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欢案看中国的法治
Ⅰ “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减刑出狱，未来于欢的生活会有哪些改变
未来于欢生活中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会三思而后行。因为冲动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从无期到改判5年，于欢经历了旁人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些对于他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未来的生活他还是要去适应社会。于欢说未来他希望多读一点书，希望能通过成人考试拿到文凭。
对于这样的事情，网友很多都认为于欢不该坐牢。作为一个正常人，看到自己的母亲受辱，还不反抗那还是人吗？杜志浩以后上门讨债采取了一种违法的行为，最终导致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后果在很多网友看来就是一种咎由自取的行为。对于如何认定正当防卫的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很难，难道要任人暴打，只有当对方要杀死自己的时候，才能进行反抗吗？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真的是难以区别，法律上对于这样的认定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Ⅱ 从邓玉娇到于欢再到于海明反应了国家什么问题
长刀反击，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
这是曾5次被捕的“龙哥”，被戏剧性终结生命后，给全社会留下的一道法律命题。
因此，我们希望今后——
每一起引发同理心的案件，都能回归法治的道路。
每一起引发法律争议的案件，都能进行理性有益的讨论。
每一起引发广泛讨论的案件，都能成为一堂全民的法治公开课！
死者不一定为大。
消息来自网易新闻。
Ⅲ 辱母杀人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有什么警示
上周南方周末的《辱母杀人者》中，于欢和其母亲，被催款团伙控制，这位母亲遭遇了各种羞辱：被控制人身自由、被迫闻臭鞋、被鞋子臭脸，甚至被讨债者用生殖器蹭脸塞嘴……于是，儿子为保护母亲不再受辱，刀刺讨债者致一死三伤，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之所以让太多的人没有过好周末，引发众口纷纭的深思后的所感所悟，其实就是当母亲被侵犯时，当儿子的应该做些什么，才是正当和正常的作法？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没有一个热血男儿对这句话心存疑虑。有的恐怕只是满腔的对中华母亲被外国侵略者凌辱后的激愤及抗争。
（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在汉朝，我们的先祖就能发出这样振人肺腑的呐喊，何况现在泱泱大中华的子民乎？
记得在《狼牙》、《战狼》中，吴京演的这两个电影都用“狼”作名字，影片中也突显了刚性男儿的狼性的个性。
吴京说得好：以前中国人的狼性非常强悍，不然的话，怎么会持续五千年生存下来。有坚韧，有残忍，有团结，有智慧，有忠贞，很多很多东西。“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虽是戏里面的一句对白，它是很有情怀、很振奋的一句语言，让人肾上腺激素飙升的一句话。同时，我觉得可能是稍微地想表达我的一种期盼，无论是作为国家这个大家，还是我作为吴京我自己的家庭的一个小家，它都可以代表中华，没有小家哪有大家嘛，你只要欺负到我家门口，你欺负我进来，你多远我都追着弄死你。那我放到大家，你侵犯到我的中华，你在我中华这儿杀了我的同胞，对不起，孙子儿，别走了，留在这儿，你走多远，你走多快，你多厉害，我都追你，弄死你，弄不弄死先别说，我得先追上，先得干一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国人要有这种精神，不然的话，垮了。
对哉，斯言。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这是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的心声，不然，谈何中华民族之崛起？
辱我父母者，虽强必抗。不然，哪对得起生养我们的父母？
于欢杀死杀伤辱母者，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受到国人的关注，希望给以无罪释放或减刑，就是因为，他杀的是没有底线的侮辱了自己的母亲的人。
面对对方11个人的无胜算的局面，他的抗争，是一次男人的抗争，是一次儿子的抗争，也是一次对母亲保护的抗争。
虽然，结果不可知。
但，面对他人对母亲的凌辱，也许，这是他唯一的选择？
“想不到别的办法活下来了。”于欢向自己的辩护律师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可见，于欢当时是多么无奈和绝望。相信每个人面对这样的情况，选择都会和于欢一样，明知不敌，也要拼死相博。
因为，在这个世上，有一些东西，比生命还要宝贵，比如尊严，比如亲情，比如正义。
在被11名歹徒限制人身自由，于欢眼睁睁看着母亲受凌辱怎么可能冷静和沉着？是个人都不会忍受下去的，何况于欢当时面对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遭受人格和生命的双重践踏。于欢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儿，看到自己的母亲受到如此奇耻大辱，不应该为自己的母亲做点什么吗？
在讨论《辱母杀人案》时，很多网友表示，如果连自己的母亲都保护不了，那么祖国母亲有难的时候，怎么保护她呢？
母亲是什么人？母亲，是那个生我养我的人；母亲，是那个与我的血缘关系最亲的亲人。是母亲，让我们知道了人类最最深切的感情——母爱。因为母亲无私的爱儿女，儿女们才学会如何去爱这个世界。
不管于欢的母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有报道说是非法集资的犯罪嫌疑人），即使是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都不能被如此对着儿子的面这样凌辱对待。在一个国家的法治体系里，即使是一个罪犯，也必须有尊严的去对待。
从许多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保护母亲不受非法侵害和侮辱，是不分国界和古今的。
不管我们身在何处何时，都应该为一些生命之外的东西而活着。因为，生命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活着，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用生命去捍卫。
比如，尊严。
每一个母亲，在孩子眼里，都是无所不能的。
一岁，爱哭闹的你，母亲开始忘记了休息；三岁，母亲跟着你，怕你摔倒；十岁，你突然发高烧，母亲夜行十里为你寻医问药；十六岁，叛逆期的你让母亲头疼；十八岁，你离开家，母亲学会写信；二十岁，你哭着打电话，母亲担心得抹眼泪；二十六岁，一个新的家庭，母亲笑着带泪花；三十岁，新生命诞生母亲继续操劳……
突然有一天，母亲开始记不清事了，头发斑白了，走路不稳了……
古圣先贤说，父母是我们的第一大福田。“家有老，就有宝”。老人就像一块有着肥沃土壤的田地。当你孝顺关爱父母时，等你老了，儿孙就会孝顺关爱您。而家乡村头边的那一亩三分地，藏着我们的贵人，那就是母爱、是我们的高堂！
“孝”，是连接上下的通道，以祭祀通天，以传承通地。力行孝道，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能教育好子孙。
行孝道是就是种福田。所以，种好自己的一亩心田，在家孝父母，不必远烧香。对父母好，其实是对自己好。
对父母不孝顺，远处求佛有何用？
这也应了本文的标题。
如果非要找出二者的“交集”，就是都是出于心不感恩，爱母亲，才会保护母亲。甚至不惜用生命的代价！
同样，爱母亲，才想着大中华应该有自己的母亲节。而不是只会过“西方的母亲节”。
虽说都是可以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但二者的深层次内涵是不同的。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文件形式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还是第一次。
“将农历的四月初二定为中国的母亲节，并作为全国母亲的法定假日。”在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张建华同解放军代表团26名女代表联合提出建议：以孟子母亲为典范设立中国的母亲节“中华母亲节”。选择孟子生日农历四月初二，即孟母成为母亲的那一天作为中华母亲节。
“孟母三迁”的故事深入人心，她特别注重子女的教育，历代皇帝都将孟母尊为“母教第一人”。
中华民族是最重视家庭伦理的民族，具有悠久而浓厚的孝亲传统，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情，应当用中国故事、中国表达，这就是我们的“中华母亲节”。
我想，中国人想在“中华母亲节”中，感恩母亲。
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一种“大”的情结，也包含着时代的祈求与众人内心的呼唤！
Ⅳ “辱母杀人”案件的细节是什么
事情很简单：2016年4月14日，一位22岁的男子于欢，在母亲苏银霞和自己被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侮辱后，情急之下用水果刀刺伤了4人。其中，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杜志浩，是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
路过的工人看到了这一幕，选择报警，警察来到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随即离开。看到警察离开，情绪激动的于欢站起来往外冲，被杜志浩等人拦下。暴力上演，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舆论
舆论的哗然，估计是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想到的。
“虽然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说这些话不合适，但是我还是想说：暗中被刺死的杜某死有余辜，他已经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说于欢为民除害也不为过！法官在判案时，除了坚持法律之外，也应当注意防止判决与大多数人心中的底线正义相违背。本案中的母子实在令人同情，法律不应如此冰冷！”
写下这话的，是某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他的观点，代表了网上的众多舆论。
不少人看完新闻后的第一反应，也是“只能去杀人”。相比这种无奈的表达，一名网民在读完新闻后，写下了这样的文章——《当他的鸡鸡蹭到你母亲脸上时，你会不会怒起杀凶？》。
这是一种很容易想象的同理心，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子，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形下，在目睹母亲被极端方式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就离开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你身处其中，手头碰巧有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群情激昂的背后，透露的不止是对于欢个人生死的挂怀，也是大众情绪的一种焦虑和不安。因为没有公权力的保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遭遇于欢一样的屈辱。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恕。”一名网友写下了这样直白的话，并得到了数以万计的点赞。
法院的判决，更是触怒了网民。
很多人直接把矛头对准了法官，“法官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母亲……”更多人则在反思，“如果法律不能让人民感到安全，那么这法律就是用来羞辱人民的。”
是故意伤害，还是正当防卫，是本案最大的法律争议。
法院认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多人，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被害人存在过错，且于欢能如实供述，对其判处无期徒刑。
为何不认定正当防卫，法院的解释是，虽然当时于欢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是法律上的专门表达，理论上称“防卫正当时”，通俗解释就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因为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存在实施防卫措施的必要性。如果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或者已经结束而进行所谓的防卫，就成立“事先防卫”和“事后防卫”，属于“于防卫不适时”，不具有正当性。
面对法院的判决，有学者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细节，法院既然认定于欢的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即是“非法拘禁”的违法犯罪行为，该行为是典型的持续犯，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开始到解除这种限制为止，整个期间都属于“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相当于承认了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某种程度上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于欢的行为造成了一死三伤，存在法律上认定的社会危害性，且影响重大；另一方面，杜志浩的行为，没有造成于欢和苏银霞的人身危险，即没有“防卫的紧迫性”。
不过，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服众。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种不法伤害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杜志浩们限制了于欢和母亲的人身自由，辱骂，抽耳光，向他们播放黄色录像，用男性生殖器当着儿子的肆意凌辱母亲。这不但是对生命健康权的剥夺，更是对人格尊严的挑衅。
于是，民众支持于欢拿起水果刀，特别是在警察介入无果后……
警察的身影，在本案中一闪而过，看似微不足道，却成为重要转折点，成为压死于欢的“最后一根稻草”。
监控显示，22时13分，一辆警车抵达非法拘禁现场——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民警下车进入办公楼。
多名现场人员证实，民警进入接待室后，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
4分钟后，部分人员送民警走出办公楼，有人回去。
看到三名民警要走，于欢的姑姑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她回忆说，“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我站在车前说，他娘俩要死了咋办，你们要走就把我轧死。”
对此，警方给的说法是，他们是询问情况后到院内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未解释，为何屋里关着人，他们要先到院里了解情况）
无论如何，警察的出现，并没有解除于欢母子被有黑社会性质的催债团伙非法拘禁的事实。实际言行，甚至有偏袒和放纵的嫌疑，这也成为舆论和专家认定警方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警察的毫无作为，让杜志浩们看上去肆无忌惮，原来连警察也奈何不了他们。或许，正是这个草率至极的处置行为，让于欢陷入绝望，也更加气愤。
案件显示，于欢杀人的时机，恰恰是在经受了母亲的奇耻大辱、警察丢下一句话离开之后的几分钟内。无疑，警察的过错，或者警察的过失，成为了杀人导火线之一。
甚至有人提出，讨债的人非法拘禁，本身就是违法的，警察不闻不问，也就是渎职，检察院应当立即立案。
上诉
于欢已提出上诉。其上诉代理人、律师殷清利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
上诉理由指出，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代理律师的理由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一方面，杜志浩等人的非法拘禁事实是成立的，一审法院已经确认。另一方面，警察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于欢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符合“不得不为”的正当防卫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
实际上，一审判决的确有值得商榷之处。苏银霞被催债，是因为陷入了高利贷陷阱。她向杜志浩的雇佣者吴学占借款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最后17万欠款，实在还不起了。从法律上来说，10%的月息已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吴学占从苏银霞手里获取的绝大部分本息，属于严重的非法所得。
其次，在中国传统的情理社会，精神侮辱带来的“防卫的紧迫性”，其实不亚于生命健康权。要明白，杜志浩的行径是突破人伦底线的侮辱。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严重挑战了公众的道德认知。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
再次，长期以来大众对警方表现的失望，一并裹挟到了本案中。当于欢把求援的希望放到警方身上时，他们内心是期待警方帮助他们脱困的，哪怕是暂时的。但是，警察既没有带走杜志浩们调查，又没有将于欢母子解困，其处置缺陷和实际后果，与于欢杀人间是否构成因果联系，一审法院选择性地忽略了。
最后，就“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来看，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但是，如果司法实践中，将“防卫的紧迫性”标准定义过高的话，很容易消解公民对抗违法行为的勇气，这与正当防卫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驰。
更何况，这是一个自我的防卫，也是一个为母亲的防卫。
安提戈捏说，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
未来
二审怎么判？我们不便揣测。
因为，审判独立的原则，无论如何都值得尊重。
一种观点认为，在民意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二审极有可能改判。说不定，此刻相关法院就在加班加点，研究案件事实与法律适用。
我们不赞同舆论干预司法。但是当刑事个案生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时，它所带来的讨论，无疑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甚至关乎我们对法治未来走向的信心。在被刷屏的一天里，有关于欢刺杀辱母者的上亿条评论，是国人对法治高度关切的一个生动注脚。
面对22岁的于欢，以及本案中自然正义与法律正义可能存在的落差，我们只想说，司法，不仅关乎纸面规则的落地，还关乎规则背后的价值诉求，更关乎人心所向，伦理人情。
否则，于欢承担的，就不止是杜志浩带来的羞辱。蔡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
山东辱母案事发细节
“于欢妈妈被那些人侮辱时，我看到了。他刺杀那些人，我没看见。因为我当时正在门口阻拦正准备离开的警察……”3月25日，在接受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于欢的姑妈于秀荣说。
于欢，山东聊城人，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山东聊城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该案一审判决书中看到，于欢持刀故意伤害四人，致一人送医不治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受害的四位系向其母亲讨债的人。这四人在讨债过程中，存在侮辱、打骂其母亲和于欢本人的行为。
该案经南方周末报道后，立即引发公众对聊城中院一审判决的讨论。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注意到，其中最大争点系“于欢行为是否属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
姑妈回忆
目睹侮辱妈妈 于欢“拳头一直攥得紧紧的”
2016年4月14日，于欢母亲苏银霞公司内。催款人赵荣荣又一次来催款。那么，那天到底发生过什么？
2017年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对话于欢姑妈于秀荣。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过于欢妈妈被侮辱那一幕吗？
于秀荣：我清楚，我就在窗外，他们在屋里头，在接待室。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你看到了什么啊？
于秀荣：我一直和于欢、于欢的妈妈在公司，是他们在放黄色录像，还隔着窗户喊还钱呢，还不来钱去卖去，卖一次一百块钱，只喊苏银霞还钱，好象有一个叫赵溶溶（音）的女的。下午吃了晚饭以后，另一个证人曾二小（音），在接待室侮辱他妈妈，他一会儿脱裤子、弄他的生殖器，我在窗外看着的，因为他们不让进去，一个人老是拦着不让我进。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看到自己妈妈被侮辱是怎么样一种表情？
于秀荣：当然是气忿了，老攥着拳，但是他也不能反抗，他妈妈都坐着，那边的人是站着，他就在沙发上坐着呢。
他两个是西边沙发坐一个，东边沙发坐一个，有个人直接就脱了裤子，对着他妈妈。这个时候，有人往外跑，告诉我老公抓紧去报案、打110，这一次跟往前的不一样。我老公打110，我打110，打不出去，我老公就急着跑，跑了50米以外打出去的。屋里的人听说打110了，他就问我不是一直在窗外看着吗，他就问是你打的110吗？我说不是，他伸手就把我的手机夺过去了。看了看手机不是我打的，因为我打没打出去，不是我打的 他把我手机摔了，把我踹了一脚。
于秀荣：警察来了他们就直接进接待室了。进了接待室我一看警察来了，我以为和往前一样说说，他们就不再闹了，我和我老公就回去了，就出去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最后的行为你看到了吗？
于秀荣：就是这个时间我没看到，但是我跟110在交涉呢。就是我老公打了110以后，110进屋了我们就回来了，我没想到出事，我见110要回去了，我就拦了110的车，我就在110的前头截住他的车，我说你们不能走，你们走就把我压死吧，如果你们走了十几个人就侮辱她两个，她两个要是出了人命怎么办？
就这个时候我抓一个110的女的一下，她把胳膊甩了我，别告诉我，告诉我干什么你，说了我一顿。然后有一个司机已经上了车了，下面这一个人就说下来吧，去看看去。我和他们110一块儿进大厅。走到大厅台阶，这个时候有个人就出来了，往外出来，就听着说“开车开车，小子来精神了，挠了我了。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挠了我了就是刺到我了是吧？
于秀荣：对。然后出了大厅门口叫车。他开着车自己就走了，有人要替他开车，他说不用，他自己开车走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于欢刺杀一幕，实际上就是在警察准备离开时？
于秀荣：对、对。110进了接待室时候。110进去以后，于欢与他妈妈他们两个都坐着，没有反抗的能力，但是110一来，他两个都站起来了，站起来一看110要走，他两个就急着往外冲，要跟着110出去。但是这时候那些人就把他们堵在屋里，截住他，然后就把于欢按到沙发上揍了一顿。
引发争议的暴力催债
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
于欢，今年22岁，母亲苏银霞，因经营工厂资金周转困难而向某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前后累计借款135万元，约定月息10%。此后陆续归还现金184万，以及一套价值70万的房屋抵债，还剩大约17万余款实在没有资金归还。因此，苏银霞遭受到暴力催债。
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她的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然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第二天，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被带到公司接待室，连同一名职工，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着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才让报警人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说。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已经情绪崩溃的于欢站起来试图往外冲，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判决书没提及的细节
放黄色录像、将烟灰弹胸口等
此前曾有媒体采访目击者时提及，催债人员对于欢的母亲苏银霞的侮辱行为，不仅仅包括脱裤子，脱于欢的鞋来堵嘴等，还有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行为。
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从于欢代理律师处获得一审判决书。在这份判决书中， 关于催债人员对苏银霞的侮辱行为，如放黄色录像，以及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等证人证言证据， 确实并未能得到体现。
按照我国法律，当证据被提出后，均需记录在案，只用“采信”及“不予采信”予以区别，这种没有记录在案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
3月25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尝试与聊城市冠县公安局工业园区派出所取得联系，求证为何判决书提及证据与证人所提供的证据不符，但电话并未拨通。
Ⅳ 于欢案发布新的审判结果。如果你是于欢，案件发生时你会怎么做呢
3月25日，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刺死辱母者》，刷爆了整个舆论场。
截至目前，微博话题#刺死辱母者#阅读量已超过6亿。
除了官方的及时回应之外，两天之内，各大媒体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风范。以澎湃新闻、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为首的媒体，反应迅速、追踪及时，短时间内拿出角度各异的采访、报道、评论，集体发声。
南方周末《刺死辱母者》事实信息较为模糊，各家新闻媒体纷纷展开实地采访，补充了最初报道中未呈现的大量信息。
与自媒体的评论文章相比，各大媒体的评论更显理性，无论是对“于欢是否无罪”的探讨，还是“情理与法律孰轻孰重”的深思，都带着这个时代坚韧的印记。
一桩旧事，一篇长文，轰动了整个中国。
辱母，杀人，正义……这些标签成为了社会化情绪的聚焦点，放大了舆论的影响烈度。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公众对潜在风险的恐慌担忧，对公权力和程序正义现状的极度失望。
在“刺死辱母者”这起案件中，我们既要看到一些记者深刻的调查能力，也要看到社会化情绪在舆论的裹挟之下如何变异。
在我们把“舆论”当做一种伸张正义的力量时，也要保证其理性和规范，别让你的发声裹挟着过多的社会化情绪。一件议程的处理，还是需要社会理性共识的凝聚。
Ⅵ 于欢虽然出狱，于欢家乡的法制进步了吗
于欢能够出狱，已经是法制的进步了，说明更多人的权益得到了保障。事情发生在四年前，母亲是当地一位企业家因为向他人借款，导致被暴力催债，催债过程中，因为不堪母亲遭受殴打，当时22岁的儿子于欢拿刀刺向了殴打母亲的催债人，第二年被法院宣判为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但随即引发舆论热烈关注，次年山东最高法院做出改判，认为于欢持刀事件，为防卫过当，最终判刑了五年。有网友评价道，这一判决彰显了法制的进步，也赢得了一片的赞许。
这些年以来，由于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向社会的民间贷款公司借贷，导致各种暴力催债事件频发，对借债人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护，不少人深陷高利贷之中，既不能还钱，又不能避免被其骚扰，最后就一直痛苦的忍受着。而于欢的案件，也让人看到这种暴力催收，是不会得到法律保护的。
Ⅶ 于欢案件给我们哪些教育和启示
虽然媒体、网友们对案件的评论各异、观点不同，但绝大多数社会公众都希望二审法院能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作出处理。6月23日，山东高院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裁定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审审判程序虽已划上了句号，但对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育和启示要铭记。
三是坚持公开审判原则。从媒体报道情况看，旁听于欢案件二审开庭的各界代表称赞法庭是“正义的殿堂”“法治的课堂”。这一效果的取得，得益于庭前工作的充分准备，更得益于二审对庭审活动的最大限度的公开。办案机关要更加重视司法公开的作用，让所有的诉讼活动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现出来，把开放的法庭变成普法的课堂，把法庭的裁判变成普法的教材。
四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办案机关要认真梳理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的主要方面、分析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的具体原因，将社会关注转变成查找差距、改进工作、补齐短板的巨大动力，并以实事求是、开诚布公、真诚、友善的态度，对社会关注的问题给予积极回应，努力赢得社会对裁判的信任、认可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