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立法

Ⅰ 直接税立法意味着什么

您好，属于直接税的这类纳税人，不仅在表面上有纳税义
务，而且实际上也是税收承担者，即纳税人与负税人一致。目前，在世界各国税法理论中，多以各种所得税、房产税、遗产税、社会保险税等税种为直接税。

直接税以归属于私人(为私人占有或所
有的所得和财产为课征对象，较之对流通中的商品或劳点:

(1)直接税的纳税人较难转嫁其税负;

(2)直接税税率可以采用累进结构，根据私人所得和财产的多少决定其负担水平;同时，累进税率的采用，是税收收入较有弹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动平抑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

(3)直接税中的所得税，其征税标准的计算，可以根据纳税人本人及家庭等的生活状况设置各种扣除制度以及负所得税制度等，使私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得到保障。因此，直接税较符合现代税法税负公平和量能负担原则，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满足具有特殊的调节职能作
用。
直接税也有不足:
(1)税收损失较大。纳税人直接负担重，征收阻力大，易发生逃税、漏税。(2)征税要求高。征税方法复杂，要有较高的核算和管理水平。

将税收划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始于19世纪中期，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与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也是当今西方各国税收中使用较多的两个基本税收术语，许多国家按照这种方法对税收进行分类。并且各种直接税特别是所得税不仅成为现在世界上各经济发达国家(除法国外)税制中的重要税种，构成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这些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工具。

目前，对税收以税负能否转嫁为标准，区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的观点还有几
种不同看法。
(1)从管理角度上解释，认为直接对最终纳税人所征收的税就是直接税，而要通过第三者(如批发商)征收的税则是间接税。按这种解释，所得税是对收入取得者征收的税，没有经过第三者，称为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不是对消费者征收，而通过第三者，这些都是间接税。
(2)以立法者的意图为标准。凡立法预定税收负担不会由纳税人直接承受，而可以顺利转嫁给别人，这些税就是间接税;凡立法者的意图是使某种税的纳税人即是税负实际负担者，不能转嫁给别人的，为直接税。

(3)以税源为划分标准，对收入征税的就是直接税，而对支出征税的则为间接税。按这种分法，所得税为直接税，消费税为间接税。
法律依据：
《税法》

Ⅱ 我国税收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税种有哪些

中国现行的税种共18种，分别是：
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版维护建权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关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烟叶税、环保税。
只有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环保税、烟叶税和船舶吨位税，这6个税种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其他绝大多数税收事项都是依靠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来规定。

Ⅲ 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包括

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包括：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和行为税类、资源税类、特定目的税类。
拓展资料：
我国税法体系的现状
法律体系是指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呈体系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它应该包括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而不应该有所遗漏，否则就不是完整的体系。法律体系的内部构件是法律部门，具有系统化的特点，它要求法律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在协调。一切法律部门都要服从宪法并与其保持一致，各个法律部门内部也要形成由基本法律和一系列法规、实施细则构成的完备结构。鉴于与法律体系的定义保持一致，税法体系应表述为：在税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一国不同的税收法律规范所构成的、各部分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多税种、多环节的税法体系。但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复杂多变和不稳定性以及税收立法的滞后性，现行税法体系还存在着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最终达到建立一个完善、 科学 的税法体系的目标。
首先，作为税法立法依据的宪法规定过于简单，难以为我国的基本税收立法提供直接的宪法根据。现行《宪法》只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该规定仅仅只是宪法对公民的基本义务方面的规定之一，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也未规定征税主体更应依法征税，似有不妥。
其次，税法原则体系尚未确立。在 现代 国家，凡属税收活动必须遵循的一般原则，都应当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税法基本原则的缺失将全面影响税法体系的建设。
再次，税收立法权限体制不尽合理。我国涉及税收立法权的法律主要有《宪法》、《立法法》和《税收征管法》，但由于规定内容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和协调性。由此导致的突出问题是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行使税收立法权方面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第四，税法体系的内容不完整，相关法律规范缺失。我国没有一部税收基本法，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也不完备。这就无法有效消除平行的独立税法之间的不协调等问题，从而对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实体税法中主体税种不够完善，同时，被各国税收实践证明了的一些优良税种，如遗产税、环境税和社会保障税等仍然缺位，应当适时开征。税收程序法仍有待改进，需要完善税务责任、纳税人权利救济等法律制度。
最后，税收法律与税收行政法规、规章比例失衡，立法技术不高。除上述极少数税法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以外，税法中的实体法部分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效力层次低，权威性不高，内容难免重复、交叉。特别是没有效力层次高、具有较大权威性的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制的统一难以实现，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倾向的驱使下，法出多门，极易产生法律规范相互冲突、矛盾的现象。同样，由于法出多门，极易产生立法上的技术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名称混乱、内容表达不规范以及缺乏系统化。

Ⅳ 中国税收的立法

税收立法是规范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的前提和核心。依法治国背景下，税收法律体系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占据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税收法律体系，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规范之处。在此背景下，税收立法研究凸显出重要性和紧迫性。税收立法属于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学术界分别从法理视角和经济学视角展开了研究。

Ⅳ 税法立法

税法即税收法律制度，是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国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宪法为依据，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在征纳税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税收秩序，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法律规范，是国家税务及关机一切纳税单位和个人依法征税的行为规则。
广义的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用以调节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正纳税方面的权利及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狭义的税法：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制定和颁布的税收法律

【税法的分类】
税法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两大类
税收实体法：指确定税种立法，具体规定各税种的征收对象、征收范围、税目、税率、纳税地点等。包括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车船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都属于税收实体法。
税收程序法：指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包括税收管理法、发票管理法、税务机关法、税务机关组织法、税务争议处理法等。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理法》。
税收征税法理：根据《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的规定，制定税收征收管理的相关法律。

【税法构成要素】
税法构成要素是税收课征制度构成的基本因素，具体体现在国家制定的各种基本法中。主要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目、税率、减税免税、纳税环节、纳税期限、违章处理等。其中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三项是一种税收课征制度或一种税收基本构成的基本要素。
纳税义务人简称纳税人，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是缴纳税款得主体，直接同国家的税务机关发生纳税关系。
课税对象：也称课税课体，指针对什么样的标的物进行课税。
税率：税法规定的每一单位课税对象育英纳税款之间的比例，是每种税收基本法构成最基本要素之一。纳税可分为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定额税率三种。

【税法的立法】
一、税收法律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二、有关税收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等。
三、有关税收的部门规章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国务院税税收关则委员会等部门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理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其中，有些重要规章要经过国务院批准以后发布，如《外国公司船舶运输收入征税办法》。

Ⅵ 税收的立法原则是什么

税收立法原则是指在税收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准则。我国的税收立法原则是根据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具体国情确定的，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特别是税收征纳双方的特点确定的，并贯穿于税收立法上作始终的指导方针。税收立法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从实际出发，这是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税收立法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引出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贯彻这个原则，首先要求税收立法必须根据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客观规律，也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充分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税收分配理论。其次，要客观反映一定时期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既不能被某些条条框框所束缚，也不能盲目抄袭别国的立法模式，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科学的知识和技术手段，不断丰富税收立法理论，完善税法体系，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公平原则
在税收立法中一定要体现公平原则。所谓公平，就是要体现合理负担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参加市场竞争的各个主体需要有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而税收的公平是实现平等竞争的重要条件。公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税收负担能力上看，负担能力大的应多纳税，负担能力小的应少纳税，没有负担能力的不纳税。二是从纳税人所处的生产和经营环境看，由于客观环境优越而取得超额收入或级差收益者多纳税，反之少纳税。三是从税负平衡看，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间及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实际税负必须尽可能公平。

三、民主决策的原则
民主决策的原则主要指税收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倾听群众的意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确保税收法律能体现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这个原则，要求税收立法的主体应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对税收法案的审议，要进行充分的辩论，倾听各方面意见；税收立法过程要公开化，让广大公众及时了解税收立法的全过程，以及立法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争论情况和如何达成共识的。

四、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在制定税法时，要求明确、具体、严谨、周密。但是，为了保证税法制定后在全国范围内、在各个地区都能贯彻执行，不致与现实脱节，又要求在制定税法时，不能规定得过细过死，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具体讲，就是必须贯彻法制的统一性与因时、因地制宜相结合。法制的统一性，表现在税收立法上，就是税收立法权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来行使，各地区、各部门不能擅自制定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所谓“土政策”，“土规定”。但是，我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平衡，政治状况也不尽相同，因而对不同地区不能强求一样。因此，为了照顾不同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为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某些情况下，允许地方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适合当地实施办法等。因此，只有贯彻这个原则，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全国统一性要求，又能适应各地区实际情况的税法。

五、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
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发展的，而在发展过程中，又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税法，是与一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税法一旦制定，在一定阶段内就要保持其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变化不定。如果税法经常变动，不仅会破坏税法的权威和严肃性，而且会给国家经济生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因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是不断变化的，税法也要进行相应的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有的税法，已经过时，需要废除；有的税法，部分失去效力，需要修改、补充；根据新的情况，需要制定新的税法。此外，还必须注意保持税法的连续性，即税法不能中断，在新的税法未制定前，原有的税法不应随便中止生效；在修改、补充或制定新的税法时，应保持与原有税法的承续关系，应在原有税法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实践经验，修改、补充原有的税法和制定新的税法。只有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制定出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规律的税法。

综上所述，税收立法主要应遵循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公平原则；民主决策的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废、改、立相结合的原则

Ⅶ 我国税收制度的特点

税收制度是指国家(政府) 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确定的各种课税方法的总称。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是政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征税的法律依据，也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法律规范。从一般意义上说，税收制度是由税收主体、税收客体、税率和违章处置等要素构成的。
税法是税收制度的法律体现形式，它是国家制定的用于调整税收征纳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税法的主要特征：
1、税与法的共存性
2、税法关系主体的单方固定性
3、税法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性
4、税法结构的综和性
任何税制都必须经过立法，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确认、保护和推动，才能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两者的关系：税制决定税法，税法税制服务。
(一)税法的社会经济作用：①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法律保证。②是国家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③是正确处理税收分配关系的准绳。④是国际交往中，贯彻平等互利、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二)税法的法律规范作用：①税法的指引作用。②税法的评价作用。③税法的强制作用。④税法的教育作用。
(三)税收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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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税收立法攻坚提速 多部税法将有突破性进展

2019年我国税收立法全面提速。我国首部资源税法正式通过并将于2020年9月1日实施。财政部先后就土地增值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公开征求了意见。契税法和城市建设税法也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展望2020年,对照税收法定原则目标,立法任务更加繁重,业内预计税收立法会进一步提速攻坚,进入最后冲刺。增值税法等重头法律将有突破性进展。

2019年税收立法全面提速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首次明确提出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按照这一原则,新开征的税种应制定相应的税收法律,现行的税收条例应通过修改上升为法律。近年来,我国多项财政法律、法规制定工作蹄疾步稳。尤其是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几乎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有相关税收法律审议内容,税收法定步入快车道。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9年是关键的一年、攻坚的一年。在这一年,通过了一部税法——资源税法,此外,包括土地增值税法、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在内的多部税法公布了财政部部内征求意见稿,契税、城建税等将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9年8月26日,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资源税法正式通过,将于2020年9月1日正式实施。

日前,继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后,财政部陆续公布了增值税法、消费税法的征求意见稿。尤其是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立法迈出实质性步伐,被业内视作我国落实税收法定的关键一步,对于健全我国现代税收制度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体量上来说,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立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重大进步。对于2020年落实税收法定,增值税能否立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2019年完成多个税种的立法工作,统筹考虑、同步推进,及时让税制改革成果体现为法律,通过落实税收法定来进一步巩固及拓展减税降费的成效,也为2020年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打下坚实基础。

除了落实税收法定之外,2019年的税收立法保障了减税降费成果,增强了税收确定性。李旭红指出,随着2019年税收制度加快落实税收立法,一些短期性的政策性减免将转变为法定式减免,通过落实税收法定来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将深化税制改革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相结合,及时以法律形式体现税制改革成果,有效增强税收确定性,从而形成了协同作用,在振兴实体经济、激发市场活力、助力创新创业、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指出,税收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税收立法既是为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加强立法、补上财税立法的短板,将税收纳入法治框架意义重大。同时,税收法定的落实是不断形成共识的过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艰巨复杂工作,每一项都要稳妥推进,植根我国现实国情,既立足现阶段,也着眼长远。

税制改革与税收立法相融共进

值得关注的是,多部税法中都强调了平移税制和总体税负不变,用立法形式巩固改革成果的同时,也为下一步的税制改革预留了空间。

以增值税法为例,李旭红表示,增值税立法的征求意见稿中充分反映出了现代税制的特点,例如将留抵退税制度法制化,减少了企业的资金沉淀,打通了增值税链条,避免重复征税,充分体现出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从征求意见稿的内容看,基本按照保持现行税制框架总体不变的原则,平移了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有助于稳定各界预期,减少增值税立法工作给征纳双方带来的影响。此外,为避免“一刀切”的立法改革,特别安排了“过渡期”,有助于确保立法工作的平稳过渡。

再比如,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我国资源税法中对减免税政策进行了规范。对现行长期实行而且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优惠政策税法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实际需要,便于相机调控,税法授权国务院对有利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护环境等情形可以规定减免资源税,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蒋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税收立法不是简单地从“条例”变成“法”,而是要在立法要素确定上凝聚社会共识、倾听民意,这是非常关键的。税制改革在立法框架下实施,无疑有助于凝聚共识。同时,税制改革也为税收立法提供了鲜活支撑,改革的目标和立法宗旨精神严格贯穿,实施税收立法也是实施改革的过程,二者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2020年税收立法将再提速

“根据税收法定原则,实体性税法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应抓紧推动税收立法工作,明确我国税收相关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征纳规则和法律责任,尽快将目前成熟的暂行条例等上升为正式的法律,以提高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李旭红指出。

她表示,预计2020年关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的立法工作会有突破。在她看来,最值得关注的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增值税由于适用面广并且是最大的税种,因此其立法工作对于我国建立现代税制而言十分关键。消费税改革广受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对于收入分配机制的影响。而关税的立法由于与国际贸易及经济开放紧密相关也十分重要。

她指出,在立法过程中应注重税法内部的系统协调性,加强不同税种政策的整合,使税收政策恰到好处、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施正文对记者表示,税收立法正在紧锣密鼓推进,2019年进度明显加快,不过对照税收法定原则的目标,2020年税收立法的任务依然很繁重,预计会进一步提速攻坚,进入最后冲刺。他预计契税法、城建税法明年有望通过,印花税法、土地增值税法、增值税法等有望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力争在明年取得突破性进展。

他同时表示,要处理好税收立法和税制改革的关系,改革要做到在法治轨道上改革,于法有据。涉及重大改革的税收立法可以通过试点探索寻找正确的政策,取得经验。立法是为了更好地引领和规范改革、保障改革成果,同时要注意为未来的改革预留空间。

Ⅸ 已经立法的税种有几个

已经立法的税种有12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建设维护税、车船税、印花税、船舶吨税、车辆购置税、契税、烟叶税、环保税和耕地占用税。
【法律分析】
税收征收方式有 （1）查账征收，是指由纳税人依据账簿记载，先自行计算缴纳，事后经税务机关查账核实，如有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则多退少补的一种税款征收方式。（查账嘛，就是得要有账簿啊，就记住这点好了） （2）查定征收，是指由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生产设备等情况在正常情况下的生产、销售情况，对其生产的应税产品查定产量和销售额，然后依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征收的一种税款征收方式。（查定啊，看到没上面的查定产量和销售额） （3）查验征收，是由税务机关对纳税申报人的应税产品进行查验后征税，并贴上完税证、查验证或盖查验戳，并据以征税的一种税款征收方式。（这句话里面有很多次的提到查验的） （4）定期定额征收，是指税务机关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一定的程序，核定纳税人在一定经营时期内的应纳税经营额及收益额，并以此为计税依据，确定其应纳税额的一种税款征收方式。(定期就是在一定时期啊，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了） （5）代扣代缴，是指按照税法规定，负有扣缴税款的法定义务人，在向纳税人支付款项时，从所支付的款项中直接扣收税款的方式。（就是先有钱放在这里，才可以进行扣缴的呀） （6）代收代缴，是指负有收缴税款的法定义务人，对纳税人应纳的税款进行代收代缴的方式。即由与纳税人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和个人向纳税人收取款项时，依照税收的规定收取税款。（如没有钱放在这里，那就是要先收，再代交啊） （7）委托代征，是指受托单位按照税务机关核发的代征证书的要求，以税务机关的名义向纳税人征收一些零散税款的一种税款征收方式。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第二十七条 按照税种结构简单科学、税制要素充分优化、税负水平明显降低、收入归属清晰、财政收支基本均衡的原则，结合国家税制改革方向，建立符合需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税制体系。全岛封关运作时，将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税费进行简并，在货物和服务零售环节征收销售税；全岛封关运作后，进一步简化税制。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海南省及时提出简化税制的具体方案。

Ⅹ 税收立法的现状评析

宪法缺失和落伍，难以实行依宪治税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存在的不足或缺失是:首先，它仅强调纳税主体—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照法律产生和履行，并未明确征税主体一一国家应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而后者则是税收法定主义更为重要的方面这种只规定公民纳税义务而忽视公民权利的条款，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是“权利与义务相对称”，即只要纳税人依法履行了缴税义务，便拥有了向政府索取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权利。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律、法规的“通病”是过分强化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这种弊病与宪法中税收的缺失有密切关系。其次，在纳税人范围的界定上，与我国同时行使的地域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确定纳税人身份的做法不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纳税人不仅涵盖内资企业，还有外资企业;不仅涵盖中国公民，还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外国人。《宪法》这一规定具有片面性，在文意上造成中国公民依法纳税是一项宪法义务，而内外资企业、其他单位和外国居民在《宪法》上并无此纳税义务。最后，《宪法》尚未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这就为不规范的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或许人们认识到税收法定主义缺失的危害，为了弥补宪法之不足，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该规定较之宪法有关税收的规定，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悦收立法级次较低的缺憾，出现“法律倒置”的错误倾向。
缺乏税收基本法的统一和协调
目前我国《宪法办与一些单行税法之间形成空档，难以衔接，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税收母法)。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间题散见于各单行法律规定中，缺乏在整个税收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并统帅其他单行税法，决定国家税收立法、执法、司法活动的基础性法律规范
税收立法权耗散现象普遍
在理论上和宪法及《立法法》的规定上，我国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但实践中税收立法权的耗散现象严重。我国现行税种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A.《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四部税法由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外，其余税种均采取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各税的暂行条例或试行草案，再由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的稽征管理办法，即采取授权立法的形式主体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均是国务院以暂行条例的形式发布的。按理说既然称《X火暂行条例》，它就应当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而现行的税收暂行条例短则八九年，长则十几年，其结果是税收法律少，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多，立法级次低执行中不得不靠大量的内部红头文件操作实施，社会公众难以通过各种传媒获得涉税信息，缺乏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不仅直接影响了税法的效力，还影响了税法应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反观我国现行税收立法状况，行使立法权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全国人大，长期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涉及的税种量多面广，又未建立相应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其行为本身极不妥当
改革趋前、立法滞后的矛盾较为突出
众所周知，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许多税收法律规范仍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相当数量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已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发展的要求，改革趋前、税收立法滞后的矛盾愈来愈突出。表现在一方面，一些税收法律规范与改革实践发生了冲突，立法妨碍了改革的发展，如《宪法》关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缺失、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双轨运行的弊端等;另一方面，立法严重滞后于税收改革实践，如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与目前通货紧缩形势背道而驰。此外，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尚无税收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如社会保障税、环境保护税、遗产赠与税、反倾销税等方面还是立法空白。
“民主赤字”问题严重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在立法程序中普遍设立听证制度来保障公民参与税法制定的政治权利。根据我国《立法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立法听证在我国目前仅仅是一种方式，还未成为一种制度，立法过程中的“民主赤字”问题较为严重。实行立法公开与透明，把立法置于“阳光之下”是税收法治化的必要条件。只有让民众参与到事关影响自身重大经济利益的税收立法之中，享有发言权或充分表达其意愿，才能保障纳税人的民主监督权利，更易于威得公民的好感与信任，从而有利于提高人们依法纳税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利于税法的贯彻实施。
成本较低.可操作性差
长期以来，由于税收立法行政化色彩浓厚，部门自立章法现象普遍，加之许多税收法规和规章属应急措施，出台仓促，临时性和过渡性色彩浓厚，如筵席税、土地增值税等，缺乏学者、专家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严格论证，制定出来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不相衔接，不但与其他法律不协调，而且有些税种之间相互冲突①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此外有些税法条文过于笼统，表述不准确，用词不严谨，如“偶然所得”、“无正当理由”等模糊概念，不仅增加了实际操作的难度，而且客观上也为税收执法的随意性留下隐患;致使在执行过程中，一些“补充规定”、“补充通知”、，’)补充办法”之类的文件层出不穷。立法质量不高，必然导致人们对相关条文理解、解释的多样性，使税收执法成本增大，不利于税收事业的发展。
立法技术、手续违反法不溯及既往
税收程序法不仅涉及课税技术和手续问题，也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密切关系。一般而言，税法应当在公布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方可生效实施。但长期以来我国在税法建设上存在重实体、轻程序倾向，具体表现在我国现行税收法规和规章的公布、执行方式上归纳起来有“先公布后执行”、“同时公布和执行”、“后公布先执行”、“文到之日执行”四种。其中后三种方式不符合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若后公布先执行，先执行的法律依据不充分，没有依据进行课税应属违法行为，公民有权拒绝纳税;若公布后立即实施，就可能造成人们在无从了解税法内容的情况下，承担纳税义务
中央几乎垄断地方税收立法权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是我国税权纵向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延续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中央统一立法体制，既没有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行调整，也没有因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而作相应的改革目前地方税的征管权基本上已下划到地方，但立法权、解释权等仍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税立法权有名无实①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应是单向依存，而是上下互动的博弈关系。如果缺少激励相容性，就不能形成纳什均衡。如有些地方政府为争夺税源，违法出台一些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或随意减免税，在国内形成r税收恶性竞争的棍乱局面;或是在税收之外寻求财源，导致不规范的“准税收权”—收费权泛滥失控，甚至乱摊派、乱罚款，使得企业、百姓不堪重负，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受到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之侵害。不仅严重侵蚀了税基，削弱了税收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人主要来源的地位，扰乱了国民收人的正常分配秩序，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