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立法活动始于

① 汉代法律制度发展进程的表现是什么

汉朝法律制度
汉朝法律制度是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秦灭以后，刘邦和项羽进行了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公元前202年，刘邦打败项羽。统一全国，定都长安，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末年，外戚王莽夺取政权，建立新朝。但王莽政权仅存17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以刘秀为代表的豪强地主集团夺取了农民起义的果实，于公元25年重新恢复了汉朝的统治，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两汉历经四百余年的统治，封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与此相适应，封建法制也进一步完备，在秦律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

中文名
汉朝法律制度
指导思想1
与民休息，宽省刑法
指导思想2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原因
秦末农民大起义
法律内容
刑事法律 民事法律
快速
导航
法律形式

立法活动

刑制改革

法律内容

司法制度
指导思想
与民休息，宽省刑法
汉朝统治初期，统治者深刻反思法家思想，严厉批判“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的主张，确立了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的指导思想。
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汉初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封建统治已具备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决心改“无为而治”为“有为而治”，采纳了儒家思想家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将“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法制指导思想。汉代的刑罚适用原则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确定了“上请”、“恤刑”、“亲亲得相首匿”等刑罚适用原则。
法律形式
⒈律（基本法律）：即法典，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法律形式，主要调整重要和基本的法律关系。汉律六十篇指的是萧何所定的《九章律》（九篇），叔孙通所定《傍章律》（十八篇），张汤所定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所定的《朝律》（六篇），加在一起共六十篇。汉律还有一个名称，“三尺法”，因为汉律是用三尺竹简书写的。
⒉令（临时发面的诏令）：又叫做“诏”，是皇帝根据形式变化及时发布的。“令”可以用于补充法律，解释法律，甚至可以代替法律，“令”往往又可以成为以后修订法律的根据。
⒊科（单行刑事条例）：又叫做“科条”或“事条”，是从秦朝的“课”发展而来的，据刘熙的《释名》记载：“科，课也，课其不如法者罪责之也。”科是关于考核，以及处刑标准的具体的法律形式。据《后汉书》记载：“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可见，汉朝的“科”作为法律形式已经被广泛使用。
⒋比（决事比，又叫决事比，即可以用来比照判案的典型判例。作为一种灵活的法律形式，“比”可以补充法、令的不足，在汉朝的时候被广泛使用。可以比照的断案成例。律无正条规定时比照最接近的律令条文或同类型案件）。
.⒌《春秋》经是汉代的“宪法”，具有凌驾于各种法律形式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
立法活动
西汉初期
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宣布废秦苛法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这是西汉立法的开端“约法三章”。
建立西汉王朝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刘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丞相萧何参照秦律制定汉律.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称《九章律》。《九章律》是汉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个汉律的核心和主干部分.

② 简述汉代的司法制度

汉代的司法制度主要以 约法三章 为基础的。
公元前2o6年,刘邦攻入咸阳，宣布废秦苛法专与百属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这是西汉立法的开端“约法三章”。
建立西汉王朝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刘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丞相萧何参照秦律制定汉律.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称《九章律》。《九章律》是汉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个汉律的核心和主干部分.

③ 汉朝的主要立法有哪些

1．约法三章

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进入咸阳，在统治基础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为了扩大政治影响，笼络人心，以利于夺取政权，他宣布废除秦朝苛法严刑，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罪，余俱去秦法”，这可以看做是西汉王朝立法的开端。在天下“苦秦苛政久矣”的情况下，刘邦的约法三章，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约法三章只是政治策略性的口号，并没有真正实行。但是刘邦的除秦苛法，并非长久之计，而是在楚汉相争、胜负未定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争取民众的权宜之策。

2．《九章律》

汉朝建立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依循秦朝旧律已不能适应需要，因此汉高祖五年，命丞相萧何制定《九章律》。《九章律》是汉朝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法典，它远取李悝《法经》，近取秦律，于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之外，增加户、厩、兴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其中，户律主要规定户籍、婚姻、赋税的内容，厩律是规定畜牧马牛、驿传之事，兴律主要规定征发摇役、城防守备等事。所增加的内容，大都是民事法规。由于汉初法律制度大多沿袭秦制，因此九章律的基本精神仍在于“御奸”，在结构上也是以刑为主，兼蓄诸法。

3．《傍章律》

这是汉高祖时制定的有关宫廷礼仪方面的法规。汉高祖刘邦当上皇帝以后，深感文臣武将缺乏应对礼仪，懦生叔孙通奉命制定《傍章律》十八篇，主要是参照儒家的礼仪制度，集中规定了君臣朝请及各种官延礼制。《傍章律》是对《汉九章》的补充，与《九章律》并行。

汉高祖时期，除了萧何的《九章律》、叔孙通的《傍章律》，还命“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由此可见，汉高祖时期立法活动是比较频繁的，这就为汉朝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4．《越宫律》与《朝律》

《越宫律》与《朝律》是汉武帝时期制定的重要法规。《越宫律》是汉武帝即位后，命延尉张汤制定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规，共二十七篇《朝律》也称《朝会律》，是御史赵禹奉命制定的关于朝贺制度的专门法规，共六篇。

《九章律》、《傍章律》、《越宫律》《朝律》总计六十篇，统统称做汉律。这些基本法规构成了汉代成文法的主要内容。据史籍记载，至汉武帝时期，以这些基本法规为主体的汉律令已达三百五十九章，加上各种决事比，构成了汉朝法律极为庞杂的内容。

西汉初年及汉武帝时期的主要立法，形成汉代法律规范的主体框架，被之后汉代各朝所遵循。随着社会情况的变迁，各朝在不改变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不断颁布各种单行法规和法令，使汉律的内容越来越多，体系也越来越庞大。加上两汉时期不断积累增加各种判案成例，即“决事比”，使法令繁多，体系庞杂成为汉朝法律的显著特点。总括两汉四百年的立法活动，经历了由繁苛到简缓，再由简缓趋向繁苛的多次反复过程。

④ 汉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先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对后世有什么影响

⑤ 中国古代制度中有司法权的是哪个朝代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清晰，有因有革，内容丰富，特点鲜明。历代立法中国古代自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国家机关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
夏商周夏、商、周的法律是奴隶制法律，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它体现了王权与族权的统一，渗透了神权思想。夏代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法律总称为“禹刑”。《周礼·秋宫·司刑》注：“夏刑大辟二百，膑刑三百，宫刑五百，劓刑各千。”中国古代的刑与法含义相同，刑罚的出现，标志着夏代法律制度已经产生。
“汤刑”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尚书·盘庚》记载：“以常旧服，正法度”。商代已具有成文法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并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商朝的刑法严酷，有死刑、肉刑、流刑、徒刑等。卜辞中，有象征残酷刑罚的文字;《简书·康诰》载:“罚蔽殷□，用其义刑义杀。”战国时荀子亦说:“刑名从商。”
西周的法律制度因于夏、商，到了西周更趋成熟。《周礼》中包含有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内容。《吕刑》中对犯人施行五种刑罚的规定长达三千条；同时，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和赎刑制度等。
春秋战国春秋时期，奴隶制法制解体，各诸侯国的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化，成文法陆续颁布。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邓析编订“竹刑”。晋国亦“铸刑鼎,着范宣子所为刑书”（《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成文法的制定和公布，限制了旧贵族的特权，促进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标志着奴隶制的瓦解。
战国时期封建制确立。各诸侯国陆续颁布了以保护封建私有制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法律。其中，魏国李悝在总结各国刑法典的基础上制定《法经》6篇，即《盗》、《贼》、《囚》、《捕》、《杂》、《具》。《法经》是以刑为主，诸法并用的第一部封建法典。秦国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公元前359年，商鞅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制定《秦律》6篇。此外，秦还颁布了大量法令。秦汉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把秦国的法律推行全国,第一次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其中有《秦律二十九种》、《法律答问》、《封诊式》3类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说明秦代“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是信实的。秦代法律以酷烈而著称于世，刑罚种类繁多，手段也极为残酷，有死刑、肉刑、徒刑、笞、籍没收孥等，对罪犯往往数刑并施。
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确立以律、令、科、比为形式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质乃外儒内法，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种思想构成了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各朝都编纂法典。曹魏对法律作了重大修改，制定《魏律》18篇，并改汉具律为刑名，冠于全律之首；规定五刑，使刑名进一步规范化；保护贵族、官僚、地主等8种权贵人物在审判上享有特权的“八议”也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充分体现了“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这是中国古代刑法的重要发展。其后产生了诸如《晋律》、《北齐律》等。《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亦称“十恶”）；北魏、南陈法律中规定的官吏可以官抵罪的“官当”制度，对后世的封建法典皆有重大影响。
隋唐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诸种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隋朝制定的《开皇律》在封建法典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尤为重视立法建设,唐太宗时,制定《唐律》12篇,500条。高宗永徽年间，编定《唐律疏议》30卷,永徽四年(653)颁行全国。唐律把“十恶”特标篇首，律文全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明确规定了社会各等级的不同身份、地位、权利和义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唐律》和《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发展影响极大，对亚洲一些国家亦有一定影响。
宋代《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典。它是以五代时后周的《显德刑统》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宋朝全面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皇帝可随时颁布□令作为断罪处刑的依据,诏□成为最重要和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编□成为宋代最经常最重要的立法活动。宋代正式出现“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
辽代大规模地编纂法典，开始于兴宗时期。重熙五年（1036年），参照唐律修订太祖以来法令，正式编定《新定条例》547条，又称《重熙条制》，颁行全国，成为辽代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1070年），又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为由，对《重熙条制》进行删修增补，编成《咸雍重定条例》789条，简称《咸雍条制》。这部法典对契丹、汉人同样适用，是辽代法律进一步汉化的标志。
金代初期推行女真本族的法，后来占有辽及北宋地区后又兼用辽法和宋法。到金熙宗时，“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定金朝第一部成文法典《皇统制》，这是金朝立法之始。后海陵“又多变旧制”，制定《续降制书》与《皇统制》并行。金世宗即位后曾颁行《军前权宜条》，大定五年（1165）命有司复加删定，与前《制书》兼行。大定十九年乃制定《大定重修条制》颁行，《大定重修条制》是对熙宗、海陵以及世宗初年所定法典的综合整理而成，对统一法制起重要作用。到金章宗所完成的《泰和律》，标志着金朝立法的完备。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颁布了《至元新格》;元英宗时制定了《大元通制》。元代法律的基本内容依循唐律，形式上仍沿用宋代的编□，但改□为“条例”或“条格”。元朝的法律具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清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两个朝代，在法律上亦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的时代特点。明、清法规以律为主，律外有诰、例、令、条例、则例、会典等。
明太祖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把“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治乱世用重典”等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大明律》、《明大诰》等一系列重要法律。《大明律》是明代最主要的法典。它改唐律12篇为7篇,即在名例律之下按六部官制分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改变了隋唐以来的封建法律体系结构。《明大诰》共4篇，是以诏令形式颁发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这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上前所未有的。明代还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钞法、钱法、税法、盐法等。
清代制定的《大清律例》，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它的篇目与《大明律》相同，在沿用唐、明五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刑罚及民族压迫条款。在刑罚和诉讼方面，清律规定满人享有各种法律特权。清朝还颁布了用于少数民族地区专有特定内容的单行法律，如《回律》、《番律》、《蒙古律》等。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清律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也大为增加。
历代行政法规中国古代统治者也用法律作为管理行政机构和官吏的一种手段。历代都制定了一些关于行政机构设置、职掌和官制的行政法规。中国古代虽然把各种律令混合制订在一起，但唐以后也有单行的行政法典。
先秦夏代适应奴隶制的需要，随着权力机构的建立，产生了最初形态的行政法制。商代,“齐之以礼,齐之以刑”,礼法构成商王朝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夏、商时期对政府机构的管理基本是以习惯法为主，“以言代法”，以吏代法。
西周时期的《周礼》（亦称《周官》）中载有《六官》、《六典》之篇。《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考工记》6篇。《六典》即治典、礼典、教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官各掌一典。其中，治、教、礼、事四典实为行政法的内容。从此，奠定了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基础。
秦汉秦代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加强了对政府机构及官吏的管理。《秦律》中的《置吏律》、《效律》等是关于职官建制、任免、铨选、考核之法；《内吏杂律》是关于京官政务之法规；《行书律》是有关公文规定的法规；《傅律》、《田律》、《金布律》、《徭律》以及《工律》等，是有关经济、手工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内容十分丰富，充分显示了统一封建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特色。
汉代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度和职官法，尚书台六曹体制的建立，奠定了整个封建社会六部制度的基础。汉代对各种机构的员额和职权都有明确规定。如对皇帝的诏令必须忠实执行；官吏泄漏机密者，要免职；官吏受贿或保管官府财物自盗者，定罪后仍再犯者，要处死等。
隋唐宋元行政法的重大发展是在隋、唐。隋、唐将晋代就正式列为国家法律的“违制”律改为“职制”。它是对各级官吏违反编制及失职行为的处分规定。唐代编纂的《唐六典》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行政法典。它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制，明确规定了国家各级行政机构的规范、官吏的编制、职责权限以及对官吏选拔、考核、奖罚等行政管理制度。典律分野是《唐六典》的一大发展，“律之正罪，典以范政”，是中国古代行政法发展的结晶。唐以后，宋代有官修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元代有《元典章》等。宋、元行政法典仍以六部为例，仿《唐六典》，它与前代有别的是注重官吏法的修制和民族行政法的制定，因而具有其特色。
明清两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高度发展的时期。它集历代行政法之大成，对行政法典法规的制定更为系统化、规范化。明清仿《唐六典》制定了《明会典》与《清会典》。“会典”之名始于明代，即典章会要之意。《明会典》体例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其记载有关章典制度，凡明史所未载者，会典均有交待。万历《御制重修明会典序》中说：“辑累朝之法令，定一代之章程，鸿纲细目，灿然具备。”《清会典》记载了清代开国至光绪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和活动原则。它采用以官为典，以职立官，有典有例的分合序列。清代的官员都得以会典来执法。正如《续修大清会典序》中所说：“会典所载，皆百臣奉行之政令。”
司法审判机关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往往不分，行政机关兼行审判权，审判权受皇权左右，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秦以前没有专设司法机关，只是设官理刑。夏有大理，商周有司寇。因古代兵刑不分，往往军事长官又是司法长官。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设置掌握狱讼的最高法官，秦称“廷尉”,齐称“大理”,楚称“廷理”。
秦统一的秦王朝建立后，“廷尉”列为九卿之一，作为中央司法机关的长官，负责审理皇帝交办的案件和地方移送的疑难案件。秦地方无专门的司法机关，郡守、县令兼行审判权，可自行处理一般案件。
汉代中央仍以廷尉（又称大理）为最高司法长官，地方司法机关与秦基本相同。汉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尚书台设立后，其中的三公曹（西汉时）、二千石曹（东汉时），亦掌有一定的司法权，分割了廷尉的一部分职权。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关一般仍称廷尉。北齐沿称大理寺，机构日趋扩大。这一时期的地方司法机构仍与行政机构合而为一，司法权由郡太守、州刺史和县令等各级行政长官掌握。
隋唐以大理寺主管审理、判决朝廷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及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案件。御史台为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亦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唐朝时,每遇重大案件，皇帝通常命令大理寺卿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称作“三司推事”。隋唐时期的地方的司法仍由行政机关兼理。
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于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和刑部之外，皇帝在宫中增设审刑院，掌审议大理寺上报的案件。宋神宗时，取消审刑院，其职权划归刑部。地方司法仍由州(与州同级的有府、军、监)和县两级行政机关兼理。
辽代司法体制，契丹部落很早就设有世袭决狱官，由军事首领夷离堇兼理司法。契丹国建立后，于太祖神册五年（920年）置夷离毕院，以夷离毕为北面官，“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专掌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行政与司法事务。辽太宗以后，又仿效唐宋制度，置大理寺、御史台等南面官，“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调、车马之事”，专掌汉族地区行政与司法事务。因此，其行政及司法制度都分为两个系统。
辽圣宗时期，开始任用汉人执掌司法，试图缩小契丹与汉人司法制度的差异，消除民族隔阂。
金代初期没有专门司法机构，各级军政长官兼理司法。熙宗改革后，司法制度大多仿效汉制，但又具有民族特色。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等司法机构，其官员分别由女真人、汉人、契丹人担任，并设译史充当翻译，以解决断案中语言不通的问题。地方仍沿袭宋制，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各路设提刑司，作为中央的司法派出机构，执掌司法事务。
元代统一全国后，于中央设刑部、御史台，并将大理寺改为大宗正府。泰定帝时，将审判权分别归刑部和地方政府。蒙古人犯罪，只由宗正府审理。元代州县兼掌司法，路则在总管府下设立推官，专理刑狱。
明清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于中央设都察院、刑部、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分典刑狱。都察院掌纠察，刑部主审讯，大理寺主掌复核，成为专司驳议的慎刑机关。对重大案件实行“三司会审”,清称“九卿会审”,标志着皇帝对司法权的严格控制。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亦握有广泛的司法权。清代专门设立了承审满人诉讼的司法机构，并将司法管辖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央理藩院专设理刑司，负责对少数民族案件的审判。
主要特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
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规范。秦始皇以法治国,西汉初期大体上是“霸王道杂之”。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导的政治思想,以其为基础逐步形成了以礼法合流为基本特征的封建法律思想体系。维护“三纲五常”成为封建法典的核心内容，德主刑辅、礼刑并用成为法制的原则。从“引经决狱”，实行秋冬行刑，到“十恶大罪”和“八议”的规定等，许多法律内容都是以儒学的等级伦理关系作为定罪或赦免的标准，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
③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中国古代法律从维护等级制度出发，赋予贵族官僚以各种特权。西周法律有“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的规定；汉代有“先请”之制,对犯罪的贵族官僚的审理,要先奏请皇帝。魏律根据《周礼》的“八辟”规定了“八议”。至隋、唐，封建特权法相因沿袭又不断发展，《唐律》规定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按品级减免罪刑的法律制度是集中的表现。唐之后，宋、元、明各代法典均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肯定。
④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于行政,无独立审判权。中国古代法律最早表现为礼刑并用，之后形成诸法合体的封建法典。从战国李悝著《法经》始，至秦、汉、唐、宋、明、清诸律,都是以刑法为主,兼有诉讼、民事、行政等方面的内容。这种诸法合体混合编纂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各朝代。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
以上答案来自一名高校法学专业本科学生。
我是学这个的。要相信权威

⑥ 我国法律发展史

中国法学历史法学产生的两个基础性条件。

1、律发展到一定程度 。

2、一批专门研究法律的人。

中国法学历史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先秦时期。

2、秦汉至清末。

3、清末至中华民国。

4、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⑦ 汉朝法制与秦朝相比有何发展

汉朝在继承、改革和发展秦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形成了以汉九章律为代表的法律制度，还有大量判例法前例积累下来。在中国法制史上，汉代的立法活动为后世传统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至于《明史·刑法志》中有“历代法律，皆以汉九章为宗”之说。汉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礼入于刑，从而确立了礼法合流、刑德并用的立法原则。

⑧ 汉朝法律制度的主要立法活动

公元前2o6年,刘邦攻入咸阳，宣布废秦苛法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 这是西汉立法的开端“约法三章”。
建立西汉王朝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刘邦感到“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丞相萧何参照秦律制定汉律.萧何在秦六律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三章，合为九章，称《九章律》。《九章律》是汉朝的一部重要法典,是整个汉律的核心和主干部分.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严，补充《九章律》的不足，刘邦还命令叔孙通制定了有关朝仪方面的专律《傍章律》十八篇。此外韩信制定“军法”，张苍定“章程”。汉初的立法，直到汉武帝即位时，没有大的变化，法律保持了相对的稳定。 西汉初年，由于统治者贯彻了“无为而治”的方针，法律相对较为省简。也比较稳定，自刘邦至汉武帝期间法律无大变化。汉武帝即位以后，连年对外战争，从而使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加强司法镇压，开始大规模增修法律。汉武帝命张汤制定了《越宫律》27篇，这是有关宫廷警卫方面的专门法律。又命赵禹制定了《朝律》6篇，这是有关朝贺制度的专门法律。这两部法规连同《九章律》,《旁章律》总计60篇，后人统称为汉律。
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镇压，汉武帝时期还制定了《沈命法》和《通行饮食法》。为削弱和打击诸侯王的势，,又制定了《左官律》和《附益之法》，还制定了《腹非之法》，以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至此，汉律的内容大量增加，体系庞杂,刑罚也相当严苛。
自汉武帝以后直到西汉灭亡，西汉的法律基本上无大变化。后因“律令烦多”典者不能遍睹，元帝、成帝等朝曾有约简法律之举，但也只是稍加删节，没有大的变化。 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托古改制，全面废除了西汉的法律，但并没有改变法律的烦苛状况。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废止王莽政权的法律，恢复了西汉的旧律，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同时发布了许多释奴法令和弛刑诏书，想以此缓和社会矛盾。但由于西汉旧律的庞杂，烦苛，再加以东汉历代君主不断增加新的律令。因此，东汉的法律仍是科条无限，庞杂烦苛。章帝在廷尉陈宠的建议下，准备对律令进行一次大的删改，但旋即陈宠被免职，此事也未施行。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使旧律湮灭。应劭于建安六年对汉律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理与修订。但具体内容，无从考察。
从两汉的立法活动中可以看出，西汉初年，刘邦废秦苛法，法律呈现由繁入简，由苛转轻的趋势，汉武帝时改变了这种发展趋势，后来虽有要求约简法律的呼声，但基本没有实现，东汉以后的法律又出现出烦苛入轻简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是法律自身的要，,但也直接受制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和立法思想的影响。

⑨ 汉代法律制度

汉朝的主要立法
1．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俱去秦法。”公开宣布废秦苛法，是汉朝法制的开端。
2．《九章律》，相国萧何在《法经》六篇基础上，吸收奉律部分内容，增加户、厩、兴三篇，合为九篇，故称《九章律》。《九章律》构成汉律的核心和骨干。
3．《傍章》，它是汉高祖时叔孙通奉命制定的有关宫廷礼仪方面的法规。高祖还命“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
4．《越宫律》《朝律》是汉武帝时制定的法律。前者是关于宫廷警卫方面专门法规，后者是关于朝贺制度方面的法规。
（三）汉代的主要法律形式是律、令、科、比
“律”是国家的常规法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普遍的适用性；而“令”是皇帝随时颁布的诏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令”的法律效力高于“律”，它可以代替，更改甚至取消“律”的有关规定，也可弥补“律”的不足。科即科条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比”是指典型的案例，在律无正条的情况下．采用可以比照判决的典型例进行司法审判，它是较“律”更为灵活的一种法律形式。
汉代文景帝时期刑制改革的内容

汉代司法制度
皇帝掌握最高司法权。中央设廷尉专理司法，审理诏狱和疑狱。丞相、御史大夫参与司法。地方州为最高司法机关，州牧审理郡县上诉案件。郡由郡守兼理司法．设决曹掾吏专理司法。县由县令兼理司法．并设县丞佐理司法。
诉讼制度主要的有录囚制，即虑囚，对已经判决但尚未执行的囚犯，由皇帝或其派员定期查讯，对有冤枉或可宽大之处予以平反或宽大的司法制度。春秋决狱是汉代司法制度的特点。它是指汉代中期以后在司法实践中开始的，以儒家经典《春秋》中的原则与精神作为判案根据的司法活动，实质是“论心定罪”．始创于董仲舒。
西汉初年，中央监察权由御史大夫执掌．御史大夫有权监督丞相，西汉末年．设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其长官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主管监察百官，纠察不法。汉武帝时设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及其临近各郡，因受皇帝倚重，每逢朝会，独居一席，同御史中丞、尚书一起被当时人称为“三独坐”。地方监察体系方面， 汉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十部州，每州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刺史成为固定的监察官。刺史监察内容主要是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等等

⑩ 中国传统立法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国法制史中的发展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而圆熟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时，以“礼”作为立法根据和指导思想；以“礼”的基本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并且以“礼”来注释法律。

中国古代法制强调法律、刑罚与道德教化的相互为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教化与法律刑罚之间关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学说是以人性性善论为基础的。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过适当的礼义教化，则“人皆可为尧舜”、“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就不难实现。法律刑罚的功能是相对有限的，所谓“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杀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罚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国家应该是“导之以礼，齐之以刑”，应该“德主刑辅”。意思是治理国家、统治民众应以发扬德政、宣传教化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张的那样本末倒置。同时，制定法律、实施刑罚也应反映、适应礼义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为道德仁义、纲常名教的最好载体。所以，儒家不仅主张实行“仁政”，也强调执法要“仁恕”，要审慎，要“恤刑”。过于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实践当然容易导致泛道德主义泛滥，容易使法律沦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这是其消极的一面。但这种理论注意到从更宽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无疑又有其值得参考借鉴价值。
注重家族伦理，注重维护家庭的和睦和亲情。我们的祖先认为，家庭的生命是一脉相承的整体，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又是个人生命的延续。所以我们把家庭亲情称为“骨肉之亲”，兄弟关系称为“手足之情”。在这种情形之下，一遇到与亲情伦理有关的问题，考虑的、注重的东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传统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这种印痕，“依伦理而轻重其刑”的伦理特性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最为鲜明的特征。在各朝法律特别儒家化以后的法律中，有关处理亲属、家族成员间杀伤、侵犯、奸盗、婚姻、田宅及子孙不孝、违反教令等伦理性条款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处理这些亲属间纠纷的原则，向来是儒家所宣扬的尊卑、亲疏观念，完全是一套不同于常人的评判标准。这些伦理性规则中，充斥着相当浓厚的尊卑、亲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显的父子、夫妻、尊卑长幼间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维护家庭和睦、强调家庭成员间相互扶助，特别子孙对父祖、卑幼对尊长的尊敬、抚养的义务。这些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表现。
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直接提出“无讼”的理想，就是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尽量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相互忍让、体谅，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不会发生争讼；即使有了争讼，也可以相互妥协，和睦相处。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无讼”被士大夫阶层视为一种终极的理想和目标，逐渐设计和形成了一套关于“贱讼”、“息讼”、调解和调处的特殊制度。这些制度的消极面在于过于强调“息讼”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但对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礼法合治”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真谛与特色。在战国时期“礼治”与“法治”开始进行交锋，交锋的结果之一是“礼治”东山再起，“法治”隐退，另一方面也是“礼治”与“法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融合。“礼法合治”实质是自然经济、宗法结构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相溶合的结果，相应地法文化型态也妥协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习惯法”与“成文法”结合的“混合法”样式。这种样式从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年间，“伴随着秦汉封建专制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儒法合流，珠联璧合，形成中国正统的法观念，并且逐渐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礼法交锋促成了“礼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统法律思想在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地位，并且这种“内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实践领域扩张，西汉儒学们发动“以经决狱”将经义凌驾于法律之上，实践于审判活动之中，吹响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号角，东汉儒臣掀起“以经注律”的热潮，几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后“以经立法”的唐律结出“一准乎礼”的硕果，“礼法合流”即大功告成，“这样，中华帝国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礼与法的关系是“礼为本，法为用；礼为主，法为从，礼为先，法为随；寓礼于法，明法彰礼”；在法律规范上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习惯法与成文法并举的“混合法”状态。

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则是目的；刑罚的适用必须建立在德教的基础上，而实施刑罚的目的则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广泛，以致于很难截然划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不仅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精神相契合，触犯法律的行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关系上，德教的地位高于刑罚，即所谓“德主刑辅”，所谓“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肋焉”。传统法文化主张“为政以德”。“为政以德”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二是重视道德教化，主张“以德化民”。德与刑相比，是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这就叫做德主刑辅，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也就是说，刑罚必须以礼乐为依据，否则就不会得当。从使用效果来说，儒家认为，刑罚只能惩罚犯罪之后，而德教却能“止邪于未形”，防患于未然。从使用顺序来说，儒家主张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诛。这套主张，由儒家所倡导，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尚未被统治者采纳。后来，由于秦王朝不施仁义，专任刑罚，导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辅”说才逐渐引起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经贾谊、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辅”被奉为正统，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本方法，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德主刑辅”思想的指导下，法律自我发展张力极其衰微，法律成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界线，法律缺乏独立性和自治性，从而丧失了自身作为法律的独特个性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