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诉讼立法

A. 我国电子商务立法有哪些

电子商务立法：
电子商务在我国发展的比较晚，但是速度比较快，我国也已经有一些法律法回规进行规范。答
1、主要有：197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9年3月1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与三十三条的规定，第十一条主要认可了电子合同的合法性，第三十三条则是规定了电子合同的生效要件。其它的则主要是根据合同法的一般条款来对待，如第十六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电子合同生效的时间，承诺的生效时间和合同成立的地点等。
2、国务院也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规和规章，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出入口信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字签名法》。

B. 电子数据的电子数据在立法上的发展历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1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24次会议、2011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63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9月1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的规定，现就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十组以上的；
（二）获取第（一）项以外的身份认证信息五百组以上的；
（三）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二十台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明知是他人非法控制的计算机信息系统，而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控制权加以利用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程序、工具，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
（一）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功能的；
（二）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控制的功能的；
（三）其他专门设计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程序、工具。
第三条 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提供能够用于非法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身份认证信息的专门性程序、工具五人次以上的；
（二）提供第（一）项以外的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二十人次以上的；
（三）明知他人实施非法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身份认证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五人次以上的；
（四）明知他人实施第（三）项以外的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二十人次以上的；
（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严重”：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后果严重”：
（一）造成十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主要软件或者硬件不能正常运行的；
（二）对二十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进行删除、修改、增加操作的；
（三）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为一百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域名解析、身份认证、计费等基础服务或者为一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的；
（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特别严重”：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造成为五百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提供域名解析、身份认证、计费等基础服务或者为五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的；
（三）破坏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能源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致使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程序，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
（一）能够通过网络、存储介质、文件等媒介，将自身的部分、全部或者变种进行复制、传播，并破坏计算机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的；
（二）能够在预先设定条件下自动触发，并破坏计算机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的；
（三）其他专门设计用于破坏计算机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的程序。
第六条 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后果严重”：
（一）制作、提供、传输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程序，导致该程序通过网络、存储介质、文件等媒介传播的；
（二）造成二十台以上计算机系统被植入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程序的；
（三）提供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十人次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果特别严重”：
（一）制作、提供、传输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程序，导致该程序通过网络、存储介质、文件等媒介传播，致使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二）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三）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第七条
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
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单位实施第一款规定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 以单位名义或者单位形式实施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达到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九条 明知他人实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行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处罚：
（一）为其提供用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的程序、工具，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提供十人次以上的;
（二）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费用结算、交易服务、广告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支持等帮助，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三）通过委托推广软件、投放广告等方式向其提供资金五千元以上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或者“后果特别严重”。
第十条
对于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程序、工具”、“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省级以上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管理工作的部门检验。司法机关根据检验结论，并
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
第十一条 本解释所称“计算机信息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
本解释所称“身份认证信息”，是指用于确认用户在计算机信息系统上操作权限的数据，包括账号、口令、密码、数字证书等。
本解释所称“经济损失”，包括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行为给用户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用户为恢复数据、功能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此次修订：
1.将原第42条改为第48条，修改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201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年修正）
第六十三条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C. 简述我国电子商务的立法宗旨是什么

九十年代以来，电子商务的发展十分迅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它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政府的管理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无论从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已经颁布或正在起草的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文件，还是从世界各国的电子商务法律文件来看，大都使用的是广义的电子商务概念，本文所论述的电子商务是基于互联网但不限于互联网，使用电子技术所进行的各种商务活动。
电子商务有其特有的属性，商务活动对电子技术的依附性越来越强，技术甚至成为商务活动成败的关键。电子商务的无纸化、网络化、全球性、实时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特性必然带来一系列的法律问题，并对现行的法律体系提出挑战。
电子商务带来的法律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与电子商务中技术有关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法律要规定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相关技术标准，明确设施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加强国际间电子市场的相容性；要对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经营者的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要制订通讯技术、信息保密与加密技术的法律规定；要打击针对计算机和网络的各种犯罪行为。第二部分电子商务中与商务活动有关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要加强电子商务行业监管，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规范；要确定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对电子合同的要约、承诺、合同成立的时间和地点做出规定；要确认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要制订完善的电子支付制度；要修改税法，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需要；要加强网络环境下对消费者知情权、退换货等权利的保护；要加强对网上隐私权、知识产权的保护。第三部分电子商务中的程序法问题，电子商务丰富了行政立法的种类，扩大了行政主体的范围；在丰富了行政行为的同时，对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和有效要件提出了新的要求；改变了原有的行政管理权限，扩大了行政监督的种类和方法；电子商务中如何反垄断；如何解决网上纠纷的管辖权之争；如何认定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等问题，如何处理好有关域名的程序法问题，也是法律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电子商务是一个总合概念，我们对其带来的法律问题不可能绝对分开，只是相对而言做了三部分的划分，在每一部分中也只是列举了几个主要的问题，并未能穷尽所有的问题，并且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随着对电子商务法律问题研究的深入，这一部分的内容将会是十分丰富的。
电子商务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领域，各国为了解决这些法律问题已经并正在做着积极的立法和司法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从实证法上看，近年来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制订了为数众多的调整电子商务活动的法律规范。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为世界各国制订电子商务法律提供了示范样本，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电子商务立法的进程。这些成果既是对国际社会电子商务立法经验的总结，同时又反过来指导着各国的电子商务法律实践。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原则基本上是鼓励而非限制电子商务的发展，要点在于为电子商务的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环境。国际电子商务立法的特点主要是国际立法先于国内法的制订，边制订，边完善，支持贸易自由化；重点在于修改原有法律条款使之在网络环境下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国际立法中居主导地位，而发达国家的工商垄断企业在电子商务技术标准的制订过程中又起着主要作用。
电子商务立法体现了行政、商事、民事法律制度的融合。从长远讲，电子商务有必要单独立法。电子商务法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的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特征。传统的民法、刑法、行政法及其程序法等很难适用于虚拟环境中的商务活动，这主要体现在电子合同的效力确定、诉讼管辖、证据认定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理论和方法不能支持现有的电子商务案件。但现阶段在我国制订独立的电子商务法时机尚不成熟，但并不妨碍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我国电子商务近年来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特别是在立法方面取得一些进展，新合同法基本肯定了数据电文的有效性；刑法上加大了针对计算机犯罪的打击力度，在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域名管理、标准制订等方面都制订了一些行政法规。但是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在指导思想和原则上、在立法的技术和侧重点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善。在立法原则上，应坚持充分利用已有的法律体系，保持现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与稳定性；应该打破部门利益，建立公平合理的电子商务环境；应遵循国际通行作法，与国际接轨，努力争取电子商务领域的立法权；应加强立法领导，规范立法程序，建立立法规划；应充分发挥政府在电子商务发展和立法中的作用。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司法实践，这些实践将推动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进程。
在考虑电子商务立法时，首先应考虑的是电子商务法在法律体系中的的地位，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总体上准确地把握。 电子商务是一场商务的革命，其固有的属性必须带来一系列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侧重于技术方面的，有的是侧重于商务方面的，有的是侧重于程序法方面的，这些问题对现行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本文通过研究将电子商务带来的法律问题按照技术、商务、程序三方
面进行了分类论述，这在此领域中还是首次如此系统、详细地进行论述。
电子商务立法体现了行政、商事、刑事法律制度的融合。通过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的几个特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是电子商务打破了地域界限，形成了地理区域的融合；二是电子商务的过程从网上选择商品到最后获得实物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而这一系统中部门管理职能难以在形态上完全分割，从而使工商、税务、银行、海关、外贸、外汇、技术监督、检验检疫、认证等多个部门的管理职能趋于融合；三是政府利用行政行为来调控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和规范市场行为，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市场经营主体在运用商事法律关系来实现交易目的；而整个过程中计算机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从而又涉及到刑事法律关系。由此，产生了行政、民事和刑事三大法律关系的融合。
电子商务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领域。各国为了解决这些法律问题已经并正在做着积极的立法和司法努力，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从实证法上看，近年来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制订了为数不少的调整电子商务活动的法律规范。它们是世界各国电子商务立法经验的总结，同时又反过来指导着各国的电子商务法律实践。本文对世界组织、各个国家及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的立法最新进展情况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分类收集整理，打破了原来的收集归类办法。同时，收集整理了在电子商务司法实践方面的情况。
从长远讲，电子商务有必要单独立法。电子商务法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的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特征。传统的民法、刑法、行政法及其程序法很难适用于虚拟环境中的商务活动，这主要体现在电子合同的效力确定、诉讼管辖、证据认定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理论和方法不能支持现有的电子商务案件。但现阶段在我国制订独立的电子商务法时机尚不成熟，但并不妨碍我们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我国电子商务近年来虽有较大的进步，但是在基础设施、信用制度、法律保障方面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还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立法方面虽有一些进展，但是在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在立法的技术和侧重点等方面都还有待进一步改善。我国在电子商务方面已经有了较多的司法实践，这些实践将推动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进程。

D. 电子商务法对传统立法产生的挑战

个人认为电子商务对我传统法律的的挑战有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行为规范问题。
这些新型民商事主体准入方面不规范。一是电子服务商的设立不规范，其设立的条件、程序以及经营的范围缺乏相应规范;二是从事电子网络经营活动的主体资格缺乏规范。传统的民商事主体需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
注册、领取营业执照，方可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物理主体一旦进入虚拟空间，物理上的特征全都消失。电子商务主体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以虚拟的形式出现，这个主体是否是一个合格的行为主体人们无法确认。再由于网络市场的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性，使得电子商务经营商从事的经活动多样化，可以不受行业、部门、区域的限制，如果适用传统民商事主体严格规定的经营范围，便不足以体网络市场的特点，不利于电子商务便捷性、高效性的发挥。
二、取证问题。
由于网上虚拟如何界定证据的概念，一直是我国法律上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证据的概念作出明文规定，学术界一般参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1款的规定来解释民事证据。该条款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于是，我国许多学者据此得出“证据就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定义。暂且不论这样的证据定义是否科学，单就其用于电子证据而言，就显得更难以让人信服。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人们经常面对并且普遍接受的电子证据包括电子邮件（E-mail）、电子公告（BBS）、电子聊天（E-chat）、电子数据交换（EDI）与电子签名（E-signature）等，那么，试问它们中哪一个属于事实（
Fact）呢？再者，由于电子数据只能处于一种虚拟的环境中，它们很容易遭受篡改、且不易被发觉，司法人员又如何确保他们所用的电子数据必然是真实的呢？如果上述回答是否定的话，则显然那种认为
“（电子）证据是指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电子形式的）事实”的观点不能成立。
三、认证问题。
认证是指法官对证据的认定，它主要包括采纳与采信两个方面，即可采性认定与证明力认定两个方面。我国法律对于证据的采纳标准与采信标准只作了形式上规定，而未作实质性规定。依照我国学理的主流意见，
某一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合法性与真实性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取决于确实性与充分性。
上述标准似乎理应当然适用于电子证据。一般来说，关联性和充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事实问题，电子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与充分性同传统证据相比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合法性标准与真实性标准肯定会构成我国判断电子证据可采性的难题，确实性标准也肯定会构成判断电子证据证明力的难题。任何国家面对新生事物所做的法律应对都不可能脱离本国的法律环境，因此各国的做法虽有相通之处，但差别也很明显。从世界范围来看，为消除电子商务纠纷中的证据障碍，一些国家、组织和个体通过立法、司法、判例和理论研究等方式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积累一些有益的经验。通观解决电子证据障碍的现行做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立法途径、司法途径与合同途径三种。我国应对电子商务引发证据障碍的措施无非也是以上三种途径。其中，合同途径主要取决于电子商务当事人，其效果好坏与当事人不无关系，而且该措施有着自身不可逾越的局限性，比如它不能克服由法律产生的强制条款、不能用以对抗第三人、至少对第三人没有强制拘束力等等。至于司法途径，由于我国没有判例法的传统，法官造法的权力有限，故它在我国亦有局限性。

考虑到我国目前正面临制定民事证据法与电子商务的契机，
民事证据法律制
度正处于变革时期，
这为一揽子解决电子证据障碍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也
为彻底弄清电子商务可能会到的证据问题设置了限制。
因此，
相比而言，
立法途
径才是我国较为理想的选择，
它能够全面解决我国电子商务活动中遇到的各种电
子证据障碍问题。
这是我国最现实最有效的法律应对。
只有尽快行动起来，
并在
以后适时调整，我们才能有效地解决电子商务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证据问题。

E. 电子商务安全立法,与电子商务对传统法律造成的冲击

(一)电子商务对传统知识产权观念及特点的挑战

1、电子商务对传统知识产权观念的挑战

传统观念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的、带有地域性范围保护的、有权利人独占的、具有时间限制的智力成果权。具体地，商标只是保护“文字、图案或其组合”不保护动态过程;著作权只是保护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不保护具体的表达内容及其过程;专利法保护的是技术而不是数据，而且专利的新颖性是通过传统的方式加以判断的;商业秘密和厂商名称等的保护，也是基于区别传统社会的“有形”之特殊性而展开的。

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一种确立权利和保障权利的制度，此外也是体现一种激励创造的制度。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认为，权利尚未形成，则无权利保护可言;权利的保护有一定的界限并遵循单个法律判断。但是，网络世界为传统的知识产权观念提出了挑战，如专利的“即发侵权”的制止问题，域名问题迫使人们将商标、厂商名称、商誉、不正当竞争结合起来考虑，甚至提出了“一体保护”的方法。[4]

可见，电子商务活动涉及到多个方面，对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更是提出了新的挑战。

2、电子商务对知识产权制度特点的挑战

知识产权具有与有形财产不同的一些特点，如垄断性、地域性、时间性、无形性、政府确认性等等。其中，又以垄断性(专有性)和地域性显现出更为特别。如果知识产权不能保证权利人的专有，则知识产权制度就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其权利也就成了一种摆设。如果地域性被彻底打破，权利就有可能成为世界通行的“全球权利”或者产生世界性统一的制度。

电子商务活动建立在互联网上，网络的传输表现出“公开”的开放性和“无国界”的全球性特点及状态。“公开”为“公知”提供了前提，也为“公用”提供了方便;“无国界”又使得地域性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趋向之状况下，是否因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的真正本质意义上的国际化?

(二)电子商务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序的挑战

1、法院管辖

传统的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法院管辖上，多采用被告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一旦确定管辖法院，则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准据法的适用通常以诉讼地法律为准。但是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难以确定具体的行为地点和受害地点。有学者提出通过加速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国际“一体化”进程，即通过弱化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来解决这一矛盾。[5]事实上，无论怎样弱化地域性，也总还存在着地域性的问题。

电子商务中具有行为主体难以确定、行为地点难以界定、行为的跨时空性、国性等特点，对传统的诉讼程序也产生了影响。“网上没人知道你是条狗”，是形容虚拟世界“自由”的一句常用的话。在网上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也就比传统的侵权方式隐蔽得多。电子商务只需要一部电话、一个调解器和一台电脑就可以开展，因此在防范刑事犯罪以及防止民事的欺诈等方面，“不在场”“没有作案时间”等传统的判定方法就难以奏效。

2、证据及保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印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

实的根据”。因此，证据必须是“原物”已经成为了《民诉法》对证据的基本要求。而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电子数据存储在计算机内，其打印出来的“书面形式”只是一种复制品，因此原件的要求是困难的。如果要和其他证据配合才能使用的话，那么电子商务中的数据就不是一个单独的证据了。
网络上流动着的信息，是否要求服务商必须保存所有的数据，法院是否有权对服务商的所有数据进行证据保全，等等一系列问题不仅涉及到案件程序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实质性审理，而且也还要考虑到社会的现实操作可能性问题。

F. 当两个事件发生时间上有差异形式上相似的经济指标,可借用先行同类相似事件的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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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要目
【法治中国】

1.“感受公平正义”命题的两个面向
徐亚文、黄峰（1）
2.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完善
黄锡生、尚睿（8）
3.“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的确定
刘梦（17）
【民生法学】
4.《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
赵晶（27）
5.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
施婧葳（37）
【部门法学】
6.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
刘德法、白雅楠（44）
7.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
王光明、武景磊（52）
8.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
李明见（68）
9.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杨安琪、杨署东（75）
10.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
陈圣利（85）
11.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
李璐玮（94）
【司法制度研究】
12.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
许少波、张昂（106）
13.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
陈锦波（114）
14.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
巩寒冰（125）
15.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
孙梦龙（138）
【法治文化】
16.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
——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
杨同宇（146）
17.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
周剑威（157）
【法治中国】
1.“感受公平正义”命题的两个面向
作者：徐亚文、黄峰（武汉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命题的提出，既体现了由“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向“感受公平正义”的法治转向，更是法治思维和法治实践奔向更高追求的一次飞跃。主观程序正义论为诠释“感受公平正义”命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心理面向来说，主观程序正义论揭示了满足程序参与者感受公平正义的三个核心要素：信任感、尊严感以及控制感。从司法面向来说，主观程序正义论通过杜绝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以提升司法程序的信任感、完善争议焦点整理以及心证公开机制以强化司法程序的尊严感、强化指导性案例运用和逐步实现副卷公开以增强司法过程的控制感，最终实现“感受公平正义”。
关键词：主观程序；公平正义；司法干预；心证公开；指导案例
2.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完善
作者：黄锡生、尚睿（重庆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是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法治保障。目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面临着协作范围不全面、协作形式不统一、协作主体不明确、协作规则不健全等多重困境。从流域的整体性、关联性及特殊性出发，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需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分块管理的现状，以生态整体主义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长江“全流域”环境司法“大协作”体系。具体方式包括明确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法律内涵、完善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内部协作制度、强化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外部协作制度等方式，实现长江流域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生态整体主义；协同治理
3.“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的确定
作者：刘梦（吉林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态资源价值。生态增益是进行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的正当性依据，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实质性贡献是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确定的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耕地用途限制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者，应当是补偿的对象；土地经营权人履行耕地使用方式的限制，承担耕地整体性保护义务，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了实质贡献，亦应当是补偿对象。地方政府对耕地的使用环境进行宏观治理，对耕地产生生态增益具有支持作用，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履行职能不能要求获得补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使用产生生态增益只起辅助作用，不是直接的生态增益贡献者， 亦不应当作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
关键词：“三权分置”；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生态增益
【民生法学】
4.《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
作者：赵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内容提要：立法与理论上关于代位权客体的争议一直存在，此种分歧在《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依然持续，有损于《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的统一。在确定代位权客体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代位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且“不过分侵夺债务人私法自治”， 因此，在“秉持谦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可将代位权客体界定为“一般债权”“债权之从权利”“增加责任财产之必要权利”“确定性的特殊金融债权”等。
关键词：民法典；代位权客体；债权人利益保护；一般债权；从权利；特殊金融债权
5.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
作者：施婧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在劳动环境变革的背景下，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本将劳动压力所引发的精神疾患界定为劳灾，纳入劳灾（工伤）保险的救济范围。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以工作原因量化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核心标准，构建了以行政认定为前置程序、以司法认定为救济补充的制度结构。我国可以借鉴其一定经验，逐步将精神疾患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并以“工作原因”为中心设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体系，构建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互动型认定制度。
关键词：日本劳灾认定；精神疾患；行政认定；司法认定
【部门法学】
6.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
作者：刘德法、白雅楠（郑州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新近立法对污染环境罪内容的改动集中体现了伦理层面价值观的演变历程、犯罪论层面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动态调整，以及刑罚论层面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分配理念。三个层面存在的三组二律背反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与发展联系，均可归结为刑法积极立法趋势下存在的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刑法谦抑性的矛盾问题。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的发展道路应当坚守刑罚法规的适正性，以罚则内容明确、处罚范围适中、罪行轻重均衡为具体标准，在刑罚配置上贯彻落实比例原则、细化罚金刑适用幅度甚至扩展保安处分措施。
关键词：环境刑法；环境犯罪；刑罚观念；法规适正
7.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
作者：王光明、武景磊（烟台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酌定量刑情节是我国目前控制暴力犯罪死刑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其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不利于严格控制死刑。实践中，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以及犯罪动机卑劣情况，都无统一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的内涵不清导致认定混乱。为规范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应严格按照具体死亡人数和其他侵害后果来认定。手段残忍程度的界定应综合实质意义和形式标准来把握。只有随意选择作案对象，滥杀无辜，以达到反社会、反人类犯罪目的而产生的动机才可以认定为卑劣犯罪动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在于其使被告人的可谴责性降低。民间矛盾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是被告人的预防必要性小。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意义和法理依据来认定，并综合全案量刑情节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关键词：酌定量刑情节；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
8.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
作者：李明见（武汉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网络共犯体系异化，使得传统共犯理论和司法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的表现类型多样化，中立的帮助行为、片面的帮助行为在网络共同犯罪形态中广泛存在。我国已通过刑事立法、司法解释逐步构建了网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面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归责障碍，应坚持刑法总则下的共犯立法模式，肯定片面共犯的适用以及完善明知的判断规则，以更好地解决网络共同犯罪帮助行为的归责问题。
关键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正犯化；归责体系
9.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作者：杨安琪、杨署东（重庆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
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中国商事调解制度
10.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
作者：陈圣利（福建省人文社科基地政法舆情治理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存在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和当事人意思主义之争。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外观公示为生效要件；二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公司认可为生效要件。《九民会议纪要》采纳了股东名册登记生效说，此即形式主义观点之一 。形式主义和公司意思主义，均超越了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文义射程。当事人意思主义契合股权性质，符合比较法解释，切合中国法现况，故而更为可取。当事人意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除法律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以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归属变动一般以当事人的让与合意为准，出资证明书的交付并非股权转让的要件，股东名册的修改是对抗公司的要件，工商登记的变更是对抗公司外部第三人的要件。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当事人意思主义
11.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
作者：李璐玮（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内容提要：海外利益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我国整体发展利益与国家安全。面对复杂严峻的海外投资环境，我国海外利益急需我国私营安保企业提供配套的安全保障服务。然而，服务提供国（地）市场准入严苛、依法获取持枪资格受限、服务过程中遭致合规风险高等棘手法律问题，使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频繁受阻。国内相关规则、行业标准未成体系，资质认证、枪支管理等具体规定空白或不灵活，国内相关监管、问责处罚机制不健全，全球性规制尚未深度参与，是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陷入上述困境的根本制度性障碍。基于法治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新要求，从国家规制视角，在规则制定、机制构建等多个层面，国内、国际等多个治理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依法保障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顺利提供境外服务，助企纾困。
关键词：私营安保公司；总体国家安全观；枪支管理制度；安保行业标准
【司法制度研究】
12.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
作者：许少波、张昂（华侨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审理者裁判和司法统一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紧张关系，这呈现为当下中国促进审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统一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审判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司法问责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职业群体素质仍待提升、“结果中心主义”的审判评价标准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在原则上应当是兼容的，因为二者都不是绝对化的。审理者裁判与司法负责之间存在权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之间存在博弈，适度的审理者裁判与适度的司法统一可以在不损害对方核心要素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消解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建立外部问责机制、实施温和能动的司法政策、建立“过程与结果双重导向”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
关键词：审理者裁判；司法统一；司法责任；司法能动；法官豁免
13.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
作者：陈锦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内容提要：电子诉讼应当同时具备可控复杂性和可行简单性的双重功能特性。增加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的途径在于：在技术上，建立稳定、安全且功能多样的电子诉讼平台，并实现该平台与其他网络平台的互联互通；在法律制度上，确认异步审理的法律效力、建立相应的失权制度、确立电子签名的使用规则并扩大法院对涉网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而要实现电子诉讼的可行简单性，则需要深入挖掘电子诉讼复杂性的来源，进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在技术方面，彰显电子诉讼平台的交互性；在制度方面，加强对电子诉讼的程序性法律控制；在机构方面，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对电子诉讼繁杂事务的有效治理；在人员方面，提升诉判主体各方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法律规则的能力。
关键词：电子诉讼；功能特性；可控复杂性；可行简单性
14.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
作者：巩寒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内容提要：侦查语境的特殊性体现在侦查性发现相较“法律发现”的非对抗性，以及侦查性叙事整体性区别于法庭证明的构件拆分过程。对其特殊性的评估，有助于缓解“审判中心”下，集中于案卷笔录上的紧张关系。故事模型跳出了“原子论”的认识过程，代之以“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其描述了侦查性发现中对多种线索信息以及更自由信息形式的拓展，明确了对经验事实的内心重建，理性思维是决定性因素。侦查故事需要统摄在案证据、解释推论链条。其问题是故事构建的“整体性”要求与“分离性”障碍，及推论链条梳理的证据问题。“关于故事构造的知识”是侦查叙事的核心内容。在辅助侦查性叙事的形成过程以及为故事模型提供规范性引导的过程中，准确性构成了评判事实认定理论的重要标准，而对错误风险防控的把握体现在应对“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理念修正中。
关键词：故事模型；侦查性发现；经验重建；要件事实
15.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
作者：孙梦龙（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随着数字技术对物理空间信息存储方式的变革，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需求与司法实践的转化式适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司法区块链的制度化建构为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提供了“区块链＋司法”的全新发展方向。在存证阶段，司法区块链通过数据稳定存储，建立数据可信载体与全程可追溯机制。在取证、举证阶段，司法区块链可以通过借助参与共识，辅助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并对接公证机关出证。在质证、认证阶段，司法区块链能够有效减少电子数据生成机制、存储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区块链平台下的电子数据证明以法律规则与技术共识耦合的方式开启了电子数据全流程线上化证明的司法证明新高度，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技术证明；参与式；电子证据；线上化证明
【法治文化】
16.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
——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
作者：杨同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财政是伴随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财政预算案——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其编制与议决不仅凸显了近代财政的内在理路，而且折射出法政的诸多面向。度支部颁布多项法令渐次展开财政清理，为预算案编制提供了基本前提。围绕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编制，各部院、地方督抚与度支部形成角力。编制赤字预算案反映度支部陷入“名实不符”的泥淖，呈现出晚清复杂的权力关系。资政院对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的议决是首次由民意机关监督国家财政，资政院成立预决算股员会，劳心尽力，组织议员分科审查预算。经资政院大会议决，度支部原奏的预算赤字被修正为盈余，其间存在的程序问题值得反思。从法政角度观之，权力的名实不符，程序的便宜处分，实为近代财政反思之一端。在转型政治下，通过规则实现权力的自洽，达致良好的法政秩序，效果更佳。
关键词：法政；财政；预算案；度支部；资政院
17.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
作者：周剑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在破除身份枷锁、带来个体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家本源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意味着主体间关系的对抗，私人利益的无序扩张演化为社会冲突的焦点；更意味着人与历史关系的断裂，主体间相互依赖的历史共同感不复存在，由此现代社会陷入公共性危机。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形态，透过中国的家文化，利用概念思维，可以重新认识家的规范意义与价值。家本质上是共生共存的载体，从家本性出发可以重新界定主体间关系，建构以“共在论——家伦理——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家原则。家原则不是对契约自由的全面否定，而是对它的改进与充实，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反思与超越契约自由的个体主义基础，以共在论激活人们的生活意义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则以家伦理为基础重建公共伦理，力图弥合私人自治与公共自治之间的断裂，积极寻求自由得以实现的义务与伦理条件。
关键词：契约自由；个体主义；家原则；关系伦理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是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类专业学术期刊。1986年创刊，2012年由原《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本刊秉承“格物致知、明礼弘法”的办刊理念，坚持办刊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关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法理研究，注重制度建设；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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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我国电子商务立法有哪些

电子商务是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生事物。这种影响全球的新经济模式与传统商务相比有诸多优越性。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发展迅速，但均款形未成熟的安全运营模式。鉴于电子商务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和已经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为迎头赶上世界电子商务的发展，当前急需解决的电子商务安全问题，除技术范围和管理体制问题外，电子商务的立法配套则是一个主要问题。
一、我国电子商务立不现状与问题
目前，我国电子商务立法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中第11条关于书面形式包括数据电文及第33条关于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订立合同可以要求签订确认书的规定。前者确认了电子合同的合法性，后者涉及电子合同生效的要件。另外，《合同法》第16条、第26条、第31条规定了电子合同要约的生效时间、承诺的生效时间及合同成立地点。但是，仅有以上规定，电子合同仍无法操作。
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在拟订《电子商务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的过程中，曾考虑到各国法律对传统贸易形成的规定，建议采用功能等同法赋予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效力。但我国拟订《合同法》有关条款时，把这种功能等同法演变为形式等同法，与《合同示范法》有关条文不相适应。
2.电子合同归入书面形式之后引起的第一个问题是电子签名的价值。其表现形式是通过计算机网络，借助数据信息完成的，可以是数字或是符号，与手书签名没有内在联系。但我国《合同法》避开了电子签名问题，提出另一办法，即签订确认书。这实际是绕开了必须有确定身份的电子签名的问题，签订确认书并不能使电子合同完成签字人或依赖方认证的要求，电子合同也根本无法摆脱手书签名法律的束缚。
3.电子合同归入书面形式后引起的又一问题是电子证据的效力。电子证据在诉讼中能否被法院采纳为证据。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按现行法规，书面形式的证据必须是有形的书面文件（包括合同、单据），而且必须是原物。而电子证据使用的是磁性介质，其打印出来的书面形式充其量也仅是复印件而已，当所有的电子证据都可能失去效力时，有谁敢用电子手段同我国做生意？
4.电子合同归入书面形式的第三个问题是电子认证及标准。我国没有对电子证据、电子签名政策做出法律规定，又由于电子合同的书面形式引发一系列问题后发生了电子商务纠纷，法官认证的标准和依据只能是传统贸易法律的规定，而在传统贸易法律根本不能运用于电子商务这一新的贸易方式的情况下，法定的自由裁量权便可能无限制的扩大，电子商务的法治就可能成为空话。
二、对电子商务立法的几点建议
1.电子商务立法应遵循的原则，一是要具有普遍性和超前性；二是要具有国际性和统一性；三是应具备随动性。
2.我国电子商务立法的运用范围，应包括电子合同的效力问题、电子支付及金融管理、税收与保险、网络管理与信息安全保护、电子证据与电子签名的法律认定、政府的强制性措施及审查机制、市场准入规则、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司法的国际管辖和国际协助等等。
3.我国可由中国电子商务中心负责成立一个电子认证审查委员会，对电子认证行业的标准进行开发、制定或修改，并且负责对各认证机构进行审查、确认、颁证，对其采用的密码、标准进行规范。
4.建议在参考国际《示范法》的前提下，根据我国加入WTO后的国情，制定一部用以规范电子商务活动方面的法律或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管理条例》，以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和弊端。

H. 结合国家相关政策及具体案例说明网络安全立法的重要性

一是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工作，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近年来，政府立法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过去五年间，仅国务院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39件法律议案，制定、修订了137件行政法规。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改革和发展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立法工作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要进一步增强政府立法工作的计划性和针对性，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认真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按照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产品质量和安全、规范政府自身行为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社会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的立法；特别要注意加强改善民生、推进社会建设、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立法。加强立法工作重在提高立法质量。要创新政府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机制，扩大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在法律法规起草、修改过程中，要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行政法规、规章，原则上要公布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二是推进依法行政，努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运行、政府的行为和活动，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准绳，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政府制定的行政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必须与宪法和法律保持统一和协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执法观念，形成职责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合格、适用法律有据、问责监督有方的政府工作机制。合理界定和调整行政执法权限，明确执法责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进一步健全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制度。加强对行政收费的规范管理，改革和完善司法、执法财政保障机制。健全行政复议体制，完善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制度。认真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帮助困难群众实现诉讼权利，使人人都能享受到平等法律保护。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改进工作作风，保持清正廉洁，促进行政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是加强执法监督，确保行政权力正确行使。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必然要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要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政府权力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行使。各级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主动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大力推进执法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改善和加强新闻舆论对行政执法的有效监督。切实强化政府层级监督，充分发挥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作用。要把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作为重点，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确保监督到位、有力、有效。
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积极探索法制宣传教育的新途径、新形式，善于运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传媒，精心组织各种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增强法制教育的科学性、准确性，防止片面性。突出抓好宪法宣传教育，增强人民群众的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权威，使宪法在全社会得到遵守。加大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牢法治思想基础。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引导和保障功能，主要是通过权利义务机制实现的。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中，必须强化权利义务观念的培养，既要增强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也要增强法治意识和义务意识。具体包括：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权利的行使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国家保护合法的权利；国家提供权利的保障、救济和保护。只有让每个公民都树立了正确的法制观念，自觉在法制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才能够真正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真正落到实处，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I. 电子商务立法如何回应消费者诉求

电子商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这一领域实际上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因此，电子商务法不妨吸取民商立法的精粹，将电子商务经营者行为的规范和监督作为立法的重中之重。

10月31日，时隔十个月后，电子商务法（草案）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相比一审稿，二审稿充分听取和采纳了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在打击假货、规范广告排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作了较大幅度的补充和完善。

协调好电子商务法与现行法律之间关系

此外，畅通维权渠道也应当是立法重点。实践中，消费者投诉难、举报难、获取证据难等问题比较突出，有时让消费者维权“寸步难行”。多数时候，电子证据基本上掌握在经营者手中，而且可随时删除、修改，让消费者在诉讼中难以拿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诉求。立法者需要进一步回应这一问题，特别是明确相关证据收集、保存和审查规则，增强消费者维权能力。

还需指出的是，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比如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也都涉及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权益，电子商务立法如何体现自己的特色，解决这一领域的特殊问题，也是值得立法者关注的。只有科学协调好电子商务法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线上”、“线下”保护的有机结合，促进和规范电子商务活动健康发展。

电子商务立法立法更保障消费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