿行西法: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的重心

如前所述,沈家本既反对单纯推崇西法;也反对一概摒弃西法。可是在仿效外国和遵循传统这两者之间,笔者认为沈氏的态度并不是两者并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沈氏更为强调仿行西法,甚至以“折冲樽俎,模范列强”作为变法的宗旨,以西方法律为标准,把变法修律等同于制定西方化的各种法典。

沈家本生活在19 世纪末,经历了外国侵略带来的掠夺和屈辱,目睹了中国因为落后被列强侵略、掠夺,江山残破,民不聊生的局面,危难的局势激发了他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强国富民的价值追求,而这种意识和追求又推动了他寻求治国安邦之道。沈氏为了解除内忧外患,拯救国家危亡,当然就推崇西方法制,希望清朝统治者仿效外国,治理国家。不过,沈氏更为偏重仿行西法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首推长期困扰清政府的领事裁判权问题。

所谓“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乃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在强迫中国与之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依照这种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只能由该国领事,或由其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据其本国法律裁判。

作为近代中国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重要标志,领事裁判权使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在近代中国,领事裁判权制度是西方列强蓄意践踏中国主权,通过侵略战争,用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强行建立的。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正式确立于1843 年7 月22 日在香港公布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其附则》及随后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第十三款规定:英国侨民与华人“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移请华官公同查明此事,既得实情,即为秉公定断,免滋讼端。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华民如何科罪,应治以中国之法,均应照前在江南原定善后条款办理。”[ 3 ]这是西方列强在华取得领事裁判权的第一个条约依据,它的订立,标志着领事裁判权制度在中国的产生。此后,列强接踵而至,叠相效尤。领事裁判权的适用范围也越来越大,外国领事取得了观审权、会审权,以及会审公廨中的司法审判权,以致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 4 ]的奇怪现象。这正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深刻写照。

领事裁判权不仅破坏了清政府的司法最高主权,也给清政府造成了难以吞咽的苦果。涉外案件由于对中外双方适用法律、司法管辖都不同,致使民众生命与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沈家本所编《刑案汇览三编》,特置《中外交涉刑案》一卷,已痛切感受到这种危害。更让清政府揪心的是,领事裁判权直接危害了清朝统治。由于领事裁判权的存在,在各通商口岸的租界内,清王朝的政治和司法权力管辖不到,就在这所谓的“国中之国”,为那些对清政府不满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有了一定程度暴露对清朝廷不满的自由。因此,不受清王朝法权管辖的各口岸租界,特别是上海租界,成了民众,特别是资产阶级鼓吹改良或革命的言论之地。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派,都利用过租界。对资产阶级在租界的活动,特别是革命派的反清活动,清王朝既恼火又无可奈何,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这种心境,在著名的1903 年上海苏报案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5 ] 。

自清政府意识到领事裁判权的严重危害后,领事裁判权问题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而在1902 年清政府对外续订商约时,英、美、日、葡四国又对中国发出了迷人的诱惑,四国声称:如果中国能整顿本国法律使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他们即允弃其治外法权,“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以期

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 6 ]由此,回收领事裁判权成了沈家本变法修律最重要的动因。诚如沈家本所言:“夫西国首重法权,随一国之疆域为界限,甲国之人侨寓乙国,即受乙国之裁判,乃独于中国不受裁判,转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当幡然变计者也。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臣等奉命考订法律,恭译谕旨,原以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 7 ]

强国无术的清政府对列强的诱惑深信不疑,于是慈禧太后颁布了变法上谕:“现在通商交涉事宜繁多,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8 ]慈禧的变法上谕以不可违抗的命令限定了沈家本变法修律活动的范围,把中国法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如此修律完全不顾中国的社会状况,不是以继承改造中国旧有法律为出发点,无异于把法律的变革等同与法律制度的西方化。所以说沈氏主持的清末变法修律不是中国法律的自行转变,也没有把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出发点,而是以收回领事裁判权、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的。伯尔曼曾就法律革命的论题说过:“法律中大规模的突然变化,即革命性变化,实际上是‘不自然的’。”[9 ]总体上而言,沈家本所主持的清末变法修律是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不自然的”变革,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的重心亦无疑是仿行西律,移植西法。

三、融会中西:沈家本法律变革思想的合理性证明

沈家本仿行西法的法律变革思想,必须经过充分的论证,才能为统治者所接受,才能真正地付诸具体的条文之中。沈家本要面对他的反对者的质疑:如果移植西方法律,不就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否定吗? 对此沈家本的态度是“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乎近世之最新之学说,而仍不戾

乎我国历世相沿之礼教民情。”[ 10 ] 沈家本论述一项法律变革方案,往往从中国古代的法律入手,追及三代之事,以证明此项变革在古时已有根源,然后概述西方各国对此的法律规定,进而力陈当今法律之弊,最终证明此项法律变革势在必行。也就是说,沈家本的策略是以中国法律比附西方法律,借此沟通中西法律,以引入西法。沈家本考证传统法律的渊源、挖掘中国传统法律学说中的精义,使之与西方法律在学理上和规范形态上趋于一致,进而把西法的规范变通为中国固有之物。此种措施其立意在于会通中外法律的学理基础,使外国法律规范易于为中国国民所接受。因此,笔者认为, “融会中西”是“仿行西法”的论证方式和手段,是为了证明“仿行西法”的合理性。

为了消除法学界内部的门户之见,沈家本曾列举大量例子,论证“西法之中,固有与古法相同者”[ 11 ] ,“举泰西之制,而证之于古”[ 12 ] 。

如法治学说,他指出:法治并不是西方的独创。《管子》就有:“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又:“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还有:“先王之治国也,使法不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这些都“与今日西人之学说流派颇相近”[ 13 ] 。因此,西方学说中的法治主义,中国古代早已有人持论,只不过宗旨不同罢了。

可见,沈家本的论证方式是在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化的依据。因此愈是变革,愈是符合自己的传统。从这种论证方法,我们可以看到沈家本在变革法律中为排除阻力,使自己的建议能被接受而做的努力,并体会到他始终贯彻如一的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变法思想。

可是,沈氏以西法比附中法,在合理之外,又显得比较牵强。他曾以《周礼》中的“三刺之法”比附西方的陪审制;以汉之读鞫乃论,唐之宣告犯状比附西法的刑之宣告;以唐宋时期刑部和大理寺的分工,比附西方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划分。沈家本甚至将把“日本全国新制,萃于《法规大全》一书”,视为是即《周官》、《通典》、《会典》诸书之流亚也。沈家本的这些不成熟乃至错误之处,反映出他借古喻今,以期减少修律阻力的良苦用心。

四、传统与现代化之博弈:沈氏无法解决的难题

如前所述,沈家本的变法修律没有把从根本上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作为出发点,而是以收回领事裁判权、维持清政府的统治为目的的。他将中国法律的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于是修订新律“专以模仿列强为宗旨”,显示出极力仿效西方制度的倾向,却忽视了中国法律的本土化发展,没有把法律置于民族利益和社会文化的视野内加以分析。结果就是,他虽然使中国法律具有了近代化的外壳,却在移植外国法律的过程中中断了中国法律的传统性。他所修订的新法律与传统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无法深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

可见,我们在研究沈家本的法律变革思想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是沈氏始终探索的一个问题就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中国的法律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化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沈家本迫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压力,又出于对西方法律制度先进性的认识,他认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标准就是西方法律制度。沈氏眼中的法律现代化是从外国移植来的,而不是在中国本土社会生长出来的。因此,沈家本无法解决的是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文本与法律实践的脱节。虽然全面移植西法,但法律实践仍按其旧,更有学者认为新法

的好处未得,原来的乡土社会的“礼俗秩序反面遭到破坏”[ 14 ] 。

然而,法律是深植于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存在的体系,而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法律的发生、发展与变化无不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这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化始终是一对难解的问题。传统文化在法制领域虽已丧失了主导地位,但它仍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法意识、法心理、法价值。我们不仅要比较研究外国的法思想、法制度、法文化,也应该充分重视研究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注重回应改造中国现实的需要,西方的法律制度不是现代化的惟一标准。

❼ 谈谈沈家本实行资产阶级法治的主张

清朝末年是中国古代法学向近代法学转变的重要时期。沈家本在这一时期负责主持修律工作，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法学的成果，这使他的法学思想迅速向近代化发展。由于沈家本在法学方面的长期探索和杰出贡献，所以他的法学思想的近代化在中国法学近代化的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笔者翻阅了沈家本的部分论著及今人对沈氏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沈家本法学思想的近代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沈家本吸收并阐发了西方近代权力分立的法学思想

权力分立的法学思想是西方近代法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思想在沈家本之前已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在中国作了初步的传布。康、梁等人要求变法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在中国实现“三权分立”的法学思想。沈家本在康、梁等人传布的基础之卜，对此思想做了更加具体的阐述。沈家本借清朝末年最高统治者不得已而同意实施宪政的机会，积极主张在中国实现政刑分离，司法独立。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的《酌拟法院编制法缮单呈览折》中指出：“东西各国宪政之萌芽，俱本于司法之独立”。他认为：清朝官制“以行政而兼司法”，不符合推行宪政的要求．他主持制定的《法院编制法》明确规定各审判衙门“独立执行”司法权，行政主官及检察官“不得干涉推事之审判”。沈家本还从中国历史卜寻找政刑相分的依据，他认为：“成周官制，政刑权分。教官之属，如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各掌其所属之政教禁令，此持政权者也。刑官之属，如乡士、遂士、县士、方士，各掌其所属之讼狱，此持刑权者也。”“近日欧洲制度，政刑分离，颇与周官相合。”他认为：汉、唐至宋代，“刑部隶于尚书省，乃行政之官，大理则裁判之官。汉代刑狱掌于廷尉，尚书出纳王命而已。唐时大理断狱上刑部，覆于中书、门下。宋时刑部设审刑院，大理断天下奏狱，送审刑院，上中书，中书以奏天子。是其时中书为行政，大理为司法，刑部特于中书、大理中间作一枢纽，惟有详议纠正之职，而初不干预审断之事，其界限尚分明也。”元代“不设大理寺，始于刑部置狱”，“司法、行政遂混合为一。”明代虽然重新设置了大理寺，但“天下刑名皆归刑部，大理寺不过复按之而已”，从此“司法行政混合之制”，“不可复分矣”。清代因袭明制，司法行政“遂为纯一混合之制”。沈家本还借《名臣奏议》中周林等人的评论，指出了元、明、清时期行政官和司法官职掌权限混合的弊端，并认为：“混合之制，古人早议其非，不自西人始也”。 在清朝末年的时代背景下，沈家本吸收并阐发西方近代权力分立的法学思想，冲击了中国古代君权至亡的封建法学思想，促进了中国法学的近代化。

二、沈家本吸收并实践了西方近代部门法学方面的理论

中国古代的法学家没有提出过同于西方近代法学中的刑法、民法等部门法学方面的理论。古代法典都是刑法、民法等法律混合编纂的渚法合休的形式，没有根据调整的对象和方法的不同而编纂的独立的刑法典或民法典。西方近代部门法学方面的理论和按部门编纂的法典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始有人倡议按部门制定法典。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曾率先提出：“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骤行内地，亦当先行于通商各门。其民法、民律、商法巾则、舶则、讼律、军律、国际公法，西人皆极详明，既不能闭关绝市，则通商交际势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无律法，吏民无所率从，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种新法，皆我所夙尤，而事势所宜，可补我所未备。故宜有专司，采定各律，以定率从。”“在这里，康有为已要求设立专门机构，制定各种部门法律，但他对部门法学的理论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也未能付诸实践。沈家本主持修律后，才对部门法学的理论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沈家本在《进呈刑律分则草案折》中对中国古代法典的特点和专定刑律的必要性作了论述。他认为：中国”往昔律书体裁虽专属刑事，而军事、民事、商事以及诉讼等项错综其间。现在兵制既改，则军律已属陆军部之专责；民商及诉讼等律，钦遵明谕，特别编纂，则刑律之大凡，自应专注于刑事之一部“”在刑事诉讼律草案的卜奏中，沈家本沦述了刑事诉讼律的重要性及历史渊源。他认为：“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盖刑律为体，而刑讼为用，二者相为维系，固不容偏废也。中国第有刑律，而刑事诉讼律向无专名，然其规程，律文中不少概见。李悝《法经》有《囚法》、《捕法》，《唐律疏议》谓：《囚法》即断狱律，《捕法》即捕亡律。此即刑诉之权舆。汉魏以降，篇目迭更，亦暨宋明，代有修改。其中如告劾、传覆、系囚、鞠狱、讨捕、斗讼诸律，规定綦详。我朝钦定《大清律例》，亦列诉讼，断狱、捕亡等目。是中国未尝无刑事诉讼律，特散见于刑律之中，未特设专律耳”。在《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的上奏中，沈家本对民事法律的重要性作了论述。他认为：“司法要义，本匪一端，而保护私权，实关重要。东西各国法制虽殊，然于人民私权秩序维护至周，既有民律以立其基，更有民事诉讼律以达其用。是以专断之弊绝，而明允之效彰。中国民、刑不分，由来已久，刑事诉讼虽无专书，然其规程，尚互见于刑律；独至民事诉讼，因无整齐画一之规，易为百病丛生之府。若不速定专律，曲防事制，政平讼理未必可期，司法前途不无阻碍”。在此奏折中，沈家本对民事审判管辖、诉讼程序等具体问题也从法理上作了论述。

沈家本在吸收并阐述部门法学理论的同时，先后主持制订了《大清新刑律》、《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等部门法律。尽管这些法律由于清朝的迅速灭亡，当时没有得到实行。但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到来。而沈家本主持制订部门法律的实践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它开创了中国法律史的新纪元，是沈家本吸收西方部门法学的理论，促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卓越贡献。

三、沈家本较早地采用了中西法制比较研究的方法

沈家本之前的中国法律学家研究法律的方法，主要是经义注疏、文字考证或应用中国各朝法律进行相互比较研究的方法。沈家本突破了这些传统的法学研究方法，较早地采用了中西法制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使沈家本研究中国历代法制的眼界比他的前辈法学家（如薛允升）更为开阔，也使他在某些问题的评论上比他的前辈法学家更有见地。例如，他在考证了周朝的教官和刑官的职掌之后，认为“其职守不相侵越，故能各尽所长，政平讼理”，并进而认识到：“后世政刑丛于一人之身，虽兼人之资，常有不及之势，况乎人各有能有不能。长于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长于治狱者未必为政事之才，一心兼营，转致两无成就。吏治之日下，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在这里，沈家本已从制度上寻找“吏治日下”的原因，他的见解是比较深刻的。又如上文所谈及的沈家本在部门法律方面的见解，都是超过他的前辈法学家的地方。但由于沈家本对西方近代法制的精神实质、社会基础、文化背景了解不深，他在采用中西法制比较研究方法时，又往往有牵强附会的地方。如他认为近代欧洲政刑分离，颇与周官相合；唐宋时期刑部、大理寺在处理问题上的分工就是行政与司法权限相分等等。由于认识上存在偏差，所以尽管沈家本已看到了“考古制以证今日，东西各国之制本难强合”的实际情况，但他仍认为中西法制“其中用意未尝无相合者。特古人不立主名，又无人推阐其说，其意或明或晦，不若今之西人喜恢张其科学以炫世人之耳目，而世人亦遂奉其说而尊为鸿宝。迨智者探厥微眇，其中亦得失相参，正未可以耳为目也”。他还批评说：“今人侈谈西政，辄谓旷古无畴，其墨守旧闻者则又极口菲薄，其亦即遗经而一考之乎广‘乃浅识之士，极口诋谋，殆未即古今之治迹，一详考而深察之与”。这些议论表明沈家本对中国古代法制与西方近代法制的差异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今天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沈家本的中西法制比较研究，尽管他有不成熟甚至错误的地方，但他的探索仍给后来者留下了不无益处的启示。

❽ 沈家本 依法治国

中西方法制的“冰人”： 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别号寄簃。浙江归安(今湖州吴兴县)人。其父曾在清朝刑部任职多年，熟悉法曹，精通律例。得父亲之提携，24岁的沈家本进入当时的最高法律机关———刑部，任郎中，开始接触律例。其间，历经磨难的沈家本，先后考取举人、进士。在近三十年的刑曹阅历后，1893-1897年出任天津知府。1902年，受当时三位朝廷重臣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联合举荐，沈家本与伍廷芳一道出任修律大臣，他们的举荐理由是“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久在秋曹，刑名精熟。”

出任修律大臣的沈家本，在此后的十年间，亲历亲为，拉开了大规模修订法律活动的序幕。其间，沈家本改刑部律例馆为修订法律馆，建立了近代法律改革的组织机构。同时，大量招聘留学海外的法政人才，翻译西方各国的法律，尽可能地了解掌握更多的西方法律状况，完成了修订法律的前期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沈家本参照近代西方法律基本理念，着手删改旧律，包括禁止刑讯、废除重法、删减死罪条目、改革行刑体制、删除奴婢条例、禁止人口买卖、统一满汉法律、完善秋审制度等，努力实现着清政府提出的“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的法律改革目标。与此同时，沈家本以自己卓越的立法贡献，奠定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并博得“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的美誉。鉴于此，著名的法律史学家杨鸿烈称其为“媒介中西方法制的一个冰人(媒人)”。

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标杆式人物，得益于沈家本“参考古今、博稽中外”的“会通”思想。他说：“当此法治时代，若但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在法学不全又安能会而通之，以推行于世。”至于怎样实现中法与西法之间的会通呢？沈家本坚持认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在改革的过程中，虚心豁达，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放置到同一个平台上，一体同视，择善而用，综合考订，并由此来推演中国近代法学的发展之路，这对于出身官宦之家、自幼熟读史书、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至深的沈家本来讲难能可贵，更是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其开创性贡献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法治文明源远流长，其中不乏合理性的因素。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潮”，沈家本保持了坚定的述古立场。他对中国古代法律典籍进行了全面的考证与梳理，对古代法制之历史演进、历代法治之沿革得失，皆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最能表现沈家本以法为业、博古论今的著作是《法学盛衰说》。沈氏在总结历代法(律)学与政治之关系得失后，提出“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他进而推论说，法学盛，未必政盛。但法学衰，则政必衰。而法学衰的一个根本原因，乃是立法者自己不守法，“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沈家本自己的法制理想，则是“一法立而天下共守之”。将法学之盛衰与政治之兴盛关联起来，在清末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对于推进法制进步，意义尤为重大。

在清末法制改革过程中，有两次大的思想辩论，即“部院之争”和“礼法之争”，沈家本都直接参与其中，引经据典，宏论中外，阐幽发微，启迪智慧，将近代法制理念牢牢地植入古老的中国社会。“部院之争”发生在1906年官制改革中。当时，改刑部为法部，专任司法。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专任审判。沈家本被委以重任—-署大理院正卿，负责筹设大理院。但法部所掌司法范围，大理院所掌审判范围，两者如何划分，官制改革方案并没有正式解释。由此，(法)部与(大理)院之间在审判权限、人事任免、行政事务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论争。“礼法之争”是围绕《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的有关规定而发生，作为法理派代表人物的沈家本与礼教派的张之洞、劳乃宣，对旧律中一些根本制度如十恶、亲属相容隐、干名犯义、亲属相犯、无夫奸、子孙违反教令等问题作出了符合近代法制理念的删定。礼法之争，实际上是外来法律与传统法律的文化之争、新律与旧法的制度之争、个体权利与家族伦理的思想之争。

作为传统法学的集大成人物，沈家本对于近代法学发挥了植基作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历时性作用。1910年，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成立，德高望重的沈家本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次年，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杂志———《法学会杂志》发刊。当时的革命风暴已经形成，形势岌岌可危。但残缺的政局并没有影响法学的发展，也没有影响以学会和杂志为载体的法律人团体的生成。民国成立后，耄耋之年的沈家本为复刊后《法学会杂志》题序。行文的最后，他说：“余虽老病侵寻，不获于法学界有所贡献。而窃喜斯会之己废而复举也，因述其缘起如此。异日法学昌明，钜子辈出，得与东西各先进国媲美者，斯会实为之先河矣。”对中国法律的复兴、近代法律人的成长和近代法学的发展寄托的无限情思，跃然纸上。

❾ 沈家本监狱思想

沈家本是中国近代监狱改良的先驱,他将西方资产阶级监狱思想引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封建正统狱政思想的范畴,把中国监狱制度推向了近代.沈家本监狱思想蕴含着先进的狱治理念,认为监狱管理状况是国家文明进步的标尺、对罪犯应施以感化教育、主张监狱官吏必须进行专门培养等思想内容,对于当代文明监狱的创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沈家本的著述十分丰富。他的法律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行资产阶级法治主义
沈家本是近代著名法学家。他认为，实行资产阶级的法治主义，“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
（一）论法的性质和作用
沈家本沿袭先秦法家的说法，来阐释法的概念。他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是衡量天下万物的一种客观标准。沈家本认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和治国。
（二）法随时变，“会通中外”
沈家本认为,法律应该随着古今形势的不同，而为之损益，不能简单袭用。
（三）法须统一、平等
沈家本针对清末制定新律之后，旧律并未废除，新旧参差，轻重互异，提出断罪之律必须统一的主张。在适用法律时，也必须贯彻统一、平等的原则。此外，沈家本还主张打破良贱界限，废除买卖奴婢的制度。
（四）教化为先，以刑辅之
沈家本继承了儒家的法律与教育相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并结合世界发展潮流，阐明了法律乃道德教化之辅的思想。他说：“先王之初，以教为先，而刑其后焉者也。”

二、“平恕”的审断之本
沈家本十分重视用法“平恕”，执法“得中”。他不但重视立法详审，尤其是注重严格执法。他认为要想做到公平执法，就需要有仁恕之心。从这种仁恕之心出发，沈家本还深入研究了中外的刑法制度，提出了反对严刑重罚、用法从宽的思想。沈家本认为，要做到公平执法，必须依法断罪，反对比附。这样，沈家本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废除比附援引旧制。

三、“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
沈家本深深懂得，有了好的法律，还要有好的执法之人，才能推行资产阶级法治。他得出结论说：“盖可知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
第一，所有国家官吏，上至中枢长官，下至百里长吏“皆宜知法”。
第二，司法官吏应有专门学识。“治狱乃专门之学，非人人之所能为。”
第三，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沈家本十分重视法律教育，特别是他把法律作为一种专门科学看待。

四、法学盛衰说
沈家本十分重视法理学的研究和宣传，并专门撰写了《法学盛衰说》，剖析了中国法理不发达的原因。沈家本强调指出，法理学对于立法、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沈家本对于中国法学盛衰的原因，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明确指出了法律和政治的关系是政治决定法律，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法盛政不一定盛，法衰而政必衰。
综上所述，沈家本法律思想的主流，是民主的、科学的、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特别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法律与法学的进步思想性质。同时，他又是一位卓越的法制改革家，具有丰富的治法经验。他的论著，是我们研究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史的一份宝贵遗产。

❿ 谁有往年的《中国法律思想史》自考试题啊

2005年7月全国自学考试中国法律思想史试题_自考真题库(1)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西周时期，使神权法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思想命题是（ ）
A．天命无常 B．致天之罚
C．以德配天 D．天下大同
2．西周宗法等级制的核心是（ ）
A．分封制 B．世卿世禄制
C．嫡长继承制 D．君权神授制
3．公元前536年，子产“铸刑书”，当时反对最为激烈的是晋国的（ ）
A．韩非 B．邓析
C．公孙侨 D．叔向
4．孔子政治法律思想的核心和出发点是（ ）
A．礼 B．仁
C．政 D．德
5．墨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 ）
A．天志 B．尚贤
C．功利 D．兼爱
6．下列各项，不属于道家法律思想的是（ ）
A．无为而治 B．道法自然
C．提倡人定法 D．绝圣弃智
7．法家将君主掌握政权和驾驭臣下的方法和手段概括为（ ）
A．法 B．术
C．势 D．道
8．东汉第一个从理论上系统清算和批判谶纬神学的思想家是（ ）
A．仲长统 B．刘秀
C．王充 D．董仲舒
9．最早提出“礼法名教和君臣制度是一切祸乱的根源”的魏晋玄学家是（ ）
A．阮籍 B．嵇康
C．王弼 D．鲍敬言
10．在唐代，集中批判“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理论的思想家是（ ）
A．韩愈 B．白居易
C．魏征 D．柳宗元
11．宋代朱熹法律思想的核心是（ ）
A．有治人，无治法 B．无为而治
C．存天理，灭人欲 D．德礼政刑
12．在丘浚看来，“明刑弼教”是刑罚的（ ）
A．一般价值 B．普通价值
C．特殊价值 D．根本价值
13．张居正提出“圣王杀以止杀，刑期无刑，不闻纵释有罪以为仁也，”因此宽容犯罪是（ ）
A．王者之政 B．圣王之仁
C．姑息之爱 D．明刑弼教
14．元朝初年的立法指导原则是耶律楚材起草的（ ）
A．《大扎撒》和《便宜十八事》 B．《陈时务十策》和《大扎撒》
C．《元史刑法志》和《大扎撒》 D．《便宜十八事》和《陈时务十策》
15．“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主张与下列先秦哪位思想家的观点正好是相对（ ）
A．管子 B．孟子
C．荀子 D．韩非
16．提出“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主张的思想家是（ ）
A．王夫之 B．顾炎武
C．黄宗羲 D．张居正
17．魏源抵御西文列强侵略的思想是（ ）
A．民主议政 B．师夷长技以制夷
C．更法，改图 D．广收人才
18．“天下为天下之天下”的主张出自（ ）
A．龚自珍 B．林则徐
C．曾国藩 D．魏源
19．太平天国最具发展资本主义倾向的纲领性文件是（ ）
A．《天朝田亩制度》 B．《原道救世歌》
C．《资政新篇》 D．《十款天条》
20．在张之洞看来，经术中之“最著者”是（ ）
A．禁止刑讯 B．亲亲之义、男女之别
C．改良监狱 D．刑罚平，结民心
21．“戊戌变法”的主要目的在于（ ）
A．求强求富 B．改革旧律
C．共和革命 D．救亡图存
22．“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若手足，司法者譬若耳目”的说法直接体现的法律顾问思想是（ ）
A．君主立宪 B．民主政治
C．三权分立 D．变法维新
23．在康有为看来，“人之犯罪致刑皆有其由”，而使人犯罪致刑的根源正是（ ）
A．大同 B．苦道
C．欲 D．私
24．《大同书》中提出致刑措、达大同的最根本方法在于（ ）
A．设议院 B．开国会
C．去九界 D．行立宪
25．在梁启超的观点中，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体（ ）
A．完全不同 B．完全相同
C．部分不同 D．部分相同
26．1907年，《大清新刑律草案》完成后，触发了哪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
A．改良派与礼教派 B．革命派与礼教派
C．礼教派与法理派 D．洋务派与法理派
27．在建立君主立宪 、实行三权分立的问题上，康有为着重探讨的问题是建立（ ）
A．代议机构 B．司法机构
C．行政机构 D．宪法机构
28．近代中国历史上，提出“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主张的思想家是（ ）
A．孙中山 B．梁启超
C．张之洞 D．沈家本
29．孙中山把民生主义归纳为解决哪两大问题？（ ）
A．土地和人力 B．资本和土地
C．人力和物力 D．资本和物力
30．章太炎系统阐述他对代议制的意见的文章是（ ）
A．《革命之道德》 B．《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C．《代议然否论》 D．《与马良书》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2分，共1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有二个至五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31．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有（ ）
A．男女有别 B．亲亲
C．长长 D．友友
E．尊尊
32．管仲提出的“国之四维”包括（ ）
A．义 B．信
C．耻 D．廉
E．礼
33．金世宗慎刑思想的内容包括（ ）
A．断案当“以情求之”，不以刑讯为然
B．提高审判效率，勿使滞留
C．确立君主最高权威
D．强调宗室与外戚的区别
E．根据犯罪具体情节，区别对待
34．在王夫之的思想中，“三代久安长治”的主要法度包括（ ）
A．封建 B．郡县 C．井田
D．肉刑 E．君仁
35．在清末礼法之争中，沈家本为反驳礼教派，主要写了下列哪几篇文章？（ ）
A．《陈修订大旨折》 B．《书劳提学新刑律草案说帖后》
C．《答戴尚书书》 D．《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
E．《法学盛衰说》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3分，共15分）
36．令顺民心
37．惟仁者宜在高位
38．三纲五常
39．太平之世不立刑
40．巨之与君，名异而实同
四、简答题（本大题共3小题，每小题7分，共21分）
41．简述管子改良周礼的主要内容。
42．简述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
43．简述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法律思想。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2分，共24分）
44．试论《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45．试述沈家本的资产阶级法治主张及其意义。
http://www.stsj86.com/zikaoshitishijuan/falv/619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