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整饬
①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没有 意思是用法制禁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约束，百姓只是为了免于刑罚而服从，并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② 为什么说科学伦理与学术道德是科学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借助于伦理道德的正确引导，才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
要全面深刻地把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关系，使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共同促进、协调发展。新世纪，知识经济的朝阳正冉冉升起，人们对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注可谓前所未有。互联网、克隆羊、人类基因图谱等，都提出了科技与伦理相互关系的一些尖锐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深入的思考。
科学与伦理问题不仅是科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等学科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对于科学和技术政策的制定，对于科学家遵守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对于端正社会对科学的态度，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本书作者在研读大量中外文献的基础上，经过缜密的思考，紧紧围绕科学与伦理这个中心，针对其中包含的主要议题，诸如科学的善恶科学与伦理的关系、科学家对社会的道德责任、科学与军事以及科学家与军事研究、科学和科学家与政治、科学家的科学良心、爱因斯坦的伦理思想和道德实践，以及基因和人工智能技性科学中的伦理问题与道德争端、中国学界的学术不端行为和整饬之道等，进行了比较全面、深人的剖析和探讨，并且针对一些紧迫的、敏感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具有启发性的看法，可谓“科学与人文珠联璧合，学术共思想相得益彰”。本书资料翔实，观点新颖，逻辑严谨，结构合理，文字流畅、优美，雅俗共赏，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阅读或深究。
③ 是背道德经好还是菜根谭好
《菜根谭》是明朝还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回世、出世的语录答集，为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对于人的正心修身、养性育德，有不可思议的潜移默化的力量。
其文字简炼明隽，兼采雅俗。似语录，而有语录所没有的趣味；似随笔，而有随笔所不易及的整饬；似训诫，而有训诫所缺乏的亲切醒豁；且有雨余山色，夜静钟声，点染其间，其所言清霏有味，风月无边。
④ 为政以德的齐
1、①孔子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而其他众星井然有序地环绕着它。” ②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教来整饬人民，人民就会有羞心而且归顺。 2、孔子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本原则，认为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规蹈距，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但他却忽视了刑政、法制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解析: 关键词或采分点 1、①孔子说：“当政者运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极星，安居其所，而其他众星井然有序地 环绕 着它。” ②用道德来 引导 人民， 用礼教来整饬人民 ，人民就会有羞心而且归顺。 2、孔子主张道德教化，却忽视了刑法的作用。这一点从选文中“为政以德”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不难看出来。 【译文】 孔子说：“（周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孔子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⑤ 四川隆昌的牌坊是怎么来的啊
四川省隆昌县是中国的“古牌坊之乡”，现存有大小牌坊17座，遍布于隆昌城乡，其中13座呈念珠状由北向南一字排开。贯穿这13座牌坊的是长约一公里的千年巴蜀古驿道，这些牌坊是在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到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期间奉圣旨修建的，最久的距今已有500年历史，分为德政坊、节孝坊、功德坊、贞节坊、孝子坊、百寿坊等。树牌坊是古代王朝、官吏为宣扬其政治主张、道德伦理、整饬吏治、淳化民风的一种特有形式。 隆昌牌坊群内容广泛、记载详实，堪称为一部“立体的史书”，而且保存完整、造型精美、雕刻细致，是集哲学、历史、宗教、文学、美学、力学为一体的明清建筑精粹，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审美价值。这些牌坊都是由当地产的青石建造，最长的石柱高过10米，且为整块条石，500年前在没有大型运输机械和吊装设备的情况下，这些石柱是如何搬运、树立起来的，这又是如同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一般的谜。 据隆昌县志记载，古代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以来，隆昌县因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一直是商贾云集、文人辈出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官吏或当地颇有建树的名流，为了给后人留下「万古美名」或「扬善除恶」的理念，纷纷竖牌立坊。一些商人名儒也极力效仿，拿出金银立下一座座「孝道」、「善美」、「清廉」牌坊。 在明清年间，隆昌的孝子牌坊、功德牌坊、德政牌坊、百寿牌坊等个性突出的各式各类牌坊近 70座，其数量、规模、工艺、门类堪称中国之冠。 由于牌坊修造、雕刻、撰文都极其讲究，因此，牌坊的高、精、理更显突出位置。高，指牌坊要气势、并有高大胜人之感；精,是雕刻工艺精到、独特且用石讲究；理，是牌坊上刻写的文字颇具深邃的思想内涵、有高深的文化、生活哲理。 隆昌在古巴蜀也是川、陕、云等地的陆路通道的中心，俗称古驿道。因此，为了展现牌坊这一独特的文化，众多建牌立坊者便选择了在古驿道这必经之路。也正如此，时至今日古驿道上的牌坊群成了今日的牌坊文化走廊。如今的隆昌石牌坊，大多集中在县城南北二个地方，现存仅有十七座。为了将这中华珍贵历史实物妥善保存，去年，隆昌牌坊已被正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四川成都乘高速公路汽车，只要几个小时便抵达隆昌，隆昌如今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县城。 座座丈余高的石牌坊，多为四柱八门重檐建造。每座石牌坊的正门上面分别刻有不同的碑文。上下、左右两侧也分别刻有善长芳名、立坊年代以及象征「善」、「福」、「寿」等浮雕。 如座落在县城北面的节孝石牌坊，牌坊所表彰的是一名郭氏妇女，她二十三岁丧夫，为了让九泉之下的丈夫瞑目，她辛勤操劳，将两个儿子哺养成人。两个儿子不负母亲厚望，奋发读书，双双中举，在清朝道光十八年间（公元 1838年），县府将郭氏妇女为夫尽孝终身的事迹奏请朝廷获准，建郭氏节孝坊。 一座座牌坊，无论是孝子坊或是功德坊、节孝坊，上面镌刻着神形逼真的人物、花鸟等图案。每座牌坊左右方依照年代、人物辈份，阐述牌坊的典故和传说。这对于研究和了解明、清时代的巴蜀文化、民俗、经济，无疑是活史料。7座石牌坊有着 17个动人的故事。高大的牌坊，栩栩如生的雕像，在青石映衬下，令游客心潮起伏，恍若隔世。 目前，在中国其余省份，也偶见牌坊，但隆昌石牌坊群呈规模、分类别的出现，且建造工艺精致、寓意深远，这在全国是罕见的。隆昌牌坊群，使我们领略到中华智能光芒。它继续激励着后人，用勤劳的双手和凝聚的力量振兴中华。
⑥ 请教“整饬官箴”是什么意思
整饬：整改的意思。
箴：是以规戒为主题的一种文体。
官箴：封建社会对于官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所作的规戒。官员遵守官箴，清廉勤政，被称为不辱官箴，反之，则称为有玷官箴。官箴的规定，一方面使官员在做有违官箴的事时有所顾忌，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官员无视官箴的存在，挂羊头卖狗肉，在为政清廉的背后，干出一些有违官箴的勾当。官箴的形式很多，有皇帝亲自对官员进行的训诫；有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劝诫；也有官员在衙署的匾额、楹联上刻上自撰的官箴；还有在卧室案前以座右铭形式书写的自箴等等。
⑦ 有关品德的名言警句
廿O、天净沙六首
1． 源远流长图
欲求贤才栋梁，
天空陆地海洋。
半世东奔西忙，
今又远航，
路遥山高水长。
2． 老师匡焕学
德高鸿儒博学，
望重英雄豪杰。
天时地利人和，
用笔如魔，
令人拍案叫绝。
3． 王本成
敢说敢作敢为，
无怨无恨无悔。
狂风暴雨惊雷，
吐气扬眉，
天下舍我其谁？
4． 回澜阁
为国为家为民，
风吹日晒雨淋。
碧海蓝天白云，
日月星辰，
相伴一生追寻。
5． 管仲图
为人堂堂正正，
做事磊落光明。
汇集四方英雄，
师出有名，
天下任我纵横。
6． 逸仙图
胸怀万里世界，
放眼无限未来。
挥洒旷世奇才，
重上瑶台，
天地为之惊骇。
⑧ 袁世凯的整饬伦常令 尊孔令 祭孔令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 原文
整饬伦常令
临时大总统令：
民国肇造以来，年少轻躁之士，误认共和真理，以放恣为自由，以蔑伦为幸福．纲纪隳丧，流弊无穷。请讲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提倡天下，挽回薄俗等情。仁人之言，闻之感喟。本大总统深惟中华立国，以孝悌忠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盖共和国体，惟不以国家一姓之私产，而公诸全体之国民。至于人伦道之原，初无歧异。古人以上思利民，朋友善道为忠，原非局于君臣之际。自余七德，虽广狭有殊，而人群大纪，包举无遗。
自顷以来，人心浮动，于东西各国科学之精微未能通晓，而先醉心于物质文明，以破个人道德，缘饰哲学，比附名词，厚诬彼贤，私遂己过。抑知立国各有本末，岂能举吾国数千年之嘉言懿行，壹扫而空。前述八德，百姓与能，乃妄者以为不便于己，弃如弁髦，造作秀言，误人子弟，几欲化全国人民为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而后快。
孟子有言，去人伦无君子，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若任其自然不为别白，则五季之/荡无法纪，复见于今，必为人类所不容，环球所共弃。
言念及此，忧心如焚，为此申明诰诫，须知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社会伦理，凡属文明之国，靡不殊途同归，此八德者，乃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专制之规也。当此存亡绝续之际，固不必墨守旧说，拘拘于壹家之言，亦岂可侵轶范围，毁冠裳而随鳞甲。惟愿全国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其或倡作诐词，引人入阱，国有常刑，岂能宽纵。本大总统痛时局之阽危，怵纪纲之废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国势而在人心。苟人心有向善之机，即国本有底安之理。
凡我邦人父兄子弟敬而听之。
此令。尊孔令
大总统通令：
立国之本，在于政治；而政冶新旧之递嬗，恒视学说为转移。我中国之遵孔子，始于汉武帝之摈黜百氏，表章六经。自是，学说遂统于一遵。愿孔学博大，与世推移，以正君臣为小康，以天下为公为大同，其后历代人主，专取其小康学派，巩固君权，传疏诸家，变本加厉，而专制之威，能使举世学者不敢出其范围。
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学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祭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孔子生贵族专制时代，悯大通之不行，哀斯民之昏垫，乃退而祖述尧舜，删订六经。春秋拨乱之后，为升平、太平之世，礼于小康之上，进于大同共和之义，此其导源。远如颜、曾、思、孟，近如顾、黄、王诸儒，多能发明宗旨，择精语详，大义微言，久而益著，酝酿郁积，遂有今日民主之局。
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者。本大总统证以数千年之历史，中外学者之论说，盖灼然有以知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也。惟民国以人民为主体，非任其自由信仰，不足以证心理之同。前经国务院通电各省，征集多数国民祀孔意见，现在尚未复齐。
兹据尹昌衡电称：请令全国学校，仍行释奠之礼等语。所见极为正大，应俟各省壹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祝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值此被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本大总统维持人道，日夜兢兢。每子古今治乱之源，政学会通之故，反复研求，务得真理，以为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凡我国民同有责焉。
此令。康有为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中说: “中国人不敬天亦不 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
⑨ 道德对社会主体具有教化作用，道德教化有它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特点
古代中国以道德立国，此诚如学者王国维所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殷周制度论》)。也正因此，古人极为关注社会道德问题，甚至视之为国家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所以宋代苏轼在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时，说出了这样一番有名的话：“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道德教化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主流话题，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历史特点。一、“善政不如善教”在国家治理的宏观层面上，中国古代先哲认为道德教化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作用，孔子所谓的“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就表明了这种重教化的思想倾向。较之于政府的行政管理和刑罚的威逼高压，先哲以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道德教化起着更为持久而强大的主导作用。如管子就这样说道：“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管子·权修》)孟子则径直主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他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从文意可见，“善教”能得到人民的爱戴而不是敬畏，所以它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政治意义无疑也就更大了。其次，这也缘于先哲认为在道德和法律之间，前者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更为基本和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古代法家是主张“任力”而“不任德”的，即“德厚不足以止乱”。但儒家则是力主“任德不任力”的。孔子的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就充分显示了对“德、礼”的倚重，对“政、刑”的疑虑。孟子则接孔子余绪进而指出，以德更能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后儒循孔、孟遗意，大都鼓吹德治的效能。如《吕氏春秋·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以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汉儒王符也持相近的看法：“是故上圣不务治民事而务治民心……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务明其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潜夫论》)儒家所谓的德治即礼治，实亦即“教化”，“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不难看出，儒家是力主教化优先的，上引王符“乃教化之所致”之论，正明确表现了此种态度。由于后来儒家的显学化与官学化，这种重道德教化的立场也成为古代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儒家并不一概否认法律的意义和作用，但相对而言，儒家认为法是相对的，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盐铁论·申韩》)。法只是治之具而不能成为根本的依托，“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汉书》第90卷)。东汉崔寔还形象地形容法仅为治理乱世的“药石”：“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后汉书》第52卷)。文中“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之说，生动而意味深长地揭示了古代中国对道德教化的认知与期待。二、“四行举人”古代社会权力集中于政府，所以“善教”，亦即道德教化之职主要是由政府来承担的。古代政府推行道德教化的一大手段，就是将官职授给那些品行杰出的人。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优则仕”，对此通常的理解是学业有成，则加官晋爵。这当然不错，只是孔子所言说的“优”，可能也有道德上的含意，即仕的条件有二：智慧与卓越的品格，就如《礼记》所说的“选贤与能”。史称早在三代时就任官以德了。据清儒顾炎武的研究，“三代之始，民之秀者乃收之乡，序升之司徒而谓之士”(《日知录》)。西人李约瑟在其中国科技史的研究中，曾盛赞中国的文官制度，认为它是文化精英主义，尽收天下英才于政府之内。考之史实，这固然不错，只是这里的精英有双重含意，即为学和做人。在科举成制以前，人才的选择尤重社会的推荐和公选，一般是将那些操守卓越，有较好社会声望和口碑的人选入政府。如《册府元龟》所载，“汉以来士有立节守正，博闻稽古，持廉崇让，明经执法，英文焕发，至性内笃治，行尤异忠”的人，均赐以“荣官”。如西汉孝文帝时，于烈为光禄卿，他的儿子于登进入了后备官员的行列，于烈却上表请求废黜其子。孝文帝闻知后大为于烈的公心与谦让所感动，说：“此乃有识之言，不谓烈能辨此”。于是特别招见登，说：我今天要破个例了，你的父亲力行谦让，而有直士之风，所以我要将你封为太子身边的官。西汉元帝则发明“四行举人”。所谓“四行”，即4种道德品格，具体言之即“质朴、敦厚、逊让、有行义”。有此4种品格的人，就会受到举荐，有机会到政府中做官。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举人以德，蔚然成风。西汉名臣东方朔，早年为谋一职位，曾写过一篇自荐性的文章，内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捷若庆忌，廉若鲍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汉书·东方朔传》)。文中所谓“廉若”、“信若”，意思都是说道德品格多么的好。东方朔以此作筹码，看来当时谋取公职的条件之一就是道德因素，汉代的“举孝廉”也正是如此。所谓“孝廉”，就是孝敬父母以及行为举止清正廉洁。西汉名臣丙吉，病危之际皇帝来看他，并问什么人可以接替他的御史大夫的位置，丙吉推举陈万年，因为“太仆陈万年事后母孝，惇厚备于行止”(《汉书·丙吉传》)。后来陈万年果然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里“官孝子”所显示的，也无非是意在“表德”。在尚德的社会氛围中，品德有欠缺的人则会被清除出官吏队伍。《汉书》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何武想把老家的母亲接来同住，不巧碰到成帝驾崩，他担心路上有贼，就将计划暂缓执行。于是有人讥讽何武事亲不笃，孝行不好，哀帝闻知后也甚为不满，竟下令免了何武的官，并且颁布诏书说：“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四方”(《汉书·何武传》)。贤者在位，不肖者去职，这一用人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化，它以无言的行政措施向社会表明：美化你的德行，你或许就有机会厕身庙堂之上。此诚如明儒归有光所论：“天下之治系乎人臣之有德，而才不与焉。”(《震川先生集·别集》第1卷)总之，诸如“四行举人”一类的“奖善”措施，其所表扬的主要是古代社会所需要的德性与品格。如古代社会需要家庭的稳固、需要养老、需要勤劳耕作，故“孝悌力田”一直作为一大德目受到夸赞和嘉奖。汉高祖重“孝悌力田”，汉成帝也“赐孝悌力田爵二级”。“奖善”的目的在于彰善扬德，所以对于那些有品节、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政府也会隆重地予以表扬。因为“夫贤者国之纪，人之望也。是故有方之士，天下楷模”(《册府元龟》)。古代“奖善”的方法五花八门，一般有诏令嘉奖、封爵号、赐予物品、晋升官爵、免赋役等。如西汉元凤元年，昭帝下令赐郡国有品节者50匹，而对那些“修孝悌”之行、在乡里有广泛影响的人，则要求郡县在正月酌给“羊酒”。西汉元始二年，平帝下诏赞扬公孙弘，赐其做官的子孙，“爵内侯，食邑三百户”。魏晋时李密，父早亡，母改嫁他人，与祖母相依为命。晋武帝征他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李上《陈情表》，痛陈要孝养祖母之情状，难以成行赴任。史称帝览表大为感动，“嘉其诚，赐奴婢二人，下郡县供养其祖母”。三国时的杨弘，3岁丧父，养母数十年，母活到93岁过世，时年弘75岁。史称他悲痛异常，“哀毁过礼”。魏武帝为“树其纯孝”，为天下立榜样，准许免去他一家劳役租赋，还给他一个“散员”的称号。另外，“旌表”也是历代王朝经常采用的一种表扬有德的做法。“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导迪民彝之具，使人审所趋向而乐于为善……旌褒者，非我国家导迪之具乎。”(《册府元龟·旌表》)所谓“导迪民彝”，即激扬风化，敦率人伦。旌表的一般做法是“旌其门闾”，即在受表彰者的大门上留下特殊的标记，如挂上匾额，或者是树起牌坊等，以示嘉奖。古代“奖善”的内容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但表扬有德的做法本身，还是值得今人思考的，因为良好的社会风尚必须政府花大力去建设，它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三、“承流宣化”除朝廷外，地方官也扮演了道德教化的重要角色。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实行精英治理，官员大都是社会上的杰出者，故而他们不仅是权力的象征，也是知识与品德的表率，自然也就肩负了教育民众的责任。汉儒董仲舒的“宣化”之说，可谓真切地揭示了古代官员的道德教化义务：“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汉书·董仲舒传》)。汉儒贾谊则认为，移风易俗并非是“俗吏”所能为的，而是英俊之士才可担当的重任，“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汉书·贾谊传》)。文意虽不无恃才傲物之嫌，但以教化天下为官员大任的态度还是十分明了的。可能受孟子“仁政”思想中“为民父母”观念的影响，后世的“英俊”，不仅在道义上自觉地教民礼义，而且在责任上也有这种义务，因为为官一方，即是“为民父母”，理应“使天下回心乡道”。汉代酷吏严延年母亲对延年的一番呵斥，就很能说明问题：“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仁爱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顾乘刑罚，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汉书·严延年传》)。严母这席话也表明，“为民父母”应有“仁爱教化”，这在古代已是妇孺皆知的了。汉代地方的郡守权力很大，史称“重于诸侯”。汉代的郡守尤为重视“教化”。如东汉李膺，“出补蜀郡太守，修庠序，设条教，明法令，恩威并行，蜀之珍玩不入于门，益州纪其政化”(《后汉书·李膺传》)。又如韩延寿为官，“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举行丧让财，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汉书》第76卷)。他任颍川太守时，就厉行“教化”。原来当时颍川一带，民风剽悍，小有利害，即冤冤相报，衍为冲突，化为仇敌。韩延寿欲改变这种凶暴的民风，就特别推行“敬让”之道，想让他们学会礼让，但又担心老百姓不听。于是他想办法将当地数十位德高望重的长者请来，设宴款待，他亲自作陪，执礼相敬，还向他们请教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民的疾苦，并乘机向诸老宣讲和睦亲爱的好处，以及消除仇恨的方法。诸老都以为很好，他的方法也可行，“因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延寿于是令文学校官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嫁娶礼，百姓遵用其教”(《汉书》第76卷)。由于延寿的努力，颍川的风俗为之一变。后来黄霸为官颍川时，继续推进。他一是选择一些品性较好的人为吏，再加上府县学生，让他们广泛宣传政府的政策，以使老百姓家喻户晓。二是下令邮亭之吏养鸡养猪，“以赡鳏寡贫穷者”。把这两件事办好了，然后他再推行道德教化。史称他“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于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黄霸的教化工作非常细密，常涉及柴米油盐之类的俗务，而且“教令”都传入了“闺阁”(《汉书·黄霸传》)。在韩延寿和黄霸两任郡守的努力下，结果这里“教化大行”，成为文明礼仪之乡。道德教化之力，由此可见一斑。历史上重道德教化的郡守，自然远不止上述几位，东汉的秦彭也颇为典型。他为山阳太守时，很重视礼仪之教。史称他“以礼训人，不任刑罚，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年春秋行飨、射之礼时，他都注重“修升降揖让之仪”。凡在教化方面做得好的，他升之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劝勉之”。属吏有过错，只是罢遣而已，并不多加指责。所以“百姓怀爱，莫有欺犯”(《后汉书·秦彭传》)。东汉仇览，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堪称模范。他任蒲亭长时，在农事之余，办学授徒。村民有丧事，他尽力相助，又赈恤穷寡，“期年称大化”。他在任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乡民陈元与寡母合居，母亲呈堂告他不孝。仇读罢状纸很惊讶，说：前几天刚到你家去过，见房屋修整，又“耕耘以时”，你儿子不像个坏人呀，肯定是我“教化未及至耳”。你守寡养孤，苦了一辈子，怎么能一时气愤而将儿子告上法庭，使他背上不孝的恶名呢？“母闻感悔，涕泣而去。览乃亲到元家，与其母子饮。因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卒成孝子。乡邑为之谚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鳲枭哺所生。”仇览的教化，不仅感化了一家，也陶冶了一乡，果然是移风易俗了。东汉任延在道德教化方面，也很杰出。他曾为九真太守，而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氏到任后，教民耕作，实即使当地人民进入农业文明。当初，当地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任氏于是移书属县，下令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才可以“年齿相配”。任氏的努力使婚姻有序，人口也快速增殖，九真人民十分感激他，“民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史称他推动了华夏文明的南传，即“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另一人指汉中锡光)”(《后汉书·任延传》)。中国古代一直有华夷之辨，而华夏文明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故到边关任职的官员，在实施华夏礼仪治理的同时，也就传播了中华文明。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种教化，即以文明代替野蛮。后世的“吏治”也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如王阳明堪称典型。王阳明为明代著名哲学家，也是一代心学大师，从其文集中可见，他在江西为官时，十分留意社会的道德教化。他专门写有《兴举社学牌》(《王阳明全集》第16卷)，要求家长教育好子弟，“务在隆师重道，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对于民风民俗，王阳明也非常注意予以整饬，以期人们“朝夕聚合，考德问业”。在《十家牌法告喻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他就指出：我奉命在此任职，宗旨是“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王阳明全集》第16卷)。因此他希望“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王阳明全集》第18卷)。在《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一文中，王阳明更显得苦口婆心：“告谕父老子弟，今兵荒之余，困苦良甚，其各休养生息，相勉于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从，长惠幼顺，勤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故吾言恳于此，吾愧无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听吾言，各训戒其子弟”(《王阳明全集》第16卷)。文中的语气之恳切而近于祈求，可见王阳明对乡里教化的倾心；而内中“德政”云云，则表明移风易俗的教化是古代官吏为政的一种理想性的追求。先人重视乡村社区的道德自治的做法，在今天仍是值得借鉴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官员的做法固有差异，但在其辖区内努力推行道德教化，构建道德文明则是一致的。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古代官吏固然也有守土安民以及完粮完赋的任务，但移风易俗，宣扬道义，文明一方，也是其职责所在。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历久弥坚，之所以生生不息，之所以广被天南海北，与古代“循吏”的前赴后继地着意推行文明教化，也是密不可分的。
⑩ 结合自身经历谈谈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哪个更重要
一、道德修养的含义
什么叫修养？从词义上看，“修”是指整治、提高，“养”是指培养、陶冶。所谓“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就是这个意思。“修养”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概念，可用来表示人们思想意识方面的陶冶，德行举止方面的整饬，理论知识、工艺技能的造就，等等。所谓道德修养，是指人们为了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而进行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教育的过程和功夫。
如果说道德教育是道德内化为良心和品质的外在要素，那么，道德修养就是道德内化为良心和品质的内在要素。道德修养主要是指行为者的自我分析、自我教育、自我陶冶以及由此而达到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境界。道德修养是道德品质形成和道德人格塑造的重要途径。道德修养是道德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提高自我道德素养，铸造理想的道德人格，培养优秀的道德个性的必由之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教养是有教养的人的第二个太阳。”道德修养是一个人自我品质锻炼和人格升华的阶梯。
道德修养的实质是作为修养者的个体对自我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自觉地开展斗争的过程，尤其表现为个体的道德理性对其本能情欲的斗争过程。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自觉地以理导欲，解决理欲矛盾。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抹杀、消灭自然情欲，而是要以道德理性驾驭自然情欲，使自然情欲得到升华和超越，使理性的自我对感性的自我、理想的自我对现实的自我进行合理调节和控制。道德修养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推动个体实现从“自然人”向“道德人”转化，鼓舞个体不断地超越自我，完善自己的人格，实现个人和社会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人的道德品质的善恶优劣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养成的。人的道德品质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社会性和可变性。一个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向善向恶的能力也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与个人的自我道德修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自己的主观努力，要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不可能的。在社会主义道德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有些人的出身、学历、经历和所处的环境大致相同，但有的人进步很快，道德品质高尚；而有的人却进步很慢，缺乏起码的道德品质，甚至颓废、堕落，究其原因，往往与他们个人的主观努力和自我修养分不开。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必定是一个自觉进行道德修养的人。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中，有着重视个人道德修养的优良传统。古人把修身、养性看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不仅自己身体力行，重视道德修养，而且要求人们每天问一下自己：“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号召人们重视“公德”和“私德”的修养，“建筑人格长城”。今天，我们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因此，更应注重道德修养，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二、道德修养的方法
在伦理思想史上，许多伦理思想家都曾探讨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有的甚至还亲身进行过实验。在中国古代，人们尤其重视道德修养的研究，许多思想家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道德修养方法，概括起来，大体上就是学、思、行三条。所谓“学”，就是学习和掌握道德知识。孔子要求他的弟子要“学而时习之”，在他看来“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也就是说，如果不学习，那么，率直就成了尖刻，勇敢会变成犯上作乱，刚强就会变成狂妄。因此，他主张通过学习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所谓“思”，就是反省、思考自己的道德言行。孔子认为“学而不思则惘”，也就是说，学了之后，不加思考，就会迷惘不解。孟子主张“存心”、“寡欲”、“养气”。所谓“行”，就是践履、运用道德知识。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至矣”。这些道德修养的方法，虽然有某些积极、合理的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大都是唯心的、形式化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片面夸大了主观的作用，以为只要保持抽象的“善良之心”，就可以改变现实、改变社会和改变自己，因而是虚妄的。
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伦理学家道德修养中的有价值的东西，并加以改造，使之纳入科学的道德修养体系，可以使道德修养不是成为以往伦理学家所说的闭门思过，修心养性，而是成为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因此，道德修养不能脱离社会实践，而是要在实践中，自觉地进行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的修养与锻炼。道德修养主要掌握以下几种方法：
1、学思结合。学习和掌握一定的道德知识是形成道德品质的前提。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出于有知，知识是一切德行之母。道德修养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学习和掌握各种道德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并对各种所学的道德知识和人生哲理予以深入思考，这样才能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培养趋善避恶的道德意向和情感，从而择善而为。道德修养的过程不仅是掌握道德知识的过程，也是同各种落后、错误的道德观念相斗争的过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由于种种原因，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都会受落后、错误、腐朽道德思想的侵蚀和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掌握正确道德知识的同时，认真开展自我批评，不文过饰非，要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解剖自己，像“洗脸”和“扫地”一样，经常打扫和清除自己身上的不良习惯和灰尘，不断抵制和消除外在各种诱惑的侵蚀，保持清醒的思想。
道德修养中，学习道德知识、道德典范和他人的道德经验是非常必要的。事实表明，一个人文明和高尚与否，与他的知识、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粗俗、野蛮、不讲道理，往往同愚昧无知、不学无术有不解之缘。在道德生活中，道德之知不仅是道德行为的先导，而且对整个道德行为起指导作用。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德性”，我国古代儒家把“尊德性”与“道问学”联在一起，强调“格物致知”在道德修养中的基础地位，皮亚杰强调道德认知对于道德自律的意义等，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看到了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外，道德之知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不只是见之于书本，而且见之于他人的示范式的行为。所以，在学习道德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学习道德典范和他人的道德经验。学习中，必须结合自身的道德经验，进行理性思考，以理解和把握道德必然，使学习所得发生内在性的主体转化和升华。
提问：“德性即知识”如何理解？
2、慎独。“慎独”一词出于《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就是小心谨慎、随时戒备：“独”就是独处，独自行事。意思是说，做人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因而，品行高尚的人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总是非常谨慎的，在别人听不到的情况下，也总是十分警惕的。最隐蔽的东西最能反映出人的品质，最微小的东西最能显示人的灵魂。所以，品行高尚的人，当他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总是非常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慎独”作为修养方法，就是强调在没有外在监督的情况下始终不渝地、更加小心地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自觉按道德要求行事，不会由于无人监督而肆意妄行。其特点在于强调要从“微”处和“隐”处下功夫。一方面，“不因小善而不为，不因小过而为之”，防微杜渐，避免出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情况；另一方面，在那些人们不注意或注意不到的地方严格要求自己，按道德行事。慎独虽然着眼于“隐”和“微”，但却能因小见大，因微见著。一般说来，在众目睽睽之下，除那些恶行昭彰的人外，人们一般会注意检点自己的言行，但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做了坏事也不可能有人知道的情况下，不少人会对自己的要求有所放松，甚至肆无忌惮。慎独的修养方法，诉诸人们高度的道德觉悟和自觉精神，因此，能够做到“慎独”，表明道德修养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坚持“慎独”则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道德修养方法。正是这种修养方法，使修养者成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正具有自律精神的有德之人。能够很好地实践慎独的修养方法，就能锻炼人们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自我主宰精神，真正使道德修养成为为我的而不是为人的，从而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
讲道德修养，一定要“慎独”，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人离开了“慎独”，也就无所谓道德修养。每个具有起码道德觉悟的人，都要“慎独”，坚决纠正和克服表里不一、“双重人格”的现象，同违背道德的缺德行为展开坚决斗争。
我们知道，社会道德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对人们的行为起监督和指导作用的。一般地说，当一个人的行为处在社会集体众目睽睽的监督下，有“社会舆论”起作用，他就会比较注意自己的外在行为的道德修养。但是，当一个人在独立进行职业活动时，他的行为为他人、集体所“不睹”、“不闻”、“莫见”、“莫显”，没有“社会舆论”的监督，可能“永远”不会为人们所察觉，这时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就更加重要，也更加不易，完全要依靠个人的“内心信念”和自觉性。愈是在这种情况下，愈要求一个人自珍自爱，用社会主义道德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好自为之。如果不注意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不养成“慎独”的品质，在自己内心深处有不可告人的“隐私”，天长日久，益发滋长，必然害己又害人，对他人、社会和集体的利益造成严重危害。
一个人应该怎样进行“慎独”？实践告诉我们，讲“慎独”，首先要在“隐蔽”处下功夫，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是一个人锻炼自己的道德品格的重要场所。中国战国时期的进步思想家屈原在《橘颂》中说：“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所言：隔墙有耳；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要做到“慎独”，还要注意从一点一滴的“微小”事情做起。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积小善而成大德。进行师德修养，要从小处起步，防微杜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慎独”是道德修养的极高境界，要做到是极不容易的，需经过一个由不自觉到完全自觉的过程。苏霍姆林斯基说：“一个人能进行自省，面对自己的良心进行自白，这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一个道德品行高尚的人，应当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向“慎独”的道德境界迈进。
3、省察克治。省察，就是通过反复检查以发现和找出自己思想中的不良念头和行为上的不良习惯。克治，便是克服和整治，即去掉所发现的那些不良念头和习惯。省察克治构成了道德修养的认识前提，它是道德主体自觉地弃恶从善的一种愿望和冲动，离开了这个愿望和冲动，道德修养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方法是针对“恶”的，是从“抑恶”的角度提出并用于改变“恶”的品行的。我们要在掌握道德知识的同时，认真开展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解剖自己，像“洗脸”和“扫地”一样，经常打扫和清洁自己身上的不良念头和习惯，不断抵制和消除外在各种诱惑的侵蚀，保持良好的品行。这不仅适用于那些误入歧途、陷入堕落之中的人，也适用于一般人。事实证明，一个人要完善其德行，必须在“省察克治”上下功夫。
4、积善成德。所谓“积善”，就是积累善行，使之连成一体，进而巩固、强化、扩张、升华，逐渐凝结成优良的品德。个体某种善行和善德的幼芽，需要精心地保持、培植和发扬，使其不断积累壮大，由一时的善行变成长久稳固的善德，由小善变成大善，由小德变成大德。这一修养方法与“省察克治”重在改过迁善不同，它着眼于“善”的培养和涵育。个体按照这种方法来修养，既可以长养其善德或美德，又可以防止其德性的退化。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人格，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养成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积善过程。只有不弃小善，才能积成大善；只有广积众善，才能养成高尚的德性。平时不检点，不积善，有朝一日碰上一个紧要关头时，是根本不可能义以为上、挺身而出的。
5、身体力行。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认为，道德修养“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要使道德修养达到目标，“功夫全在行上”。由于道德修养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过程，无论是开展自我批评，还是努力做到“慎独”，都依赖于道德主体的“自觉”，自觉性是道德修养的关键环节。只有建立在自觉性的基础之上，道德主体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利用各种机会培养自己良好的道德品质。