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道德论

『壹』 什么是“道德的二元对立”求指教。

思维的陷阱：二元对立思维、分别心上帝在设计人脑的时候，留下了斧凿的痕迹，这个是人类思维集体性的一个陷阱。世界的本源是通过阴阳、01来进行编码的，大脑的神经元有冲动（1）和抑制（0）两种状态，这样的编码也决定了人喜欢二元对立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分别心是受文化等因素影响，人的内心会产生好恶、美丑，我想这样不想那样，非得这样不能那样，非此即彼的一种思维现象。基督教里面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开始是不分善恶的，没有羞耻的概念，只因受了蛇的诱惑，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实就会区分善恶美丑的。佛教中的不二法门，也是同样的道理，“不二”即是“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众生平等”、“自他平等”、“心佛平等”等，是佛教认知世界万事万物的方法与观念，演绎阐述的是世间万物本质与表象的关系。二元对立思维、分别心容易制造内心冲突，让人有种种痛苦和焦虑的体验。俗话说，傻子最快乐，傻子没有太多的分别心，所以就比较容易获得快乐。我们的先祖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变化规律，总结了一套用阴阳来表达世间万物的杰出方法。有些人一听到阴阳就觉得特别的神秘，其实阴阳只是我们的先祖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符号而已。世间有男有女，有没有丑，种种迹象表明造物者创造的世间万物内在的数的规律都是通过阴阳、01来进行编码的。老子的道德经中说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可以由阴阳来构成，但是要想摆脱不和谐和冲突，就需要持中道，不偏不倚，这个中道加上阴阳就是三，所以老子说三生万物。这和佛家的中道思想是相通的。这并不代表着世界的本质就是三元的，我的见解和目前哲学界的三元论有所不同。既然世界万物的本原是阴阳，那么人类的思维本质是物质的，是神经冲动，脑神经的活动也可以通过阴阳来进行表达，兴奋和抑制分别对应着阳和阴。我们为了达到内心的平和，就要持其中道，不偏不倚，摆脱人类思维固有的陷阱二元对立思维。举个例子，有个姑娘请教别人，说她很痛苦，不知道如何选择。她遇到了一个她喜欢的人和一个喜欢她的人，该如何选择，她陷入这个二元对立思维中痛苦不堪。我们来分析看看，喜欢她的人，她不是很喜欢，两个人朝夕相处，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当然也不排除相处时间长了会慢慢的喜欢上，但是选择喜欢她的人却能够有许多好处，在家可以少干家务活，财务大权在握。而选择她喜欢的人呢，这些都可能恰恰相反。于是这个姑娘就陷入了内心的矛盾冲突当中了。试想想如何摆脱这个二元对立思维的冲突，她完全可以找到第三条路，例如可以找一个她喜欢和同时喜欢她的人；如果透彻理解了人世间的事物，那么这位姑娘会认识到每件事情无所谓好坏之分，只需要凭着自己的直觉去处理就行了，也可以再多增加一下对两个人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凭着直觉就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而不至于掉入到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佛对于难以回答的问题采用的是一种无记的态度，具体是指佛对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不作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回答而是先搁置起来的态度。这样的态度是非常聪明的做法，把问题搁置一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心就不会系缚在具体的事物上，就打破了精神交互作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两句经，是金刚经中最紧要的关节，禅宗五祖半夜给六祖慧能传授衣钵时，当五祖讲到这句话时，六祖就大彻大悟了。这句话中的含义需要耐心的领悟，可以这么理解：人的内心不被具体的事物所系缚，住即系缚，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人的注意力自然而然的随着自己关注的丰富的外部和内心世界而自然的切换，把注意力放在了对具体的事物的关注上，人就摆脱了无意识状态，避免了内心冲突。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性本恶还是性本善等这些经典的哲学问题都是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对于这两个问题放在人与哲学的章节探讨。二元对立思维存在着泛化现象。二元对立思维不仅体现在个人的内心世界，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通常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吵架、争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都源于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泛化。也许真的要利用《非诚勿扰》中的分歧争端机来解决二元对立冲突。

『贰』 关于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伟大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纯粹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用处了，自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对于康德来说，要想回答我们能知道什么这个问题，就要首先看看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古典哲学中的真理被看成是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相应，康德问道：这种一致如何才成为可能？事物是具体的和物化的，而语言是抽象的，这两种东西怎么会一致？实际上人的感知提供的只是物体的某些特性，如质量、体积、形状、数量、重量、运动速度等，没有这些特性，我们就无法对物体展开想象。这是物体的主要特性。物体还有其它从属特性，如颜色、声音、味道和温度感觉等，这些从属特性虽然是物体的一部分，但是人们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例如我们可以把一辆蓝色的桌子想象成绿色的桌子。这种主要特性和从属特性的区别让人进一步问：外部世界真实状况究竟是什么？因为如果我对物体的某些特性可以进行不同的想象，也就是说这些特性似乎只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怎样才能肯定世界只不过是存在于我的头脑当中？因此，语言与事物的一致(真理)似乎只有在人的头脑中才成为可能。 这当然是令人绝望的极端怀疑主义。如果人们不甘于接受这一观点该怎么办？也许一种我们无法认知的外部世界确实存在，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康德以前，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是把这一问题推给上帝：我们的思想与外部世界一致，因为这是上帝愿意这样安排的。但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上帝让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康德把这个问题彻底给颠倒了。在此之前，人们让认识向外部事物看齐 康德
，而康德说，如果我们颠倒一下，让事物向我们的认识看齐，该会如何？康德把这一思维方法与哥白尼的“日心说”相比较：哥白尼以前，人们认为一切星球围着我们地球转，哥白尼却说，我们地球是在围着其它星球转。 康德带来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转变。他说，不是事物在影响人，而是人在影响事物。是我们人在构造现实世界，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康德甚至认为，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认识到事物的真性，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康德的著名论断就是：知性为自然立法。他的这一论断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共同之处：事物的特性与观察者有关。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研究了人类感知的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存在于时间和空间里的物质被人类的理解力加工为经验，而康德把人类理解力的形式称为“(绝对)范畴”，这些人类理性的形式中包括人们对灵魂、世界和上帝的设想，康德把它们理解为某种制约原则，人们的经验世界就是通过这些原则得以构造。 “纯粹理性批判”研究的人类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而康德1788年发表的“实践理性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伦理学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简单化地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尽我们的义务。但什么叫“尽义务”？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康德提出了著名的“(绝对)范畴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要这样做，永远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订法律的原则。”康德认为，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判断力批判”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康德给出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就必须假设有上帝的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关心的问题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方式，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 实际上康德力求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者对于思维与客体的统一，他认为休谟极端的经验主义是必须给予驳斥的。而康德首次把客体与思维的同一归于“主体的能动性”，这不得不说是德国哲学具有里程碑的一步，费希特更是在康德的基础上，把这种能动性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病态的“唯我论”。由于康德没有认识到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造成自己体系的二元性，不过在康德这一阶段，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暂时归于主体的能动性，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是在后人的批判和发展康德的哲学慢慢建立起来的，不得不说康德的贡献是伟大的。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应该是康德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部有深远影响的著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原则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构想。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 1754年，康德发表了论文《论地球自转是否变化和地球是否要衰老》，对“宇宙不变论”大胆提出怀疑。 1755年，康德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首先提出太阳系起源星云说。康德在书中指出：太阳系是由一团星云演变来的。这团星云由大小不等的固体微粒组成，“天体在吸引力最强的地方开始形成”，引力使微粒相互接近，大微粒吸引小微粒形成较大的团块，团块越来越大，引力最强的中心部分吸引的微粒最多，首先形成太阳。外面微粒的运动在太阳吸引下向中心体下落是于其他微粒碰撞而改变方向，成为绕太阳的圆周运动，这些绕太阳运转的微粒逐渐形成几个引力中心，最后凝聚成绕太阳运转的行星。卫星的形成过程与行星相似。 但是，由于当时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排斥，此理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长期被埋没。直到1796年，法国著名数学和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 S. Laplace）在他的《宇宙体系论》一书中，独立地提出了另一种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人们才想起41年前康德已提出此理论，因而后人把此学说称为康德一拉普拉斯学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整个十九世纪，这种学说在天文学中一直占有统治的地位。他对于天文学也有很大的影响和贡献。 虽然康德大部分著作都很艰涩，读他的书需要勇气，但要研究哲学，康德却是无法回避的一座高峰。他对德意志心灵的影响非常巨大。 他那种严格遵守纪律和确保精确性的生活态度在今天的德国人身上普遍存在，最精密的仪器就是出自这些认真得近乎呆板的人群之手。更重要的是，他为德意志人的哲学思辨立下了一个榜样，让哲学这门科学在德意志的大地上大行其道，以至于世界领域内，最有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名字上冠有德意志标志的比例太高了。黑格尔、费希特、马克思、尼采……这在许多国家，只要能出现一位，就足以夸耀世间的名字，却在德意志接二连三地出现。 海涅说：“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道路，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国土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的一样。”

『叁』 禅宗思想与解构主义的比较……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是中国禅师依据中国思想文化，吸取并改造印度佛教思想而形成的颇具创造性的成果，在东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禅宗经历了准备、兴盛和衰落的过程，历史悠悠，流派众多。自达摩迄至道信、弘忍以来，有牛头宗的兴起和南宗北宗的对立，南宗内又有荷泽、洪州、石头等诸宗的竞起，洪州、石头两宗又衍出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家的分立，门叶繁茂，家风各异，兰菊争艳，异彩纷呈。禅宗主流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间不同流派或云即心即佛，或谓非心非佛，或言即事而真，或称本来无事，还有诸如扬眉、瞬目、叉手、踏足、擎拳、竖佛、口喝、棒打甚至呵祖、骂佛等类机锋，其教学与禅修的方法更还有语录、公案、古则、话头、默照以及云门三句、黄龙三关、临济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四照用、曹洞五位等，五花八门，纷然杂呈，令人眼花缭乱，困惑难解。究竟如何认识禅宗？禅宗的根本精神是什么？这是研究禅宗首先遇到的重大问题。我想，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了解禅宗的思想核心、本质及其特点。
一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高度的中央集权专制和分散的自然经济为基本特征。自中唐以来，这种社会格局的内在阶级紧张、中央与地方摩擦、民族之间冲突，渐趋激化，适应破产农民和失意的士大夫的精神需要，禅宗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普遍流传。禅宗为解救人生的苦难而产生，也在解救人生的苦难中发展，形成了一套人生价值哲学体系。禅宗思想体系包括本体论、心性论、道德论、体悟论、修持论和境界论等思想要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心性论、功夫论和境界论三大要素，分别阐明了禅修成佛的根据（基础）、方法（中介）和目的（境界）三个基本问题。从这三大思想要素的相互关系来看，心性论是禅宗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
禅宗把自心视为人的自我本质，认为苦乐、得失、真妄、迷悟都在自心，人生的堕落、毁灭、辉煌、解脱都决定于自心。自心，从实质上说是本真之心，也称本心、真心，也就是佛性、真性，正如唐代道宣在《高僧传》中介绍菩提达摩新禅法时所说的“含生同一真性”，此真性为人人所平等具有。由此，禅宗在传法时讲“以心传心”，即师父不依经论，离开语言文字直接面授弟子，以禅法大义使弟子自悟自解，这也称传佛“心印”。“自心”是众生得以禅修成佛的出发点和根据，是禅宗的理论基石。
禅宗也以“自心”为禅修的枢纽，提倡径直指向人心，发明本心，发见真性，以体认心灵的原本状态，顿悟成就佛果。也就是说，禅修是心性的修持。从中国禅宗的发展来看，禅师们都把修持功夫专注于心性上，如，达摩、慧可、憎璨重视坐禅守心，道信、弘忍重视“心心念佛”、“念佛净心”。牛头法融主张“无心”，也是心性的禅修功夫。北宗神秀的禅法，其弟子普寂归结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照”。（见《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南宗慧能提倡单刀直入，自证于心，自悟本性。神会认为灵智是人心的体性、本质，强调开发灵智。马祖及其门下派生出的沩仰和临济两宗，提倡直指本心，强调平时的言语举动、日常生活表现都是本心的自然流露，由此而有屙屎放尿、著衣吃饭、走路睡觉、运水搬柴等都是佛事之说，认为都可以从中体悟真理。石头希迁及其门下衍化出的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宗，重视一切尽由心造的唯心论，认为人的心灵是圆满完美的，只要心地自然，就会佛法遍在，一切现成。由此可见，虽然禅宗各派在修行的方式、方法、风格上各有不同，但是，或为了启导心地的开悟，或顺应心地的自然展现，或求得心灵的自由，各种禅修实践都围绕着心性进行，这是一致的。
禅宗还把禅修的目的、追求境界、成就佛果落实在自心上，强调佛从心生，自心创造（成就）佛，自心就是佛。如道信提出的“念佛心是佛”的命题，就是专念于佛，心心相续，以求心中见佛。如此，心与佛相融无别，佛就是心，心就是佛。神秀主张“离念心净”，并认为净心的呈现就是佛地。慧能宣扬“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见自本性，即得出世。”（同上）认为人的自心、自性就是成佛的内在根由，就是佛的本性。成佛并不是另有一种佛身，众生的自心、自性就是佛。众生只要认识自我，回归本性，当即成佛。在慧能看来，佛就是众生原始心灵、内在本性的人格体现，就是本心、本性的觉悟者，并不是外在于众生的具有无边法力的人格神。慧能门下及其后来的临济、曹洞等五宗都宣扬“即心即佛”的思想，“即心”，此心；“即佛”，就是佛心，就是佛。认为众生当前的现实心就是佛之所在。有的禅师还强调“即境是佛”，“触境皆如”，“境”，指事、物。眼前的事物就是佛“真如”之所在。这是从理与事相即的角度，即把理事两边统一起，以求禅境。这里的“理”是指性理，心性的“理”，性理是指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根源。实际上就是以心性（佛性）与事境相统一，以事境为心性的体现作为禅修的境界。还有的禅师鼓吹“本来无事”、“无心可用”，这是强调人心本来是清净的，而心清净就是佛。所谓心清净就是从主观上排除执著佛法和万物为实有的观念，排除把心视为能实生佛法和万物的实有心的观念。可见，仍是“即心即佛”的变相。简言之，所谓涅盘，所谓佛，就是本性的护持，心态的复原，心灵的升华。
从上述禅宗的根据、方法和目的三方面思想来看，都是围绕心性展开的，心性是禅宗禅理的基础、禅修的枢纽和禅境的极致，心性论是禅宗思想的核心。研究禅宗，必须着重研究禅宗的心性思想。
二
从禅宗思想体系的内涵、结构、核心来看禅宗的基调是以心性论为基点，通过心性修持获得心性升华的心性学说，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境界的文化理想。贯穿于禅宗心性学说、文化思想的本质内容是：自然——内在——超越。
禅宗吸取中国道家的“自然”观念来诠释人的生命自然状态、人的自性。道家把自然规定为万物的本质、本性，是不假人为、自然而然、本来如此的真实存在。“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禅宗认为，“自然”就是众生本性，也就是佛性。这也就是把佛性界定为自足完满、纯真朴实的生命本然。人的本性既然是自然的，也就是内在的，是内涵于人身的本质性存在，既非外在的神灵所赋予，又非通过超越经验、违背人性的作为所获得的，同时也是各种外在因素所不能消灭的。人的内在自性是生命的主体、成佛的根据。人的现实感性生活是自性的外在作用和体现，人转化为佛是自性的发现，是由此而生的精神境界的显现。人的自性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因为内在本性是清净、圆满、纯朴、觉悟的，是离开一切现象，有别于人的外部表现的。如何实现超越？禅宗认为修禅成佛，就是见性成佛，就是向自己心性去体认，识得自性便成佛道，便是实现了超越。禅宗强调佛就在心中，涅盘就是生命过程之中，理想就是现实生活之中。这样，禅宗就把彼岸世界转移到现实世界，把对未来生命的追求转换为内心反求。由此禅宗反对舍弃现实感性生活扭曲自性去寻求超验，而是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坛经》），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超越意义，实现理想精神境界。禅宗公案中的“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法演语录》卷下）就是提倡心灵沟通，要求会心体悟。禅宗要求以“饥则吃饭，困则打眠，寒则向火，热则乘凉”（《密庵语录》）中体会禅道，从“青青翠竹，郁郁黄花”（《祖堂集》卷三）中发现禅意。禅宗要求从青山绿水中体察禅味，从人自身的行住坐卧日常生活中体验禅悦，在流动无常的生命中体悟禅境，从而实现生命的超越，精神的自由。
禅宗提倡内在超越，这种超越意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包括了超越对象、超越方法和超越结果几个方面，这里着重论述超越对象和超越结果。
为了追求解脱，成就佛道，禅宗设计了一套消解人们心灵深处的紧张、矛盾、障碍，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是从自然中分裂出来的独立实体，向往与自然同样具有永恒性、无限性，向往与自然的同一是人类最深沉、最根本、最强烈的内在愿望。生命现实与美好愿望并非一致，生命短暂与时间永恒、生命个体与空间整体、生命主体与宇宙客体等一系列人类所面临的矛盾，是禅宗的超越对象，超越目标。
人生短暂与宇宙永恒的矛盾最能激发人内在心灵的不安与痛苦。了脱生死大事是佛教也是禅宗的最基本目的。禅宗以“无生”思想来泯灭生死界定，超越生死的时间界限。“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永嘉证道歌》）“无生”，指一切事物是无实体的、空的，由此也是无生灭变化的。这是要求转变观念，从生灭的现象中看到无生无灭的本质。生灭是短暂的，无生无灭是永恒的，从悠悠生死中了悟无生，就是在短暂中体认永恒，消除短暂与永恒的隔阂。
个体生命的认识和实践等多方面的有限性与宇宙空间的无限性的矛盾，也是引人困惑不安的永恒性课题。禅宗通过无限扩张个体心灵的作用来摆脱个体生命的局限，进而消除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心境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同上）这是说只要人的心境明净透彻，就能周遍宇宙万物，从而在内心实现泯灭内外的超越，使有限与无限在个体心灵中相即圆融。
由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而引发的物我、有无、是非、善恶、真妄、苦乐等一系列的差别对立，是又一使人产生烦恼、痛苦的根源。这也是禅宗大师们所着力寻求解决的一大问题。他们继承道家的思想，通过直观宇宙本体（道、无）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宣扬“本来无一物”（《坛经》）、“本来无事”以消解矛盾，称“体诸法如梦，本来无事，心境本寂，非今始空。……既达本来无事，理宜丧己忘情，情忘即绝苦因，方度一切苦厄。”（《禅门师资承袭图》）即一个人了悟万物如梦如幻，一切皆空，做到忘却情欲，超越自我，也就不存在生命与万物、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了。为此，他们特别强调“无念”的重要性，“念”，指妄念，要求人们不被纠缠于种种差别的妄念所迷惑。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禅宗是通过心性、心理、认识、观念等范畴，即在主观精神领域转变生灭的观念，扩大心的作用，泯灭情欲，排除妄念等内在活动来消解人的基本矛盾，排除心灵的紧张，克服人的意识障碍，从而实现自我超越的。
实现自我超越，就会出现不同层次的超越结果：(1)在泯灭种种矛盾的禅修过程中，会使人的情感得以渲泄，烦恼得以排除，痛苦得到缓解；(2)禅修具有心理调节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增强，使得人们的心绪趋于稳定，心态归于平衡；(3)禅宗把涅盘理想落实于现实生活中，强调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实现人生理想，这会使人居安乐道，使人满足、愉快、兴奋，平添生活情趣；(4)禅宗尊重宇宙万物自然本性的自发流露，又提倡从统一和谐的视角超越地审视宇宙万物，这会使人从对自然、对宇宙万物的感性直观中获得一种特殊的愉悦体验，即审美经验，从而极大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意境；(5)禅宗超越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使人由悲叹人生短暂、渺小、孤独转而提升为体验不朽、伟大、和谐，从而提高人的主体地位，并把人格尊严高扬到极致；(6)在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的基础上，禅宗进一步确立人的内在本性与超越佛性的终极合一，从而使每个人获得真正认识和极终安顿：我是自然本性未曾扭曲的我，一旦对自然本性自我发现，整体体悟，我就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我就与宇宙同在，我就是佛。这些超越结果，禅师们自然会因根机差异和修持程度而有所不同，有的可能达到某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也有的可能同时达到上述全部超越境界。
三
禅宗的思想特点主要是相对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差异性而言，禅宗内部不同派别的思想也有差异，这里是从总体上论述禅宗的思想特点，主要有：
1.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佛教其他各派都重视心性修持和经典教化在由凡转圣中的作用，禅宗却有所不同。它在心性修持上提倡单刀直入，径直指向当下现实的人心，体验清净本性，见性成佛。不重视经典和言教，废除坐禅，排斥繁琐名相辨析，否定绝对权威，反对偶像崇拜。这种简易明快的禅修道路和方法是禅宗思想的根本特点。
2.成就理想，不离现实。其他佛教派别普遍地排斥现实生活，而禅宗却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着禅意，人们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生活中去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寓理想于现实中，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的主张使禅修具有最为接近世俗生活的优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活用实用价值。
3.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禅宗除继承佛教外，最重视结合中土固有的传统思想，是最典型的中国化佛教宗派。如它继承道家的道、无、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范畴、命题和思想，也和道家一样具有鲜明的超越差异、对立、矛盾的意识。同时，禅宗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现实超越方法，而且又否定了道家“游于尘垢之外”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道路。如上所说，禅宗主张在现实的感性生活中实现心理、观念、精神的超越。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这也是它的影响作用在唐末以来一时超过道家的原因所在。
综合以上对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和特点的简要评析，我们似可以回答以下的问题：
1.什么是中国禅宗的禅？中国禅宗的禅是一种文化理想，一种追求人生理想境界的独特修持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生命哲学、生活艺术、心灵超越法。
2.什么是禅宗精神？回答是超越精神。超越是禅宗思想的本质，超越现实矛盾、生命痛苦，追求思想解放，心灵自由，是禅宗追求的理想目标，它如一条红线贯串于整个禅宗思想体系之中。
3.如何评价禅宗？禅宗的修持方法、生活态度、终极关怀、超脱情怀，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生活是有不可否认的正面意义的。在历史上，它对破产农民和失意士大夫、知识分子起到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聚集山林，过着农禅并重的生活，同时，也深受一些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欢迎和赞赏，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出现了某种价值取向失衡，道德水准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倾向，我们若能重视吸取禅宗的超越精神的合理内核，无疑有助于端正人们的价值坐标和道德规范，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与禅宗的这种积极作用相联系，禅宗对客观环境和客观矛盾的悲凉超越，对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消沉冷漠，则又是和人类的物质需求相悖的。我们认为，人们面对大自然大宇宙，也应当以现实的人文精神为主导，永不满足，不懈求索，依靠智慧与创造、知识与科学的力量，不断战胜苦难，求得人类幸福。如果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变成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进而丧失了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与奋斗精神，是既不利于实现人生的价值与光华，也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
*本文的基本论点曾先后在首届禅宗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上报告过，后又作了补充。
作者：方立天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3973 更新时间：2009-4-12
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
方立天
[北京]哲学研究，1995年第3期
66-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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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方立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60年代缘起于法国，雅克·德里达——解构主义领袖——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大加责难。
在德里达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所有的人和物都拜倒在逻各斯门下，遵循逻各斯的运转逻辑，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编辑本段]学科分支
而德里达及其他解构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正好是这种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简言之，解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者就是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秩序并不仅仅指社会秩序，除了包括既有的社会道德秩序、婚姻秩序、伦理道德规范之外，而且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秩序，比如创作习惯、接受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文化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反正是打破秩序然后再创造更为合理的秩序。
也许耶鲁批评学派中的激进分子希利斯·米勒在这一问题上阐述得更为形象一点，他说：“解构一词使人觉得这种批评是把某种整体的东西分解为互不相干的碎片或零件的活动，使人联想到孩子拆卸他父亲的手表，将它还原为一堆无法重新组合的零件。一个解构主义者不是寄生虫，而是叛逆者，他是破坏西方形而上学机制，使之不能再修复的孩子。”
德里达以《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直接对人类文化传播载体--语言提出了挑战。德里达以人的永恒参与为理由，认为写作和阅读中的偏差永远存在。他把解除"在场"作为理论的思维起点，以符号的同一性的破裂，能指与所指的永难弥合，结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为自己理论的推演展开。
在欧陆哲学与文学批评中，解构主义是一个由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希达所创立的批评学派。德希达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解构阅读西方哲学的方法。大体来说，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 metaphysical 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解构阅读呈现出文本不能只是被阅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阅读成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显示出这当中的许多观点是被压抑与忽视的。
解构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去看一个文本中的二元对立（比如说，男性与女性、同性恋与异性恋），并且呈现出这两个对立的面向事实上是流动与不可能完全分离的，而非两个严格划分开来的类别。而这个的通常结论就是，这些分类实际上不是以任何固定或绝对的形式存在着的。
解构主义在学术界与大众刊物中都极具争议性。在学术界中，它被指控为虚无主义、寄生性太重以及根本就很疯狂。而在大众刊物中，它被当作是学术界已经完全与现实脱离的一个象征。尽管有这些争议的存在，解构主义仍旧是一个当代哲学与文学批评理论里的一股主要力量。
解构在建筑上：解构主义建筑师设计的共同点是赋予建筑 各种各样的一一，而且与现代主义建筑显著的水平、垂直或这种简单集合形体的设计倾向相比，解构主义的建筑却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不安定且富有运动感的形态的倾向。
解构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的理论。德里达本人对建筑非常感兴趣，他视建筑的目的是控制社会的沟通，交流，从广义来看，建筑的目的是要控制经济，因此，他认为新的建筑，后现代的建筑应该是要反对现代主义的垄断控制，反对现代主义的权威地位，反对把现代建筑和传统建筑对立起来的二元对抗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解构主义建筑的特征，即：
无绝对权威，个人的，非中心的；
恒变的，没有预定设计（很多解构主义 建筑家甚至连完整的工程图也没有仅仅以草图和模型来设计，完全依靠电脑来归纳）；
多元的，非同一化的，破碎的，凌乱的，模糊的；

建筑理论家伯纳德 -屈米的看法与德里达非常相似，他也反对二元对抗论，屈米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引入建筑理论，他认为应该把许多存在的现代和传统的建筑因素重新构建利用更加宽容的，自由的，多元的方式来建构新的建筑理论构架。他是建筑理论上解构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人物，起到把德里达，巴休斯的语言学理论，哲学理论引申到后现代时期的建筑理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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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了建筑的解构主义理论的人是埃森曼。他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建筑设计实践上，建筑仅仅是“文章本体”（TEXT），需要其他的因素，比如语法，语义，语音这些因素使之具有意义。他是解构主义建筑理论的重要奠定基础的人物。他与德里达保持长期的通讯联系。大量的书信往来，加深了解构主义在建筑中的发展，应用的理论探讨水平，奠定了重要的应用基础。他们所研究的中心意义是如何通过建筑构件之间的关系，通过符号来传达的。他们认为，通过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意义是根本没有可能完全充分地表达的。因此他们对于理论研究，对于评论在建筑发展中的作用表示怀疑。
解构主义建筑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建筑的主要问题是意义的表达，而表达意义的建筑有时候是不可信赖的，有时候是会误解误译的。因此，建筑传达的意义并不可靠，一个符号有时候会传达不同的好几个意义，这样，建筑家如何能够使他所希望传达的意义表现出来，如何能够代表社会社区表达意义呢？根据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语言是不可靠的，那么如何建立所谓的“建筑语言”呢？对于历史的态度，对于历史建筑的立场，由于语言的不可靠性，也出现了问题，那么在建筑中有什么是真正可靠，可以传达意义的呢？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解构主义建筑家经常考虑的。
解构主义是在现代主义面临危机，而后现代主义一方面被某些设计家所厌恶，另一方面被商业主义滥用，因而没有办法对控制设计三，四十年之久的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起到取而代之的作用时，作为一个后现代时期的设计探索形式之一而产生的。在建筑上最先开始，重要的代表人物有Frank Gehry,Bernard Tschumi,Peter Eisenman,Zaha Hadid,Daniel Liberskind,Coop Himmelblau等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Frank O Gehry,他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解构主义的建筑设计家。
http://ke..com/view/2780.htm?fr=ala0_1_1

『肆』 我们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二元还是一元

我们经常听说或径直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而今天的中国也在进入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真的如此吗？ 的确，“人各有志”，不同的人所看重与追求的东西都是有差别的，严格起来，乃至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价值观念完全相同的人。但是，这种种观念又还是存在着一些类似性的，对这些差别就还可以做一些归类，即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即便在“合并同类项”之后，还是有不少不一致的价值追求：比如一些人最关心的是获得或至少追求一种精神信仰——虽然还会是不同的信仰；还有些人更看重实惠而不以信仰为意；也有些人更重视天伦之乐，重视亲情或友谊的慰藉。然而，这不是从来如此吗？这种多元差异不是甚至植根于人性吗？那为什么要专门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这原因大概主要在于：现代社会不仅将一种价值多元看作是正常的——也就是说，不仅看作是将持久存在的常态；而且看作是正当的——亦即这种价值多元不仅是事实，还有一种正当性的根据，多元的价值在是道德上平等的，是应当由道德舆论乃至法律制度来保护的一种状况：任何组织、机构与个人都不能强迫他人追求非他自己所选定的价值和他自己所理解的幸福。传统社会更强调社会的整合或团体的一致，而在今天，个人的自主性获得了一种更优先的道德地位。这样，价值的多元性自然在现代社会就获得了一种比传统社会远为广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在传统社会不被认可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就得到了承认，还有些生活方式——比如同性恋——即便存在争议，社会的干预也会变得小心翼翼。当然，也不是说任何价值观念都被允许，伤害或压制他人的价值追求就不能算是合理的，但这种排除也可以说本来就是“价值平等多元”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将多元的价值追求再“合并同类项”，一直合并到主要分成二元的价值对照呢？的确也有许多这样的尝试。比如将人们的价值追求主要分成精神的追求与物质的追求、世俗的追求与超越的追求、个人或“小我”的追求与社会或“大我”的追求、以及像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的对立等等。这样一种二元对照有它可以鲜明地揭示出一些基本的价值分野的思想意义，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宗教大法官的传奇”中作为疑问提出的多数与少数追求的区别。但是，如果将这种二元观直接用于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它也容易引起社会的对立以致血与火的对抗，有时还是导向或维系一种高度一元社会的手段。比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只有一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相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被认为是正确的，是好的、善的，是唯一可以存在的；而其他的思想（包括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以及相应的人生价值观，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是敌对的、毒草，不容有存在的余地。哲学史被理解为一部“两军对战史”；中国社会史、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被理解为一部阶级斗争持续不断且不断激化的历史；甚至作为执政党的党史也被理解为一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始终在和各种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于是，一种“高度一元”得以在一种尖锐的“二元对立”中成立并维持。在当时，甚至像农民种一点自留地、走街串巷卖一点东西或手艺都很可能被视为“种资本主义的苗”、“走资产阶级的路”而被批判和斗争。今天我们看来告别了这样一种二元对立思维下的一元化。但是，在说到今天社会上人们的价值观在趋于多元的时候，是否我们也还是能辨识出一种居主流的、或者说为多数人所认可或追求的价值呢？我没有做过社会学的调查统计，但有几次讲演曾问过不同类型的听众：什么是今天社会上人们追求的主要东西？而回答是相当一致的：“钱”、“财富”或者“物质利益”。虽然我们说追逐财富是古已有之，但像今天社会这样的“功利滔滔”大概还是前所未有。那么，我们今天社会的价值观不也是趋于一元的么？虽然这种追求财富或物质利益的价值观看来并不强行压制其他的价值观，但它还是具有一种裹胁力，从而使在存在的正当性方面平等的“多元价值”事实上并不平等，使它在实际上占据了一种主流的位置。那么，既然早就有这种为社会上相当多的人们认可或奉行的价值观，它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却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居支配地位的价值观为什么反而是儒家、也包括了道、释思想的比较“淡利轻富”的价值观？对此我们也许简单地回答说：因为传统社会不是一个所有人权利平等、因而价值也平等多元的社会，而是一个身份等级的社会；古代社会也不是一个多数支配的社会，而是一个少数统治的社会，故而少数“君子”、“逸士”或“高僧”的价值观反倒占据了支配地位。然而，今天我们既然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居多数或主流的逐利或追求富强的价值观，为什么还不断听到一些要求建立社会“核心价值观”或“主导价值”的呼吁？这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伍』 如何评价“人类世界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价值观的不同”

认为价值观只有不同没有对错。对于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不同的社会环境的人来说，他们所养成的价值观肯定会有差异。你不能因为别人的价值观与你的不一样就去否定它，用自己的价值观标准来评判标准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比方说，对于那些有钱人富豪之类的人，在他们价值观念里把钱花在那些奢侈品上是很正常的行为，但在有的相对不那么富裕的人看来这就是不正确的，花一大笔的钱在奢侈品上面是没有必要的，价位普通的东西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能说这两种的价值观之间的的对与错吗，不能！我们也无法去评判说明什么。在富人看来这是基本的我就要选择这种的享受生活的方式，而在其它人看来自我的选择也是正常的。还有这真的无法去选择对错，因为价值观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

『陆』 谈谈中方天人合一与西方二元对立各有什么内涵

中国人的观念，明知物我、人我之间的种种矛盾，但力求避免强化对立，希望相融和合一，追求对称、平衡、和谐 。
中国文化的三种平衡：人与自然界的平衡（天人平衡）、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平衡（人伦平衡）、人心内部的平衡（身心平衡）。

“天人合—”

“天人合—”成为中国哲学最基本最重要的命题，它构造了一个阴阳、天人、形神、理物、道器、内外等重大范畴统一的宇宙；它培育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广土大众的文化；它向往大同社会，四海为家，中央集权，一统天下；它崇尚秩序，追求和谐，反对战争，痛恶分裂，也不尚竞争；它倡导“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要求理论的实际效用，要求言行一致，为人师表；它反对空谈玄想，憎恶口是心非，也造成了对纯理论和纯思辨的轻视。它铸成“礼之用，和为贵”的大众行为模式，它包含对家人的关怀和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也有老道圆滑的一团和气和息事宁人的柔顺。它也是“文以载道”，情景交融，文质彬彬的艺术追求和人的精神与九天的同流贯通。
“天”是指认识对象、客体，“人”指认识主体。天人合一：主客体合一。
把天地人我、人身人心、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系统之中，肯定各子系统合要素的内外依存，密切联系。
如以“道”、“一”、“太和”表明整体，以阴阳为两面，认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形成一个整体综合。强调了宇宙一元论、世界的一体化，是一种古朴的系统论。而阴阳之间的相互转化又体现了一种朴素的辨证思维。
在天人统一体中，人处于中心位置，认为天道（自然规律）与人道（社会规律）是同一的宇宙规律的表现，因此，“人者，天地之心也”，了解人道，就是了解天道，或者说用人道取代天道。忽视天道，就是对客观不做分解分析，也不做界限区别，用主观代替客观。
天人合一的系统观虽然相信自然界的统一性和合理性，却否定了一个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实体的存在，与科学需要的客观精神相悖。
《列子天地》：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
〈礼记〉：阳盛则散为雨露，阴盛则凝为霜雪
〈淮南子论镜〉：阳燧见日则燃而为火，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
〈国语论地震〉：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是为地震。
〈吕氏春秋论酒〉：黍为阳，麴为阴，阴阳相感，乃能沸动。
〈蔡邑论虹〉：阴阳交接之气，着于形色者也
思维对事物整体“统观会通”的缺点在于即使对客体解析区别，也是用简单的阴阳（一分为二）解释一切，穷尽真理。这种朴素系统论，就是对系统内部的子系统、要素不做具体研究分析，而是笼统地解释。这种思维方式断绝了进一步的探索，堵塞了走向近代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道路
自然观
“天”是指自然。天人合一即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有机的联系。
中国文化从来不认为自然是外界、是彼岸，是人身外的知识活动对象，而是与人自身融为一体的统一有机体。
“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道家）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作为其文化的价值基础。
这种思想受到现代环境保护人士、绿色和平组织的推崇。“泰坦尼克”的沉没不是因为船不够坚，而是因为人们太相信它的坚固了。现代世界越来越证明科学技术不是万能的。过分依赖科技赋予我们的“超人”能力，而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彻底埋葬，灾难必然降临。
地球是一个活的“女神”，她不但具有生产功能，还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然而，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我们却没有领会和珍惜自然的功能，反而肢解她的躯体——田园和草原，毁损其筋骨——山脉，毁坏她的肾脏——湿地系统，切断她的血脉——河流水系，毒化她的肺——林地和各种生物栖息地……使她丧失服务功能，最终就连一场小雪或暴雨都可以使整个城市瘫痪。
社会观：“天”是道德之天， 儒家将天道、天理视为社会伦理价值的最高来源。 “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强调人与人的和谐统一 。统一观念表现于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在伦理上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宗教观：“天”是人事不能及，无能为力之事的终极原因，是“天命”、“命数”、“命运”。天主宰着人事的成败，而人能以至诚求得神助。
“天人合一”认识论所形成的自然观、社会观、和宗教观的整合，引导中国文化理性趋于实用，它指导了一个较少宗教情结的乐观坚定的民族，并形成了一个关注热爱现实生活的文化。

二元对立
与所有其他文明一样，西方文化中也出现过早期人类与自然混沌一体的认识。但随着文明的发展，他们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认识，确立了一个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二元对立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对立，人自身的分裂。

认识论：物我二分在认识论上表现为主客体的对立二分。
因为发现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将认识主体从自然万物中分离出来，把自然界看作一个课题，这样才有了科学研究，才有可能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
这种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就成了西方哲学思维的基本前提，构成了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等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
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
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
征服自然必以认识自然为基础，于是科学理论作为征服自然的有力武器备受西方文化重视。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蔬菜一样。”——《圣经》
“人为自然立法”——康德
“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 ——马克思
“全部文明的进程是以精神法则战胜自然法则——人战胜自然为标志的。”
——亨利·托马斯·布克尔 《英国文明史》

社会观：个人是自由独立的，有鲜明个性特征的，而群体(社会）则注重共同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共同利益的原则对个人个性原则毫无疑问是一种限定、制约、压制。西方文化不仅关注社会与个人的对立，也承认每个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承认对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社会中每个个人的独立权利。
宗教观：人的存在有理性与动物性，心与物或灵与肉的二元对立。
宗教徒把人生当作皈依上帝的旅程，将肉体与灵魂、此岸与彼岸、天堂与地狱作绝对的分割。
由此西方人建立起无数对立的范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与社会，人与神，灵与肉，有限与无限，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理性与经验，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
西方文化正是认定事物内部、外部的矛盾冲突促成了事物的发展，所以宇宙世界、人类社会才如此充满生机活力，永不止息地运动。也正是承认事物的差异特征，强调个性的价值，才有了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世界，才有了一个个独立的各具风姿的人和人的独特价值，以及对人的尊重及平等观念。
然而，对－错、好－坏这类对立思维，使西方人倾向于把世界看成为黑白两色世界，把对世界的看法简单化了。他们通常依据自己的标准对一切事物作出评价，这在东方人看来是一种傲慢的表现。

『柒』 请问什么叫做二元性

1、最简单理解

凭直觉就可以知道，或，我们不得不相信，任何一个事情本身是复杂的，但我们却不得不相对简单地去理解它，因为如果一个理解不是足够简单的，那么，这个理解恐怕就是难以理解的。当然也可以说，事情本来无所谓复杂或简单，假如复杂地去理解，事情就变得复杂；假如简单地去理解，事情就变得简单。但不管怎么说，只有简单的理解才是可以理解的，尽管简单的理解总是不准确的——所以令人不满。按照幻想，假如能够非常复杂地去理解事情，就能够真正地理解事情，但这只是幻想，混沌地理解混沌没有意义，因为那只是一片茫茫的存在而没有被理解为事物（things）和事实（facts），那样的存在只不过是“非物”（nothing）。

除了理性的理解，我们还有感性的理会。毫无疑问，感性的理会是细腻复杂的，感性能够理会细节、不可分析的过程和整体，但是，感性只能理会个别特殊事情的整体复杂性，却不能产生思想所需要的可共度的、关于各种事情的一致的理解，而缺乏普遍性的理解就不可能产生理性生活所需要的标准、规则和制度。因此，感性的理会虽然是一种理解，但它不能构成思想，感性的理会其实就是生活本身，它也是理解的对象，当然，对于理性来说，感性生活同样是不能准确理解的，否则我们就能够准确地理解存在了。

最简单的理解是二元性的——二元性与二元论虽然有关系，但它们非常不同，二元性是最简单的理解形式，但二元论却不是最简单的理论模式，显然一元论是最简单的。但不管什么“论”，在思考问题时都要使用二元或二元以上的理解形式——二元性的理解形式显然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我们的思维长期以来都和“真假”、“善恶”、“主观客观”、“心物”和“现象本质”之类大名鼎鼎的或臭名昭著的二元格式联系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反对某些可能导致粗劣理解的二元格式，我们仍然被迫在各处或明或暗地使用这些令人生厌的概念，因为如果不让使用所有这些概念，我们可能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概念才好。也许二元格式真的有许多坏处，例如很容易导致思想的过分简单化，不过，也许有某些二元格式是思想中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思想中最基本的操作方式。

我有一个不可能有实证证据的猜想（所以不能当真，只能参考）：人类语言所以能够从动物的信号系统发展出来成为一种思维形式，虽然肯定有许多成因，但其临界变化形式是原始人终于说出了“不”（逻辑意义是“Ø”），这一点使得语言开始有了逻辑性，或者说开始生产出它的“逻辑语法”（大概包括可以由现代逻辑所能够描述的各种逻辑规定和规则），有了逻辑语法，语言才真正成为思维形式（我们通常所说的语法是用来形成语词间关系的“表达的语法”，它虽然对思维有某些影响，但不是形成命题间关系的思维结构）。

思维从出发点上说是理性地去选择。当然，思维并非仅仅是理性选择，但理性选择是最基本的，恰恰是由于有了理性选择而后才进一步产生了涉及欲望、情感、兴趣、直观等等复杂因素的那种完整的、丰富的思维，所谓非理性的思考也是理性的产物，只有在理性的帮助下，才可能产生那些“有意识的”或有意图的感性活动，因为只有理性才能给感性打开比本能更广阔的新的感觉空间，才使得感性有了丰富复杂的问题和对象。如果没有理性对现实和未来的拓植（colonisation，借用A
·Giddens的用词，参见《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感性本来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选择和需要选择，感性就大概只能按照本能去选择本能所能够选择的非常少量的事情，见果子就吃，见猛兽就跑，大概如此。所以说，如果没有理性的开拓，感性本身没有太多选择，理性选择是人的思维中最基本的选择。最简单的选择形式就是肯定和否定。只有当人类懂得否定，思维才有了自由，才可能产生自我意识，而有了自由的思维能力，才具有界定、规定和划分各类事情的可能性。

事情可能是这样的：假如动物的信号系统算作语言的话，那么这种语言中的词汇（也许动物信号不分词汇和句子）很可能是一个一个“单子式地”指涉着相关对象，而这些词汇并没有互相说明的关系。这可能是与人类成熟语言的一个根本区别，人类语言能够以自身为对象，能够分析、理解、讨论自身。如果一个信号系统不能自我分析就不是一种真正的语言。按照我的猜想，语言的自我分析是以“否定”的发现为开始的，这里也许没有充分的理由，但“否定”看起来特别典型地具有反思色彩（在逻辑中，Ø和某个命题联结词如Ú或®的组合就可以定义其它基本联结词，不知道这一点是否也多少说明Ø在思想功能上是最基本的）。当否定着某个陈述，语言才开始对语言自己说话，语言把自己对象化了。我想象自己是一只狼，长声表达猎物，短音表示危险，诸如此类，这种语句与本能反应直接挂钩，我没有必要反思语言。只有当语言丰富到需要对语言自身的活动进行分析和讨论时，就需要否定某些东西，同时也就是建设性思维的开始。也可以说，当语言能够对自身做出某种否定，语言就成为自己的对手，语言就成了生活。

语言对自己说话暗示着语言有着一个先验的二元结构，它是一个对话结构，即抽象的对话双方位置，这两个位置可以说是“我性”（I-ness）和“他性”（the
otherness）的纯粹先验位置。就像一盘棋，不管有没有人下，或者谁下，都先验地具有对抗的逻辑位置，语言也一样，不管跟谁说话，还是自言自语，都预定了对话的先验位置。这种先验位置从根本上说是基于“不”的发明的，它使得语言生成了否定某种话语的可能，这就造成了能够否定对方话语的语言位置。语言蕴涵了歧异思想和对话的可能性，这一点是关于“他人心灵”的先验证明。

2、严格意义上的二元性

二元性虽然是思维的基本判断方式，但并非所有看上去好象是二元格式的概念都是真正的二元结构。其中有一些显然是为了修辞学效果才对比地使用的，例如我们喜欢说的“轻重缓急”之类。首先，什么算轻，什么算重，尽管可以硬性划分，但就其本身而言是不明确的、相对的；其次，轻重之间有着过渡，它们是连续性的，中间的区间就算是不轻不重或者从不太轻到不太重的无数个量。诸如“大小”、“黑白”、“远近”等等都是如此。这种两极与它们之间其它点一样都只不过是同一个连续性上的某个量级。不过我们更喜欢说到这种连续性的两极是有些道理的，当能够谈论两极，就等于把它们中间的区间在某种程度上规定清楚了，于是我们就或多或少地有了理解。这类修辞性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真正的二元性，它不是理论原则问题。

但是有另一些二元格式的概念诸如“现象和本质”、“心物”、“主体和客体”、“独裁和民主”、“理性和非理性”、“科学和人文”等等则不断惹是生非，这些概念都涉及重大理论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这些角度去看问题，并且试图定义什么是现象和本质或理性和非理性，还争论应该强调哪一方。

不过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应该强调二元论原则还是一元论原则，而是一个作为“元提问”的后现代怀疑论问题：这些二元格式的理解方式是否有意义？后现代并不是对“又一个新时代”的预谋和规划，尽管后现代是对现代各种雄心勃勃的观念和思想模式的怀疑和解构，但这种怀疑和解构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因此，后现代怀疑是一种茫然眺望没有图景的前途的现代性自我批评，也正是因为还没有完整成熟的新观念可以信任，所以后现代批评特别地表现为以不尊重的态度对现代各种观念进行“糟改”，它使各种现代观念以一种非常可笑的面目表现出来。值得注意，后现代并没有超越现代，它所试图糟改的东西同时就是它所能够利用的资源，或者说，它只不过是现代性在糟改自己，于是，这种糟改有一点自我解嘲的味道。不过，作为现代的自我批评，后现代的怀疑也并非没有力量，显然，如果一种观念能够被糟改，这种观念一定至少在某个方面是可笑的。这就像是，对某个大人物比如说总统的屁股踢一脚，虽然这是不合法地消解了总统的尊严，但它毕竟也说明了那种尊严有着某种程度的矫柔造作和虚假。对于二元论理解模式的后现代怀疑表明，我们总有理由糟改它，但总忍不住使用它，我们不可能知道它是非常合理的还是很不合理的，既然我们不可能知道事情本身是一个方面还是两个方面或者是多个方面，也就不知道是否必须把它看成一个方面还是两个方面或者是多个方面。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看问题是真正恰当的。

二元论是关于对象的叙事方式，不是针对观念的判断方式。二元论其实是试图形成某种对比以便更加简单鲜明地产生理解，且不管这种对比是否合适（显然有时候合适有时候不合适），这种对比的意义在于双方是互为背景的，而且由于这种互为背景而各自显现出来，所谓相反相成的关系。这种二元是“论”而不是“值”，所以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二元性思维形式。

作为叙事方式出现的二元对比只能表明我们喜欢或者习惯如此这般去对比，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对比有什么必然性。我们在思想中使用的那些二元叙事方式往往显得郑重其事，因此看不出其中的不严肃，其实，它们和“苦和甜”这样的对比是同一类型的。事实上，苦自有苦的理由，甜自有甜的理由，这些理由之间并没有必然关系。就其本身而言，苦或者甜都是各种事情中的某一种，本来它们之间并没有必然的二元性，只是我们制造了这种对比。假如我们产生了另一种比较欲望，就完全可能把“咸和甜”作为二元对比。

这并不是说不能使用这种二元叙事去理解事情，只是说，这样去理解事情并没有必然的道理，在这种对比中产生的问题很可能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严肃和鲜明，例如“中西”比较，这种二元对比预先就暗示我们去寻找恰好对立的或者恰好一样的东西，这两种情况事实上当然有，但是并非只有这两种情况，而且，真正重要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那两种情况，比如说，西方有着非常出色的理性思考，我们就好象只能想象中国没有理性思考，同时又进一步好象暗示着只能假设西方缺乏感性深度，这是一串无理的观念，对于那些不想做这种故意的对立比较的人来说，西方和中国显然是理性地思考了不同的问题，也当然有着不同的但都很有深度的情感方式。这种“不同”意味着A和B的关系，而不一定是A和非A的关系。

在语言上的故意对比中，很容易产生不正确比较的暗示，如歌里唱道“我很丑但很温柔”，人人都知道美和温柔不是一回事，但这里的暗示却引向美和温柔往往不在一起的感觉，好象丑更加经常地和温柔结合在一起。在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这种故意对比毕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尽管我们喜欢无理地对比，但也无所谓地、含糊地对待那些对比。我们在理论上则容易过于斩钉截铁地把某种故意对比强化为二元论，这有时候碰巧说得通，但许多时候会导致严重的思想障碍。例如to
be 和ougth to
be这一格式，它的主要难题还不在于这两者的截然分离是可疑的，更严重的危害是它暗中把伦理学限制在伦理规范这个狭小的范围内，就好象伦理学问题都只是一个“应该”的问题，事实上假如不把问题扩大到整个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各种价值的问题上去思考的话，我们将不可能思考关于规范的问题，因为就其本身而言规范是没有道德意义的。假如不让一个人to
be，他就恐怕会拒绝ougth to be。

只有当一种二元格式的逻辑意义不是“A和B”而是“A或者非A”时，才是严格的二元性结构。这种严格的二元性结构不是叙事方式而是判断形式，不是把各种事情描写成某两类东西，即“这种样子”或“另一种样子”，而是发现我们能够想到两种相反的可能性，即“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考虑它们的微妙区别：不严格的二元格式说的是，或者是个真实世界，或者是个神话世界，诸如此类；严格的二元结构则是说，存在这个世界，或者不存在，诸如此类。显然，一种叙事方式永远只是某种叙事方式，并非只能有这一种叙事方式，因此，无论什么样的二元论（或者一元论或者多元论）都只是关于事情的一种偶然的描述，是否有意义只能历史地评价，而二元判断形式却是思维中必然需要的形式，假如没有二元判断，我们根本不可能思维。或者说，用善恶、美丑、现象本质、主观客观之类去谈论事情，这相当于语言中的文学风格；用是非去谈论事情，这相当于语言的语法。思维的语法就是逻辑。“是非”（或曰真假）二元取值是逻辑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是要在互相矛盾的情况下去做出选择，就不需要这种严格的二元格式。

尽管二元格式在叙事方式或理解方式中可能是最基本的或最简单的，不过最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这要看情况。例如二进制对于电脑是最好的，因为它的演算规则最少，但对于人来说，二进制显然会使我们看得眼花缭乱。顺便一说，十进制却是很坏的，假如由数学家来决定，强调实用方便的数学家会选择因数比较多的12；强调清楚明白的数学家会选择质数7或11，无论如何10是不会被考虑的（参见丹齐克《数，科学的语言》）。人们历史地选择了十进制，它虽然不好，但历史是不讲道理的。其实对于我们现在不喜欢的许多叙事和理解方式也是一样，它们是历史中形成的习惯，我们往往不得不利用那些传统的理解方式。

3、关于排中律

二元判断在思维上的必要性是一个涉及逻辑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一个关于逻辑的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逻辑内部的逻辑问题。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而引起某些逻辑学者的误解，他们以为我试图用逻辑学之外的讨论方式去干涉逻辑学，但事实上我所讨论的只是哲学问题，所以讨论方式是哲学的。逻辑中有一些基本假设——往往只是暗中承诺而没有明说出来——是哲学性的，也就是说，这些假设不可能有属于逻辑学的“逻辑的”解释，它们和其他学科的基本假设一样都是哲学性的，都几乎是一些思想直观，这样一些思想直观一方面直接构成了我们思想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构成思想的基本困难，因为这些直观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这些通常被盲目承认的思想直观或假设恰恰就是没有解决的哲学问题。在这里我要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

如上所述，我们通常使用的二元结构有两个类型，一个属于叙事方式，或者说理解—解释方式，它要求从两个角度、观点或方面去看事情：另一个是判断方式，它要求的其实是用来明确两种相反的可能性的某个条件，这是严格意义上的二元性，关键在于它只需要使用给定的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制造了两种并且仅仅两种可能性。我相信，“一个条件，两种相反可能性”这个模式是一切逻辑判断的基本原则，其实这也就是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共同联合所描述的情况。直觉主义数学指出，我们不能无条件地滥用排中律，或者说，排中律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有效。这说得很对，在我看来，排中律只有在矛盾律有效的情况下有效。这一点《墨经》早就意识到了：“彼，不两可两不可也”，“辩，争彼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这里至少指出了两点：（1）一个逻辑判断针对的是观念而不是事物；并且（2）只有当两个观念是对立相反的，排中律才有效。因此，排中律不能单独被理解，它必须和矛盾律一起被理解。如果意识到矛盾律是排中律的有效条件，就能够理解二元取值是逻辑思维唯一有意义的取值方式，如果不是需要在相反的可能性中分辨出结果的话，就不需要逻辑地判定。当只是去叙事、去理解、去解释，就根本不存在“你死我活”的要求，自然而然是多元的。

有一些逻辑学家反对通常意义上被接受的排中律，进而反对二元取值（真假二值），声称真假值只不过是极端状态，其间至少存在着第三值甚至无穷多值。由此产生“三值逻辑”和“多值逻辑”。当然，设计一个在逻辑语言上没有问题的多值逻辑系统没有困难，但是这种想法却是一个哲学错误。

多值逻辑的基本形式是三值逻辑，它企图在真（T）假（F）二值之间加入一个“真假不定”或“不真不假”的中间值M，由此可推广出多值模式：换个说法，假是0，真是1，则0—1的区间有无数个值。现在问题是，在真假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空隙足够容纳至少另一个值。

多值的设想一开始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结果是致命的）。由于“比真还真”或“比假还假”绝对是胡说，另一个值便似乎只能在T，F之间。这里隐藏的哲学问题是，不管根据的是什么条件，我们都是在某一种条件上知道命题p的真假的，即如果p满足条件c则为真，如果不满足条件c则是假。显然，条件c生产了两种可能性，或者说，根据c，我们仅仅知道两种可能性。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呢？c并没有生产第三种可能性，因此，假如我们的思想需要其它可能性的话，就需要引入另一种条件d，而不能超出c的生产能力在c的范围内加入第三种可能性。由于逻辑仅仅考虑到抽象的真假，而没有考虑真假的实际语义，就很容易忽视特定条件c的局限性。想想看，如果考虑到别的可能性，就把它说成中间值，是什么意思呢？这好象是说，有个人宁愿以“方”和“圆”为值域来衡量事物，有一天他又想增加一个中间值，根据逻辑，这个中间值应该是“方的圆”。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某些事情，这种“不知道”是的确什么都不知道，决不能因为不知道它是真还是假，因此就以为知道它“不真不假”——这一点恰恰也是不知道的。不管什么样的中间值，都是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冒充知道点什么。如果说逻辑混乱，思想就不清楚，那么也应该说，如果哲学假设有问题，逻辑也会有问题。想象真假之间有空隙，这是个错误的知识论假设。

二元取值所以经久不衰，有两个基本的直观证明（类似于直觉主义数学关于自然数的直观证明）：（1）行为证明。我们在任一时间t′只能选择做某种事情，或者不做某种事情，而不可能做又不做某种事情；（2）存在论证明。任一东西，在特定时间t′，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而不可能存在又不存在。可以说，（存在；不存在）是任何严格二元判断形式的样板。所谓“真”，只不过是“存在”的另一个表达，例如一个数学命题p是真的，指的是，某个系统S有一种方法把p在有限步骤内构造出来，即有限步骤使得p存在。于是，可以这样理解：（存在；不存在）是基本的二元形式，针对不同事情和不同附加条件，可以演变出一系列表达方式。

现在来重新解释所谓“不真不假”的现象。考虑有模式（T，F），显然，我们是在规定了某个成真条件c的情况下才知道这里的（T，F）的完整语义，这个特定的c定义了这个（T，F）的有效空间，这个空间可命名为c空间，而c定义的真假则可记为(T，F)c。例如，如果以牛顿力学原理为标准，那么所要讨论的某个命题p是否为真就是指在牛顿空间中是否为真。现在出现某些现象在c标准下不能解释，就可能想到了需要另一个值U，毫无疑问，U不是c条件下被解释的T或F。假如根据这一点就推理出“U在T和F之间并且排中律失效”则是错误的，正确的推论应该是“U在(T，F)c之外”。为什么？因为由c所定义了的（T，F）空间是一个特定的、由c所规定了的封闭空间，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开放的空间——这一点特别需要注意，我们一不小心就会以为（T，F）是随便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普遍有效的空间，根本不是。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比较容易产生误解，由于我们在谈论逻辑，而又知道逻辑命题的真是所谓“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不过应该看到，只有像p®(pÚq)或(pÚq)®(qÚp)诸如此类的命题才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为真的逻辑命题，如果单就简单命题p而言，它并不是逻辑命题而是指某个命题，可能是个经验命题，也可能是个哲学命题，或者别的什么命题，虽然在逻辑地谈论某个命题时可以不去谈论它的内容，但是不能忘记它是有内容的，它的内容虽然不是逻辑的，但却暗中限制着逻辑谈论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真假，即使有时不用说出真假的实际意义，也不能忘记它有实际上的意义。

既然U在(T，F)c之外，就是说，U在c空间之外，这意味着“某些现象在c空间中不能判定”。请注意，这本身恰恰就是一个判断。因此，所谓另一个值实际上只能是另一个层次的二元判断中的一个值，这个新出现的二元模式是（在c空间中可判定；在c空间中不可判定）。通常所说的第三值被消解了，它只不过是另一个更大规模的二元模式中的其中一个值。换一个说法，第三值不可能是一个中间值，不可能是分别与T和F同水平并列的另一个值，而是与(T，F)c这个整体单位并列的值，就是说，（在c空间中可判定；在c空间中不可判定）这个模式相当于[(T，F)c；(U)c]。这样的二元模式根据不同条件和情况可以有各种变化形式，所以永远不可能有无法还原为某种二值形式中的某个值的第三值。

由此可以重新解释那些据说是需要第三值的现象：

（1）未来事件问题。考虑命题“明天有足球赛”和“明天没有足球赛”。据说在此排中律失效，因为明天的可能性比足球赛多得多，也许是战争也许是股市大乱。可是这些情况已经超出原来规定的判断空间，它的真实要求其实不是第三值而是另一种判断空间。

（2）数学问题。例如，假定π在展开中的k位置上连续出现7777（Bruower反对排中律的例子），这种情况是不可判定的，因为不能构造地证明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有第三值，而是意味着需要大概是[（可构造地判定）；（不可构造地判定）]这样的二元模式。多少有些奇怪的是，Bruower等人从直觉主义数学要求发现了我们实际上无法判定超出构造性条件的命题，却没有因此顺理成章地想到那是另一个层次。可见假如在哲学上没有仔细的考虑就可能会在逻辑上过于“平面地”看问题。

（3）物理问题。量子力学实验有这样的现象：密封箱以隔板分为两个部分，隔板有原子足以通过的孔，按照排中律的想象，原子在左边或在右边，可是事实上原子同时在两边。实验当然没错，可是谁说能够这样使用排中律？难道我们指望逻辑和物理学一样吗？原子当然在两边，这是事实而不是逻辑的结果，逻辑管不了事实，只能管命题。把观念和事实混为一谈，或者说，以为观念都表达着事实的规律，这种想象是人们的一种习惯。逻辑仅仅是针对观念的，我们不能要求逻辑的规律在事物上也有效，因为事物并不按照逻辑来生成。逻辑与事物如果总是一致的，那倒是新鲜事情。

顺便可以谈谈哥德尔定理，也许对理解上述的讨论有所帮助。哥德尔定理是以一个数学问题为背景的，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数学系统中，根据公理并且按照推论规则能够证明的命题当然是真的，能够否证的命题当然是假的，但是因此还不能就有把握反过来说，在这个系统中的所有真命题都是可证明的，或所有假命题都是可否证的。这就是所谓完备性问题。我们知道，哥德尔证明了，在一个足够丰富的系统中总会有至少一个（也许有许多个）真命题对于这个系统而言是不可证明的，更准确一些说，如果一个形式系统理论T足以容纳数论而且是无矛盾的，则理论T必定是不完备的，因为其中至少有一个属于T的有意义的命题p是真的，但却在理论T中不能判定，这就是所谓不可判定的命题（也称哥德尔命题）。哥德尔指出了不可判定命题的确实存在意味着思维不可能完全被“算法地”描述，而且，在我看来，这还进一步意味着，一个足够丰富的系统所需要的真理概念不止一个。我们必须注意到，表达一个形式系统中根据公理和推论规则来证明的那些真命题的真理概念完全不同于表达那些不可判定的真命题的真理概念，它们根本不是同一个真理概念，那些可证明的真命题的真理概念就是这个系统的证明方法，而那些不可判定命题的真理概念则肯定是另一个概念，应该怎样表达它，倒是一个难题，也许与理性直观有一些关系，更可能与语义性质有关（因为哥德尔命题具有与说谎者悖论类似的自相关形式：“这个属于T的命题在T中不可证”）。无论如何，它们是两个真理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真理概念在真实情况上总是非常具体的，像哥德尔命题这样的不可判定命题，它的“在T中的不可判定性”与“在T中的可证明性”构成了二值判断结构，而这种不可判定的命题非常可能在某些由别的条件规定的逻辑空间里被判断为真的或假的（一个例子：费马大定理被认为可能是哥德尔命题的一个实例，现已被Wiles通过把原来的问题转换为别的数学领域中的问题而证明了）。显然我们不能用（真，不可判定，假）这样的平行的三值结构去理解哥德尔命题，否则会导致混乱甚至矛盾。

我并不是想否定多值逻辑的思想价值，而只是说，如果理解到我们真实的思维所使用的二值判断模式是多种多样的，是有着许多层次的，或者说，如果理解了我们实际上有着足够丰富的二值模式，那么就可以承认二值判断在逻辑上是足够的，而多值逻辑则是多余的，它可以还原为多种相关的二值逻辑。“多值”的现象是有的，只不过属于关于对象的叙事方式，却不属于针对命题的判定方式，可以说，对象是多值的，命题是二值的，这两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当然，假如把二值模式简单地理解为只有一种模式，那二值逻辑就显得不够了。由此看来，人们对逻辑难免有些担心，因为逻辑有时候为了逻辑自身的简练漂亮而可能把逻辑发展成与人们真实思维非常不同的另一种思维，如果将来把逻辑搞成那样的话，我们就恐怕无法再指望逻辑成为对真实思维的有效解释。

4、说出什么样的logos

希腊人好辩，对事情总是要求说出logos（说法），人们能够说出各种各样的logos，显然，如果只是要求给个说法，总是能够找到说法的，

『捌』 传统伦理学以什么为中心

我不是专业人士，仅仅凭借我看过的入门级教材谈西方伦理学，谈错了请专业人士纠正。

西方入门级伦理学是用思辨性的方式分析道德问题。下面贴出《伦理学与生活》一书的部分目录：

第十二章 说谎、欺骗、背约与偷窃
12.1 非结果论的与结果论的观点
规则非结果论的观点
结果论的和行为非结果论的观点
12.2 说谎
反对说谎的理由
赞成说谎的理由
温和观点
研讨实例
12.3 欺骗
反对欺骗的理由
赞成欺骗的理由
研讨实例
12.4 背约
不言而喻之契约
一种不诚实
人的诺言
反对背约的理由
赞成背约的理由
研讨实例
12.5 偷窃
反对偷窃的理由
赞成偷窃的理由
研讨实例
主要伦理学理论的相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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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本伦理学教材的意义不在于向你灌输特定的道德理念，也不是指望你当个好人，而在于让你学会思辨性的思考道德伦理问题，能够用犀利的大脑去解析自己与别人的价值观在逻辑上谁漏洞更少、更强悍。（伦理学问题其实是最适合拿来当辩论赛题目的，比经济、政治类话题更合适，因为伦理学谈的是“应然”而不是“实然”）

『玖』 善恶两元论是怎么回事

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这个问题就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千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但也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问题。要解决目前困扰中国的一些难题，也许可以从人性论这个问题上着手。人是社会之本。因此，社会规范和法规法制必须要建立在对人性的正确认识之上。
当我们用性善恶论来分析中国和西方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时，就会发现它的独特魅力。这个被传统主流人性观排斥压制了数千年的一种历史智慧终于发出其耀目的光彩。

首先，性善恶论肯定了人性中“善”的因素的存在，因此也就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教育的重视。但是，性善恶论也表明，人性中也存在“恶”的因素。因此，光靠道德教育，就难以遏制恶的因素。所以，既要扬善，也要抑制恶。这就显示法制的重要性。所以，孔子前面的话如果改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有耻且格。”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中国古人曾有“惩恶而扬善”(左传)和“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汉书-古今人表序)的名言。

就拿反腐败的问题来说吧，腐败的根子在人性，用中国古代的话说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所以，治理腐败也要从人性的角度来着手。既然人性内有恶的因素，就不能指望官员都会洁身自守。而是要建立对政府官员的有效的监督和惩罚制度，不能仅仅靠认识和思想教育。最近，中国国家主席jianzemin提出反腐败要德治和法制并重，这就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实行德法并重治理国家的新思路。这将会加强中国的法制，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另外，性善恶论也会破除中国民众中目前对社会现状的一种迷惑心态，他们应该知道，人心有善有恶，人间自有真情在。善是主流的，恶是非主流的。所以，不应该对社会丧失信心。应该从自身做起，培养社会之中的正气。中国的古话说：积善之家庆有余。所以，对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未来要有充分的信心。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强调善，注重道德的培养，把中国建成了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中华文明能够历几千年而延续，对善的重视也不无功劳。正是由于这种对善的不懈追求，才使得中国能够吸取并消化各种文明，才能够同化别人，而不是被同化，才能够使得中国经历一波波的动荡而重生。同中国过去几千年中遭遇过的各种危机相比，中国目前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只要采取德法并重的治国之道，中国的文明再现辉煌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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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什么是二元对立的思维

二元对立哲学思维方式即“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方式。

二元对立是在批判理论上，一对相反的理论，它们通常会以阶级形式出现。在结构主义理论中，二元对立论，是解释人类基层思想，文化与语言的一种相当有力的工具。相反，后结构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并不是人类思想最基本的组织，只是西方思想的加工品。

比如笛卡儿被称为典型的二元论。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灵和物。灵魂的本质在于思想，物的本质在于广延，二者的本质不能互换，不能决定、不能派生，彼此完全独立。笛卡儿的二元论建立在世界具有精神和物质两个独立的本原的基础上，即是典型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元对立方式。

(10)二元道德论扩展阅读：

思维的陷阱：二元对立思维、分别心上帝在设计人脑的时候，留下了斧凿的痕迹，这个是人类思维集体性的一个陷阱。世界的本源是通过阴阳、01来进行编码的，大脑的神经元有冲动（1）和抑制（0）两种状态，这样的编码也决定了人喜欢二元对立思维。

二元对立思维、分别心是受文化等因素影响，人的内心会产生好恶、美丑，我想这样不想那样，非得这样不能那样，非此即彼的一种思维现象。基督教里面说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开始是不分善恶的，没有羞耻的概念，只因受了蛇的诱惑，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实就会区分善恶美丑的。

佛教中的不二法门，也是同样的道理，“不二”即是“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众生平等”、“自他平等”、“心佛平等”等，是佛教认知世界万事万物的方法与观念，演绎阐述的是世间万物本质与表象的关系。二元对立思维、分别心容易制造内心冲突，让人有种种痛苦和焦虑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