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立法

『壹』 中国法制史的题目 论述题 ：简述清代的主要立法。 这道题该怎么回答

供参考：
二、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清代立法思想 清入关前已经历了由原始社会末期到封建社会初期的几个发展阶段。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推动了立法的发展。其统治者的法律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是皇太极在吸收汉族法律文化的基础上，确立的“参汉酌金”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引进或借用汉族（明代）法制，“酌金”就是适当记录整理提炼后金原有的习惯法及旧法令，二者合起来就是要向先进的汉族政权的法制靠扰。 1644年，清人入关之初，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及众多的人口，面对着汉族地区远比关外原有治区更为发达的文化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其原有法律制度远不适应新的统治需要。在此情况下，清统治者确立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指导思想。“详译明律”就是详细推导演绎或借鉴《大明律》，并以《大明律》为蓝本；“参以国制”就是适当参考保留入关前的旧有典章制度。 清代的主要立法 （一）《大清律例》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廷即设置律例馆，负责 修律。三年初，律成，名曰《大清律解集附例》，次年三 月正式颁行。至雍正三年（1725年）制定《大清律集 解》，并于雍正五年颁行。至此清律基本定型。乾隆初 年，进一步对律例逐条进行考订，乾隆五年（1740年）， 以《大清律例》之名“刊布中外，永远遵守”。是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部综合性封建成文法典。 乾隆十一年间（1746年）规定：“条例五年一小修， 十年一大修”，至此，按期修例形成定制。律例合编的法 典体例，使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更为 有效全面地发挥封建法律的作用。 （二）《大清会典》的制定《大清会典》是清代行政立法的总汇。它始于康熙时期。在康熙朝以后，雍正、乾隆、嘉庆和光绪朝均在前朝会典的基础上，结合本朝国家机构的发展变化，分别制定出《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和《光绪会典》。这些会典，后人统称为《大清会典》或“五朝会典”。 《大清会典》循“以官举职，以职举政”的思路，详细记述了有清一代国家机构的设置、职权范围以及办事规程。在每一机关之下，开列该机构的建制、官员职数、品秩、职掌、权限，并考虑其历史沿革，记载历年重要事例。因此，《大清会典》不仅是清代的行政法规大全，也是集历代封建王朝行政立法之大成，成为我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行政法典。（三）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专门法规 清朝是我国封建时代疆域最为辽阔、人口众多 的多民族的国家。为了加强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 的统治和管理，清朝廷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与当地 经济文化水平和风俗习惯相适应的单行法规，如 适用于蒙古族、藏族等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理 藩院则例》，还有处理西藏事务的重要章程《酌 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藏内善后章程二十 九条》、《新治藏政策大纲十九条》等；有适用 于青海地区少数民族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 条》、《青海禁约十二事》、《西宁青海番夷成 例》；以及适用于苗疆地区的各种条例、禁约和 章程等 清律的内容及其特点 一、刑事立法 二、民事经济立法的发展 三、维护旗人特权和满族统治 四、维护统一，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有效 的法律控制 刑事立法清朝的法律制度无论是在基本精神、总体风格上，还是在核心内容、主要制度上，都是唐、宋特别是明朝法律精神、法律制度的直接延续。在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维护封建皇帝的绝对权威方面，清律即直接承袭了明朝的制度，把维护皇权作为法律的核心。（一）重刑严罚“反逆”罪 清律承袭明律的规定，加重对“十恶”重罪特 别是对“谋反”、“谋大逆”等侵犯皇权的犯罪的惩 罚。 并且清代还扩大了谋反、大逆罪的范围。诸 如“上书奏事犯讳”、“奏疏不当”等，经常被加上 “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等罪名，按反逆重罪 处罚。（二）沿用“奸党”罪条 《大清律例》除全部援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中奸党罪的条款外，还从加强皇权削弱各旗主势 力出发，严禁内外官交结。（三）以思想言辞定罪，大兴“文字 狱”，实行思想文化专治 明末清初，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在思想意识形 态领域出现了启蒙的民主主义思潮，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 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同时，在以汉人为主要成份的知识分 子中，还存在着强烈的反清情绪和民族意识。这些“异端” 思想，对封建专制统治构成了潜在重大威胁。在这样严峻 的客观形势下，清统治者采用严刑峻法，实行空前绝后的 思想文化专制。历史上将因著书、作文、吟诗、上疏等在 文字上触犯了统治阶级而招致灾祸，被捕入狱，甚至被处 死，戮尸、株连亲属的案件称为“文字狱”。据不完全统 计，仅在号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发生文字 狱108起。由于在《大清律例》中并无文字狱条款，所以 对于此类案件，往往是按谋反、大逆案处罚，极为酷烈。 大兴“文字狱”的结果，使一代文人“战战兢兢，无日不在恐 怖之中”。Treason by the Book by Jonathan D. Spence文字狱和雍正 刑罚制度的变化《大清律例》中除了规定传统的笞、杖、徒、流、 死五刑体系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刑罚处罚方 法。1、迁徙。迁徙是将犯罪人强制迁离原籍一千 里外安置，未得官府许可，永远不得回原籍。 2、充军。清朝的充军制度，直接承袭于明代的体 制。清朝的充军刑亦分五等：极边、烟瘴（四千 里）、边远（三千里）、近边（二千五百里）、 附近（二千里）。充军刑一般在定罪后由兵部发 配。为解决路程远近的标准问题，乾隆年间专门 制定了《五军道里表》，并载于《大清律例》之 内，以统一的标准确定充军地点。 3、发遣。发遣是清朝创设的一种刑罚方法，是指将犯罪人发往边疆地区给驻防官兵为奴。这是一种比充军更重的刑罚，多适用于政治性案犯。如在于些文字狱案中，曾经将罪人发遣至新疆伊犁等地。 4、戮尸。戮尸是清朝定例中规定的野蛮刑罚。按照清朝的制度，应处凌迟极刑的人犯，如果在执行凌迟之前就已经死亡，或庚毙狱中，仍应将其戮尸。 5、斩监侯与绞监侯。清朝的死刑，有凌迟、斩、绞数种。对于普通犯罪，多适用斩刑与绞刑。斩、绞刑又分“立决”与“监侯”两种方式。所谓“立决”，是对于那些性质比较严重、案情属实、适用法律适当、并无疑义的案件，判处斩刑或绞刑，在当年秋分以后执行，称为“斩立决”或“绞立决”。对于那些尚有疑问或是有矜免情节的案件，则判处“监候”，称为“斩监候”或“绞监候”。被判处“斩监候”与“绞监候”的案犯，不在当年处决，而是暂时监禁，留待来年秋审或朝审再作判决。 民事经济立法的发展（一）典权 清朝进一步明确了典的性质。雍正十 三年（1735年）诏谕：“民间活契典业者， 乃一时借贷银钱，原不在买卖纳税之例”。 认识到典的担保性质，并且与买卖契约分 开，典契不必经官府加盖官印，不必缴契 税，也无须过割赋役。 （二）继承制度清代的继承分为身份继承和财产继承。身份继承包括宗祧继承和封爵继承。宗是近祖之庙，祧是远祖之庙。宗祧继承通常是以嫡长子为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无嫡长子者立嫡长孙，以下按嫡次子、嫡次孙、庶长子、庶长孙、庶次子、庶次孙、依次继承。允许独子兼祧，即一人继承两房宗祧。独子兼祧是清朝的独创。（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法律措施 明末清初，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严重破 坏了农业生产，出现了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的 局面。清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迅速恢复 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颁布了许多减免赋役的法 令。其次，鼓励垦荒。正式确认了农民所垦荒地的 所有权。同时还给予了新垦荒地免征赋税的优惠政 策。再次，颁布“更名田”令。“更名田”是官田向民 田转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是指在明末农民大起 义爆发后，明代王公勋戚的一部分土地就由农民占 用耕种。

『贰』 清朝法律 两大特点

（一）刑事立法的重要变化
1．改变五刑制度
2．增加法外酷刑
3．调整刑罚适用制度
4．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二）旗人特权的维护
1．保障满族贵族统治地位
2．保护旗地旗产经济利益
3．维护满人司法特权

『叁』 清朝的大清例律，有那些条列和内容

壹、 前言犯罪存留养亲，其意义为父祖老疾而无人应侍养者，其子孙犯流及死罪，得例外缓刑或免刑。按中国历朝素重孝道，留养之制乃为犯人之直系尊亲属而设，使其不致因子孙犯罪而失去侍养， 此与缓刑之意本在慎刑恤囚，大不相同。又中国法制史学者多认为留养系缓刑之一种， 惟依《大清现行刑律》之规定，亦可能是一种易刑。在此本文拟就《大清现行刑律》〈名例律〉「犯罪存留养亲」条之内容与沿革加以分析比较，并就留养相关问题进行检讨，期使吾人对於犯罪存留养亲有初步瞭解。 贰、 律例条文点校一、 律文（一） 本文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笃癈）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俟取旨後照律收赎。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人侍养）者，亦照所犯收赎，存留养亲。（遣罪人犯准满流收赎。）二、 条例（一） 大理院及各级审判厅审结遣流以下人犯，有告称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及其母系属孀妇，守节二十年，家无以次丁者，若例得淮留养，如属大、宛二县民人，该县出结，府尹确查分报部、院；属内外巡警厅管辖地面居住者，该区官出结，巡警总厅厅丞确查分报部、院；如属外省民人，州县官出结，按察司或提法使确查分报部、院。俟收赎银两完缴，俱淮存留养亲，其各省审结人犯，亦照此确查办理。 （二） 死罪及遣流徒各犯到案之初，该承审官务将该犯有无祖父母、父母、兄弟、子侄及年岁若干，是否孀妇之子，详悉取具确供，如漏未取供，照例分别议处。若祖父母、父母无存，或现存而未老疾，及伊母本非孀妇，或守节未至二十年，或该犯并非独子，或家有以次成丁之人，与留养之例不符，该地方官知情捏报者，以故出论； 如有受贿情弊，以枉法论； 失察者，亦交部议处。其邻保族长人等，有假捏出结者 ，照证佐不言实情，减本犯罪二等律治罪。若地方官查报後，复将假捏情弊自行查明，或上司复饬察出，及邻保人等自行首送者，除本犯仍行按照律例拟罪外，官员及邻保人等俱免议。（三） 凡死罪案件，除谋、故杀及连毙二命，秋审时应入情实无疑之犯，虽亲老丁单，毋庸声请留养外，其馀各案，核其情节，秋审时应入可矜者，如有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及孀妇独子伊母守节二十年者， 定案时，查取各结，声明大理院随案核覆声请留养；其馀秋审，并非应入可矜之案，定案时，止将应侍缘由声明，不必分别应淮、不应淮字样，统俟秋审时，法部核定後，先将此项人犯开单进呈恭候钦定，俟奉有谕旨，法部行文各该督抚，将淮留各犯，饬令该管州县取具犯属族邻人等甘结，加具印结详报，并追取收赎银四十两，如案关人命，以一半给死者家属养赡，一半入官，将该犯保释，存留养亲。若定案时，非例应留养之人，迨至本届秋审，或已经秋审一次归入旧事缓决以後，核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或伊母守节年分符合，以及成招时，家有次丁嗣经身故，或被杀之人先有父母，後经物故，与留养之例相符者，亦淮其随时随案奏请留养。京师秋审案件一体遵行。至留养之後，复有不安分守法、别生事端，无论罪名轻重，即照现犯定拟，不淮再行声请。（四） 殴妻致死之案，除亲老丁单或孀妇独子应淮查办留养外，如父母已故，别无兄弟子孙，定案时，将应行承祀缘由，声明法部，俟秋审後与寻常留养人犯一体开单进呈。其或定案时，声请留养之犯，遇有父母先存故，与承祀之例相符者，该省按察司或提法使於秋审时确查报部，统俟奉有谕旨，再行取结办理，惟所追赎银尽数入官。 （五） 凡卑幼殴死本宗期功尊长，定案时，皆按律问拟，不淮声请留养。其有所犯，情节实可矜悯，奉旨改为绞监候者，统俟秋审情实二次，蒙旨免勾奏明改入缓决之後，由该省按察司或提法使查明该犯应侍缘由，於秋审时，报部核办。至殴死本宗缌麻、外姻功缌尊长，如有亲老丁单，应行留养，均俟法部於秋审时，分别淮留、不淮留，开单奏明办理。 （六） 尊长故杀卑幼之案，如有亲老丁单，定案时，於摺内声明，仍俟秋审时，分别情罪轻重办理。 （七） 杀人之犯，有秋审应入缓决，应淮存留养亲者，查明被杀之人有无父母，是否独子，於本内声明，如被杀之人亦系独子，但其亲尚在，无人奉侍，不论老疾与否，杀人之犯皆不淮留养。若被杀之人平日游荡、离乡弃亲不顾，或因不供养赡、不听教训，为父母所摈逐，及无姓名籍贯可以关查者，仍淮其声请留养。至擅杀罪人之案，与殴毙平人不同，如有亲老应侍，照例声请，毋庸查被杀之家有无父母，是否独子。 （八） 凡犯罪有兄弟俱拟正法者，存留一人养亲，仍照律奏闻请旨定夺。 （九） 凡曾经触犯祖父母、父母犯案，并素行匪类，为父母所摈逐，及在他省获罪，审系游荡他乡，远离父母者，俱属忘亲不孝之人，概不淮留养。若系官役奉差，或客商贸易在外寄资养亲，确有实据，及两省地界毗连，相距在数十里以内者，定案时，察覈明确，按其情罪轻重，照例将应侍缘由，於奏咨内声叙。 （十） 流遣人犯，核其罪名系常赦所不原者，毋庸声请留养。若赦款得原之犯，自定案时，以至工作未满以前，遇有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或孀妇独子伊母守节已至二十年，与例相符者，随时咨部，淮其留养一次，各照所犯本罪追取收赎银两入官（其入所工作有年者，得平均按限折减。），若留养之後，复犯流置等罪，概不淮再行声请。至徒罪，非有关十恶，俱得照例留养。 参、 犯罪存留养亲沿革一、 （晋）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弃市，诏曰：「恢自陷刑网，罪当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为恻然，特原之。」 二、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後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三、 北魏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存养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列。」 四、 唐律：「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课调依旧。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计程会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应侍，合居作者，亦听亲终期年，然後居作。」五、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诏：「在丑无争之谓孝，然後能养，斯人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即不淮留养之例。六、 明律：「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者，止仗一百，馀罪收赎，存留养亲。」七、 大清律例：「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而祖父母、（高曾同。）父母老（七十以上）、疾（笃癈）应侍，（或老或疾）家无以次成丁（十六以上）者，（即与独子无异，有司推问明白。）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取自上裁。犯徒流（而祖父母、父母晒疾无人侍养）者，止杖一百，馀罪收赎，存留养亲。（军犯准此。）」 肆、 律文解析祖父母、父母老疾而应侍，或家无以次成丁，为犯罪存留养亲之共同要件。大清现行刑律又分别就犯死罪与犯徒流罪之犯罪行为人，各异其要件及程序。兹就犯罪留存养亲之共同要件与特别规定分述之：（一） 共同要件：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1） 祖父母、父母之年龄须在七十岁以上且笃疾。（2） 除祖父母、父母外，尚包括高曾祖父母。《大清现行刑律》〈名例律〉「称期亲父母」条：「凡（律）称期亲及称祖父母者，曾、高同。」更可上溯至唐律，此有《唐律》〈名例律〉「称期亲祖父母」条：「诸称期亲及祖父母者，曾、高同。」又《唐律疏议》曰：「祖父母、父母，通高、曾以来。」可稽。（3） 应侍：唐《通典》云：「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一人；年九十，二人；百岁，三人。」 准此，独子原则上符合应侍之要件。 （二） 特别规定： 1. 犯死罪者：（1） 须该死罪非常赦所不原：按常赦所不原，《大清现行刑律》〈名例律〉规定：「凡犯谋反、叛、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内乱、妻妾杀夫、雇工人杀家长、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采生折割人、谋杀、故杀、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真正死罪，及侵贪入己，军务获罪者，虽获罪不得原宥，其馀咸得赦除。」 故犯死罪者，须非谋反、叛、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内乱、妻妾杀夫、雇工人杀家长、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采生折割人、谋杀、故杀、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真正死罪，始得留养。（2） 如具有「家无以次成丁」之情事，亦可留养：所谓成丁，依本条规定，系年十六岁以上之男子。故从反面解释，应系家有其他十六岁以上之男子，则不得留养。按本规定似从《唐律》〈名例律〉「犯死罪非十恶」条内「家无期亲成丁者」而来。《唐律疏议》曰：「户内无期亲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皆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处分。」亦本於斯旨。（3） 须开具所犯罪名，并应侍缘由奏闻，俟取旨後照律收赎：(A)此种程序可上溯至晋，就成文法条而言，至少可追溯至北魏《法例律》（请参照本文参、犯罪存留养亲沿革）。（B）所谓照律收赎，系依《大清现行刑律》〈名例律〉「五刑」规定：「死刑二：绞、斩。（内外死罪人犯，除应不待时外，馀俱监固候秋审。朝审分别情实、缓决、矜疑，奏请定夺。收赎银四十两。）」（C）《唐律疏议》曰：「若敕许充侍，家有期亲进丁及亲终，更奏。」惟依《大清现行刑律》规定，所谓依律收赎，解释上即为以金铜赎其死刑，故无须就家有期亲进丁及亲终事由而更奏。 2. 犯徒流罪者：照所犯收赎，毋须奏闻俟取旨後收赎。(A)收赎之标准，《大清现行刑律》〈名例律〉「五刑」分别就徒刑及流刑作如下规定：徒一年，赎银十两；一年半，赎银十二两五钱；二年，赎银十五两；二年半，赎银十七两五钱；三年，赎银二十两。流二千里，赎银二十五两；流二千五百里，赎银三十两；三千里，赎银三十五两。（B）核其无庸奏闻取旨之规定，应系源於《唐律》「犯流罪者，权留养亲」，《唐律疏议》解释云：「其权留者，省司判断，不须上请。」（C）核其易刑之规定，可溯自《唐律》单丁犯徒罪易以杖刑之规定。由於系一种易刑，故留养之後，亲终亦不再流配。较《唐律》「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之规定为宽。 伍、 大清现行刑律／大清律例／唐律存留养亲条相异规定之比较 大清现行刑律 大清律例 唐律犯死罪者 非常赦不原者 非常赦不原者 非十恶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为老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为老 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为老 家无以次成丁年十六以上为丁 家无以次成丁年十六以上为丁 家无期亲成丁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为丁 开具所犯罪名，奏闻，俟取旨後照律收赎。 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 上请犯流罪者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为老 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为老 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为老 未明文家无以次成丁 未明文家无以次成丁 家无期亲成丁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为丁 照所犯收赎，存留养亲。 止杖一百，馀罪收赎，存留养亲。 1. 权留养亲，课调依旧。2. 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3. 计程会赦者，依常例。即至配所应侍，合居作者，亦听亲终期年，然後居作。犯徒罪者 同犯流罪 同犯流罪 1. 应役而家无兼丁者，徒一年，加杖一百二十，不居作；一等加二十。2. 若徒年限内无兼丁者，总计应役日及应加杖数，准折决放。3. 盗及伤人者，不用此律。 ※ 按《大清现行刑律》改笞刑、杖刑为罚金刑，故原犯罪存留养亲条中有关杖刑之规定，一并修正。 ※ 就要件言，犯死罪时，《大清现行刑律》、《大清律例》须系「非常赦所不原」者，比《唐律》为严；就内容言，《大清现行刑律》祇照所犯收赎，较《大清律例》止杖一百，而馀罪收赎为轻，比《唐律》之祇停止执行者更轻。 陆、 实例解析一、 实例（一） 刘锡彬殴伤小功母舅张大诚身死一案，依「卑幼殴外姻小功尊属死者，斩」律拟斩监候，光绪三年秋审以死系小功母舅，惟衅起救母，殴有急情，刘锡彬应缓决，然父老残废，不淮留养。 （二） 郭青汉故杀小功服侄郭二小身死，依「殴同堂小功侄，故杀者，绞」律拟绞监候，并声明亲老丁单。同治九年秋审，以死系犯尊卑幼，郭青汉杀由忿激衅起管教，应缓决；再该犯供有父郭现隆年逾七十家无次丁，结到并淮其留养。 （三） 李先苟故杀妻身死一案，依「夫殴妻至死者绞，故杀亦绞」律拟绞监候。同治九年秋审，以李先苟杀固有心，死系不顺之妻而缓决，结到并准其留养。 （四） 许三虎砍伤王狗勤身死一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拟绞监候，，并声明系孀妇独子。同治九年秋审以死先扑殴，砍止一伤，许三虎应缓决，许母罗氏实系守节已逾二十年，被杀之王狗勤父母俱故并无亲属，准其留养。 （五） 臧圮耀扎伤冯得亮身死一案，依「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律拟绞监候，并声明亲老丁单。同治九年秋审，以死者疑窃寻衅，臧圮耀扎由抵御，应缓决。并查明该犯之父臧易青现年实系七十四岁，虽尚有次子臧三，年甫十一，并无以次成丁之人，全赖臧圯耀养赡；屍父冯希三尚有次子冯得生，早已成丁，已能侍奉，取结咨部核办，最後照缓准其留养。 （六） 孟继迁致伤孟广如身死一案，依「同姓服尽亲属相殴至死，以凡论，斗杀者，绞」律绞监候，并声明亲老丁单。同治九年秋审，以刀系夺获，死越两旬，孟继迁应缓决；再该犯成招时，据供父故，有母田氏，年逾七旬，家无次丁，是否属实，俟饬县查明取结勘办。最後则照缓留养。 （七） 戈钰庭等共殴杨钰桩身死一案，依「同谋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律拟绞监候，并声明亲老丁单。同治九年秋审，偶死者理曲，戳由抵御，戈钰庭应缓决，祖母年老丁单，取结查办。最後则照缓不准留养。 （八） 陈凤鸣等共殴郎潮金身死一案，依「同谋共殴人致死，下手致命伤重者，绞」律拟绞监候，并声明孀妇独子。光绪三年秋审，以伤系他物，死非登时，陈凤鸣应缓决，原供孀妇独子，取结查办。最後准其留养。 （九） 李怔洸等共殴冯兆鳞身死一案，依「同谋共殴人致死，下手伤重者，绞」律拟绞监候，并声明亲老丁单。同治九年秋审，以殴虽听纠，他物伤无致命，李怔洸应缓决，再该犯原供亲老丁单，结到准其留养。 二、 分析按上开引自《秋讞辑要》之死罪案例，多存於同治、光绪年间，其所适用之法律，当为大清律例，而大清律例关於犯死罪者之留养，限於非常赦所不原，惟查大清律例以犯十恶、杀人、盗系官财物、强盗、窃盗、放火、发冢、受枉法及不枉法赃、诈伪、犯奸、略人、略卖、和诱人口、奸党、谗言、佐使杀人、故出入人罪及以上各罪之知情故纵、听行、藏匿、引送、说事过钱之类为常赦所不原。上开死罪案件，本属常赦所不原之杀人罪，依律不得留养，然而从《秋讞辑要》之记载，可知殴杀卑幼、殴妻致死、斗杀之案亦准存留养亲，是律并非此类案件准予留养之依据，而应从例内找寻之。再按《读例存疑》就犯罪留存养亲条所列条例，可查知例内对於戏杀、误杀、擅杀、斗杀、殴妻致死、殴杀卑幼、卑幼殴杀有服尊长等犯，是否准予留养，辄有特别规定， 是上开案例应系依例而准其留养。柒、 问题思考一、「留养」之立法是否妥当？中国向有缓刑之制，《尚书．舜典》云：「眚灾肆赦。」《周礼》曰：「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周礼．地官疏》：「缓刑者，谓凶年犯刑缓纵之。」惟并无留养明文。查侍亲缓刑，最早的案例可溯及於晋咸和二年，但此只出於人主一时之见，并未入律。最早将留存养亲形诸法律者，为北魏《法律例》，核其立法意旨，当与劝孝有关，《礼记》〈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以宽刑之仁，成亲亲之大，是为侍亲缓刑之法意所在。但留养最初本为法外之仁，是否有成为定制之必要，不无疑义。姑不论留养是否与现代刑法思潮相符，历史上对於犯罪存留养亲持质疑态度者，如金世宗曾引丑夷不争之礼摒斥留养，而以清代袁滨氏之见解最具代表性：愚以为杀人者死，虽尧、舜复生，不能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欤？」可见三代无留养之文。若此者，非圣人之所矜。夫杀人者之父母何与於被杀者之冤魂，忘其亲杀人，其不孝宜诛，恃其心杀人，其心术宜诛。按律内知有恩赦而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恶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养之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宽其本罪乎？父母不能教子，致陷於恶，虽老而冻馁，亦所自取。 职是，留存养亲之本旨乃在於宏扬孝道，然此一法外之仁一旦推於极致而成为法律，其法价值判断是否失衡，或者与中国传统道义观是否完全吻合，皆不无商榷馀地。 二、律文与条例之关系（仅就「犯罪存留养亲」条而论） 《大清律例》关於犯罪存留养亲有例十七条，其中有许多以例破律之事项，诸如承祀，以及对於戏杀、误杀、擅杀、斗杀、殴妻致死、殴杀卑幼、卑幼殴杀有服尊长等犯得予留养之特例。至《大清现行刑律》将条例删改为十条，由於《大清现行刑律》就常赦所不原之范围有所调整限缩，故条例虽规定除谋、故杀及连毙二命毋庸声请留养外，其馀各案可核其情节声请留养（参照前述条例第三条），并保留殴妻致死、殴杀卑幼、卑幼殴杀有服尊长等犯得予留养之例，然大致上此类案件非属常赦所不原，在体系上例并未破律。 惟从《大清现行刑律》、《大清律例》与《唐律》之比较而言，犯死罪时，《大清现行刑律》、《大清律例》须系「非常赦所不原」者，比《唐律》仅限於非十恶者为严；换言之，《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律例》限缩了犯死罪者声请留养的范围。然平情而论，留养本系宽典，《大清律例》就留养设置许多例外，无非律文本身处罚过於苛重，故以例外扩大留养之范围，可是却破坏了律的完整性，造成条例愈多，愈觉混淆不清之代价。《大清现行刑律》修正常赦所不原的规定，并删改关於留养的条例，在体系上较旧律一贯完整，但究其实质，乃因袭旧律之内容而维持旧律所扩大的留养的范围。此种内容上之因袭，是否妥适，不无疑义。 至於例内关於孀妇独子之事由，亦为律文所无，惟例中夫殴妻致死之案将亲老丁单与孀妇独子并举，而尊长故杀卑幼却仅列亲老丁单，其分别之标准为何，未见说明，徒使尊长故杀卑幼在适用上滋生疑义。又夫殴妻致死得予承祀之专例，其纂定理由为何，亦不得而知。按留养本系宽典，若再推及承祀，则其所维护者已不只犯人之父母、祖父母，而是祖宗祭祀及香烟承继，是否过宽，实值商榷。另例仅曰殴妻致死有承祀之适用，若有故杀、谋杀、误杀等情事，是否准予承祀，亦生适用上之困难。 三、《大清现行刑律》「犯罪存留养亲」应非缓刑性质 学者根据《唐律疏议》「若敕许充侍，家有期亲进丁及亲终，更奏。」及《唐律》「若家有进丁及亲终期年者，则从流」规定，认为留养系属缓刑，此项见解应可资赞同。惟《大清现行刑律》将符合存留养亲要件者俱「照律收赎」，即用本刑以外之刑代替本刑，可见在此留养已非缓刑，而是易刑。 纵例有「至留养之後，复有不安分守法、别生事端，无论罪名轻重，即照现犯定拟，不淮再行声请。」之语，然此系规定留养後更犯罪，不得以其亲老丁单等事由再行声请留养。质言之，留养之後，如有亲终期年或家有以次成丁之情事，则无须如《唐律》规定「更奏」或重新执行流刑，故《大清现行刑律》「犯罪存留养亲」条中收赎之规定，应属易刑，要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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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朝立法制度对前朝的继承及主要发展成就的概述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法制在继承前代法制成果的基础上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清朝法律思想的重要原则——参汉酌金，即既吸收以明朝法制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制，又取舍满洲族固有的习惯法。这不仅是出于吸收汉族先进的法律文化的目的，而且更是为了化解汉人心中的仇满心理。如入关后，顺治元年，摄政王多尔衮下令“法司官会同廷臣详译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以便裁定成书，颁行天下”[1]。

在立法实践上的表现有：顺治四年颁布《大清律集解附例》，其体例、条文都沿用明朝旧制。虽然这部法律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所脱节，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但是这部法典却为《大清律例》打下了基础；雍正五年，颁行《大清律集解》。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经乾隆亲自审定后颁行。该法典的体例编目与律文内容和《大明律》基本相同，分为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编。《大清律例》颁行后，清统治者认为律文已无须再修订，只有条例需要不断修订。所以，例文日益得以充实、发展，数目也不断增多。与明朝的律、例相比，《大清律例》的变化主要在例而不在律。至此，这部以明律为蓝本的法典，堪称中国封建法律的集大成者，汉、唐以来确立的立法精神在这部法典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又充分考虑到了清朝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特色，在一些具体制度上有所变化。

清朝在法制方面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法规制定上。清统治者本身系以外族入主中原,在对待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问题上,清政府一贯采取怀柔和拉拢的政策。在立法上,除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法典外,还制定了一系列适用于各少数民族的专门法规,如《蒙古律》、《回律》、《番律》、《苗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钦定西藏章程》等。这些法规有适用于个别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如确定西藏与中央关系的《饮定西藏章程》；有的适用于大片的少数民族地区,如《西宁番子治罪条例》就适用于甘肃、宁夏、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还有《理藩院则例》是对各少数民族事务管理制度以及“正其刑罚”的条例、涉外案件的处理细则,是适用于全国各少数民族的法规。这些法规总的原则精神既符合《大清律例》,同时又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和习俗惯例,因而能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实施。清朝既有全国统一的法律,又制定了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法规,这种立法活动和法律实施对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二、清中后期的内忧外患及清政府所做出的反应情况简介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始，中国步入近代社会。面对内忧外患，清王朝的统治危机日益严重。内忧主要体现在始于1851年并持续了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外患主要是中国封闭的小农经济阻碍了当时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具体体现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的失败再次迫使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为化解来自内部的统治压力和外部刺激，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和措施。具体体现为：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一场洋务运动；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标志戊戌变法的开始；始于1901年的新政。

但是史实表明，清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并未能有效的化解其统治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最后载体灭亡也在客观上宣告了中华法系的灭亡。

三、对中华法系灭亡原因的简单剖析

1、作为中华法系指导思想渊源的产生于先秦的各派思想学说自身所存在的缺陷，导致了中华法系的先天不足

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时期的百家争鸣，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激烈和复杂的政治斗争，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乃至整体中华文明都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各个流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因而在这里笔者主要着重讲述对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思考。由于传统的做史者偏重于对各个时期不同的当政者统治史的记述，因而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史料也仅限于此，而各个时期的真实社会面貌只能由我们根据所掌握的史料进行合理的推测。之所以称儒家和法家对后世影响最大，理由在于这两派思想为后世的统治者所吸纳，成为他们治国的理论依据。公元前356年秦孝公纳商鞅之誎，后嬴政采韩非子的法家之说统一中国，构建了中华史上的第一帝国（注：第一帝国时期包含汉朝在内），后为维护帝国的持续统治之需要，中华法系的雏形逐渐形成。西汉武帝时期采学者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传统的法术与儒术之间的融合加速，并同时作用于中华法系之巩固的具体指导之上。

如前所述，百家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战国七雄为了争夺霸主地位，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文化的社会化程度固然是进一步提高了，但这也造成了生灵涂碳，社会问题日趋严峻。这种现实，迫使思想家们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们纷纷提出自己的人生和社会方案，一时间诸子蜂起。这一点和西方早期民主思想起源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公元前15世纪中叶起源于古希腊的“民主”一词，即指一种新的政治生活方式，即"人民的统治"或者"由人民直接的或通过分区选出的代表来治理、统治"[2]。而中国的各学说从产生的背景上即可发现，各派学说都不是为了民众所采用为已目的，相反却是以统治者所采用为已学说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为目标的。虽然他们在创立学说和做出思考时是以当时的社会问题为解决对象，但仍然不能排除各派学说所强调的核心是“专制”。“专制”和“民主”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思想起源上的专制与民主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假定我们所考察的对象（即各派学说）全部为专制或者民主所覆盖。那么，既然不能排除“专制”之嫌疑，“民主”便不可能在这种学说体系中得到发展，甚至于连产生都是件值得研究的问题。因儒家和法家对后世影响最大，故以下重点讲这两派思想对传统中华法系的影响。

“仁”与“礼”是儒家思想的灵魂。自孔子所提的“爱人”之说及他所提倡的“为人由己”及其将“仁”与“礼”的有机结合，开创了儒学之先河。姑且不论该学说对后世的影响，仅就孔子与其门徒为实现其政治理念得以投入实践所进行的周游列国行为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笔者在上面所做出的结论：儒学的创立目的是为统治者采纳，将学说投入实际的操作。而且，后世被统治者所推广实施的儒学，实际上与原始的儒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古代儒学的发展历程相继为：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和宋明清儒学。各个时期，由于现实情况的不同，时代所赋予其的含义也是有区别的。其中，起源于北宋的理学（北宋二程，即程颢、程颐兄弟始创，到南宋由朱熹完成）表现尤为明显。实质上，理学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原始儒学了，而是在原始儒学与法家思想相融合多年之后再次与道家学说相融合的结果。理学的向前没续和逐步发展，最终成为了宋以后的明清时期的正统统治思想。这在客观上又再次说明，即使是“与时俱进”的儒家思想，最终的目的仍是为了被统治者采用。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家。法家最具代表的人物韩非，是战国末期的法术家。其师从荀子，学的是帝王之术，他把法术推到了一个极至。他的《韩非子》当中，有许多篇目讲的都是帝王治天下的道理。比如他写的“六反”、 “八经”、 “三守”再譬如他的“八奸”等等。

以上事实为当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即可以推定韩非子为代表的所谓“法”家思想学说是为维护君主专制所能够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的学说。因而，使得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法”家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的理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是中华法系的纲，那么笔者认为，这条“纲”在其确立之初即存在着先天不足。即以这种思想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法系，实质上是为维护通过不公平分配而产生的差异性既得利益结构而创设。其中的“不公平”就是指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点与现代法制理念是根本相悖的。前者要求专制，而后者强调民主。韩非子认为帝王治理国家就要求势弄权，后人评价帝王的治国之道“阳儒暗法”便是由此而出。

中华法系至随清朝灭亡而寿终正寝，延续了几千年时间。随着各朝代的兴起而重建，再随着这个朝代的灭亡而被下面一个朝代所继承和发展，这样周而复始，直到清朝的灭亡而最终灭亡。这个结果与法律体系的指导思想或者说原则存在偏差是有着分不开的联系的。当然这与17至19世纪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是指西欧）发展形势的快速变化引发的对古老的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刺激也是有很大关系的。有关这一点将在后面做出论述。

2、清朝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制约中华法系的发展——专制体制的发展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

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在清朝发展到顶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当政者对统治手段的逐步调整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二是体现于当政者对民众思想的严密控制。导致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思想不能够在中国本土产生。

皇太极时期，设总管旗务大臣一人，加强对八旗的控制。多尔衮摄政期间，先削弱诸王的权力，与此同时扩大亲属权力。康熙八年，康熙帝自从剪除鳌拜势力，排除障碍集中皇权，这以后皇权集中则通过改变中枢机构来实现。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雍正首创的最具清朝特色军机处，军机大臣随时侍奉皇上左右以备顾问咨询，当然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班子的军机大臣必然是皇帝为加强自己的控制力量，为自己命运所提拔的一批亲信，方便其直接控制，间接掌握最终的大权。成为直属皇帝处理军国大计的常设机构。同时在雍正朝建立了密折制度。

当政者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步步加紧。清朝统治者不仅沿用前朝的八股取士制度，并且大兴文字狱。如发生在清朝康熙二年（1663）庄廷龙文字狱案，这是是清朝"文字狱"的开端；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试题案；再如乾隆朝的胡中藻案等。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大一百多起，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滥肆株连。直到清朝，中国经济仍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这在客观上就不可能产生一个新兴的阶级利益群体。没有利益主体的存在，便更不可能出现“打破既定的体制”的意识要求。并且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所沿用的“愚民政策”，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严密控制，进一步加重了这种非正常的“社会沉默”趋势。这在结果上表现为，在清朝时期的中国本土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制”理念。

法制与专制权力从本质上是难以协调的，专制权利统治的增强就会导致社会法制建设的弱化。“不论什么性质的法，客观上总在一定意义上要求“公”和“平”，所谓“法贵于壹””[3]。封建时期下的法制本身就是专制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越集中，专制越严密，则法制的缺口就越大。

清朝沿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发展严重脱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的落后，二是切断了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传入中国的通道。“闭关锁国”政策并非始于清朝，早在明朝初年就曾实施，但是采取该种政策给中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发生在清朝。

提及明朝的闭关就必然讲到明朝时期的倭患问题，明代自洪武建国至崇祯亡国，二百七十六年之间，倭寇几乎与其相始终。减少倭患对明朝统治的侵扰是闭关锁国政策得以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16世纪前后，明初的禁海政策逐渐松动，以成化（1465）、弘治（1488）年间市舶司恢复为开端，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巡视福建海防为止，这半个多世纪里，在明朝闭关锁国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时期，人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海上贸易繁荣。

清朝统治者系北方游牧民族，在1644入关之后，促使其沿袭明王朝的闭关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犯汉人与外部势力相结合对抗其统治。清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40年中，由于沿海一带有明末残余势力割据，福建沿海有郑氏抗清，因此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起，清政府便实行海禁。为了封锁郑氏势力的经济与人力后援，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实行迁界政策，“下令迁沿海三十里于界内，不许商舟一觔下海。”[4]这一时期，只允许福建与琉球进行官方朝贡贸易。后随着清朝统治根基的稳定，闭关政策有所松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解除海禁，清政府在福建设立闽海关，分驻福州、厦门两地，厦门为正口。闽海关的设立，加强了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但随后，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下令禁止南洋贸易，“凡商船除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葛刺巴等不许商船前往贸易”[5]。笔者认为这一策略是中国陷入近代闭关锁国陷阱的一个转折点，即从根本上圈定了中国封闭式的发展路径。南洋禁航令实行长达10年，其间出洋商船明显减少。虽在雍正五年(1727年)南洋禁航令解除，但这时唯有厦门允许外国船停靠，直至乾隆年间(1736～1795年)外国船仍然只能在厦门出入，“其余各口俱不准收泊。”[6]

3、与同时期西欧相比较进一步分析

西方的18世纪是一个大变革时期。以工业革命为媒介而产生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结果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简单线索为：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商路和贸易中西移大西洋沿岸，刺激了西欧诸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在十五世纪后期传播到西欧各国并继续发展，即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欧洲启蒙运动，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社会现实与新兴的现代法制理念相脱节；既存的阶级分布受到质疑，新兴的利益主体要求建立现代法制体系来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推翻了旧有的专制统治体制，同时，在新体制构建完成之后，为了防犯这种新创设的体制重新走向专制，这群利益主体又制定了一整套的制度来约束该体制，以期其能够“理性”运行，而笔者认为，随着这种约束机制的不断发展和逐渐趋于完善便在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制”。

18世纪的中国处于清中叶，相继在位的皇帝有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以及嘉庆（1796-1820）。如前所述，在清朝统治期间，专制制度与前朝相比更有发展，思想禁锢问题也愈显突出，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直处于萌芽阶段，致使在本土不具备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法制理念条件。在西方加速变革的时期，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与世界发展（指与西欧国家）相脱节，造成了生产力及思想上的双重滞后。

中国在维系固有的法制体系的同时，还要接受来自外部的强烈刺激，加之国内矛盾的日益激化，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制度缺口也越来越大，来自维护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变革动力尚显不足的同时，外部的刺激对清朝统治根基的冲击却日渐扩大，最终两面夹击导致了灭亡之后果。而作为传统的中华法系的载体的清朝走向灭亡，即标志着传统的中华法系也走到了尽头。

两者相比，一个是传统法系走向灭亡后，社会进入长时期的整合阶段，其实也是一个混乱的阶段，而另一个则是逐步建立起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法制体系。笔者认为中国所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类似于西方“思想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未能在中国普遍存在和发展。那么，为什么类似的运动未能在中国有效的产生和展开呢？事实上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论述，总结来讲就是：中国的专制统治体制经过5000年的发展显得过于完善，而传统思想学说不仅对这种体制进行严密保护，还对民众的想想进行有效的禁锢；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严重阻碍了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面对外部新情况，未能适时的调整对外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双滞后”结果；最终导致固有的政治体制以及为维护该种政治体制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传统中华法系一同走向灭亡。如果将这个道理反推，就又回到了笔者前面所叙述的两个原因上，因而可以，这三方面原因是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

『伍』 如何理解清代在司法实践中的律例并行

即重律，又重例，律例并行；律与刑例的关系是：“盖立例以辅律，贵 依律以定例”。所谓“贵依律以定例”，就是在 编纂条例时，要以“辅律”为出发点，以明律为立法基础，按照律的基本精神和立法原 则去进行。清王朝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律例关系理论，并把其作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 想。清代制例的基本要求是，例当“与律义相合”，例以补“律所不备”。清末薛允升 把清代律例的关系概括为：“凡律所不备，必藉有例，以权其小大轻重之衡。使之纤悉 比附，归于至当”。由于明清两朝基本上坚持按照 这一立法原则制例，进一步完善了当时的法律制度。
在清代的法律体系中，律、例是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律为“常经”，长期稳定不 变。适时制例、编例以补律之不足，是国家基本的和经常性的立法活动。通过制例对少 数过时的律文进行修正，也是国家完善法制的重要措置。在司法实践中，律、例并行， 例在国家法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评价例的作用和功过是非，不能以是否“以例 破律”、“以例代律”为尺度，而应当以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作用 为标准。由于清代的编例内容浩瀚，对例的作用的评价，应当区别不同情况具体分 析，不可把经过朝廷精心修订的各种条例、则例、事例、条规等，同某一时期某位君主 随心所欲颁行的事例一概而论，也不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奸吏曲法、蓄意以例破 律的问题，就断定清代是以例坏法，进而全盘否定例的作用。清代虽然也出现 过“因事起例”、“驯致条例浩瀚”、的弊端，但一般说来，在司法实践 中造成不良后果的，多是那些属于君主个人随心所欲、临时颁行的事例，或是不法官吏 曲法、坏法造成的，且在法律实施中是局部发生的问题,不可以偏盖全！

『陆』 古代中国如何立法 君主命令就是法律吗

中国历代立法指导思想和立法活动的演变陈建华（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权法思想。神权法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发展而来的，人类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阶级属性，成为神权法思想。夏朝统治者把自己的统治说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对人间进行统治；把他们对奴隶和平民的镇压和惩罚说成是“恭行天罚”。从夏朝开始，奴隶主就利用“天命”、“天罚”的神法权思想对奴隶进行欺骗，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继承了夏朝的神权法思想，并且较夏朝更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神权法思想。立法活动：1、禹刑。《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总称，并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累的习惯法，具体内容无可详考。2、汤刑。《左传》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它是商代法律的总称，包括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誓侧重于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军法。诰侧重于国王或者权臣对大臣、诸侯或者下属官吏发出的命令、指示或训诰。命是君主针对具体事情发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二）西周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明德慎罚与以德配天以及亲亲与尊尊，具体到刑事立法指导思想就是“义行义杀”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统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有利于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所谓“义行义杀”，就是针对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势，选择最适宜的刑罚手段来对付社会犯罪，反对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刑杀的方法。所谓“明德慎罚”，就是在对付社会犯罪问题上，要提倡德治，提倡伦理道德的强行灌输，以期在人们头脑中构筑预防犯罪的精神堤坝，有效地预防可能发生的犯罪。同时在镇压时，采取审慎的方针，即区分严重犯罪与一般犯罪的界限，对一般犯罪采取宽缓的原则；对严重犯罪才施以重刑。立法活动1、吕刑。周穆王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后因吕国改称甫，所以又称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内容不可考，《尚书•吕刑》有所记载。吕刑论证了敬德于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隶制法制的成熟状态，是在总结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设经验基础上的重大发展，影响深远。2、九刑。两种含义，一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一为西周的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起来称九刑。3、周公制礼。将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系统化的周礼，即所谓礼典，规范调整西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周礼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三）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建立了封建性的国家，为了巩固从奴隶主手中夺取的政权，封建地主阶级采用法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立法指导思想。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1．“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意思是说，取消按照血缘关系而规定的法律特权，取消按照爵位的有无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国君之外，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论罪处罚。这样，开始打破奴隶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垒。2．“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意思是说，要制定成文法，并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从而否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3．行刑，“重其轻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时，加重对轻罪的刑罚。这样，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就无从出现了。立法活动1、郑国“制刑书于鼎”。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鉴于当时社会关系得变化和旧礼制的破坏，率先制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这是打破奴隶主垄断法律的一种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局面。2、邓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郑国大夫邓析自行修订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竹刑”。它虽属私人作品，但是影响很大。邓析后因“私造刑法”有违“国家法制”，被执政驷歂处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国家所承认，从而成为官方的法律。3、、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之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4、《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共有6篇，《盗法》、《贼法》、《囚法》（又称《网法》）、《捕法》、《杂法》、《具法》。其中，将《盗法》和《贼法》放于法典之首，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它是战国时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战国时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总结；它的体例和内容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体例上看，它的六篇为秦汉所直接继承，成为秦律、汉律的主要篇目，魏晋以后最终形成了以《名例》为统率，以各篇为分则的完善的法典体例。5、商鞅变法。战国时期一次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在变法过程中，将《法经》改编为秦律，史称“改法为律”。法是指春秋中后期对法律规范的总称，由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刑”发展而来。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来，改法为律即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普遍性、稳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观念的又一进步，对秦朝法制统一有重要的意义。此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为名。（四）秦朝的法律指导思想仍然采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现为：1．法令由一统。这一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全国实行统一的法律；第二层含义就是最高立法权属于皇帝。2．事皆决于法。秦朝专任刑罚，规定了各种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3．以刑杀为威。这一思想有三层含义：第一，法网严密；第二，严刑重罚；第三，滥施刑罚。立法活动秦朝法律制度的许多内容直接来源于商鞅变法期间以及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所确立的制度。秦统一后主要是颁布各种单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动频繁，但没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统一法典。（五）汉朝的法律思想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汉初到文景帝时期采用黄老的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思想，到了汉武帝之后确立了封建正统的儒家法律思想。后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袭封建正统法律思想。1．汉初至文景时期汉初至文景时期以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治的指导思想。汉初，由于秦朝的苛政和连年战争，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统治者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养，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巩固刚刚建立的封建政权。这时，刘邦总结秦亡的教训，作为借鉴。刘邦手下陆贾根据黄老思想，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道莫大于无为”。当时统治阶级从皇帝到丞相无不尊崇黄老思想。文景时期尤为显著。无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就是“轻徭薄赋”、“约法省刑”。结果，出现了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荣景象。2．汉武帝以后汉武帝以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并辅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辅”。汉初社会政治经济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但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室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匈奴不断入侵，最高统治者就亟需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寻求新的法制指导思想。汉武帝招贤纳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思想应对。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首先要统一思想。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术，是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结合起来，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万物都分为阴和阳，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则刑辅。这也是总结秦朝“转任刑罚”的教训，提倡先用德礼进行教化，教化无效再辅以刑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治国之道，是汉武帝行之有效的统治方法。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开端。立法活动1、“约法三章”与《九章律》。刘邦入咸阳后，宣布废秦苛法，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汉朝建立后，高祖命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法经》的基础上，增加《户律》《兴律》《厩律》。它是汉朝的基本法律。2、汉律60篇。惠帝时，叔孙通为补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仪品之制，编订《傍章律》18篇；武帝时张汤制定《越宫律》27篇，规范宫廷警卫等事项；赵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贺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汉律的框架基本形成。（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导思想同当时“安民立策”的总方针政策密切相关，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点：1．德本刑用。唐太宗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积极推行以教化为宗，刑罚为辅的政策。把“德礼”作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只是为保障推行“德礼”而设，二者相辅而行。2．法令简约。所谓简约，就是条文简明，使人易知。3．宽仁慎刑。所谓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所谓慎刑，就是对犯罪者处刑采取慎重的态度。立法活动1、《武德律》。为唐高祖武德年间制定颁布，是唐朝立法的开始，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没有太多变化。2、《贞观律》。唐太宗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全面修订法律，经过11年的时间，完成并正式颁布，共12篇，500条。构筑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标志着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贞观律》为蓝本，制定颁布《永徽律》，共12篇，500条。后长孙无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字逐句的解释，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于律后合编一起，称为“永徽律疏”。它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但对主要原则和制度从历史上寻根溯源，说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后被称为《唐律疏议》，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具社会影响的代表性法典，集中体现了唐朝法律空前发达的盛况。（七）宋代立法指导思想宋王朝统治时期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部曲转化为佃农，摆脱地主的私属地位，跻身为国家编户。宋初统治者为适应这一变化，总结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强”导致变乱的教训，确立中央集权的基本国策，加强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统治。宋代统治者针对国内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确立了重惩“贼盗”的法制指导思想。主张采用重法，使用酷刑严厉镇压“贼盗”犯罪，所谓“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就说明了这一点。立法活动1、《宋刑统》的制定。在内容上沿袭《唐律疏议》，但在各篇下分214们，并且律后附有唐中期以后到宋初到敕、令、格、式。2、编敕活动。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编敕》后，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编敕。3、编例活动。宋代也很重视编纂条例和断例工作，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神宗变法期间首颁《熙宁法寺断例》，南宋时期高宗颁布《绍兴刑名断例》等。北宋哲宗首颁“权宜指挥”，至南宋中期指挥已达数万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趋重要。（八）元代立法指导思想一是“参照唐宋之制”，“附会汉法”；二是沿用本民族习惯法。立法活动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为元代立国后第一部成文法典汇编。2、《风宪宏纲》与《元典章》。分别制定与元仁宗时期与元英宗时期。3、《大元通制》。以《风宪宏纲》为基础，修订了元代较为完备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状况。（九）明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为了维持政治、经济不遭受严重的破坏，君主专制统治更加强化，并发展到极端化的程序。这一时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确立的，对整个明朝的立法活动都有深刻的影响。1．重典治乱世。具体体现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两方面。朱元璋认为，国家的稳定，首先取决于封建国家能否实行对于各级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试图通过重典治吏，来达到更好的治民、治国，强化中央集权。2．礼刑并用。朱元璋也从历史中意识到，一味强调镇压，仅靠严刑峻法，虽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主张礼法并用，将礼的预防犯罪的职能同法的镇压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坚持严刑酷法，又强调德礼教化，儒法结合，礼刑并用。3．加强法制宣传。朱元璋将立法与法制宣传结合起来，要求老百姓知晓法律是如何规定的，用实际案例来教育老百姓。立法活动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洪武30年完成并颁布于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条，一改传统的刑律体系，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仅本朝终世奉守不变，历代也无敢轻改。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亲自督导编制了《大诰》四编。主要内容是为惩治臣民各种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发布的训词诫令，是明朝具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汇编，充分体现了“重典治世”的思想。3、《问刑条例》。条例是明律以外的单行法规，一般简称“例”。通常来自于司法审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机关根据该案例拟定条文，经皇帝批准颁布，成为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间，刑部删订《问刑条例》，使之成为正式法律，还将律例合编，例为附注，称《大明律集解附例》，影响了清朝。（十）清初“详译明律，参以国制”的立法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关外时期起，就重视借鉴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极时，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参汉酌金”的立法原则。“参汉”，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则是有条件地援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开始将明律为代表的汉族封建法律意识与原则吸收到有关的法律、法令中。在汉官的建议下，清代法制建设将“详译明律，参以国制”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思想。立法活动1、《大清律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较为完整、严密的定型大法，它与《大明律》的体系结构基本相同。2、则例。则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为条例、则例、事例、成例等。则例指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政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政规则。可以视为清政府的行政法规，自康熙朝开始制定，分为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

『柒』 在经济立法方面清朝做了什么制度

在经济立法方面,清朝入关以后,鉴于明末赋敛无度导致农民起义的教训,明令废除“辽饷”?“剿饷”?“练饷”等三饷加派,并仿效明制编订《赋役全书》,于1657年颁布,开始建立清朝赋役制度?

《赋役全书》主要内容包括:登记土地?人丁的等级与数量;计算和确定田赋?丁银的数量;记载各地承办内廷及朝廷所需实物贡赋的种类与数量;确定地方所征赋税的分配与使用原则等?

康熙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转移速度的加快,农民人口大量流动,原来按人丁征税的赋役制度已经难以保障?

1712年下诏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定额征收丁银,今后再生人丁,永不加赋?

1716年,广东各州县率先实行“摊丁入亩”,把固定的丁银额按土地亩数平均分摊到田赋中,不再按人口征税?至1723年,又将“摊丁入亩”之制推行到全国,从而简化了征税标准,减轻了农民负担,废除了沿袭2000年的人丁税,削弱了农民的人身束缚?

1646年,顺治帝下令废除明朝匠籍制度,将匠户编入民籍,与农民一体纳税当差,禁止官府以各种名义无偿役使手工业工人,使其获得了与农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同时,放宽了国家对手工业的专擅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

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

为了发展私营商业,清朝废除明末加征的各项税负,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贵族欺压掠夺商贾,以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1686年,还曾建立牙行制度,由其代表官府监督商税的征收,管理市场物价,规范市场交易秩序?

1757年清朝规定“一口通商”,这唯一的通商口岸就是广州?外国商船只能至广州港停泊交易,由粤海关对外国商船征收船舶税和货税,总称关税?

当时严格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凡马牛?军需?金?银?铜?铁?铅?锡?铜钱?硫磺?书籍?粮食等都不准出口,而允许出口的丝绸?茶叶?大黄等也严格限制数量?

此外,清朝还规定,在广州进行的中外贸易,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垄断代理商行“十三行”进行,由它充当外国商人的全权代理人,包销进口商品,代缴关税,采购各类出口商品?

『捌』 清朝制定了适用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有哪些

清政府通过一系来列的立法，自加强了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控制，同时，在司法方面也进一步深入控制少数民族，其表现有：
第一，通过立法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司法管辖。如《蒙古律》《回律》《西宁番夷治罪成例》《西藏禁约十二事》以及适用于苗族的苗律等。这些法律体现了少数民族的风俗，具有因族、因俗、因地制宜的特点。
第二，在清朝制定的单行民族法规中，除照顾少数民族生活习惯的一面以外，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加强中央政府的统辖权。以适用于藏族地区的《禁约十二事》为例，其基本内容是加强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管辖。如：朝见进贡有期限、不准自称盟长等。
第三，除刑事法律外，也进一步加强了统一行政管理。
第四，专门设置管理蒙、藏、回部等民族聚居地区的衙门－理藩院。理藩院的职掌主要“外藩之政令，正其刑罚”和审查少数民族的死刑案件，使得中央直接参与和决定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纠纷，从而加强了司法管辖。

『玖』 清代有哪些刑法制度

清朝初期及中期的刑事法律制度
1616年，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在关外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满清入关。1911年，满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走向终结。
满清王朝在继承前代法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尤其是少数民族立法的发展，是清朝法制最为显著的成就。
一、法律思想与立法概况
1、法律思想-“参汉酌金”，由大臣宁完我提出。
2、立法概况-《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则例》、《蒙古律例》《钦定西藏章程》等少数民族法规。
二、刑事法律
1、犯罪
（1）维护君主专制集权统治，严厉打击反逆等侵犯皇权的犯罪。
反逆罪，包含“谋反”、“谋叛”、“谋大逆”三种罪名。规定：凡犯谋反、谋大逆者，只要是共谋的，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残，皆斩；十五岁以下的男性亲属及所有的女性亲属，给付功臣为家奴，财产入官。即使子孙确不知情，十一岁以上，也要阉割发往新疆给官为奴。凡犯谋叛者，只要是共谋，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
奸党罪，清朝除了沿用明朝奸党罪的条款外，还扩大了奸党罪的适用范围，严禁内外官员私相结交。
异端思想罪。
（2）调整新的社会关系，确立新罪名。
江洋大盗罪，乾隆时首次规定，指在滨海、沿江行劫客船点对点的行为。
兴贩与吸食鸦片罪：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第一次颁布了禁烟令，规定：兴贩鸦片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
嘉庆时，先后颁布了十余道禁烟法令，规定：凡吸食鸦片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
道光十九年（1839年），颁行《严禁鸦片烟章程》39条。该章程将走私鸦片行为作为首要打击对象；对兴贩鸦片行为、开设烟馆行为、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行为均予以严惩；对于吸食鸦片的，亦予以惩治。
2、刑罚
（1）刑罚的发展变化
笞刑、杖刑，在刑具上统一为竹板，同时减少了刑数。
迁徙、充军、发遣。
死刑，继续分为绞斩两等外，每等又分”立决”和“监候”两类。
附加刑，刺字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刺字的部位，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刺面。刺字的内容包括事由和管束地方，并分别刺满汉两种文字。
（2）维护满人的刑罚特权

清朝末期的刑事法律制度 受西方列强的影响和逼迫，以及国内政治现实的考量，清末开始对《大清例律》等刑事法律进行修订。
1、修律的指导思想
（1）西法与中法结合，务期中外通行。
在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刑法最为发达。而在传统的法观念中，刑、法、律三者的含义一般是相通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刑法而言；同时，列强对中国法律的指责，首当其冲的也是刑法。修律大臣沈家本认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乃先从事编辑”。因此，刑律的修订是整个清末修律的核心部分。
1902年，清廷下诏对《大清律例》进行修订：“中国律例，自汉唐以来，代有增改。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总期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用示通变宜民之至意”。
（2）修律与研核法理结合
沈家本“法之修也，不可不审，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审，法之明，不可不穷其理”。
（3）修律与促进法制文明结合
修律过程中，沈家本奏请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减少死刑条款，禁革买卖人口和蓄养奴婢等恶习，改良监狱，以感化教育为宗旨，力图通过修律改变清廷法律落后与野蛮的现状，促进法制文明。
2、《大清现行刑律》
1904年5月15日，修订法律馆开始对《大清律例》进行删改与修订。1909年编撰完成《大清现行刑律》，1910年颁行。为过渡性刑法典。
3、《大清刑律》（《钦定大清刑律》）
1906年开始起草，聘请了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协助起草。1907年8月编纂完成，1910年11月宪政编查馆完成审核。由于受到礼教派强烈反对和攻击，修订法律馆不得不将草案收回，再行修订。经修订后的《大清刑律》增加“附则”5条（即《暂行章程》）。1911年1月公布，并定于1912年正式实施。

『拾』 清朝的法律是什么

《大清律抄例》是中国封建袭社会最后一部法典。清朝的传世基本法典《大清律例》的制定工作，开始于乾隆元年，经过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君臣的努力，到高宗乾隆皇帝即位时，命三泰为律令总裁官，重修《大清律例》，在经过高宗御览鉴定后，正式“刊布中外，永远遵行”，形成清朝的基本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