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行政

㈠ 政府应怎样做到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国家

一、建设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
对如何治理国家，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法治是治理国家最好的模式。“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当今世界发达国家，无不奉法治为治国之道。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期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治理国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客观要求，适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以此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写入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予以保障；党的十六大又将依法治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依法治国的目标是建立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目标必然是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就是用法律来规范、约束政府。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把坚持依法行政作为本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为了更扎实、更有成效地推进依法行政，国务院在集中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智慧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
（一）建设法治政府是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战略思想。为了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我们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本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形势对我国总体有利，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环境。国内也具备加快发展的条件，经过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为我们加快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新的形势下，要加快发展，尤其是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四个问题：一是降低经济活动中的行政管理成本；二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业积极性，利用各种制度和机制构建一种只要付出辛劳就能获得成功的社会预期；三是打破因行政管理而形成的垄断，以更加合理、高效地配置资源；四是维持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确保政令畅通，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制裁。就政府而言，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转变职能、改革体制、从严治政、依法行政。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有待进一步协调，更需要厉行法治，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解决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与矛盾。总之，要加快发展，要富民强国，就必须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作为政府的基础性、全局性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法治政府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二）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基于民意、依靠法律实施统治，是当代政治统治的最为普遍的准则和规律。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一，确保我们的政权不变质、不变色，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首要任务。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能摆正自己与人民的关系，不能正确对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人民的公仆就可能变成人民的主人，人民的权力就有可能转化为个人的权力，由此就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站到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就会产生消极腐败现象。行政权力在本质上是非平等的，是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公共力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成为维护公共利益最有效的工具，又可能成为侵害公民个人权利最严重的手段。同其他权力一样，行政权力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力，其本意是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其主体在本质上应该是非人格化的（这一点与权利是不同的，权利的主体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格化的，这样才能使支撑权利的利益在取得、分配和维护上落到实处）。但是，行政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又必须靠有意识、有利益偏好的特定人来行使，因而又有一种本能的人格化倾向。这种倾向是行政权力往往成为谋取私利的主要根源。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要用法律法规来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行政权力的设立和运作真正顺民心、合民意，真正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
第二，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政府工作涉及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的诸多方面，任务繁重，要求很高。政府既要维持社会秩序、提高管理效率、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及时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又要公正执法、尊重并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行政决策和行政决定还要瞻前顾后、相对稳定，考虑行政管理的社会成本。这就要求我们加快推进政府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创新，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和统筹协调的能力。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依法行政的水平。总之，要完成宪法、法律赋予政府的各项职责，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取得和行使行政权力，并以此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基础。
第三，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环节。随着社会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纷繁复杂、突出多变。如何及时化解矛盾、妥善处理纠纷，是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长期任务。矛盾可遇不可躲，可解不可结，可疏不可堵。政府化解矛盾、处理纠纷的总的要求是：风险分散，责任分担，瞻前顾后，及时处理。经验证明，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上解决纠纷、矛盾，才能符合这一要求，才能使纠纷、矛盾的解决更具理性、更有预期，而且后遗症较少。
（三）建设法治政府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也好，依法行政也好，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对经济发展、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更在于它们本身就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人们在社会中工作、生活，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理性的预期，有一个为多数人所认同、遵守的是非标准（准则）。这是人类对规范的本能渴求。不仅如此，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这种渴求，更多地表现在人们希望了解自己的政府是如何为大众谋利益的，明白在与强大的公权力打交道时自己的合法权益如何不被侵犯。这是现代法治重在治“权”、治“官”的人文基础，也是现代文明得以永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因此，一个文明国家、进步的社会必须要有一套完备而又得到良好实施的法制，而且这种法制能够真正地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的取得和运作。
二、建设法治政府，必须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认真落实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政治责任。当前，需要结合实际，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制度建设质量、确保法律实施、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等方面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体制保障。为此，需要抓紧四项工作：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三个优先”原则。“三个优先”原则是行政许可法确定的重要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落实“三个优先”原则，首先需要认识三个问题：（1）人民的政府，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的一切事情都要政府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2）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成为一个“经济人”。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的，尽管市场中的一些问题有时需要超市场的力量——政府权力去解决，但总的来说，政府不能凌驾于市场之上，更不能试图改变市场的运行规则。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要善待各类市场主体。（3）社会中介组织通过自律来解决某些问题,比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解决更有效、成本更低廉、副作用更小、更具亲和力。我们的政府要大力培育中介组织，克服两个“不放”：不放心、不放手。
第二，恪守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是现代宪政的重要基础，主要是指：行政机关公布的信息必须全面、准确、真实；行政机关发布的政策和作出的决定要保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确需改变的要尽可能给相对人合理的预期，由此造成相对人损害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落实这个原则，要求政府想问题、办事情务必缜密、周到、慎重，切忌出尔反尔。做到这一点，实践中会有难处，也要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该负的责任、该承担的风险、该付出的代价是躲不过的。分散风险、分别解决矛盾总比积攒风险、集中解决矛盾要好得多。因此，遵守信赖保护原则说到底就是化解风险、分散责任的有效办法。
第三，公开透明。凡是需要老百姓知晓、执行的政策、决定，都要公开；凡是老百姓比较关注且需要他们遵守执行的政策，在制定和执行中应当多听老百姓的意见。这是确保决策科学合理的保障，是决策得到老百姓认同并执行的社会基础。公开透明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行政机关的信息资源应当尽量共享。这是树立规则权威（由服从组织到服从规则的转变）、克服部门保护主义、精简机构、提高行政效率的基础。
第四，创新管理方式。我国现行行政管理方式主要是以权力导向型管理为特征的，这种管理方式的缺点是随意、没有预期、强调命令，而且副作用大。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的优点是比较稳定、规范、有预期且副作用小。其具体要求是：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之间，重在间接管理；在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之间，重在动态管理；在事前管理和事后管理之间，重在事后管理；在管理与服务之间，强调服务。总之，规则导向型的管理方式要求具有间接、选择、协商的特点。政府管理方式体现这一特点，就会最大程度地减少因管理方式不当而引起的问题。
三、建设法治政府，必须提高包括立法在内的制度建设质量
（一）对制度建设要有科学认识。制度建设是一门科学。制度建设是国家机关的权力活动，具有权力的一般特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国家权力，它属于决策权范畴，具有决策的一般特性和理论基础。从认识论上讲，制度建设是一种认识活动，制度建设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从事制度建设工作，研究制度建设问题，必须善于认识、把握制度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规律。
第一，制度建设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这是认识、把握制度建设规律的认识论前提。从根本上说，制度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反映，一方面，制度是依据人的主观认识来制定的，一项制度制定的好与坏，与制度建设者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制度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客观的。因此，制度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从本本、概念出发，不能搞土教条，也不能搞洋教条。
第二，制度建设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应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应当是什么样，实然性是指所确立的制度实际上是什么样。制度建设的应然性要求：所确立的制度必须符合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符合人们本来的价值追求，具有公认的道德基础。制度建设的实然性要求：一切制度必须符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与可能，对客观条件不具备或者目前还过高的一些要求，在制度建设中就要注意加以避免，否则，所确立的制度就会行不通，改革时期制度建设的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非常突出。理想与现实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制度才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因此，做好制度建设工作必须善于发现问题和矛盾。一方面，要力求实现制度建设的科学性，使制度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对一些问题由于实践经验不足，人们的认识还难以统一，可以暂不予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作补充。
第三，制度建设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制度所规范的社会现象是纷繁复杂的。做好制度建设工作，首先，必须善于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及个案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把握，以从中抽象出普遍使用的规则。其次，任何普遍规则都有例外，要在确立普遍规则时，妥善地规定例外，以保持制度的适用性。第三，在研究、确定规则时，对重大原则问题必须是非分明，态度明确，敢于坚持，同时又要注意照顾各种具体情况和不同意见，实事求是地灵活处理各种矛盾。
第四，制度建设是民主性与集中性的统一。多谋才能善断，体现多数人的智慧是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基层单位、基层群众、基本群众的意见。集中性主要是把各种意见集中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
（二）认识、把握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衡量制度建设质量的标准，是一个复杂、动态的体系。从实际情况看，这个体系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以维护法制统一。“法不公则不善”，立法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上位法，避免各自为政、相互矛盾。（2）遵循并反映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包括该制度所调整事项的规律，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要避免一些法律规范成为影响甚至阻碍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财富增加的绳索。（3）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任何制度都应当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多数人所认同，而不是相反。这是制度得以实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社会基础。（4）制度内容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三）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应当采取的措施。
第一，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科学安排立法项目。立什么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实践经验，把握立法规律。要统筹考虑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继续加强有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的立法的同时，更加重视有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的立法。需要明确：制度是要解决问题的，但所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是主观想象的；必须是反复出现的，不能是偶然发生的；必须是普遍的，不能是个别的。对需要用制度调整的事项，也要“当时而立法”。要特别注意，不能事事都要求助于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避免法律对社会的过度干预。
第二，总结经验，把握规律，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制度建设是科学性、规律性很强的工作。只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才能确保制度建设的质量。为此，需要处理好以下关系：（1）正确处理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的关系。制度建设必须维护公共利益，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要注意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做到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平衡。为此，要对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合法权益，都要切实维护。要确立这样的观念，只要是不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都不应受到制度的干预。（2）正确处理权力与责任的关系。责任是行政权的核心。制度在赋予行政机关必要行政权力的同时，必须规定其相应的责任，并有严密的程序作保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确保权力与责任相统一，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3）正确处理强制与引导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特别注意发挥制度的引导功能。为此，我们的制度建设要重在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种供人们自己判断是非、自己承担风险、自己分配责任的规则来解决问题。要鼓励、引导市场主体之间以契约等自治形式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以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4）正确处理立足现实和改革创新的关系。当前，我们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如果制度建设不顾现实，就会行不通；如果不加区别地把现实肯定下来，有可能妨碍改革。因此，制度建设要立足现实，着眼于未来，把制度决策与改革决策紧密结合起来，体现改革精神，用制度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对现实中合理的东西，要及时肯定并采取措施促进其发展；对那些不合理、趋于衰亡、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不能一味迁就。总之，制度建设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力求在体制、机制、制度上不断有所创新。（5）正确处理实体与程序的关系。实体与程序都非常重要，且相辅相成。当前，制度建设要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要下功夫研究如何通过设定程序制约权力的行使、保障权利的实现。
第三，改进工作方法和机制，进一步提高社会公众对制度建设的参与程度。为此，需要建立以下制度：（1）公开征求意见和听证制度。确保制度能很好地反映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意见，这也是确保制度得以很好实施的基础。（2）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这里的成本主要是制度得以实施所需的成本。（3）专家咨询制度。（4）争议协调制度。（5）定期清理制度。这项制度旨在及时消除制度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提高制度的适应性。
四、建设法治政府，必须理顺执法体制、确保法律实施
法律得以顺利实施，一般取决于三个条件：（1）该法律本身是一部良法；（2）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法律实施机制；（3）具有有利于法律实施的社会基础。其中，良好的实施机制是确保法律得到实施的关键。从理论上讲，法律由预期效益到实际效益客观上是递减的。因为法律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成本的，成本支付带来的往往是效益递减。法律实施机制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整合各种成本（支付必要成本、降低甚至取消不必要的成本），以确保法律在实施过程中将效益递减降到最低。我们现行的法律实施制度，往往重在机构的设立，而不重视机构的保障，包括人员与经费保障，更不重视法律运行机制的建设。结果是，没有机构法律效益要递减，有了机构法律效益递减有时甚至更快。因为机制不畅，就往往从增加人员上找对策，这势必增加法律运行成本；经费无保障，执法人员又往往只好“自费”执法，甚至搞“执法者养违法”。就行政机关而言，确保法律实施，需要从理顺体制、完善机制着手，抓紧以下工作：
第一，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行政执法体制的总的要求是：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1）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尽量改变“大盖帽”满天飞的状况；目前需要继续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积极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推进综合执法试点。（2）减少行政执法层次，改变行政执法“上下一般粗”的状况。目前可考虑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机关实施。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能要分解。基层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事实问题，上一级行政执法机关重在解决法律问题。（3）行政执法权与执法者的利益要彻底脱钩，执法经费必须予以保障。（4）下大力气建设清正廉洁的高素质执法队伍。
第二，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乱执法与不执法是目前行政执法中最突出的问题。各级行政执法机关必须做到既不失职、又不越权，严格按程序办事。要克服“运动式”执法的弊端，纠正领导批示才执法、领导不批示就不执法的现象。要公平、公正执法，平等对待当事人，不得滥用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应当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第三，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行政执法是一项重要的行政权力，应当由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非行政机关的组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不得行使行政执法权。要实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
第四，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这是确保法律实施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记录真实，立卷归档，公开查阅。凡作出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决定以及对有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监督检查，都必须有记录，记录有签字，有关证据材料、执法文书连同有关记录都要立卷归档。归档的案卷必要时可以公开，供有关人员依照规定查阅。这有利于增强行政执法人员的历史责任感，促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兢兢业业、依法办事。
第五，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1）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2）强化行政复议监督。（3）加强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4）强化社会监督，完善群众举报违法行为的制度，高度重视新闻舆论监督。（5）严格执行行政赔偿和补偿制度。
五、建设法治政府，必须下大力气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素养，关乎依法行政进程，关乎行政机关的形象，关乎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关乎整个社会法律意识的养成，关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客观地说，法律素养的提高是一个漫长过程，在我们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的国家更是如此。当前，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需要把握以下几点：（1）要掌握法律知识，包括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知识，规范行政机关共同行为的法律知识，自己所从事专业的法律知识等。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知道手中的权力从哪里来？权力边界在哪里？（2）要提高法律意识，培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与忠诚。法律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且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法律的信仰就是对党和人民的信仰，对法律的忠诚就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3）要培育法律思维和能力，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能用法律思维来研究情况、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律思维就是一种权衡利弊、瞻前顾后、照顾其它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既要考虑解决眼前问题，又不能给将来埋下隐患；既要考虑解决实际问题的效果，又要顾及所支付的成本；既要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其他相关人员的利害得失。越是情况紧急，越是问题突出，就越要用法律思维、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这是一个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备较高能力的标志。

㈡ 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特点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㈢ 行政法治的我国的行政法治原则

目前，我国行政法治原则主要是：
(一)依法行政
政府应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法治原则对政府行为的要求，要求行政活动要有合法性，即使其活动具有正当性令人信服、服从。不得违宪，是合法性的最高要求和核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根本特点。依法的“法”，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法律的效力高于法规、规章；法规、规章的原则、内容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法规、规章发生冲突，应以法律为准。依法的内容包括依法定权限、法定实体规则和法定程序。未遵循法定要求的，均构成对法治原则的违反。
依法行政首先是对政府执法行为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立法的要求。只有有法可依才谈得上依法行政。立法包括权力机关的立法和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力机关的立法主要是制定基准性规范。行政机关的立法主要制定从属性、执行性规范。法治原则要求政府机关加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使大量的政府行为有章可循，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行为的任意性及其导致的不公正和腐败。依法制定和发布行政法规、规章，不仅是政府的一项权力，更是政府的职责。
(二)职权法定
职权法定，指政府、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从内部而言，超越职权就是横向超越了另一个机关的职权：对外而言，超越职权就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职权法定，越权无效，是法律保留的一个重要原则。相对于公民权利的法无禁止即自由来说，行政机关不仅在法律禁止的情形下不得为之，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形下也不得作为，否则，就是超越职权。职权法定是由我国人民主权的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对行政机关而言，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行为的权力来源要有法律的明文依据。因为行政机关是执行法律的机关，不能给自己授权，人民授权形式即是法律规定。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行政许可、行政收费等行政行为，都不是行政机关的当然权限，都需要法定。即使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也并不意味着其有权采取任何手段达成自己行政管理的目的。职权法定的核心是：行政权力的取得和存在必须有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非法的权力；行政主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其行政职权，必须依据法定的程序；法定职权之外的事务由私人通过自治方式解决。职权法定要求行政主体不得越权，如果越权则不具有法律效力。这是因为，法律效力必须法律授予，如不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它就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行政职权法定的法理意义在于，它明示了行政权是有限的、可数的，并为行政机关划定了行使行政权的外围边界。
(三)控制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为条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即依照法律所确定的原则、目的、精神、范围和幅度，在实施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行政执法主体基于客观实际情况，通过主观的合理判断做出灵活选择的权力。在我国，80%以上的法律，90%以上的法规和规章是由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法律的稳定性、现实的复杂性、立法者的局限性以及法律条文表述的概括性决定了行政权力中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然性。现代法治国家权力的授予与控制总是相伴而行的，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权力本质具有自我腐蚀和自我扩张的特性，因此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就成为权力健康运行的一条规律。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权力的一种，同样必须加以控制。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易于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孟德斯鸠)。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对自由裁量权必须加以控制。
(四)权责一致
作为一个法治政府，应该带头守法，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如果其行为违法越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则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如其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人身权、财产权的损害，则应依法赔偿受害者的损失。对其违法行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是区别法治政府和专制政府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治政府自身不受法律约束，用法治理老百姓，本身不守法，违法侵权不赔偿，不承担法律责任。法治政府则应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因此，作为人民的政府，必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切实负起责任。

㈣ 我国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内容 是什么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内容是通过法律对国家行政管理的各项活动、各个环节进行调节和规范，将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术方法、协调手段、行为方式、步骤和程序法律化，为国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则主要包含以下三项内容：
1、行政行为必须具有法律依据。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根本要求。对于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动，而无须法律授权。但是，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则没有这种自由，而必须严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许的，都是禁止的”规则。这是行政行为与公民个人行为的最大区别。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机关职责清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行政机关的权限（包括事务、时间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规定在宪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当成文法规定不明确时，行政法院根据法的一般原则对成文法的规定进行补充和解释。行政机关不得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自由行动，否则，构成“无权限”。无权限行为是最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在越权之诉中，“无权限”是行政行为被撤销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无权限机关所作出的行为，属于羁束行为，且该行为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有管辖权的机关在同样的情况下也只能作出同样的决定，行政法院对这种行为并不撤销，因为撤销该行为“并不影响行政决定的结果和当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费诉讼时间。”
2、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仅要求行政行为的存在须有法律依据，而且进一步要求行政行为的实施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说，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过程必须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法律对行政行为全程的监督和控制，使行政权在法律所设定的轨道上运行。但是，我们不能把行政法治的这一要求，简单理解为行政机关只能机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则适用于具体事件而没有任何斟酌选择的余地。行政行为有羁束行为和自由裁量行为之分，它们受法律制约的程度上是有所区别的。但是，二者都必须受制于法律这一点是共同的，不可动摇的。根据行政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律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对行政行为规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条例的咨询、讨论和公布程序，行政处理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形式等。由于法律规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于保障相对人权利的考虑，因此行政机关必须遵守，否则行政法院将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出于行政效率的考虑，行政法院对于形式违法的行政行为也并不是一概予以撤销，而是根据形式违法的具体情况分别作出撤销、不予撤销和补正等不同形式的灵活处理。
明确的管辖权与合法的形式共同构成了控制行政权行使的主要条件，无权限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销行政决定的最初的两个理由。在当代的法国，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视，因为“手续不仅限制每个公务人员的权力，也使每个公务人员受到其他公务人员的制约和补充。” 比如，法国在 1978 年公布实施了《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79 年公布实施了《说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机关与公众关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实施了《行政机关与其使用人关系法令》等单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首先，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须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出于以私人或党派或者所属团体的利益。例如，当某家旅馆与市长的某个亲戚开办的旅馆形成竞争时，该市长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为借口关闭该旅馆。其次，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授权的特别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诉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销了省长作出的关闭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场的决定，理由是该行为的目的不是法律与规章授予他权力时要保障的目的，而是为了维护国家财政部门的利益。
行政行为的目的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是行政法治原则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法国行政法治进程的初期，只要一种行政行为是由具备法定权限和资格的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会认定该行为合法，而不问该行为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随着行政法治的进一步发展，行政法院发展了滥用权力的理论，根据该理论，行政法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如果行政行为的目的和动机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行为将被行政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予以撤销，从而使每一项行政行为都处于行政法院的监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对行政行为目的和动机的审查极大地扩展了行政法治原则的内容，狄骥认为这导致了自由裁量行为概念在公法领域的消失。
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还要求行政决定的内容和法律根据合法。
3. 行政机关必须以自己的积极行为来保证法律的实施。行政法治有两层含义：消极的行政法治和积极的行政法治。消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方式、程序和目的。积极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机关以自己的积极行动保证法律的实施，这是法国行政法治原则的最新扩展。
根据积极行政法治的要求，不仅行政机关拒绝作出实施法律的具体行政处理决定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而且当法律和上级机关条例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制定条例，而行政机关不履行该义务的行为同样也是违法的。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个判决中声称，行政机关在情况需要的时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条例来维持秩序，就是违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观点：当制定行政条例为实施某个法律所必要时，行政机关有义务制定这个条例。

㈤ 简述法治行政的特点

法治行政的特点:

法治行政的核心含义是法律高于行政。

第一，职权法定。行政机关的职版权，指中央权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

第二，法律保留。凡属宪法、法律规定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有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作出规定，称为法律保留原则。

第三，法律优先。含义包括：

1)在已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任何其他法律规范，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都不得于法律相抵触，凡有抵触，都以法律为准。

2)在法律尚无规定，其他法律规范作了规定时，一旦法律就此事项作出规定，法律优先，其他法律规范的规定都必须服从法律。

第四，依据法律。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即体现为制定规范的抽象行政行为和体现为作出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依据法律。

第五，职权与职责统一。职权，就是宪法、法律授予行政机关管理经济和管理社会的权力。

㈥ 法治行政的特点包括哪些

法律分析：法治行政的核心含义是法律高于行政。法治行政的特点包括：

1、职权法定。

2、法律保留。

3、法律优先。

4、依据法律。

5、职权与职责统一。

法治行政是指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法律，法律优于行政，行政受制于法律，政府受法律支配，并严格按照法的规定以及法的宗旨和原则行事。

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下列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一)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二)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 (三)行政指导行为; (四)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五)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产生外部法律效力的行为; (六)行政机关为作出行政行为而实施的准备、论证、研究、层报、咨询等过程性行为; (七)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出的执行行为，但行政机关扩大执行范围或者采取违法方式实施的除外; (八)上级行政机关基于内部层级监督关系对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听取报告、执法检查、督促履责等行为; (九)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受理、交办、转送、复查、复核意见等行为; (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等行为。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中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

㈦ 当前中国政府推进依法治国有哪些具体举措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共有180多项新举措，主要分四大范畴：
一是有关宪法、立法和人大的新举措。全会明确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遵守宪法是最大的守法，违宪也是最大的违法。要加强对宪法的实施和监督，今年12月4日，我们就要迎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了。要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加强重点领域的立法，要让人民群众参与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活动。
二是有关执法和党、政府实施法治的新举措。全会提出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也不是说GDP不考核了，现在要把是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的一个重要内容加进来。《决定》也第一次提出健全依法决策的机制的全新命题，《决定》讲要有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把这些确定为依法决策的法定程序，把合法性审查作为决策的前置性条件，就是做决策之前，首先要看跟法律有没有抵触、有没有违法，违法了就马上叫停。《决定》提出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过去很多是“三拍干部”，叫做“拍脑袋决策、拍胸部执行、拍屁股走人”，现在走不了了，是“吃不了兜着走”，要追究你的责任，这里边特别强调“终身”两个字，有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各级干部今后决策一定会慎之又慎，因为你无处遁形，它终身跟着你。要健全执法体制机制，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有一个基准制度，另外也要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纠错问责制。
三是有关司法和司法系统与法治队伍的新举措。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现在有司法不公的情况，就是因为我们的法院、检察院不能够依法独立的进行审理、判案。《决定》提出来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领导去干预司法审理、审判的情况，往往打电话、递条子、打招呼，现在要记录在案。回头就进行责任追究，今后谁还敢打电话、递条子？《决定》还提出了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的保护机制、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坚决惩处违法违纪司法人员，从根本上杜绝“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等现象的发生。
四是有关法治文化和法治教育的新举措。《决定》非常强调法治文化的重要性，要开展法治文化教育，这是最根本的。法律是一个他律，而法治文化包括理念、精神、思维、道德，是一个自律。要加强对法治人才的培养机制，推动法治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样才能不断培养出法律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对全民的法治教育起到根本作用。

㈧ 本领域法治行政的特点有哪些

法治行政的特点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职权法定指各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应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法律保留指应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只能由法律规定；法律优先指其他任何法律规范的规定都必须服从法律。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
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六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㈨ 法治行政的特点

法律分析：法治行政的核心含义是法律高于行政。法治行政的特点包括：

1、职权法定。

2、法律保留。

3、法律优先。

4、依据法律。

5、职权与职责统一。

法治行政是指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于法律，法律优于行政，行政受制于法律，政府受法律支配，并严格按照法的规定以及法的宗旨和原则行事。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等行为。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

行政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政行为”中的“法律”，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通过的规范性文件。

㈩ 行政法角度，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与完善

首先、我国行政法律、法规以及现行规章多为实体之规定而少程序之规定，对公民义务性规定甚至于权利性规定不少却缺少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后怎样予以救济的法律规定。由宪法到各具体法律规范，我国公民享有若干权利，但这些规定大多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这些权利的救济往往因为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而陷入真空，如受教育权被侵犯后怎样予以救济，我国各部教育法规都没有明确的司法或行政救济条文，仅规定学生有权进行申诉，但是申诉之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受理部门及程序，根本解决不了受教育权被侵犯的现实问题。近几年来，大量受教育权诉讼案件的发生就是最好的明证。在该领域之内，一旦WTO成员方公民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国接受教育并发生受教育权被侵犯之时，我国政府该如何应对，毕竟我国受教育权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之规定与WTO规则之规定差距甚大啊。同时与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保障个人受教育权的规定也不一致。
其次法律、法规特别是行政规章之间冲突严重。“2003年10月22日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法与法撞车我们该听谁的’再一次讲述了‘艾滋病疑似患者申请结婚登记’使婚姻登记机关无所适从的故事。涉及到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与《婚姻法》、《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互相之间关于结婚登记必要条件之间的冲突；同年10月9日，重庆一名在校大学生申请登记在让重庆教委尴尬为难之时也揭示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与《婚姻登记条例》、《婚姻法》之间的冲突。”而涉及入世的法律法规冲突特别是行政规章的冲突早在我国的《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第五部分“与贸易有关的只是产权制度”第251条表A、表B，特别是表B第二部分加入时就废止的四部部门规章，己说明我国目前的法规、规章冲突严重，急需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