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治思想

1. 中国传统法制是指什么

一、礼法结合，一准乎礼
与西方古代法律同宗教相生相伴不同，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儒家学说和伦理纲常的影响。其显著的特征是把维护“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教作为立法、司法的宗旨，要求法律“一准乎礼”。礼的精神是亲亲、尊尊，即维护“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人伦关系。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祭祀活动和习俗，礼法关系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主题。大量可征的文献证明，西周时期，中国已进入了礼治时代。周礼是包括个人、家族、国家、社会的行为原则和规则的复杂体系，其中有关规范国家基本制度和“失礼入刑”的礼，属于法律规范性质。西汉初，引礼入律已开其端。叔孙通制定朝仪制度，就吸收了周礼的朝觐之礼等礼制。两汉时期，通过经义折狱、以经释律和引礼为法，儒家思想在法律领域中逐步取得了正统地位；皇亲贵戚和大臣犯罪奏请皇帝裁夺的“上请”制度、父子相隐的诉讼原则被广泛运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沿着礼法结合的道路不断完善的重要发展时期。曹魏依照“尊尊、贵贵、亲亲”原则，首创“八议”入律。西晋贯彻“尊卑、长幼、亲疏有别”原则，开创了依服制定刑罚的先例。北魏加入了“存留养亲”和“官当”条目。北齐为了强调“忠君”、“孝亲”原则，将“十恶”列为“名例”之首。《唐律疏议》“一准乎礼”，成为封建律典的楷模。宋代以后，各朝效法唐制，立法和司法都贯彻了“礼法结合”、“一准乎礼”的精神。
儒家礼教纲常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律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礼教纲常被奉为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明礼以导民”、“德主刑辅”、“明刑弼教”成为法制的基本原则。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礼仪规范和各种道德规范，通过法律固定下来，要求全体臣民一体遵守。依照“失礼则入刑”的原则，把违犯伦理规范的行为列为刑罚惩处的对象，以确保法律实施过程本身就是推行教化的过程，使法律成为实现德化天下这一目标的手段。历代法制都把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等级关系作为法律的首要任务，其中“君为臣纲”位列三纲之首。法律确认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从各个方面维护君主的尊严、人身安全、权力不受侵犯。法律把严重 危害 君权和人伦关系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均列为“十恶”重罪，常赦所不原。法律确认不同身份的人，法律地位不同，少数权贵享有“议”、“请”、“减”、“免”、“官当”、“收赎”等特权；确认以父权、夫权为核心的家族内部伦理关系，确认良贱有别。不同身份的人犯罪，刑有等差。统治者把他们认为重要的道德规范都上升为法律，把他们认为违背伦常的行为都列为惩处对象，实现了礼与法的高度结合。
二是在立法司法中贯彻了仁道、恕道和慎刑、恤刑精神。“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受仁、恕之道的影响，法律规定对老人、儿童、孕妇这几种人犯罪予以减轻刑罚或免刑，称之为“三纵”。对不识、遗忘、过失犯罪减轻刑罚，称之为“三宥”。对已知悔悟自首者，对官吏因公务失错“自觉举”者，亦予减刑或免刑。历代法律还规定了许多悯恤囚犯的措施，如法官不得违法拷讯，违者反坐。在狱政管理方面，规定不得虐待囚犯，家人送来饭食要为之传递，衣服不够的发给衣服，有病要给以医治，病重者要脱去枷锁，对虐待致死罪囚的法官要追究责任，如此等等。古代法制在维护礼教纲常、等级制度的同时，也体现了一些人道主义的积极精神。

二、以民为本，抑强扶弱
与世界上延续时间较长的其他法系相比，中华古代法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法律视为人为的规范体系，奉行民本主义，而不像其他法系那样把法律视为神的直接或间接旨意。先秦诸子对于法律起源的探讨大多是从人类生活本身寻找原因，并都认为法律实际上是政治统治者的创造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本思想，法制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特色。民本思想的历史渊源久远。《尚书·五子之歌》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汉代贾谊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以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2]历史上许多统治者都懂得民众的力量。唐太宗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3]。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哲学中，“仁”是其核心和出发点，而民本主义正是从儒家的“仁学”中衍生出来的。汉朝以后各代在立法的过程中，均贯彻了民本思想，要求各级官吏从整体、长远利益着眼，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博施于民”，“使民以时”。几乎所有的王朝都把“以民为本”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和法制建设必须贯彻的原则。
民本思想贯穿于古代法制的许多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严法治吏，打击官吏迫害和盘剥百姓的行为。官吏是社会上有权势的强者，历来民之害者，莫甚于贪官污吏。历朝法律中相当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以治吏的。法律严厉打击官吏贪赃枉法、赋役不均、丁夫差遣不平、私役部民夫匠、上下勾结盘剥平民等不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肃整吏治，防止“官逼民反”。二是法律严厉打击地主、强豪兼并土地、盗耕种官民田、强占良家妻女、欺行罢市、哄抬物价、违禁取利等不法行为。三是法律对契约关系、商业贸易、度量衡器、器物制造、物价评估、买卖自由等做了详细规定，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为平民百姓提供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四是法律上对老小、废疾、妇女等弱势群体给予适当优待。如规定老少废疾犯罪，审判时不予拷讯；犯流罪以下可以收赎；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规定妇人犯罪应决杖者，除奸罪外，均不去衣受刑，并免除刺字。犯徒流罪，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女性死囚犯怀孕者，暂不行刑，待产后方执行。五是救济灾民，对官吏坑害百姓和隐报灾情的行为予以严厉制裁。六是制定了不少便民诉讼的法律措施。实行了匦函、登闻鼓等制度，以方便百姓申冤和减少冤狱。

三、家族主义，家国一体
中国古代地处东亚大陆中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组织和维持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这种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是宗族组织和宗法意识形成的土壤。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细胞，天下一家、家国一体的观念代代相传，根深蒂固。正统思想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出发，孝移作忠，父权延伸为君权，维系血缘家庭的伦理道德同维护君主政权和社会秩序的国家法律彼此相通。孝悌为齐家之本，是宗法社会重要的道德规范，也是重要的法律规范。家族伦理与法律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从而使法律带有浓厚的家族主义色彩。
古代法制中家族主义的特色表现在：其一，法律明确维护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封建婚姻以祖宗嗣续为重，家庭以父权、夫权为中心，以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男尊女卑为基本伦理规范，法律对这种人伦关系严加保护。其二，在刑名方面，法律区分亲与非亲的界限，对亲属间相犯作了许多特殊的规定，严重败坏人伦的行为被列为重罪。一些对平常人来说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只因行为对象按伦理关系在服制之内，便被科以不同罪名，处以刑罚。譬如，古代向官府告发人犯罪，对一般人来说是正常的事情。然而，若子孙告父母、祖父母，卑幼告大功以上尊亲属，除非被告人属于谋反、谋大逆、谋叛大罪，否则不管告的实与不实，都要以“干名犯义”论罪。其三，在科刑方面，因血缘关系的亲疏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不同，量刑有轻重之别。除侵犯财产的“盗窃”罪视亲疏关系程度由疏至亲逐级递减外，其余亲属间的人身相犯，均由疏至亲逐级加刑。血缘关系愈近，卑幼侵犯尊亲属处刑愈重。历代法律对尊长与卑幼相殴、相盗、相奸、相谋杀等都有详细规定，其基本精神是从法律上保障尊长的地位和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不受侵犯。其四，家族伦理以宗为本，故法律上体现了“亲亲仁民”、“法情并立”的精神。如规定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若祖父母，父母年老得病需俸养而家无其他成丁者，可奏闻皇帝裁决；若犯徒、流罪者，可以赎罪，以存留养亲。在司法实践中，历代对一些轻微犯罪，也往往“曲法伸情”。
基于“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理念， 历朝 君主重视“以孝治天下”，一些触犯人伦道德的行为，被上升为法律，提升为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犯罪。《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有之也。”孝悌被视为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成为安定统治秩序的根本条件。反之，不孝不悌被视为乱国之源，必须当作最危险的犯罪行为严惩不贷。按照“家国一体“的思想，任何有悖人伦道德的行为，都与国家安危联系起来。一些在今人看来属于违反道德的行为，如骂父母、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奉养有缺，也被列为“十恶”不赦之罪。家族成员中犯“谋反”、“谋叛”等重罪者，除本人处死外，同居亲属坐以株连之罪。若以现代法学观点评析古代法律，就会看到传统法律中哪些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以及情、罪与刑罚畸轻畸重的法律规定，多是与“家族主义”、“家国一体”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关。

四、天下本位，义务互负
人们通常认为“义务本位”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大特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与古代希腊、罗马及中世纪的西欧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希腊的雅典“宪法”、古代罗马的罗马法，还是中世纪西欧的罗马法、城市法、商法和英吉利王国的普通法等，都渗透着一定的民主气息，法律上规定了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或“自由”等。而中国传统法律只规定义务，不书权利，具有浓厚的“义务本位”的色彩。
然而，用“义务本位”表述中国传统法制的特征似不够全面，也不能明确地界定它与其他法系中“义务本位”的区别。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义务同古代埃及、印度法律中的义务有所不同，后者系个人对君主、奴隶对奴隶主的单方面义务，是一种片面的义务。中国古代法制则不同，法律规定的义务是社会各阶层的相互之间的义务，体现了为社会、国家和他人尽义务的精神。中国古代把人际关系概括为“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相互的义务 关系是 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夫良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法律中凡与五伦相涉者，均体现了相互的义务关系。按照法律规定，官吏必须恪守职责、忠君报国；朝廷给予官吏一定的俸禄和礼遇。平民必须按时交纳税粮，承担差役；国家有“爱民”、“教民”、“保民”之职责。在家族内部，尊长有抚养、教育、保护卑幼之责任，卑幼有服从、赡养尊长之义务。家庭以家长为中心，但同时对于出现脱漏户口、欺隐田粮、税粮违期、逃避差役等承担法律责任。在朋友之间，彼此承担互信的义务。在无服制的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对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承担法律责任。在长官和下属之间，彼此因公务失错承担连带责任。历朝法律对各阶层人士违背法定义务的行为如何惩处，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义务，在许多方面包涵着属于社会义务、国家义务的内容。社会成员在对他人、社会、国家履行义务的同时，也接受他人、社会、国家对自己的义务，具有“义务互负”的性质。
中国传统法制缺乏“权利”理念而具“义务互负”的特色，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原因。在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是君主专权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之工商业和国际贸易不够发达，统治者和国民普遍缺乏平等、自由、权利的意识。而儒家思想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对法的特征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就儒家的法价值论而言，主要是“天下本位”思想、家族伦理主义、民本主义、大一统的君主主义、礼治主义。在这些法价值论中，“天下本位”是最高的价值目标，也是最重要的法价值论，其他几个方面的法价值论均系“天下本位”思想所派生。天下为公，是古人追求的最高理想。儒家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把它奉为法的最高价值目标。检阅自先秦至明清诸子百家的著作，“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天下归仁”、“天下之法”的词语比比皆是。他们所说的“天下”，以地理意义即大一统的疆土为基本含义，兼含有“人民”、“民心”之义。古人眼中的“天下”概念，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与“国家”的概念等同的，常常是将天下置于个人和国家之上。荀子说：“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 ，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4] 历代 君主也总是打着“一天下、保庶民”的旗号，推行大一统的君主主义。各朝法律基于“天下本位”的理念，在法律上就如 何维护 君权、维护社会秩序以及各阶层人们的利益，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受儒家“天下本位”法的价值论的影响，礼教纲常把克己尊礼、宽以待人奉为社会道德的重要规范，重视国家和社会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导致法律上规定义务而忽视权利。

五、追求和谐，注重调解
中国古代和谐观念十分突出，主张法须与天道相和谐，与社会相和谐。《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文子·上仁》：“夫万民不和，国家不安。”汉代董仲舒说：“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5]司法活动要与天道的运行相应，这体现了古人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基于这一理念，无讼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6]《周易·讼卦》认为：“讼”为“终凶”、 “讼不可长也”。由于崇尚无讼，形成了厌讼、贱讼的观念。唐、宋、明、清的律典都设有专条，把教唆辞讼者作为打击对象。从追求和谐的要求出发，“刑期于无刑”被视为刑罚的根本目的，“以德去刑”、“先教后刑”、预防犯罪成为法制的重要指导思想，“贵存中道”成为必须遵循的立法原则。从现存的历朝发布的劝民息讼的告示看，息争化讼成为评价官吏德化、政绩大小的标准，也是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
注重调解是中国传统法制的一大创造。现存的古代史籍和判例判牍中，刑事诉讼资料甚多，而民事诉讼资料较少，故对于古代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是否不分的问题，学界尚有争论。在任何社会中，民事纠纷在日常生活中是大量发生的，它多于刑事案件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民法的概念，但民事、刑事的管辖或审级是不同的。[7]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事诉讼案件之所以较少，这与大量的民事纠纷是通过调解解决的有关。就民事纠纷的审理或处理而言，汉代乡为初理，唐代由里正初理，元代由社长初理，明代由里甲老人初理。这些所谓初理，实际上属于民事调解。清代民事纠纷由族正房长、村正及村之贤德者调解，不果，再由巨绅里保评之，然后上达官府。不少朝代为了防止大量户婚田土纠纷矛盾上交官府，也为了更好的息讼宁人，对民事纠纷案件上诉官府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如通行于有明一代的《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乡里中，凡有奸、盗、诈伪、人命重事，许赴本管官司陈告”。[8]也就是说，除涉及刑律的案件外，其他均先由里甲老人调解审理，不服者方可上诉官府。其他朝代处理民事案件的办法亦大多如此。中国古代实行的由乡里组织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使民间发生的绝大多数纠纷得以解决，既有利于正确处理乡里发生的矛盾，息事宁人，也极大地减少了官府的负担，应当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法律措施。

2.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与古罗马“法治”思想有何不同

这个问题很常见，具体的说比较复杂，因为法家思想也好，罗马法的精神也好，都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简单的说说吧：

简单地说，先秦法家的所谓“法”不过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法、术、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家思想中，“法”是统治者使用暴力机关通过“刑”这种负面的惩罚手段和“赏”这种正面的激励手段来维持自己订立的社会秩序的方式。法家思想因循荀况的“性恶论”，认为个体的人是有着天然破坏秩序的冲动的，所以一个国家政权要想维持自己的稳定，就必然需要使用强制手段来对臣民予以规范和控制，而这个工具就是“法”。

古罗马时代的“法”，最初是平民阶层为了对抗贵族肆意侵害平民利益的行为而通过和平的政治斗争手段来争取到的一种均衡器。罗马法的本质意义在于，它给社会中每个个人和各个阶层，乃至利益团体都制定了一个相对而言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游戏规则。在“法”的约束下，大家遵守游戏规则，互相竞争。

形象一点说，在中国法家思想而言，“法”是用来监禁犯人的监狱，让人们知道自己的活动空间在哪；而在罗马人而言，“法”是自由市场里的公平秤，对于那些缺斤短两的行为可以假一罚十的那么一个均衡器。

3.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对中国传统法学思想的扬弃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积极影响

第一，在学术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提供了资源。依法治国的战略的执行，需要法学学术研究先行，为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而法学学术的研究要扎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同时学习借鉴西方现代法学，将二者良性结合建立适合中国的现在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尚中有很多值得深入挖掘和借鉴法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可以为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提供宝贵的理论素材。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德治”与“法治”并用值得借鉴。以儒家思想为例，儒家法律思想主要包括“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儒家的这种法律思想主要强调道德和教化的作用，以法律作为辅助手段，主张“礼治”、“德治”、“人治”，通过道德与法律的高度相似实现儒法合流的。

在传统社会特殊的条件下，儒家的这种法律思想是治理封建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儒家法律思想重“礼治”、“德治”、“人治”轻法治，固然不符合现代法治理念，但是从另—个角度看，儒家法律思想将德治与法治较好的共用与统一，这对于今天我们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有启示意义。

第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思想可以为现代法治理念提供有益补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涵着大量优良的法治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郑国子产铸刑书，这体现了法律必须公布的理念；法家学说的创立者韩非子强调“法分明，则贤不得辱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爆寡。”

这体现了法律必须具有平等和正义的属性。又如“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强调了法治的价值；而“刑罚清则民服”则是说明刑罚目的。这些传统法律文化带有鲜明中国传统社会的色彩，在当今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供本土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消极影响

第一，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等级思想、特权思想对全面依法治国有消极影响。传统封建社会中，等级思想根深蒂固，上下尊卑，等级森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于人的自由和权利处于漠视甚至无情侵犯的状态，至今对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仍有不良影响。

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采用强制的手段使人民接受等级安排，人民相对于特权阶级是没有平等可言的。统治阶级以“人治”作为手段，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维护森严的等级，其目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能长期维持下去，这与法治中平等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理念对全面依法治国有消极影响。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白诞生起就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儒家崇尚“德治”和“人治”，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上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上强调人治。

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和固化，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难以改变的影响，包括“人治”思想、义务本位思想、等级特权思想、尊卑有序思想以及惧法厌讼的思想。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法律观念中，还会以难以发觉和改变的形式得以保存和延续，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信息闭塞的地区。这将会对新的法治观念树立产生不小的阻碍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民主、平等、个人权利意识长期以来也受到儒家人性论与天下论等观点的压抑。儒家学说认为人性本善，人应该每日修身养德。一个人必须拥有良好的道德，必须为集体利益牺牲自身利益。儒家思想还认为“百善孝为先”，个人对于家长要绝对服从，“天下”是一个“大家”，统治者则是这个“大家”的家长，所有臣民必须对于统治者要绝对服从。

第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较强的独立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几乎处于封闭隔绝的状态，与西方的法律体系有着鲜明的不同。儒家思想更加关注的是整体的利益，个人对于利益追求是不被重视和鼓励的。

儒家学者始终推崇整体主义精神，他们通过“修齐治平”积极入参与到社会活动和政治实践中，通过入朝为官掌握政治权力，进而将其推崇理念带入到治国安邦的实践中，最终形成得失一种整体化的秩序体系。

在这中秩序体系的支配下，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互相配合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牢固的宗法体制。我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这种非常稳定的封闭性法律体系，使得一些传统法律文化的思维理念深入人心。中华法系封闭性强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树立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几千年形成的法律传统与现代法治理念产生碰撞其惯性也难以一下改变，至今仍然存在部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思维理念深入人心却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造成了不利影响。

(3)中国传统法治思想扩展阅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沉淀自成一体，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第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视“德治”的作用。法治理念的根本出发点是用一套成型的法律体系约束人们的行为，而在传统社会中“德”恰恰就是约束和规范人们言行的最基本的原则，遵循传统的“德”的规范是法治思想得以产生、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尤其推崇“德”，以“仁”、“忠”、“孝”作为个人最根本的道德要求，以“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基本伦理准则。

儒家思想重礼轻法，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强调统治者先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身正则令行。在传统的“德治”思想的引导下，法律与道德规范、行政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道德高于法律，法律依附于道德，法律自我发展的动力受到了限制，成为了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视集体和义务。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等级结构”。

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架起“大家”，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的叠加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皇权是国家政权的中心，是“最大的家族结构”中的“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纵观传统文化中的各家思想，凡是支持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思想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都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青睐，甚至使用国家强制力使这些思想成为必须被全社会认可的思维和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国”和“家”本位主义不仅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更有了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强调“国”和“家”的集体观念，要求每个人以“国”、“家”为重，履行个人义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第三，中国传统法文化生长于君主专制的环境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强调个人身份、等级的不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实际贯彻执行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严格等级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从统治阶级的角度来说，以法律体系确立等级制度，最为根本的目的就是自身的统治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是封建君主统治百姓的工具。

4. 简述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法制思想，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有何特点

简述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法制思想。
【答案】战国时期，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法不阿贵”。秦朝建立后颁布了通行全国的秦律，集中体现了地主阶级的意志。《大明律》增加了经济立法。黄宗羲提倡“法治”，反对“人治”。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有何特点？
【答案】法律是皇帝意志的体现，社会成员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法律严酷；以令代法，主观性、随意性强。

5. 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阐述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传统的法制思想

一、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阐述在依法治国过程中正确对待传统的法制思想的做法：
1、传统文化具有继承性，要学会辩证地继承传统的优秀的法制思想。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2、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要学会在传统法制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法治改革。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思想今天仍显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同时赋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内涵。
3、在社会发展中，传统法治思想如果能够顺应社会生活变迁，就能对社会与人的发展起积极作用，要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传统法治思想。
4、继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继承的必然要求。对待传统法治思想必须“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一系列依法治国思想，就是在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法治思想并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基础上取得的，体现了新时代的要求。
二、所谓传统法律思想实质就是能够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内对法律内容进行有效支配的根本原理。
1、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即是能够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不同时代起到支配法律内容的根本性原理，也就在我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儒家文化才是其实质，是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关键部分。
2、此外，还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里的儒家文化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不是孔孟之道。在汉初的儒家文化应逐渐升华为将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为一体的新文化，此时文化的确立除了标志着中国封建正统思想的形成之外，还促进了“外儒内法”在中国封建时代的贯穿。

6. 中国古代各种的法律思想

孔子的思想是仁者爱人，尊礼尚德，觉得道德是约束人们的主要手段，君子应该自省，对于法律的看法是遵守但不重点推崇。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是施仁政，轻刑罚，认为法律不该过于严格。韩非子是法家代表人，认为社会主要由法律维护秩序，法律应该严格，天子与庶民同罪，法律是统治的重要手段，比较严苛，并且他的思想得到了实践。先秦法家思想是法律对于社会而言极为重要，国家需要完善法律严格执行。

7.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哪些特点

关于我国法律文化传统主要有哪些，学者们虽然见仁见智，但基本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张晋藩先生所概括的，可以作为中国法律传统比较有代表性的总结: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立法上等差、良贱有别的立法指导思想，“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律为主的法规体系，漠视权利、详订义务的法律内容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制度；
在法律意识方面，认为法律的渊源在皇帝，皇帝口含天宪，皇权至上，法自君出，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等。（参见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中华法系虽然历经数千年，中国法律传统中虽不乏现在看来也还是真知灼见的法观念和充满智慧的法律制度设计、法律运作安排，但其中却难以找寻到全民普遍遵从的良法、良法至上这一法治精髓。 我们将现代法治的本质内涵归纳为：通过执法者严格依据民主程序产生的立法机构制定的明确、完备的法律，来保障社会成员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秩序、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其中包含着法律是多数人利益的表现、法律具有至高权威、上下一体同受且只受法律之治等核心观点。它既是一种治国方略，也是一种原则性的、根本的治国制度，它还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它更是人类在饱经封建专制之后的一种新的价值追求。 因为法治思想源于西方,因此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国的法治进程必然是对西方法治的扬弃和本土化,也是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当代中国法治必然是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是西方法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中国其他国情结合的产物.如党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主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不能简单的和我国法律文化中德法并举的思想一概而论,但其中的渊源是不可否认的.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思想格格不入的内容,就将被时代所淘汰,被中国所淘汰. 综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法治的关系,应是一种批判的继承,既不能否认其与现代法治思想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一概的否定,历史总是潜移默化的作用于现在,作用于每个人的思想.法治必须是自下而上的,每个中国人思想中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认同感,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影响是巨大的.作为法律工作者,应该在这两者之间找到最合适的契合点,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法治社会.

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容是什么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理论思想体系,涉及政治哲学、法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关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政党观、民主观、法律观、法治观、人权观、平等观、正义观和权力观,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等。(2)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社会主义宪制和法治原则、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学说等。(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等。(4)公民和国家公职人员的法治态度、法治心理、法治偏好、法治情感、法治认知、法治立场、法治信仰等。(5)关于法和法治的一般原理、价值、功能、原则、学说、方法和知识等的理论。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规范理论体系,涉及法治的基本制度、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治体系、法治程序、法治结构等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关于国家宪法和宪制的理论,如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等)的理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文化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制度、人权保障制度、立法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等的理论。(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如宪法实施监督体系、法律法规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等的理论。(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制度的理论,司法权、司法体制、司法程序、法律监督体制、公正司法制度、依法执政体制等的理论。(4)关于法治的一般制度、体系、程序、规则、规范和架构等的基本原理。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运行操作理论,涉及法治原理的应用、法治行为、法治实践和法律制度运行等范畴和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法治建设各个环节的理论。(2)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军、依法办事等法治实施各个方面的理论。(3)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法治经济、法治政治、法治文化等法治发展各个领域的理论。(4)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等依规治党和依法执政的理论。(5)关于法治运行实施的一般规律、特点、机制、行为、方式等的基本理论。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相关关系理论,涉及法治存在发展的外部关系,涉及法治与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存在等现象及其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的关系:(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系。(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先进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关系。(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道德、纪律、政策、党内法规、习俗、乡规民约、社会自治规范等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公正、安全、秩序、尊严、和谐、权威、平安、幸福等的关系。(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构建秩序、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等的关系。(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政党、宗教、以德治国、依规治党、国家治理现代化、良法善治等的关系。(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人类法治文明、西方法学理论、中华法系文明、国际法治理论、全球化法治进程等的关系。

9. 中国古代的法制观念

中国传统法制以“礼法结合”为特征。
这一特征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周“以德配天回”“明德慎罚”的答法制思想是这一传统特征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法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汉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汉初思想为“无为而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此影响下，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春秋决狱”就是儒家化在司法上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儒家化；隋唐时期，儒家化的法律成熟，并结出丰硕成果《唐律疏议》。至此，儒家化的法制观念确立，并一直延续至清末。

10. 中国古代的法制观念

中国传统法制以“礼法结合”为特征。
这一特征不是一蹴而就的。西周“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是这一传统特征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法家思想占了主导地位；秦朝法制以法家思想为指导思想；汉承秦制，法制是法家的，但汉初思想为“无为而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此影响下，法律开始了儒家化的过程，“春秋决狱”就是儒家化在司法上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儒家化；隋唐时期，儒家化的法律成熟，并结出丰硕成果《唐律疏议》。至此，儒家化的法制观念确立，并一直延续至清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