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统治者道德

㈠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治者曾经使用过哪些思想治国,如儒家等

简单地说，秦朝的时候采用过以韩非子为代表人物的法家思想，西汉初期曾经采用过黄老学派的思想（即黄老之术）治国，从汉武帝开始独尊儒家之后，儒家思想就一直居于正宗地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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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九流

古代指儒教、道教，释教为“三教”；儒、道、墨、法、名、杂、农、阴阳、纵横九家为“九流”。后来泛指宗教、学术中各种流派。
儒家：又称儒教《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由孔子创立， 并被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奉为正宗的叫个学派。
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因排行第二，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南)人。春秋末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先世为宋国贵族，尊祖时迁居鲁国，父叔梁纥作过鲁国陬邑大夫。孔子自称：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早年业儒(为贵族相礼，作吹鼓手之类)，又为委吏(管理粮草)和乘田吏(管理畜牧)。少时以知“礼”出名，相传曾问礼于老聃(老子)。官任至鲁国司空、司寇，并代行相事，但时间不久。相传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为司寇时，以五恶(心违而险、行辟而坚，声违而辨，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罪名乱政而诛少正卯。后周游列国，未被重用， 聚徒讲学，有弟子三千，知名者七十二人。晚年删诗书，修春秋，订礼乐，建立儒学体系。孔子的思想言行由其门徒所记录和整理的《论语》一书保存下来。
儒家学说的主要思想和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 克己复礼”。崇“礼乐”，尚“仁义”，始“正名”，重“亲亲尊尊之恩，行忠恕中庸之道”。在政治上主张“德治”、 “仁政”，重视“礼义”教化；奉行德刑兼施，以刑辅德的方针。战国时期，儒家分裂为八派，以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派影响最大。特别是孟子一派，宋以后被看作孔子嫡传，儒家正宗。儒家在先秦虽称显学(著名学派)，但未高出其他学派之上。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除极短时期以外)一直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统治思想，处于正宗地位；哲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在儒家内部进行的。从西汉董仲舒、唐韩愈，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王守仁等人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唯心主义传说；从东汉王充、唐柳宗元，刘禹锡、北宋张载、南宋陈亮、叶适、明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船山)、清载震等人主要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唯物主义传统，两翼对孔子则各取所需，共尊孔子为圣人。儒家学说统治中国达二干余年之久，是中国建设民族文化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其中有糟粕，也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遗产，需要一分为二，批判地继承。

道家：又称道教，其学派由老子所开创，其门徒一直将学术起源追溯到黄帝，故道家又称“黄老之术”。
老子又称老聃，姓李名耳， 字伯阳，春秋末期哲学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历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的史官，管理王室藏书，相传《道德经》(亦称《老子》)一书，八十一章，五千言，即老子所著。
道家之名，始见于西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称为道德家；《汉书·艺文志》称为道家，列为“九流”；之一。以后有杨朱“为我”学说，主张“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 (《淮南子·汜论》)。再后约与庄子同时，在齐国稷下出现了道家的几个流派：有主张“情欲寡浅”， “禁攻寝兵”的宋铲、尹文派；有主张“弃知去己”， “齐万物以为首”的田骈、慎到派；有主张“澹然独与神明居”的关尹派(据《庄子、天下》)
道家学说经过庄子的发挥达到全盛，与儒、墨鼎立而三。道家主张“天道自然无为”，否认上帝和鬼神主宰一切，认为“道法自然”，“道”是“无”，无象、无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宇宙万物是由“道”派生出来的。 “道”是世界的主宰，是宇宙万物的总根源。其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 “无为而治”，希望社会退到原始状态，这种思想是消极的，反动的。道家对事物的矛盾及其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认为矛盾有双方相互依存，并看到矛盾会向反面转化， “反者道之动”所以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这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他忽视斗争在转化中的作用。战国中期出现的黄老学派，吸取老子“虚静”思想并加以改造。汉初统治者据以为指导，实行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 曾收到一定效果。魏，晋玄学崇尚庄老， 以道家观点解释儒家经义，促成儒道融合。后道家思想虽再占统治地位，但始终作为儒学的补充而为统治者所利用。 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天道观和辩证法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释教；又称佛教， 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释教起源于印度，相传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释迦族人悉达多·乔达摩所创立，后来佛徒门尊称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圣人)。29岁时痛感世人生，老，病，死四种苦恼，又不满当时婆罗门教的种性制度和祭司的特权地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脱一切，毅然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道，经过六年，最后才悟道成佛。
释教思想主张平等、为善，禁欲、苦修、出世、涅盘(意为人死后升入到最完善、最幸福的精神境界)。为了抑制自己追求生活的意向，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视为“空”，但又认为死者的灵魂是根据他“前生”的行为如何而投胎为人、为动物或为植物。如果“善业”超过“恶业”就有好的转世，大力宣扬了地狱轮回， 因果报应等迷信思想，从而否定了社会的根本改造。因此提出了不对抗暴力的教义，抹杀了阶级社会的阶级对立，掩盖了劳动人民受苦的根本原因，让劳动人民安于贫困和无权地位，以利于统治阶级。
佛教在古印度阿育王时代宣布为国教(公元前272年——前232年)。后来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分成了“小乘” (为早期佛教)和“大乘” (为后期的新教派)。 “小乘”着重伦理教诲，追求“自我解脱”，不拜偶象。认为只要自行修行，就能入“涅盘”，但不能人人成佛， “大乘”崇拜偶象，鼓吹“救度一切众生”，认为只要虔诚信仰和修行，人人皆能成佛。
佛教约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传入中国内地，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但一般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有佛经介绍到中国来，才作为中国正式有佛教之始。此后佛教教义逐渐同中国传统的伦理，宗教观念相结合。魏、晋、南北朝佛教同玄学关系密切，广泛流传中国，至隋、唐达到鼎盛。两宋以后，佛教某些教义为儒教所吸收，逐渐衰微。佛教在我国一方面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奴役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从中吸收了印度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等方面的知识，丰富了中国文化宝库，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墨家：为墨子创立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
墨子名翟(公元前468年——前376年)，是战国初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宋国人。 曾做过宋国的大夫，在宋国活动时间较长，后居鲁国。 曾习儒术， 因不满儒家烦琐的“礼”，另立新说，聚众讲学，成为当时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子自称“贱人”，做过木匠，是个体力劳动者，在技术上有较高的造诣。后来上升为士，精通当时的历史文化典籍。
墨家学派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塟”、“天志”、“明鬼”、“非命”。信奉墨子学说的人称“墨者”，是一个组织严密，坚守纪律的社会团体。这个团体的领导人称为“巨子”、“巨子”的职位，由前任“巨子”传给他所认为的贤者，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他们还有一定的法规， “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他们的生活极为清苦，但非常勇敢“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后期墨家放弃了墨子学说中的“天志”，“明鬼”等宗教迷信观念，对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学．光学、力学等作了极有价值的探讨，对名实关系、感觉与思维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在古代逻辑学和认识论上有很高成就。
墨家学说对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为显学，秦，汉以后渐衰。西晋时鲁胜注《墨辩》，力图振兴墨学， 因后继无人，几成绝学，直到清代中叶，墨子著作才被学者重视研究． 《墨子》书五十三篇，大部分是研究墨子的可靠材料。

法家：战国时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韩非(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思想家，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韩非出身为韩国贵族公子，为人口吃，长于著书，不善言辞。 与李斯同学于荀子。曾建议韩王变法图强，未被采纳。他的思想主张得到秦王政(即秦始皇)的重视，被邀至秦国，不久，因姚贾，李斯之谗下狱，被迫自杀。他综合了商鞅的“法”， 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集法家之大成，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体系。
法家思想在经济上主张废除井田，建立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 重农轻商，奖励耕战，在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行“郡县”，建立君主集权统一国家，强调君权“神圣”。为了打击当时旧贵族势力，提出“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有度》)的主张，认为“功利”是“善恶”的标准，主张严刑厚赏，在用人方面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在思想教育上主张废弃儒家“仁义”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强调历史的发展变化，主张“不期侑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提倡“法后王”，承认今胜于古。在认识论上注重实际，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辩”，检验言行的客观标准是“功利”。
法家的政治主张大多切于实用，为当时许多诸侯国所采用。秦国用韩非学说，对统一六国起了重要作用。但法家以“性恶”为其法治理论依据，认为没有“自善之民”，因此“不务德，而务法”，包含着对人民严厉控制，残酷镇压的手段，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西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仍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兼治的方法。法家主要著作有《商君书》和《韩非子》。

名家：战国时期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战国时称“刑(形)名家”、 “辩者”，西汉时称名家。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孙龙和惠施。
公孙龙(公元前325年至前315年之间，死于前250年)客观唯物主义者，逻辑学家，赵国人。 曾劝燕王偃兵，并曾和赵惠文王讨论偃兵，做过平原君的门客。
惠施(公元前370年——前318年)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逻辑学家，宋国人。 曾做过魏相，在魏国掌权达十五、六年之久，政治地位很高、《庄子·天下篇》说：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见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名家在名辩思潮中独树一帜，考察细密，主张“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强调名称和事实必须完全相符，正了“实”， “名”也就正了。其见解常和当时流行的看法相反， “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惠施提出“合同异”，从事物同异的相对性，引申出事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得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地一体”的结论。公孙龙提出“离坚白”，认为石之“坚”和“白”相分离，视觉可见“白”而不见“坚”；触觉可得“坚”而不能得“白”，把感官的不同作用绝对化，夸大个性，否定共性。荀子在评论名家时，一方面肯定“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另一方面又指出他们“好持怪说，玩琦辞” (诡辩)。名家的名辩理沦曾被后期墨家所批评和发挥，名家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他们的著作除《公孙龙子》现存一部分外，余皆早佚。

杂家：战国末至汉初，糅合各派观点的学说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称其“兼墨儒，合名法”，是当时政治上趋向统一、学术上要求综合的产物。杂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吕不韦。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时秦相。本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富大贾。时秦公子异人以人质于赵，吕不韦认为“奇货可居”，用千金为之活动，计使异人归秦嗣位，即为秦庄襄王，他为国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 门下有食客三干，家僮万人。秦王政(即秦始皇)年幼即位，他继任国相，称“仲父”；秦王政亲理政务后，他被免职，迁放蜀郡，忧惧饮鸠自杀。
杂家自称“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 (《淮南子·要略》)，取各家之长，舍其所短。它虽然兼采儒、墨、法，名之说；但受道家影响最深， “其得道家之正传，而所得于道家，亦较诸家为多者，则惟杂家”。 《汉书·艺文志》载杂家著作共二十家，四百零三篇，今多已佚。 《吕氏春秋》为秦相吕不韦广邀游士门客所作。 《淮南鸿烈》为西汉淮南王刘安宾客编纂，为此派的代表作。

农家：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许行。
许行：战国时楚人，有学生数十人，都穿着粗布衣，打草鞋，织席子以维持生活。政治思想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自理炊事)而治”。即人人必须劳动，虽国王也不另外。反映了古代社会中农民的一种理想(见《孟子滕文公上》)。农家还总结了农业生产上的技术经验。如管子中《地员》等编，《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 《审时》等篇都是研究先秦农业科学的重要著作。

阴阳家：战国时期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邹衍。
邹衍(公元前305——前240年)齐国人。 曾在齐稷下著书， 言治乱之事。到过赵国，在平原君处同公孙龙辩论“白马非马”。最后到燕国做官，受到诸侯“尊礼”。知识渊博“闳大不经”，人称“谈天衍”。此派学说是由古代从事丧祭活动的巫祝方士转化而来。邹衍运用五行相生相胜的说法创立“五德始终说”，认为“五德转移，各治有宜”。把古代最早出现在《周易》一书的“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糅合到一起，倡导阴阳五行说，用来解释历史上的朝代兴替的原因，为新兴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随着五行思想的盛行，它被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所利用，赋与了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成为两汉纤纬学说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阴阳五行中也有一定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数，特别是对中国医学理论的发展和系统化都起过很大的作用。其合理因素始终被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所继承。写成于战国时期的《礼记·月令》 (收入《吕氏春秋》)作为《十二纪》的首篇，分月记载夏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及其相关事物，把各类事物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阐述四时运行和农作物生长的关系，并制定生产活动措施，有人认为是阴阳家的著作。秦，汉时期此派逐渐与儒家合流。

纵横家：战国时期专门从事外交活动的一批谋士(说客) 《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和张仪。
“合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字季子(公元前344年——前284年)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主张“合纵”，联合六国以拒秦。曾为燕昭王亲信，奉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国“西劳于宋，南罢(疲)于楚”， 以便削弱齐国，以防齐国谋燕。初入齐，得到齐王信任用为相。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自称西帝；约齐闵王并称东帝。他劝说齐王取消帝号，又和赵奉阳君李兑“合纵”五国攻秦，迫使秦昭王废帝号，并归还一部分魏、韩地、被赵封为武安君，旋又助齐闵王攻灭宋国。后燕将乐毅联合五国兵大举攻齐，他的反间活动暴露，被齐王车裂而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十六章反映的情况与《史记·苏秦列传》所说有异。
“连横”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张仪(?——公元前310年)战国时魏国贵族后代。秦惠文君九年(公元前329年)入秦， 次年为相，封武信君。执政时曾迫使魏惠王献上郡十五县于秦，又说惠文君自称为王，推行“连横”策略，主张六国分别以事秦，瓦解齐、楚联盟，并出兵夺取楚汉中地。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 与司马错等率军攻灭蜀、苴、巴三国。 后一度入魏为相，被逐回，不久而卒。(《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张子》十篇，今已佚。

㈡ 道德是法律的什么，法律是道德的什么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法律的高标准。

法与道德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与道德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离开了法与道德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就不能正确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法与道德（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受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相对立,而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一致,起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配合的作用。

一般说来，凡是为法律所反对的行为，也是统治阶级道德所谴责的行为；凡是为法律所要求的行为，也是为统治阶级道德所倡导的行为。

(2)被统治者道德扩展阅读

法与道德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法通常由国家制定的宪法、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国家认可的习惯表现出来，成为国家意志。道德通常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是通过社会舆论确立的。

2、法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违法行为会引起相应的法律制裁。道德依靠人们的信念、社会舆论以及习惯力量来维持。不道德行为会受到人们的谴责，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强制，但同国家强制有重大区别。

3、法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历史现象,始终具有阶级性。道德则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在原始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道德不具有阶级性；只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才具有阶级性。

4、只有统治阶级的意志才能成为法，因而一国内的法律是统一的。而道德则不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统治阶级的道德与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常常是相互对立的，而居于支配地位的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

㈢ 简述道德的阶级性及其表现

简介
指阶级社会的各种道德体系，都是从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专中产生的，都是为特定属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服务的，因而总是一定阶级所具有或承认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体系。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不同的阶级总是从自己实际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利益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形成本阶级特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并以此为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从而表明了社会道德的鲜明阶级性。

由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各阶级实际所处的经济地位极不相同，因而不同阶级的道德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也不相同。

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道德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不同阶级总是以自己的道德作为斗争的武器，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正是这种不同阶级道德的对立斗争推动了人类道德的发展，也正是道德的阶级特征和时代特征才使道德划分了不同的历史类型。

㈣ 被统治阶级自身是没有价值观的对吗

摘要 您好，不对，被统治阶级中也有道德和价值观。

㈤ 统治者要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格

最重要的民心，要体察民心，能够以身作则，不知法犯法。能够礼贤下士，善听劝谏，为民众着想，合理行使权力。

㈥ 为什么说道德是阶级社会特有的意识形态

《思修法基》中认为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具有阶级性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
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指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规范。
它是统治阶级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创造的精神产物。目的是使被统治者自愿的放弃自己的利益，心甘情愿的接受统治阶级的奴役。
因此阶级社会的道德往往是一种最卑鄙的双重标准，对于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行为规范。
统治阶级往往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被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无条件的服从虚幻的集体利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必须毫不犹豫的牺牲个人的生命。

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 道德是指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的行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动规范的总和。道德作用的发挥有待于道德功能的全面实施。道德具有调节、认识、教育、导向等功能。与政治、法律、艺术等意识形式有密切的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以仁义为基础的道德。

㈦ 以德治国错在哪里

孔子：道重要，所以被尊重;德重要，所以被珍贵。您这话说的非常好。“道问学，尊德性。”治国安邦最重要的就是道德。老子：德是道的品德，没有道，就没有德。道是皮，德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政治制度与治国方式只要合乎天道，就自动产生美德。如果政治制度与治国方式悖逆天道，那是不可能有德的。有道必有德，无道必无德。无道而求德，可能吗?与其强调德，不如强调道。没有道，哪有德?无道的德必然是干涉性的，越是无道的统治，越要臣民具备各种美德。而天道的最大美德就是不干预，让万物让民众顺应自己本性自由发展。造物主的的功劳当然非比寻常，但却仍然应该一切顺其自然，不始、不居、不有、不恃、不宰等，此种品德确实是天下最可贵的。所以，真正有道的政制与政府反而不要求民众有德，因为在有道的环境中，民众自己会有德，他们自己会反省会矫正而无需政府用政治的方式插手。孔子：我一直主张以德治国。其响应者也众，但是我想看到的以德治国的局面几乎从未出现过。我是想以美德来作为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的基石。要是家与国都以美德为基石，这样的社会岂不美哉?老子：儒家和现代的很多学派主张以美德为基石来构建观念和制度的大厦。“美德”作为一个“好东西”，在直观上给人们留下好印象，单凭这一点似乎就可以使倡导美德成为无人敢于质疑的事业。而我认为，正确的观念和制度，只有一个基石，这个基石不是美德，而是天道。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如果君王能够以道德礼仪约束百姓，以刑法为后盾，我觉得，要实现天下大治，其实并不难。老子：你对德的理解完全错了。你主张以立德的名义来干预民众的日程生活。而不干预才是真正的德。最少德的是干预，不包容。最大德的是不干预而包容。道生有万物，德包容万物。说道就是说生，说德就是说容：容其生长，容其繁育，容其安分，容其凶恶，容其天年，容其倾覆。此所谓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孔子：其实，我主张以德治国，内心还是希望以此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特别害怕动乱。老子：这倒是真话。以德治国是以国家和统治权为核心，以维稳防乱为目的。以德治国是建立在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美德观基础之上的，其中爱国服从于忠君。在中国，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五讲四美不都曾是以道德规范形式出现的最高政治律令吗?以德治国背后的逻辑是干预与制造服从能带来安定，而天道的德行告诉我们，只要不干预与自由和宽容才能带来持久的安定。道德是靠自律来是实现的，而不能靠齐，靠导。如果靠政治权力来强行整齐划一，用刑法来校正人的道德行为，其结果是政教合一。道德主要属于精神家园，在西方，“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这样即使不是政教分离，也是政教分工。而“以德治国”或者“道德立国”恰恰是搞错了角色，世俗统治者扮演了宗教组织的角色，变成了政教合一。道德要求人要高尚，不要为恶，但是，谁都不能强制别人高尚，只能防止别人为恶。孔子：我也在想，为什么以德治国就这么难以实现?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不但没有实现我的以德治国的的梦想，反而陷入治乱循环，道德与仁义也就一再被踩在脚下。老子：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当统治者提倡以德治国的时候，他们理解的德就是忠君爱国，以德治国旨在防止因对统治者不服从导致自己的统治受到挑战。以德治国，必然是不讲道德。以德治国赋予国家以巨大的道德权威和道德使命，把美德当作是治人的重要工具，用权力来控制公民的道德生活，而不是保护公民的自由。这样，政治权威支撑道德权威，道德权威来自政治权威。以德治国的后果不是改善道德，而是毁灭道德。它将以国家对个人的虚假的责任来代替个人对自己的真正责任。“以德治国”赋予统治者规定道德规则并把它作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规则，限制了公民的道德选择的自由。而在所谓德治或者人治的国家，这种强制实际上只能强制被统治者，而统治者自己却可以不予遵守，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制约统治者。以德治国还会带来虚伪和伪善，造成很多人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缺德的原因是悖道。以德治国把道德作为治国的工具，治国者是统治者，道德是工具，对治国者来说，道德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是维护统治的工具，并非是自己的真正信仰，也非自律的规则，而是律他的规则。对于被统治者来说，道德是他们被强制接受的规则，他们并没有主体性，丧失主体地位，内心常怀有一种逆反。孔子：那不实行以德治国，又实行什么呢?还有更好的方案吗?老子：胡适讲过一段话，我是很赞成的。他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都开始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人人都争当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都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没有道，不可能有德。无道而求德，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中国要走的路不是以德治国，不能以道德代替法治，而是以道治国，这个道具体化为合乎天道的宪法和法律，既以合乎天道的法律治国。天道章句之五十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生长万物，德养育万物，物物相较显出各自之差异，环境形势造就各自的属性。因而万物无不尊重道而珍贵德。道所以被尊重，德所以被珍贵，就在于它不加干涉而顺应自然。所以道萌生万物，德蓄养万物，使万物得到生长和发育，使万物得到安定和保护，使万物得到养育和繁殖，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我居功，引领万物而不自居主宰，这就是最深最远的美德。

㈧ 中国传统道德有哪些美德

四字美德：忠、孝、节、义。忠、孝、节、义四字美德是我国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

忠就是敬重与忠诚之意。《说文》解释说：“忠，敬也。尽心曰忠”。《广韵》解释说：“忠，无私也”。孔子说：“主忠信”，对人要以“忠、信”两种道德为主。“忠”作为一个道德规范，它是指自己内心中一种真诚对人对事的态度，以及由此诚实地为他人谋事的行为，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范畴。

儒家把“忠”作为道德范畴，还包含有君臣之间、个人对国家、民族之间的道德关系。按照过去的封建观念来说，就是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使是暴君也不得反抗。

孝就是孝敬、孝顺之意。《孝经》中说：“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本也”，“夫孝，德之本也”。孝是我国古代十分注重的一种道德准则。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主主义》一文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孝最基本的内涵是子女对父母的孝。

节就是节气、操守之意。这里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坚贞的节操，并没有带上性别的色彩，因此男性的忠君爱国也属贞节；二是指女子不改嫁或不失身，从一而终。两者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指一个人能够坚守信念，不被尘世所沾污。

义就是道义、正义之意。《礼记·中庸》上说：“义者宜也。尊资为大。”中华传统文化把“义”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取向，并把义与仁并用，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在古代封建社会中，“义”被统治者作为管理工具而大加倡导，并要求被统治者必须誓死服从的一种道德规范。

㈨ 为什么古代中国可以使用道德来治理国家，统治者想出台些什么，只要往道德上一绑，顿时万民臣服

因为古代社会是比烂的社会，也是生产力非常不发达，死亡随时伴随人们如影而行的时代。

所以人们必须需要道德才能活着，因为道德虽然不能带来安全，带来物资，带来生产力，但是他能保证社会的有序性，这种有序性能让人们从互相提防的无间地狱中解脱出来，可以得到喘息休息的机会，才有时间从事生产，人们从生产和学习得到的积累才有价值，而不是被人粗暴夺走或中止。（举个例子，非洲人懒不爱种地，是因为战火连绵，种了也会被人抢走，那还不如混日子）

所以人类作为守序生物，必须依赖于道德才能活下去。所以维护道德者，万民称赞，违背道德者所有人都恨不得杀了他，因为这触及到了人生活下去的必需品——秩序

天下人供奉一人固然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供奉的这一人能利用这么巨大的权威维护道德，从而维护社会秩序，那么在那个混乱年代简直是一种无形的巨大财富，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有道德所有人去维护的社会才有人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所以古今中外，哪怕是孤悬海外和我们无法沟通的北美部落，都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皇帝制度，而且所有的皇帝都需要维护一套适合当时国家需求的道德标准。这就是人类的客观需求导致的——是社会在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客观条件下，就必须走这一步。不走这一步的部落，分分死亡灭国，自然淘汰留下了皇帝制度的国家，直到下一个生产力革命的来临

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无形道德的固化，人们终于脱离了随时死亡的命运和失去秩序社会的恐惧后，人们才可以抽出手来，追求民煮，追求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制度是建立在当时客观的条件下的，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就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全皇帝来维护一种道德，这样才能保持秩序

所以违背道德，违背秩序的皇帝，下场一般都很惨，因为他不懂皇帝这个职业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