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毒品立法
❶ 禁毒工作有哪些短板和弱项
今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禁毒工作会议上强调，应充分认识我国毒品形势的严峻性和做好禁毒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全力推进禁毒斗争深入开展，以有效解决毒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当前禁毒工作中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1．对毒品种类范围没有及时更新。近年来，新型毒品、制毒原料层出不穷，但卫生部于1988年颁布的管制精神、麻醉药品目录并没有收入，导致在实践中查获的新型毒品没有依据进行查处。例如，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五十条、第三百五十七条，国务院国发983号文件、卫生部1996年颁布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如《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麻黄碱和伪麻黄碱不是毒品，是制毒物品或称“易制毒化学品”。而依据公安部禁毒字199735号《情况通报》精神，麻黄碱属于有毒范畴，公安机关在侦破该类案件中往往依据该《通报》精神，将麻黄素、麻黄碱列为毒品。对摇头丸是否属于甲基苯丙胺毒品等，实践中也难以把握，需要作出明确解释或者统一执法部门的认识。
2．毒品案件管辖较为混乱。近年来，毒品犯罪集团化、职业化倾向明显，重特大毒品犯罪案件往往具有有组织犯罪、跨地区作案等特点，公安机关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异地侦查、异地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情况相应也比较普遍。但由于管辖权异议导致一些案件在司法机关间互相推诿扯皮、久拖不决，有的案件因此造成了严重的超期羁押问题，有的案件则被长期搁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有的省份规定：只要是发生在本省的毒品犯罪，不论犯罪地、被告人居住地是否在本地，只要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均可在本地批捕、起诉、审判。这一变通做法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地方把这一针对毒品犯罪管辖的补充措施，演变为打击毒品犯罪的经常性措施，不加以限制地使用，背离了以此解决少量毒品案件异地处理的初衷。
3．毒品鉴定不够规范。对查获的毒品进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是获取证据的基本手段；同时，毒品鉴定结论又是毒品犯罪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证据，直接关系到对毒品犯罪事实认定和对罪犯进行定罪处罚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毒品鉴定结论格式不规范，取材方法、送检程序不合法，鉴定结论用语模糊等问题，时时困扰着执法部门，造成案件疑点多、起诉质量差。
4．毒品纯度和数量有时反差较大。由于毒品的利润高，不少犯罪分子在购进毒品后都是对毒品进行加工（包括稀释、掺杂）后才出售，导致毒品的纯度不高，越是下家纯度越低。按照修改后的《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据此，毒品的计算不再折合一定纯度的毒品，即查获一定数量的毒品，不论其纯度如何，都以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计算，不以纯度计算。故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对查获的数量相同、但纯度不同的毒品犯罪均按同一标准定罪处罚的情形。但是，确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重罪或轻罪，该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是主要依据。就毒品犯罪而言，含量高低与对人的危害性成正比。为了更好地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有的省份司法机关提出超过20克毒品要进行复检，数量较大、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要做含量分析。但这种做法尚没有刑法上的依据。
5．对毒品数量的认定意见不一。一是对同一种片剂中含有多种受管制的精神、麻醉药品的数量认定问题，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公、检、法之间也存在不同认识。二是对液体毒品的数量认定问题，刑法中对毒品的数量认定是以固体毒品为基础，以克为单位的，而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液体状的毒品，对其数量认定应如何计算存在不同认识。
6．对毒品案件主观故意的认定存在分歧。司法实践中，对于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明知是毒品的案件，司法人员只能参照具体案件事实、细节以及其他证据进行分析判断。例如，对于被指使送货的从犯，在主犯未被抓获时，对其主观故意很难认定。由于理解能力、认识程度、办案经验等差异，不同的办案人员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分歧，容易导致定性错误。
7．对外籍犯的国籍确认较为困难。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云南地区，由于缅甸与云南省接壤的边境线较长，两国边民跨境而居，边民通婚互市等因素，造成认定缅甸边民的国籍比较困难。为此，云南省外办、省公安厅于1982年对缅甸边民的国籍认定作出了三条原则规定。2001年3月，云南省级公、检、法三长联席会议和省政府外办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确认国籍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外籍犯身份的确认问题。但这只是一般性的内部操作依据，缺乏法律效力，同时由于这些规定本身的不完善又会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如由于国籍不明的原因，出现了大量无国籍犯罪嫌疑人，而批捕无国籍犯罪嫌疑人征得省外办的同意较为困难，这就给审查批捕工作带来新的问题。
8．对使用特情收集到的证据转换不够及时、规范。运用特情获取案件线索、收集证据、侦破案件是当前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但实践中这种手段在证据的收集、转换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案件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使用了特情手段，但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时并未告知该情况，也不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有的案件公安机关未将来源于特情的证据依法及时转换为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影响了证据的证明力；还有的案件公安机关以保护特情安全为由，对检察机关保密证据的来源，使得那些有疑点、有疏漏、应当收集而未收集的证据，在审查批捕、起诉过程中无法加以调查核实和补充，更无法查明在特情使用中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问题，造成有些案件因证据单一、证据不足或无法质证而被降格处理，甚至导致了错捕、错诉等问题。
■解决禁毒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若干对策
1．对于毒品犯罪可以允许适当的“证据推定”，以改变目前涉毒案件证据过于简单，缺少充分证明力的状况。如长期以贩养吸的“零包贩毒”人员，可对其吸毒史、中毒程度、经济收入等情况进行调查，收集制成证据材料，结合该时期毒品市场平均价格的证明，推断口供的真实性，并据此对其供述的贩毒数量进行累计计算，在具体量刑时可以认定其属于坦白而予以从轻处罚。又如，可以借鉴马来西亚等国“推定”的做法，一是对故意内容（或犯罪性质）的推定，即对持有一定数量以上毒品的，可推定其目的是为了毒品交易；二是对毒品具有“明知”的推定，即在某房屋或交通工具中发现毒品，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实，可推定房主、船长、机长或车主明知该物品是毒品。
2．对毒品犯罪应当适用特殊的证据规格。如对于贩毒者不承认贩毒，但有多个吸毒者均证实单独向贩毒者购买毒品吸食，且双方又无利害关系的，应以吸毒者证实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对于贩毒者曾有供述，并据该供述查证属实，但贩毒者后来又翻供的，应以查证的证人证言认定。当然，对毒品犯罪实行特殊的证据规格和证据推定，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其合法性和现实性进行研讨论证。
3．对毒品犯罪管辖的变通，只能作为打击毒品犯罪的补充措施，而不能演变为经常性措施。在使用中要加以一定的限制，不能背离以此解决少量毒品案件异地处理的初衷，防止助长越权办案、违法管辖等问题，甚至出现制造假案的现象，对严格公正执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4．既要坚持刑法确定的毒品案件以查证属实的毒品数量计算，不以纯度计算的原则，又要考虑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对于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做含量分析，对毒品含量极低的要慎重处理。
5．尽快制定统一的《禁毒法》，切实解决禁毒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充分体现禁毒工作的立法需求，保证法律更具有操作性。其中，对管制精神、麻醉药品的种类范围的重新界定、对毒品数量的明确规定是重要内容，以保证在实践中查获的新型毒品有查处的依据。
6．对诱惑侦查行为适用的案件类型、条件和程序要件，特情人员的建立标准、规范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使用特情侦查案件的证据规则等问题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应重点解决来源于特情的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和转化问题，使之成为在起诉环节可以调查核实和审判环节可以举证质证的合法有效证据。同时，应明确诱惑侦查的目的主要是获取毒品犯罪情报线索侦破毒品犯罪案件，禁止使用特情引诱本无犯意的人员进行毒品犯罪。
❷ 贩卖毒品罪的成立
是否犯罪，要看是否符合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都是以犯罪构成为其存在的依据。所谓犯罪构成，就是法律规定的，说明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总和。刑法规定的每一个罪在犯罪构成上都有其特殊的规定，贩卖毒品犯罪也不例外。我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贩卖毒品”又明确界定为“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解释》等司法解释，对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构成标准以及司法实践中该如何准确定罪量刑作了更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尽管如此，当前的刑法理论界对该罪犯罪构成各要件的具体内涵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司法实践中的操作也不尽一致。对此，本文拟对贩卖毒品罪的主客观要件等进行分析，并对如何理解和把握该罪的犯罪构成提出笔者拙见。
1、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客体
对贩卖毒品罪的客体，目前我国刑法学者主要持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权利[①]。另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所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对毒品购销活动的管制[②]。
正确认识贩卖毒品犯罪所侵犯的客体，笔者认为，应从该罪的社会危害本质、相关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以及其他构罪要件等综合分析判断。第一，贩卖毒品罪的本质特征，即最本质的社会危害，是行为人违反了毒品购销管理法规，进行“以毒换钱”“以毒换毒”等的罪恶交易，导致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第二，我国刑法设立贩卖毒品罪，是依法惩治违反毒品购销管理制度的行为，与贩卖毒品犯罪的危害本质相对应的。第三，该罪主观要件以“明知毒品而贩卖”为直接故意，而非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为目的。因此，该罪的侵犯客体应当是国家对毒品购销的管理制度这单一客体。就具体的法律制度而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麻醉药品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法规以及我国政府参加的有关禁毒公约。
相比之下，本罪若以“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和“公民的身体健康权”复杂客体论，则不仅不符合贩卖毒品犯罪的本质特征，而且与刑法价值取向相悖，造成实践中对贩毒行为的打击不力。第一，毒贩尽管明知大量吸毒会对人体健康带来危害，但其贩毒目的并不是危害他人的身心健康。第二，我国刑法将“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以贩卖为目的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作为贩卖毒品罪惩治范围，说明对该毒品的真实用途以及是否确实对他人身心健康造成危害，并无刑法上的要求。因此，以复杂客体论，无疑将贩卖毒品这一刑法上的行为犯，人为视为以行为加危害结果的实害犯，有违立法初衷。第三，从毒品自然属性而言，虽然具有一定的毒害性，但无可否认毒品本身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合理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使用，则是正常的药品，具有缓解病痛的功效，只有在长期依赖、大量吸食后，才会造成慢性中毒甚至死亡的危害后果。因此，若将“公民身体健康权”作为该罪客体之一，则一些零星贩毒以及用于治病或其他非毒害性吸食用途而非法出售毒品的贩毒行为，均因无法造成身体健康损害的危害后果而不能以贩卖毒品犯罪定罪处罚，这显然是人为缩小了贩卖毒品罪的范围，也不利于有效遏制毒品的非法流通，也是与我国刑法规定的“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完全不符。
贩卖毒品罪的犯罪对象是毒品。从历史发展来看，毒品的外延有一个从窄到宽的过程。我国《刑法》第357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理论界一般认为，毒品是指能够使人形成瘾癖，并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毒品具有如下三个特性：（1）依赖性或成瘾性。（2）毒害性。（3）违法性。[③]能够使人形成瘾癖是毒品的根本特征，毒品和药品的界限为是否超过了国家行政管制的范围。
现今阶段，随着化工水平的提高，以化学合成方法所生成的毒品也越来越多，从规范的角度对一些新型毒品予以界定尤为必要。如目前出现的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案件，一度曾因“无法可依”而使部分毒贩逍遥法外，直至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才解决了定罪处理与否的司法争议。然而在暴利诱惑之下，不仅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不法分子利用构效原理在地下实验室或工厂将某些已知毒品进行化学结构的改造，不断研制出依赖性更强的新毒品，而且一些未列入法定毒品名录的国家管制精神药品也不断以非法渠道流通。如：王某在没有取得药品经营资格的情况下，从一家制药厂以低价购买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安定注射液（以下简称安定）后，高价非法销售给个体诊所和药品贩子。又如：杨某用变造的中国药材郑州公司中西药部的营业执照及药品经营许可证，骗得青海省西宁青海制药厂的信任，取得该厂在河南郑州地区销售丁丙诺啡舌下含片的总代理资格。从该厂以每板（10粒、重1克）17元的价格购得丁丙诺啡舌下含片7300板（73000粒）后，先后以29元、30元不等的价格将7250板（72500粒）丁丙诺啡舌下含片卖给他人，从中牟利。显然，安定注射液、丁丙诺啡虽均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且2002年最高检也在《答复》中进一步明确安定注射液属于《刑法》第355条第1款规定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但是否属于《刑法》第357条所指的毒品，尚无明确法律规定，因此，此处的安定注射液、丁丙诺啡是毒品还是药品，成为能否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的关键。由此可见，由于法定毒品名录限制性与新型毒品的不确定性，使新型毒品的性质界定成为准确定罪的重要前提和关键。
笔者认为，仅由立法或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及司法解释亦步亦趋的补充规定来指导司法实践，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的，还是应在严格遵循惩治贩毒罪相关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结合分析贩毒罪所侵犯的法益及刑法意义上毒品的具体内涵，准确予以认定。根据我国《刑法》第357条的规定以及理论界对毒品概念的一般理解，界定刑法意义上的毒品，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第二，是否属于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前者通过检索我国卫生部发布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便可确知。后者则可以通过有关卫生医疗等部门提供的临床反应为依据。对于未被列入我国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可以参见国际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2、贩卖毒品罪的客观方面
贩卖毒品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毒品管制法规，贩卖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或其他毒品，破坏国家毒品管制的行为。[④]由于我国《刑法》对“贩卖毒品”中“贩卖”的含义和范围均未作明确规定，导致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对其产生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贩卖”包括行为人实施非法转手倒卖和销售自制毒品的行为，并说明“转手倒卖”是指行为人以较低价格将其他毒贩的毒品购进，再以较高价格卖给他人。[⑤]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贩卖，是指非法有偿转让，包括买卖、交换、批发和零售。[⑥]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是指有偿转让毒品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购毒品的行为，有偿转让即行为人将毒品交付给对方，并从对方获取物质利益。[⑦]司法实践所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对“贩卖”的定义：“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不仅将“贩卖”限定为必须以有偿性和物质性利益为前提，而对刑法作了限制解释，而且就刑法惩治破坏国家对毒品购销管理制度的行为而言，在当前形形色色毒品非法交易行为泛滥的同时，仅将“贩卖”行为治罪，也有失法律的严肃性。
根据我国刑法惩处违反国家毒品购销管制制度行为的立法意图，非法交易毒品的内容应包括：一是行为人具有流通毒品的目的;二是行为人事实上拥有对毒品的控制权和处分权,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处分毒品;三是客观上有毒品的控制行为或者失控行为。因此，所谓的“贩卖”不足以涵盖所有非法流通毒品的行为。无论该毒品的来源是低价购进、自制自销、祖上遗留或是盗窃、诈骗等非法手段获得，也无论是否从非法流通中牟利、或谋取的是否为物质性利益，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毒品的非法流通行为，即违反了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将所有非法流通毒品的行为均予以入罪严惩，而将是否贩卖牟利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近期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不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毒品交易行为，如以性非法交易、以逃避处罚或升职、调动、晋级等其他非财产性利益等为内容向具有一定职权且非法消费毒品的人交付毒品的行为，按照现行法律自然因不属于“贩卖”而无法入罪，但从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言，并不亚于毒品的贩卖行为，也可视为变相贩卖，若刑法能将所有毒品的非法交易行为均设定为犯罪，即可避免适法处理上的尴尬。当然，简单用司法解释将“贩卖”界定为包涵所有买卖、交换等无论谋利与否、不以经济性利益为前提的行为范畴，既可能导致对刑法的扩大解释，也有失法律规范的周密性、严肃性。因此，笔者建议以“非法流通毒品罪”或“非法交易毒品罪”取代“贩卖毒品罪”的罪名，弥补立法缺陷。
3、贩卖毒品罪的主体
贩卖毒品罪的犯罪主体，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14周岁以上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根据我国修订《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对贩卖毒品罪承担刑事责任，从而否定了原有司法解释的规定[⑧]，将规定死刑的走私、制造、运输毒品排除于未成年人犯毒品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罪种之外。尽管新刑法典对此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一度出现的关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刑事责任问题的争议得到解决，但笔者认为，该规定的合理性尚存一定质疑。第一，同一条文中规定同样法定刑的情况下，同一类主体仅对其中一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而不对另一类行为承担刑事责任，有失立法的科学性、严密性。根据新《刑法》第347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情节严重的走私、运输、制造毒品罪和贩卖毒品罪的最高刑为死刑，最低刑为七年有期徒刑，这不仅表明符合上述法定情节的该四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是相当的，而且应当与故意杀人、抢劫等视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因此，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上述四种犯罪行为，法律却只规定对毒品贩卖行为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有失立法的公允。第二，无论犯罪情节，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贩毒行为，一律定罪处罚，也有违刑法的罪刑均衡原则以及当前对未成年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如对于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初次、偶尔零星贩毒，若也无一例外地承担刑事责任，既不能达到刑罚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更无从体现执法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不能仅限于对贩卖毒品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而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涵括为“情节严重，可能判处七年以上（或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毒品犯罪”，以显示法律的公正性。
4、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方面
贩卖毒品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贩卖毒品的行为会发生毒品在社会上非法流通和蔓延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贩卖毒品通常是一种高利润的犯罪活动，贩毒者大都具有追求暴利的目的。但是，《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贩卖毒品罪必须具有牟利的目的，因此，对“以牟利为目的”是否为本罪的构成要件，理论界尚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贩卖毒品罪除了是出于明知是毒品而贩卖的直接故意之外，还必须具有牟利目的，即贩毒者希望通过非法销售毒品来牟取暴利；不具有牟利目的，不构成贩卖毒品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贩卖通常是以营利为目的，但也不尽然。例如，某甲为了吸食而买进大量毒品，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戒毒，戒毒后低价将剩余毒品出卖。显然难以认定某甲具有营利目的，但其行为仍然构成贩卖毒品罪”[⑨]。
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首先，从本罪罪与非罪的区分标准分析，不论是否以牟利为目的，只要所实施的贩卖毒品行为直接破坏了我国对毒品购销活动的严格管制，造成毒品的非法流通和蔓延，刺激了整个毒品犯罪的恶性膨胀，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就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至于是否追求暴利，获取违法所得的多少，都只是贩毒主观恶性程度的一种表现和反映，只能作为量刑情节考虑。其次，牟利在此只是一种行为动机的体现，而并非所有毒贩所追求的一致结果。如上所述将剩余毒品低价销售的行为。第三，从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来看 ,贩卖毒品罪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行为人以转让的方式致毒品非法流通和蔓延，危害社会。这表明贩卖毒品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的方式和危害性所具有的特性，而非主观上是否以牟利为目的。第四，人为增加构成要件内容，不仅缩小打击面，更不利于司法认定。
司法实践中不排除这样的情形，在开发了一种新型毒品之后，由于其效果尚不为人熟悉，故由毒贩免费将其在特殊人群中予以品尝，以期打开新型毒品的销售市场，在其免费发放毒品后即被抓获，对这一行为能否定罪?从某种意义上讲，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贩卖同样数量的传统毒品而言更为严重，因为它又使国家面临着一种新的犯罪危机。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赠与毒品行为同样可以依据现行法律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理由之一：为有效控制毒品，防止立法漏洞出现，故应予以刑法打击。理由之二：贩卖行为的多样性使本罪无需牟利性。理由之三：国际公约与各国的立法中，对毒品“提供”行为要求予以犯罪化都有明确的立法精神。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第三条“犯罪和制裁”第一款规定:“1 各缔约国应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将下列故意行为确定为国内法中的刑事犯罪:(a)(一)违反《1961年公约》、经修正的《1961年公约》或《1971年公约》的各项规定,生产、制造、提炼、配制、提供、兜售、分销、出售……任何麻醉药品或精神药物。”其中,“提供”行为是公约要求予以犯罪化的一个行为。各缔约国的刑事立法也应反映这一要求，如英国刑法“给与毒品罪”是“非法地……给与或者引起被给与或者由其他任何人取走任何毒品,或者其他有害有毒性物品。”[⑩]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不乏可取之处，但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在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明确规定仅对毒品的贩卖行为予以惩处的立法背景下，对无偿赠与毒品以贩卖毒品罪惩处，于法无据。理由是：第一，贩卖通说认为，贩卖应当是有偿的买卖。“贩卖”的刑法释义为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的非法收买。显然，“贩卖”的内涵与“无偿赠与”有明显不同。其次，“贩卖”无须以牟利为要件，并不意味着对贩卖行为在构罪要件中的必然性的否定。第三，对于国际公约和某些西方国家刑事立法中，对于“提供”“给予”毒品予以犯罪化，显然有其完善的立法背景和立法体系所支撑，而在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下，自然不能简单照搬盲目适用，否则不仅扩大打击面，而且造成执法不公。但若刑法增设了“非法流通毒品罪”，则该赠于行为同样可以纳入刑事追究的范畴。而目前只能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的规定，按照“向他人提供毒品”的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处以相应的拘留和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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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振想编：《刑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55页。
[②] 陈兴良：《案例刑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③]郦毓贝主编：《毒品犯罪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5页。
[④]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758页。
[⑤]崔庆生、陈宝树主编：《中国毒品犯罪透视》，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8页。
[⑥]赵秉志主编：《毒品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第125页。
[⑦]⑨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6、868页。
[⑧]最高人民法院给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中明确指出：“《禁毒决定》第2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14条第2款规定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
[⑩]史密斯·霍根著，李贵方编译：《英国刑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❸ 青少年毒品犯罪的成因有哪些
青少年毒品犯罪的成因有：
1、涉毒明星多是社会公众人物、青少年的偶像，其身份标签常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放大效应，危害往往超出常规范围而指向青少年人群。对于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阶段的年轻人而言，这些“偶像”缺乏自律、自重、自爱的涉毒行为，无疑是在传递具有误导性的错误信号。
2、一些此前不曾遭遇的新风险也正向今天的青少年袭来。据专家介绍，近20年来，在一些以青少年为主的娱乐场所开始泛滥起一种“俱乐部毒品”，是一种合成毒品。
这种精神药品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一次足量尝试就可产生欣快感，并让人表现出比对海洛因更强烈的精神依赖，因此更易成瘾，也比传统毒品危害更加严重。
3、互联网也加快了毒品传播蔓延速度，导致毒品违法犯罪转型升级，出现了从毒贩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到吸毒人员在网上集体视频吸毒、交流吸毒体会、引诱发展新吸毒人员等一系列前所未见的新现象。这让保护青少年远离毒品的局面更为复杂，形势更为紧迫。
(3)新型毒品立法扩展阅读：
青少年毒品犯罪危害后果：
1、毒品对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的危害极大。新型毒品主要影响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曾发生过吸毒后裸奔、杀人、抢劫等事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2、青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一旦吸毒成瘾，会导致记忆力衰退、营养严重不足、抵抗力下降、多种疾病发生。
3、青少年吸毒又会助长和刺激毒品犯罪，并且不断腐蚀其他无辜青少年陷入吸毒、贩毒和其他违法犯罪的泥潭，可谓是“一人吸毒，社会遭难”。毒品、酒和香烟对他们的诱惑力便会大大地增强，尤其是学校里有人在尝试这些危险的东西时更是如此，却有吸毒或酗酒的恶习。
4、吸毒不仅对人体与身心有一定的危害作用，还带给社会与家庭不少的伤痛。吸毒者在自我毁灭的同时，也破害自己的家庭，使家庭陷入经济破产、亲属离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困难境地!并且对社会生产力有巨大的破坏性，还扰乱社会治安。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给青少年一个没有毒品的未来
参考资料来源：高青县第一中学-毒品对青少年的危害
❹ 《最新禁毒法》的内容是什么
禁毒工作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2007年12月29日，禁毒法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禁毒法“利剑出鞘”，对禁毒工作涉及的禁毒宣传教育、毒品管制、戒毒措施、禁毒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彰显了我国政府的禁毒决心。
确定“四禁并举”方针
禁毒工作涉及面广，社会性强，是一项系统工程。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通过立法明确把禁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确定禁毒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保障机制”的要求，禁毒法明确规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和公民，应当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履行禁毒职责或者义务。
同时，禁毒法还明确规定，禁毒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实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并将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禁毒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为了加强对禁毒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禁毒法规定，国务院设立国家禁毒委员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根据禁毒工作的需要，可以设立禁毒委员会。
专章规定禁毒宣传教育
毒品易沾难戒，动员全社会加强对毒品危害性的宣传教育，严格落实防范措施，预防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防止公民特别是青少年沾染毒品，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增强全社会的禁毒意识，禁毒法单设“禁毒宣传教育”一章。规定国家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普及毒品预防知识，增强公民的禁毒意识，提高公民自觉抵制毒品的能力。
禁毒法还具体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应加强本单位人员的禁毒宣传教育，学校对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禁毒教育义务，以及国家鼓励公民、组织开展公益性的禁毒宣传活动作了规定。
全面规定毒品管制措施
为了有效遏制毒品来源和吸食毒品，禁毒法在对相关法律、法规有关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管制的规定以及多年来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毒品管制作了全面规定。
禁毒法规定，国家对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种植实行管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管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实验研究、生产、经营、使用、储存、运输实行许可和查验制度；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购买、运输实行许可制度；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进口、出口实行许可制度。
为了及时发现毒品违法犯罪，加大打击的力度，禁毒法还对公安机关可以在边境地区、交通要道、口岸以及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娱乐场所应当建立巡查制度，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可疑毒品犯罪资金的监测，以及建立健全毒品监测和禁毒信息系统作了明确规定。
戒毒措施具有针对性
为了加强对吸毒人员的管理和帮教，提高戒毒的成效，禁毒法针对吸毒人员的不同情况，分别规定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和强制隔离戒毒。
国家鼓励吸毒人员自行到具有戒毒治疗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负责社区戒毒工作的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层组织与戒毒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协议，落实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对于拒绝接受社区戒毒，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等情形的吸毒成瘾人员，由公安机关决定予以强制隔离戒毒。
同时，禁毒法还对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的社区康复、戒毒康复场所的建设、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等作出了规定。
加强禁毒国际合作
为了加强禁毒国际合作，根据多年禁毒国际合作的实践，禁毒法对禁毒国际合作的原则、内容和工作机制，以及支持有关国家实施毒品原植物替代种植、发展替代产业等作出了规定。
禁毒法规定，根据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对等原则，开展禁毒国际合作。国家禁毒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授权，负责组织开展禁毒国际合作，履行国际禁毒公约义务。涉及追究毒品犯罪的司法协助，由司法机关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❺ 奥地利国家有没有禁毒法
奥地利的毒品政策有着特殊且创新的一面。它最早采用并坚持了“以治代惩”的原则。其毒品问题的阶段性特征明显：20世纪60年代之前，非法合成阿片类物质的使用很少，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麻开始在青少年群体中使用。70年代末期，海洛因的使用开始增长并对其后的毒品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21世纪初新型精神类物质的使用催生了奥地利新的毒品立法。
1971年、1974年、1978年奥地利陆续出台的《麻醉品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的主要内容有二：其一，减轻对吸食者的处罚力度；其二，加重对毒品贩运者的惩处。例如，1971年的修正案规定“所持毒品低于限额的违法者若同意接受卫生部门的医学检测并在需要的情况下接受治疗或者监控，则可免于处罚”。而1974年和1978年的修正案将罚金的上限提升了十倍。
与此同时，奥地利国内专门的毒品研究机构和治疗中心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出现。1972年安东·普罗科施研究所建立了一个长期治疗中心。而在2009年以前，路德维格·玻尔兹曼成瘾研究所一直是奥地利成瘾研究的支柱力量。
1998年奥地利对毒品政策进行调整，颁布了新的《麻醉品法》。新《麻醉品法》通过下述方式强化了“以治代惩”原则：(1)对未成年的大麻罪犯实行特殊管理；(2)采取更多的措施应对与吸毒相关的健康问题；(3)对以毒养吸者延期指控。2007年的《麻醉品法》修正案持续了这一模式，并将一些原本选择性的措施更改为强制性。
奥地利对成瘾者的戒治政策也有所调整。其一，提供住院以及门诊治疗服务的单位数量有所增加。其二，1998年阿片类物质替代疗法写入《麻醉品法》。其三，2006年实施《口服替代药物进修规章》，对能够开具处方的内科医生进行强制培训，以强化对阿片类物质替代疗法的管理。其四，强化对吸毒危害的干预，提供更多的减少危害服务。
这一时期的新毒情是新型精神药物的出现。奥地利政府的第一步应对措施是于2009年对新型精神药物进行了分类。2011年，奥地利出台了针对新型精神药物的立法——《新型精神药物法案》。2013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党组成新政府，并在2013-2018联邦工作计划中提出：制定国家酒精和药物成瘾预防策略。
❻ 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的资料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青少年版
毒品：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诗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
一、青少年是新型毒品预防教育重点对象
随着新型毒品的泛滥，青少年已经日益明显地成为最容易受这类毒品侵害的高危人群之一。由于年轻人精力充沛：追求新奇、寻找刺激，非常容易受到这类新型毒品的诱惑和俘虏。歌舞厅、迪吧等娱乐场所是青少年群体乐于消费的地方，同时也是新型毒品泛滥的场所。许多青少年处于好奇或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开始接触毒品，毒贩们也常采用各种招数诱惑孩子们吸毒。因此我们需要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采用科学的方式去解决。关注点主要集中于通过培养青少年的品质和精神来预防新型毒品滥用，追求有意义的人生目标， 以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活。
二、青少年吸食新型毒品的诱因
1、无知和轻信：调查表明，在青少年吸毒中的情况下吸食毒品。有80％以上是在不知道新型毒品危害。
2、贪慕虚荣、赶时髦：错误的人生观导致许多年轻人误将吸毒视为时髦、气派，是高档消费和富有的象征，最终断送了他们本来美好的前程。
3、借助吸毒逃避现实，寻求解脱：一些青少年试图借吸毒逃避现实，寻求解脱。这种不积极的心态，其结局只能是登上“死亡快车”。
4、交友不慎：许多年轻人染毒是来自周围的不良影响，坚决拒绝这种不良影响是唯一的选择。
5、赌气或逆反心理：“你不让我干，我偏要试试”的逆反心理，不服气、不甘心、不认同的较劲心理，在许多青少年中普遍存在。你说毒品可怕，我就不怕；你说毒品难戒，我就吸一个给你看，正是这种逆反心理，促使一些年轻人自己跳进了火坑。
6、追求刺激和享乐；
7、受毒贩引诱；
8、在特定环境下使用新型毒品三：如何提神，学生在考试前服用止咳水。
三、如何防范青少年吸食毒品
1、学校如何防范新型毒品
(1)力口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新型毒品预防教育工作，通过各种教育渠道与方式，使广大青少年学生充分认识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的特点和危害，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
(2)讲解有关正确对待青春期、提高自尊心、调节情绪、面对压力、对待挫折等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学生不借毒解闷、借毒消愁。
(3)针对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是新型毒品传播高危点的事实，要教育青少年学生拒绝进入歌舞厅等娱乐场所，远离吸毒人群， 引导学生自觉抵御新型毒品的诱惑。
(4)积极组织和鼓励学生参与禁毒活动，如“不让毒品进校园”、“禁毒志愿者行动”等等。
2、家庭如何教育子女不沾染新型毒品
(1)经常耐心听取子女的意见，和孩子交知心朋友，培养孩子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随时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2)家长要掌握了解新型毒品的危害和禁毒知识，成为子女拒绝毒品的教师。
(3)以身作则，在孩子面前更要做榜样，首先进沾染毒品。
(4)尽量少让孩子去治安复杂场所。
(5)教育孩子慎交朋友。
(6)教育孩子从小不随便接受陌生人的礼物。
(7)发现孩子性格和行为有异常表现，应引起警惕。
3、娱乐场所如何拒绝新型毒品
对从业人员进行禁毒宣传和教育，督促其自觉履行防毒、拒毒义务。
组织从业人员积极参加公安机关举办的禁毒培训。
在场所内设定、张贴禁毒警示牌、宣传画和举报电话。
实时巡查，积极预防涉毒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开展禁毒承诺活动，有效推动娱乐场所内部建立禁毒自律管理制度。
发现涉毒违法犯罪活动的，业主以及场所内工作人员应当予以制止和立即报警，并积极保护现场和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等。
4、青少年“自卫防毒”术
1、直截了当法：坚定直接拒绝引诱：“吸毒会上瘾，害人害己别害我”
2、金蝉脱壳法：受到威逼利诱，可以借口婉转拒绝“我，我肚子疼，要去厕所”溜之大吉
3、主动出击法：立刻提出反建议，例如相约一起游泳、看球赛等。借以转换话题。
4、秘密报案法：如果实在无法脱身，趁其不备，偷偷告诉你信赖的人，或者拨打110.
5、及时告知家长法：当毒贩威胁你，不准告诉家人，否则就要对你或家人下手时，一定不要被他们威吓住，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❼ 10公斤K粉要判好多年
小弟来回答一下:小说K粉饰我们社会的俗称！按科学上称为“氯胺酮”！
氯胺酮在我国俗称“K粉”，是一种麻醉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用于临床麻醉用药。同MDMA流行性滥用情况类似，氯胺酮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先在西方社会，后在全球范围被广为滥用。氯胺酮滥用近年来在我国滥用有愈演愈烈之势。研究表明，氯胺酮可抑制丘脑——新皮层系统，选择性地阻断痛觉，故具有镇痛的药理学作用；另一方面，氯胺酮对大脑边缘系统具有兴奋作用，由此造成氯胺酮的一些作用特点，即意识与感觉的分离状态，这是造成氯胺酮滥用的毒理学基础。滥用氯胺酮后导致神经精神中毒反应、幻觉和精神分裂症状，表现为讲话含糊不清、头昏、精神错乱、过度兴奋、幻觉、幻视、幻听、运动功能障碍、抑郁以及在药物作用下出现怪异和危险行为。如将氯胺酮与海洛因、大麻等毒品一起使用，可导致毒品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毒性相加的“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较两种药物单独使用产生的中毒要严重的多(即1+1>2)很容易导致过量中毒甚至发生致命危险。
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问题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冰毒的罪名和罪状，但是，对于其他新型毒品犯罪，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司法机关在定罪问题上带来一定的难度。笔者认为，既然新类型毒品犯罪也是毒品犯罪的一种，那么，就应按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毒品犯罪的罪名来定罪，即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来定罪。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刑法明文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在新型毒品被依法确认为“毒品”之前，对新型毒品犯罪的行为还不宜以犯罪定罪。我国刑法第357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笔者认为，新型毒品可以列入“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之中，但是，必须得到有权机关的认定，而在我国，有权认定的机关主要有国家的立法机关和有司法解释的国家司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认定新型毒品犯罪的机关作出明确规定后，方可定罪。
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10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一百克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大”；2002年 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对浙江高院作出的《关于氯胺酮能否认定为毒品问题的答复》中明确指出：“氯胺酮是列入《精神药品管制品种目录》的国家进行管制的精神药品，具有一定的精神依赖性潜力，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这就又将新型毒品中的氯胺酮又列入了刑事司法打击的范畴，从此以后，司法机关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氯胺酮的行为，可以分别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定罪。
现在K粉（氯胺酮）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这就又将新型毒品中的氯胺酮又列入了刑事司法打击的范畴，从此以后，司法机关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氯胺酮的行为，可以分别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定罪。
上述可想K粉完全可以按毒品定罪！基本已经可以解决问题了！10公斤K粉！有多大罪业可想而知了！谢谢！
❽ 哪一年的法律最初规定了贩卖毒品罪
是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该法171条明确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
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最早的国家，已有二百年多年的历史。中国也是世界上禁毒立法最早的国家，中国最早的禁毒法规是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颁布的禁烟诏令。
1839年6月清朝道光皇帝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禁毒法律。光绪于1906年正式颁布了十年为限禁绝烟毒上谕，开始清王朝20世纪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一声令下，所收缴的三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四斤鸦片，随着滚滚浓烟投进了销烟池。林则徐的这一壮举震惊中外，令世人瞩目。
(8)新型毒品立法扩展阅读：
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贩卖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贩卖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2、贩卖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3、武装掩护贩卖毒品的;
4、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5、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贩卖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贩卖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贩卖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贩卖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贩卖毒品罪
❾ 笑气为什么不算毒品
一般人认为笑气这东西应当算是毒品，但是看过相关规定后，才发现它居然不属于毒品范围内的，至于为什么？我们先到看一下笑气的组成，了解下它的前世今生。
笑气化学名称为了“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呈无色有甜味气体，它最早是由英国人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在1772年发现的。后来他的朋友英国化学家汉弗莱·戴维发现在1779年发现的笑气可以缓解疼痛，并起到一定的麻醉效果。因为它及可以使吸入的在保持清醒的同时暂时的忘掉疼痛，因此在进行口腔手术的时候经常用它作为麻醉剂使用。
虽然笑气不算毒品，如果长期吸入笑气，对身心健康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首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逃避现实，自我放纵的行为，短暂的兴奋对于现实生活于事无补，而且还必然荒废工作和学业。另外如果长期吸入大量的笑气，还可以造成氮中毒而致人残疾。
其次，如果吸入者一旦成瘾，也会给其自身造成非常大的经济负担，这就可能导致这部分为了钱而铤而走险，无论男女游走在法律的边缘，造成对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这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社会问题。
根据我们2015年发布的《危险化学品管理办法的规定》，笑气是危险化学品范围的，其使用，保存和运输都要受到严格的法律要求，如果将其在用民间的私下贩卖，或教唆人吸食也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也将依法受到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