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人才

A. 我想只有持四依法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弟子吧!个人认为

四依法：

依法不依人
依意不依语
依智不依识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能持四依法的内人是菩容萨，菩萨当然是佛弟子，还有几个角度向你说明：
第一，能够做到守住佛陀在经典上所说的戒律，已然就是佛弟子。
第二，能持四依法是更高的一个境界，因为四依法是菩萨接引众生的方法和准则，依靠四依法才不会给初学带错了路！
第三，佛教不是宗教，是教育，所以不能说“佛教弟子”，而是说“佛弟子”才是正确形容。

（佛教两个字的意思，佛法教育是也！） 同时，感谢你能问这个问题，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B. 如何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一）加强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专业训练和业务培训，不断增强其政治、业务素质。
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从事的工作内容，比一般的公务员要求更高，专业性更强。这一职业群体必须共同经过系统学习而获得法律理论知识、法律思维知识以及法制工作能力方面的一致性。建议建立政府法制工作人员准入制度，坚持“凡进必考”原则，对法制工作人员的准入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尽可能将达到国民教育法律本科及以上学历并通过司法考试的专业人才吸收到政府法制工作队伍中来，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成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主力军和政府法制工作的业务骨干，力争成为优秀合格的政府领导的法律顾问和参谋、助手。
（二）增强政府法制工作人员具体工作的独立性。
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作为行政机关的成员，自然要服从行政机关的领导。从事的政府法制工作，作为重要的法律工作，在具体工作中，首要的要求是对法律负责。一般情况下，这样做也符合行政首长的意志。但在特殊情况下，即使对法律负责的行动违背了个别行政首长的个人意志，行政首长也不应非法干预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独立性，或者以此随意撤换其工作岗位。因此，要通过各种制度来保证政府法制工作人员的良好素质以及职业的稳定性和专业性。政府领导应大力支持政府法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独立开展工作，让他们放心放胆去干，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他们在推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中的作用，从源头上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使基层政府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三）加大上级政府法制机构对下级政府法制机构业务的监督、指导与培训力度。
政府法制工作人员行业整体的系统性建设，是推进政府法制工作的重要途径。因此，加大上级对下级政府法制机构业务的监督、指导与培训力度，对提高政府法制工作的整体水平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建议上级政府法制机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到基层调研、指导工作，并适时组织一些业务培训，邀请资深专家对政府法制工作人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培训。政府法制工作人员也应立足自身，加强自我学习，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处理法律事务的本领。
（四）逐步推行行政复议人员资格制度，不断提高行政复议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行政争议数量日益增多，且大多发生在基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也主要依靠基层。行政复议是解决行政争议的重要渠道，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政府法制工作人员是行政复议案件的具体承办者，行政复议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质量。因此，基层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切实解决行政复议能力偏低、人员短缺等问题，根据办案需要抓紧配备、充实和调剂行政复议人员。推行行政复议人员资格制度，可以尝试将行政复议资格的取得纳入全国统一司法考试。
（五）切实解决政府法制机构的性质及法制工作人员编制等问题。
由于基层政府法制机构的性质及编制已经与其承担的工作和责任不相适应，建议上级政府法制机构与机构编制部门对基层政府法制机构的设置规格、性质、编制等问题作出统一规定，给队伍建设予以更多关注，以此作为法制机构向同级党委、政府汇报，争取领导支持的依据。

C. 法律与道德谁更重要

法律和道德一样重要。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理学中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许多法理学教科书均有专章讨论这一问题。在古代，古希腊哲学中就有正义与美德之争，我国先秦时期也有德治与法治之争。这些争论其实都与这一问题有关。

无论西方柏拉图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还是我国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追求，都把道德摆在首位，主张以德立国创制、以德生成社会、以德化育万民；认为依靠道德就能构建一个美好社会，法律规则不过是道德的附属物，是用于规范与惩戒不轨行为的，只要人人在道德上成为完善的人，就不需要法律规则。

这种道德至上主义从逻辑上看似乎是自洽的，问题在于这样的道德社会只存在于理想中，现实中又何曾有过？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时代都有一些道德高尚之人，他们熠熠生辉，成为人们的楷模。但我们也要承认，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无法成为道德完人。

正是这些普通人成为历史人群或现世人群的主流。对于这样一个“主流”，仅仅依靠道德显然难以建成一个有序、美好的社会。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十分重要，制定法律规则同样重要。法律与道德二者各有各的边界，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它们有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能简单偏重于某一个方面。

对于法律规则来说，无论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是社会习俗演化而成的法律，都适用于社会公共行为领域。在法律规则管辖的公共领域，维护社会正义、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是根本要求。

而道德更多涉及个人内心的自我修为，它可以高标特立，但只能针对自己，不能强迫他人。因此，法律以公共利益为指针，道德以效法圣贤为理想；法律讲求的是底线正义，道德追求的是高尚人格。

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

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讲规则，都按照法律规则处事，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不坏的社会，虽然可能还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

而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

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可见，对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割或统合。使二者绝缘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不行，但混同乱用的做法也行不通。应当明确，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义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

今天，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法律并不排斥道德，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长。这个促成不是代替，而是为道德提供一个制度环境。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望成为一个道德纯净的社会。

就像是一片良莠不齐的草地，法治犹如一个农夫，用猎枪抵御强权的侵夺，用镰刀去除蔓生的杂草。这样，美丽的道德之花才会芬芳开放。

(3)法治人才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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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不完善或者缺失的情况下,道德应该成为我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法律和道德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内在的规律,而核心应该落在社会个体的自律、自觉和对德行的遵从

《论语·为政》中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表明,刑政固然有治理国家的功效,但却无法使社会大众获得善良；一个安定有序的国家必然将法律与道德并重,只重其一难成气候。

实际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早已是人类历史发展史中老生常谈的话题。法律在与其他事物交融与碰撞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对人类的法制建设和社会和谐有着重要影响。在法律还没有产生之前,人们依靠社会习俗、习惯来规范行为。

法律是建立在社会道德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故二者的产生有母子衍生的关系。在当今的社会状态下,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的关系基本不会改变。孟子曾经说“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其原因就在于此。

道德是人们内心的行为准则,通过人们的内在意识影响人们的行为,需要人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不具强制性。而法律是社会强制性的规范准则,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施行于社会的行为规范。法律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本身应当具有善的意旨,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起码价值标准。

关于法律和道德的区分原则,日本十九世纪末旧派刑法学家泷川幸辰曾有过论述:“在社会价值标准的考量中,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现的那部分就是法律；依靠个人的内心期待实现的那部分就是道德。”

这是一句极其简单的话,并不难理解,但它却向我们昭示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治理过分强调刚性规制,社会就会变得死气沉沉,也容易产生来自底层的反抗；

而过分专注于柔性指引又会使治理国家的方案难以落实,使整个社会丧失合理的预期,最终也将很难获得进步,因此,刚柔相济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法律与道德不能分道扬镳,更不能相互对立,而应当相互补充、浑然交融。

法律与道德向来是相互合作的。我国古代儒学家就特别注重德的作用,强调礼法并治。孔子主张德治,“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一思想为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所采纳,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秦王朝只重视“治政以法”,焚书坑儒,虽大统于一时,但终归迫使老百姓揭竿而起。历史已经很明了地向主政者发出警示:在强调法的重要性的同时,德也同样不能忽视。

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我们似乎只重视法律的作用,而越来越忽视道德的存在。依法治国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的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人是法律的制定者,必定有所不足,这是人的认识局限性使然。

道德可以弥补法律之不足,其作用应引起人们重视。市场化的浪潮下,人们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越来越明显,社会存在一种道德漏洞和缺失,与社会的发展极不相称,这时候就需要法律在一定的道德领域施以合理的规制。

当然,法律与道德的碰撞并不意味着二者的相互排斥,却恰恰可以看做是二者交融过程中的磨合和借鉴。

如果把法律看做是武者,把道德看做是文人,则二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如和珅和纪晓岚一样:和珅再怎么强势有时候也需要纪晓岚的不温不火式微调和,纪晓岚再怎么足智多谋有时候也需要和珅的果敢强硬适度平衡。法律和道德只有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描绘出社会治理的绝佳蓝图。

法律不是万能的,在法律不完善或者缺失的情况下,道德应该成为我们内心的价值判断标准。法律和道德相互碰撞和融合是内在的规律,而核心应该落在社会个体的自律、自觉和对德行的遵从。

D. 用法治思维培养和管理人才有什么意义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法治思维混乱，头脑中长期存在重权力轻权利、重治民轻治官、重管理轻服务等传统思维误区。把法律法规置于脑后，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的现象依然存在。一提依法治国、依法办事，首先想到的不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是治“民”，出现以权压法、以情轻法的现象。所以，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就显得尤为迫切。
培养法治思维，首先要学法知法。“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法律是规矩，是秩序，是人们立足于社会的基本遵循。不学法，不知法，如同盲人骑瞎马，就像无头苍蝇四处碰壁，做人做事缺乏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底线。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截至2013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43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8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宪法是根本大法，是一切国家机关、团体和组织以及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广大党员干部学法知法，要以宪法为纲，既要学习通用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又要学习与履行职责相关的法律知识，成为依法行政的带头人。
培养法治思维，要懂法通法。学法知法，是对法律条文、法律内容的学习与掌握，是一种知识性的提高，也是依法从政的素质必备。培养法治思维要防止将“依法治国”仅仅理解为“依法律条文治国”，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僵化理解法律条文。要懂得法律是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规范，不可能涵盖到所有方面。在许多方面，它只能作出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只有掌握好这些原则，才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因此，培养法治思维，更重要的是对法律原则、法治精神、法律逻辑等法治思维能力方面的学习培养，做到懂法通法。懂法通法，是在学法知法的基础上更深一步对法的认识与掌握，是一种能力，一种素质。懂法通法，可以让没有生命的法律条文生动起来，让法律空白领域有章可循，这样才能把中央的要求落实到实处。
培养法治思维，要守法用法。“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国家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法律如果推不开特权的门，也一定跨不进人民的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做枉法的人、枉法的事。广大党员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要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努力做到越是工作重要、越是事情紧急、越是矛盾突出，越要自觉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要切实保护人民权利和尊重保障人权，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党员干部要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形成结论、决定，用法治思维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E. 建设法治中国献一策

建设法治中国,培养法制人才
法治人才培养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保障
法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在制度与人的关系上来看，好的制度还要靠人去执行，制度本身也要靠人去制定。明代海瑞即言：“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这说明，要推进依法治国建设，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绝对是一个关键因素。
法治工作队伍既包括法治专门队伍，也包括法律服务队伍；前者包括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后者主要是律师队伍；在广义上，法治队伍还应包括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队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一个立体、动态、有机完整的体系，它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法治人才队伍是法治保障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影响着其他体系的形成和实现。只有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治工作队伍，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及促进全民守法的重任才能得到更好地实现。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进入本世纪的10多年来，经过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在我国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在招生人数、向国家和社会输送法治人才方面形成了相当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据粗略统计，1977年，全国只有三所法律院系，1978年全国法学专业共有在校学生223人，到1990年全国已有70多所高校设置法律院系或法学专业，1999年这一数量已经超过300所，而现在全国有600多所高校有法学本科专业，全国每年招收法学本科生超过10万，在校的法学本科生超过了40万；300多所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招生法学硕士或者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年度招生约2万人，在校生规模超过6万人；有40多所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具有招收法学博士的资格，法学博士研究生年度招生超过1000人，在校生规模大约3000人。法治人才队伍的壮大，为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同时，我国的法学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具体体现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还不够深入，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法治人才的培养面临着多重矛盾和困境，主要包括规模和质量的矛盾、现实需求和供给不足的矛盾、模式化培养和多样化需求的矛盾、法学教育和司法考试的矛盾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一方面，法律类专业扩张迅速，但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就业形势严峻，法科毕业生总体上供过于求，法科毕业生就业率非常低，近年来甚至被排到了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而被警示，已经就职的多数人也从事着与法律无关的工作；另一方面，人才培养规格单一，难以满足社会对多样化法治人才的需求，真正适应社会需要的高层次法治人才十分短缺，尤其是高层次法律职业人才和涉外高端法律人才严重不足，以至于我国涉及世贸和其他国际争端的官司往往要请国外的律师，面临很大的泄密风险，相关国际组织中的我国法律雇员也少得可怜。因此，有人指出，我国法学教育现在面临的最基本问题是学生的就业生存，还谈不到培养的法学人才怎么引领社会发展，怎么参与国家、国际社会的事务与秩序构建。这种观点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有一定道理。这些都为我国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加强我国法治人才培养需要创新培养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也提供了新机遇。法律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严密的逻辑体系，这决定了法治队伍的基本特点也在于其专业性，要求具有法律专业精神和专业素养，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即以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职业人员所组成的特殊的社会群体。它必须经过专门法律教育和职业训练，是具有统一的法律知识背景、模式化思维方式、共同法律语言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间通过长期对法治事业的参与和投入，达成了职业伦理共识，是精神上高度统一的信仰共同体。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形成法律职业共同体成为我国法治社会生活的内在要求。法治人才队伍和法律职业共同体不会自发形成，而需要培养。虽然培养的渠道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无疑是专门法学教育机构的专业培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学教育。与此同时，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和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精髓贯彻其中，来加强法治人才的培养。结合四中全会精神和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培养满足法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素质法治人才，可以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夯实法学教育基础。在技术的教育之上是思想的教育。法学教育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组织编写和全面采用国家统一的法律类专业核心教材，纳入司法考试必考范围。注重基础知识、基本规范、基本能力的训练，使之有清晰的逻辑思维，有较好的组织材料、推理、表达的能力。
第二，加强职业素养教育，培养法律职业操守和职业伦理。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在知识与技能教育之外，进行深入细致的职业伦理教育，使得培养出的人才具有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民主意识、公正意识，为全民法治素养的培育奠定基础，以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
第三，进一步明确各层次法学教育的定位，实行法治人才的分类培养。法学本科教育、法律硕士教育、法学硕士教育、法学博士教育等不同层次教育有各自的功能和目标定位。法治国家建设既需要立法人才、行政执法人才、司法人才等法治专门队伍和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也需要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人才队伍，法律职业人才和法学学术人才宜做分类培养。其中，法学学术人才培养应当少而精，而法律职业人才培养则是主要任务，为此应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促进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
第四，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应当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法律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涉外法治人才。
第五，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等。

F. 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要畅通什么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

建设高素质法治专门队伍，要畅通立法、执法、司法部门干部和人才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部门具备条件的干部。

参考文献：光明日报《大力建设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G. 如何创新法治人才培养

1、建设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高水平法学师资队伍，是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
2、优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3、优化法学课程体系。
4、优化法学实践教学。

H. 重视：人才( ) A.依法：治国 B.商品：销售 C.掌握：知识 D.作战：军队

【答案】C。解析：动宾结构。重视人才，掌握知识，其余选项均没有此关系。故答案选C。

I. 什么是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是人们关于法治的知识、观点和心理的总称。

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程度决定着专公民属法治意识的强弱，公民法治意识的强弱反过来也影响法治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法治意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和信任程度上。

法治意识的强弱不只体现在思想观念上，更体现在处理矛盾和解决纠纷的实际行动中。在多年法治建设进程中，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断完善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行为习惯。

(9)法治人才扩展阅读：

如今，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看待问题、解决矛盾，将问题矛盾放在法律框架下处理，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法治意识逐渐植根于人们的头脑深处，当遇到诸如合同纠纷、消费欺诈等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多数人的选择和习惯。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尊崇和捍卫法治与保障人民切身利益更加一致，守法护法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