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道德良知
Ⅰ 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人的生活无非是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作不停的运动与追求,寿命作为其时空载体却不是“意义”的唯一尺度,生活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每一个体自己感知的精神世界中。 一万个人就有一万个“意义”,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只要不犯众、不碍人、不悖于社会公共秩序与人类道德规范,也就无可非议、无须指责,更无必要苛求了。寒山扫墓,皇帝与乞丐的眼泪一样轻重,但“人头马”与“土烧锅”的香醇却各有所爱,朕的君临天下与臣民的二亩三分地对他们各自说来分别是生活最有意义的至高追求。 其实每个人对生活意义的解读不同,这个世界才如此精彩。你认为“有意义”的,人家未必认同,社会价值观之外还有个人的价值观,人最痛苦的莫过于逼迫自己去做自己最不愿做的事。你爱怎样活就怎样活,人家爱怎样活就怎样活,这就是意义,就叫“有价值。”如果有这种豁达的价值观,你就不会哂笑亿万富翁躲到深山老林穴居做“有巢氏”了,就不致于对藏传佛教的信徒们匍匐苦行以身体丈量千里朝圣之路而大惑不解了。 如此说来,是否就不需要社会的价值标准了呢?这是另一话题,自己活得好,同时让别人也活得好,固然是道德良知,但更多的属于社会理想范畴。我这里说的是生命个体对自身生活的态度,这个东西别人是强求不了的,只要不与社会群体利益和道德规范相颉颃,汝之奈何? 传说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手拈一朵花,一语不发。此时众人面面相觑,唯有摩诃迦叶发出会心的微笑。于是释迦牟尼便将道理传给了他。芸芸众生苦苦寻觅的禅,就是这样产生在拈花微笑之间。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我”就是“道”,“道”就是“我”。“道法自然”成了道家的立学之本。禅之机、道之理、生活的真谛、意义的本源统统流露于自然生活之中。 如果谁弥留之际,回望过来之路,觉得舒心坦然、心志如愿、自然快意的日子居多,且不怍于天地他人的话,便可滋滋有味地啧啧嘴,合上眼了。他的人生便可自谓“有意义”“有价值”,至于身后别人怎样评论,由它去吧!
Ⅱ 对于恶搞现象的看法
灵魂残废的恶搞现象2006-09-11 19:47材料一:去年12月18日,电影《无极》上映的第四天,31岁的自由音乐人胡戈用5天的时间精心构思了一个绝妙的剧本,然后又花费4天的时间,在自己的电脑上,用一套名为“Vegas”的视频软件,完成了被无数网友奉为经典PV的《馒头血案》。
材料二:小胖的恶搞让多少人记住了哪个小孩,如果要是一个名人被这样恶搞的话,还不知道要掀起多大的风波呢,可怜的一个小胖最终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诉诸于法律的传闻。而一个“后舍男生”也是继芙蓉姐姐菊花姐姐之后的一个网络传奇,当然如今的“章鱼村”以及“吉祥三宝”都被人恶搞起来了,只要背后有故事有搞头自然就会有人仗剑而出。
材料三:前不久,长沙广厦新村小区旁的一家大饭锅饭店竟然以油画《开国大典》做宣传,画中加上了一句广告语“同志们大饭锅成立了”……而饭店二楼的横梁上也贴满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工作、生活的图片作为装饰。
近两年来,“恶搞”似乎已成为社会上一种流行现象。诚然,互联网于悄无声息之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娱乐方式。当电视娱乐和纸介娱乐越来越同质化而毫无创新的时候,人们开始渴望一种新鲜的、更刺激的娱乐方式来打破日常生活的乏味和平静。于是,“网络恶搞”应运而生,并带给人们无限快感,“网络恶搞”也很快由网络媒体走向其他媒体,由媒体走入现实生活,但同时也滑向了道德和论理的反面。如果说“恶搞”做为娱乐,带给人会心一笑愉悦心情的演绎,那还是可以令人接受的,本来就是娱而乐之,通过滑天下之大稽以逗民众开心一笑,本无可厚非,但无厘头到拿国家和民族感情当玩笑,的确是触犯了价值观、道德观的底线。
笔者昨晚看到央视的一档节目,请来了董存瑞生前战友做嘉宾,其用意居然是应对业已成风、时下流行得正欢的“恶搞现象”,针对董存瑞到底是不是英雄一事现身说法,该嘉宾几乎是老泪纵横,的确令人痛心,英灵何安呢?!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一大悲哀。
有人说,这是人们用自娱自乐来屏蔽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娱乐,用解构的方式对权威、严肃、正面的东西进行嘲讽,用无厘头来缓解自己的郁闷,这样说的确也不无道理,或许这也正是“恶搞”的初衷。比如由央视三套制作的叫什么心灵的节目,人们经常看到“明明”、“孙大圣”等熟悉的面孔牵头“恶搞”,掌声和笑声都是事先设计好的,电视完全不顾你的感受而制造出一些可以代替你感受的效果,那么网络也自然可以对人们日益退化的神经肆意蹂躏。
而现实是“恶搞”走向了现有主流文化的背叛和颠覆,将正常的道德、伦理,甚至人性践踏于脚下。如一些喜欢恶搞的网友所言,“这是纯粹来自民间的娱乐。我们最擅长的就是用不规则的,电视上、纸媒体上看不到的话语方式,用逗笑的方式让大家高兴。”如一些所谓的“80后作家”拿“道德良知当玩笑”,这些来自草根的夸张的“搞笑”和“恶作剧”,“不肯遵循任何幽默的规律,随心所欲地挑战着人们日渐萎缩的想像力和笑神经”,也突破了人之为人的精神藩篱,确实过了头了。
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互联网上越来越多的不健康、不文明、不道德和不真实的信息传递使网络露出了“魔鬼的狰狞面目”,“恶搞”成风便是最为直接的表白,但网络只不过是死的媒体,真正露出狰狞面目的是背后操作的那些人、是一股从国外刮来的歪风邪气。这股歪风邪气一到国土便迫不及待地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来解构所谓“主流”的表现形式,是广泛存在于不良思维中有悖正常社会伦理和媒体伦理的“失范现象”,而这种“二十年未曾目睹之怪现状”很快流窜于现实生活,的确是到了正义可忍耐之边缘,必须加以遏制。
无疑,“恶搞”具有强烈的眼球效应,当然,也有一些个商业利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能够通过信息优势诱导更大的需求,利益主导是其背后无可替代的“元凶”,在某些商家眼里,利益从来都是凌驾于道德和人性之上的,而传统媒体参与“恶搞”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恶搞”这一“崭新的拥有无限支持的文化形态”面前,传统媒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不分是非曲直、污染民众精神空间的“始作俑者”,它看似满足了人们追逐娱乐、享受自我的权利,其实这些只不过是媒体商业利益下虚幻的衍生品和相关垄断者制作思维的枯竭信号而已,而一些主流传媒的“随波逐流”也暴露出某些资源的占有者对基本是非判断能力和判断意识的集体缺失。
如今,社会进入了多元化时代,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使得原有的正统文化逐渐失去了主流的统治地位,而新的娱乐元素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份额。影视作品形式多变,娱乐节目花样翻新,网络文化更是日新月异地快速发展,娱乐对象从普通人到明星、名人,各种版本的改编、剪辑、“恶搞”层出不穷,通过颠覆传统带来快感,通过受人追捧带来满足感和自我实现带来成就感,都使“恶搞文化”得已滋长蔓延。不得不承认,“恶搞”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网络娱乐形式之一。但这所有的一切都不应该成为可以强奸伦理和人性的借口。
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06年6月30日,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1.23亿人,可见网络已经成为当前极为广泛而渗透性极强的传媒平台。当代青少年的成长,对媒体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媒体越来越市场化、网络等传播手段越来越现代化、生活环境越来越时尚化的同时,“恶搞”正给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制造了不可回避的污染,产生了严重的误导,这既暴露出当前某些引导舆论的媒体和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场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现象,这种现象若任其泛滥成灾,将遗患无穷。
那种试图借助传媒颠覆几代人心中的英雄形象的行为的确是恶性的、丧失人性的、发人深省的“灵魂残废”。如果说把雷锋与一位女同志的正常书信交往硬往“姐弟恋”上贴的做法无聊可笑的话,那么,把英勇抗日的铁道游击队员丑化为脏话满口的参赛歌手,就是对民族英雄和先烈们的大不敬,是对民族精髓的反叛。
它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社会秩序和良知,同小泉拜鬼为军国主义招魂一样值得高度警惕!
希望所有有着正常良知的国人利用一切可利用之途径对这类“极其恶性”之事件形成人人喊打之态势,决不予其以任何可成长和喘息之空间,以最威猛之手段将其消灭于萌芽之中,还民众精神生活以洁净环境,让乌烟瘴气不再随风飘摇!
Ⅲ 联系实际谈谈大学生如何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践行社会公德规范
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科学素质,对宣传、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公德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应当认真学习社会公德规范。
2、应当自觉培养社会公德意识。在形成正确道德良知的基础上,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养成履行社会公德的行为习惯。
3、应当努力提高践行社会公德的能力。参与社会公德实践活动,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公德素养,并带动他人,影响他人。
社会公德的这种作用体现在:一方面肯定、维护和促进一切有利于或有助于社会和个人生存、发展和完善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否定、抑制和阻止一切有碍于或有害于社会和个人生存、发展和完善的思想和行为。
这主要是通过社会公德的规范方式来促进社会和个人弃恶扬善,扶正祛邪,从而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非强制性地调节和规范着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维护社会公共生活秩序,有效地为满足社会与社会成员的需要服务。
Ⅳ 近年社会道德缺失事件有哪些
——小悦悦遭碾压事件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时30分许,一出惨剧发生在佛上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
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几分钟后又被一小柜车碾过。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七分钟内在女童身边经过的十八个路人,竟然对此不闻不问。最后,一位捡垃圾的阿姨陈贤妹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小悦悦在广州军区陆军总医院重症监护室,脑干反射消失,已接近脑死亡。2011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
拾荒阿姨陈姨救人的过程,恰好被事发地旁边一间劳保店的视频监控记录,这段视频还包括在陈姨之前路过的18个人。陈姨并不知道,她是第19个路人,前18个,或是视而不见,或是看两眼然后离开。
第一个人:一名白衣深色裤男子,左右张望后,径直从小悦悦脚边经过; 第二个人:摩托车男,看了一眼躺在正前方的小悦悦,一拐弯绕过离开; 第三个人:浅色长袖衣服男,一直盯着小悦悦,然后像躲着走,越来越远。
第四个人:开着蓝色后尾箱三轮车男, 从店铺门口两次横向经过, 对2 米外的小悦悦视若无睹。
第五个人: 踩着三轮车的蓝衣男子;
第六个人:另一摩托车男经过;
第七个人:黑衣男子开摩托车经过,不断回望小悦悦;
第八个人:一名中年女子带着黄衣小女孩经过,看了几眼没有停步; 第九个人:一个穿雨衣的摩托车男子经过;
第十个人:穿着蓝色短袖衣的男子在小悦悦身边来回两次,除了惊异的目光外再无动作。??
记录这一切的视频,来自广佛五金城20座N63-N64的新华劳保经营部,事发地点恰好就是该店铺的门前。这间劳保店位于两条巷道的交叉口,与多数商家一样,其两边的门口上方均安装了视频监控。不料,其中一边的视频监控,刚好拍下悦悦两度被碾压的全过程。
Ⅳ 道德从何而来 没有道德良知的人会改吗
毛泽东曾经设问,“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么?是从人的头脑里自然产生么?”他回答,“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插一句,我对于毛泽东,从不用轻薄的态度来嘲弄,就是尊重他的这些哲学思考。作为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他的思维深度确实是其他独裁者远远不及的。)
从这个角度,其实可以解释“改革前的社会公德比现在好,那么改革有什么道德上的正义性”这个悖论。
人对道德的遵信,有强制教育和社会实践两个来源。一般任何社会,为保证其凝聚力,基本的道德教育是差不多的,问题出在社会实践上。
道德落差,信任落差,在本阶层中都较小;主要的问题,出在互相悬殊的阶层中。
而什么是阶级?各阶层中的个人,流动性越小;各阶层本身差距越大,发展到一定程度,延续固化,阶级就形成了。
Ⅵ 世界末日估计是在什么时候啊
不要妄想这种事情!这是一种典型的迷信焦虑,告诉你,没有任何人敢于散布谣言说世界末日什么的!真正的世界末日,不是意外巧合的那种大的灾难毁灭,真正的末日,是人类的道德良知的彻底败坏造成的,一切都是人心变坏造成的“世界末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彻底没有道德良知了,人心彻底变坏了,那么不用预言就知道世界末日就快到了! 不要管什么世界末日的宣传,都是迷信!2010年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像往常一摸一样!关键是心态,起码做任何事情要对得起良心,现代人忙的很,整天紧张兮兮的,建议时不时的向内心找一下或者观照一下自己的良心,如还能发现自己的良心所在,就说明我们还是一个好人!做任何事情不要考虑结果是什么,只要我们尽自己的能力责任和义务,将每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了,就不要管结果是什么,所谓尽人力听天命,也就是古人讲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人是要活在当下的,不是活在未来或者过去的!一个伟人问他的徒弟“人生究竟有多长?”,徒弟们有的说60年,伟人说不多,有的说70年,有的说80年100年,伟人说都不对,那么人生究竟有多长?伟人说:“人生只在呼吸间!”就是说人生就是现在就是当下,没有什么过去和未来,只要掌握了现在掌握了当下,就掌握了人生。如果经常规划、设计、展望未来等,那么他就永远活在幻想中,未来和过去统统都是幻想幻觉和一种典型的错觉!我们想一下,我们这一辈子,永远都没有任何一秒是可以活在过去或者未来的,永远且都是现在当下!时间就是人的一种感觉,任何感觉都是错觉,时间只是方便人类工作学习生活的一种工具,究其时间的本质:过去就是未来,现在就是过去,未来就是现在,这三者永远都是一点从没有分离过!所以那种所谓回到过去和未来的理论,不是真有时间这种东西可以将自己的世界向前或者向后退,而是本来现在就是过去就是未来...在现代科学中,尤其太空物理学,比如霍金的时间简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还有很多伟大的物理学家,对时间这种东西讲的很清楚,所有漫长的时间,历史现在未来永远都是一个点,包括空间也是一样,永远都是一个点,整个宇宙的一切包括物质、空间、时间、光线等等都是在一个无量微细的点内...... 所以说,从人生智慧哲学和现代科学,都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要活在当下,做任何事情不要考虑结果什么,没有太大意义,尽我们的能力责任和义务将每一件事情做好就行了,做任何事情只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任何迷信的东西都不要理会!中国古人讲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慈、和平,这些道德良知的东西,不是古代孔孟老庄等圣人发明创造的,更不是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演化出来的,这个是古代圣人们发现的真理,道德良心这个东西是与我们整个宇宙的本质是统一的,自宇宙诞生起就存在的本质!所以古人就将发现的这些真理赶紧告诉人类,免得人类受到灾难!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慈、和平等就是这个宇宙的自然规律,道德是什么,道就是自然规律,德就是遵循,道德就是遵循自然规律,悖逆自然规律就是大不道德,一刹那就直接悖逆了宇宙的本质,就是世界末日!所以就会天灾人祸在所难免!世界末日就是人类道德良知的彻底败坏!
Ⅶ 雾都孤儿人物性格
内容提要:就《雾都孤儿》一书中所揭露的社会犯罪现象而言,狄更斯并不是严格按照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真实性原则来反映的,而是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犹太人“人种”生来就带有恶魔般的品性,不应该属于人类文明社会中一员的偏见传统。本文拟就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对犹太人费金的刻画、描写,分析和探讨狄更斯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反犹主义倾向。
关键词: 《雾都孤儿》 狄更斯 种族主义 反犹
反犹主义( A nti - semitism) 一词①,作为一个专用术语出现的时间不过100 多年。但是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各民族中,与鄙夷、厌恶、憎恨、仇视,甚至要将犹太人斩尽杀绝等民族情绪联系在一起的反犹主义思想却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并在以后漫长岁月中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他们邪恶、丑陋、吝啬、贪婪,是一生来就具有“恶魔般品性的盘算周密的异教徒”(塞尔茨365) ,这是非犹太社区民众对犹太人的一般看法。而且,他们还认为让这样的一些人活在非犹太人的社会,会对整个的社会道德和精神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可以说,犹太人因固守本民族的宗教信仰、拒绝被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所同化而一次次惨遭杀戮的历史记载,不但使他们在现实生活里备感艰辛与压抑,就是在文学作品中,他们的形象也常因受到概念化影响而遭到扭曲。
19 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在其第一部社会小说《雾都孤儿》(O2liver Twist , 1835) 中精心塑造了一个反社会、毒害儿童身心健康的人物形象———费金( Fa2gin) 。毋庸置疑,在小说创作中,作者如何塑造人物和塑造什么样的人物,都是作家根据其故事主题自行确定的。通常情况下,读者、研究者们只会从这个人物形象是否真实可信来评判得失,而一般不会从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以及与其相关的“种族”层面提出质疑,进而对作家的创作动机和道德良知提出批评。然而,由于《雾都孤儿》一书中所选定的扰乱社会道德秩序的恶势力承担者———费金是犹太人,而犹太民族长期以来的不幸遭遇,尤其是他们在欧洲社会中不断遭受到诽谤、攻击,并不再是因为他们那“傲慢放肆,桀骜不驯或刚愎倔强”的性格,更多的时候“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伯曼特25) 的现实境遇,使得费金这一艺术形象变得复杂、敏感化了。人们有理由问:“匪窟”头目费金到底是根据生活的真实来塑造的,还是依据某种流行的观念虚、假设出来的。换句话说,狄更斯在描写、刻画费金这个犹太人物时,到底有没有掺杂进“种族”偏见的成分。
《雾都孤儿》出版25 年后,也就是1863 年,一位名叫艾利萨.戴维斯夫人写信给狄更斯。在信中,她指责狄更斯的创作是鼓励“一种卑鄙的偏见反对受歧视的希伯莱人。”②无疑, 戴维斯夫人认为狄更斯在小说中所塑造的费金是种族“偏见”的产物;是犹太民族又一次遭受“歧视”的象征。以真实地反映生活而著称的狄更斯当然不同意这一责难,他对此要作出反驳。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正在学术界崛起。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物学中的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引进了社会学领域。他们认为,人类的本性、行为以及语言等直接源自其生物性。据此不难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民族,不管是其性格中的闪光点还是劣根性,都源自种族的遗传,即具有不可更改和不可消灭性。狄更斯从这个新兴的“进化论”理论中找到了替自己辩护的理论依据:犹太人既然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被划分为劣等民族,是被神与人所共同反对的异己另类,那么他在《雾都孤儿》中塑造的费金形象尽管令人厌恶、痛恨,却是对他那个种族性格的真实刻画。所以,狄更斯在回复戴维斯夫人的信中说,费金之所以“被称之为‘犹太人’不是因了他的宗教,而是因了他的种族”③。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基于社会现实的。言外之意,无论是费金还是其他人物,乃至于所描写的故事都是有生活依据的。然而,在《雾都孤儿》中狄更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批判并不能掩饰他的种族偏见。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雾都孤儿》的创作主题。从本质上说,这部小说主要是针对19 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颁布的惨无人道的《贫民法》而作的。狄更斯借用一个名叫奥利弗.退斯特的孤儿的亲身经历,谴责、批判了这部法律的虚伪性。此外,狄更斯还试图通过该小说表现与揭露当时社会中的犯罪现象,以便达到改善世道人心的目的。这一创作主旨,在作品中是通过描写以“匪窟”头目费金为代表的社会邪恶势力的罪恶生活、贪婪本性以及对儿童的腐蚀与残害得以表现的。
真实地反映现实,这是现实主义作家在创作时应该遵循的首要原则。传统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作家,即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概括而集中地描写了资产阶级社会典型和本质方面的东西,他们“表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④事实上, 就《雾都孤儿》一书中所揭露、描写的社会犯罪现象而言,狄更斯并不是严格按照以上准则来反映英国社会中的犯罪现象的。具体说,当狄更斯把笔墨从官僚机构的“济贫院”转向社会犯罪问题时,他不是从社会的真实现状出发,而在站在种族主义立场上,把以费金为代表的犹太人看成是扰乱英国社会秩序,毒害基督教儿童身心健康,逼迫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罪魁祸首。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不能让犹太人在文学作品中以反面形象出现,而是说任何一个种族的人都可能犯罪,也都可以作为艺术形象出现在小说中,重要的是作者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阅读《雾都孤儿》时,有两个异常明显的感受:一是每当出现邪恶势力的典型场景时,犹太人往往是其中的主谋或活动在其中的主角。如那个隐藏在阴暗、潮湿、肮脏街道的“匪窝”的窝主费金是犹太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另一个盗贼窝点,“三瘸子酒店”中正面出现的侍者巴尼也是一个犹太人。简言之,小说每当要集中表现犯罪团伙的糜烂、肮脏生活时,最不可缺少的就是犹太人;二是犹太人在小说中可能不是最残暴、凶狠的,但他们却是最龌龊的,最令人厌恶和仇恨的。就小说中的费金与赛克斯这两个盗贼相比,前者在性格上显然不如不怕上绞刑架,连深爱自己的情人南希都敢杀死的赛克斯胆大、凶残。费金最凶残的举止不过是当其徒儿溜得快和查里.贝茨空手而归时,他一拳把两人打下了楼梯。用费金自己的话说:“人们都叫我吝啬鬼,只是一个吝啬鬼,仅此而已”(狄更斯63) 。“吝啬鬼”和杀人凶手自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狄更斯在描写、刻画他们时却显得有些一反常规。对费金,他几乎用尽了刻薄、嘲弄、鄙夷的笔墨,甚至不惜将其脸谱化。光是费金的那张犹太面孔和笑容,就令狄更斯煞费苦心,像什么“魔鬼般凶恶的脸完全皱成一团”(狄更斯148) ,“无牙的牙床上显露出两、三颗更像狗牙或鼠牙的牙齿”(狄更斯375) 以及“眼歪嘴斜的奸笑”(狄更斯62) 、咬着苍白的嘴唇发出的“一阵罪恶的冷笑”(狄更斯94) 等等描写比比皆是。对赛克斯却显得客气得多了,起码在外貌上没有刻意地丑化他。除此之外,狄更斯在小说中还让盗贼赛克斯时时刻刻都远胜费金一筹:为了金钱与财富,赛克斯虽然与费金经常互相勾结、狼狈为奸,但是他却一直没有缘由地从内心深处鄙视费金。每当两人见面时,赛克斯总是表现得气势压人,感觉良好,并时随地都可破口大骂费金是“一个该死的、有钱的、到处抢劫的、大喊大叫的老犹太”,“贪婪的、贪心的、贪得无厌的老窝主”(狄更斯93) 。面对一次次突如其来、暴跳如雷的指责与痛骂,费金每每只能用胆怯、忍让,甚至讨好、巴结的语气说:“轻一点儿! 轻一点儿! 赛克斯先生”(狄更斯94) 。如果说贼也分三六九等的话,无疑,费金远远低于赛克斯。
赛克斯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一方面来自他高大、雄壮的体魄,譬如作者说他是一个声音深沉,有着“一双鼓出腿肚儿的粗壮的腿”的“身体魁梧的家伙”(狄更斯93) ,是体格上的优势让他在“年老的干瘦”的费金面前充满着骄傲的情绪。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还和他非犹太的种族血统有关系。换句话说,“种族”或者说“人种”观念,是引导着狄更斯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塑造人物的重要依据之一,即赛克斯在体能上的高大和性格上的威猛都是源自他那与费金不同的血统。其实,根据血统来塑造人物并不是狄更斯个人所独有的创作特点,相反,是对流行于那个时代的一种艺术观念的折射。和狄更斯同时代的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 Hi ppolyte A dol phe Taine , 1828 —1893) 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论述到决定“内部的人”,即人物灵魂的主导要素时说:“有助于产生这个基本的道德状态的,是三个不同的根源———‘种族’、‘环境’和‘时代’。??人和牛马一样,存在着不同的天性,某些人勇敢而聪明,某些人胆小而存依赖心, 某些人能有高级的概念和创造, 某些人只有初步的观念和设计,正如我们遇见这一类的狗优于另一类的狗”(236 —237) 。在决定“人”的三种要素中,“种族”占据了首位,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勇敢还是卑劣是由他们的“种族”天性决定的。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后,就不难理解狄更斯在小说中把费金说成是“论勇气不及半条杂种狗的人”(狄更斯111) 和“看着他那把老骨头,像刚从坟墓里钻出来的难看的鬼魂一样”(狄更斯146) 的逻辑依据了。事实上,在《雾都孤儿》中,“犹太人”并不单纯是指对费金和巴尼等人的个体身份以及种族的界定,而是借他们的个体符号对社会中的某一类人,用狄更斯的话说是对“犹太人一类的生灵”(狄更斯145) 的指称。所以,在小说中,狄更斯首先将费金的头发、眉毛及胡须都描写成红色。这样做,除了有意识地将费金与魔鬼联系到一起外,更深的意图是通过对外在印记的强调,来突出、放大犹太民族所特有的种族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除了在个别直接引语中使用了费金这个名字外,在其他地方一直都称他为“犹太人”。这个微妙的转换看似语不惊人,实则意味深长———旨在表明作者所讨厌的不只是费金一个人,而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鄙视! 在小说中,狄更斯总是习惯用一种讽刺、鄙夷的语气来谈及或描述犹太人,“他比费金年轻,但他的邪恶可厌的外表却几乎和费金不相上下”(狄更斯112) 。狄更斯写到的这个年轻犹太人,在小说中只出现过一次,既没有前文的铺垫,又没有后面的展开,就凭其犹太身份,作者就断定他和费金一样“邪恶可厌”。在狄更斯看来,不但比费金年轻的犹太人是“邪恶可厌”的,就连费金的父辈也是如此,“世上再没有一个人长着像你这样难看的一张脸,只除了你的爹,而他我猜想现在也正被地狱之火烧着他的蜷曲的红胡子,除非你没有什么爹
而是直接从你妈的肚子里爬出来的”(狄更斯356) 。作者借赛克斯之口想传达的意思无非是:只有“邪恶可厌”的犹太爹才能生出“邪恶可厌”的犹太儿子费金;而“邪恶可厌”的费金后代(用“年轻的犹太人”替代) 自然也像费金一样“邪恶可厌”。
南希是作品中唯一的一个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的犹太女子,但是狄更斯在表现她的善良一面和对偷盗生涯的厌恶时,还是反复强调她“所属的那一特殊人种的脾性和习惯”(狄更斯123) :外貌缺乏应有的清洁感;她的脾气异常暴躁以及她的屋子充满酒气、烟雾等等。这和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喜欢用最好的词汇、最善良的心思来揣摩、表达他欣赏的人物很不一样。狄更斯之所以在对南希作一定程度上的正面描述的同时,还持有保留态度,就是因为他认为身为犹太人的南希必须要拥有这些与生俱来的缺点,否则人物就失真、虚假了。总之,在狄更斯看来,因为生物遗传的缘故,每一个犹太人都毋庸置疑地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其先辈卑鄙、可憎的品质,其相貌和本性都不可救药地无法改变,这是犹太人不可避免
的生物归宿。他觉着自己在小说中说出这一点来,并不是歧视犹太人,不过是道出了某种事实而已。这也是狄更斯在反驳戴维斯夫人时,为什么要说出下面一番话的缘由:“如果我在一部故事中把法国人或西班牙人写成‘罗马天主教徒’, 那么, 我做了件很不光彩和无理的事;但我称费金为犹太人是因为他是犹太民族中的一员,还因为这样称呼转达了属于他那类人的概念,也就像我介绍支那人给我的读者时, 我称他为中国人。”⑤狄更斯认为:如果把基督教徒说成是“罗马天主教徒”,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把费金称为“犹太人”却是于情于理都不悖的:首先,费金就是犹太种族的人,所以,不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而笼统叫他“犹太人”并没有什么不妥;其次,用费金这个人物符号来指称“他那类人”的概念,即表明“犹太人”的属性是恰如其分的,与他的“种族”是相匹配的。自然,存在于狄更斯艺术思想中的反犹主义倾向并不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出笼后才有的,而是由来已久,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牵涉到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一些恩怨纷争。犹太人所信奉的犹太教本是基督教的“母体”,二者有着前后承继的关系。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基督教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又对犹太教进行了若干的变异性改造,所以它很快就背离了犹太教并独立成一种新的宗教。自此,两大对峙宗教为了谁才是上帝的选民等问题争执不休。为了吸引更多信徒加入自己的阵营,双方展开了一场互相指责、嘲讽与诽谤的激烈“嘴战”,基督教徒还对犹太人进行了兵戎相见的讨伐。在这场战争中,基督教徒对犹太教最富有攻击性和成效性的打击是,他们指控犹太人是杀害上帝耶稣的凶手。这样一来,犹太人的形象大受损伤,在非犹太人的眼中竟变成了魔鬼撒旦的化身。
犹太教在争斗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使变成弱势群体的犹太人不得不“任凭基督教庞大势力的蹂躏”⑥。而这一切又都直接影响到了欧洲文学作品的写作模式:早在欧洲民间文学和故事传奇兴起之时,犹太人的形象就开始遭到贬斥。特别是到了中世纪,犹太人在传说、民谣中几乎沦落成“坏人”的代名词。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这些兴起并流行于中世纪的文学样式中,只要提及犹太人或有犹太人出现的,几乎毫无例外地将犹太人形容或描绘成专干坏事、不干好事的魔鬼式的人物”(徐新75) 。即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的命运也没有好转。乔叟根据12 世纪在英国诺威奇镇(1144 年) 曾发生过犹太人用基督教儿童的血做无酵饼的传说,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把犹太人描绘成是残害基督教儿童的凶手。尤其是14 世纪40 —50 年代发生在欧洲的“黑死病”让本来就生存艰难的犹太人再次衔屈含冤,他们被诬陷为是“瘟疫”的制造者,因而惨遭杀戮。与此同时,犹太人还背上了“高利贷者”的骂名。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更是“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自私、贪婪而又狠毒的犹太高利贷者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欧洲文学史上,犹太人的形象总是习惯与那些负面价值联系在一起, 这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表达模式。我们从现代反犹主义的口号,“Wasder J ude glaubt ist einerlei , in der Rasse liegt die Schweinerei (犹太人信仰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这个人种是肮脏的) ”(开普兰81) 中也能感受到欧洲人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厌恶之情。
从对历史的简略回顾中不难发现,狄更斯在《雾都孤儿》中选择费金作为残害儿童和破坏社会道德的代言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承袭了欧洲历史上对犹太人存有偏见的传统。狄更斯所谓的写实,其实也难以逾越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的制约。
注解【Notes】
①1879 年由德国作家威廉.马尔( Wilhelm Marr) 发明、创立的。
②参见〃Mrs. Eliz a Davies’s Letter to Charles Dickens , J une 22 , 1863. 〃Anglo - Jewish Letters ( 1158 -
1917) , ed. , Cecil Roth ( L ondon : Soncino , 1938) 305. 译文系作者自译。
③⑤参见Charles Dickens , 〃Letter to Mrs. Eliz a Davies. 〃Anglo - Jewish Letters( 1158 - 1917) , ed. , Cecil
Roth ( L ondon : Soncino , 1938) 306. 译文系作者自译。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20 。
⑥参见海姆.马克比:序, 《犹太教审判》,黄福武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年) I —II 。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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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ne , H. A . 〃Int roct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Selected Work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d. Wu Lifu , et al . S hanghai : S 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1979. 235 - 41. ]
徐新: 《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 年。
[ Xu Xin. An Analysis of Anti2semitism. S hanghai : The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 td. , 1996.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
Ⅷ 以“我的__(人物)”为题写一篇作文
日出 陈白露
陈白露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有着自己活泼、纯真的“竹均”时代,渴望有一个意中人和幸福的家庭,她独自到社会上闯荡,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和聪明才能,能在身会上闯出一条路来,但却不幸落入黑暗社会的陷阱,论为一名交际花,过着寄生的生活。按理,她如果自甘堕落,一直麻木下去,凭她的美貌,她的聪明,即使是潘月亭破产了,也许会有李月亭及金八爷之类的有钱、有权的人来赖以委身,直到灯枯油尽。可她偏偏是清醒的,每当奢华过后,夜深人静时她就感到一片空虚,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她爱生活,又厌恶生活”。她厌倦上流社会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但又无法抵御这种生活对她的腐蚀;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自己残酷的折磨,但又无法自拔;她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但又离不开这个丑恶的地方;她虽然不能自拔,却还想救人,当她亲眼目睹“小东西”等社会底层的人们被摧残、被蹂虐,痛苦地在生活中挣扎,而想有所反抗,尤其是当她知道小东西打过金八,便连声自语:“打的好!打的好!打的痛快”。陈白露从这个女孩身上看到了许多自己所缺乏也希望有的东西。她承认太阳要出来了,但太阳不属于她,她只能沉没在黑暗中,所以,当她赖以寄生的银行家潘月亭破产,巨额债款无法偿还时,她只得在日出前服毒自杀。
在曹禺笔下的反叛女性中,坚决地冲出家门的是陈白露。陈白露形象的正面意义就在于她彻底地打破了旧的乡村情结,而她的悲剧意义则在于冲出家门之后的无路可走,这又一次说明了中国女性打造自己现代精神品质的艰难。曹禺创作《日出》是在1935年,三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早就打破了二十年代初期乡土文明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迷信,城市已经不再是进步、自由的象征,人们从十里洋场所看到的是物欲横流、人性堕落的种种丑恶现象,现代都市反而成了藏垢纳污的代名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乡土气息的温馨召唤,就成为一种无法抵挡的人情诱惑,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情调再一次虚幻成探索者的精神家园,京派的,湘西的,相与唱和,无不对探寻现代精神家园的漂泊者挥出宾至如归的手势。《日出》中的方达生就是这种乡土温情的召唤者,而方达生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营救小东西,但很遗憾,曹禺给定的结局是小东西最后还是死了。诚然,乡土文明批判现代都市畸形人际关系的道德底气很足,但其力度则显然不够,这是由其自身的历史本质所决定的 ,许多批评者常常把方达生当作陈白露的新生方向,以为跟着方达生走就能走出死亡,这跟把一个将死者的生的希望寄托在另一个必死者的身上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荒唐和虚幻。尽管方达生不停地劝着陈白露:“你跟我走!还是跟我走吧。”,“只要你跟我走,你现在还是孩子,过真正的自由的生活”,“竹均,你为什么不跟我走?” “竹均,你听我一句,你这么下去,一定是一条死路,你听我一句,要你还是跟我走”,但陈白露最后还是拒绝了方达生的温情召唤。曹禺在描写陈白露迈出她年轻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场景时,他把方达生拉近到跟陈白露仅仅是一门之隔。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非自然状态下的最后时刻,能独自清醒地面对死亡,细细地品味死亡,是一种多么决绝的意志?纵观现代文学中的诸多女性,有几个能在生命的极地中清醒地挺立着而不退回的呢?更不用说能战胜自己的理性极致而跨过这一步的。在这里死亡反而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真实,它烛照出陈白露一尘不染的内在本质,而把她的寄生生活反而虚幻成了一幅无足轻重的苍白背景。
也许对生命的过分珍惜反而会促成生存方式的拘泥化,从而使生活附有太多的灰色将就。陈白露的死,回答的其实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人生问题:人究竟生而为什么?生是为了活还是活是为了生?曹禺自己也直接提出过这一问题:“人究竟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这个问题在《日出》中曹禺就把它着落在陈白露的身上。陈白露生活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等待,她是一个正在漂着的探求者,曹禺给她设置的“××旅馆”就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在探求生命本真,建构现代女性精神家园的途中暂栖之地的象征。然而探求在现代都市的暂时搁浅异化为一种沦落状态,而等待又成为一种不能选择的无奈选择,“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陈白露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然而也许有一天她所等待的叩门声突然在深夜响了,她走去打开门,发现那来客,是那穿着黑衣服的,不做一声地走进来。她也会毫无留恋地和他同去……”,这种清醒的生命意识,跟她沦落风尘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强烈的悖论,揭示出生活的艰辛和都市人际关系的畸形,因而很好地表现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实主题。陈白露的生存两难在于一方面她提出的生活要求原本无可指责,“我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些好衣服,我要玩,我要跳舞”,人生而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这些生活的乐趣,但另一方面,这些生活享受的达成,又要遵循金八们制定的“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生存规则,陈白露不甘于牺牲自己的道德良知去跟金八他们成一伙,去“损不足”,那她只能牺牲自己的女性色相,“对男子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去“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于是,生活就以一种堕落、腐朽的方式呈现出来,当方达生看到陈白露的这种生活方式惊讶地瞪大了他的乡土之眼时,陈白露反而以另一种畸形的明白事理的惊讶表达了她的质询:“我要人养活我,你难道不明白?”,眼前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惰性,腐蚀着探求者的漂泊勇气,“那穿着黑衣服”的来客最终果真敲响了生命的清脆之门。陈白露形象深刻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她对乡土回归的绝不妥协。这种义无返顾的理性底气无疑来自于子君们的以死相告。作为探求新的精神家园的途中的殉道者,回家这一条路早在1926年鲁迅创作完成《伤逝》的时候就已经被子君堵死了,陈白露非常清楚这一点,在《日出》一开头,她就宣言般地告诉方达生:“回去?回到哪儿去?你当然晓得我家里现在没有人……嫁人……在任何情形之下,我是不会嫁给你的……我不能嫁给你”。在看《日出》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一种矛盾的担忧,一方面希望陈白露跟着方达生走,希望那真是一条生路;而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跟方达生走是行不通的,真的走上了那一条作为生路的死路,陈白露的形象也将毁于一旦,而现代文学中探求新的精神家园的女性解放之路至少又要后退十年。如果再拙劣地加一些浪漫情调,让陈白露和方达生走上某一条阳光灿烂的大路,则又会把复杂的生命之旅引向简单,从而把终极意义上的生命探问轻巧地着落在现世的政治架构上。曹禺的出色之处在于他的艺术感知天分几乎每一次都让他在关键题材的把握上都达到了罕见的准确。
陈白露是曹禺剧作中最深刻,最复杂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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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我最喜欢的一个戏剧人物》是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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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王》是一部反映人性中“恶的一面”的现代寓言。在未来的一场核战争期间,英国一架疏散儿童的飞机在海上被击落,飞行员死去,飞机上的一群男孩流落在一座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他们之中有一个12岁的名叫拉尔夫的男孩,是英国海军司令的儿子,他朝气蓬勃,乐观自信。他为脱离大人的管制获得自由而欣喜若狂,沉酒于生活在丰硕富饶的荒岛上的欢乐之中。有着绅士的优雅举止、高尚道德的拉尔夫为了将分散在岛上各处的孩子组织起来,吹响了一只螺号,在全体儿童会议上拉尔夫当选为领袖。儿童们在拉尔夫的领导下等待求援,起初他同其他满怀热情的孩子们所在的岛与世隔绝,还能处在一个良好的秩序中,但不久便懈怠了。红发儿童杰克是个唱诗班的领队,他自命不凡,对拉尔夫当选领袖十分不满,拉尔夫分配他去打猎,他便把猎来的野猪头挂在一个尖木桩上,又逼着其他孩子仿效野蛮人那样,将脸部涂抹成五颜六色,转着落满苍蝇的野猪头(即蝇王)狂欢。后来,拉尔夫希望重返文明世界,同其他男孩发生激烈斗争,为此他啜泣不止,痛不欲生。随着他地位的下降,海岛也相应趋于毁灭。为了夺取领袖地位,杰克领人袭击了拉尔夫的住所,拉尔夫自己最要好的朋友猪崽在混战中坠崖死去,拉尔夫也陷入重围。正在这紧急关头,一艘英国军舰及时赶来,拉尔夫才幸免于难。孩子们见到大人,一个个号陶大哭起来。
这个海岛本是外界从未染指过的热带天堂,只是后来拉尔夫和他的朋友,一群英国来的从6岁到12岁的孩子所乘的飞机坠落在此才有了人类的足迹。这些男孩最终彻底毁灭了这里的一切,整个海岛最后都在熊熊大火中燃烧起来。
作者通过拉尔夫天真本性的沦丧提出自己的人性真理。
初看起来,海岛如同另一个伊甸园,而整个故事也好似基督教神话中失乐园的现代翻版。然而实际上情况却恰恰相反。在基督教神话中,亚当和夏娃获得有关善与恶的知识时,天真无知的本性就不复存在了。对他们来说,天真无知的本性是意识的统一状态,其中不存在对罪恶、异化和死亡的认识。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荣辱感,人就没有独立的个性,自身和意志也就处在与神的和谐统一之中。
拉尔夫处在具备独立个性的初始状态。他身上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天堂或最近乎于天堂的是文明和纯朴,当然对拉尔夫来说也包含了无知,即对造成人性沦丧的力量及其结果的无知。拉尔夫丧失了其质朴纯情,他独自清晰的意识经历了渐近的毁灭,而其根源就在于人性的堕落,换句话说,就是理性判断和道德良知的分崩离析。人性的堕落在小说中通过人物命名渐次简洁地展开。取名或命名表明人类对被命名物所掌握的理性认识和驾驭能力。皮吉是理性的化身,他强烈希望对人与物进行区分、整理,精简成为一个易于管理的体系。他负责探询岛上每一男孩姓名的任务,然而他发现自己处在同各种黑暗势力的冲突之中,他们如同自己的对手,都取着合适的名字。他初次遇到拉尔夫就询问他的姓名,可拉尔夫却不屑于结识皮吉。继皮吉遭拉尔夫冷落之后,那种丧失独立人格的趋向呈现于杰克身上,他只让人知道他的姓——梅里迪尤。这一姓氏掩盖了他的个性,只反映出家族的纽带。这一点最显著的是那个长着深紫色胎痣的男孩,他没有名字。他夜里梦见野兽,使得那些孩子们对黑暗的恐怖感又萌动起来。随着堕落的加深,山姆和埃里克这对同胞兄弟,形影不离无法分辨,合成为山姆内里克。而拍西瓦尔·威姆斯·麦迪逊这个年仅六岁的孩子最终将自己的名字完全遗忘,由此标志着他们对作为抽象的人的自我存在意识的丧失。随着人性的沉沦和皮吉的身亡,拉尔夫和其他剩下的孩子已不只是有形无名,同时也不再对理性意识所能掌握的事态持有人的驾驭能力。他们成为那些超人的无意识力量的工具。
罗格尔突然想要破坏几个较为年幼的孩子们玩的游戏,可道德禁忌像一堵无形的墙护卫着他们。对此西蒙则更是感受至深。在孩子们中间,西蒙的自我意识最为敏感,而这种强烈的自尊使他感到无法在大庭广众之下慷慨陈词。其他孩子群起群居,而他则喜欢子然独处,冥思苦想。他痴人说梦似的时常同蝇王对话,时常反躬自问,同内心中的原始冲动对话。他的自觉认识最终赋予他崇高的道德良知,这是其他孩子不可企及的,因为他谙熟人类内心中的黑暗势力,并且时刻防患着人类桀骜不驯的自我。这也使他最能胜任各种行动。他同时认识到孩子们的恐惧从根本上说是对深藏在他们心中的罪恶和死亡的本能反抗和抵 西蒙的才识并未传授给其他孩子,这是由于他从山上回来后在一次原始野蛮的狂舞家典中被杀死殉难了,每个人,包括皮吉和拉尔夫都参加了那次狂舞。对西蒙的谋杀,即道德良知的混灭,是孩子们在人性堕落、丧失独立人格过程中所受到的最为深重的打击。事态之所以发展是由于限制毁灭性冲动的文明制约,被孩子们学会画在脸上的面具所冲破。开始时,皮吉和拉尔夫视杰克和他们那帮孩子形同走兽,而在最后这伙走兽摧垮并吞噬了每一个人,使孩子们丧失人性,与之为伍。对西蒙的杀戮消除了个人的身份,也取消了个人的责任。如果社会责任被社会认可的毫无人性的角色所取代,那么不负责任者和暴君就会称霸天下。人类内心中的原始冲动在面具掩护下自由发展得以确认,留给人们的就只有恐惧、敌意和仇视,生活完全成为一场无法无天的权力之争。拉尔夫身处邪恶,通过学习认识到,人类内心的黑暗势力就是非人性化,它威胁着吞噬人性。他发现了人类进退维谷的境地,理性和情感互不相容,它们在人心中彼此共生而又相互悖逆,促使人视自我为理性和良心所构成,同时也使人为从两者重压下取得自由而狂喜。
Ⅹ 为什么有人说致良知四合院是盈利性机构而非公益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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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四合院支持企业家在社区、终端店建立“向东时光”,链接客户,直达消费者,在药店、在餐厅、在社区、在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各类门店,免费提供视频、音频和资料,让消费者感受中华文化的伟大力量。目前已启用数万家社区和商业区的“向东时光”终端,惠及数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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