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法学

㈠ 法学专业有什么领域哪些分支各个领域的大师是谁主要理论是什么

法学专业，连续N年就业率排名各专业倒数，失业人数并肩站能绕地球好几圈。究其原因，“罪魁祸首”是一个叫做司法考试的东西，因其难度极高，通过率极低，被称为“天下第一考”。而没有此证又无法从事法律专业领域业务，故每年有大批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倒在该门槛外而失业或转行。
1、宪法：宪法学（大一上学期专业必修）、外国宪法（春季学期通选）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大二下学期专业必修）、外国行政法（大三下限选）
3、民法：民法总论（大一上专业必修）、债权法（大一下专业必修）、物权法（大二上专业必修）、侵权法（大二上限选，侵权法实际上属于债权法的内容啦，但是法学院单开了一门课，所以债权法课上基本不讲侵权法内容）、亲属法与继承法（大二下限选）、民法案例研习（大三上限选）、信托法（大三上限选，信托不局限于民法领域，商法方面也有）、非盈利组织法（大三上限选，社科君表示不清楚是民法还是商法……）
4、刑法：刑法总论（大一下专业必修）、刑法分论（大二上专业必修）、犯罪学（大一下限选）、司法精神病学（大二上限选）、刑事执行法（大二上限选）、刑法案例研习（大二下限选）、国际刑法学（大三上限选）、刑事侦查学（大四上限选）
5、商法：商法总论（大三下专业必修）、保险法（大二上限选）、企业法/公司法（大二下限选，也有把这个课分在经济法里面的，经济法的保研也会考察）、会计法与审计法（大三上限选，个人感觉是商法领域的）、票据法（大三上限选）、海商法（大三下限选？旧的专业计划上没有，感觉应该是有这个课，在国际经济法里面也会涉及）
6、经济法：经济法总论（大三上专业必修）、企业法/公司法（大二下限选，挺重要的课）、财税法（大三上限选）、竞争法（大三上限选）、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大三上限选，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独立于经济法的独特“法域”）、金融法/银行法（大三下限选）
7、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大三下专业必修）、国际投资法（大三上限选，隔年开）、国际技术转让法（大三下限选，隔年开）、国际金融法（大四上限选）
8、国际公法：国际公法（大三上专业必修）、国际人权法（秋季通选课）
9、国际私法：国际私法（大三上专业必修）
10、环境法：环境法（大三上限选，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和劳保法类似，都是独立的，但也有学者认为环境法也属于经济法的一部分……反正它们都是社会法啦……）
11、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大二上专业必修）、刑事诉讼法（大二下专业必修）、民法案例研习（大三上限选，其中也会涉及民诉的内容，社科君没选过刑案，表示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关于刑诉的内容，但是这类案例研习课对于诉讼法的学习往往有益吧……）、外国诉讼法（大三下限选）
12、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法（大三下专业必修，按理说应该是民商法的内容，但是北大保研时是独立招生的，而民商法保研不考察）
13、法学理论：法理学（大二下专业必修）、法律经济学（大二下限选）、比较司法制度（大三上限选），还有立法学、法律社会学等课，但是社科君表示没有在选课的时候见到过……
14、法律史：中国法制史（大一下专业必修）、外国法制史（大一下限选）、西方法律思想史（大二上限选）

整理了这么多，其实社科君自己也发现里面有很多废话……其中可能有不少遗漏的课程和错误之处，还请大家指出~
最为核心的区分，社科君认为还是在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上面。关于民法、经济法的区分，在我国已经有了很久的讨论，毕竟经济法是我国独创的概念。在历史上甚至还曾经将合同法（债权法的一部分）从民法中划到经济法中，但是现在二者的区分基本上已经比较清晰了。用邓峰老师的话说，民法的思维很抽象，而且法律的背后有相当完备的理论基础；而经济法的思维是针对问题的，因为面向问题，所以需要考量的不仅包含法律方面的因素，还要看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是否合适。而关于商法和经济法，一般认为前者在较为微观的贸易领域发挥作用，毕竟它起源于商人之法，而后者则更为宏观，因为一般认为经济法是在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候的产物。

㈡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指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经济法主体进行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经济法基本原则。中国经济法基本原则，多数经济法学者认为应当包括：（1）遵循和综合运用客观经济规律的原则；（2）巩固、发展社会主体公有制和保护多种经济形式合法发展的原则；（3）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4）国家统一领导和组织自主经营相结合的原则；（5）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
原则要素
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2)法律性，(3)经济法特性。其两大基本原则是适当干预原则和合理竞争原则。它们反映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本质要求；同时科学地概括了经济法具体规则的内在连结和精神，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法中价值与具体规则的汇合和融通。并且二原则已为大量经济法规所昭示，凸显了公权和私权的有机统一，准确地揭示了经济法基本原则之特质。

经济法基本原则
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揭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这主要反映于： 1、将非法律的原则表述为一种法律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2、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如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依史际春、邓峰先生的观点，“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主要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但是，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固然是经济法应当确立的一项准则，但其并未反映或体现经济法之特质，将其纳入其他部门法之界域，如行政法，同样也言之有据。

3.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错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邱本先生的“计划原则”或“反垄断原则”。虽然经济法基本原则取决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张的经济法体系包括计划法和反垄断法两部分的观点来看，计划原则与反垄断原则也仅仅是经济法部门法之原则，而无法函盖经济法之全部和整体。

4.将经济法价值作为经济法原则。正如前述，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迥然有别的，但在李先生之诸原则中，如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等，将其纳入经济法价值范畴，颇为恰切，但如果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则难以契合作为原则本身的内质和要求。

5.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作为经济法原则，如史际春、邓峰先生所主张的“平衡协调原则”。在他们看来，“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平衡协调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史先生等将其纳入经济法基本原则，有所不妥。这一是因为在法的一般意义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调节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和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耶林也同样指出：“法律的目标是在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因而，平衡协调各种关系和利益，不仅经济法使然，其他部门法亦同样如此。民法对民事主体相互利益关系之衡平，行政法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利益之调整均概莫能外；其二，平衡协调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项调整方法更为恰切，纳入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范畴未免有方圆木凿之嫌。

㈢ 科研成果转化如何不触国资流失红线

官、学、商三种身份集于一身，涂瑶生曾以此为优势，带领企业走出新路；但他也受三重身份所累，败于三者交叉的模糊地带。

刑罪边界

法院认定的另一笔300万元贿款，是谭登平转账给第三人，用于支付涂瑶生的投资本金。2011年底，涂瑶生通过他人购买长白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200万元是谭登平代其支付的。谭登平还帮涂瑶生归还了其在买房时向他人的借款100万元。

法院认定的谭登平证言称，他向涂瑶生行贿300万元，是因为他觉得涂瑶生在科达机电收购股权以及后来定向增发方面提供了支持和帮助，使得一方制药股价升高很多，大家都受益。具体指，涂瑶生利用职务便利为科达机电入股一方制药、谭登平代表科达机电在一方制药行使经营管理权以及科达机电取得重大事项控制权中谋取了利益。2006年，一方制药向专职高管定向增发时，涂瑶生明知定向增发后，广东中研所的国有股权会被稀释到三分之一以下，违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未履行职责向省广东中研所及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一方制药定向增发的重大事项，也没有报告其参与定向增发认购股份，擅自代表广东中研所同意该定向增发重大事项并收受谭登平为其认购及代持的股份，致使广东中研所的国有股权被稀释在三分之一以下，并对一方制药的重大事项决策丧失了控制权。

庭审中，涂瑶生和谭登平都翻供，称这300万元为涂瑶生股份收益。

涂瑶生上诉书称，前述300万元支出时间与2003年科达机电收购一方制药股份已相隔8年，谭登平还以涂瑶生对科达机电公司收购股份有帮助、对一方制药公司起过大作用为由，个人用300万元贿送涂瑶生，其行为完全不能反映其所称动机。2011年时，谭登平已全面掌管一方制药，涂瑶生虽然挂名董事长，但对谭登平无制约、管理、控制、隶属关系，没有行贿涂瑶生的动机。

这一翻供说法因“缺乏正当理由”未被法院采纳。

判决书称涂瑶生未就定向增发事宜报批违规。2003年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有控股的公司、国有参股的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决定公司的分立、合并、破产、解散、增减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任免企业负责人等重大事项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股东代表、董事，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

法院认定的科达机电董事长边程证言称，通过定向增发将广东中研所股份稀释到33％以下是因为，一方制药重大事项都要三分之二以上股东一致同意，而广东中研所作为国有法人持股三分之一以上，很多投资意见都要上级审批，造成很多投资批不下来。经过计算，定向增发持股要达到12.28％左右，才能将广东中研所股份拉低到三分之一以下，此举有利于一方制药的发展。

上述不愿具名的刑法学者告诉《财经》记者，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精神，认定受贿罪既要看数额也要看权钱交易的具体情节，涉案情节是被告人个人行为还是集体决策，是否造成实际损失，对企业发展是否有积极作用，这些对案件走向、量刑均有影响，判决时需考量。

涂瑶生在广东中研所的一位同事对一审判决结果表示不解。他介绍，现在各科研单位也在倡导让科研人员得到实惠，涂瑶生作为中药配方颗粒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和一方制药的创办者，于情于理应该得到一定的股权奖励。

与此案相似的多个案例显示，科研经费及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项目负责人被指控最多的是贪污受贿——公款被“套取”、“转移”到个人或其所控制的公司名下，都可能触及一条红线——国有资产流失。

近年来，这一问题逐渐被重视。2015年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45条第3款称，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未规定、也未与科技人员约定奖励和报酬的方式和数额的，将该项职务科技成果自行实施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应当在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三年至五年，每年从实施该项科技成果的营业利润中提取不低于百分之五的比例。

2016年7月，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保障和促进科技创新的意见》，强调在办案中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如对于身兼行政职务的科研人员特别是学术带头人，要区分其科研人员与公务人员的身份；区分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与贪污、受贿之间的界限；区分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按照科技创新需求使用科研经费与贪污、挪用、私分科研经费的界限等。

目前，涂瑶生已经提起上诉，该案正在二审审理中。

㈣ 邓峰的代表著作

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版。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修订版，合著，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代表论文：
邓峰，公司利益缺失下的利益冲突规则—基于法律文本和实践的反思，《法学家》，2009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9年第12期转载。
邓峰，资本约束制度的进化和机制设计：以中美公司法的比较为核心，《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邓峰，清末变法的法律经济学解释：为什么中国选择了大陆法，《中外法学》2009年第2期，第165—186页。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9年第9期转载。
邓峰，中国中小企业的法律困境：规制方式和产业政策的冲突，【韩国】《亚洲法学》2008年12月期，第33-79页。
邓峰，中国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北京：《中外法学》2008年第1期，第58—65页。
邓峰，业务判断规则的进化和理性，上海：《法学》，2008年第2期，第68—80页。
邓峰，2007, A Legal Analysis of Leadership Accountability: An Approach from the Director’s Duty of Care in Corporate Law,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Vol. 28, No. 1, 2007, pp. 3—13.
邓峰，领导责任的法律分析—基于董事注意义务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36—148页。
邓峰，国有资产的定性及其转让对价，西安：《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第113—123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6年第4期转载。
邓峰，经济法学漫谈：作为理想尺度的效率，北京：《经济法学评论》，第五卷，史际春、邓峰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邓峰，《行政许可法》的成本与局限性，北京：《洪范评论》，第2卷第2辑，吴敬琏、江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92页。
邓峰，作为社团的法人—重构公司理论的一个框架，北京：《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第742—764页。
邓峰，组织、市场与政府的协调与调整，北京：《清华法治论衡》，第6辑，高鸿钧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17—146页。
邓峰，到底是哪儿不对劲？对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的法律经济学分析，北京：《判解研究》，2004年第5辑，王利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1—106页。
邓峰，经济法学漫谈：正义、效率与社会本位，北京：《经济法学评论》，第四卷，史际春、邓峰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3年第7期转载，第99—112页。
邓峰，论经济法上的责任——公共责任与财务责任的融合：accountability，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3年第9期转载，第146—153页。
邓峰，公司的出资形式和出资审查，合肥：《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第2卷第1期，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200页。
史际春、邓峰、刘祥武，公路经营权所折射的体制改革问题，北京《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5期，第82—91页。
史际春、邓峰，公路经营权研究，北京：《经济法学评论》，2001年第2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264页。
邓峰，经济法学漫谈：社会结构变动下的法理念和法律调整，北京：《经济法学评论》，2001年第2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
史际春、邓峰，经济（政府商事）合同研究—以政府采购合同为中心，郑州：《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4、5、6期连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年第2期转载。第12-19；5-16；13-18页。
史际春、邓峰，论经济责任制对国企改革价值的再发现，北京：《政法论坛》，1999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第7期转载，第12—19。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宗旨与原则刍议，武汉：《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1999年第2期转载，第9—13页。
邓峰，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与经济法的协同变迁及经济改革演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法学》1998年第5期转载，第48—53页。
邓峰，试论民法的商法化及其与经济法的关系，北京：《法学家》，199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1997年第9期转载，第43—47页。
史际春、邓峰，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北京：《法学研究》，1997年第3期，第39—52页。

㈤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中国经济法基本原则，多数经济法学者认为应当包括：

（1）巩固、发展社会主体公有制和保护多种经济形式合法发展的原则；

（2）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

（3）责、权、利、效相统一的原则；

（4）国家统一领导和组织自主经营相结合的原则；

（5）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指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都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经济法主体进行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经济法基本原则。

(5)邓峰法学扩展阅读：

1、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普遍性；法律性；经济法特性。它们反映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本质要求；同时科学地概括了经济法具体规则的内在连结和精神，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法中价值与具体规则的汇合和融通。并且二原则已为大量经济法规所昭示，凸显了公权和私权的有机统一，准确地揭示了经济法基本原则之特质。

2、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存在的灵魂和基础，是经济规律的高级表现形式，这些原则的作用在社会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其对经济法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运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资料参考：网络_经济法网络_经济法基本原则

㈥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有哪些

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 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

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

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

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

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

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释：

〔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赖达清 李文军

㈦ 北大法学研究生导师和专业

你去北大法学院的网上岂不是更快吗，呵呵。只提供几个比较有名或是口碑好的的吧。剩下的自己去www.law.pku.e.cn查吧。
北大太难考了，统招名额只有40个，看见流星的几率都比这大。所以你慎重吧。
法学理论：朱苏力（院长、法治的本土资源，法学生的入门，厉害了）、周旺生（立法学）、巩献田（马克思主义法学）、强世功（法社会学）、张骐（研究法律解释等，有专著）
法制史：贺卫方不招硕士研究生，有名气的法制史老师都仙去了。徐爱国（写过不少书，西方法律思想史也编过，英美侵权法也编过，不知道专擅哪方）
刑法：陈兴良（北大的陈兴良、清华的张明楷、北师的赵秉志）、梁根林（听过他的课，很不错）、郭自力爷爷、王新、白建军（关系犯罪学、金融犯罪，好像也带金融法的学生）
刑事诉讼法：汪建成、陈瑞华（两位老师都很不错，汪建成老师的课很棒，极棒，有机会推荐一定听听，陈老师著作等身，学术领军人物）
民法：尹田（物权法制定组长）、钱明星、葛云松、魏振瀛（德高望重，不过似乎不带学生）、刘凯湘（合同法、也带商法的学生）、佟强（大师佟柔的儿子，精于实务，尤善债法）、
民事诉讼法：潘剑锋（长得很帅，很像尔冬升）、傅郁林
经济法：吴志攀（北大常务副书记，似乎不带硕士）、张守文（经济法理论、财税法）、郭雳（北大博士，哈佛JD，据说人长得很帅，研究金融法的）、肖江平（研究竞争法和经济法学说史）、甘培忠（公司法）、蒋大兴（去年从南大挖来的副院长，研究商法和公司法，据说颇有成就）、叶静漪（社会法）、洪艳蓉（金融法，资产证券化颇专）、彭冰（证券法）、刘燕（金融法、会计法）、邓峰（课讲得很好，而且学术上也很有新意，98年还只有27岁就编了一本至今很牛的书。公司法，经济法，跟经济学院的张维迎做过博士后，应该经济学的东西也十分擅长）
商法：楼建波（房地产法）、金锦萍（信托法）、郭瑜（海商法）
财税法：刘剑文（财税法的领军吧），自己单独开一个方向，不招统招生。
国际法：白桂梅（资深美女，五十多岁了，还很见当年的美貌，王铁崖的高徒，国际条约法）、龚刃韧（国际人权法，有日本研究背景）、李红云、饶戈平
国际经济法：吴志攀（不知道带不带）、邵景春（贸易）、王慧（国际私法）、张潇剑（国际私法）
宪法行政法：罗豪才（似乎也不带，忙嘛）、姜明安（厉害了，就是方言有点……呵呵）、王锡锌（讲的很不错）、沈岿（讲义不错，最近一两年发的文章也基本是核心中的核心级的）、张千帆（书和课都极好，可惜到北航了，说是还兼带，很难讲了）、王磊（宪法司法化）、湛中乐、陈端洪（口碑不错的年轻老师）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汪劲。好几年不招统招生了，一个保送名额
知识产权法：张平（知识产权学院也带，网络著作权、域名的）

㈧ 邓峰的介绍

邓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2006年至2007年哈佛大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企业公司法、经济法总论、法律经济学、民商法总论、社会规范和社会演进理论。主要讲授课程为企业法与公司法相关课程。

㈨ 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2)法律性，(3)经济法特性。其两大基本原则是适当干预原则和合理竞争原则。它们反映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本质要求；同时科学地概括了经济法具体规则的内在连结和精神，较好地实现了经济法中价值与具体规则的汇合和融通。并且二原则已为大量经济法规所昭示，凸显了公权和私权的有机统一，准确地揭示了经济法基本原则之特质。
学者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揭示，大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失，这主要反映于： 1、将非法律的原则表述为一种法律原则，如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2、将法律的一般性原则表述为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如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依史际春、邓峰先生的观点，“责权利相统一原则主要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各管理主体和公有制主导之经济活动主体所附的权利（力）、利益、义务和职责必须相一致，不应当有脱节、错位、不平衡等现象存在。”但是，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固然是经济法应当确立的一项准则，但其并未反映或体现经济法之特质，将其纳入其他部门法之界域，如行政法，同样也言之有据。
3.将经济法部门法的原则错位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如邱本先生的“计划原则”或“反垄断原则”。虽然经济法基本原则取决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但即使就邱本先生所主张的经济法体系包括计划法和反垄断法两部分的观点来看，计划原则与反垄断原则也仅仅是经济法部门法之原则，而无法函盖经济法之全部和整体。
4.将经济法价值作为经济法原则。正如前述，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基本原则是迥然有别的，但在李先生之诸原则中，如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益等，将其纳入经济法价值范畴，颇为恰切，但如果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则难以契合作为原则本身的内质和要求。
5.将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作为经济法原则，如史际春、邓峰先生所主张的“平衡协调原则”。在他们看来，“平衡协调原则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要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整具体经济关系，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引导或强制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利益目标的统一。”从其表述中，不难看出平衡协调原则主要强调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所使用的方法或手段，史先生等将其纳入经济法基本原则，有所不妥。这一是因为在法的一般意义上，法律原本就是利益之调节器，正如博登海默所指出的那样，“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和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耶林也同样指出：“法律的目标是在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因而，平衡协调各种关系和利益，不仅经济法使然，其他部门法亦同样如此。民法对民事主体相互利益关系之衡平，行政法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利益之调整均概莫能外；其二，平衡协调就其本质而言，作为一项调整方法更为恰切，纳入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范畴未免有方圆木凿之嫌。

㈩ 邓峰的教育背景

2001 法学博士, 经济法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998 法学硕士，经济法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1995 法学学士，涉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