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立法

1. 高中历史中：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思想有什么区别，经常把这四者搞混

同：实质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都注重人的价值，都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做了思想准备；他们追求的所谓人类利益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异：（1）背景不同。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萌芽的产物，主要是反对教会对人的束缚；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
（2）内容不同。文艺复兴提倡恢复“人性”（即感性），旨在摆脱天主教神学的束缚，强调追求现世的幸福；启蒙运动则进一步高举“理性”的旗帜，旨在反对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
（3）方式不同。文艺复兴时许多思想家借用恢复古希腊的文化，主要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启蒙运动重在社会哲学方面，提出了新的社会思想。
（4）影响不同。文艺复兴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浪潮。启蒙运动是在科学事业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它打击了封建主义的世俗统治，引发了欧洲及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走向光明 回答采纳率:16.8% 2008-12-29 13:05 检举
（一）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出现的背景：14、15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新兴的资产阶级追求财富和现世的享乐，关注人的本身的发展，不可多得的人才优势和丰厚的文化遗产成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基础。

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人文主义。其核心是肯定人，注重人性，要求把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

文艺复兴的成就：文学方面，出现文艺复兴前三杰：薄伽丘、但丁、彼特拉克。艺术领域，和后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他们开创了现实主义艺术的新时代。

文艺复兴的扩展：16世纪，文艺复兴之风吹到英国，造就一位卓越的戏剧家——英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莎士比亚。

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基督教神学桎梏，唤醒了人的自我意识，高扬了为创造现世幸福而奋斗的精神，为后来启蒙运动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对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发展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二）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思想极大地冲击了天主教的精神独裁，天主教的权威日益受到人们的怀疑。1517年10月，德意志的马丁·路德拉开宗教改革运动序幕。他主张因信称义。他创立新教登上欧洲历史舞台，与原来的天主教、东正教形成三足鼎立的新局面。

是一场在宗教外衣掩饰下发动的反对封建统治和罗马神权统治的社会思想政治运动。它打击了西欧的封建势力，摧毁了天主教的精神独裁，使人们从罗马天主教会的宗教枷锁中解脱出来，新教成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并对后来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启蒙运动

（1）背景：随着17、18世纪欧洲 资本主义经济 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自然科学巨大发展，为启蒙思想提供了基础。启蒙运动的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 发动的反封建 思想解放运动，是对文艺复兴人文精神 的继承和发扬，启蒙思想的核心是 理性主义，最大特点是 崇尚理性，其实质是 批判封建制度，对新社会提出设想。

（2）启蒙思想家及其主张

伏尔泰 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他强烈抨击天主教 和封建制度，倡导自由、民主与平等，政体上主张实行 君主立宪制，其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孟德斯鸠代表作《论法的精神》明确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其核心是权力“制约与平衡”，成为后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

卢梭在其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并认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卢梭提出创立民主共和国，他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对后来法国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了人不是工具，而是自身的目的，即我们今天强调的以人为本，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最终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

（3）启蒙运动的影响

启蒙思想家对世俗的君主专制制度 提出了尖锐批评，宣扬“理性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打击了专制主义的世俗统治，启导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

2、知识点评：

比较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异同 相同：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利益相同：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 基本内容相同：都注重人的价值。

不同：背景斗争重点不同：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萌芽 的产物；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 的结果。文艺复兴主要是反对教会 对人的束缚；启蒙运动对世俗的君主专制制度 提出了尖锐批评。主要内容和影响不同：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 启蒙运动以“理性主义”为核心，同时还对未来社会提出基本原则；文艺复兴推动科学事业 的发展和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 浪潮；启蒙思想在科学事业发展的前提下出现，打击了专制主义的世俗统治，启导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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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主义发展的阶段特征

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可大约分为：西塞罗时代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
这三个阶段的人文主义——差异：具体内容
共性：然就它们的基本性格而言，皆不能担当领导西方文化生命的使命。
——因为它们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与不足。

①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一概念，成立在西塞罗时期的罗马，故西塞罗是西方文化史上第一个意识到人文主义内容及其价值的人。
他之所以有这种自觉的意识，牟宗三认为：“是由于罗马原是一野蛮民族”，故西塞罗的人文主义自觉“正表示野蛮无文的民族开始自觉到自己之野蛮，自己之纯为赤裸裸的原始生命之不足，反省到自己之寒伧，而想要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西塞罗的人文主义，正尽了这个责任。”但因这个责任只落实在“现实生活之重自由、尊理性、富美感，这种广泛意义的生活情调”之上，因此，这时的人文主义只注意到广度方面的礼仪规范之上，并没有由此复向内向深处开发，以彰显出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文化生命的最后根据。
此时的人文主义自觉，正如唐君毅所说，是基于由外在的观解而来的补漏救弊，并非直接从人之自身而要求自立起来。
这实际上并不是自觉，而是他觉，依他而觉。

这样一来，此时的人文主义则既有其成就，亦有其限制。
其成就在：这种人文主义能极成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
其限制在：这种有教养、合规范的社会政治生活，只是外在的重秩序、尚和谐，实不能凝聚收摄于人的生命中而得以最后的贞定。
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所成就只是外在的、形式的、美的人间境观，而这种美的人间境观因是外在的、形式的，因而是松散的、虚脱的，随时可以滑坠堕落。

这是因为，人文主义若只落实在现实的生活情调之上，即是松散的、无“本”的，而无“本”，则自身并不能挺立得住。

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在这个时期人文主义之得到世界的意义。
但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依然承继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桎梏的对峙和超脱。
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
Renan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出来。
所谓“再生”——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
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
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因对治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
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对人的特殊的气质之性的肯定，同西塞罗时期的人文主义尚只停留在外在的和谐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美的境观之上，可以说是更进一步地收摄到人自身上来，这是人文主义发展中的一大进步，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成就，因为对于人文主义来说，这是逐渐回归到“人”这个“本”上来了。
但必然指出的是：人文主义对生命的反省若只到这种程度，而把人文主义得以成立之“本”建基在人的气质之性上，则依然有其不可克服的限制。
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此时的人文主义尚不能由个性之我进一步内透反显出一个与“神”通的普遍的自我。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总是同基督教神学对显而成立，其个中关键是：此时的“人”，即个性自我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尚缺乏反省的破裂、超越的分解的内在工夫，而见一个超越的普遍自我，以作为个性自我的领导原则。
这样一来，“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虽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然其所谓人性仍只是对自神本落下来而说，而落下来自其自身而观之，又只是一个浑沦的泛说，而个性自我亦只是一个浑沦的整全，因此亦只偏于就才情气而说”。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彩由此出焉，其流弊亦由此出焉。其精彩处乃在：能尽人之才情的个性创造，而产生出伟大的科学和艺术；而另一方面，正如唐君毅所言，也使得“人之一切自然本能，蛮性的权利意志，向外征服欲，得一尽量表现之机会；而形成近代文化中另一种人之神性与其兽性之纠缠”。这便是其流弊之所在。

③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这个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的知性”的反抗而成立。
而启蒙思想则是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反省而作的凝敛、收缩与沉着。前面说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执着于生命个性的欢欣而成就了伟大的科学和艺术，但这种成就是基于个体生命对大自然的爱好与追逐，它并没有收缩回来在主体内作一超越的反省与分解。

因此，这个时期的科学成就大多尚处于经验层面，而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知识之学并没有成立。启蒙思想就是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那种个体生命的爱好中收缩回来，沉着而为知性的精神。所谓知性，就是逻辑数学所规定的“思想主体”（注意，这个“思想主体”并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因为它——若按康德的哲学来讲——实只是一些先天形式，如时空或范畴，如质、量、关系、模态的范畴等，故它是普遍的、客观的、抽象的。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这样一来，“知性”一出现——“则人之心灵之具体而浑全的活动即被破裂分解而为各方面的形态。知性与直觉分开。

因此，了解人的本质亦以‘抽象的理性’视为人之本质”。主体为纯知性，客体为纯自然，知性为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这种收缩回来的基于主体的超越的反省与分解，使得“学之为学”的知识之学得以成立。这是启蒙思想的最大贡献。
但另一方面，使得启蒙思想脱离了人文主义的母体，而成为“非人文的”。因为，若仅以“抽象的知性”视为人的本质，则势必将人的丰富而质实的内容拉空，而人文主义必须从整全性、丰富性和质实性来看人。这是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起来反抗启蒙思想的根本原因。

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起初是由一批文学家所发起，被称为狂飙运动。
他们从一种新的生命感情出发，而反对启蒙思想的“抽象知性”的僵化、空疏。
尽管狂飙运动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一样，均是从一种生命之情而进入，但狂飙运动有进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地方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本对立，与宗教不相融；而狂飙运动则通过对生命的深深体验，则见出了宇宙大生命的无限性与弥漫性，从而有一种泛神论的倾向。
尽管这与真正的宗教精神尚有很大的距离，但可以见出此时的人文主义与神本并非绝对地不相容了。

但这，正如牟宗三所言，毕竟是基于文学情调的主体主义的浪漫精神，这是一种绝对的主观主义，然人文主义必须由主观主义而进到客观主义，主体的客观主义。
后来的莱辛、歌德适时地提出“人格”的概念，就是要把人文主义由主观主义向客观主义牵引。 他们借用柏拉图哲学中的Idea（理型）概念，把“人格”作为生命的理型而内在化于生命之中，导入人文主义之中，从而使人文主义克服主观主义的浪漫精神而走向客观主义。
这样，人在其自身之中有其内在的形成法则，各个人都是从内的无限发展达到其整严规定的个性。
“有了人格概念，先把自己的生命内在地客观化，然后始能肯定人间的一切人文活动，见出其能完成人格的教养作用。这就是移向客观主义”。

所以，在歌德的基于人格的人文主义看来，人格的发展是个性，同时也是整全性。完全的个性，不能不是“全人”，但不是全知全能，而是人的一切能力都得到充分而健全的发展。

这便克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对单纯个性的喜悦，而使得人的能力虽得以充分发展，却又与兽性相纠缠的弊端。

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贡献。

然而，歌德等人根据柏拉图哲学的“理型”而提出“人格”的概念来进入人文主义，其弊端也是极其明显的。生命诚然要客观化，从而开出其意义与价值。但歌德等人取途于柏拉图的“理型”，则是不够的，因为柏拉图的“理型”是从对象方面，以一种美学情调的观解，再佐以逻辑思辩，而把握的“体性学的有”，一种纯“形式的有”。

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由此而进入人文主义并不能尽其全蕴，因为人文主义必须依仗生命自身的觉悟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
也就是说，依据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并不能尽人性主体之切义，不能树立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性”，并以之真正开辟出价值之源与理想之源。

3. 如何在毕业论文中阐述作品对社会，人文，环境，法律等方面的影响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论纲
【论文摘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是三个内涵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正确的理解三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党提出的依法执政的核心内核。本文通过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提出了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对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依法执政又是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的观点。

【论文关键词】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
一、引 言
2011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作为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一员，笔者更加关注“依法执政”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执政理念是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进一步深化，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而与“依法执政”相临近的另一个范畴——依法行政又是依法执政的最经常的体现。本文正是想通过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关系的厘清以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以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
二、依法执政是执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依法治国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一）依法执政与依法治国的涵义
所谓依法执政，按照《决定》的精神，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主要体现在：1、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3、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种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5、以保障司法公正为目标，逐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形成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所谓依法治国，或者法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从古希腊时期就曾经为柏拉图以及亚理士多德详细阐述过，归根结底，其核心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法治与人治是一个相互对立的范畴，法治讲求用没有感情的、理性的法律来代替喜怒无常的君主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法治与民主不可分割，法治是民主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民主，所谓的法治只能流于空谈。亚理士多德认为法治实质是摆脱个人欲望，求助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是一种最优秀的治国之道。他指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 他在比较研究了一百五十八种政体之后得出结论说：“最高统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说，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的要旨是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掌管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的私利，那么就必然是变态政体。”因而，他说：“应由多数人来治理国家……似乎是很正确的……。”“相对于一人之治来说，法治（The Rule of Law）更为可取。”“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二）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法治国理念的进一步深化
比较这两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其核心内核是一致的。依法治国的最根本要求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无上权威，就是要确立一个摆脱个人欲望，理智统治的社会制度。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执政党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由此可见，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只要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确实实的实现了依法执政的既定方针，所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不难实现了。
如果说党的十五大只是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那么，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执政则是对这一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依法治国方略核心问题的反思，它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进和创新，它必将成为社会主义中国走向文明、法治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的梳理来看，依法执政的提出是依法治国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深化。应当承认，古老、博大的中华文明不是不存在缺憾，缺少法治的人文、思想基础就是其中一个巨大的缺憾之一。 尽管也存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们提出的“独任法治”的呐喊，但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并未真正影响中国的法治进程。 中国意识到并主动开始推进法治进程是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之下进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 但遗憾的是，在当时举国迷茫、兵荒马乱的情势下，中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抓住历史的机遇实现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我们党执政以后，由于政治与军事的巨大胜利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忽视甚至完全抛弃了法律的作用。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曾经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它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也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 由于极端忽视法治，推崇人治，结果十年“文革”最终爆发，给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实行人治最大的弊端，是把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决策没有基本法律依据和民主程序规则，个别人可以恣意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将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1996年初，江泽民同志就依法治国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深入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意义、内涵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进一步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随后写进了宪法。从中国法治进程的脉络，尤其是我们党执政以后的治国理念的变迁来看，我们党对依法治国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显然已经认识到了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正式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江泽民同志适时的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载入宪法，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如何实现依法治国却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考察；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正是在前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取得的巨大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核心性的决策。它实际上表明，我们党已经意识到，要实现依法治国，在现阶段，关键是依法执政，只要实现了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应该说依法行政并非什么新鲜名词，其含义就是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履行自己应负的职责，合理的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就是要求行政机关自身的设立（包括职能的确定、组织设立、权力来源）、行政机关的运行（尤其是行使抽象或者具体的行政权力）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遵守相应程序，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法律的监督，违法行政应承担法定责任。 依法行政的产生与民主法治、分权制衡不可分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主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依法行政作为一个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对法治的理解不同，依法行政原则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例如：英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日本称为法治行政等等，但是政府行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在法律之下进行则是共同的。与西方建立在深厚的法治传统基础上不同，我国提出依法行政口号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从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依法办事，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依法行政，再到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直至1999年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依法行政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道路。作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不仅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更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的一场深刻革命。 我们通过对依法行政原则的历史和理论考察就不难发现，依法行政原则所要求的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社会自治、程序法治等理念正是依法治国战略在行政领域内的应有之义。
在现阶段的中国，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目前之中国，是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中国，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程中，由于传统的党政不分、政府包揽一切的思维和理政模式不会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行政权的过分强大在我国仍然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据统计，在我国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和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行政执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处于举足重轻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依法行政也根本谈不上依法治国。
四、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依法执政是
依法行政的前提，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
依法行“政”与依法执“政”，“政”字虽一，但含义相去甚远。前者的“政”准确的理解，应为政务之“政”；后者的“政”则为政权之“政”。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的主体明显不同，一个是执政党，一个是执政党执政后依法成立的人民政府。依法行政要求的是各级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其应付的行政职责；而依法执政则要求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凌驾于民意之上。依法执政的原则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相对更加宏观； 依法行政的原则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相对更加具体。依法执政是我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进程中治国理政的战略性调整； 而依法行政则是从战术的角度来贯彻执政党的执政方针。
尽管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内涵大不一样，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首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时代的产物，是人民的选择。我党执政以后，对是否应该依法执政以及是否应该严格贯彻依法执政的问题曾有过曲折，历史证明，没有我党的依法执政，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都会陷入危机和困境。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正是“十年文革”时期的一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政府根本不可能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其次，人民政府是一个基本由我党员、干部组成的政府，是我党执政方针、政策和理念贯彻的主要渠道，如果没有这些党员、干部的从依法执政的战略高度来行使其职权，整个政府运作必然会陷入失范状态，依法行政只能是空中楼阁。第二，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执政在行政领域内的经常化和具体化。依法执政相对于依法行政而言，是一个上位概念，更加宏观，它必须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的具体的运作才能得以贯彻。 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现阶段的中国，尚处于一个行政权过分庞大的转轨时期，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的关系并未能真正得以理顺，立法、司法两头过小的“纺锤型”状态还不可能在一时片刻之间得到合理的改观，因此我党的依法执政的战略方针更多的要依靠各级人民政府去落实和贯彻，从这个意义上说，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最为重要的环节，是依法执政的经常化和具体化并非言过其实。
五、结 语
总之，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提出是对我党依法治国战略的进一步深化。而由于现阶段政府施政的特点，实际上依法行政正是依法执政的日常体现。三者既有根本的内涵差异，又有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只有理解了这种区别与联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领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依法执政理论的精髓，更好的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当然，这种理解不一定准确，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4. 民法总则体现哪些新的立法理念和立法精神

作为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统领性规则，民法总则的通过和施行，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民法典编纂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民法总则以现代社会私法自治最重要的自由和平等为价值主轴，以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为民事活动的边界，以绿色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理念，引领整个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民法总则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创新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

民法总则彰显了权利本位的现代法治精神

民法是私法的基本法，它以对人的保护为核心，以权利为本位，系统全面地规定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在民事活动中享有的各种人身、财产权益。因此，民法典被视为现代法治文明的扛鼎之作，被誉为法治健全完善的标志。民法总则作为民事活动的统领性规则，充分彰显了权利本位的现代法治精神。

民法总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

民法总则把对人的权利的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对人的尊重保护为核心，民法总则扩大和调整了民事主体的权利保障范围。一是增加了对胎儿利益、个人信息、一般人格权、特定人格权的保护。二是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年龄从十周岁下调至八周岁。三是尊重被监护人的“自我决定权”。四是强化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中利害关系人的保护。民法总则的这些规定，强化了对人的自主性的尊重，彰显了人文关怀的现代法治精神和价值理念。

民法总则体现了中国特色和时代要求

民法总则作为市民社会基本法的统领性规则，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保持了民事法律对人类生活所积淀美好价值的尊重。一是确立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法宗旨。二是民法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守法原则、绿色原则等，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外在反映，直接反映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诚信、文明、法治等理念，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三是民法总则将民法法律渊源的范围扩大到民事习惯。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民事纠纷的处理，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实际上是以道德为核心，要求民事主体在进行民事活动时，应当尊重社会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

新增绿色原则，反应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时代发展需求。

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是民法总则对民法基本原则的又一个新突破。绿色原则的确立，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当下，调整民事主体利益关系离不开人与自然的视角。这一规定反映了具有先进时代特色的立法理念，既传承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又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党的新发展理念。

5. 人文主义法律思想的特点

人文主义 是指社会价值取向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注重强调维护人性尊严，提倡宽容，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

人文主义特点

第一个特点

第一，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焦点在人的身上，从人经验开始。它的确认为，这是所有男女可以依据的唯一东西，这是对蒙田的“我是谁”问题的唯一答复。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学研究。但是这说明了这一点：像其他任何信仰——包括我们遵循的价值观，还有甚至我们的全部知识——一样，这都是人的思想从人的经验中得出的。

第二个特点

人文主义信念的第二个特点是，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这一尊重的基础是人的潜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这种潜在能力：那就是创造和交往的能力(语言、艺术、科学、制度)，观察自己，进行推测、想像和辩理的能力。这些能力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人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可以改变方向，进行创新，从而打开改善自己和人类命运的可能性——我强调可能性，不是比这更多的东西，不是肯定性。

为了要解放这些能力，使男男女女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力，有两件事是必需的。一是教育，教育的目的不是具体任务或技术方面的训练，而是唤醒对人类生活的可能前景的认识，引发或者说培养青年男女的人性意识。有的人生来就具有这种意识，他们的潜力就自然得到发挥。但是大多数人需要唤醒他们这种意识。因此人文主义者不仅对教育寄予中心地位的重视，而且他们也在总体上主张打下全面教育的基础，目的在全面发展个性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

要解放人的能力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个人自由。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用理性这武器除去了由世俗的和宗教的习俗、过时的法律、权威主义的制度所加的限制和禁忌，驱散了教会和整个天启宗教的机器所利用的恐惧和迷信。他们想用改革后的法律制度和世俗化国家来代替。这个法律制度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思想自由和意见自由的基础上；这个国家则由代议制来治理，对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创业，尽可能少地予以干涉和立法。

到底少到什么程度，是十九世纪早期和二十世纪各有不同的看法的问题，这说明了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人文主义传统，把它看成是一场持续的辩论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可以指望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在它的某个发展阶段赞同自由放任政策，我们也能指望这个传统在后来某个阶段反对这种政策，而且用提倡社会改革，限制经济权力，为不能自谋生计的人提供基本生活需要等手段，来扩大自由，作为国家干预的辩解。在国家干预应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而不致产生反效果 ——的问题上的这种意见分歧，仍是人文主义传统的一个特点。这远远不是弱点，相反，这种能够适应社会和环境变化的能力，同死死守住僵硬不变的正统思想相比，在我看来倒是一个优点。

第三个特点

人文主义传统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始终对思想十分重视，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马克斯韦伯关于思想、环境、利益的相互渗透的概念，是最接近于总结人文主义关于思想 的看法的，即它们既不是完全独立的，也不是完全派生的。

从十四世纪彼特拉克大声疾呼反对经院哲学开始，人文主义就表现出它不信任哲学体系——不论是神学体系，形而上学体系，还是唯物主义体系——中关于抽象思想 的缜密推敲。它重视理性，不是因为理性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为了理性在具体人生经验中所遇到的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应用。为了同样的原因，人文主义偏向于历史的解释方法，而不是哲学分析的解释方法，或者，至少，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样，是两者的结合，把普遍的人生经验同这些经验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联系起来。它不想把自己的价值和象征强加于人，像天主教的或者卡尔文派的、伊斯兰教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或象征那样，相反，它认为通向真理的路不止一条，其他文明不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不论是古希腊的还是中国的、罗马的、法国的、印度的文明，它们所形成的道路，都需要认真对待，需要作出努力根据它们自身的条件来了解它们。即使当我们不能接受它们作为我们自己的文明时，或者由于它们不容异见的偏狭性而使我们被迫捍卫我们自己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这样做。

人文主义当初在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时，就是抱着这样一个目的，要想深入和恢复遥远的希腊和罗马的古人世界。四个世纪以后，歌德重复了这个经验，从中得出灵感，重新塑造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古代希腊思想、文学和艺术的活力远远没有耗绝，这可以从俄底浦斯神话对弗洛伊德和斯特拉文斯基仍旧有着魅力看出来。我们可能感到遗憾，因为古典文明已不再是许许多多受过教育的人所熟悉或所能接触到了。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其他国家人民的语言，他们的历史，他们的艺术和他们的信仰，把自己投入到其他国家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中去，不论他们是古代希腊人，还是中国人，西班牙人，或者美洲印第安人，或者投入到我们自己社会的早期阶段中去，这样的努力不应该让它消失。这种移情的艺术，狄尔泰叫做verstehen（理解），对人文主义教育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在打破那种除了自己这一时代和文化以外对其他时代和文化都一无所知的愚昧性方面，有极大的价值。语言和通过谈话，通过文学、戏剧、演讲、歌曲进行交往的力量，是人文主义 传统中核心的东西。幽默也是，从希腊的瓶瓮画家到查利卓别林，这是最有特点的交往形式之一，是只有人才掌握的笑自己和笑别人的能力，也是除了看到人生所处的困境的悲剧——面以外也看到它的喜剧一面的能力。

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用于文学和戏剧以外，也适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越过不同语言的障碍进行交往的力量。在十七世纪，维柯曾经指出，象征和神话表达了—个社会的信念和价值观，这可以从有关诞生、婚姻、死亡的普遍经验的风俗和习惯中看出，也可以从一个社会的有关财产和家庭的法律和制度中看出。这里又是一个极其丰富的泉源，人文学的研究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为此提供途径，人文主义传统也可由此吸收营养。

人文主义讨论中有一个最古老的题目在古人中间已经很熟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又重新恢复了讨论，那就是积极活跃的生活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孰优孰劣。在逆境的时候，比如在—党专政之下生活，很少机会可以进行公开活动，那么，当然我们会认为，在自己的私生活中寻找一个避难所和静止点是人文主义传统的自然表现。这是蒙田在十六世纪宗教战争中的态度，又是生活在独裁专政下许多异见分子经历中一再重复的态度，不论这种独裁专政是右派的还是左派的。但是人文主义者的意见还是偏向于积极活跃的生活，争取掌握命运，在邪恶面前进行抵抗，而不是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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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澳大利亚法律和人文

【【【【【【【【【【法律】】】】】】】】】】】

澳大利亚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法治和公正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的基础上的。在澳大利亚的普通法体系中，程序的公正性、司法判例、预期立法以及分权等都是基本原则。

在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的法律制度都体现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州议会可以就任何与所在州有关的事宜进行立法。但是，在宪法限定的权力范围内，有效的联邦法律可以推翻州法律。

司法独立于立法与行政。在解释和适用法律时，法官独立于政府。联邦法官的任期得到宪法保障。在各州和地区，法官任期得到法律保障。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是所有事项（无论是属于联邦还是属于各州管辖范围）的最终上诉法院，而根据宪法授权，联邦议会有权赋予州法院联邦管辖权。

【【【【【【【【【【人文】】】】】】】】】】】

（简短的）澳大利亚是典型的移民国家，人口2000多万，澳居民大多数信奉基督教，英语为通用语言。多民族形成的多元文化是澳大利亚社会一个显著特征。
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是世界重要的矿产资源生产国和出口国。
澳大利亚农牧业发达，素有“骑在羊背上的国家”之称，是世界最大的羊毛和牛肉出口国。
（复杂的）国名： 澳大利亚联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首都： 堪培拉
面积： 7,692,000平方公里
人口： 2156万人(2009年1月)
语言： 英语，土著语言，澳大利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
货币： 澳元
民族： 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移民的后裔95.2%，亚洲人1.3%，土著人1.5%，其他2%。
宗教： 25%的国民没有宗教信仰，圣公会教徒占21%，罗马天主教教徒占27%，其他基督教教派占21%，其他宗教信仰者占6%。
国家元首：澳大利亚的名义国家元首是英联邦元首，即英国国王（或女王），由英王任命澳大利亚总督为其代表。现任英王为伊丽莎白二世。
附图是澳大利亚国旗、地图、国徽、以及经常被作为澳大利亚地标的悉尼歌剧院（歌剧院背景为悉尼海港大桥）。
人类发展指数：世界排名第三，指数：0.957
国家象征
国旗：旗地为深蓝色，国旗的左上角为英国国旗图案，表明澳大利亚与英国的传统关系。下面为一颗较大的白色七角星，象征组成澳大利亚联邦的六个州和联邦政府。旗地右边为五颗白色的星，其中一颗小星为五角，其余均为七角。五颗小星代表南十字星座（澳大利亚能看得最清楚的星座）。
国徽：澳大利亚国徽左边是袋鼠，右边是鸸鹋，这两种动物均为澳大利亚所特有，中间是一个盾，盾面上有六组图案分别象征国家的六个州。红色的圣乔治十字形（十字上有一只狮子、四颗星），象征新南威尔士州；王冠下的南十字形星座代表维多利亚州；蓝色的十字形代表昆士兰州；伯劳鸟代表南澳大利亚州；黑天鹅象征西澳大利亚州；红色狮子象征塔斯曼尼亚州。盾形上方为一枚七角星，象征组成澳大利亚联邦的六个州和联邦政府，底部的绶带上有英文的“澳大利亚”。
国庆日：1月26日（1788年）
国花：金合欢 （Golden wattle, 拉丁文学名：Acacia pycnantha）
不少以讹传讹的资料说，澳大利亚的国树是桉树，国鸟是琴鸟，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透过其官方网站声明，澳大利亚至今（2008年）并无任何官方认可的国树、国鸟或国兽。澳大利亚政府是晚至1988年8月才宣布金合欢为国花，至今为止并没有作为国家象征的动物和鸟类。
风土人情
澳大利亚人既有西方人的爽朗，又有东方人的矜持。他们兴趣广泛，喜欢体育运动，如冲浪、帆板、赛马、钓鱼、地滚球、澳式足球（Australian rules football）、橄榄球（Rugby）及游泳等都有众多的热衷者。
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也称原住民），仍然保护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他们以狩猎为生，“飞去来器”（boomerang）是他们独特的狩猎武器。他们很多仍居住在用树枝和泥土搭成的窝棚里，围一块布或用袋鼠皮蔽体，并喜欢纹身或在身上涂抹各种颜色。平时仅在颊、肩和胸部涂上一些黄白颜色，节庆仪式或节日歌舞时彩绘全身。纹身多为粗线条，有的像雨点，有的似波纹，对经过成年礼的土著人来说纹身不仅是装饰，而且还用以吸引异性的爱慕。在狂欢舞会上，人们头戴五彩装饰，身画彩纹、围着篝火跳集体舞。舞蹈和绘画都很纯朴，多反映狩猎生活等。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土著居民渐渐离开部落，搬迁到城市居住。澳大利亚有优惠土著居民的各种政策，包括在房屋、就业、福利各方面为他们投入现代生活提供各种必要的协助。在旅游区，土著居民的艺术品和手工艺品是世界各地游客搜罗购买的物品之一，这都是土著居民的收入来源。

7.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对今天的立法精神和法制建设有没有意义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 “文艺复兴”的概念在14-16世纪时已被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学者所使用

8. 如何促进中国同亚洲各国的人文交流提出两条合理化建议

相对于经济开放而言，社会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因为人文交流本质拥有社会交往、国际关系和民心相通等多重属性，不但具有一般社会工作需要面临的难以组织、难以控制、投入产出比不高、见效时间长等困难，还要落实外事工作和软实力战略等要求。诚然，当前中外人文交流成绩斐然，可圈可点。但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有不少人对于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多是把它停留在一种文化交流或者民间外交的认识水平，没有从战略上看待；其次，也有人虽然对于中外人文交流很重视，但是研究不够，没有理直气壮地阐述其道理，理论上不硬气，认识有偏差，方向不对头；第三，一些人虽然很重视，也抓住了大方向，但是在组织保障方面有畏难情绪，导致出现“战略上重视、战术上轻视”。上述3个方面的问题都涉及人，对应了思想、理论和实践3个层次，其实质是影响中外人文交流的思想障碍、理论障碍与制度障碍。
破除第一个障碍是最难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轻视中外人文交流的思想障碍所以能够顽固存在，既有农耕文化政治传统因素和近代社会受外敌压迫的因素，也有我们一段时期以来对于现代开放社会的看法和办法因素。实际上，上述3种因素形成了制约中外人文交流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加之战略思维和使命感的缺乏，导致这项事业无上光荣，前途却并不乐观。怎么办呢？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强国家对中外人文交流的领导，提高认识，解放思想，把工作当事业，提升其战略地位，将之列入国家讨论外交大事和国家战略的重要议事日程，适时推进相关国家立法，运用战略思维、国际思维和法治思维解决思想障碍。
破除第二个障碍最为紧要。常言道，没有理论的正确性，就没有政治的自觉性和工作的主动性。本文特指的中外人文交流仍属“新鲜事物”，当前主要呈现实践状态而非理论状态，但实践一段时间后，就需要逐步加以厘清。比如，中外人文交流的外延是否可以无限制地扩大？如果有限制，那边界在哪里？它主要属于社会科学（国际关系与外交学）还是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它的主要研究方法有哪些？它主要是社会工作还是外交工作？本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在中外人文交流组织的功能与地位如何界定？相关卓越人才培养是否有规律可循？初步研究认为：中外人文交流有着大致的边界，概念不宜泛化和俗化；宏观层次属于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范畴，微观层次属于人文科学范畴；政府应当发挥适当的组织、协调和保障作用，但不能代替社会力量的作用。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这里的“组织”功能，不仅是一般外事活动的组织，还包括国内的相关社会建设、交流人员素质培养、参与相关国际治理及相关学术研究的组织等。从长远看，大写的中外人文交流，事业发达的前途在于社会建设的国际化和国际治理的社会化、大众化，而不仅仅是做一国之事、举一国之力。
破除第三个障碍最为关键。鉴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社会建设的任务很重，国家在推进中外人文交流方面负有历史性的义务。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统筹规划和集中领导，调整有关管理体制，加大专项资源配置；实行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相结合，短期安排和长远布局相结合，多部门密切协同相结合；以人文素养和相关人才培养为基础，以深化体制机制建设为突破点，以国际化工作为核心；重点在夯实改革发展的社会基础，整合中外人文交流资源，建立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培养专业强、外语好、有世界眼光的交流人才，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群体和文化产品，谋求与国力相匹配的交往权、话语权，促进世界文明多样化等方面形成新政策、新机制、新成果。

9. 为什么汉朝的法律是儒家化的法律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10. 人文主义的特点是什么

1、神学观点把人看成是神的秩序的一部分，科学观点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而与此相反，人文主义集中聚焦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

2、每个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仍用文艺复兴时期的话，叫做人的尊严——其他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就是对此的尊重。

3、它一方面认为，思想不能孤立于它们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来形成和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归结为替个人经济利益或阶级利益或者性的方面或其他方面的本能冲动作辩解。

(10)人文立法扩展阅读：

古希腊先哲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洞察宇宙,探索人生,他们的思想主张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之后,封建神学统治西方近千年,个人意识惨遭压制,人成了上帝的羔羊,人文主义思想几近湮灭。

文艺复兴中的思想巨人,以自己的作品抨击封建教会的虚伪和腐败,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追求自由和幸福,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人文主义"旗帜高高飘扬。

宗教改革中"因信称义"的先定论",否定了教皇的绝对权威,是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人文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弘扬。

启蒙运动思想家高举理性的旗帜,批判宗教迷信,封建制度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强调人的尊严,追求自由平等,主张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人文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度。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人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