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治主义的形成

㈠ 什么是西方法治传统 详细点 麻烦咯~~

西方法治，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都源于人们对人生意义、价值的认知和关怀。古典的法治理念和学说脱胎于希腊时期人文思想的襁褓。而近代法治的生成又得力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的张扬。人文精神的理性追求奠定了近代法治主义的思想基础；人文精神对人的深切关怀唤起了人们的法律信仰；人文精神内在的自由平等精神锁定了西方法治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把握与探索[1]，那么，法治就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思考、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综观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确立了法律至上，并以法制约政党、政府权力而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法治传统，就不难发现，这一传统的形成与西方古代社会以人为中心的人文思想和文艺复兴以来所确立的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民主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正如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揭示的那样，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都存在某种决定该项事业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2]。西方法治传统背后深藏着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精神力量就是西方社会的人文精神。
一
西方文明，无论是精神还是制度，都是伴随着人的价值的不断发现逐步向前演进，也正是在人的价值的发现过程中形成了西方人文精神和法治。而在西方人文精神的蓄积和演进过程中，法治吸取着人文精神丰富的“养料”，从观念萌生发展到制度的确立，都一直在人文精神的哺育中成长。从这一意义上讲，西方社会是在“人的发现”时候塑造了它的人文精神，同时又是在“人的发现”过程中“孵化”出了自己的法治。
从历史渊源上讲，西方人文精神在古希腊就已经孕育而成。英国当代著名学者阿伦·布洛克曾说：“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3](P.14)早在公元前5世纪，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古希腊智者学派，开始改变自然哲学家注重研究事物的客观性和“神”的本性，而将人的活动和创造性，人的认识和活动的社会意义、性质置于视野之外的研究方向，从对自然和“神”的研究转向对人和社会的研究。在研究中，普罗泰戈拉认为随着社会法律和制度的完善，生产与科技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意识到人本身的力量。由此他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的命题，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4](P.138)这一命题，把人从自然界、动物界分离出来，把人看作万物的核心和衡量万物的标准，无疑是对人的尊重和地位的提升。正是在这一人文思想的指导下，普罗泰戈拉反对政治、法律上的“自然论”，而坚持“约定论”。（注：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多数智者，在政治法律问题上持“约定论”的观点，反对“自然论”。所谓“自然论”就是认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是从自然而来的，有其自然的根据，因而贵族的统治秩序是合理的，并且永恒不变；所谓的“约定论”就是认为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人为的，是人们彼此约定的，并没有什么自然的根据，因而贵族的统治秩序是可以改变的，民主制可以代替贵族制。）“普罗泰戈拉主张，在政治方面，所谓正义与非正义，荣誉和可耻，事实上是法律使然的。是各个城邦自己这样看的”。“凡一国视为公平正义者，只要信以为然，那就是公平正义的。”[5](P.434)他认为，政体、法律和道德都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神意的产物，而是人为约定的。因此，它们的约束力只是相对的，只有当它们对社会和约定它们的人有好处的时候，它们才能存在，才是良好的；当它们对人没有好处和用处的时候应该予以废弃。所以，绝对不变的政体、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只能说，在某种情况下，一种政体、法律和道德是好是坏，或者是适宜还是不适宜。因而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志来废除传统的法律、道德，制定合乎自己利益的法律、道德。也就是说，法律、道德的存废都应当以“人”为其衡量“尺度”。从人的需要出发，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们提出了法律正义和平等的要求。他们认为，法律必须是大家同意的，是正义的准则和善恶的标准。他们还以人性相同为依据扩展了平等外延，把平等推及到所有人，将平等理解为所有人在教育、财产、种族等方面的平等，甚至突破现实政治和法律界限，认为平等也应当包括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平等。这在身份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古希腊时代，是罕见的，它与以人为尺度衡量政治法律良莠的观念成为西方法治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苏格拉底深受智者学派人文思想的影响，注重社会和人生的探索。“苏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别尊敬，正如西塞罗所说，是因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人文主义者不断反复要求的就是，哲学要成为人生的学校，致力于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3](P.14)他认为哲学应该以人的自身问题的探讨为使命。“至于他自己，则总是讨论人的问题，研究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谨慎；什么是鲁莽；什么是通用性，什么是怯弱；……对这类问题有知识的人是有价值的，善良的，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人则可以恰当地被称做奴隶。”[6](P.200-201)由于他经历了雅典民主制的辉煌时期，又目睹了其衰败景象。特别是晚年目睹了雅典三十僭主执政期间实行的暴虐统治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使雅典陷入政治、法治和道德的危机，他没有从制度上寻找雅典政治、法律和道德衰落的根源和解决办法，而把它们归结为人本身，即人的精神或灵魂（理智）丧失和道德沦丧。他认为人们丢失了正义和美德，必然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堕落。于是，他告诫人们应当关心自己的灵魂，因为只有灵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一个把自己的灵魂或理智看成至高无上的人，自然就明白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进而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据此，他提出了“美德就是知识”的著名论断，他说：“知识即德性，无知即罪恶。”[7](P.54)最高的知识就是对“善”这个永恒的、普遍的、绝对不变的概念的认识。苏格拉底从这一伦理观出发，认为一个人没有知识，也就不懂得“善”的概念，也就不能为善；而一个人有了知识，就决不会为恶。善出于知，恶则出于无知。他虽然一再强调美德就是关于善的知识，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善”的概念。有时他认为善就是对人有用的、有益的，诸如健康、有力、有财富、地位、荣誉等，以及还包括有节制、正义、能力、敏锐、豪爽等所谓“灵魂的善”。但这些行为有时是有益的，有时也有害，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在于他们是由智慧的灵魂还是由愚蠢的灵魂来指导。所以，善源于智慧，美德也就是智慧[4](P.163-166)。这样，他又回到了“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
正是在这一道德观念的基础上，苏格拉底指出正义是法律的一种美德。虽然他并不主张建立正义的法律统治，而主张贤人即哲学王的统治，但他却把正义看成治国的准绳和法律的灵魂。与普罗泰戈拉的观点相同，苏格拉底确信“一种美德必然总是有益于它的占有者”[9](P.98)，正义的法律必须合乎人们的利益，能够促成人们美好而公正的生活。与普罗泰戈拉的观点不同的是，一方面，苏格拉底对法律是否正义的判断不是经验或感觉，而是知识或理智，从而创立了理性的法律观。就此，美国学者特伦斯·欧文指出：“普罗泰戈拉的因袭论观点将道德与正义当作惯例的事情来对待，这种观点也使得它们免于受到理性的批判。与此相反，苏格拉底认为，事实上，我们在判断一个规范或惯例是否公正时应用了某种进一步的标准，而这种标准使得惯例性规范可以接受理性的批判。”[8](P.94-95)苏格拉底的理性法律观奠定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法律学说的基础，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律和法治学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苏格拉底还把遵从和恪守法律的尊严看成人的美德。他不仅把这种美德藏于心中，而且身体力行而成为雅典公民守法的典范。面对不公的而合法的死刑判决，他不愿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雅典而苟活，而宁愿服从法律而死。因为他相信“正义有时伤害他的占有者”，“自我利益与义务之间会发生冲突”，而正义的义务需要人们恪守“与他人达成协议，尊重他们的权利，并考虑到他们的利益”[9](P.98)。他认为自己遵守雅典的法律，是“他和国家之间神圣的契约，这是他不能违背的”[9](P.417)。在他看来，法律具有独立的权威性，不论它的内容是否合乎正义，也不论违反法律而受到的判决是否有效，人们试图规避这种权威，就是违反与国家的协议，是不道德的行为，而服从这种权威则是人具有美德的表现。
当然，苏格拉底的严格守法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设作为前提，那就是法律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是对社会有利的。不能因为法律所规定的个人利益和义务不够公平，就以此认为法律违反公平。为了实现这一假设，苏格拉底强调制定法律的人必须由大多数公民授予权力，这样，制定法律的人所做出的决定就会近似于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应当接受这样一个推理：凡是经过法律规定的，对一切人都具有约束力。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苏格拉底捍卫法律尊严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的思想和示范，促进了西方尚法精神的形成，也正是这样的精神积淀和普及，支撑着西方的法治大厦。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哲学的主流已经由自然哲学转变为人的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学说，就是这一转变的产物。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人即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最终归属。以人的利益和幸福为最终目的，柏拉图先后提出两种治国方略即贤人之治和法律之治。早期的柏拉图根据人的德性，提出哲学家治国的方略。这种方略的思想渊源是他老师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思想。他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意志、情欲三个部分组成，与此相应就派生出三个阶层的人，即统治者、军人和人民。而三个阶层的人身上又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和节制。智慧是治国的才能，是统治者必备的品质。如果治国者是有智慧的，整个国家便会有智慧，如果治国者无智慧，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愚昧；勇敢是军人必备的品质，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节制是农民和工匠的品质，它是控制自己欲望，用高尚的品质抑制低劣品质。统治者是最高的、决定性的等级，他们是智慧的化身，因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担当。他说：“研究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10](P.173)“在各种政体中有一种政府，不管其是否按法律来统治，也不管臣民是否愿意，只要它的统治者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地掌握科学知识，那就是十分正确的政府，也是惟一的真正的政府。”[11](P.19)很显然，柏拉图把法律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因为他理想中的统治者——哲学家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实的知识，又具有杜绝偏私和拒绝腐蚀的品性，与智慧相比，法律显得蹩脚。因此，在柏拉图看来，让哲学家的智慧受制于死板和教条的法律，就等于使真实的知识服从于大家的“意见”，使人类的智慧屈从于习惯和偏见。而法律不是为智者创设的，而是针对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而设立，哲学家没有一般人的缺陷。所以，哲学家的统治就是知识或智慧的统治，是理想的治国方式。
晚年的柏拉图，由于用他的哲学家治国的方略劝说叙拉古国王的失败，再加上两次西西里之行的悲惨境遇，由此对自己设计的哲学家治国方略发生了怀疑，促使他产生法律治国的念头。他在此时的一封书信中说：“不要让西西里或任何其他城市服从人类的主子（虽然这样的服从是我的学说），而要服从法律。服从对主子和臣民都是不利的，对他们本身、对他们子孙后代统统是不利的。”[12](P.97)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不仅主张恢复法律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又重新构想一个“第二等好的理想国”，即法治国家的蓝图。他开始走出“理念”的圈子，关注希腊政治的现实。认为在哲学家那样智慧的国王不能出现的时代，法律是上帝籍以传达其命令的声音，任何城邦都应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应受某一统治者或特殊利益集团的支配。如果有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力存在，无论是对权力者还是权力的服从者都只能带来祸患。同时，他不再依据人的德性，而是从人性出发，认为没有法律，人类就和“野蛮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法律应当凌驾国家的一切官吏和公民之上，一切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应当遵从法律。他强调，“在一切科学中，最能使人完善并且使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法律科学。”[13](P.151)而统治者和公民服从法律的国家，必将得到神的拯救和赐福。由此可见，柏拉图以人为逻辑起点，首先提出人治，但是为了人的现实利益，他最终接受了法治。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了柏拉图的法治学说。在维护法治的信念上，他比柏拉图更为坚定。不过，与柏拉图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也是建立在对人的认知和关怀上。他认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这是人的本性。于是断定：“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14](P.7)人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呢？他说关键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具有理智的生活。而一个人行为合乎德性，就在于他的意志和情欲等非理性主义行为能否服从理性。只有当意志和情欲服从理性的律令时，其所作所为才是有德性的行为。然而，与柏拉图对人的认知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相信哲学家那样的人成为统治者就只具有智慧和理性，而不被意志和情欲所动，所以法律对他们没有意义。他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14](P.9)他认为统治者和常人一样，也有意志和情欲。所以他指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用感情治事的统治者优良。“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14](P.169)在他看来，法治的优越性在于：法律是多数人制定的，体现了多数人的智慧。一般说来，多数人的智慧要高于少数人或一个人，而且多数人还不易腐败。加之法律是不带情感因素、合乎正义的“中道权衡”，它能够杜绝常人的偏私和抑制常人的情欲。因此，他认为，“谁都承认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4](P.171、167-168)。因为人性中有恶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主张。但他没有就此打住，他又根据人的利益需求，对法律的统治提出了若干要求。比如，他认为法律应该体现民主，特别是立法应当反映多数人的愿望。他告诫“立法家和政治家应该认明民主主义的诸措施中，哪些是保全民主主义的，哪些却恰好足以破坏一个平民政体”[14](P.274)又如，他认为法律的使命不在于对自由的奴役，而在于对自由的保护。他说：“公民们都应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该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14](276)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直接成为西方近代自由主义者关于民主基础上的法律和“法律下的自由”的思想渊源，以及建立法律统治的正当理由。
以上叙述表明：古典法治理念不仅成长于人文精神的襁褓中，而且处处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从此意义上讲，人文精神构成了西方法治理论的精神底蕴。
二
西方真正的“人的发现”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它的标志是与“神为中心”相抗衡的人文主义的形成。因此可以说，西方的人文精神完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正是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张扬，为近代法治主义和法治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人文主义作为西方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集中表现，在与“神性主义”的抗争中，夺回了人的尊严。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中，人文主义高扬人的价值和现世幸福。也正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启导下，西方在17、18世纪爆发了以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现代民主为追求目标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只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某一阶段，而这一传统本身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世界和文艺复兴时期对这个世界的发现。”[3](P.270)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以及后来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思潮，与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现代民主精神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它们的同一性正好说明了它们的先后承续关系，表明了人文精神在西方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正是在这一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中，人文精神所包含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和民主精神唤起了人们对法治的追求，并成为西方法治主义的应有之义。那么，西方人文精神为近代法治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呢？
（一）人文精神奠定了法治的理性基础
理性主义对西方法治主义的影响最为深远，不仅表现在理性是西方法治的固有内涵，而且还表现在理性追求是西方法治始终如一的关怀。然而，支持法治形成的理性精神却不是偶然自生的，它是西方人文精神在长期积淀中派生的精神分支，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西方人文精神孕育而成的理性精神催生着西方法治主义的诞生。
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是曲折的，这就注定了西方法治主义形成的曲折性。早在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理性传统在中世纪很快就被神性所取代。因而在古希腊开始萌芽的西方法治理念在中世纪也遇到了挫折。后来以理性为基础的法治主义是在战胜了以神性为基础的神治主义之后确立的。众所周知，中世纪是一个非理性的时代，以神性取代人性的神治主义笼罩着欧洲大陆，神是世界的主宰，人是没有任何独立性的躯壳。就其现实的人的生活而言，人的自由几乎被完全剥夺，封建等级制度与基督教神学的相互结合，使人的独立、尊严及自由遭受了普遍的压抑与否定；就其思想方面来看，它属于最沉闷、最缺乏生气的时期。在神性垄断的西方，只能导致神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泛滥的局面。这种背景下，要形成与神治主义和人治主义相对抗的法治主义就必须从根救起，那就是恢复和重建人类理性。于是以反对神性、呼唤人类理性为宗旨的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揭开了人类解放运动的序幕。人文主义者用“人道”来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解放”、“个人幸福”，反对封建束缚与宗教的禁欲主义；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伟大”，肯定人的智慧、知识和力量，肯定个人的努力能揭示宇宙的秘密，并为人类谋取福利等等。这一时期人文主义张扬人性，反对神性，为理性主义在西方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启导下，18世纪西方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启蒙运动。这是继“文艺复兴”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运动中丰富的人文精神为后来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法治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运动中，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务的惟一裁判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宗教、自然观、社会形式、国家制度等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他们认为，专制制度和宗教窒息了人们的理性，致使人们长期处于愚昧和苦难之中；如今他们恢复了理性的权威，发现了“永恒的正义”。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国”，重新构建人类秩序。于其将这场人类的启蒙运动定性为人类思想的解放，还不如说是人类理性的解放。它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理性主义的确立。正如英国著名学者布洛克所言：“启蒙运动的了不起的发现，是把批判理性应用于权威、传统和习俗时的有效性，不管这权威、传统、习俗是宗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政府方面的，还是社会习惯方面的。提出问题，要求进行试验，不接受过去一贯所作所为或所说所想的东西，已经成为十分普遍的方法论”[3](P.84-86)。这个“方法论”不是别的，就是理性主义。
在理性的昭示下，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古典自然法思想受到人们的青睐。古典自然法学派高擎理性大旗，宣称：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为了证明这种理性的存在并进行现实表述，他们虚构了一个至高无上的自然法的存在。认为自然法就是正当理性规则，它指示任何与我们理性和社会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公正的行为。人的理性是自然法的内在特质和终极目标，而且“自然法的基本原则是属于公理性的，就象几何学的定理一样”[15](P.12)，这个恒定的“基本原则”就是突出人的价值和尊重人的基本人格。因而自然法必须是体现人的平等、自由、公正的“良法”。在启蒙运动中崛起的新兴的资产阶级，经历了理性主义的熏陶之后，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古典自然法思想，并以此形成了一套理性主义的法的观念、价值、原则和制度。他们正是在这些观念和原则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各种法治模式。
（二）人文精神促成了对法律的信赖
对法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义的重要传统和内容。西方法治大厦的构造，如果其外在要素是一系列法治的原则和制度本身的话，那么其内在要素必定是人们对法的普遍信仰。没有人们对法的普遍尊重和信仰，再完善的法治原则和制度都将无法支撑法治大厦。然而，对法的信仰并不是人的一种先天存在，它的后天形成也不具有自发性这一特征，而必须经历对法治的认知——信赖——笃信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文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催化和支撑作用。
西方人并非天生就亲近法律，对法律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事实上，他们对法的信仰的形成，在一定程度是以西方人文精神为其内在动因。更确切地说，人文精神的大力张扬巩固和促进了人们法律信仰的形成。
首先，以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为中心的人文精神建立起了人们对法的信赖。众所周知，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核心是人性论，它首先强调的是“人”和“人性”。人性可以分为人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人文主义者首先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认为宗教的统治使自然的人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中世纪的宗教思想认为，是神创造了人，人因为犯了“原罪”，所以降到世上。人只有信仰宗教，服从上帝才能解除罪恶，重升天堂。人文主义者与此相反，认为人是自由的，人可以达到一切他所想达到的目的，因此，人是伟大的，人是有他自己的尊严的。建立在人本和人道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法治，就是以实现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为目标，这在客观上增强了人们对法的信任和依赖。人们能在法的实现中，找回了自己的尊严，体现了自身价值。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信仰和依赖它。
其次，人文精神对理性的崇尚也有助“法律至上”这一理念的形成。在西方，人们对法的普遍信仰主要表现在法律的神圣性和至上性的理念生成。我们知道，信仰作为人的一种绝对精神，处于人类意识的核心层，它的形成往往不是简单和直接的，必须凭借或依赖多种因素的辅助。再说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法在早期并非作为一种信念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而仅仅是作为一般心理或观念而存在。因为当初法作为人类的必要“工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非充分表现其“善”的一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种强权，表现为野蛮和专横，充满着恐惧和罪恶，因而人们对它的信仰依据并不充分。在西方，人们对法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也不是从对法的直接认识形成的，它主要源于两个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是源于宗教信仰的支持，二是人文理性的支持。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大背景，致使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任何一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基督教的气息。在法律文化里，基督教的“气息”虽然在法律制度里被逐步清除，但在民众的意识中却是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不但不与法律意识形成对抗，相反却形成有力的支持，特别是诸如“法即神意”的观念，在客观上有利人们在心灵深处树立起法律的崇高形象，形成对法律的神圣性和至上性理念的支持。在人们对上帝存在普遍信仰的日子里，人们之所以能够尊重法律，与其说是畏惧惩罚，倒不如说是相信这些法律所包含的普遍准则反映了上帝的意志，法律规定权利和义务不是人定的，而是天赋的、不证自明的。据此，伯尔曼断言：西方法律至上的理念来自于超现实的宗教信仰，即基督教信仰的帮助[16]。昂格尔也认为，法治秩序产生的一个条件就是“存在一种广泛流传的信念，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可称其为自然法观念”，而自然法观念首先来自于罗马法学家在人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万民法和商品交换的支持，“对自然法观念的另一支持来自超验性的宗教。”[17](P.68-69)因为在西方人的眼里，基督教的上帝是宇宙间的惟一真神，至高无上，全知、全善、全能、全在，是宇宙自然和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它既是世界万物运动变化的支配者，是生命的给予者，人类苦难的拯救者；又是善恶行为的裁判者和人类最高的立法者。虽然世俗的法律由国王制订，但是国王没有自主性，他只是上帝的使者，根据上帝的意图制订世俗的法律，他自己也应受到法律的约束。阿奎那认为，“就法律的支配能力来说，一个君主的自愿服从法律，是与规定相符合的。”“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主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18](P.122-123)因而在人们的理念中，上帝是神圣的，具有超越一切世俗权力的权威，因此作为上帝意志表现的法律无疑也具有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人们基于对上帝的崇拜而产生信仰，而一切法律都是源于上帝的旨意，那么信仰法律也就构成信仰上帝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中世纪，法律与宗教混同，法律从属宗教，法律的社会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法律在人们心灵中的尊严和权威并未受到宗教的冲击而消失。相反人们在对上帝的普遍信仰中，获得了法律的神圣性和至上性的理念。
虽然，中世纪法律至上理念的形成对后来法治主义的诞生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法治主义与神治主义的根本对立，就意味着法治主义

㈡ 从辩证唯物主义来看西方的法律自然起源于什么

您好！西方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时期，分别为：
古希腊、罗马时期，是西方文化的起源阶段，形成了希腊精神。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时期，西方文化发展的黑暗时期，但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另一重要支柱——基督教精神。
近代文化时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希腊精神得以复兴，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宗教改革，促使宗教走向市俗化，西方文化两大支柱共存、共荣。
现代文化时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科技革命的推动，西方文化走向了现代化，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理性精神占居了统治地位。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文化
希腊精神的核心是民主精神、法治精神、科学精神和自由精神。
1、民主精神
古希腊民主精神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最高权力属于人民。
（1）民主政治在于全体公民执掌政权；（2）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用人惟才；（4）政务公开与自由；（5）私人生活自由与宽恕的原则。所有这些原则都体现着一种民主的精神、自由的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
2、法治精神
民主与法治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民主必然是法治的，真正彻底的法治也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通行无碍。在古希腊，城邦按法律治理，任何人的地位都不得高于法律。
3、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或理性精神是希腊文明中的重要内容和最显著的特征。
希腊理性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其哲学中，如实体与存在的学说，原子论，共相说，理念论，辩证法，形式逻辑等等。
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还表现在对理性以及知识和智慧的热爱与追求上。理性、知识和智慧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具有神性的尊严。追求理性，服从理性，是人的崇高使命和神圣职责，也是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希腊的理性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2000多年来的欧洲哲学、宗教与科学，从而深深影响了2oo0多年以来西方人的社会历史与生活。
4、自由精神
希腊的自由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对个性的追求和尊重上。希腊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独特价值，不可重复，不可替代；这样—种观念在古希腊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希腊人的个性意识突出地表现在行为处事具有自己的独特判断力上。
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
西方中世纪属于封建时代，在这一时期基督教占居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的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爱的精神、禁欲主义以及封建的骑士精神构成了中世纪西方文化的精神主流。
1、罪感意识和救赎意识
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先祖亚当、夏娃由于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偷食禁果，被罚下界，因而人是生而有罪的，这种罪感意识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甚至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
3、爱的精神
基督教有三个基本的道德原则：仁爱、信仰、希望，爱居三德之首。在基督教看来，爱是信仰和希望的落实处。
4、骑士精神
骑士精神是一种世俗精神，是中世纪封建化过程的产物，直接体现了封建的传统，洋溢着封建的精神。骑士是封建贵族，处在封建体制中，是大贵族的附庸，必须向之效忠；同时又是自己领地的主子，有许多农奴依附于他，需要他的宝剑的保护。他有封建义务，也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他所遵循的道德如忠诚、荣誉、勇敢都是封建道德。
三、近代西方文化
这一时期发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带来了人类思想大活跃，大解放，在这一时期，其文化的主要精神是人文精神、个人主义、新教精神。
1、人文精神
文艺复兴与启蒙时期的基本精神是人文精神。文艺复兴是以批判中世纪宗教的黑暗为起点的，针对中世纪宗教中只有上帝而没有人的状况，提升人的地位，弘扬人的价值成为其宗旨。
2、个人主义
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人的发现，最重要的精神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仅仅指利己主义，甚至不主要指利己主义，而主要指个人自觉的主体意识与个体性意识。西方文化中同个性自由、个人能力发展与个人主体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个人主义精神，就崛起于文艺复兴时期。
3、新教精神：宗教世俗化
宗教改革是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兴起于1517年的德国，后来传播到欧洲其它地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深远。
四、现代西方文化精神
现代西方文化的主要精神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自由精神和自由主义
自由精神在西方历史上渊源久远，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立国的基础，也是支配性的精神。现代西方自由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人权：
经济自由主义：
市场自由主义：
思想自由：
个性与意志自由：
2、民主主义和法治精神
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在西方源远流长，现代西方国家政体各异，但民主与法治的精神贯穿如一，民主与法治的潮流在当代已不可阻挡。
西方国家一直以自己是民主国家而自豪，民主和法治精神成为西方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精神。

㈢ 西方法治文明特征是什么

西方法律文明特征是：资本主义性质民主法治，三权分立与制衡，人权自版由，法律面前权人人平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有权就有制约等宪政纲领下的法律体系。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为原则的民商法体系，无法律规定不为罪，法不溯及既往，罪罚相应等为原则的刑罚体系，错综复杂的经济法和行政法体系。较丰富的社会保障法体系，和需要完善的资源与环保法体系。另外从整体上分两大法系，即大陆成文法系和英美不成文（习惯）法系。其正由个人意志自治向社会公益徘徊发展中。

㈣ 西方法律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及特点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法律渊源流长，独具特色，在唐代时还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系。中国的法律文化跨出国界，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的众多国家。许多国家，比如日本、越南等等，都受中华法系的影响颇远。
欧美的法律文化最早产生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法律之中，古罗马法律体现着当时欧洲立法的最高水平，《十二铜表法》更是影响深远。罗马还产生了大量的法学专家，这些法学专家的著作后来经罗马帝国皇帝的批准而具有了法律效力。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9世纪开始，欧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直到13世纪，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又开始关注起来了罗马法，史称罗马法复兴。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欧美社会出现了两大法系，一大法系是法典法系，又称为罗马法系、大陆法系，主要以法国、德国为主，分为法国支系和德国支系；另一大法系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称为普通法系，普通法系国家里，法院的判例具有法律效力。而奉行大陆法系的国家里，其法典的最早渊源都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法律。
由于中国文化的起源远早于欧洲,在中国率先进入文明社会时,其主要的生产工具是青铜器,这种生产工具的性能要低于铁器,从而导致了生产效率的相对落后和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于是在由原始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完成以后,中国社会依然保留了氏族公社时期的某些痕迹,比如说,家庭制度和宗法制度.可以说,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家长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结构.
而西方国家在形成文明社会时,铁器技术早已由东方传入了西方,于是西方国家在一开始进入了阶级社会时,其主要的生产工具就是铁器了,由于铁器的相对先进性,使得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迅速瓦解,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制度.家庭成为了社会的细胞,成为了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同时,铁器技术导致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使得社会分化出商业,并逐渐形成了发达的商业经济.这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的现象有很大的区别.
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要通过上层建筑体现出来.而法律是上层建筑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由于宗族家长制的原因,中国的法律重视整体利益,重视家族利益以及由此延伸而出的国家利益,重视刑法而轻视民商事法律,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法律是融合了伦理在里面,所谓"以礼入法,礼法合一"。在周朝时,周公旦编写了《周礼》,当时周礼既是一部指导社会成员行为的道德规范,也是一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范。
春秋战国时期,礼法制度受到了破坏,法家的地位上升,以商鞅\申不害等一批人为代表的法家人士被统治阶级所重用。法家思想也成为了秦代的主流思想,秦律深深地体现了这种法家思想,如实行严刑峻法,"什伍连坐"等等.
秦朝的迅速灭亡,让汉朝的统治者从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中反思.他们发现,秦律中有很多规定并不适合中国社会的实情,比如说"二男必须分户"的规定,其目的是强行推行小家庭制,但却与中国现实的家族宗法的现状相矛盾。于是汉朝废除了秦律中的很多规定,开始了我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法律开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制定,体现着越来越强的儒法合一的趋势.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一直非常深,宗法制度对法律的影响一直非常深.所以西方某些学者称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伦理法"。
由于宗法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古代社会更讲究家族利益,以及由家族利益延伸而出的国家利益,所以个人利益相对不受重视,法律重视义务而轻视权利,即所谓的"义务重心".
而再看西方的法律,由于西方国家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确立了相对发达的商业经济,同时还确立了现代家庭制的雏形,没有宗族家长制,故西方法律在古罗马时期就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并重的特点,以及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特点。罗马法共分十三编,其中大部分篇幅是调整民事关系的,包括亲属编,债权编,家长制编,等等.这与中国古代的法典"重刑轻民"体现出鲜明的对比。同时,在古罗马时期,就确立了弹劾制的诉讼模式,首次对程序法作出了规定.欧洲近代的法律,特别是法典法系的国家,受罗马法的影响颇深,也继承了罗马法的一些特点.
最后要说的是,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其实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价值观上的差异.所以我们在移植外国的法律加强我们自己的法制建设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种差异,一定要注意所移植的法律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是否在中国行得通,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我们只能借鉴当代法制先进国家的立法经验,而绝不能照搬照抄他们的法律制度。

㈤ 中世纪城市法、商法的出现对于近代西方法治的形成有哪些重大意义

体现了新来的经济关系和阶自级关系的要求，是现代资本主义民商法的重要渊源，具体的可参见http://www.dss.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64905

㈥ 西方法制特征及主要表现

小谈西方法制文明的特征

从原始社会起，人类逐步产生了许多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初级的社会规范。而随着阶级的产生，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产生，这些社会规范首先表现为习惯，而后便形成了法律。西方法制文明犹如一颗璀璨明星在历史的银河中熠熠生辉。而西方法制文明的重要特征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的产生和发展。

在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逐步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罗马法、日尔曼法、教会法和商法是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的四大渊源。

一、罗马法

罗马法是东西罗马帝国全部法律的总称。它随着罗马社会的变迁，吸收了古希腊自然法思想、法治思想，经历了近千年的变迁，最终成为了古代奴隶制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法德等国以罗马法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大陆法系。

二、日耳曼法

日尔曼法是西欧早期封建时期适用于日耳曼人的法律总称。被当时的罗马人称为“蛮族法典”。日尔曼法是继罗马法之后在西欧形成的一种法律体系。法国、德国吸收了大量的日耳曼法中的内容，而英国普通法更是保存了大量的日耳曼法因素。

三、教会法

教会法，也称寺院法，形成于基督教与教会产生和演变的过程中。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 形成阶段（公元4－9世纪）

形成时期的教会法确定了罗马皇帝与主教“二元化”的管辖原则，但是仍受世俗王权的约束。

（二） 鼎盛阶段（公元10－14世纪）

这个时期的教会法在法兰克帝国的解体和东西教会分裂的背景下发展至鼎盛。

（三） 衰落时期（15世纪以后）

随着15世纪科学与人文思想的发展，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18世纪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教会势力日趋衰落。但是教会法作为一个法律体系保存了下来，成为资产阶级各国立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四、商法

商法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 古代商事法规

在简单的经济条件下，没有明确的“商法”概念。但是在早期确实存在着有关商事方面的法律规范。

（二） 中世纪的“商人法”

商法实际上产生于中世纪。中世纪欧洲商业的复兴导致了商人阶级的产生，而商人法正是商人的一种自治法。这种商人法是近代西方国家商法典的前身。

（三） 近现代商法

近现代商法包括三个体系：

（1） 法德为代表的商法体系

（2） 英美为代表的商法体系

（3） 社会主义商法体系

㈦ 关于法制的资料

“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
其一，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主要特点是强调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要求公民普遍守法，国家机关依法行使权力，限制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专横，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
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是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内容的有机统一。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总称。统治阶级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国家事务，并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也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权力建立的用以维护本阶级专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国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国家其内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国家，君主之言即为法；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排除了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法制的专制性质，但资产阶级受阶级本性的局限，当有的法律规定不符合本阶级的利益时，就加以破坏，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只有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制。
法治与法制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实行法治需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区别在于：法制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治则相对于人治；法制内涵是指法律及相关制度，法治内涵则相对于人治的治国理论、原则和方法。
编辑本段
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一、柏拉图的生平与著作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母亲更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伦的后代。由于出身高贵，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从20岁起受教于苏格拉底，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曾一度渴望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使他放弃了从事政治的愿望。后流亡国外，40岁后回雅典并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在学园中，柏拉图一边讲学，培养人才；一边著述，宣讲其哲学和政治哲学，前后达41年之久。该学园在历史上延续了900年，是全希腊文化知识的中心。
柏拉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保留下完整著作的思想家，前后共著对话25篇。有关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国》（成于壮年）、《政治家篇》（成于中晚年）、《法律篇》（绝笔）。一般说来，《理想国》代表了他对政治和社会的主要理想，而《法律篇》则是面对现实所写成的有关法治的著作。
二、正义论与人治论
（一）正义之国与人的类型
柏拉图的哲学基础是理念与现实的区分，在柏拉图看来，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两部分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尽管它是无形的，但它是万物的根源，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而摹本世界，则是有形的，虚假的，变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于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应地便分别具有了金、银、铜铁的三种不同的性质，人也就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品质：
金→哲学家→智慧
银→勇士→勇敢
铜铁→生产劳动者→节制
然而，节制的品质不仅应当为生产劳动者所拥有，也应当成为所有三种人的品质，因为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和谐协调，只有当人们各尽其职、各守其位时，国家才可能产生“正义”的品德，成为正义之国。当个人的三种品质（欲望、激情和理智）在个体中协调运行秩序井然时，个人就成了正义之人。这意味着理性支配欲望，精神支配肉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一种道德正义。
（二）法律与正义的关系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品性中，都具有“较善”和“较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较恶”的那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他便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权威就是法律。
对于柏拉图来说，法律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但是，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正义是“诉讼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因此，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三）哲学王与人治
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统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法律远不如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因为：(1)哲学家所掌握的是一种真理，它比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强者之所好”，而现实中的法律并不必然体现正义，而恶法并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学家的知识可以随机应变；(4)一切社会都需要和谐，而这只有哲学家通过智慧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三、法制论：立法与守法思想
（一）立法过程论
在柏拉图看来，立法是一个“清刷”的过程，即必须对原来的旧制度和人们的品质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时，先应当确定宪法大纲，然后是制定法律和规章。柏拉图重视成文法，而认为习惯是来源于普通人的习俗。
（二）立法原则论
根本的原则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并应依全体人民的幸福为依据。就立法的重点而言，着重于培养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论
柏拉图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国家形成于契约。而契约的核心就是对法律的遵守，这就意味着，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国家的本性的。[1]
柏拉图认为，对于有意志的公民来讲，法律的统治并不具有强迫性，而是体现了国家的良善愿望。他认为：“如果法律能完全导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些法律我们都应该执行。”对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导他们执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须拥有权威，国家官员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所谓良法须由良吏来执。
四、柏拉图法律思想的主要评价
第一，法治主义思想是西方法律传统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对西方近代法治主义的复兴具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罗马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概括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这就是，必须运用至高无上的法律进行统治。
第三，关于“混合政体”的研究以及“分权原则”的论述，被学者誉为三权分立的原型。
第四，集体主义方法论也开创了后世以集体为单位研究国家、法律学说的先河，在柏拉图的理念中，个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

㈧ 现代西方法律制度

简论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

简论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

秦旭东

从法律的起源上来说，法律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定、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巨大的影响。教会法，即在中世纪长有重要地位的罗马天主教的法律，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贡献。

首先，在观念层面，基督教在西方人的灵魂中普遍植入了信仰精神和宗教情怀，为西方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几乎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法的效力甚至高于世俗法。人们普遍信仰上帝，而信仰是一种发自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的感情，它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敬畏，不会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对上帝、对教会的法律的这种恒稳的信仰，使人们容易以一种宁静而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神圣的权威，当法律站到这个圣坛上时，法治大厦就有坚实的基础了。从现代西方法庭的布局和法官的服饰（假发、法袍）中的强烈的宗教色彩，从西方法官、律师以及诉讼当事人或证人宣誓的那种宗教气息，我们可以宗教的深深印记。另外，基督教教义中倡导的一系列理念，也为现代法治社会成长的土壤增加了肥力。比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重视生命的价值，弘扬博爱和人道主义，讲究信义与诚实信用，等等。教义中蕴涵的伦理道德和善良习俗也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发挥作用，成为软化法制的刚性的润滑剂。

其次，在制度和法技术层面，由于教会法是一个达到系统化和较完备状态的法律体系，它的一些制度和法技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教会法的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在西方一直发挥着作用，至今仍为各国所承受；在刑法和方面，教会法对感化、矫正罪犯的充分注意给后世刑事法律以有益启示；在诉讼法方面，教会法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以国家追诉原则取代私力报复，废止神明裁判而采证据裁判原则，较原来的弹劾式诉讼是一个进步，为后世刑事诉讼制度奠定基础。 由于中世纪各国天主教的联合，罗马教廷位居各国之上而可以充当仲裁者的角色，教会的一些教义也往往成了调整国际关系的准则，呼唤和平和以协商解决国际纠纷的做法对后世国际法产生了影响。

其三，从法律思想层面看，教会对知识的垄断使之不自觉的成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传递者，教会法也成为从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思想到后世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尤其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古希腊法律思想以及经过“希腊化”时期而深受古希腊思想浸润的罗马法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日珥曼“蛮族”的入侵给这些文明以致命的打击。正是基督教驯服了“蛮族”，并在引导他们走向文明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教会法受到过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的影响，特别是吸收了罗马法的一些原则和制度，而在日珥曼王国时期，由于教会法地位很高，许多僧侣同时又是法学家，他们在各王国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中发挥着作用，对日珥曼法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使罗马法得以保留。而在12至15世纪罗马法复兴的过程中，正是教会法和教会法学家的努力，为罗马法的传播和罗马法学家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在这里最值一提的是阿奎那，他将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巧妙结合。他承认人的理性，有将其归功于上帝的赋予。他在对法律的分类中用自然法作为永恒法与人法之间的纽带，认为自然法是人对上帝智慧的理解和参与。这就使自然法披着神的外衣在人间发挥作用，并成为后世资产阶级法律思想，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开创了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伟大时代。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的强势存在，造成了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尽管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两种势力或此消彼长，各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或势均力敌，而且互有渗透，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形成了两相匹敌的政治法律权威，即精神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达到“恺撒的归恺撒，耶稣的归耶稣”所言的状态。既然不存在绝对、唯一的权威，也就不容易产生钳制一切的专制。“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可以两边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会；得罪了教会，可以请求国王的庇护，”教会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张力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伯尔曼在其两本传世名著《法律与革命》和《法律与宗教》中对教会法与西方法律传统之间的关系作过充分的阐释。他认为以11世纪末教皇革命（格里高利七世改革）为起点，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础。他甚至认为教会法是西方第一个近代法律体系。由此我们也可窥见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贡献

㈨ 法治起源于什么时候

一般认为：“‘法治国家’起源德国。法治国的概念据认为起源于康德的一句名言：‘国家是许多人以法律为根据的联合。’

㈩ 西方法律文学之……

古希腊法律思想特点

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一、柏拉图的生平与著作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于雅典的一个贵族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母亲更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伦的后代。由于出身高贵，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从20岁起受教于苏格拉底，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曾一度渴望在政治上崭露头角，但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刑，使他放弃了从事政治的愿望。后流亡国外，40岁后回雅典并创立了“阿卡德米学园”。在学园中，柏拉图一边讲学，培养人才；一边著述，宣讲其哲学和政治哲学，前后达41年之久。该学园在历史上延续了900年，是全希腊文化知识的中心。

柏拉图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保留下完整著作的思想家，前后共著对话25篇。有关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国》（成于壮年）、《政治家篇》（成于中晚年）、《法律篇》（绝笔）。一般说来，《理想国》代表了他对政治和社会的主要理想，而《法律篇》则是面对现实所写成的有关法治的著作。

二、正义论与人治论

（一）正义之国与人的类型

柏拉图的哲学基础是理念与现实的区分，在柏拉图看来，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两部分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尽管它是无形的，但它是万物的根源，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而摹本世界，则是有形的，虚假的，变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于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应地便分别具有了金、银、铜铁的三种不同的性质，人也就具有不同的类型和品质：

金→哲学家→智慧

银→勇士→勇敢

铜铁→生产劳动者→节制

然而，节制的品质不仅应当为生产劳动者所拥有，也应当成为所有三种人的品质，因为一个国家必须保持和谐协调，只有当人们各尽其职、各守其位时，国家才可能产生“正义”的品德，成为正义之国。当个人的三种品质（欲望、激情和理智）在个体中协调运行秩序井然时，个人就成了正义之人。这意味着理性支配欲望，精神支配肉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拉图所说的正义就是一种道德正义。

（二）法律与正义的关系

在柏拉图看来，一个人品性中，都具有“较善”和“较恶”两部分。如果较善的那部分占优势，就控制住“较恶”的那部分，他就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坏人的薰染，他便成为“自己的奴隶”。当恶性膨胀时，就只好服从外在的权威，这个外在权威就是法律。

对于柏拉图来说，法律就是一种社会行为准则，它是公道与正义的标志。但是，法律的正义与道德正义不完全相同。法律正义是“诉讼正义”，是指通过法律机器的正常运转而获得的后果或判决。因此，法律正义是为道德正义服务的。

（三）哲学王与人治

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统治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法律远不如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因为：(1)哲学家所掌握的是一种真理，它比国家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强者之所好”，而现实中的法律并不必然体现正义，而恶法并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学家的知识可以随机应变；(4)一切社会都需要和谐，而这只有哲学家通过智慧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三、法制论：立法与守法思想

（一）立法过程论

在柏拉图看来，立法是一个“清刷”的过程，即必须对原来的旧制度和人们的品质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时，先应当确定宪法大纲，然后是制定法律和规章。柏拉图重视成文法，而认为习惯是来源于普通人的习俗。

（二）立法原则论

根本的原则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并应依全体人民的幸福为依据。就立法的重点而言，着重于培养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论

柏拉图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认为国家形成于契约。而契约的核心就是对法律的遵守，这就意味着，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国家的本性的。[1]

柏拉图认为，对于有意志的公民来讲，法律的统治并不具有强迫性，而是体现了国家的良善愿望。他认为：“如果法律能完全导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些法律我们都应该执行。”对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导他们执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须拥有权威，国家官员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所谓良法须由良吏来执。

四、柏拉图法律思想的主要评价

第一，法治主义思想是西方法律传统源远流长的一个传统，对西方近代法治主义的复兴具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罗马法的重要思想基础；

第二，概括了古希腊政治哲学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难以实现的，而防止最坏的政治是可能的，这就是，必须运用至高无上的法律进行统治。

第三，关于“混合政体”的研究以及“分权原则”的论述，被学者誉为三权分立的原型。

第四，集体主义方法论也开创了后世以集体为单位研究国家、法律学说的先河，在柏拉图的理念中，个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并无独立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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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一、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与著作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网络全书式的思想大家，曾师从柏拉图。其代表著作是《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研究158个国家城邦政治制度的总结之一），此外，《伦理学》中也有大量的法律思想资料。国内苗力田教授主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有十卷之多。

二、法律正义论

（一）正义的内涵与分类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基础，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正义和不正义含有两种意思：一是指能否服从纪律；二是指一个人所取得的东西是否他应当得到的。正义又可分为“普遍的正义”和“个别的正义”两种。其中“个别的正义”又分为“分配的正义”和“平均的正义”两种。“分配的正义”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这种正义是从人的不平等性出发的，而这种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变的。至于“平均的正义”就是指人们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正义是以人的等价性为依据，使相互利益等同。

（二）法律正义论的延伸：平等与中庸

1.平等。一是数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数量和容量上与他人所得的相等；二是比值平等，即根据各人的实际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衡称的事物。政治权利的分配必须以人们对于构成城邦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谁具有比他人较为优越的政治品德，谁在城邦实现良善生活的过程中善德行为最多，谁就应该在这个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

2.中庸。所谓中庸是指不偏不颇，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亚氏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有过度、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性。对于社会而言也是如此，社会分为极富者（常逞强放肆以致犯罪）、极贫者（往往懒散无赖易犯小罪）和中产阶级。唯有中产阶级是贫富两阶级矛盾的“最好的中性的仲裁者”。因此，中产阶级最适宜担任统治者和立法者。

（三）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法律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由正义延伸出法律。正义的原则寓于实体法之中。自由正义导致了自然法的形成，而这成为国家制定实在法的依据。

三、法律的定义、作用、分类

（一）关于法律的定义

法律是政治上的正义，是世所公认的公正不偏的权衡标准，是理性的体现，又是一个合同式的契约。法律的特性包括：(1)公正性：法律是正义的体现，它对一切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平等的；(2)可变性，法律应该允许变革，当然这咱变革须要慎重；(3)必须遵守性。法律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人都必须遵守它。

（二）关于法律的作用

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全在于为了城邦的“善业”，为了“善德”，为了追求“公共福利”，增进人类的道德。

（三）关于法律的分类

1.自然法与制定法。自然法是人类理性的体现，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存在于社会的普遍原则，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制定法即实在法，是由人制定的。自然法高于制定法；

2.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实际上也就是宪法，它规定国家的治理形式，规定统治者的人数及产生的办法，规定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

3.良法与恶法。凡是正宗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良法；凡是在变态政体下制定的法律为恶法；

4.成文法和习惯法。习惯法即希腊城邦中长期存在的习俗或称礼仪。

四、法治主义理论

（一）法治的涵义

法治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就是说，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

（二）法治的具体体现

1.立法方面：亚氏强调立法必须遵守以下原则：一是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二是研究国家的情况；三是考虑对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强教育；四是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

2.执法思想。国家执政人员要严格执行法律。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应严格依法执行；法律规定不同详的或没有规定的，必须按照法律的原则来公正地处理和裁决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关键。国家必须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

（三）法治的优越性

法治的优越性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而这种优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法律是集体智慧和审慎考虑的产物；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会说话，不能象人那样信口开河；第四，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第五，实行人治容易贻误国家大事，特别是世袭制更是如此；第六，时代要求实行法治，不能实行人治；第七，实行一人之治较为困难，君主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剥夺了大家轮流执政的权利。

（四）法治缺陷的弥补

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采取三种补救措施：以个人的权力或若干人联合组成的权力“作为补助”；对某些不完善的法律进行适当的变更；加强法律解释。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来对案件作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五、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特点

第一，与柏拉图一样，均从伦理学入手来探讨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开创了西方法哲学的理论传统，并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

第二，将法与政治合而为一进行研究，使法律社会学或者政治法律学的学科构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

第三，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分析问题的立足点是考察现实，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即通过分析、比较，然后得出结论。所以有人称，柏拉图给予后人以更多的激情与理想，而亚氏则留下较成熟的体系与逻辑；[1]

第四，推崇法治的精神，对于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论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