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对道德

『壹』 祖宗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为什么把先人称为祖宗

在外国人眼中，中国人有个异常怪异的行为，便是崇拜祖宗。的确，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比较淡漠，却有着根深蒂固的祖宗信仰。一个人做出了成就，最大的荣耀便是光宗耀祖；而一个人做了丢人之事，也被说成是给祖宗丢脸。历史上那些集体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往往刚刚稳定下来，别的先不急，第一件要做的便是建起祖宗祠堂。中国人崇拜祖宗，与祖宗的具体含义密切相关。

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可能都以为只要是自己的先人都是祖宗。其实，严格讲的话，并非所有的先人都可称为祖宗，祖宗乃是对先人中有功德者的尊称。《礼记·祭法》记载：“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孔颖达对其注释道：“祖，始也，言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可见，祖宗乃是指那些有道德的先人。

另外，《文选·班固》言：“宏亮洪业，表相祖宗。”蔡邕注：“始受命为祖，继中为宗，皆不毁庙之称也。”这里所说的不毁庙，有个背景。周代时实行天子七庙制度，即在位天子一般供奉六世祖以下历代先人，但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祖先庙世世不毁，这些宗庙不列在七庙常数中，并且数量不预先限定，有多少算多少。例如汉代“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在这里，祖代表“世功”，宗代表“德行”。简单说，打天下的开国皇帝庙号一般都带个“祖”字，如宋太祖、明太祖；而守天下比较贤能的皇帝庙号都带个“宗”字，如宋太宗、明宣宗。因此，“祖宗”指的是那些有道德或者有文治武功的皇帝。

综上可见，中国人崇拜祖宗本是崇尚德行、缅怀功绩的意思，目的大概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贰』 八代以上的祖宗对人的影响

先人的事迹会影响后人。
从后人出生开始，先人就对开始后人发生影响了，先人的言谈举止对后人都有影响，如果先人是个好人，后人也会引以为傲，如果先人是个坏人，后人会当做耻辱。

『叁』 在对待传统道德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另一种是()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思潮：一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另一种就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条主义态度不仅不利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会给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非常严重的危害。

而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

(3)先人对道德扩展阅读：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正如当年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肆』 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经典有那些

我觉得要学习中华传统伦理道德，可推荐您几本书籍：
1.四书：《大学》、版《中庸》、《论语》、《孟权子》
2.五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易》
3.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
4.道德经、史记
别以为这些书很老套，但却蕴含着先人的智慧哟，希望对您的学习有所帮忙，我已经读过，确实很有深意，让我在为人处世方面学到很多，也领悟了很多的事，真的对自己的日后的学习和成长很有帮助，嘿嘿！

『伍』 道德观怎么来的

道德观是人们对自身，对他人，对世界所处关系的系统认识和看法。
道德首先是人自版身开始，所以道德观权是自身对自身言行的评价开始。
有人说，符合道德说是对，就是善，就是好，不符合道德就是恶，就是错，就是不好。
但从老子的道德经可以看到，人的言行符合道德是善，不符合道德是不善。善就是从不善来的，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人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善到善。
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合理的道德观，那就无法去评价别人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

『陆』 道德对社会主体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特点

古代中国以道德立国，此诚如学者王国维所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殷周制度论》)。也正因此，古人极为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甚至视之为国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所以宋代苏轼在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出了这样一番有名的话：“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主流话题，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历史特点。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上，中国古代先哲认为道德教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孔子所谓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就表明了这种重教化的思想倾向。较之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罚的威逼高压，先哲以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教化起着更为持久而强大的主导作用。如管子就这样说道：“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孟子则径直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从文意可见，“善教”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义无疑也就更大了。其次，这也缘于先哲认为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前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更为基本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法家是主张“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乱”。但儒家则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充分显示了对“德、礼”的倚重，对“政、刑”的疑虑。孟子则接孔子余绪进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后儒循孔、孟遗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吕氏春秋·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汉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务明其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儒家所谓的德治即礼治，实亦即“教化”，“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难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优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论，正明确表现了此种态度。由于后来儒家的显学化与官学化，这种重道德教化的立场也成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儒家并不一概否认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但相对而言，儒家认为法是相对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盐铁论·申韩》)。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为根本的依托，“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汉书》第90卷)。东汉崔寔还形象地形容法仅为治理乱世的“药石”：“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后汉书》第52卷)。文中“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之说，生动而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对道德教化的认知与期待。二、“四行举人”古代社会权力集中于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职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将官职授给那些品行杰出的人。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优则仕”，对此通常的理解是学业有成，则加官晋爵。这当然不错，只是孔子所言说的“优”，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条件有二：智慧与卓越的品格，就如《礼记》所说的“选贤与能”。史称早在三代时就任官以德了。据清儒顾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日知录》)。西人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赞中国的文官制度，认为它是文化精英主义，尽收天下英才于政府之内。考之史实，这固然不错，只是这里的精英有双重含意，即为学和做人。在科举成制以前，人才的选择尤重社会的推荐和公选，一般是将那些操守卓越，有较好社会声望和口碑的人选入政府。如《册府元龟》所载，“汉以来士有立节守正，博闻稽古，持廉崇让，明经执法，英文焕发，至性内笃治，行尤异忠”的人，均赐以“荣官”。如西汉孝文帝时，于烈为光禄卿，他的儿子于登进入了后备官员的行列，于烈却上表请求废黜其子。孝文帝闻知后大为于烈的公心与谦让所感动，说：“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于是特别招见登，说：我今天要破个例了，你的父亲力行谦让，而有直士之风，所以我要将你封为太子身边的官。西汉元帝则发明“四行举人”。所谓“四行”，即4种道德品格，具体言之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有此4种品格的人，就会受到举荐，有机会到政府中做官。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举人以德，蔚然成风。西汉名臣东方朔，早年为谋一职位，曾写过一篇自荐性的文章，内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文中所谓“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说道德品格多么的好。东方朔以此作筹码，看来当时谋取公职的条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汉代的“举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谓“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为举止清正廉洁。西汉名臣丙吉，病危之际皇帝来看他，并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举陈万年，因为“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汉书·丙吉传》)。后来陈万年果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里“官孝子”所显示的，也无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会氛围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则会被清除出官吏队伍。《汉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亲接来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驾崩，他担心路上有贼，就将计划暂缓执行。于是有人讥讽何武事亲不笃，孝行不好，哀帝闻知后也甚为不满，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并且颁布诏书说：“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四方”(《汉书·何武传》)。贤者在位，不肖者去职，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它以无言的行政措施向社会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许就有机会厕身庙堂之上。此诚如明儒归有光所论：“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与焉。”(《震川先生集·别集》第1卷)总之，诸如“四行举人”一类的“奖善”措施，其所表扬的主要是古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与品格。如古代社会需要家庭的稳固、需要养老、需要勤劳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为一大德目受到夸赞和嘉奖。汉高祖重“孝悌力田”，汉成帝也“赐孝悌力田爵二级”。“奖善”的目的在于彰善扬德，所以对于那些有品节、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政府也会隆重地予以表扬。因为“夫贤者国之纪，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册府元龟》)。古代“奖善”的方法五花八门，一般有诏令嘉奖、封爵号、赐予物品、晋升官爵、免赋役等。如西汉元凤元年，昭帝下令赐郡国有品节者50匹，而对那些“修孝悌”之行、在乡里有广泛影响的人，则要求郡县在正月酌给“羊酒”。西汉元始二年，平帝下诏赞扬公孙弘，赐其做官的子孙，“爵内侯，食邑三百户”。魏晋时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与祖母相依为命。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李上《陈情表》，痛陈要孝养祖母之情状，难以成行赴任。史称帝览表大为感动，“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三国时的杨弘，3岁丧父，养母数十年，母活到93岁过世，时年弘75岁。史称他悲痛异常，“哀毁过礼”。魏武帝为“树其纯孝”，为天下立榜样，准许免去他一家劳役租赋，还给他一个“散员”的称号。另外，“旌表”也是历代王朝经常采用的一种表扬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导迪民彝之具，使人审所趋向而乐于为善……旌褒者，非我国家导迪之具乎。”(《册府元龟·旌表》)所谓“导迪民彝”，即激扬风化，敦率人伦。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门闾”，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门上留下特殊的标记，如挂上匾额，或者是树起牌坊等，以示嘉奖。古代“奖善”的内容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但表扬有德的做法本身，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必须政府花大力去建设，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实行精英治理，官员大都是社会上的杰出者，故而他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知识与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负了教育民众的责任。汉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说，可谓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员的道德教化义务：“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汉儒贾谊则认为，移风易俗并非是“俗吏”所能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担当的重任，“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贾谊传》)。文意虽不无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为官员大任的态度还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为民父母”观念的影响，后世的“英俊”，不仅在道义上自觉地教民礼义，而且在责任上也有这种义务，因为为官一方，即是“为民父母”，理应“使天下回心乡道”。汉代酷吏严延年母亲对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说明问题：“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汉书·严延年传》)。严母这席话也表明，“为民父母”应有“仁爱教化”，这在古代已是妇孺皆知的了。汉代地方的郡守权力很大，史称“重于诸侯”。汉代的郡守尤为重视“教化”。如东汉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恩威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后汉书·李膺传》)。又如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汉书》第76卷)。他任颍川太守时，就厉行“教化”。原来当时颍川一带，民风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报，衍为冲突，化为仇敌。韩延寿欲改变这种凶暴的民风，就特别推行“敬让”之道，想让他们学会礼让，但又担心老百姓不听。于是他想办法将当地数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来，设宴款待，他亲自作陪，执礼相敬，还向他们请教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民的疾苦，并乘机向诸老宣讲和睦亲爱的好处，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诸老都以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汉书》第76卷)。由于延寿的努力，颍川的风俗为之一变。后来黄霸为官颍川时，继续推进。他一是选择一些品性较好的人为吏，再加上府县学生，让他们广泛宣传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户晓。二是下令邮亭之吏养鸡养猪，“以赡鳏寡贫穷者”。把这两件事办好了，然后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称他“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黄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细密，常涉及柴米油盐之类的俗务，而且“教令”都传入了“闺阁”(《汉书·黄霸传》)。在韩延寿和黄霸两任郡守的努力下，结果这里“教化大行”，成为文明礼仪之乡。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远不止上述几位，东汉的秦彭也颇为典型。他为山阳太守时，很重视礼仪之教。史称他“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飨、射之礼时，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让之仪”。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属吏有过错，只是罢遣而已，并不多加指责。所以“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汉书·秦彭传》)。东汉仇览，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称模范。他任蒲亭长时，在农事之余，办学授徒。村民有丧事，他尽力相助，又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他在任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乡民陈元与寡母合居，母亲呈堂告他不孝。仇读罢状纸很惊讶，说：前几天刚到你家去过，见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时”，你儿子不像个坏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养孤，苦了一辈子，怎么能一时气愤而将儿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恶名呢？“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枭哺所生。”仇览的教化，不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乡，果然是移风易俗了。东汉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杰出。他曾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后，教民耕作，实即使当地人民进入农业文明。当初，当地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氏于是移书属县，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齿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称他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南传，即“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另一人指汉中锡光)”(《后汉书·任延传》)。中国古代一直有华夷之辨，而华夏文明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故到边关任职的官员，在实施华夏礼仪治理的同时，也就传播了中华文明。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种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蛮。后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阳明堪称典型。王阳明为明代著名哲学家，也是一代心学大师，从其文集中可见，他在江西为官时，十分留意社会的道德教化。他专门写有《兴举社学牌》(《王阳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长教育好子弟，“务在隆师重道，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对于民风民俗，王阳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饬，以期人们“朝夕聚合，考德问业”。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职，宗旨是“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王阳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王阳明全集》第18卷)。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阳明更显得苦口婆心：“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故吾言恳于此，吾愧无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听吾言，各训戒其子弟”(《王阳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语气之恳切而近于祈求，可见王阳明对乡里教化的倾心；而内中“德政”云云，则表明移风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为政的一种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视乡村社区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鉴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官员的做法固有差异，但在其辖区内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构建道德文明则是一致的。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粮完赋的任务，但移风易俗，宣扬道义，文明一方，也是其职责所在。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历久弥坚，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广被天南海北，与古代“循吏”的前赴后继地着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柒』 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语者,殊无怪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最初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的教导，所做的许多恶事还可以原谅。就是说在没有遇到正法之前，造作了很多罪业，甚至于毁谤佛法，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不是自己故意造作的；纵然是故意造作的，也是无知，对于佛法真相没能理解，误会所产生的。

出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语者，殊无怪也。”

是民国年间夏莲居老居士，会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唐、宋五种原译而成。

在佛教史里，像净宗的祖师蕅益大师、印光大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念儒书，自以为是孔子的门生，反对佛教。不但口头上常常污蔑佛教，还写文章来批评佛教。

这都是造毁谤三宝的罪业，就是“不识道德”，不认识佛教；“无有语者”，没有善知识开导他，没人教他；“殊无怪也”，这是可以原谅的，可以不责怪的。

(7)先人对道德扩展阅读

《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简称《无量寿经会集本》或《会集本》。

净土宗为佛教三大宗门之一。净土法门，乃一乘了义，万善同归，三根普被，凡圣齐收，横超三界，迳登四土，极圆极顿，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

而其中之《无量寿经》者，乃净土群经之首要。此经以实相为经正体，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宗，以往生极乐世界净土，证得三不退转为归宿。

1946年，夏莲居自1932年发愿会集《大经》，已历十五年，稿经十易。初冬，黄念祖居士为祝母梅太夫人六十寿辰，敬承母命，发心重印千部。舅父梅光羲居士为作长序，备陈会集缘起与始末经过。岳父萧龙友老先生作跋。

夏莲居值此胜缘，重加修订，将初本三十七章增为四十八章。又于本经印成后，决定补入“为教菩萨，作阿阇黎；常习相应，无边诸行”四句，列于勘误表中，而成最后定本。

这部经是夏莲居居士依据五种原译本会集而成的，当时，慈舟法师曾经在济南讲过，并且为作科判。梅光羲居士曾经在中央广播电台播讲过这部经，还有一些大德们也在各地宣讲。佛门出家、在家的高僧大德们，都肯定此会集本是《无量寿经》最完善的版本。

夏莲居将全经分为四十八章，或者称为四十八品。他在最初会集的本子，分作三十七品，以后修订成为现在的四十八品。

『捌』 为什么尊敬的道德是人本的道德

尊敬的道德是人本的道德似乎是一种巧合，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佚名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成了这么一句话，青年是社会的未来，长辈的希望。青年的希望，是长辈希望的希望。青年应当奋力去实现，长辈也应当说尽力帮助去实现。用汗水浇灌事业的大树，将会收获甜蜜的硕果，把青春消磨于吃喝玩乐之中，终将尝到惆怅和痛苦。带着这句话，我们还要更加慎重的审视这个问题：经过上述讨论，经过上述讨论，这是不可避免的。要想清楚，尊敬的道德是人本的道德，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要想清楚，尊敬的道德是人本的道德，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冈察洛夫在不经意间这样说过，爱情包括的灵和肉两个方面应该是同等重要，要不爱情就有完备，因为我们不是神，也不是野兽。这句名言发人深省。那么，尊敬的道德是人本的道德似乎是一种巧合，但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大的角度看待问题，这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济慈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气馁是绝望之母。带着这句话，我们还要更加慎重的审视这个问题：唐·李白将自己的人生经验总结成了这么一句话，九曲黄河万里浪，浪淘风簸自天涯。这句话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一般认为，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其他一切则会迎刃而解。这种事实对本人来说意义重大，相信对这个世界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今天，我们要解决尊敬的道德是人本的道德，威·柯珀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人有没有信念并非取决于铁链或任。这启发了我。尊敬的道德是人本的道德因何而发生？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在面对这种问题时，要想清楚，尊敬的道德是人本的道德，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本人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在每个日日夜夜思考这个问题。托·德雷克斯曾经提到过，慢些，我们就会更快。这句话语虽然很短，但令我浮想联翩。列宁在不经意间这样说过，群氓接受了精神价值，就会破坏它。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其中的阴郁不禁让人深思。三毛曾经提到过，在朋友交谈之间语言需要当心，成年人要步步为营，不传坏话，便可促进双方的友谊。减少是非是促进人际关系重要的一环，好话要多传，坏话一句也不传。这句话像一盏指引我进步的航标灯，处处照亮着我人生前进的道路。

『玖』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今社会有哪些影响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仁爱”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中国传统的“仁爱”，与“人对人是狼”、“他人是地狱”的西方利己主义思潮是根本对立的。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人传统的“仁爱”精神，倡导“仁者爱人”、“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道德，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但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还要敬重其他的老人；不但要悌爱自己的幼小之辈，而且还要关怀其他人的幼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人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4，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那就是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子提出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拾』 如果古代先人看到如今的我们，会不会鄙夷我们道德的沦丧和风化的日下

用古人的眼光看可能会，看哪一方面了，道德的沦丧古代也存在的，我们认为对的他们未必认为对，他们认为对的我们未必会赞同，我们也会鄙视他们，而且鄙视他们的地方比他们鄙视我们的地方多，所以我们在进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