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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伪道德

发布时间: 2022-05-11 11:20:05

❶ 中国人性论总结

人性善恶是中国哲学的重大问题,自古以来人们争论不休,可归结为四种观点: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亦善亦恶论。
1.性善论。中国古代一种主张人性本善的理论。战国时孟子首先提出。他认为,人性即/人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属性,具体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种道德心理,它们是仁、义、礼、智四德的根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肯定四德之善是四端之心的扩充和发展。后儒的人性论,虽各具形式,但大多肯定人性中具有为善的心理根据,并赋予无不善的价值规定,以为人性之根本。孟子都以为只有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为人者才是人性。这就将人性与人性的一部分(亦即人的特性、人性的高级部分)等同起来,因而是片面的、错误的。
2.性恶论。中国古代一种主张人性本恶的理论。战国荀子首先提出。荀子认为,论性必先明/性伪之分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等不待事而后生的感性欲望就是人之所生而有的自然本性。礼义道德则是后天的人为。强调:如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认为孟子视人性为善,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否定善的先验论,而赋予人的自然属性以恶的价值评价,或以自然属性为后天行为恶的根源。据此论证了礼义的起源和礼法兼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又为/化性起伪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提供了理论依据。汉以后,由于正统儒家一般都尊德性而贬情欲,性恶论的影响不及性善论大。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二者看似相反,实则错误相同。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人性本来是多元的:既固有同情心而能利他,又固有自爱心而必利己。可是,孟荀对于人性的界定却都同样是片面的;孟子以为人性仅仅是同情利他;荀子则以为人性仅仅是自爱利己。另一方面,道德之真正目的、道德终极标准本来是增进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可是,孟荀却都是道义论者,都误以为道德目的在于完善每个人的品德,因而便把品德的完善境界无私利他亦即所谓的仁奉为评价行为善恶的终极标准。荀子用它来衡量他所谓的人性,自然要说人性是恶的,因为自爱利己不是品德的完善境界,不符合他所理解的道德目的和道德终极标准;反之,孟子同样用它来衡量他所谓的人性,自然要说人性是善的,因为同情利他是品德的完善境界,符合他所理解的道德目的和道德终极标准。
3.性无善恶论。战国告子的人性论观点。语见孟子告子上。从生之谓性立论,认为人的自然属性本不具道德意义,善恶的产生乃后天习俗所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还以杞柳为喻:性犹杞柳也,义犹木否木卷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木否木卷。看到性和仁义道德的联系与区别,对以后人性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北宋王安石认为性生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为,情当于理,则善;不当于理,则恶。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明清之际王夫子提出/性日生则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认为纯疵,善恶并不决定于初生顷命之性,而主要由后天习成,体现于现实人性即成性之中。近代康有为曾肯定告子之说:凡论性之说,皆告子是而孟子非。认为: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万木草堂口说而人之为善或为恶则决定于后天的学,否定了善恶天赋的道德先验论。性无善恶的错误,就在于把人性这种人生而固有的自然本性当做自然界之事物,因而由自然物不可言善恶而得出结论说:人性无所谓善恶。
4.性亦善亦恶论。此观点始于战国时的儒家世硕,发展于汉儒董仲舒,至杨雄则提出/性善恶混的著名论断: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认为在人的天性中,并具善、恶两种因素,两者混杂。而善人、恶人之分则决定于后天的修养;发扬善的因素则为善人,发扬恶的因素则为恶人。而人的气质,就是向善或向恶的凭借。其说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折中。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人性既固有同情心而能利他,又固有自爱心而必利己,是比较全面的,避免了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片面性。但是,对于另一个前提,即善恶标准,它却与性善论、性恶论犯了同样的错误:片面地把仁、无私利他奉为评价行为是否道德的惟一准则。这样,它便与性善论和性恶论一样,认为自爱利己是恶,而同情利他是善,只不过它把二者均看做人性罢了。

❷ 什么是伪道德老人为什么喜欢利用道德来说年轻人

用一种道德观念统领全民,要求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是荒唐的。人间没有"君子国",刻意求之,结果可能是"伪君子国"。——"范老"道德思想研究(之一):自由是道德的灵魂此开卷第一回也。写完《序言》,我就知道这回的玩笑开大发了,没读过几本有关道德的书,连"范老"的文字也仅限于《序言》中列举的几篇,谈什么"研究"啊。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郭象不会注庄子,那就让庄子注郭象吧。先向"范老"说声抱歉吧。一范美忠被都江堰市教育部门责令解聘的消息传出后,博联社博友周治国提出为他捐款,不少博友表示响应,我也是响应者之一。一场地震把他的"道德"震没了,一篇言论把他的工作震没了,这不是"双料灾民"么。但捐款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总得受捐人接受才行吧。于是我给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发短信,"我要给范美忠捐款,请你帮助查一下他的手机。"朋友立即回复"好的"。第二天又回信,"经上网检索,成都市有547个范美忠,你说的是那一个?"晕!你居然连"范美忠"都不知道,你还算成都人吗?就是那个不顾学生死活自己先跑的那位。电话里我给他介绍半天。朋友说,范美忠那一瞬间的表现一点都不奇怪啊。你知道天摇地动那一刻我是什么感觉吗,一句话:傻了!谁经过这事啊?都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更别说考虑别人。我的邻居夫妇俩在地震发生那一刻夺门而逃,从十楼跑到五楼,才意识到半岁的小女儿还在摇篮里睡觉呢,你能说他们不爱女儿吗?英雄确实有,但绝大部分灾民都是范美忠,这是人自救的本能啊。你也不想想,这次地震七千多间教舍倒塌,上万学生死亡,有多少老师是等学生都跑出教室自己才跑啊,"先跑"老师应当是大多数吧。楼说一声垮就垮了,就几秒钟的事,要求老师最后一个离开,不等于让老师给学生陪葬吗?但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老师对学生有保护、监护的责任。我说。那得分什么事。老师的责任是"有限责任",不是"无限责任"。让老师搭上命去救学生,除了老师自己愿意,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这个权利。老师的命就不是命吗?你给老师发多少工资?老师死了,他的父母、孩子谁管?我说谁说你对范美忠不了解,你简直就是范老师的"知音"啊。朋友说,因为我经历了地震。二昨晚正要"研究范美忠"呢,有师弟从南方出差来京,说一块坐坐。席间谈到了这次为地震灾区捐款的事。他说,他已经捐了六次了,回去还有一次,还不知会有几次。这哪是捐款啊,简直就是摊派!因为范美忠在博文也说到捐款的事,或许可以相互启发,我让他说得详细点儿。他说,第一次本单位组织捐款,场面相当感人。与往常捐款一样,单位提出了一个参考数字,处级1000,科级500,一般干部300。这个数字一出,大家都觉得标准太低了。一位科长对单位领导说,爱心不该论等级,分高下,我这次要冒犯您了。他一下就捐了2000。几乎所有人都是"上浮一级"地捐。那一次大家都是出于真心,自觉自愿。很多人还通过社会渠道悄没声息地表达了爱心。但接下来就让人感觉不好了。竖着来的,横着来的,行政渠道的,社团管道的,名义上是自愿,实际上你能自愿吗?别人都捐,你不捐,往小说是没有爱心,往大说是你不服从组织安排。哥哥,你说这还叫捐款吗? 这不叫捐款,这叫“政治”。他又说,我们不知道这各种名义的捐献都干吗使了,是不是能按我们所愿全部捐给灾民,我们只有捐献的义务,没有知情的权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组织捐献的部门,有功可表了。 我想,这就是范美忠所说的"道德绑架"。大地震以来,与爱心一起潮涌的,就是"道德绑架",即以公众道德的名义,谴责别人,要求别人,甚至强制别人。遭遇道德绑架的人,又岂止王石、刘翔、姚明。一个习惯了被道德绑架的民族,都已见怪不怪,安然受之。但范美忠看不惯,他自述写那篇博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道德绑架的反感"。他说:"既然是捐款,就应该是自愿,不是强制的义务。既然这样,不捐也没什么可以谴责的。如果他捐了,无论多少,哪怕是一块钱,也表示感激,如果我是受惠的灾民。但看到王石居然被逼得道歉的时候,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对这些道德家产生了强烈的反感。""道德绑架",显然是一个形象的说法。被匪徒绑架,会失去自由;被"道德绑架",也意味着失去自由——心灵和意志的自由。 三中国的汉字都是有来历的,往往蕴含着中国人最初始的文化价值。你看"道"字,从首从车,"老大"坐在车上,是为"道",象征一种至高无上的主宰;再看"德",从双人从心,从双人意味着"德"是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的;从心,即"德"一定发乎人的内心,是人自觉遵从自愿奉行的规范或行为。查汉语词典,"德"还有一个写法,就是"直"下一"心"。存乎道,发乎心,施于人,至于善,这就是"道德"。法律上对人有"责任行为能力"的区分,道德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道德主体也一定是具有部分或者完全"责任行为能力"的人。父母领着三岁的孩子去捐款,捐给谁、捐多少,父母说了算,那孩子就不是道德主体,充其量算个道德见习生。一个疯子骂你,骂得再狠,恐怕也不能斥之为"恶",因为他没有"责任行为能力"。责任行为能力,即自我判断、自我选择、自作主张、自负其责的能力,即道德主体的权利。飞机、轮船、火车、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驾驶员,法律没有赋予他们"紧急避险"权利,在发生突发事故时,驾驶员不能"先跑"。先跑了,就是违法,后果严重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但法律没有规定教师不能"紧急避险"。所以,地震发生时,范美忠的"先跑"还是"后跑",只是一个道德选择。如果说"先跑"意味着自私,"后跑"意味着高尚,那么自私也是一个选项。如果认为范美忠只能高尚,不能自私,你自私了我就要骂你,甚至要处罚你,实质是无视他作为道德主体的权利。这就是"道德绑架"。遗憾的是,反对"道德绑架"的人,最后被彻底"绑架"了。四道德主体的权利,我认为至少涉及三个面:一是道德观念的选择。比如什么是老师的"底线道德",范美忠认为,"做文科老师,在课堂上,教历史,教政治,应该说真话,不应该说一些人云亦云的话,不应该欺骗自己,欺骗学生......我对这种道德观很看重,一个老师做到这方面就可以了。"他不认为老师的"底线道德"是有人认为的"冒生命危险去履行责任"。他说,"我之所以觉得我的跑是无可指责的,从职业道德上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确实有带学生的义务,但没有冒死的危险去疏散学生的义务。"二是道德目标或境界的选择。有人把人的道德境界分为"高尚"、"普通"和"卑下"。范美忠也不否认有"高尚"的道德,他说,冒生命危险去履行责任,"如果别人自愿选择,那是高尚。" 他显然没有选择"高尚",那他选择了什么呢?他说,"冒生命危险去履行我的责任,那根本不是道德的问题。"他认为他的先跑"只是本能反应而已",是一个下意识动作,根本不是在分析、判断、选择基础上做出的决定,所以不是"道德的问题"。也就是说,就他的"先跑"而言,对他进行道德评议,是一个伪命题。我不认为这是"狡辩"。人是血肉之躯,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和险境,表现难免反常。一位名博在博文中自述,在炮火连天的中东战场上,他就曾被吓得"头发直立、两股颤栗、几乎尿裤子",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因此认为他胆怯、懦弱。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跟道不道德无涉。假如范美忠胆子再小一些,当时没有被吓得"先跑",而是给吓晕倒了,最后被学生拖出教室,因为是“最后”,会不会有人因此认为他"恪尽职守"?或者被有关部门一番包装,弄成一个"抗震英雄",被领着到处报告英雄壮举也未可知。三是对道德行为的选择。早年有一个笑话,上小学的儿子让爸爸帮他"解词",孩子说"骄傲",爸爸说"牛×呗";孩子说"谦虚",爸爸说"装×呗";孩子说"奉献",父亲说"傻×呗"。这笑话当然是讽刺爸爸的粗陋和没文化,但启示意义在于,同样一个行为,站在不同的角度,评价就会不同。北京一个老头常年上街义务铲除各类"小广告",上了电视。有人赞许,说老头“高尚”;有人不以为然,认为那是市容部门该管的事。依据你认为的"高尚",就判定与这个老头认识和行动不一致的其他人"不高尚",不合适吧。"道德"作为一个形容词,就是"善"。"善"在哲学上属于价值判断,不可能脱离判断主体而存在。所以,"道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由于人的价值观念、价值判断、生活目标、行为方式的不同,人类道德必然呈现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人进行道德评价是危险的。用一种道德观念统领全民,要求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是荒唐的。人间没有"君子国",刻意求之,结果可能是"伪君子国"。五从道德实践者是否拥有道德权利而言,可以把道德划分为"圣人的道德"和"公民的道德"。传统中国几千年奉行的都是"圣人道德"。道德信条和规范是"圣人"制定的,目标也是教人做"圣人"。圣人道德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哲学基础之上,但自私自利却是人性的本相,所以从目标设计上,圣人道德就是违背人性的;实践上多借助强权,强买强卖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传统中国,你要做什么样的人,由不了你,圣人道德的推行者(及其臣民)说了算。你自私,也不能表现出来,而要"装高尚",否则就可能遭遇唾沫星子和惩罚。说彻底些,圣人道德治下,人根本就不是道德主体,只是盛装道德的容器。公民道德,是区别于圣人道德的全新的道德观念和体系。它是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的哲学基础之上,观念由我,境界由我,举止进退亦由我。我可以质疑,可以说不,可以"非千万人,吾往也"。一句话,我的道德我做主,只有法律是底线。其实生活中的范美忠并不像他自我表现的那么"坏",不少学生撰文称赞他,他跟母亲的关系也不错。他所以要把那一刻的行为曝光、放大,把一些表达推向极端,其实多少有些恶作剧,目的就是要"刺刺某些道德家"。他的"以身试德",成效显著, "道德家"们大为光火,口诛笔伐之外,把他吃饭的家伙事儿也给砸了。范美忠撕开"圣人道德",呼唤"公民道德"。他是地震的"逃兵",却是思想的斗士。

❸ 人性一般指什么

人性,顾名思义,指人的本性。人性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作为中性词,在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本性,有人性本善论的观点,以儒家孟子为代表,也有人性本恶论的观点,以儒家荀子为代表;一种含义是指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类似于英文中的Humanity。通常所说的人性,以后一种涵义居多。(来源: 人性 南丰公益书院 )

人性,实在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个答案众多的话题。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无所谓善恶,又说食色性也,等等。中国的圣哲前贤们大都从社会伦理角度阐发人性。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资产阶级则把人性看作感性欲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

我对此的心态则是:那么多大学问家对人性都未能给出一个公认的答案,以我等之能当然更是望尘莫及;可既然已经有那么多答案,再来一个尝试又有何妨?

我探讨人性的目的在于:如何更好地解释、激发、引导、组织人类行为,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类存在。由此,我便不管别人对人性是怎样理解的,只是按照下面的含义来界定人性:

人性就是从根本上决定并解释着人类行为的那些固定不变的人类天性。

显然,这种人性具有对人类的普遍适用性,并在深层制约着人类行为。此种人性,与其叫做人性,倒不如称作“人类的天然法则”更为确切。

❹ 真道德与伪道德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真道德抄的宣扬者和受教育者都同时遵守
并且真道德具有良性社会公益价值
伪道德的宣扬者自己并不遵守
甚至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说教
伪道德也无法真正起到教育作用

真道德与伪道德的根本区别在于
是否能够产生真切实际的教育功能

❺ 王小波的《思维的乐趣》里的一个问题

首先要通读全文,就你明白王所谓"道德"的精英指的是什么,知识分子固然是研究知识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知识做底蕴才更好地理解道德并遵守道德。但国人似乎反过来,因为知识不多,甚至欠缺得很,开始胡搅蛮缠地指责某些行为正常的知识分子,并以“道德”的名义。

这里的道德,在我看来是“伪道德”,是违背甚至压抑人性的,反人性的必然不能被作为道德标尺。咱们还是好好研究科学知识吧,连科学知识都整不明白,又怎能道德是什么。

❻ 制度替代人性,作文800字

制度替代人性
近日,在郑州市某家属院,一名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但嫌犯亲属、公安机关以及民政部门都拒绝救助。危机关头河南商报记者白润岱出资2000元救助嫌犯使其保住性命。
不过,此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义举,而不少人却指责这是作秀。(《新京报》)
姑且不论当事人的动机何在,至少在这一事件中,任何的道德评判首先都要让位于最基本的法律判断,即嫌犯是否应当得到必要的救助而不至于因伤丧命。
毋庸置疑的是,出资的记者并没有救助嫌犯的法定义务,否则他的举动就不过是正常的履行职责行为,根本不具有任何道德上的可褒扬性。如果救助包括嫌犯在内的所有“困难人群”,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和法律底线的话,那么,没有履行救助义务的相关政府机关当然难辞其咎,但这是否意味着没有法定职责的个体,其所进行的救助行为就具有先验的不正当性?
事实上,在救助弱者的问题,政府部门法定职责的“缺位”,并不必然导致出于天理良心的个体“越俎代庖”行为的“越位”,因为两者并非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判断。虽说法治社会的建构,需要的是尽可能地厘清法律和道德界线,力戒以道德评判法律的做法,但对于私人的自主选择这是不适用的。
就记者出资救助嫌犯而言,这仅仅是道德高尚者一次践行内心道德准则的行为,对于这样的举动,不仅属于当事人自由的范畴,更应该是为社会所鼓励的“多多益善”的举动。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指责一个挽救了生命的个体。任何社会的道德批判,以动机评判个体的做法无疑都是一种可怕的“诛心论”。事实上,“救人的结果”就是最真实的动机,也是最无可辩驳的事实。
法律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条是,人永远是目的,而制度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可在这次闪耀着人性光芒的“道德救赎”中,当事人却遭遇了赤裸裸的制度绑架。之所以有论者要指责当事人在作秀,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在于,个体的义举难救制度之弊,无疑从理论上讲这是正确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制度存在弊端或者制度的执行者没有履行职责时,那些主动伸出善良援助之手的个体就应当为“制度的弊端”背黑锅?
制度的完善的确是人人向往的胜境,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世界上永远都不会存在十全十美的制度,更何况即便存在,还有人的操作过程这一必然的过程误差。既然我们都可以为“制度之弊不能免除个人责任”而鼓与呼,那么为什么对那些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救赎制度弊端所造成结果的个体来说,哪怕是微薄的支持与鼓励,都是一种奢望呢?
无论如何,制度建构的目的都是为了温暖人心,而不是泯灭人性中善的火种。可惜的是,在太多人自以为是的“制度绑架”中,所能看到的不过是拿所谓的“制度”去为冰冷人心张目的伪道德,相比于热情的“道德救赎”所散发出来的人性光辉,它们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和猥琐。
请先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担负什么工作职责,都该首先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并以最基本的人性来衡量和审视自己“职务行为”可为不可为。
8月30日,一位重庆商场保安因一名“棒棒”(重庆当地对临时搬运工的俗称)衣衫不整在商场外纳凉而对其大打出手———这一暴力行径被网友以图文形式记录,并被上传网络乃至出现在平面媒体上,格外醒目地跃入人们的眼帘(据《南方都市报》)。如此冷酷的一幕,刺激人们的心灵,烧灼大众的神经。而在此之前,类似的“冷血案例”还有陕西宁陕县民政干部谌太林和北京通州某派出所两位民警如出一辙的“扔人”事件……
在人心向善、社会文明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出现此类冷血行径,不禁让人发问,这些原本藉以为民服务者的人性良知何以沦丧至此?
通州民警为自己“扔人”行为辩解说是“执行上级(值班领导)命令”,民政干部谌太林“扔人”则是为了迎接卫生检查而执行的“紧急任务”,而那个重庆保安似乎也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在维护市容市貌的“整洁美观”……而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冷血举动是以政府官员、警察、保安等职务或职业身份执行的职务行为。
但在这些所谓的“职务行为”下,他们非但没有展现出其应有的职业素养以及诸如“善意”、“同情”、“怜悯”等人性美好的一面,取而代之的是麻木不仁、冷酷无情的“职务暴行”,而更让人愤慨的是他们对于这些泯灭人性的所谓“职务行为”的习以为常———事后他们缺乏起码的扪心自问和自我谴责。比如,陕西宁陕县一位知情人则透露,陕县和邻县将流浪汉彼此扔来扔去,已经成了当地民政部门的“保留节目”。
孟子说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如果以此作为判断人与非人的标准,那么以上的那些职能人士无疑已经是“非人”了,因为他们失去人性之中应有的“恻隐之心”。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这种因无意识而产生的“习以为常”和“麻木不仁”才是真正让人感到可怕的,因为它展示出来的是人性的异化和迷失。如果听之任之,那么在社会其他更广泛领域内都可能出现类似这种只顾履行职业职责,而枉顾自身人性善恶底线的“职务暴行”。
职责的最高境界乃是保护“人”的权利和自由,机械、不加反省地一味遵从“上司”的“命令”,其实是对职责的误读,即使在《公务员法》中,也有上级错误命令下级有权拒绝的规定。一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工作职责可能千变万化,但撇开社会角色、职责的区别,究其本源,我们首先都是一个“人”———一个有肉有血,有情有感的个体的“人”,还应具有诸如善良、温情、怜悯、恻隐之心、羞耻之心等普遍的美好的人性。
这些冷血案例应当引起每个人思考的是,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担负什么工作职责,都应首先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并以这些最基本的人性来衡量和审视自己“职务行为”可为不可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在履行形形色色的工作职责中丧失作为“人”的本性,从而避免自己在不自觉地成为以“职责”的名义滥施“职务暴行”的施虐者。
社会中那些庸常的恶
求职者苏某被深圳宝安区福永一家职介所骗走二百元钱,多次讨要无果后,一怒之下买来汽油,烧伤职介经理。(《晶报》)
——这几十个字的漫不经心的简略叙述,就简略了两人命运的痛苦转折:经理全身烧伤面积90%,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苏某体表45%的部位也被烧伤,而此时,他的身份也由受骗的求职者变成了纵火嫌疑人。
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几年前,一位“英雄”的事迹让我感觉像吃了一只苍蝇:一位挑担卖水果的“走鬼”(南方方言对小贩的歧视称呼),在经过市中心区时,被一幢大厦的保安拦住,不由分说没收了那担水果。“走鬼”磕头、下跪、哀求,保安就是不还。第二天又来,还是不还。第三天再来,不仅不还,还恶语相加,仅回了一句嘴,就被野蛮地殴打,“走鬼”忍无可忍,拿起水果刀一刀捅向保安,就这一瞬,年仅二十岁的保安的生命就戛然而止。这名保安后来被塑造成了英勇殉职的英雄,有关方面还向其家属发放了巨额抚恤金。
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无论他是求职者还是经理,是保安还是“走鬼”;同样,所有的罪恶都不应原谅,无论这罪恶是纵火、杀人,还是掠夺看起来是多么不起眼的二百元人民币或一担水果。
在中国,有些在农村难以谋生的农民卖掉家里的猪、鸭,再向亲朋好友们东挪西借,才凑足路费奔向城市。他们在城市里,或者当无根的“走鬼”,或者寄希望于找一份工作,而他们进入城市的所有家当,就是那被没收的一担水果或者被骗走的二百元人民币。他们就指望这些城里人不屑一顾的家当,鸡生蛋然后蛋生鸡,艰难地在城市生根、发芽,为家里的老父母赚一点医药费,为孩子凑一点学费……这是他们的希望和生命。
——同情和愤怒相互交织,让我们唏嘘不已。
二百元钱或一担水果或许是悲剧的起因,但根源还在于事件中受害者的邪恶。而这邪恶,在一般人甚至公共管理机构看来又不是什么大恶,但这并非大恶的邪恶却超过了嫌疑人的承载能力,那恶挤压着忍受的底线,点燃了人性扭曲的复仇怒火。
我将这类看起来并非大恶的邪恶,称为社会中庸常的恶。类似的还有:一年轻人摸了宠物狗一下,就被狗主人以狗受惊吓为由,逼着当街下跪;一农民损坏了一县建设局长家墙壁上的一块瓷砖,就被局长大人串通当地交警部门开出巨额罚单;酒吧里一人看了另一人一眼,就被打成重伤等等。这类庸常的恶,往往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引来暴力和血腥。一旦发生悲剧,我们人性中的怜悯和同情真的很难找到挥洒的方向。
而更令我悲哀的是,这类恶的主角有的是如那位县建设局局长那样的强势;有的其实也是社会的底层,如保安、收费员、治安员等。他们在城市里同样无根,相比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们是无产者;但他们相比于“走鬼”、“垃圾虫”(南方方言中对拾荒人的又一带歧视的称呼)而言,他们却找到了优越感。于是,将平时所感受到的屈辱、将萦绕在心间挥之不去的被剥夺感,毫无保留地强加给比他们更低的群体。
当社会经常出现这类事件的时候,当然相关的制度应该首先检讨,如户籍制度,如城乡、地区差异,还有起点公平、教育等,都应受到责问。但是,我这里想着重指出舆论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近来有一种滥用同情心的倾向。打工者杀了主管,媒体着重将打工者塑造成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而主管被谋害的生命及其家人的悲伤则被轻描淡写,如深圳的阿星杀人事件;再则,一年轻人将一小女孩从桥上扔下,媒体进一步追问后推论,这个年轻人因钱被骗,才将怨气发泄到无辜的小女孩身上,最后还是归咎于社会治安问题,如广州的小湘女被害事件。
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要归咎于社会制度,归咎于贫富差距。如果类似阿星杀人的罪恶在归咎于社会之后得到同情,类似残害小湘女无辜生命的罪恶得到原谅,那么,那些在同一社会制度下与阿星们同样境遇的人们,他们的善良、包容、坚毅、忍让、韧性等美德,则会被矮化甚至受到亵渎。
悲剧令人同情,但庸常的恶导致的悲剧如果被不加区分地同情,那么,就有可能传递这样的信息:恶中有暴力美学。阿星代表着典型的暴力美学,据说有个打工妹看了报道后就爱上了他,并写了一封又一封情意款款的情书。
当社会将暴力渲染成美学的时候,那些庸常的恶看起来往往就更加微不足道。有一点还要交待,纵火嫌疑人苏某在发现被骗后报过警,找过当地的劳动站,但都说管不了。苏某真的是走投无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才出此下策。这里,当地有关部门应该反省,面对这价值二百元钱的庸常的恶,究竟是无能为力,还是另有隐情?
人内心深处潜藏着暴力的魔鬼和邪恶的冲动,在被庸常的恶所激怒、所唤醒后,往往会燃烧成愤怒的熊熊大火。所以,庸常的恶也是恶,如果熟视无睹、漠然视之,那才是另一个更大的社会毒瘤,才是另一种悲哀!
在冰冷的社会面前人性就是最后的坚守
在一个普遍的“仇穷”氛围下,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忏悔基因的国度,许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身的恶归结于制度,但却既不见对制度的控诉,也不见对自身的忏悔。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一切都那么心安理得,一切都顺着强势、强权的逻辑和话语定势:一位重庆商场保安因一名“棒棒”(重庆当地对临时搬运工的俗称)劳累后衣衫不整在商场外暂歇纳凉而对其大打出手,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在维护市容市貌的“整洁美观”;通州民警为自己“扔人”行为辩解说是“执行上级(值班领导)命令”,民政干部谌太林“扔人”则是为了迎接卫生检查而执行的“紧急任务”,深圳的放火当然既是执行上级命令也是为了“保护水源”……他们对于这些泯灭人性的所谓“职务行为”习以为常,人性的异化和迷失竟至于此。
李鸿文先生曾在本报(《中国保险报》)发过他的名篇《社会中那些庸常的恶》:一位挑担卖水果的“走鬼”(南方方言对小贩的歧视称呼),在经过市中心区时,被一幢大厦的保安拦住,不由分说没收了那担水果。“走鬼”磕头、下跪、哀求,保安就是不还。第二天又来,还是不还。第三天再来,不仅不还,还恶语相加,仅回了一句嘴,就被野蛮地殴打,“走鬼”忍无可忍,拿起水果刀一刀捅向保安,就这一瞬,年仅二十岁的保安的生命就戛然而止;一年轻人摸了宠物狗一下,就被狗主人以狗受惊吓为由,逼着当街下跪;一农民损坏了一县建设局长家墙壁上的一块瓷砖,就被局长大人串通当地交警部门开出巨额罚单等等。这类恶的主角有的是如那位县建设局局长那样的强势;有的其实也是社会的底层,如保安、收费员、治安员等。他们在城市里同样无根,相比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们是无产者;但他们相比于“走鬼”、“垃圾虫”(南方方言中对拾荒人的又一带歧视的称呼)而言,他们却找到了优越感。于是,将平时所感受到的屈辱、将萦绕在心间挥之不去的被剥夺感,毫无保留地强加给比他们更低的群体。
是的,在一个普遍的仇穷、欺穷氛围下,人与人之间的层层加压互相践踏似乎不可避免:被人践踏随时都可以成为践踏别人的理由,只要稍有践踏别人的“资本”!
但我们能因此而稍微减轻自身的罪恶感羞耻心吗?不!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咎于社会制度。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如孟子说的要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人与非人的分水岭,亦即衡量其人够不够人“格”的最低标准。2007年9月10日《新京报》文章《请先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作者:大路)写得多好:一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工作职责可能千变万化,但撇开社会角色、职责的区别,究其本源,我们首先都是一个“人”。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职业,担负什么工作职责,都应首先把自己还原为一个“人”,并以这些最基本的人性来衡量和审视自己“职务行为”可为不可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自己在履行形形色色的工作职责中丧失作为“人”的本性,从而避免自己在不自觉地成为以“职责”的名义滥施“职务暴行”的施虐者。
像火烧贫民窟这种明显超越职权、滥用职权的行为,即使是“职务行为”,也是不应该免除个人责任的。更何况,即使在《公务员法》中,也有上级错误命令下级有权拒绝的规定。而这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低境界。人之所以为人,还在于其举手投足、待人接物之间表现出的强烈的平等意识、尊严意识和人道主义倾向。如果说恻隐之心还只是相对强者对遭受苦难者的同情,那么,强烈的平等意识和尊严意识才是人顶天立地的根基。一千多年前,官居总理(宰相)要职的苏东坡把自身快乐的源泉归结于“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五十多年前,以晏阳初为首的中国大批知识分子,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主动“上山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推行他们的乡村教育和民主建设,并把它推向全国,推广到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眼里,何曾以贫富取人?在“平等众生”的知识分子后面,还有开明乡绅、军阀、政府要员的支持甚至“附庸”。更令人称奇的是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女士也主动辞去了全国妇女联合会会长、全国妇女红十字会会长之职,把余下的一生全部献给了穷人,献给了平民教育事业,四处游说,直至辞世。直到十多年前辞世前,印度的特蕾莎修女仍在穷人间四处奔走,穷尽其一生的光辉温暖穷人,还穷人以人的归宿感和尊严感。相形之下,今天的中国不论较之于贫穷的印度还是较之于我们自己的五十年前,在人性、人伦问题上都已然退步不少。一个制度排斥加人性排斥型的社会特征异常典型。
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下,强烈的平等和尊严意识也是冷酷制度的必要缓冲和社会安全软着陆的根本依据。在过去,一个人受到权力的排斥、敌视或迫害,几乎马上就要从社会结构和伦理关系中开除出去,妻离子散,家人也都和你断绝关系。所幸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权力嫌贫爱富的惯性却无时无处不在!那么,就从人性的抵抗开始吧,也许我们一时半会儿无法一下改变权力的惯性,但却可以改变我们自己,从做一个平等众生、做一个有恻隐之心的人开始!

❼ 什么是伪道德

道德狭隘上指好的思想好的品行。这里的伪可看成虚伪伪装。所以伪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伪善”。

❽ 看似有道德实际没道德的事有哪些急急急……

孔子所说的 偷羊的故事 父亲偷了羊,儿子去告发,父亲因此坐了牢,这是违背人性,违背亲情的行为。
还有文革时期,看似大义灭亲,举报告发,其实是伪道德。

❾ 道德,有弱点吗

网络的解释:“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本人认为,一切道德都有它的弱点和不足,在法制社会中主要以法律和规章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而不是靠道德。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过去的道德,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道德,今天的道德,在将来可能会被认为是不道德。在传统道德中存在着对于人性的迫害和摧残的伪道德,所以我觉得以正确错误而论,约定俗成的道德是不靠谱儿的,这需要你自己去判断和甄别。我认为好的道德应该体现对于生命、对于人性、对于自然环境的尊重。

❿ 纠结问题:道德还是不道德。。

伦理学问题。
首先,作为常识,对于这类问题,和其它类型的哲学问题一样,不要指望回有一个普答遍能被接受的结论,这被各个解释者的价值观影响。
简单点说,道德也不过是一定范围内观念的妥协产物。极端地,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所认为的道德,只是能够与其被他人肯定的部分(公共道德)显然容易表现得多,因此通常的道德指的就是长期以来各人都承认的道德。所以问题就变成为什么要承认这些道德上面。这里可以这么想:如果对于某个个体而言承认某种道德比起不承认它而言,不会带来不利,那么就没有不承认这种道德的动机了。加上从众心理的影响,就容易默认这种道德。这种解释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围绕利益,只不过后者更积极一些。要注意道德观念确实可以改变,但是相对于个体而言,群体的道德观念改变起来非常困难,很多情况下习惯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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