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式微
① 对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的评价！
一、西方民主制度形态各异，没有统一的模式
提到西方民主制度，许多人容易想到“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等，并且误以为西方政治制度只有一种模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该说，“三权分立”、“代议制”、“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但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事实上，西方政治制度纷繁复杂，形态各异，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制度是完全一样的。
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从国体上看，西方民主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从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立宪君主制，如英国、荷兰、瑞典等；总统制，如美国；半总统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属于议会共和制，虽然也有总统，但是虚位总统，其职权既不能和美国总统比，也不能和法国总统比。瑞士是委员会制，联邦设七人委员会，共同行使中央权力。
政体主要是指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一般是从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或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来区分。政体是一个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包括丰富的具体内容。西方各国都号称实行“三权分立”，但英国是议行调和。美国是三权并列，法国是行政主导。西方国家都号称实行“多党制”，但有的是一党独大，有的是多党倾轧，英美虽然都是两党制，但情形很不一样。英国被称为“强党体制”，英国内阁是由议会的多数党组成，国家政策由多数党决定。美国政党纪律涣散，组织松散，被称为“弱党体制”。西方各国虽然都有议会，但各国议员的产生办法、议会的职权、议会的议事程序、议会内部的组织都各有特点，而且差异很大。其他如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文官制度、军事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地方自治制度等，各国也不一样。
柏拉图有句名言：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少形状。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制度，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适应本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生长和发育起来的，西方制度也一样，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政治特点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没有哪个国家是照搬照抄别国制度的。
二、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实质是“资本精英”的“金钱民主”
在西方国家，名义上人民享有广泛的平等的民主权利，但实际上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种表面的平等往往为实质上的不平等所替代，法律上的平等往往为事实上的不平等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所有者才享有民主，穷人是站在民主之外的。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选举被西方政客标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据美联社2000年11月9日对美国金钱与选举胜负的关系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1999年竞选获胜的81％的参议员和96％的众议员，他们所花的钱均超过了竞争对手。美国总统选举更是金钱的游戏，没有财阀的金钱实力做后盾，想登上美国总统宝座比登天还难。金钱可以操纵美国的民主选举，所以有专家指出：“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账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美国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在《民主的嘲讽》一书中，把美国富人民主的状况描述为“精英民主”，即“治理美国的是精英，不是民众”。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西方民主，根本背离了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的基本原则，是对民主的绝妙嘲讽。
三、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和唯心史观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是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原则和民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天赋人权”思想和“三权分立”原则。
“天赋人权”学说，是由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最先提出的。该学说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反对封建主义的“君权神授”说。他们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受自然法的统治，人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后来“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都是由“天赋人权”演化而来的。“天赋人权”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资产阶级也就把它作为立法原则和制定各种国家制度的理论基础。
近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首先是由英国的洛克提出来的，但在洛克那里只有两权分立，而且主要是阶级分权。完整的“三权分立”是由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的。孟德斯鸠明确地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思想。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又进一步提出“制衡”原理。启蒙思想者提出“三权分立”原则主要是基于人性恶和权力恶的假设，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权力分立、以权制权才能防止权力滥用。资产阶级学者也常常把是否实行“三权分立”作为一个制度是否民主、一种权力运行是否有效的标志之一。但事实上，有些国家如英国并不是严格的“三权分立”。而是议行调和，就连标榜实行严格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也发生了嬗变，出现了行政权扩张、立法权式微和司法权的政治化，英国被认为是“首相民主”，美国总统被称为“皇帝般的总统”。
不可否认，“天赋人权”和“三权分立”在反对封建统治、调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它终究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础，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四、西方民主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现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取消选举权的财产、教育程度、居住期限、性别和种族等的限制，选举制度和人权保障有所改进，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有所加强，公民参与政治的范围有所扩大等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制度日益完善，统治技术日益精巧，统治手段日益丰富。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调和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断斗争的结果。
西方国家制度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许多国家的制度在建立之初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到了今天它也并非尽善尽美。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民主制度比较完备而又颇具特色的国家，常常为资产阶级学者所津津乐道，但在保护人权上的严重缺陷至今仍是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联邦宪法并没有写入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文，直到1791年才通过保护民权的10条宪法修正案。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更是根深蒂固。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还存在着奴隶制度。内战期间，林肯颁布了《解放宣言》，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但黑人还是享受不到平等对待。1870年第15条宪法修正案颁布后，黑人的选举权仍然被剥夺或被限制，种族隔离越来越严重。联邦国会在1875年通过法案，禁止在铁路和航运等公共交通部门和其他公共场合实行种族隔离，但很快又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而失去效力。20世纪50年代美国终于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直至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现在虽然没有法律或制度方面的歧视有色人种的明确规定，但黑人等有色人种在美国社会还是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权利。
再拿选举制度来说，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就提出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规定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1832年关于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代表制的法令通过后，当时20岁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男子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资格的男子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具有选举权的人提高到28％。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仅普及选举权英国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男女平等享有选举权，美国达到这一标准是在1971年。
五、战后西方民主的新发展和内在矛盾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呈现民主的完善和民主的“赤字”、民主的危机和民主的“迷信”同时出现的特点。西方民主被某些人推崇为一种“普世价值”，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体制或西方民主的反对者都被视为非民主甚至是独裁。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一些人对西方民主制度抱有幻想。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首先，上述现象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20世纪西方国家先后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左翼运动的强烈冲击，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一些国家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更是让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如末日来临。因此，缓和社会矛盾，调整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改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必然之举。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整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对立，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实质。
再次，要认清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实质。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维护国际旧秩序，西方国家不仅对外输出资本和产品，而且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民主观念和所谓的民主制度，实质是“新干涉主义”的一种手段。
六、批判地借鉴西方民主的有益成分
不能否认，经过几百年时间，西方国家在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政党与政权的分开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和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化。如果剔除其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那么这种民主的一些具体形式还是可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并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改造和吸收的。
要特别强调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搞西方的“议会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说明，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适合本国国情，不断完善和发展，才是最合适的和最有效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该国是有效有用的好的政治制度，到另一个国家未必有效有用，有时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照抄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独立前的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建国的时候，世界上只有英国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美国没有照搬英国的制度；日本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但日本也没有照搬美国的制度。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20世纪是战争和革命风起云涌的世纪，也是政治制度变革剧烈的世纪。每一个革命后的国家，每个民族独立国家，都选择和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即没有一个国家是靠照搬别国政治制度而成功的。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大国到处输出“民主”，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② 高分悬赏：权利法案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局限性。不要贴他人答案
时间：1689年；权利法案颁布机构：英国议会颁布；内容：限制国王的立法权、财政权、军事权和控制议会的权利。意义：奠定了英国君主立宪政体的理论和法律基础，并为世界上其他国家限制专制王权提供了一个范式。
局限性：权利法案所代表的仍是占统治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绝大多数的第三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仍然无法保障，被统治阶级任意践踏
③ 民法三大原则的现代化变迁及其原因
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是近代大陆民法的三大原则。它们代表了19世纪民法的特征，贯彻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各民法典之中。
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是近代大陆民法的三大原则。它们代表了19世纪民法的特征，贯彻在这一时期制定的各民法典之中。19世纪末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近代民法三大原则也发生了变化：由个人主义本位发展到团体主义本位。
一、所有权绝对性的限制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被视为神圣的天赋权利。所有权可以上达天空、下及地心，法律对所有权的内容也极少实质性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绝对所有权观念。《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这是对绝对所有权原则的准确表达。依据《法国民法典》，财产所有人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以他认为适当的方式处置其财产，可以自己使用，可以出卖、出租或出借，可以闲置不用，甚至还可以破坏。对这类处分行为，任何人不得干预，即使这种干预对财产所有者或社会有益亦是如此。
然而所有权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制度，它总是要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的演变而变化。19世纪末以来，个人主义本位的所有权观念日渐式微，社会本位的所有权观念日益发达。这种观念认为，法律保障所有权旨在发挥物的效用，使物被充分利用并增进社会公共福利，所以，所有权的行使应当顾及社会公共利益，不允许个人滥用权利，损害他人和公共利益。1900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便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尽管它确立了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的原则，但已摒弃了诸如“绝对”、“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用语，并对所有权的行使规定了一系列限制，表现在：其一，所有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否则便是违反“善良风俗”，为法律所不容。其二，所有权的行使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其三，所有权的行使要有助于发挥物的社会职能，不能只为个人利益而伤害社会整体利益。比如规定“土地所有人对于他人在地下或高空所为的干涉，无任何利益者，不得禁止。”其四，所有权的行使要有助于发挥物的社会效用。例如第904条规定：“在他人为防止当前的危险而进行必要的干涉，而其所面临的紧急损害远较因干涉对所有人造成的损害为大时，物的所有人不得禁止他人对物的干涉。”
二、契约自由的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包括以下含义：其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契约的订立、变更与撤销均应由当事人自主作出决定。契约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便可以包含任何事项，其他人不得干预或变更。其二，国家尊重个人意思。这意味着国家在契约方面的立法权是有限的，除个别情况外，它只能制定任意性规范，而对这类规范，当事人可以不予遵从。其三，契约即法律。契约一经订立，便等同于法律，国家应当以强制力予以保证。这是契约法领域内国家的基本任务所在。
契约自由是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原则的逻辑延伸。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在拥有财产及经济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契约当事人间实际上的不平等。现代社会的发展也证明，一味追求契约自由有时会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国家应当更多地介入契约法领域，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在这种观念支配下，20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对契约自由设置了种种限制，主要表现在：1）改变以往契约法规范大多为任意性规范的状况，增加强制性规范的比重。2）为维护平等竞争，制定特别法规限制垄断企
业订立契约的自由。3）以行政手段规定契约的订立和条件。国家干预的触角广泛延伸到战略军备物资、外汇、投资、证券交易、价格、工资以及劳资关系等各种领域中，制定了大量强制性规范。对于这类规定，订立人很少有商量余地，只能照章执行。4）普通商业企业中广泛采用的“标准契约”也限制了确定契约内容方面的自由。
三、从过失责任原则到无过失责任原则
整个19世纪，在大陆法系各国的侵权行为法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过失责任原则，尽管在个别领域中开始出现某些无过失责任立法。《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规定，造成损害赔偿责任要有两个要件：一是客观上要有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二是主观上要有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过失责任原则是个人主义精神在私法领域中的重要表现。
19世纪末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民法上的损害赔偿观念逐渐发生变化，无过失责任原则在立法和司法上得到确立。无过失责任原则也称严格责任原则，它意味着损害一经发生，即使对方没有任何过错，也应负赔偿之责。大陆法系许多国家都在特别法中采取无过失责任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广泛涉及工业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以及航空器、核能的采用所引起的损害等。另一个相关的发展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兴起。通过社会保险，使得整个社会分担一部分对事故受害者的赔偿，这是弥补赔偿不足和不及时缺陷的有效手段，它在当代大陆法系国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这些发展动摇了传统民事责任法律的基础。既往的当事人过错学说正在由社会过错或客观过错学说取代，甚至有人主张以风险概念取代过错概念。这些变化让人强烈感受到一种社会化和非伦理化的趋势。
总之，从近代民法三大原则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民法对个人主义的强调相比，现代民法更注重尊重公共利益，强调诚实信用，禁止权利滥用。
④ 人民代表大会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是全体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各种途经和形式，依法享有和行使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法治国家，就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要求
民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但各国的民主道路、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不同的、具体的。民主制度是人的选择，但选择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根据客观历史条件进行的。人民是在客观历史条件提供的可能性空间中选择和创造历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主是由历史定义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受到这个国家历史的深刻影响，要反映这个国家发展进步的要求。因此，民主是一个国家特定历史的产物。
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国情，尤其是中国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和条件，仅仅具有权利保障功能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若要成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其政治制度与体制还必须在能够保障人民权利与自由，实行有效社会动员的同时，将有限的民力、民智集中起来，在短时间内改变落后面貌，追赶世界，即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样的历史环境和任务决定了保护人民权利和集中人民力量是中国政治制度必须具备的双重功能。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能同时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很难适应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当代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在适应这样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要求的条件下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实现形式
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价值追求。在当代中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一方面，保障、实现和扩大人民群众的权利与自由，因为只有权利与自由得到保障，蕴藏于人民群众中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以发挥；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要相对集中，因为只有集中权力，才能统筹兼顾，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好能够满足中国社会发展这两方面的现实需要。
首先，在人民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了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和权利。在我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人大代表组成。各级人大代表享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提出质询案和罢免案、提出议案和批评建议、参加会议行使选举和表决等权利，享有发言和表决的免责权。各级人大代表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必须努力为人民服务。
其次，在国家权力机关与“一府两院”的关系上，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一府两院”行使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通过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决策、决定和法律来实现人民意志。
第三，在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上，宪法赋予人民代表大会享有最重要、最广泛的国家权力，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通过行使人民赋予的这些权力，来保障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涉及全国人民共同利益、国家和社会重大事务的各项职权；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讨论、决定、任免和监督等职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政体上保证了人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统一，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保证了全国各族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人权与基本自由。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绝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采用西方“三权分立”和“两院制”的政治制度模式，除去由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决定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要从制度上克服西方“三权分立”的局限性，创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体制。
“三权分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原则。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原则对于否定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理论根据，以财产私人所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两党制、多党制为制度支柱的，其最终目的是保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从本质上来说，“三权分立”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权力分工和利益分配，资产阶级是绝不会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
一些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三权分立”的局限性。曾任美国国会参议员的富布莱特在讲到美国的“三权分立”时就说过：“我们的政治体制今天运转起来非常不灵……在民主党控制国会而总统是共和党人时，宪法规定的行政和立法之间的内在抗衡就要大大加剧……国会常常不能就预算达成一致意见，也不能有效地削减财政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政府权力分立体制所固有的行政和立法之间的抗衡。”在西方议会制国家的“三权分立”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实际上是相互混和而非相互分立的”。
概括起来说，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三权分立”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基本矛盾，难以形成人民和社会对国家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化机制；在“三权分立”之下，人民不是国家的主人和民主的主体，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处于对立状态，公民权利经常遭到国家权力的侵犯同时也成为抵抗国家权力的力量；以权力相互钳制为特征的“三权分立”互相掣肘，彼此扯皮，降低甚至丧失了效率，使国家机器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政府职能和角色的转变，“三权分立”发生了“行政权强化、立法权式微、司法权政治化”的嬗变，传统“三权分立”原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中逐渐走向衰亡。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不是简单排斥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外民主建设的经验，相反，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就是因为这一制度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能够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时期的实际和发展需要，及时地进行改革和完善，努力探索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种新形式、新机制。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我们既要研究和汲取别国的经验，更要珍视自己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⑤ 总统内阁制含义和此政体的主要国家
总统制
总统制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与议会内阁制相对称，指由选民分别选举行政和立法机关，由总统担任国家元首，同时担任政府首脑的制度。
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在宪法中都规定了总统的职权。与议会内阁制相比较，总统制的特点是以总统为行政首脑，行政机关从属于总统而非议会。在总统制下，总统独立于议会之外，定期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总统只向选民负责，不对议会负责。有些国家虽然也设总统，但总统只是国家元首，不兼任政府首脑，内阁由议会产生，只对议会负责。这种情况属于半总统制或者双首长制。
现今世界上采取总统制的国家有美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危地马拉、博茨瓦纳、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和大多数中亚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总统制的主要特征，特别是总统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这一点都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如贯彻权力分立原则的程度，总统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具体关系以及总统产生的方法等，则互有区别，甚至在某些方面或在某种程度上与议会共和制相接近。
美国是最早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它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并互相制衡的制度。
美国是实行总统制的典型，其特点是：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还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的实际权力非常广泛。总统直接组织和领导政府。政府不对国会负责，只对总统个人负责。总统有权接受部长的辞职或解除其职务。内阁由总统指定的官员（通常为各部部长）组成，只是总统的集体顾问。国家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完全分立，权力相互制衡。议员和政府官员不得相互兼任，国会无倒阁权，政府也无解散国会的权力。但国会行使立法权受总统的制约，如美国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可行使否决权，但国会再以2/3多数通过，不经总统批准即可成为法律。总统的权力也受国会的制约，如总统对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要得到参议院的认可，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如违宪犯法，国会可提出弹劾。
半总统制
半总统制是同时兼有议会制和总统制特色的政体。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取的是典型的半总统制。它的总统制特点是：总统由直接普选产生，不向议会负责。作为国家元首，总统享有任免总理、任命国家的文职和军职人员、主持内阁会议、颁布法律、发布咨文、派遣外交使节、统帅军队、赦免罪犯、担任最高司法委员会主席和主持最高国防会议的权力。它的议会制特点是：按宪法规定，总理为国家行政首脑，对议会负责；总理得就内阁会议讨论通过的政府施政纲领或总政策，向国民议会提出政府承担责任的说明；国民议会可以根据自己所通过的不信任案追究政府责任；国民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或不同意政府的施政纲领或总政策时，总理必须向总统提出政府辞职。在这种政体下，虽然总理领导中央政府，但国家最高行政权实际上由总统掌握。总统还拥有解散议会下院（国民议会）的权力，使总统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议会虽然享有对政府的弹劾权，但不能动摇总统的地位。
区别半总统制与总统制一般有两种标准，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导致了对各国政治体制有不同的归类。
一种以是否设置“总理”或类似的内阁首脑职位为区别标准。所有设置“总理”、“行政院长”或其他名称的内阁首脑职位的政体都归入半总统制，如法国、俄罗斯；所有不设置内阁首脑职位的政体都归入总统制，如美国。这种区分标准仅局限于表象。
另一种以内阁首脑的产生办法为区别标准。如果内阁首脑由掌握实权的总统任命、免除、替换，内阁首脑的职位更类似于一个超级部长，那么这种政体和不设内阁首脑的政体一起，归入总统制；如果内阁首脑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推举产生，总统无权直接任免，总理的最终任免由议会的推举决定，那么这种政体就归入半总统制，如法国。这样划分出来的半总统制，其总统产生过程如同总统制，其总理产生过程如同议会制，是普遍意义上所说的半总统制。
按上述第一种区分标准，法国、韩国、俄罗斯、乌克兰和部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可以归入半总统制。
按上述第二种区分标准，只有法国、乌克兰是半总统制。
法国第五共和国被视为典型的半总统制，总统负责国防、外交、宪政政策，总理负责其他政策，总理由总统任命，宪法虽未规定须由国会同意，但实际上总理人选需要国会支持，总统则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有权解散国民议会，将法案交付公民投票，行使部分权力时不必总理副署。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实施以来，共出现三次左右共治局面。法国总统必须任命国会多数党派人士出任总理，因此，可能出现总统与总理不同党派的局面。虽然宪法明定总统与总理的职权，可是实际上有些职权无法完全区分，例如外交与经济密不可分，无法一分为二。总理所属政党如果在国会占了多数，与总统不同党派，总统的权力式微，总理权力上升。总统与总理同一党派，总统的权力则高度集中。法国半总统制，被部分学者视为一种在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摇摆的体制，必须视国会政党分配而定。
⑥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应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
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等。它们在经济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对其择要探讨。
1.政策主体分析
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组织体或个体。对政策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明确各类政策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力分配等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则有助于研究经济法主体的体系以及主体的权义结构，特别是职权与职责的分配、经济法责任形态等重要问题。
政策主体分析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体制法(或称组织法)、[16]主体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体的政策主体中，官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大都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无论是利益集团、选民，还是大众传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类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经济法学中的规范论和运行论。
2.政策目标分析与政策工具分析
各类公共政策都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因此，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也自然会与经济法的宗旨相合。这样，通过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就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经济法学价值论领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从系统论的角度，发现经济法的结构问题，并通过结构调整，来增进和完善经济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避免政策失败和政府失灵。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早就开始了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策工具展开的大规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龙(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莱特(M.
Howlett)则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经济法研究上，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国债、货币、价格等手段以及更为具体的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构成了经济法有效调整的手段，因而对于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具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变迁的背景。作为一种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应关注对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背景，也应关注相关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开”。
对于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都依存于特定的背景，要随着背景的变化来适度调整，以使经济法制度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政策的制定过程，来认识立法背景和动因，既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几种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不同的政策主体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并由此会影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因而就应当有主体分析与目标分析；同时，由于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称政策工具)关系到各类政策主体利益的实现，因而工具分析与主体分析、目标分析也可以联为一体。而上述三种分析，都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体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类主体提出政策目标的背景，以及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背景，这样，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相关分析才可能较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找到经济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对策。
上述各种具体的政策分析方法，构成了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干部分，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主体、宗旨、调整手段、具体制度、法律环境等，都很有价值。为此，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应用问题。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政策往往是立法和执法的重要依据，[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于分析与政策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下面仅选取几种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来探讨其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一)政策目标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的目标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审视影响经济法立法的经济政策目标，来分析和判断经济法立法在宗旨、原则、调整手段、协调性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并为整个经济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对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其中，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总体宗旨；而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则同样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相关部门法的宗旨。
例如，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其职能是一致的。财政政策的职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称宏观调控)、保障稳定三大方面。与这些职能相对应，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既要使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又应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观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应在宏观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从而在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上述的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影响财税法的宗旨，并使其成为财税法宗旨的一个必要内容。
又如，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控货币发行量，保障币值的稳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价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正是基于该目标，在相关的金融法，特别是中央银行法上，才把稳定币值作为法律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真正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各国法律往往都在体制法上作出相关的保障性规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类具体制度(如监管制度、传统的“三大法宝”等)，以及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等方面做出取舍时，应牢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竞争政策或市场规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竞争政策主要涉及反垄断政策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市场规制政策还应当进一步包括消费者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都会影响相关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实施。
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政策目标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问题。例如，韦伯曾经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处理一人公司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如何思考的问题。对此，韦伯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经济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许还有财政政策和商业道德的因素，这都属于实体的。”[20]这种论断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相关问题也是很有普遍意义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应用
通常，为了使政策实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从经济性的调控或规制手段变成法律化的“调制手段”。这种法律化，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益。
例如，财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税收的财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预算、国债、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我国在世纪之交，非常重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来拉动内需，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协调的，因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拉动内需，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冲突的结果。
由于各类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调整，甚至直接影响其基本权利，同时，政策工具的运用也特别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协调，因此，对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加以法律化，使其成为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贯穿于经济法的研究过程之中。事实上，对具体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与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政策工具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及其调整特点。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对于经济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进行具体的政策工具分析，关注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重要，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问题。例如，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是“一松一紧”，还是“双松”或“双紧”?如何在计划层面上作出相应的协调?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相关的竞争政策如何协调?等等。此外，上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如何协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类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势必无法完成协调任务。特别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主动协调无疑困难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协调”。为此，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定纷止争”。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堪称典范。[21]
(三)政策主体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层次较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可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基本经济政策，并体现在与其相对应的各层次的立法之中，如国务院的经济法规、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带来了经济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它加剧了经济法的立法与执行的复杂化，导致部门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对上位立法的抵悟、冲突不断，不协调之处绵延不绝，隐性修改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体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也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日渐兴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税收立法中，应如何规定特定群体的税收优惠(如对出口商如何实施出口退税制度等)；在反垄断立法上，对哪些主体给予豁免等。其实，凡是涉及特定主体的立法，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大企业或其他压力集团的影响，这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问题。
(四)政策实效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实效，是政策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内容。[22]事实上，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时滞”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政策实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带来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会产生效力减损的问题。
此外，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力的抵达和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存在“时滞”的。[23]即使是应急性的政策，也并非总能“立竿见影”。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需要主客观的限定条件。如若条件不具备，则可能“政策落空”，导致“政府失灵”。
上述对影响政策实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法研究。例如，经济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来的经济法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的法律再去实施，其法律实效的“递减”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聪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够，但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也会使经济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透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经济法的局限性。
此外，经济法比经济政策会有更突出的“时滞”问题。由于通常只有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种类型的经济立法，一般都要滞后于相关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实施毕竟有行政或政党力量的推动，因而贯彻速度相对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必须按部就班，往往要经由多种机构、多种主体、多种程序，因而其“时滞”问题也更为突出。从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看，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都离不开程序，而“程序就是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时滞”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而同样涉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如何有效权衡的问题。
进行政策实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条件(con-straints)，即一项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条件。对于某些限定条件所存在的刚性也必须予以注意，这有助于分析法律调整所面临的各类矛盾、实施障碍和解决对策。
事实上，经济法上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二元结构”，如何全面兼顾其中所蕴涵的各种矛盾，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艺术”之所在。例如，在经济法上，私益是对公益的限定，没有私益就没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虑公益而不顾及私益。与此相应，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在经济法上都应当协调兼顾。同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集体与个体的利益、国家与国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顾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法调整实效的限定条件。为此，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综合协调不同的情况，在总体上来全面把握，实现“纳什均衡”，应当是经济法调整的总体精神。
上述的兼顾与协调，不仅应体现在总体精神或调整目标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调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类具体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协调，才有可能真正兼顾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见，在应用政策实效分析方法时，同样要考虑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体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方法是联为一体的，它们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五、结论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间存在的诸多互动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政策分析，特别是通过“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来发现和解决经济法本身的问题，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学界已有的或者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是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本文也对此作出了限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维度，探讨了该方法的适用基础，提炼出对于经济法研究较为重要的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多种类型，并分析了这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因而这些探讨只是“浅探”。
事实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学等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笔者主要是结合经济法研究的实际，对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进行解析和改造，以增进其对经济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以免以偏概全。
单纯的政策和政策分析，总有其局限性，并会带来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对策活动，还必须关注博弈分析方法，从而提炼出一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对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还可包括围绕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例如，对经济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划分会影响到经济法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分类以及经济法体系的构建等。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对经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刑法领域研究的刑事政策问题，社会法领域研究的社会政策，行政法领域研究的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运用政策分析方法进行探讨。[24]此外，在当代司法领域，也要考虑“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对此同样需要进行政策分析，以体现和遵从法律共同的价值。[25]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的法律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在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真正直接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各类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采行，市场规制政策的调整等。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非但不应排斥政策，还应看到它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经济法的立法与法律实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强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必将大有可为。
⑦ 被誉为"半总统制"的国家是哪个国家
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半总统制国家是法国。
半总统制又名半议会制，又名议会执政府制，是一种具有总统制的实质，但在形式上保留议会制，而且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又掌握行政大权的政体。半总统制的内阁有相对较稳固的地位，国会权力相对缩小。
半总统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1. 总统为国家真正的权力中心，由国会选出的总理只是辅助性质。
2. 内阁的实际权力大大减弱，但其地位稳定，政局较平稳，不易发生剧烈震荡。
3. 国会的权力相对缩小。
所以从根本上比较，半总统制政体实质上是总统制，因其具有总统制的以下两个特点：
1. 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掌握着重要的全国最高行政权力；
2. 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仅能从立法上对其实施影响，但不能利用不信任案迫使其辞职。
但同时又具有议会制的两个特点：
1. 内阁由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组成；
2. 政府向议会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说，半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比总统制下总统的权力要大，因为半总统制国家的总统拥有解散议会、提议举行公民投票，甚至可以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行使非常权力，而总统制下的总统一般不具备这些权力。所以半总统制国家的“三权分立”实质上成了围绕总统的权力，因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总统都凌驾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
半总统制政体以法国最为典型。
区别半总统制与总统制的两种标准：
区别半总统制与总统制一般有两种标准，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导致了对各国政治体制有不同的归类。
一种以是否设置“总理”或类似的内阁首脑职位为区别标准。所有设置“总理”、“行政院长”或其他名称的内阁首脑职位的政体都归入半总统制，如法国、中国台湾、俄罗斯；所有不设置内阁首脑职位的政体都归入总统制，如美国。这种区分标准仅局限于表象。
另一种以内阁首脑的产生办法为区别标准。如果内阁首脑由掌握实权的总统任命、免除、替换，内阁首脑的职位更类似于一个超级部长，那么这种政体和不设内阁首脑的政体一起，归入总统制，如中国台湾归入总统制；如果内阁首脑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推举产生，总统无权任免，只能接受议会的推举决定，那么这种政体就归入半总统制，如法国。这样划分出来的半总统制，其总统产生过程如同总统制，其总理产生过程如同议会制，是普遍意义上所说的半总统制。
实行半总统制的国家
按上述第一种区分标准，法国、韩国、俄罗斯、乌克兰、黎巴嫩和部份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可以归入半总统制。
按上述第二种区分标准，只有法国、乌克兰是半总统制。
法国第五共和国被视为典型的半总统制，总统负责国防、外交、宪政政策，国务总理负责其他政策，国务总理由总统任命，宪法虽未规定须由国会同意，目前则由国会行使同意权，总统则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有权解散国会，将法案交付公民投票，行使部分权力时不必总理副署。法国第五共和实施将近三十五年，最近十余年出现两次左右共治局面，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以及一九九三年迄今。法国总统必须任命国会多数党派人士出任总理，因此，可能出现总统与总理不同党派。虽然宪法明定总统与总理的职权，可是实际上有些职权无法完全区分，例如外交与经济密不可分，无法一分为二。总理所属政党如果在国会占了多数，与总统不同党派，总统的权力式微，总理权力上升。总统与总理同一党派，总统的权力则高度集中。法国半总统制，被部分学者视为一种在总统制与内阁制之间摇摆的体制，必须视国会政党分配而定。
⑧ 2.西方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如何评价
这是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IIP)编写的介绍民主制度基本原则的一个新的短文集。文集共含12篇文章。
1.概述：何谓民主?
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
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
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
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
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等基本人权，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保护人们组织和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
民主国家定期举行全体公民参与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民主国家的选举不会成为独裁者或单一政党的门面装饰，而是争取人民支持的真正角逐。
民主使政府遵循法治，确保全体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其权利受到司法体制的保护。
民主体制多种多样，反映着每个国家各自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特点。决定民主体制的是其基本原则，而不是某种特定形式。
在民主国家，公民不仅享有权利，而且负有参与政治体制的责任，而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也正是通过这一体制得到保护。
民主社会奉行容忍、合作和妥协的价值观念。民主国家认识到，达成共识需要妥协，而且时常无法达成共识。用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话说：“不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妨碍真正民主精神发展的障碍。”
2.多数决定和少数权利
从表面看，多数决定与保护个人和少数派权利的原则似乎相互矛盾。但实际上，它们是一对支撑我们所说的民主政体的基础支柱。
多数决定的原则是组织政府和决定公共事务的一种方式，不是导致压制的另一途径。正如没有任何一个自我任命的群体有权压迫其他人一样，多数派，即便是在民主制度下，也不应剥夺少数群体或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少数派——无论是以族裔背景、宗教信仰、地理位置或收入水平而论，还是仅因在选举或政治论坛上失利而致——都享有基本人权的保障，这些权利不得被任何政府或任何多数派剥夺，无论它们由选举产生与否。
少数派要相信政府会保护他们的权利和特徵。一旦有了这种信任，这些群体就能够参与本国的民主机制运作，并为之贡献力量。
任何民主政府都必须保护的基本人权包括：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合法程序及平等的法律保护，以及组织起来、公开讲话、表达歧见和全面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自由。
民主政府认识到，其首要任务之一是保护少数族裔维护文化特征、社会习俗、个人良知和宗教活动的权利。
民主政府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接受那些即使不被多数派视为怪异，也令他们感到陌生的族裔和文化群体。但民主政府认识到，多样化可以变成巨大的财富。民主国家视这些特征、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为一种可以促使自己变得更强大、更充实的挑战；而不是一种威胁。
对如何解决少数派观点和价值观带来的分歧没有单一的答案，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即只有通过容忍、对话和愿意妥协的民主进程，自由社会才能达成共识，实践多数决定和少数权利这一双重原则。
3.文官政府与军方的关系
事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任何国家都是极其严峻的，在危机时刻，很多国家转向军方领导。
但民主国家不是这样。
在民主国家，和平与战争或其他威胁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必须由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来决定。民主国家的军队服务于国家，而不是领导国家。军方领导充当民选领导人的顾问并执行他们的决定。只有那些由人民选出的领导人有权也有责任决定国家的命运。
因此，文官统率军队和文权高于军权的理念是民主的根本。
需要由文官指挥国家军队和负责国防决策并不是因为他们一定比职业军人英明，而是因为他们是人民的代表；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有责任进行这些决策并为之承担责任。
民主国家的军队是为保卫国家和人民自由而存在。它不代表或支持任何一种政治观点或任何一个族群和社会团体。它忠实于国家的更宏观的理念，忠实于法治和民主原则本身。
文官统率军队得以确保国家的价值体系、各项建制和政策是出自人民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军方的意志。军队的宗旨是保卫社会，不是塑造社会。
任何民主政府在进行国家安全与防卫的决策时，都重视职业军人的专业知识和建议。文职官员在这些事务中依靠军方的行家意见，并依靠军队执行政府的决定。但最终决策只能由民选文职领导人做出，随后由军方在其职责范围内予以实施。
当然，军界人士可以像其他公民一样，充分而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但只能作为选民，以个人身份参与。军人必须在退役后才可从政；军队必须始终同政治分开。军队是国家的中立仆人，是社会的保护者。
归根结底，文官统率军队能够确保不因国防和国家安全事务而损失基本的民主价值——多数决定、少数权利，以及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正当法律程序等。所有政治领导人都有责任实施文官统率军队，并使军队履行其服从文职政府合法命令的职责。
4.政党
为保持和捍卫个人权利和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必须共同缔造自己的政府。政党是进行这种努力的主要途径。
政党是联系人民与政府的自愿组织。政党推选候选人竞选公职，为使他们当选而展开助选活动，并动员民众参与选举政府领导人。
多数党(或在选举中获胜当政的党)力争通过立法确立一系列的政策和规划。各反对党能自由地批评多数党的政策观点并提出他们自己的方案。
政党为公民提供了一条就当选政党官员的施政表现向他们问责的途径。
民主政党坚信民主原则，因此即便本党领导人没有掌权，这些政党也承认并尊重民选政府的权威。
与任何民主体制一样，各政党成员的组成也反映了这些党发展的不同环境。有些政党规模小，以一套政治信仰为核心。另一些政党是基于相同的经济利益或背景而组织起来。还有一些政党则是由不同公民组成的松散联盟，可能只有在选举期间才汇集在一起。
所有民主政党，不论是小党还是全国性大党，都以妥协和容忍为原则。他们知道，只有通过与其他政党和组织的广泛结盟与合作，才能形成赢得全国人民支持的领导力量和共同目标。
民主党派认识到政治观点是动态的、可以改变的，共识往往能从和平、自由、公开的观念和价值观的交锋中产生。
忠实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是所有民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含义是，政治辩论中的所有各方——不论他们的分歧多深——都崇尚言论和信仰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护等基本民主价值观。在竞选中失利的政党进入反对党的角色——坚信这个政治制度将继续保护他们的组织和言论自由。在一段时间后，反对党有机会为宣传他们的理念和争取人民的选票而再次竞选。
在民主体制中，各政党之间的斗争不是求生存的搏斗；而是为民服务的竞争。
5.公民责任
民主政府不同于专制政权，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但民主国家的公民也必须同意遵守管理公民的规则和义务。民主国家给予公民许多自由，包括对政府表示异议或批评政府的自由。
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需要参与、讲道理和有耐心。
民主国家的公民知道他们不但有权利，而且有责任。他们认识到民主需要投入时间和艰苦努力——人民的政府要求人民的时刻关注和支持。
在有些民主国家，公民参与意味着需要公民担任陪审员，或在一段时间内服义务兵役或从事国民义务服务。在所有民主国家都实行并且完全属于公民职责的其他义务中，尊重法律是最首要的义务。缴纳自己应承担的税务，接受经选举产生的政府的领导，尊重持不同观点的人的权利等，也都属于公民应尽的职责。
民主国家的公民知道，他们如果要受益于社会对自己权利的保护， 就必须为社会承担责任。
在自由社会里有一种说法：你是什么样，你的政府就是什么样。要使民主获得成功，公民必须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因为他们知道，政府的成败取决于自己，责无旁贷。同样，政府官员懂得，所有公民应该得到平等对待，而且，民主政府不容贿赂。
在民主制度下，不满意他们领导人的民众可以组织起来，和平地要求改变，或者在定期的选举中，通过投票使那些领导人下台。
民主制度要保持健康运转，单靠偶而的公民投票是不够的。它需要大批公民的经常关心、付出时间和承担义务。反过来，公民依靠政府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
民主国家的公民参加政党，为他们属意的候选人助选。他们接受自己的政党不可能永远掌权的事实。
°他们可以竞选公职或被任命担任一段时期的官职。
°他们运用新闻自由发表自己对地方和全国性问题的看法。
°他们加入工会、社团和商业协会。
°他们加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私人志愿组织——无论是涉及宗教、民族文化、学术研究、体育、艺术、文学、住区发展、国际学生交流，还是成百上千其他不同的活动。
°所有这些团体——无论与政府多么相关或多么无关——都在为其民主体制的繁荣健康做出贡献。
6.新闻自由
在民主国家，新闻媒体的运作应该不受政府控制。民主政府内没有规范报纸内容或管理新闻工作者活动的部门；没有要求记者接受国家审查的规定；也不强迫记者加入政府控制的工会。
自由的媒体向公众提供信息，向领导人提出问责，并成为辩论地方和国家问题的论坛。
民主国家培育自由媒体。独立的司法、实行法治的公民社会以及言论自由都有利于维护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必须得到法律保护。
在民主国家，政府对自身行为负责。因此，公民期待了解政府为民决策的情况。新闻媒体作为监督政府的工具，推动运用这一“知情权”，帮助公民向政府问责，对政府的政策提出质疑。民主政府使记者能够出席政府会议和获得公文，并且不对他们报导或出版的内容作预先限制。
新闻媒体本身的行动必须是负责任的。通过行业协会、独立的新闻理事会以及专门负责公众投诉的内部“调查官”，新闻媒体对有关其过度行为的种种申诉作出回应，并追究内部责任。
民主制度要求公众做出选择和决定。为使新闻媒体具有公信度，新闻工作者必须提供基于可靠来源和信息的如实报导。剽窃和失真报导有损于自由的媒体。
新闻机构应建立不受政府控制的自身的编辑部，把采集和传播新闻与评论区别开来。
新闻工作者不应受舆论左右，而是以追求真实为已任，尽力接近事实真相。民主国家使新闻媒体能够在既没有对政府的畏惧，也不受政府偏袒的情况下，从事信息采集和报导。
民主体制造成两种权利之间的永恒较量：政府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与人民的知情权，后者取决于新闻工作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政府有时需要对那些被认为过于敏感而不宜公布于众的信息实行限制。但是，在民主体制下，新闻工作者有充分权利追踪这些信息。
7.联邦制
当有着不同的语言、宗教信仰或文化规范的不同族群的自由人民愿意在一个公认的宪法体制下共同生活时，他们期待享有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机会。在地方、地区和国家分权的联邦政府制中，当选官员负责制定和执行针对地方和地区需要的政策。地方和地区政府与国家政府合作，并也相互合作，共同解决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
联邦制是经自由选举产生的、由负责管理同一人口群和同一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府分担权力和决策的体制。联邦制不仅使高层政府有决策权，而且也使受决策直接影响的地方社区有决策权，并且保护这一权力。
联邦制允许地方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从而促使政府对人民负责并鼓励公民的参与和履行公民职责。
联邦制通过成文宪法规定出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分工而得到巩固。
一般认为地方政府应为地方服务，而有些事务则最适于由国家政府处理。这方面常被提到的例子是国防、国际条约、联邦预算及邮政服务等。
地方法令反映地方社区的意愿：警察和消防巡逻、学校管理、地方保健和建筑规章往往由地方设置和管理。
政府间关系意味着，在一些具有法定必要性的问题需要通过合作解决时，联邦国家的各级政府(国家、地区和地方)将共同努力。国家政府往往有权调解地区间的争端。
在地域辽阔和经济多样化的国家，各个地区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上的差距可以通过国家政府的税收再分配政策得到调整。
联邦制反应灵敏，包容力强。公民可以自由竞选各级政府职务——地方和地区政府给人们提供了在自己社区发挥影响力的最多职位，或许也是最大的机会。
联邦制为各政党提供为其选民服务的多种机会。即使某一政党在国家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内不占多数，它仍可以参加地区和地方一级的立法和行政。
8.法治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时候，统治者和法律是同义词——法律就是统治者的意志。摆脱这种专制的第一步是法制(rule by law)，其中包括统治者也受制于法律并应依法施政的观念。而民主体制则更向前推进一步，建立起法治(rule of law)。虽然没有任何社会或政府体制能够完美无缺，但法治保护根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并且提醒人们，他们并非只能在专制和无法这两种体制中做选择。
法治意味着任何人，无论是总统还是普通公民，都不能高于法律。民主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施政，其自身也受法律约束。
法律应表达人民的意愿，而不是君王、独裁者、军事首领、宗教领袖或自封执政党的意念。
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因此而愿意遵守社会法律，因为他们是在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只有在人民制定自己必须遵守的法律时，司法才会最好地得到贯彻。
在法治社会，强大、独立的法庭制度应该有权力、权威、手段和威望使政府官员，甚至高层领导人，奉公守法。
为此，法官应该训练有素、职业化、具有独立性、公正不倚。法官必须信守民主原则才能担当起在法律和政治制度中所必需的角色。
民主国家的法律可能有很多来源依据：成文宪法、法令规章、宗教伦理、文化传统习俗。无论源于何处，法律都应包含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条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能只被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
°公民必须受到保护，不能被任意逮捕，被无理搜家或被没收个人财产。
°受到犯罪指控的公民有权得到及时和公开的审理，并有机会与起诉人对质和向他们提问。如果被判有罪，他们不得受到酷刑或非常惩罚。
°公民不得被迫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词。这项原则保护公民不遭受胁迫、虐待或酷刑，并大大减少警方诉诸这些手段的倾向。
9.人权
所有人都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使人具有追求人生尊严的能力——因此这些权利不是任何政府的恩赐，而是应受到所有政府的保护。建立在公正、容忍、尊严和尊重基础之上的自由——不分民族、宗教、政治从属或社会地位——使人们能够追求这些基本权利。独裁统治剥夺人权，而自由社会不断争取人权。
人的权利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它们存在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人生各个方面。其中最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是：
所有人应该有形成自己观点的权利以及独自地或在和平集会中表达这些观点的权利。自由社会创造“思想的自由市场”，使人们能够就各种问题交换意见。
所有人应该有参与政府的权利。政府应制定保护人权的法律，司法系统则应使这些法律对所有人平等有效。
免遭任意逮捕、关押和酷刑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即便对执政党的反对派、少数族裔、甚至哪怕是刑事罪犯亦是如此。专业警察队伍在执行国家法律的过程中尊重所有公民。
在多元民族的国家，宗教少数派和少数族裔应能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和维护自己的传统，不必担心受到多数派的责难。政府应该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承认少数派的权利。
所有人应该有机会工作、谋生和赡养家庭。
儿童应该受到特别保护。他们应至少受到小学教育，得到应有的营养和保健。
为维护人权，任何自由社会的公民都需保持警惕。公民的责任——通过参与各种活动——将确保政府始终对人民负责。自由国家同盟决心为保护人权而努力，并且将这一决心以多项人权国际条约和公约的形式确定下来。
10.行政权
民主政府的领导人经本国公民同意而执政。这些领导人的巨大权力不是来自对千军万马或经济财富的控制，而是来自对参加自由、公正选举的选民为他们所设立的种种限制的尊重。
通过自由选举，民主制度下的公民赋予他们的领导人法律所规定的权力。宪政民主制度实行分权制——立法机构制定法律，行政机构贯彻执行法律，司法机构独立运作。
民主政府的领导人既不是民选独裁，也不是“终身总统”。他们有固定任期并接受自由选举的结果，即使这意味着失去政权。
在宪政民主制度下，行政权通常受到三种限制：将国家政府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分权制衡制度；在联邦政府同州/地方政府之间实行权力分工的联邦制；以及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
国家政府的行政机构受到宪法赋予立法机构的权威及独立的司法体制的限制。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行政权力一般有两种组织形式：议会制或总统制。
°在议会制下，立法机构中的多数党组建政府，以总理为首。
°在议会制下，由于总理及内阁成员都是从议会中产生，因此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不是截然分开。在这种制度下，政治反对派是限制或制约行政机构的主要手段。
°在总统制下，总统是通过与议员选举分别进行的选举产生。
°在总统制下，总统和立法机构有各自的权力基础和政治阵营，从而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
民主制度只对政府施加限制，而不将其架空。因此，在民主体制下，就全国性问题达成共识的过程可能缓慢；但一旦达成共识，政府领导人能够享有采取行动的巨大权威和信心。
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政府领导人自始至终都在由法律确定和限制的权力范围内依法行事。
11.立法权
在民主制度下，民选代表——无论是议会、立法会议还是国会成员——的职责是为民服务。他们对民主政体的健康运作具有数项关键作用。
经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是民主代表制中商议、辩论及批准法律事宜的主要场所。他们不是应声附和专制领导人的决定的“橡皮图章”。
监督和调查权使立法代表能公开质疑政府官员的行动和决定，并且起到限制政府各部门权力的作用——在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的总统制政体中尤其是这样。
立法代表有权批准国家预算、就急待解决的问题举行听证、确认行政当局对法院及各部的人事任命。在一些民主政体中，立法委员会是供立法代表就全国性问题进行公开审议的论坛。
立法代表可以支持当权政府，也可以成为真实的政治反对派，提出与执政党的主张不同的政策和项目。
立法代表有责任以尽可能有力的方式阐明他们的观点。但他们必须遵守容忍、尊重以及为达成共识而妥协等民主道德规范，使最后结果有利于全体人民的整体福祉，而不仅是他们的政治支持者的利益。每位立法代表必须自行决定如何兼顾全民福祉和地方选民的需求。
立法代表常常举行体恤民情的听证，倾听选民的申诉和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协助他们从庞大的政府机构中获得帮助。立法代表为此通常拥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作班子。
选举全国立法代表的方式通常有两种。在采用简单多数制的选举中，又称“第一过杆制”(“first past the post”)，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而在议会选举通常采用的比例代表制选举中，选民往往投票给政党而不是个人，代表是根据各党派的得票率选出。
比例代表制有利于组织严密、规模较小的多个政党。简单多数制则有利于较为松散的两党制。但两种制度下的立法代表都采取辩论、谈判、结盟和妥协等做法，这些是民主立法机构的标志。
立法机构通常实行两院制，新的立法一般必须得到上、下两院批准。
12.司法独立
独立的、职业化的法官是使法庭系统——即司法体制——做到公平、公正和有宪法保障的基础。这种独立性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根据个人主张做决定，而是表明，他们可以自由地依法裁决——即使他们的裁决违背政府或涉案的权势集团的意愿。
在民主体制下，法官不受来自民选官员和议员的政治压力，从而使他们的公正性得到保障。司法裁决应该公正，以事实真相、法律依据、司法论证以及有关法律为基础，不受任何限制或有关方面的不正当影响。这些原则确保所有人都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
法官有权审核公法并宣布某项公法违反国家宪法。这是防止政府——即便是由多数民众选出的政府——滥用权力的一项重要机制。但这项权力要求法庭必须独立，并具备依照法律而不是政治因素做出裁决的能力。
法官无论经选举还是通过任命产生，都必须享有法律保护的职位稳定或享有终身制，以使他们在做出裁决时不必担心可能受到当权者的压力或攻击。公民社会认识到职业法官的重要性，因此为他们提供充分的培训和薪金。
法庭系统的权威及合法性主要来源于人们对其公正性的信赖，即它被看作是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政府分支。
但国家法庭同其他机构一样，不可避免公众的评论、监督和批评。所有人都享有言论自由，包括法官及对法官持批评态度的人。
为确保法官秉公执法，司法系统的职业道德要求他们退出(或称回避)审理同他们有利益冲突的案件。
在民主制度下，不能因法官受到无足轻重的投诉或受到政治批评而将其解职。只有在他们有严重罪行或违规行为时，才能通过由立法机构或特别法庭进行的冗长复杂的弹劾(提出指控)和审判程序将其解职。
独立的司法系统使人民相信，法庭的决定是基于国家法律和宪法，而不受制于政治风云的变幻或一时的多数派压力。这种独立性使民主制度下的司法体制成为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
⑨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时期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
如何看待西方的民主制度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思想为理论指导，以资本主义政府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文官制度等一整套宪政制度为基石构筑起来的大厦，这一制度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长治久安，是在资产阶级集团长期统治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统治方式、方法，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精巧设计。
一、西方民主制度形态各异，没有统一的模式
提到西方民主制度，许多人容易想到“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等，并且误以为西方政治制度只有一种模式，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该说，“三权分立”、“代议制”、“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色，但在各个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都不一样。事实上，西方政治制度纷繁复杂，形态各异，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制度是完全一样的。
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形态。从国体上看，西方民主制度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从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来看，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立宪君主制，如英国、荷兰、瑞典等；总统制，如美国；半总统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属于议会共和制，虽然也有总统，但是虚位总统，其职权既不能和美国总统比，也不能和法国总统比。瑞士是委员会制，联邦设七人委员会，共同行使中央权力。
政体主要是指中央政权的组织形式，一般是从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或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来区分。政体是一个国家政权的主要部分，但绝不是全部。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还包括丰富的具体内容。西方各国都号称实行“三权分立”，但英国是议行调和。美国是三权并列，法国是行政主导。西方国家都号称实行“多党制”，但有的是一党独大，有的是多党倾轧，英美虽然都是两党制，但情形很不一样。英国被称为“强党体制”，英国内阁是由议会的多数党组成，国家政策由多数党决定。美国政党纪律涣散，组织松散，被称为“弱党体制”。西方各国虽然都有议会，但各国议员的产生办法、议会的职权、议会的议事程序、议会内部的组织都各有特点，而且差异很大。其他如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文官制度、军事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及地方自治制度等，各国也不一样。
柏拉图有句名言：灵魂有多少形状，国家就有多少形状。在世界上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制度，因为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适应本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而生长和发育起来的，西方制度也一样，每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政治特点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没有哪个国家是照搬照抄别国制度的。
二、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实质是“资本精英”的“金钱民主”
在西方国家，名义上人民享有广泛的平等的民主权利，但实际上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种表面的平等往往为实质上的不平等所替代，法律上的平等往往为事实上的不平等所取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所有者才享有民主，穷人是站在民主之外的。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
选举被西方政客标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但常常被金钱、媒体、黑势力、财团等所影响和操纵，从而成了“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和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据美联社2000年11月9日对美国金钱与选举胜负的关系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1999年竞选获胜的81％的参议员和96％的众议员，他们所花的钱均超过了竞争对手。美国总统选举更是金钱的游戏，没有财阀的金钱实力做后盾，想登上美国总统宝座比登天还难。金钱可以操纵美国的民主选举，所以有专家指出：“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账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美国政治学教授托马斯·戴伊和哈蒙·齐格勒在《民主的嘲讽》一书中，把美国富人民主的状况描述为“精英民主”，即“治理美国的是精英，不是民众”。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西方民主，根本背离了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的基本原则，是对民主的绝妙嘲讽。
三、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和唯心史观
现代西方民主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一方面是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原则和民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天赋人权”思想和“三权分立”原则。
“天赋人权”学说，是由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最先提出的。该学说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反对封建主义的“君权神授”说。他们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受自然法的统治，人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后来“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都是由“天赋人权”演化而来的。“天赋人权”最为集中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资产阶级也就把它作为立法原则和制定各种国家制度的理论基础。
近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首先是由英国的洛克提出来的，但在洛克那里只有两权分立，而且主要是阶级分权。完整的“三权分立”是由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的。孟德斯鸠明确地提出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思想。美国建国初期，联邦党人又进一步提出“制衡”原理。启蒙思想者提出“三权分立”原则主要是基于人性恶和权力恶的假设，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权力分立、以权制权才能防止权力滥用。资产阶级学者也常常把是否实行“三权分立”作为一个制度是否民主、一种权力运行是否有效的标志之一。但事实上，有些国家如英国并不是严格的“三权分立”。而是议行调和，就连标榜实行严格意义上的“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也发生了嬗变，出现了行政权扩张、立法权式微和司法权的政治化，英国被认为是“首相民主”，美国总统被称为“皇帝般的总统”。
不可否认，“天赋人权”和“三权分立”在反对封建统治、调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它终究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础，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四、西方民主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现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在法制化、程序化、规范化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取消选举权的财产、教育程度、居住期限、性别和种族等的限制，选举制度和人权保障有所改进，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有所加强，公民参与政治的范围有所扩大等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制度日益完善，统治技术日益精巧，统治手段日益丰富。这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调和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断斗争的结果。
西方国家制度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达到今天这样的水平。许多国家的制度在建立之初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到了今天它也并非尽善尽美。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民主制度比较完备而又颇具特色的国家，常常为资产阶级学者所津津乐道，但在保护人权上的严重缺陷至今仍是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联邦宪法并没有写入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文，直到1791年才通过保护民权的10条宪法修正案。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更是根深蒂固。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还存在着奴隶制度。内战期间，林肯颁布了《解放宣言》，虽然从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但黑人还是享受不到平等对待。1870年第15条宪法修正案颁布后，黑人的选举权仍然被剥夺或被限制，种族隔离越来越严重。联邦国会在1875年通过法案，禁止在铁路和航运等公共交通部门和其他公共场合实行种族隔离，但很快又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而失去效力。20世纪50年代美国终于迎来了波澜壮阔的席卷全国的民权运动，直至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现在虽然没有法律或制度方面的歧视有色人种的明确规定，但黑人等有色人种在美国社会还是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权利。
再拿选举制度来说，作为代议制基础的普选制是英国最先提出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就提出实现选举区平等，废除财产的资格限制，男子应有选举权。但是即使这些并不彻底的规定在英国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步实现的。1832年关于改善英格兰和威尔士代表制的法令通过后，当时20岁以上的居民中只有7％的男子享有选举权。1867年选举改革降低了财产资格的限制，享有选举资格的男子的比例提高到16％，1884年再次降低财产资格，具有选举权的人提高到28％。1918年规定30岁以上的妇女享有选举权，这一比例提高到78％，直到1970年才实行18岁以上的男女公民平等地享有选举权。仅普及选举权英国就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久。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最彻底的国家，但直到1974年才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18岁以上男女平等享有选举权，美国达到这一标准是在1971年。
五、战后西方民主的新发展和内在矛盾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制度呈现民主的完善和民主的“赤字”、民主的危机和民主的“迷信”同时出现的特点。西方民主被某些人推崇为一种“普世价值”，而其他所有不同形式的政治体制或西方民主的反对者都被视为非民主甚至是独裁。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一些人对西方民主制度抱有幻想。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首先，上述现象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动调整的结果。20世纪西方国家先后受到法西斯主义和左翼运动的强烈冲击，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一些国家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更是让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如末日来临。因此，缓和社会矛盾，调整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改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必然之举。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自我调整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阶级对立，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实质。
再次，要认清西方“新干涉主义”的实质。为了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维护国际旧秩序，西方国家不仅对外输出资本和产品，而且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西方民主观念和所谓的民主制度，实质是“新干涉主义”的一种手段。
六、批判地借鉴西方民主的有益成分
不能否认，经过几百年时间，西方国家在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权力制衡、政党与政权的分开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和比较完善的运行机制，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法制化。如果剔除其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那么这种民主的一些具体形式还是可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并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改造和吸收的。
要特别强调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不搞西方的“议会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说明，任何国家的政治制度，只有适合本国国情，不断完善和发展，才是最合适的和最有效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在该国是有效有用的好的政治制度，到另一个国家未必有效有用，有时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照抄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独立前的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美国建国的时候，世界上只有英国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美国没有照搬英国的制度；日本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民主化改革的，但日本也没有照搬美国的制度。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20世纪是战争和革命风起云涌的世纪，也是政治制度变革剧烈的世纪。每一个革命后的国家，每个民族独立国家，都选择和建立自己的政治制度，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但是有一条共同的经验，即没有一个国家是靠照搬别国政治制度而成功的。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大国到处输出“民主”，也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回答者： 南充求知 - 十一级 2010-6-3 21:41
提法有误,
只有资本主义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没有资本主义时期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因为资本主义还没有一个从资本主义时期中走出来.
资本主义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具有双重性,多面性,这表现在它的真实性,现实性和可信性,也表现在其自身的这种欺骗性,虚伪性和片面性,狭隘性和政治性.
这多少有点类似于中国的一句古话,即,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⑩ 法律为什么稳定才保守
一、法律的保守倾向
如果保守与自由之间有一个中点的 话，长期以来法律则在保守与中点之间徘徊，但永远也到达不了保守的彼岸，这就是法律的保守倾向。尽管法律是人类制定出来的具有高度助益的社会制度，但它出于制定人认知力的非至上性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显得不那么灵活。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宪法规定和成文法律提出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社会政策，或者通过先例对当下法官进行约束，法律凸现出一种保守的倾向。”？？？总的来说，法律的保守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规范上、适用上、效果上。
1. 规范上的保守倾向体现。
不同于一般的规范，法律规范遵循严格的逻辑模式：行为模式+条件假设→后果归结，这种模式化的规范为法律的保守性提供了一个大框架。依据规范的内容，可将法律规范分为以下三类：授权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命令性规范。这三类规范又各遵循一定的模式，其中授权性规范的模式为：可以行使 的权利。从语义学角度来看，“可以”只是表示一种可能性，而非实在性。行使权利往往回带来利益，利益可以放弃的，因而授权性规范也包含了放弃权利的另一层含义。从模式分析来看这类规范具一定的开放性，也体现了主体自由的倾向。遗憾的是这类规范所占的比例很小，且数量不多，客观上不能缓解整个法律规范的保守倾向。禁止性规范则是另外一副面孔：不得进行 /从事 。显然是以否定祈使句的方式来表述规范，可以说是采用了排除法，再加上其内涵外延非常之确定，整个规范的整合体现了其绝对的保守。那么再看看命令性规范；必须进行 。与禁止性规范相反，它采用了正面肯定祈使句的规定方式，“必须”（have to）表现出一种必要强令的意思，再加上其内涵外延的确定，体现了一定的保守性。三类内涵外延都周延的规范构成的法律规范整体，在理论上的建构是无懈可击的，但在现实中法律却是不周延的，也就是说由于立法者认知的非至上性导致了法律难以涵盖一切社会关系。针对这种现实中法律的捉襟见肘的尴尬场面，采用依据授权性规范进行权利类推的方式加以弥补，但是这种方式仅仅限于权利的推定，对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是不能这样推定的。单单以一类不占优势的规范的变相涵盖面的扩大来弥补法律的保守性简直是杯水车薪，当然是难以胜任的，况且对这类权利推定效力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所以说在授权性规范尚未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法律无论从规范上还是在现实中都表现出较浓的保守倾向。
2. 适用上的保守倾向。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最终是由人来适用的，其中法官的适用角色主导了整个法律的适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在解释法和执政官（法官）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执政官（法官）是会说话的法律，法律是不会说话的执政官（法官）”。这足以体现罗马帝国当时法官的保守性。随着立法技术的日益完善，法官的保守性逐渐转向了保守倾向。从19世纪中叶的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的纷争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相对自由裁量权在德国 民法典的最终确立就是明证。保守倾向既秉承了严格规则主义对人性弱点的防范，又运用相对自由裁量权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法律适用的过程即程序最能体现保守，程序上的保守是看得见的。程序讲究按部就班，不允许超越程序适用法律。英国有一句法谚“老路是最安全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错误，只有老老实实地按程序进行思考，向过去看齐遵循先例，这样的做法难免有保守之嫌。在经验论哲学的主导下，法律的适用的保守倾向不可避免。
3. 效果上的保守倾向。
从逻辑上讲，保守地适用保守规范的条件预设下，只能得出适用效果的保守，法律的适用效果必然显出一定的保守倾向。“法律制度主要是一种保守的制度，法律家也倾向于保守的观点”。？？？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当个人之间、集体之间发生争执，需要用法律处理时，法律的目的就是保护现存的权利系统。如果某人侵犯了别人的权利，他就应该弥补别人的损伤或做出赔偿，至少要保证以后将尊重受害者的权利，甚至要付出接受刑事惩罚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效果是保守的，因它在保护和恢复旧有的秩序，旨在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社会有条不紊的发展
二、保守：优点与缺点的二律背反
如果说上面讲的保守是中性的话 ，那么本段则是对保守的价值探讨：保守是优点或缺点？
从保守一词的词源上推究，汉语中保守有两层意思：⒈保守坚守；保持不使失去⒉维护旧状；不求改进。英文conservative的注释是：⒈favouring the established order of society； not liking change， esp sudden change⒉not showy⒊careful.？？？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保守一词都有维护传统保持旧态的意思 .而对于旧态的界定很难加以定论，因为新旧划分有多层次的标准。旧是属于过去的，而过去即passed首先是一个 时间概念，再加以效用标准就成为一个价值概念。在时间概念上保守是一种必然，是所谓的承前启后。霍姆斯曾言 “法律的生命是经验，不是逻辑”。法律是一种经验，经验要求反复，反复就不可避免地体现了保守。在价值概念上保守又是一分为二的，保守的事物必然有缺乏创新守旧的一面，但保守具有法律所特需的属性-稳定性。在这一点上保守还是颇具魅力的。法律要为人遵守，必须是明确的、可预见的；法律要为人信仰必须是稳定的。这些是由于法律的保守而引起的，是众法所不可缺少的品质。法律变幻无常就是没有法律。保守可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明确性。但在另一方面，法律的稳定性会导致法律的僵化。博登海默在论述法律的弊端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一旦法律制度设定了一种权利和义务的方案，那么为了自由、安全和预见性，就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对该制度进行不断的修改和破坏。但是，当业已确立的法律同一些易变且重要的社会力量相冲突时，法律就必须对这种稳定政策付出代价。”？？？保守的价值判断上的抉择往往令人困惑。在顾全了稳定与安全时，个别公正和周延性便 难免为之牺牲；若将灵活性作为首要价值，法律将会丧失规范性、严谨性，法律价值选择的两难起于法律一身兼数职，而这些职责又相互冲突的状况。保守有助于防范人性的弱点，它尽量地排除了人为的因素为法律提供了安全，以法规自行。
但是法律又兼有适应社会变化的职责，这恰与它的保守性相矛盾。这一职责又要求将危险的人的因素引入法律运作。法律基于防范人性弱点的惯性而显现的保守，一方面必须追求安全， 另一方面又 不得不部分牺牲安全以换取灵活，这就是法律保守作为优点与缺点的二 律背反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保守的弱化趋向
在自由开放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思潮的冲击下，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保守性对法律来讲是日益式微。法律由最初的保守性过渡为保守倾向，笔者认为这一趋向正是古代法向现代法发展的必然。
1. 法律的模式发展
笔者认为法律的模式正由规则模式向规则―政策―原则模式发展。法律中规则的主导地位已受到原则、政策的冲击日益下降。 “讲某人有法律的义务，就是说有一个在特定的情况下运用于它的有效的法律规则。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规则也就没有什么义务。同样个人享有的权利也只能是由法律规则所授予的权利……”？？？，德沃金的陈述批判了规则就是法的全部的法，认为这样的法过于僵化。而在规则―政策―原则模式中，政策的引入力图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规则的僵化，但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政策更多地体现在立法中的作用，在立法中可能 会有助于突破法律的保守一面，但在司法中往往也会陷入呆板之中。这一点体现在政策的不开放性、缺乏行为规则上。？？？与之相反，原则恰恰既充当了立法的指导作用，又 能在司法中灵活运用，弥补了规则、政策的不足之处。规则在适用时要么有效，要么无效；而原则却只有孰轻孰重的问题。原则具有规则所没有的力量上和重要性上的程度，当诸个原则交错时，它们之间的冲突必须根据每个原则在这一情况下的相对份量来解决。“原则是理由，一个理由不会因为某一情况下其它理由占上风而不再是一个理由”。？？？？
原则的引入从根本上使得事实的可预测性向价值的可预测性转变。严格规则主义的衰退到相对自由裁量权的确立的转变表明了法律的保守阵营一退再退。
2. 法律的适用周期的变化
在古代，法律的修订是迟缓的，一经制定一部法典就施行几百年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与当时的社会缓慢发展相符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法典保守之处。制订法律是程序性极强的立 法活动，其过程漫长而复杂，即使有敏感的立法者也没敏捷的立法者。法律受即得利益群体的干扰，蕴含了法律的稳定性衰变为保守性的可能。现代法律虽然称不上朝令夕改，但在修订周期（也不妨说适用周期）大为缩减。法律的更新率加快使得它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可见保守性已大大弱化了。
四、保守主义的借鉴：保守倾向与自由倾向的融合
法律保守性的弱化正是在自由的要求声中开始的，法律的这种自我完善功能正是法律的生命所在。但法律始终无法彻底摆脱保守性的影子，原因在于法律是一种指导性的规范，如果完全丧失保守性就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轻易改变法律，另制新法的作风，实为一种削弱法律根本性质的方法。”？？？？但是过于保守的法律会僵化，于是为了弥补法律的灵活性人们引入了人的因素。借助于人来改善法律的僵化，“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另一层含义：法官造法。考虑到对于法律固有的保守倾向本性、社会对法律提出的自由倾向要求，关于如何恰如其分地融合具体两者的标准难以把握。受西方保守主义的启发，又套用一下哈特的“最低限度内容的自然法”的概念，笔者提出了法律的“最低限度的保守”这一说法。最低限度的保守是以保守为基点的，它只是保守的一种让步并非抛弃，究其实质是保守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也就是西方的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态度的保守主义 （conservatism），其重点是优先选择社会和秩序中古老和已被人们确认的东西，而不喜欢新的、未经考验的东西。保守主义的拥护者强调法律与秩序、连续性、惯例的重要性，在革新上持谨慎态度，强调传统多样化，强调人类天性不可能完美无缺，从而人类的邪恶也是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者的看法认为国家对个人和经济的干预和津贴只应在边际使用。保守主义是以继承传统为前提的自由主义即保守下的自由主义。？？？？它要求稳定，反对激进主义，很好地将保守倾向与自由倾向融合在一起，这种思路对法律来讲很有借鉴意义。可以说“最低限度的保守”就是保守主义在法律上的延伸，笔者认为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体现：
1. 程序的最低限度的保守。
程序，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程序是由很多框架整合而成的：顺序强调的是一种有序性；方式针对的是合法的途径；手续则注重流程的监督。这些条条框框限制了程序参加者的恣意，保证了行为的合理性。程序就象是作茧自缚，努力营造一个制度上的话语空间以隔离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空间，因为“一个完全开放的决策过程非常容易为事实上存在的力量对比关系所左右。”？？？？法律程序以一种保守的态势，抵御力量对比的咄咄进攻。当然程序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死胡同，它也有开放性的结构，如陪审员制度就是外界力量的介入，不过是中立的力量。这种恰当的开放性体现了最低限度的保守。在另一个方面，通常而言一国的法律程序是比较稳定的，变动更大的往往是实体。如果说程序是看得见的，那么程序的保守是显而易见的。程序的保守能制约权力的滥用。
2.“规则＋标准”的保守态势。
上述了规则的保守导致了法律的僵化，如果规则附以标准如善意、附随等将会使得改善规则的僵化状况。这一点在法中特别突出，如善意取得、善意第三人、附随义务等等。这类个别规范的改善有点向原则或法理靠拢，同时也增大了法官的裁判的自由空间，但增加有限，是最低限度的保守的体现。
3. 法官的最低限度的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